行政决策机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行政决策机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行政决策机制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D630；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7）03-0013-02
推进基层政府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等相关基础性保障制度，是保证基层政府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重要手段，是检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各基层政府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有关规定，探索建立了相应的具体制度，实现了从“运动型决策”到“制度型决策”的转变，推动了基层政府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进程。然而，整体形势还不容乐观。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的相关制度方面从上至下都是空白，有的政府即便出台了相关规定，也是照抄照搬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脱离地方实际，可操作性差，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我们建议大力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合法性查机制，建立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和跟踪评估等具体制度，助推基层政府重大决策迈向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轨道。
一、合法性审查机制
基层政府首先要制定“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定”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合法性审查和备案规定”，为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件必审、有件必备、有错必纠”的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由各级政府法制办承担具体的合法性审查工作，包括政府规范性文件、常务会议纪要和重大行政合同在内的政府文件等。严格按照“先审查、后审议”的原则，在会议集体审议决定或者主管领导签署之前，重大行政决策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一律由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上会研究、不得签署。此外，建议基层政府逐步探索建立重大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公众建议审查制度，加强对重大决策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外部监督，以提高决策质量与认可度。
二、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一是要改变过去那种不考虑成本、不关注效益的观念，尤其是决策机关（或决策者）更要确立正确的成本效益观。二是建立独立的决策成本效益分析机构。可在各级政府法制办设立专业成本效益分析的单独部门，以实现审查与监督职能的有机整合。三是强化相关人员的业务素质培训。既要组织专门人员对成本效益分析必备内容模块的学习，让其充分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提高业务水平，还要组织政府机构的非该机构人员参加学习，让其充分了解决策成本效益分析的必要性和科学性，以增强社会基础。四是加强政府决策成本效益分析制度理论研究。目前我国尚缺乏成本效益评估的理论支撑，尤其在具体数据和分析模型理论方面极度匮乏。因此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政府决策的绩效分析提供智力支持。
三、风险评估制度
政府制定重大政策是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百姓幸福安康的大事，因此建立事先的（包括法律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风险等）风险评估制度确有必要。虽然从表面上看，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已经渐次形成但究其实质，其法治化状态却不容乐观。我们认为，优化基层政府的重大决策风险评估制度，一是提高对风险评估制度的认识。要改变过去在评估工作中因唯GDP而导致的避重就轻现象，要深刻地认识到该制度设置的降低决策失误风险、避免不必要损失的重要价值，真正将其纳入法治政府建设的议事日程。二是科学界定评估对象。基层政府的重大决策的评估对象多集中于征地拆迁、农民负担、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公益事业等重大领域的事项，必须要明确评估对象的内容和重点，避免整齐划一的形式主义。三是完善评估程序。在进一步规范和落实“五步工作法”的基础上，注重在重大决策作出之前或过程中的评估工作，并形成动态评估机制，注意加强评估后的动态追踪监测。四是科学设置评估指标体系。当前的评估指标体系过于笼统，无法真正发挥评估的效力。五是重视评估制度的配套建设。加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培育和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实现广泛的外部约束；理顺风险评估制度的组织领导体制，确保有序的组织管理；推行风险评估的责任追究倒查机制，建立有力的内部监督；加强风险评估制度的法制建设，筑起稳固的制度屏障。
四、结果公开制度
政府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的结果公开制度，也即建立广泛的公众参与制度。实践中，基层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相当薄弱。对此，一是应当适当延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期限，扩大意见征求范围，以便更加科学的平衡规范性文件制定质量、民主性要求与制定效率之间的关系；二是应当明确规定多种形式的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和渠道，解决征求意见方式单一、公众知悉渠道少、征求意见效果差的问题。对于涉及地区经济社会全局规划与长期发展，涉及社会公众普遍关切和利益诉求的重大行政决策，发动公众参与、实现结果公开同样意义重大，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对此，一是完善本地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定，明确公众参与政治诉求的具体权利范围和参与方式，为其提供法律依据，让公众参与理性化、规范化、有序化；二是探索第三方民意机构参与利益协调的模式，由重大行政决策的利益相关人组成“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参与到立项设计的阶段，以“征集民意、协调矛盾、监督评价”为工作宗旨，有力规避官员“拍脑袋”的决策风险；三是探索建立“参与式预算”模式，让社会公众能够亲身参与决定部分（或全部）的可支配预算或公共资源，以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激励行政体制的改革和监督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消弭官民之间的区隔与矛盾。
