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1篇
人教版《语言文字应用》教材中介绍了古今汉字字形、字义的变化发展；介绍了各地方言的特点；介绍了熟语、成语的运用；介绍了如何避免歧义句等内容，并将这些内容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目前的《语言文字应用》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笔者就当前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分析方方面面的原因，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策略。
一、合理进行课程设计
“选修课的设计，必须以课程目标为依据，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实际水平。不能把选修课上成必修课、补习课和应考的辅导课，也不能简单地照搬大学里的选修课。学校及教师有选择地设计、开设选修课，按照各个系列的课程目标，根据本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需求，建设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和学生愿望的选修课。”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应用》教学要根据学校的课程资源和学生的素质，按照课程目标合理进行课程设计。
二、转变教师的教学现状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是人类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课堂教学的执行者。教师的上课态度、自身素质、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要转变目前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转变教师的教学现状。
1.转变观念，提高教师对《语言文字应用》教材的重视
根据调查发现，实际教学过程中《语言文字应用》教材并没有得到教师的足够重视。目前的高中语文教师普遍存在这样的心理，他们认为必修教材是必须要认真讲授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而选修教材则可讲可不讲，不需要特别的投入。这种态度势必会影响教师对《语言文字应用》教材的讲解。正是由于教师对选修课的不重视，才使得目前的《语言文字应用》课堂存在教师只讲教材、教学内容枯燥缺乏新意等现象；教学方法还是“一言堂”教法，教师“一站到底”“一讲到底”。教师的这种态度必定影响学生。正是教师对《语言文字应用》教材的不重视，使得学生对《语言文字应用》的学习也不重视，学生的听课状态极差。要改变目前《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转变教师的观念，提高对《语言文字应用》课程的重视。只有足够的重视，教师才会认真挖掘教材，组织教学，深化教学重点。
2.加强自身学习，提高教师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文化素养是每个专业工作者必备的基础性素养。”教师肩负着传播知识、文化的社会责任，因此，教师更要拥有渊博的文化素养。所谓“尊其师，而信其道”，学生只有尊重教师、敬仰教师，才会信服、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那么，教师如何才能取得学生的尊重和敬仰？这就需要教师要有浓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语言文字应用》教学同样如此。《语言文字应用》涵盖了古今汉语、普通话和方言、汉字的字音和字义、汉语的词汇、句式、修辞等内容，可谓是涵盖面广、知识量大。如果教师没有渊博的语文素养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就不能做到深挖教材、拓展教材，不能将自身所掌握的与教材内容相联系的语言文字知识运用于课堂教学中。
三、转变学生的学习现状
教师教学的对象是学生，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只有在学习过程中发挥其主体作用，发挥出自身学习的主动性，才能使教师的教学和自身的学习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学生对于《语言文字应用》课程的认识和学习存在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转变学生目前的学习现状。
1.联系生活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兴趣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兴趣能够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对某些事物的学习中。“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推动学习的最大动力。语文教师要在《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乐学”“好学”，让学生在《语言文字应用》教学中找到学习的乐趣，积极主动地去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在教学中，教师要适当地转变教学模式，联系生活与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差异性有侧重地加强训练指导
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在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能力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各有长处和短处。有的学生口语表达能力较好，但落实到书面表达上就会出现很多错字；有的学生对古汉语掌握得较少，但对新词语却了解很多；有的学生对熟语知识了解得少，对熟语、成语的含义没有真正理解；有的学生句子表达不准确，发现不了句子的毛病；有的学生修辞手法运用不当，不能理解语言的不同色彩。对于学生在不同方面存在的问题，教师要有侧重地对其进行训练指导。
参考文献：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代汉语基础教学；语言文字；文字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12-007-02