五、轨迹监控制度
所谓“轨迹”监控制度是指，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各环节的程序、过程及结果同步进行“轨迹记录”，除依法不予公开的事项之外，全部依法予以公开并接受监督的制度。具体而言，建立轨迹监控制度，一是决策轨迹监控上，建立决策议题事先征集及筛选情况原始记录和附件、会议讨论过程记录文本、会议纪要原始文本，以及第三方的合法性、科学性评估报告等综合性台账，全程“轨迹化”记录决策的程序、过程和结果；二是执行轨迹监控上，建立行政审批实时登记、运行跟踪、结果反馈等制度，行政处罚事实公开、依据公开、结果公开制度，“三重一大”事项实施过程按照程序同步公开制度；三是监督轨迹上，推行同级纪检监察组织负责人参与重大行政决策事前酝酿记录制度和决策同步监督记录制度、同级纪检监察组织人员对决策事项执行同步监督记录、同级纪检监察组织对重点岗位人员定期谈话记录等制度，以及向上级纪检监察组织汇报监督结果的制度，以促进监督主体依法全面履行监督职责。
行政决策机制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现存问题；解决策略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承担着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重任，其财政拨款是其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因此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显得尤为重要。财政体制改革以后，会计核算中心的建立有效提升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水平，然而因诸多因素影响，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上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现存问题
1、财务管理履行职能较差。我国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财务管理上的影响也始终未能消除。许多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等职能不清，职责不明，针对财务管理认识有待加强，财务管理仍然是粗放型管理，财务制度也有待完善。许多单位财务管理无法有效发挥作用，仍然是领导实现掌控资金，财务人员只负责记账、算账和报账的传统工作模式。
2、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承担着政府行政职责，因此无法实现完全市场化管理，导致部门预算有失规范，经费使用不够合作，费用支出没有计划定额或者未能有效执行。而财务部门在财务管理上大都为事后进行核算，事前预测以及使用控制严重不足，相关经费考核也大都流于表面，导致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3、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欠缺。许多单位还未形成完整的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会计、出纳职责不清，工作交叉，管理混乱，未能形成监督机制；会计岗位设置不够合理，兼岗现象普遍存在，许多无法相容的职务没有分离，出现出纳兼管记账，现金兼管档案等情况；部分单位财会人员在权利和经济利益面前毫无原则，只是根据领导意图工作，违规操作违法执行等情况时有发生；针对财会管理缺乏有效地监督考核体系，造成财务人员压力小、责任心差；部分单位在物资管理上存在漏洞，针对资金支出、报销凭证审核等也管理不严。
4、经费预算计划执行不足。做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预算是关键，其相关财务收支都应根据预算严格执行。然而现实当中因各种因素影响，经常出现预算不精确，预算内容不周全，无法体现单位财务收支整体状况以及目前的工作重点内容。的全貌和体现事业 单位的工作重点；在经费使用方面也无法有效控制，领导签字立即予以报销，针对预算执行较差。
5、年终财务结算决算混乱。事业单位的年终财务结算决算是在整个会计核算的关键环节，要对上年度财务状况进行清理结账，编制上报年度决算报表，确保真实、准确而完整地总结当年整体工作。然而实际工作当中，部分单位财务清理结算不够及时，存在许多跨年的往来账目款项，责任不清管理混乱，造成许多呆账坏账以及历史问题出现。
6、财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有些单位的财务人员未受过专业教育，业务能力差，综合素质不高，无法有效履行财务管理人员职责，实际工作中只是盲目根据领导指示工作，无法实现财务独立，各类经济活动也无法从会计记录里加以体现，财务信息失真现象较多，财务舞弊现象时有发生，给财务核算工作质量带来许多不良影响。
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解决策略
1、提高财务内部控制意识。要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领导和职工的财务内部控制意识，让他们认识到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工作的重要性。可以通过培训学习，让领导职工加强思想认识，明确部门工作职责，实际工作中要落实内部控制责任，与部门负责人签订责任状，设立奖罚激励机制，切实调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把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落实到位，让单位全体人员都参与到内部控制工作中来。
2、提升财政资金利用效益。单位要对预算编制及其批复进行细化管理，形成完备的预算支出标准，加强预算编制管理，从而规范预算工作，形成科学规范的预算管理体制，从而在根本上保证预算的有效执行；要对专项资金做好严格管理，切实实现专款专用和专项管理的要求；要严重审计原始凭证，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不予报账；严格按照财务程序进行权限审批，真正实现财务独立要求。
3、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首先要形成科学合理的内部控制机制。对相关部门的职责范围、性质、权限给予规范，科学进行工作分工，落实岗位责任原则。把单位内无法相容的职责岗位明确分离，做到职责明确，管理科学。通过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和约束会计核算工作真正做到真实、有效、合理，相关职能部门间要形成制约监督机制，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其次，要形成内部核查制度。保证单位资金收入的合法与完整，相关职能部门的项目支出科学效益，内部财务管理制度科学合理，重大经济事项落实情况等。
4、完善预算开支控制制度。要严格根据预算执行开支控制，具体而言，针对岗位分工控制方面，要坚决把无法相容岗位分离开来；针对授权批准控制方面，要严格按照授权权限范围，对于重大会计事项要做好集体审批；针对会计系统控制方面，根据单位实际制定相关责任制度；针对财产清查控制方面，开展定期盘点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等；针对内部报告控制方面，要求能够整体体现经济运行情况；针对电子信息技术控制方面，要求有效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避免人为失误；此外，要求内部审计部门还要做好审计评价，查找问题改进策略。