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在这段文明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之中，各地民族的语言与文字也在不断地整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汉语以及记录文字。在文学家的笔墨之下，将自己的情绪表达在语言文字之中，写出了无数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内涵，同时也能感受到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的美，成为人们心灵追求的桃花源。而我们在古代汉语的学习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从古代汉语中学到了什么，能掌握多少文言文中蕴含的语言文字技能以及文化知识成为研究中中的重中之重。通过对中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时所接受的情况调查结果表明，情况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
一方面，能够学会古代汉语中语言文字基础知识并灵活运用的同学占52%，他们认为古汉语文字语言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它代表了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不断学习可以提高个人的基础知识运用，在阅读中更好的接受文学素养、陶冶情操，使自己人格更加高尚，加强个人的审美鉴赏能力。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学习这些基础知识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另一方面，认为将其作为选修的占44%，他们认为语言文字枯燥乏味尚且难懂，在现代网络社会中没有多大用处；学习起来相当困难，最主要是学了没多大用处，将其做为选修，供感兴趣的学生学习，用以陶冶情操，提高素养。当然，还有部分同学认为其可必修，也可为选修，他们觉得仅仅当成爱好和兴趣足矣，没有必要深挖，研究。
我们总结，学生接受古汉语基础知识的程度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下的原因从主客观加以分析得到：
主观上来讲，是因为学生自身对古代汉语中文字和语言缺乏足够的兴趣，分离现实与古代之间的联系。而且，学生在学习过程之中，死记硬背的情况比较多。逐渐导致学习的恶性循环，不再对其有兴趣。进而出现一种古汉语课堂之上休闲娱乐的情景。
从客观原因上来讲，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高，对待基础知识的程度不够深刻，造成教学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教学方法出了问题，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即学生的接受能力授课，只是出于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进行教学。
这样一来，如何让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中学文言文变为学生们乐于学习的知识，成为文言文教学改革的关键。更新教学观念，尊重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的客观事实，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一点我们不能否定。而真正让文言文教学成为学生们喜欢的天地，使得中国古典文化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已达到古为今用，追求古今贯穿的大境界。所要运用的必要手段，在于能否驾驭古代汉语中语言和文字等这些基础能力。
在我看来，中国古典文化是古代汉语中语言文字的母体和土壤，语言文字则是文化的载体和体现。作为历史上曾经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文字，文学作品承载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深厚的文化精髓，社会制度、文化特征、宗教礼俗、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都包蕴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有必要学习文言文，积累丰富的文言知识，否则，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就只能是个口号而没有实际行动，甚至会闹出笑话。
我们从《史记·项羽本纪》中举个简单例子，拿“破釜沉舟”的“釜”来说吧，我们知道“破釜沉舟”这个词的引申意是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将事情干到底。但对于它的原意，很多学生却不甚清楚，以至于有部分中学生将其解释为：用破斧子把船凿沉。这就是典型的因古代汉语中文字不清晰而导致的错误。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公元前207年，秦将章邯派秦军主力围攻巨鹿，项羽率楚军前往营救，由于兵力相差悬殊，项羽引兵渡过漳水后，“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结果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楚军各个奋勇，无不以一当十，最终大破秦军，取得了巨鹿之战的胜利。具体分析来看，“釜”， 形声字。从金部，父声。本义：古炊器。敛口圜底，或有二耳。其用于鬲，置于灶，上置甑以蒸煮。盛行于汉代。有铁制的，也有铜或陶制的。形状类似于锅。“破釜沉舟”则就是将做饭的炊具砸碎，把渡河的船只凿沉，以示无路可退，后来人们就用“破釜沉舟”来比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如义无反顾、背水一战、决一死战等都同其近义。假如我们具备一定的汉字功底，且知晓它们的来源出处，便会避免以上的笑话，反而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精神美。
故我们说，语言文字是思想的酒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哲学、文化、科技和历史才得以记载和流传至今。从其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亦可谓民族的面孔以及灵魂。汉字作为美丽的语言文字之一，无论是结构的匀称规则，还是形象的简约奇特，无论是读音的音韵旋律，还是字义的丰富深奥，都有其独特的美感。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结绳记事至今，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
深入来讲，若在教学过程中掌握了汉字的构造方法，那么便可事半功倍了。如上面提到的“釜”为“形”“声”结合的形声字，还有画出来的象形字，用符号表意的指事字，两字并一字的会意字，派生拆来的转注字，同其音借其意的假借字。这些我们都是必须要学习掌握的。
举个例子来说，《段于鄢》这片经典文选中，我们分别讨论下古代汉语中的汉字的结构特点以及语言特点。