5、规范单位年终决算报表。要切实保证单位年终清理结算以及财务决算报表的真实规范完整，首先要在严格单位内部的财物管理制度，明确相关责任，认真记录账簿，建立会计基础数据档案。其次要严格根据财务制度规定进行工作，在年终结账以前要针对各类往来账目款项做好分类清理工作，并做好分类处理，确保年度决算报表真实准确。
6、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财务人员素质高低直接决定了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工作的好坏，同时也实现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创新的基础前提。因此，行政事业单位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不断组织培训学习，深入开展业务交流，加强财会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提高沟通协调能力，处理财务管理事务，提高财务人员综合素质。
三、结语
总之，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关系到财务资金能否安全有效、财务核算能否切实有效、财政目标能否真正现实的重要保证，也是有效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水平，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要结合行政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现存问题，不断总结新经验适应新形势，逐步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作者单位：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审计局）
参考文献：
[1]王爱珍.浅议事业单位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中国外资，2011（02）.
行政决策机制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问题；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3-000-01
前言
随着我国各项经济事业的快速发展，行政事业单位在社会中的地位显得越加重要，但是实际生活中行政事业单位在内部控制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一方面影响了事业单位处理事务的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基于这种现状笔者将为读者详细介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问题，同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在对于行政事业单位提出解决措施之前，研究人员首先必须对于内部控制问题熟悉，只有这样才可以提出合理而有效的策略。
1.高层领导对于内部控制意识比较淡薄
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高层领导的控制意识对于整个单位进行高效运转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高层领导的内部控制意识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例如说对于内部控制的重视度明显不高，心理上对其采取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同时对于行政事业单位重要部门财务部会计工作没有一种高度监察和监督的态度，会计工作在很多情况下充当着出钱纸片的角色，没有对具体工作进行认真核查，在财务部出入的各个项目经费直接交由部门总管处理，没有对其来龙去脉进行详细了解等，这一切都会对行政事业单位正常高效运转产生影响。
2.财务会计基础薄弱以及制度建设不健全
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财务部门是非常重要的部门，但是从现实实际中看，研究人员发现在财务部门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说财务部门人员对于岗位责权意识没有明确概念，在工作时几乎只是执行任务，并没有对于财务支出和收入情况进行认真了解。同时在财务部门里有很多小分支，由此产生很多相关财务制度，在这些制度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在有些小地区的财务制度仅只有几句话，或者制度文字不明确，或者这些制度没有随着社会现实的改变及时更新。
3.会计核算工作不科学
在财务部门中会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钱财的收支都是出于会计之手，但现实生活中会计财务之所以会出现失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会计的核算工作存在问题，例如说财务核算过程不科学，对于固定资产管理混乱以及手续办理缺乏凭证，会计工作记录不明确和记录数字不精确，这一切问题都将导致财务出现问题。
4.已存内部控制方法体系不完善以及业务流程不合理
在行政事业内部来说，各项工作流程管理和高层控制方法是其进行高效运用的关键，但是现实实际中在这两项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说授权审批这一个重要权利在实际中不仅是高层的事 ，经常会因为临时事件下级替上级进行审批，同时在其中岗位问题出现过于多余，兼岗现象频繁等，在流程方面本应该有的程序在现实中因各种时间地区问题给大大减少，导致整个流程出现不合理和不科学的现状。
基于上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存在的问题，笔者在下文中将为读者提出相应解决策略。
二、行政事业内部控制问题解决策略研究
1.增强管理者内控意识
上文已经提及到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高层进行内控意识不足，因而要想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管理者必须要有这种控制意识。具体说来例如增强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强化自己做事自己负责的工作意识，同时财务部门应该和其他部门一起进行沟通交流，定期开设研讨班，创建内部控制环境，从而培养各级领导者以及具体职员的责任意识，从而增加行政事业内部控制建设。
2.加强会计基础性工作以及发挥财务部门的作用
在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很大程度上对于财务收支具体来源没有很清楚的了解和记录，同时应该有的流程也会因为临时情况进行筛减，这一系列失误性工作给事业单位进行最终核算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而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增强会计基础性工作，对于会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会计基础性工作的熟悉和责任感的加强，同时增加对员工的奖罚工作，作为激励其严守岗位的保证。
3.规范内部行为以及完善预算制度
在进行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管理中应该有一整套规范内部人员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对相关部门预算、财务收支、采购物品等制定规范，这样就可以使得每位工作人员清楚自己的职权，制定例如《非盈利性组织内部控制指引》政策，同时建立健全事业单位内部的预算制度，对预算进行准确估算对于财务的支出有非常清晰的缘由和记录，这两个方面的增强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控起了作用。
4.增强程序的严格性和合理性
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处理事务在现实中很多都忽略了严格的程序，这样就会影响整个事件的正确度，因此在单位中应该遵循初审、复审以及汇审的严格程序，对于比较重大事件来说，还应该经过上级政府批准通过，减少程序的随意性，增大事件的精确性，对于程序问题还应该建设奖罚制度进行核查和监督，只有这样才可以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从而提高处理事件的效率。
5.充分发挥审计部门作用，从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审计部门是一个具有监察和保障的部门，它的功能就如同单位中的财务部门一样，是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部控制的关键，任何合理科学的制度都需要一定部门和制度进行定期监察，将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联合起来，从而为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完善提供强大动力。
在上文中笔者主要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中心，提出了有关会计基础性工作的加强，增强处理事件程序的严格度与合理性等解决策略，对现实中问题有一定的效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主要集中在财务部门中，基于这种现状，笔者为读者详细介绍了五种具有系统性的解决策略，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作用。
参考文献：
[1]白雪迪，张庆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问题与建议[J].中国内部审计，2013（08）：35-37.
[2]阮月梅.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解读与操作指南[J].会计师，2013（10）：112-114.
行政决策机制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银行异质性；货币政策；信贷决策；城市商业银行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1-0067-08
一、引言
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中小银行呈现出“长期互动”和“共同监督”的特征（Banerjee等，1994）。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业出现了並购集中的浪潮，但中小银行仍然凭借在解决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的“小银行优势”（Berger和Udell，1995），通过关系型借贷，降低了中小企业借贷成本，成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Petersen和Rajan，1994）。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和完善以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主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根本出路（林毅夫、李永军，2001）。作为中小银行的主体，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正是伴随着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群体的成长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城商行资产总额由1.97万亿元增加到7.85万亿元，市场占有率由5.2%升至8.3%，不良贷款率由7.73%下降到0.91%。截止2009年末，全国城商行各项贷款中有27.3%发放给了小企业，远高于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8.5%和12.3%的水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国际金融环境和金融监管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银行资本水平、风险控制和信贷决策等微观行为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进而影响宏观经济，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城商行在资产规模、资本水平、风险偏好、流动性等方面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信贷决策？这些异质性特征，是否会缓解货币政策变化对城商行信贷供给的冲击等一系列问题，还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对上述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在理论上加深我们对城商行微观行为的认识，还能为监管机构提高现有监管机制的针对性，进一步发挥城商行在化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上的作用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基本上分为货币观和信贷观两种。其中，货币观强调货币政策的实施要以能够有效调控货币供给量为基础；而信贷观则强调货币政策可以直接影响银行的贷款供给，进而有效调节私人部门的信贷可得性。Bernanke和Gertler（1995）借鉴均衡信贷配额理论，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进一步区分为银行借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由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更多的实证研究关注了银行借贷渠道。Kashyap和Stein（1995，2000）实证检验了银行在资产规模和流动性方面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其应对货币政策变换的反应能力。结果表明，流动性相对不足的小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对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反应更为强烈。
随着以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资本充足监管制度的逐渐建立，人们开始关注银行资本水平的差异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即货币传导的银行资本渠道（bank capital channel）。Kishan和Opiela（2000）利用1980-1995年美国银行业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也发现资本水平较低的银行在紧缩货币时期倾向于减少贷款。Borio和Zhu（2008）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强制的最低资本要求会增加银行成本，特别是外部筹资成本，形成资本门限效应（capital threshold effect），影响银行信贷扩张能力。特别是在货币政策冲击下，银行为满足最低资本要求不得不减少信贷供给。他们进一步指出，资本要求提高了银行风险敏感度，将长期影响银行经营管理所形成的资本管理框架，即资本框架效应（capital framework effect）。