“姜氏何厌之有？”这句话中，我们注意到“厌”这个字，我们多理解为“讨厌、厌倦”，如喜新厌旧、不厌其详等其中的“厌”都是这个意思。这句之中“厌”具体分析来，从结构上，可以说其为形声字。厭，从厂（hǎn）猒（yàn）声。厂，象山崖石穴形。《说文》有：“厌，笮也。”意思是压。由“犬、肉、甘”三部分合起来，会意，表示“吃饱”“满足”。本意为吃饱，后作餍。《论语》中说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苏洵《六国论》也有：“秦之欲无厌。”苏轼《教战守》中说道：“求之者无厌。”这些都表示“厌”乃满足的意思。我们再来看这句话“颖考叔，纯孝也”中“纯”这个字，我们现在经常说专一的意思。例如纯粹、单纯等。另外一层意思为“丝”，在《论语》中，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这里“纯”乃“丝”的意思。详细来讲是说，孔子赞同用比较俭省的黑绸帽代替用麻织的帽子这样一种作法，但反对在面君时只在堂上跪拜的作法，表明孔子不是顽固地坚持一切都要合乎于周礼的规定，而是在他认为的原则问题上坚持己见，不愿作出让步，因跪拜问题涉及“君主之防”的大问题，与戴帽子有根本的区别。那么，从字形结构上来看，其为形声字，从糸（mì），屯声。从“糸”，表示与丝线有关，本意为蚕丝。《说文》上也有，纯，丝也。作为形容词来讲，为纯正、纯粹之意，如“文王之德之纯”意为文王的德行之纯粹，深得民心意味，我们在这能够看出。
再者，我们针对上面两个句式讨论一下古代汉语中语言特点。首先，讨论下宾语前置这个古代汉语中最常见的特殊句式。一般来讲，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作宾语或疑问代词作介词的宾语，宾语要前置；否定句中，有否定副词，代词作宾语，宾语也要前置；为强调宾语，加重语气，借助助词“之”或“是”使宾语提前，有时构成“唯（惟）……之……”或“唯（惟）……是……”的形式。那么，“姜氏何厌之有？”，用代词“之”复指宾语“何厌”即为“姜氏有何厌之？”这句属于以此来讽刺姜氏不满，而偏袒共叔段的心理状态。文中也有同类句式，如，“敢问何谓也？”疑问代词“何”充当动词“患”的宾语。“其是之谓乎？”用“之”复指宾语“是”。由此来看，宾语前置可谓古代汉语中极为常用的句式。若是能够识别和理解，则有益于文言文的阅读理解，对我们学习古代汉语非常有益处。
而对于“颖考叔，纯孝也”这句话，我们讨论下判断句式。古汉语中，判断句大都是有标志的，我们大致将这种标志概括为四类： 1.以助词“者、也”为标志。 文言句子中有下面的格式，应作判断句考虑。 ⑴“……者，……也。”这是文言判断句最常见的形式。其中“者”表提顿，“也”表判断或解说。如：“陈涉者，阳城人也。”（《史记·陈涉世家》，“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等。⑵“……，……也。”省略“者”，只用“也”表判断。如文中所提“制，岩邑也”以及“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左传·僖公四年》中也有“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⑶“……者，……。”只在主语后用“者”表提顿。如：“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安上纯父。”《游褒禅山记》 ⑷“……者也。”句末连用“者也”，加强语气，这时的“者”不表示提顿，只起称代作用。这种判断句，在文言文中也较常见。如：我们学过的“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战国策·齐策》 2.以副词“乃、亦、即、皆、素”等为标志。试看下面几句： ①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史记·陈涉世家》②此亦妄人也已矣。《孟子·离娄》③梁父，即楚将项燕。《史记·项羽本记》④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汉书·霍光传》⑤且相如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乃、亦、即、皆、素”只是副词，不是判断动词，它们只起帮助判断的作用。 3.以动词“是、为”作标志。 先秦古汉语判断句中“是”一般不表示判断，大都是指示代词，作判断句的主语。如：是可忍，孰不可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汉代以后“是”作判断词渐渐多起来。如： ①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诗》 用动词“为”表判断，如：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记》 4.以否定副词“非、未、弗、无、莫”等表否定判断。如： ①楚虽大，非吾族也。《左传·成公四年》我非生而知之者。《论语·述而》②小惠未遍，民弗（是不会）从也。 另外，有的判断句没有任何标志，直接由名词对名词作出判断。如：夫鲁，齐晋之唇。《左传·哀公八年》
那么，我们能够总结出判断句这一常用句式有这么几个作用：1.表示类属关系，如，“滕，小国也。”2.表示等同关系，如，“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3.表示比喻效果，如，“曹公，豺虎也。”4.表示主语与谓语之间某种逻辑关系，如，“夫战，勇气也。”5.表示造成某种结果的原因，如，“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庖丁解牛》
说到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借用《庖丁解牛》其内涵表达我们所要论证的思想。我们由研究宾语前置及判断句等句式的过程中发现古代汉语中语言的构成它自身也是含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只要掌握其用法，不断积累经验，多读多练，那么也能像庖丁一样，认识和掌握事物的规律，做到游刃有余。当然，在学习古代汉语时也会游刃有余，既帮助我们掌握基础知识，也使我们学习到蕴含其中的中国文化。
从上面来看，古代汉语作品中包含了作者超乎寻常的语言能力、文学素养和真挚的情感，如果我们能准确的理解作品中的语言文字，诠释作品的思想内容，无疑会使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情感内涵，从而消除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和文本进行交流、沟通的障碍。反之，若对作品的语言文字一知半解或者理解的不够准确，在似是而非的模糊感中则可能消解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以及思想性。所以说，坚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可以促进和拓宽对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化的理解空间，使得古代汉语课堂特色更加突出。
参考文献：
[1] 王力等.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 胡安顺，郭芹纳.古代汉语（修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刘 倩.论古代汉语课程的基础性作用[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9.30（3）.