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意识到以往对银行借贷渠道和资本渠道的研究，忽视了资本框架效应对银行风险识别和定价行为的影响，进而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不足。Dell’Ariccia和Marquez（2006）的研究发现，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会降低银行的边际利润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放松银行的风险预算，引发竞争加剧和信贷扩张，其结果是银行降低了贷款标准，提高了其风险资产比率。Borio和Zhu（2008）则将这种扩张性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提升的关系称之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risk-taking channel）。随着对危机认识的不断深入，更多研究从实证角度分析风险承担渠道。Maddaloni和Peydro Alcalde（2009）对欧洲多家银行进行了“货币政策是否影响了银行信贷行为”的美联储官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多数银行家认同货币政策与风险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Altunbas等（2010）考察了近2000家欧洲银行1998-2005年数据后发现，长期的低利率与不断聚集的银行风险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国内对银行异质性与信贷决策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资本约束影响银行信贷行为，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方面的问题。黄宪等（2005）利用理论模型证明资本监管会改变银行信贷行为。戴金平等（2008）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资本约束影响了国内银行的信贷供给，在短期内影响实体经济的总量增长，强化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虽然国内文献对金融体系的顺周期以及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但已有研究多数以理论分析为主；在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时，大多忽视了对银行风险行为的考虑，缺乏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关系的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已有的实证研究也大多只考虑了国有和股份制银行等大中型商业银行，虽然有学者考察过中小商业银行的资本和风险行为（朱建武，2006），但仍然缺乏对城商行微观行为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系统分析。
鉴于此，本文在Altunbas等（2010）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异质性特征变量与外部经济环境变量相结合，构建实证检验动态面板模型；运用System-GMM方法以及利用2004-2010年我国28家主要城商行数据，考察其在规模、资本、风险等方面的异质性是否会影响其信贷决策，缓解货币政策调整对其信贷发放的负面冲击。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1 异质性特征
为了区分信贷变化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多数实证研究假设资产规模、资本水平等某种银行特征变量能影响贷款供给，而贷款需求则更多依赖于宏观因素（Kishan和Opiela，2000）。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SIZE来代表其规模特征、以平均资产收益率ROAA来考察其盈利能力、以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LIQ来衡量其流动性、以风险加权资产的资本充足率CAP来衡量其资本水平。
分析城商行风险行为、信贷决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本文的主要工作之一。在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大多没有考虑银行风险。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银行风险识别、定价和管理对其经营行为的影响也越发重要（Borio和Zhu，2008）；只考虑银行规模和资本水平，已经不足以准确评估银行新增贷款的能力和意愿（Altunbas等，2010）。因此，本文选取风险资产占比RISK来度量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与代表贷款质量的不良贷款率等事后测度指标相比，风险资产占比度量了银行投资组合的风险，作为事前指标来定义银行风险，能更好地体现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Delis和Kouretas，2011）。
此外，由于城商行外部筹资能力有限，存款仍然是其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本文还考虑贷款与存款比例，即贷存比LOADEP对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
2 外部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了银行信贷决策。更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能够提供更多的盈利项目，体现更多的净现值，进而增强了信贷需求。由于城商行属地方性商业银行，其经营范围仍主要集中于所在省城。虽然少数城商行开始尝试跨省经营，但跨省业务规模有限。因此，本文采用各城商行所在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GDP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分离贷款需求因素，以考察城商行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信贷行为。
3 货币政策
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归结到市场利率的变动上。中央银行通过管制利率水平，影响市场收益率，最终实现管制信贷规模的目标。受官方管制的贷款利率、存款利率、贴现利率在央行政策调整下表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本文参考Gambacorta和Marques-Ibanez（2011）的做法，将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变动值MRt作为货币政策变动的替代变量。