[4] 韩兆琦译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6.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产业化
云南文化处于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的边缘地带,是汉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和东南亚小乘佛教文化的北部边缘。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仅是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交流工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使用人口少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强势语言的交融中能否稳定传播使用和发展?是否会出现语言衰退和语言濒危?在文化日益繁冗的新时期如何开发和利用宝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资源的开发能否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研究。
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大文化背景
2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云南民族文化。由于各民族生产生活状况、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正是在与此相应的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居住于坝区交通便利的民族往往比较开放,如白族、纳西族等,他们既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又较多地接受汉文化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二是居住于边远山区的民族则比较封闭,如拉祜族、部分彝族等,他们居住地区离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不易接受外来文化;三是一些民族在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和积累的文化成果较多并趋于定型化,或者表现为物质载体(如建筑、雕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或者表现为语言文字,或者表现为抽象的思想和性格(如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四是一些传统文化积累较浅和后进的民族,如基诺族、景颇和部分佤族,在一定条件下反而容易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这些民族都信仰原始宗教,也容易改信外来的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
从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得到发展,资源得到开发,到当今全新的、自主的得以积极发展的阶段。从总体上来说,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具有整合化、现代化、艺术化和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二、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开发
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语言的资源、文化的资源、经济发展的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存在许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
(一)有利条件
第一,国家政策。我国政府历来都很重视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成立专门机构,帮助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国家共为壮、彝、布依、苗、侗、哈尼、傈僳、佤、白、纳西和景颇等民族设计了十几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新文字,很受欢迎。
第二,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语言文化的传播贯穿于人类传播历史的全过程,特别是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这种传播方式仍然保留,在传播过程中留下了特色的云南文化资源。例如:歌谣,传说,谚语,咒语等。
第三,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竞争性。现有的少数民族语言在历史上都是经历了语言竞争的考验而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之中的大多数深深扎根于本民族之中,有很强的竞争性,其功能很难在短期内受外界语言文化的干扰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就政治经济水平人口分布比例来看,政治经济力量较强、文化水平较高、人口较多的民族使用的语言能够容易开发并且容易影响另一个民族的语言。
(二)不利因素
第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与封闭性特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与生态环境使云南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点,其中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十分丰富并呈现出“隔山不同语,隔村不用音”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闭塞性和封闭性的特点。
第二,云南政治经济水平总体落后,容易被新的文化所影响,削弱本民族语言的使用与普及特别是少数民族的青少年接受新事物,学习接受了新文化,母语能力是一定程度会下降。
第三,聚居地中散居、杂居,相对闭塞、落后的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更容易被汉族语言文化以及其他聚居地更集中经济更发达的民族语言文化所影响和改变。
第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还不够完善,在教育体系中加强少数名族语言文化教育的课程和方向还不成熟和明确,只是在一些民族性的学校有相应的专业并没有从基础学校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全面展开双语教学的要求。
三、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产业化发展
随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整合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走向,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形式必然要走向艺术化和产业化。大量现代化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各少数民族原有的以书画、观赏、娱乐为主旨的各种传统语言文化艺术形式得到更多的发掘、整理、展示和宣传,显示民族语言文化精神风貌、创造活力、生活情趣和理想的审美文化方面转化。
(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纳西、彝、景颇、白、傈僳、藏等少数民族都曾有过各自的书写文字,并在不同程度上被使用着。随着汉语言文字的普及,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大范围地迅速丧失其实际作用。例如含有东巴象形文字的各种旅游艺术产品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各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带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服饰、实用工艺品,字画、民族语言文化的音乐光碟,特色语言文化话剧小品,歌舞表演等也日益与日常生活分离而进入旅游市场,各种各样的有语言文化民族建筑和生活习俗已逐渐构成独特的人文景观,其审美文化特质得到进一步提炼和张扬。
(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文艺产业中的发展
近几年在中央台以及各地方台举办的歌手大赛中,云南少数民族歌曲以独特的原生态音乐元素,以淳朴美妙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表达,赢得全国观众的认可和支持。特别是云南原创歌舞“云南印象”,云南各村寨少数民族人民参演,原汁原味的,不加雕琢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歌词和唱腔,给全国乃至世界的观众带去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一些影视公司和摄影公司更是拍摄了纪实片,用艺术的手法记录云南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态,拍摄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演化中的故事等更让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新时期文化纷杂交错的时期拥有了独特的地位,同时满足人们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创造了新的经济价值。
(三)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教育等产业中的发展
云南特殊的省情使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有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例如在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产业、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产业、计算机少数民族文字库提供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软件产业等。随着云南省信息化的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性质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其经济意义越来越显著。
四、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开发与语言文化产业化研究的措施
首先,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差异性大的系统,因此是在理论体系研究中,要多角度、多方法、多途径,最主要任务是对少数民族语言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建库、加工和研究,同时对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语言文字应用情况进行调研、统计和客观的描述,探索民族语言关系,构建和谐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生活。
其次,政府要有政策倾向,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处理对于挽救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增强民族和谐及社会稳定具有深远意义。这就需要有制度、机构、经费、法律等方面的保证。
再次,教育部门应加大对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研究的投入,例如:建设适合云南省少数民族族情的教育体系,设置少数民族小语种培训机构,加大对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出版物的发行,实行双语制教育方式,逐步提高民族素质,大力培养和引进复合型高素质民族语言文化的人才,营造良好的民族语言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民族语言文化产业人才的聚集。
最后,让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多元格局中为我国创造更多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在适合的产业中加强语言文化产业的建设。政企合作式或企业投资式或自主开发式,从习惯性的语言文化立场中游离出来,让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在传统的价值应用基础上与现代信息技术、传媒手段、现代产业投资营销策略等想结合,参与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需求。
五、结语
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资源不仅代表着民族的智慧,而且成为自己民族图腾般的象征,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资源。少数民族语言职业和少数民族语言产业的逐渐形成,更加显示少数民族语言已经成为云南经济发展重要的特殊的资源。因此,我们要团结积极采取各方面的措施,最大化的保护和开发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同时,积极创新和投资,让宝贵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创造更多新的经济价值。这样新型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一旦形成,必将充分展示其特殊社会能量,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为整个云南省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红杰,马丽雅.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与文化发展:政策和法律的国际比较[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2]郝朴宁,李丽芳,等.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3]周耀文,戴庆夏.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0.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认同；汉字教育
中图分类号：H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2018207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现代性促使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变革使中国社会的原主流价值系统已受到挑战，各种不同价值观相互激烈冲突。特别是西式消遣型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盛行，使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民族文化的情感和特色意识日趋淡化，浸入到了文化最微观层次――语言。英语教育的火热，汉语教育的被轻慢、汉语水平的下滑，打破了国人在自我和集体文化认同方面的稳定感和连续感，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何去何从”，正成为广泛人群的日常生活议题。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内容，伴随语言的消减，文化的多样性也即消减。汉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元素，作为记录汉语符号的汉字，更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传递人类已创造的文化是教育的功能[1]。面对日益普遍化和趋同化的现代性，汉字教育必然面临着一项艰巨而又义不容辞的任务与挑战。同时，汉字教育联结着文化认同，汉字文化教育也必然成为推动民族文化认同的有力途径与方法。因此，如何通过汉字教育以强化民族文化的认同，正是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汉字的文化教育功能
（一）文化概念综述