银行在规模、流动性等方面的差异会影响其应对货币政策变动的能力，形成货币政策传导的借贷渠道。当面临资本监管时，货币政策的变动通过影响银行现金流、净利差、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来改变银行资本缓冲状况，影响银行信贷政策，形成银行资本渠道。实证研究通常采用变量交叉项的方式来检验货币政策各种传导渠道。本文借鉴多数实证研究的方法，分别利用交叉项MPt×Xj，t（其中Xj，t代表银行各项特征变量，包括SIZE、ROAA、LIQ、LOADEP、CAP、RISK）来考察城商行在规模、资本、风险等特征方面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其信贷决策应对货币政策调整的能力。
综上所述，本文构建动态模型如下：
其中，交叉项中Xj，t-1为考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不同的特征变量。由于资本调整、风险承担和贷款决策之间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为了避免内生性导致参数估计有偏和非一致性问题，本文借鉴Altunbas等（2010）的做法，对银行特征变量取滞后一期。此外，由于银行信贷决策都是基于前一期水平进行的，GLOAj，t-1也包含在模型中。
（二）研究方法
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是基于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一些矩条件而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是矩估计方法的一般化。GMM方法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特别是在分析动态面板数据时，GMM方法通过差分或工具变量来控制未观察到的时间或个体效应，同时还使用前期的解释变量和滞后的被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以克服双向因果关系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一般有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MM）两种。通常情况下，DIF-GMM估计存在弱工具变量和小样本所导致的估计偏差问题，SYS-GMM估计则把滞后的水平变量一阶差分变量的方程与滞后的一阶差分变量水平变量的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增强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弥补了DIF-GMM估计的不足。此时，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解释变量滞后项值作为工具变量是否有效。为此，Blundell和Bond（1998）建议使用萨甘差分统计量（Difference Sargan）检验；其原假设是新增工具有效，如果不能拒绝原假设则表明系统估计方法是有效的。
四、样本数据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数据
为加强对城商行的监管，银监会于2004年首次出台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专门对城商行的资本充足问题进行了整体规划，明确提出了城商行资本达标的时间安排，要求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鉴于此，本研究选取2004-2010年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28家城商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样本银行在我国城商行中资产规模较大、经营持续时间较长、信息披露较为规范，其2010年末资产总和占我国城商行总资产的60%以上，较好地代表了我国城商行的行为特征。
文中银行数据均整理自Bankscope数据库和各银行年报，GDP增速数据和CPI数据来源于各银行所在省份统计年鉴，银行贷款利率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YS-GMM方法，对方程（1）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至模型5分别单独考虑了城商行各特征变量与MPt的交叉项，模型6中全部包含了各特征变量与MPt的交叉项。各模型实证结果显示，Sargan检验对应的p值均为1.000，表明系统广义矩估计新增工具是有效的；AR（2）检验结果也表明残差並不存在显著的二阶自相关。从各模型比较来看，各变量的符号与显著性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显示了实证结果的稳定性。
1 异质性特征与信贷决策
从城商行内部各特征与贷款增长关系来看，各模型中SIZEj，t-1和ROAAj，t-1的系数均为正，並大多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城商行的规模扩张主要体现在贷款业务的扩张上，贷款增长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盈利能力的提升有助于银行补充资本和吸收存款，对贷款增速有明显的支持作用。各模型中CAPj，t-1系数均为正，並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2004年我国建立资本监管制度后，资本水平对城商行信贷扩张起到了明显的支撑作用，即低杠杆率的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来弥补资金缺口，进而扩大了其贷款规模。各模型中LOADEPj，t-1系数均为负，並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贷存比的监管指标对城商行信贷扩张起到了明显的硬性约束，也体现了城商行“以存定贷”的信贷发放模式。这些结果符合理论预期，与多数实证研究关于银行异质性与信贷行为相关的结论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LIQj，t-1在各模型中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城商行贷款增速与流动资产占比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表面上与流动性对贷款正向支撑的理论预期不符，但也反映了我国城商行在流动性管理方面的不足。在规模扩张过程中，城商行信贷资产高速增长的同时，其资产管理的能力提升不足，暴露出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此外，RISKj，t-1和GLOAj，t-1在各模型中系数虽然都为负，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强烈的规模扩张驱动下，城商行风险资产的上升並没有对信贷扩张产生明显的约束作用，其贷款发放没有明显的内生稳定趋势，存在强烈的惯性扩张。事实上，从2004年我国实施强制资本监管制度以来，各城商行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重组、注资、不良资产剥离、引入战略投资者等一系列举措，短期内补充了大量资本金。但随着资本水平陆续达标，城商行资产结构没有进一步优化，资产风险度降低缓慢。逐渐缓解的资本压力为信贷扩张创造了空间，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激起了城商行强烈的扩张冲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出台了一揽子刺激方案，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下，城商行信贷出现高速扩张，风险资产大幅增加。朱建武（2007）认为，我国中小银行的资产扩张並非是为了追求规模经济，而是对现行金融制度环境和经营机制下的被动适应。制度供给和市场需求的规模偏好，使得城商行必须通过资产扩张获取制度收益和业务空间。自身市场定位偏失、业务与盈利模式单一，又使得城商行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不断的资产扩张。资本约束机制的缺失，导致这种惯性扩张行为大行其道，而风险就在这种惯性扩张中不断积聚。