“文化”是学术发展史上最复杂的术语之一。从初始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2]，经过“文化是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表达了某种意义和价值标准”阶段 [3]，将文化视域从一种单纯的文化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领域，使文化研究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符号理论的引入，引领文化朝着自然的方向转变。最终，以社会结构意义为价值取向的“文化”被当作是：一个整体社会中长期、普遍起作用的行为模式和行动的实际准则，构成常被归为“生活方式”的那种东西。
“个体行为意义”上的“文化”是个体习得的产物，包括一个人类群体成员为了在他参与活动的这个群体中被相互接受地交往而必须知道的东西。文化被指是符号和意义，是一种相互联系的，由传统价值、现行公共知识和概念、具体行为、手工艺品等组成的系统，隐藏在有形中的物质、制度等里面的符号、意义、构思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区分的标志[4]。文化的中心是“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体验与内心世界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主观意义[5]。人们通过对“意义”的感受、学习、体验去认识事物。通过交际和模仿，将意义、构思有声有形或悄无声息地传递给下一代，浸润着下一代[6]。因此，文化包含制度、艺术、符号、行为、价值观等，它隐藏的意义、构思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各种媒介实现着其本身固有的实践性，影响着人类的行为与观念。
（二）汉字的文化根源性
汉字是记载汉语符号的书写体系，是古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取诸于身与物”创造出的，具有“点化成文、合文为字、以垂宪象”的结构特征。造字之初，其形体反映了上古社会形形的文化内涵，人们可以通过字形的分析窥测上古社会的生活状况。在后世使用汉字的过程中，汉字又不断凝聚社会文化，滋生文化，创造文化，最终缔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胚胎，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运思能力和价值取向，成为中华文化之源、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华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汉字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全部蕴涵，其构形蕴藏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主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把客观事物和思维主体对立起来，不以外部事物及其客观性质作为思维对象，而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将主观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7]。因此，汉字的构建以人为立足点，将“文”“化”为关于自然万物诸象，包括山川、天体、土地、森林、树木等；“化”为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包括器皿、房屋、服饰、戏剧、艺术、庄稼、交通工具等；“化”为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制度，以及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以礼仪、民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包括语言、法律、制度、风俗、习惯、仪式等；“化”为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由于汉字独特的认知方式在中国教育传统中的作用，汉字作为一种认知体系渗透到教育的各个层面，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与阐释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文化认同”的语境下研究汉字教育问题，也就是在汉字文化系统之间的背景中对汉字进行“文化”的解释与教学，使学习者了解各种文化因素是如何转化成“汉字的一部分”，汉字又是如何表达一定的文化结构，进而达成和实现
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三）汉字教育的去文化性
中国传统语言学对汉字认识的精髓在于指出汉语句子以“字”为立足点，是“因字而生句”，以字的流程显局势[8]。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首次对人类文字的性质作了二重区分，指出汉字的“表意”与概念可以直接联系，汉字具有独立于口语的“第二语言”的特性[9]。作为“第二语言”的汉字融合了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着全部民族文化的蕴涵，关联着国人的动态行为的联想，传递着国人的情感与价值取向。由此可见，汉字本身是认同于文化的，具有独特的文化教育功能。
然而，五四引进了西方话语中心的反文字立场，反对汉字、汉字本体的文化阐释模式，导致了中国传统学术话语的崩溃，促成了文字成为语言的工具，语言学也变成了工具之学。“五四”拉开了一场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去汉字化”运动，中国学术的主流也将“文”贬低为工具，使传统以文字为本探求音形义关系的小学，被剥离成具有西方学术话语的语音学、词汇学、语言学。传统语文学深厚的人文精神被抽空，汉字浓郁的民族文化蕴涵被掩盖在一套抽象的、形式化的符号规则系统和交际工具之下。其结果是汉字学成了汉语学的附庸，从未真正地获得自己的学科话语和独立的学术话语，汉字文化教育功能因西方语言中心的压制而失语。至此，现代小学阶段的汉字教育已经演变为“主要通过反复的读音、拼写操练和单调乏味地死记硬背语法来获得字义的理解与实际的运用的识字教育”[10]。在中学的语文《新课标》虽然已经明确了“汉语言文字作为主体文化的存在”，但是囿于考试的冲击和升学的压力，语文教育已经丢掉了其承载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性格培养的根基，丢掉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任务[11]。
对于教育功能来说，文化已经超越了书本上的符号或非符号形式的知识和课程中的教学内容层面，成为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资源和力量，致使教育要对文化进行取舍、整合与转化[12]。此种教育文化视域中的汉字教育实际上应该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不仅具有工具性，更具有传递文化、整合文化、创生文化的内在意义。“文化的认同”恰恰是践行和实现这种教育目的的必要路径。
三、文化认同的理论本质及其特征
（一）认同理论的历史演变
认同（identity）是一个从心理学引入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概念。哲学上认为“认同”是同一事物“在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由精神分析学派大师弗洛伊德提出。他认为，认同是个体与他人、群体或被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之后，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13]。经过发展，这一心理学术语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各个理论共享的理论词汇。另外，认同理论还深受米德 “符号互动论的”影响，把世界看成是符号的、象征的世界，相信主体在积极介入经验世界时，通过互动的方式重构自身。
20世纪70年代，泰弗尔等人提出“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用于对群体社会行为的解释。基于现实冲突理论：如果群体目标不一致，一个群体以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获得自己的目标，就会出现竞争，群体间就倾向于有歧视的态度和相互的敌意；如果群体的利益一致，所有群体都朝同一目标努力，彼此之间更容易建立共同的、友好的、合作的关系。泰弗尔采用最简群体实验范式，创建了微观“群体世界”，研究得出结论：当被试单纯地知觉到分类时，就会分给自己的群体更多的资源和正向的评价。这种认知上的分类，会让我们主观上知觉到自己与他人共属，而产生一种认同感，出现内群体偏向和外群体歧视[14]。社会认同理论把认同当作是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认知和归属感（sense of belonging），认为群体间个体会出现互动与分化、整合的趋势。此理论的建立，引起了对全球化中的国家认同、公民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问题的讨论。
曼纽尔等人主张的后现代认同理论及其研究取向是现代认同理论的新趋向。他们关注全球化与现代性对个体或群体认同的意义，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应该把意义构建的过程放到一种文化属性或一系列相关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加以解释，因为这些文化属性相对于意义的其他来源要占有优先地位。他们指出：认同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将意义进行内化，并围绕这种内在化过程建构其自身所理解的意义时，它才能成为认同[15]。后现论探讨认同意识及其如何生成，引发了个体的身份认同、性别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深入探讨。
（二）文化认同的实质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6]。文化作为一个相对具有独立意义的属性能够形成个体内群体认同，个体在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时，有意识地依据由语言、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构成的文化属性来进行。民族文化认同选择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族群的最显著特征是其独特的文化，族群中的成员的识别特征主要是文化性的，而不是其他特性的。
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包括文化类属（cultural categorization）、文化比较（cultural comparison）、文化区辨（cultural distinctiveness）和文化定位（cultural definition）四个基本过程[17]。在个人层面上，影响着个人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引导着人们忠于文化，从而保存和光大文化，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文化认同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巨大的社会心理资源，以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标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构成不同类型的文化群体。
汉字教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社会所创造和拥有的汉字文化的学习和接受，是学习者对汉字所蕴藏的意义、价值观及其相关的习俗、生活方式等文化因素的选择、获得、保持的心理过程。在学习者学习、使用汉字符号过程中，他们会遵循共同的汉字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汉字思维模式和汉字使用规范，获得汉字文化群体认同感（sense of we-ness）。汉字文化认同就是学习者所进行的对汉字意义的文化探求、认知、构建的心理过程。
同其他认同形式一样，文化认同的实质是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要通过自我的扩大，把“我”变成“我们”，确认“我们”的共同身份；另一方面，又要通过自我的设限，把我们同“他们”区别开来，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文化认同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认同的指标不是人们的自然属性或心理特征，而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通过汉字教育而达成的民族文化认同，是借助对汉字的字形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文化因素的剖析，引导学生认知、理解汉字包涵的文化因子，构建自身的文化理念，确定“我（们）”的正当身份，获得诸如“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何去何从”等问题的解答，强化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认同语境下，“我（们）”的身份确立过程就是“中华文化”的构建过程。是藉由汉字的教育，给学生树立中华文化的主流范畴，使他们接受一整套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获得中华文化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从而使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得以确立和强化。
（三）文化认同特征
语言是文化认同形成的中介因素，个体社会化过程要借助一种普遍使用的语言。由于语言又是文化的标识内容和符号代码，文化价值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必须藉由语言的运用才能得到表达与阐释。而语言蕴育于社会文化之中，其语言内容、结构形式、表达方式都是在社会文化中构建的。语言、文化、认同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正是这些诸多的同一性构成文化认同的主要特征。
其一，“意义”是认同形成的基础。文化语言学家帕尔默指出：“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体验，通过人们的内心世界主观作用而成；“意义”是人们对地球、太空、太阳的共同认识，对火、水、基本颜色的共同感知，对人之外貌、意图和一般场景的识别；“意义”也是文化与新经验的碰撞声，这声音来自传统对新生事物的同化和吸收，来自语篇与语境的交融，是在社会文化中构建成约定俗成的、人们互为预设的、共享共知的世界观[18]。语言是认同建构和维持的重要原材料，语言、文化和认同有直接的同构关系，“意义”则是三者同构的坚实基础[19]。
其二，“认知”是认同产生的条件。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之所以能够表达意义，从根本上讲就是认知模式激活的结果；而认知模式基本上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塑造成的，人们脑海中场景或语篇模型的形成则始于相关认知模式的激活与汇集；分散在大脑中的概念结构可以同时也可以依次激活，它们相互之间发出的共鸣声就是语言；由多维度和多层面的语义、语音、语法和世界观所激活的图式，经过长期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伴随，形成了套置的结构，正是这些结构使语言意义能够得以构建与获得[20]。因此，认同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认知，这些认知是由社会文化、社会群体组成和激发的。学习者会分解语言材料中的为社会所承载的文化因子，运用策略或者自然地与原认知观念进行匹配，产生认同。
其三，“建构”是认同达成的途径。认同不仅仅是一个自我观念，也是对社会观念的一种趋同过程，存在于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个体总是处于认同的建构中，不断地将客观事物纳入自我的观念体系中，用于指导个体自身的行为。认同是一种建构，具有积极性、创造性的个体能够依据自身认知理解、构建社会因素、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语言建立对外界一切的认同[21]。社会文化中的诸多“意义”，通过语言的传达和人们的认知，藉由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进行构建，获得诸如“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将会怎样”等认识，语言的获得过程即为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
四、文化认同语境中的汉字教育理念
语言学习中个体认同的研究表明：认同在语言学习中是不可或缺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语言产生认同；学生认同这个群体，他们能够诠释该群体及其行为方式，正负面的反馈信息都能有效地激发他们加入该群体的强大积极性，他们有能力促使自己适应该群体；在教育方面，学生的语言认同机制会直接影响对该语言的定位、态度、评价以及语言结构的分析[22]。这些研究结果对语言教育理论产生了新的挑战，教育必须对学生能产生语言文化认同这一现象做出回应，教育理论必须转变观念。因此，结合以上理论与论述，笔者提出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汉字教育理念。