2 异质性特征与货币政策冲击
从实证结果来看，城商行规模、盈利、流动性和贷存比特征对其应对货币政策调整的作用有明显不同。表2显示，MPj，t×ROAAj，t-1系数均显著为正，MPj，t×LOADEPj，t-1系数显著为负。以模型7为例，当货币政策紧缩，即MPj，t-1>0时，盈利能力对贷款增速的影响（4.5928+1.5279×MPj，t-1）为正向的，表明盈利能力强的城商行能提供更多的贷款供给，以降低货币政策紧缩对其信贷发放产生的冲击。贷存比对贷款增速的影响（-0.4627-0.0421×MPj，t-1）为负，表明较低的贷存比，即较高的存款规模能使城商行更灵活地应对货币政策冲击。与此同时，模型7中，MPj，t×SIZEj，t-1和MPj，t×LIQj，t-1系数均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商行资产规模和流动资产占比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力度並不明显。这一结果没有支持理论预期，与以往国外实证结果不符，但也反映了我国城商行现状。除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少数几家之外，多数城商行资产规模集中在100亿元-600亿元之间。虽然近年来少数资产优良的城商行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公开上市等方式，在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多数城商行粗放型经营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作为地方性商业银行，城商行很难通过规模效益和资产管理能力来缓解外部货币政策调整冲击。
从风险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来看，模型6和模型7中，MPj，t-1×RISKj，t-1系数均显著为负，对贷款增速的影响分别为（-0.0945-0.0275×MPj，t-1）和（-0.0033-0.084×MPj，t-1）。当面临货币政策紧缩冲击时，风险资产水平较低的城商行能更好地调整信贷增速以应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从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来看，模型5和模型7中，MPj，t-1×CAPj，t-1系数为负，对贷款增速的影响分别为（0.8229-0.1144×MPj，t-1）和（0.5961-0.2179×MPj，t-1）。当面临货币政策紧缩冲击时，资本水平对贷款增速的影响並不明确。这表明，虽然多数城商行在短期内通过补充资本的“分子”策略满足了监管要求，使资本水平对信贷扩张产生明显的支撑作用，但长期来看，城商行还未掌握调整资产结构、降低风险资产占比“分母”的策略。相比较大中型商业银行，城商行外部筹资能力有限。当大规模信贷扩张快速消耗资本后，城商行无法及时有效地获得充裕资本以应对货币政策的负面冲击。这一结果也表明，资本监管制度期望长期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形成资本框架效应的设计初衷还远未实现。
3 外部经济环境影响
在各模型中，CDPj，t系数为正，CPIj，t系数为负，並大多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符合理论预期（Delis和Kouretas，2011），表明各地经济环境对城商行贷款需求因素的影响显著。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保证了强劲的信贷需求，有利于城商行信贷资产的保值、增值和抵押品价值的稳定。但快速的信贷扩张加快了货币创造速度，对CPI产生了通胀压力，带来强烈的宏观调控预期，从而增大了银行的风险暴露。经济的稳定水平往往是决定银行风险的最基本要素。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体系为主体的金融架构下，外部经济环境与银行经营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密。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将影响银行贷款行为的特征变量与外部变量相结合，构建实证检验的动态面板模型，以考察我国城商行特征差异对贷款决策的影响，並重点分析了各项特征变量在城商行应对货币政策负面冲击中所起的作用。通过经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在城商行通过信贷发放实现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较好的盈利能力、资本水平和存款规模对信贷增速起到了明显的支撑作用；（2）城商行贷款发放表现出强烈的惯性扩张，风险水平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资产流动性管理能力明显不足；（3）当面临货币政策调整时，在盈利能力、存款规模和风险控制上有优势的城商行，能更好地保持信贷发放，降低货币政策负面冲击；（4）由于在资本筹集、资产配置管理方面的能力不足，城商行尚未发挥资本水平和资产流动性的作用以应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资本监管制度期望长期影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机制，形成资本框架效应的设计初衷还远未实现。
行政决策机制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三元协同” 行政决策 机制 优化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当前，我国决策环境错综复杂，风险加大，构建规范的“三元协同”即“公众参与、专家论证与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运行机制是决策科学有效的重要保障，在强化政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高决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至关重要。
“三元协同”行政决策机制的界定
相关公众的确定。公众可以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也可以是多个有组织的团体，或者是无组织的公众，抑或是三者的混合体，决策问题或项目对他们产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通常情况下，采取的办法是选取部分利益相关者代表。代表的选择至关重要，不能将弱势群体或与政府意见不一致的普通民众代表或专家代表排斥在公众参与之外。要充分考量代表的广泛牲和代表性，代表的选择应该与相关者个人的意愿结合起来，选择的代表能够真正代表利益受损的公众。同时，注重搜集不同意见，协调不同人群的利益，要在多次民主协商过程中，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要明确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当然，在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时候，也要关注少数人的利益，否则，少数人会在不同的决策中越积越多，抱怨者也会越来越多。
确定论证专家。与公众参与相比，专家论证应该更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因为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主观性、目的性都比较显著，在争取个人利益或小团体的利益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冲突和矛盾，所以，作为决策者还应该考虑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目标的协调。而专家则是依靠自身的专业技术提供可供决策者参考的论证或解决方案，虽然难免带有一些个人的价值倾向或偏好，但是，保持一定的“中立性”是专家论证的基本要求，应该具有更多的客观因素。所以，在专家的选择上，应该建立制度性的专家库，选择体制内专家与体制外专家，相同意见专家和不同意见专家、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和学科涉猎较广的专家，选择应相对广泛，尤其是有争议的决策必须经过专家论证，营造更宽松的言论环境，发挥专家的积极作用。
明确政府决定的方式方法。政府是行政决策的主体，但不是唯一主体。不少决策涉及面广，不是政府单方面能够解决的，这就需要告知利益相关者，此外，一些专业领域的信息、知识需要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健全完善依法决策程序，有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防止乱决策、专断决策、拍脑袋决策、违法决策，拖而不决等行为，增强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提高决策的认可度、公信力和执行力。
“三元协同”行政决策的应用领域及运行机理
行政决策可以分为重大行政决策和非重大行政决策即一般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U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是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但是，当前各级政府对重大行政决策的认识和规定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对于哪些是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哪些是一般行政决策事项界定得不是很明确。
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界定，仅仅是原则性的描述，一般指关系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涉及面广、资源投入较多和消耗较大的决策。对重大决策事项范围的界定，没有可量化的标准，一般只是通过简单的列举方式加以明确。一项行政决策是不是属于重大决策范畴，实际上往往取决于政府的判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所以，要确定“三元协同”行政决策的领域，就需要不断明确重大行政决策与非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逐步完善在重大决策领域试行“三元协同”的规范程序，在非重大决策领域试行“三元协同”的简易程序。具体运行机理如下图所示：
优化我国“三元协同”行政决策机制的思考
要真正建立起“三元协同”行政决策机制，还必须健全和规范行政决策程序，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机制嵌入行政决策过程。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推进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必然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是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基础。要克服决策者关于重大决策与非重大决策判断的主观性，甚至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判，就必须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引入公众参与和监督。除依法规定的例外情形，全部行政决策事项，都应向民众公开。法规规定的不能公开的情形可以参照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依次罗列出来，清单以外的都可以公开。不仅重大决策事项要公开，而且非重大决策事项也应该公开。
完善制度化的决策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完善的制度化的决策程序是做出科学合理的行政决策的重要保障。必须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否则造成重大损失，决策主体或相关责任人就要被终身追究责任。此外，除了重大决策领域规范决策程序外，在非重大决策领域内也应该走程序，创新简易有效的程序。比如简化参与的流程，缩小参与的范围。不仅注重内容合法，更要注重程序合法，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机制嵌入到整个行政决策过程，让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成为决策常态，真正体现公共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公共性，保障公共利益得以实现。
大力推进“智库”建设。政府在制定公共决策时采用专家咨询制度是符合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要求的。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行政领导在制定政策时，可供参考的信息不计其数，而领导者要在所有信息中独立完成甄别，筛选有用的信息并依据这些信息制定一个合理的政策是一个庞大的任务并且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通过咨询专家的意见，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建议，将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借助专业团队或专业人员的力量，更加敏锐地、前瞻性地发现问题、探讨对策，提升决策水平。政府可以把部分决策咨询任务分解给大量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和民间组织，大力推进“智库”建设，出台相应的制度规范，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畅通公众参与的渠道。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的渠道主要包括正式的制度供给和公众的制度外参与。通过正式制度供给的公众参与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公示，听证会（讨论会、座谈会、协商会、论证会等），民意调查，专家咨询制度，制度等。公众的制度外参与主要包括通过新媒体等渠道发动的聚集、网上曝光、人肉搜索、网民声讨等参与表达诉求。各级政府应该创新制度化的参与平台，将制度外的参与逐步规范纳入制度内，畅通公众的参与渠道。
（作者单位：陕西省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①[美]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孙柏英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刘小康：《政府信息公开的审视：基于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的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8期。
③陶学荣、陶保骸豆共政策学》，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