（一）超越的教育目的
汉字教育中的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已创造出来的、已定型的存在，以及以往历史的积淀，更是一种人与周围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化认同是人的活动，它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不是单纯地问文化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怎样的。文化认同要求个人和群体不断地采取主动行为，建立新的文化起点，从而以这种方式突破自然的固有性。正是这种活动为汉字历史文化提供了动态因素。认同的观念使文化冲出了“产品型”、“过去时”、“凝固态”的限定，扩展到“策略型”、“未来型”和“流动态”，给文化的内涵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中华文化在汉字教育中的功能强调的将是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种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的探索、创造、超越意识的态度与作用方式，是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一种力量。此种文化教育观是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传统与现实的土壤之中，旨在孕育出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文化，重建新的主流价值体系，维护和提倡中华文化体系中的高雅、经典文化。通过汉字教育，使学生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取向，达成中华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确立；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兴趣；使学生具有积极的、理性的研究态度和承担维护发扬光大本民族文化的责任心，以造就具有扎根于本土又向世界开放的文化心态和创造现代文化能力的新人。
（二）多模态的教育技术
文化是培养精通概念的环境和手段，可以藉由现代化的数字媒体而变化成中心概念深入学习者的心里。汉字的意义来自于人们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与交融，是中国人对自然万物意义的感知与类比。以汉字意义为基础，经过多模态的传媒中介，将各类意义还原为图片、文字、仪式、风俗等客观形式存在，从卡通、新闻、音乐、电视、小说、运动、电影、广播、戏剧等多种渠道与形态中发现汉字的各种意义与表现方式。作为意义的构建者，大众媒介通过文字、图片、录像等的全球性直播和日常性传播，将西方的自然和社会景观拉近至国人眼前的同时，也为海外华人社会提供了当代中国观念、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理想图景，为中国文化共同体想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符号资源，铸就并强化了中国文化认同的生成与推动过程[23]。通过媒介传播的汉字，一旦呈现在学生面前，就是一幅幅由线条组合而成的图画，往往使初学者的脑海中浮现种种图像，成为他们理解汉语的重要参照物。这种方式有效地呈现了汉字特定的意象性，构成了汉字学习的“共享背景”或“文化知识”，最大程度造就了学生认知模式激活状态。大众媒介将文化因素融入到汉字的形、义、音中，通过学生对此种汉字意义的理解、摄取，与自身原有的认知内容发生融合，经过反复积极的区分、筛选、比较、评价等思维过程，形成对汉字意义的建构，并将意义纳入已有的认知心理结构中，使文化认同得以形成。
（三）文化性的课程设置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课程，不只是书本上保存下来的各种关于字形结构、发音与意义的汉字知识，而是要求整个汉字课堂教学和课外的每一项活动，都应渗透、弥漫着文化气息和具有共同的文化追求。按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现实的状态，课程设置首先需要反映出对现存的汉字文化作生成状态的判断和价值评析：判断汉字文化现象出现的条件，评析汉字文化合理的成份与程度，它在现实中是发展是不足还是过度以及分布状态与特点。并依此把握中华文化的特质与特殊价值，为混乱走向有序、无度走向有度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此外，课程的设置必须能够体现汉字结构的内在关系以及具有相同偏旁部首的汉字之间的关系，列出纵横交叉的关系网络，判断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向与性质，诸如互补、互斥、包容与被包容。通过关系分析，可将上述经过评析的各种汉字文化联结，置于相互作用场之中，并给予恰当的定位（包括分层、分类、分阶段），形成新的汉字文化模式。最后，课程要围绕汉字教育目的，根据对象的年龄特点和学生需要、潜力的差异，从内容到形式进行改造。既要有相对稳定、对所有学生都适应的部分，还要提供可供学生选择的多样化的活动内容与方法，形成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文化内容与方式的机制。课程的设置应该注重文化认同方式的多元性，并阐明文化活动是认同产生的重要资源。这些活动包括对话表演、角色扮演、主题辩论和代码转换，能多方发展学生的听说能力，综合运用所学汉字的表达方式。课程必须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培养学生的文化品位和鉴别能力，这才有可能使学生从根本上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四）具备文化自觉性的教师
文化知识传达的关键是教师，文化认同语境下的教师应该具有文化的自觉性。这种自觉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外来文化的尊重；对民族文化价值的理解以及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使用；文化能力的提升，用自己的眼睛做文化观察，用自己的嘴和笔表达和传播[24]。文化能力的核心是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教师必须具有对文化现象的思考、分辨，以及对新文化的接纳与创造。汉字文化能力要求教师：（1）必须认识学生的汉字文化认同及实践，包括学生汉字学习内容、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这是教师对学生汉字的最基本的信息了解。（2）把汉字本身当作是学习的焦点，应该从汉字的形式、功能、多样性等方面视作一个整体，并且与认同、文化、态度联结起来。（3）通过广泛的反馈和探索提高语言意识，在语言、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诚实、开放的对话，帮助学生展开对汉字功能、形式、主要用途、认同方式等方面的对话，了解学生的已知信息和汉字的多角度运用。（4）促进学生广泛地定期阅读与写作，学生应该大量阅读各类小说、散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类汉语言文字主题的文献。同时，教师要赋予学生各种各样的写作机会，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5）创造机会和任务使学生获得大量汉字文化实践，满足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懂得如何运用文化认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汉语言文字技能和文化知识。
（五）积极参与、创新的学生
按照特纳和泰弗尔的社会认同理论，个体会自动地将文化分门别类，自动区分内群体与外群体。个体通过分类，会将自我也纳入这一类别中，将符合内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进行定型。文化比较会使积极区分的原则发挥作用，个体积极的自我评价的需要得到满足[25]。在比较的过程中，个体倾向于在文化的维度上夸大群体间的差异，给予群内成员更积极的评价。个体的所有行为，无论是人际的还是群际的，都是通过自我激励这一基本需要所激发的。在群体内个体自我激励的动机会使个体在群体文化比较的相关维度上表现得更出色，更能清晰地辨别出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文化认同的构建过程是个体积极参与的创造过程。大众传媒将优秀文化传统中字形之美、音韵之美呈现给学生，造成多样的形文之美和声文之美，引导学生在吟诵与写作过程中体验、感悟和生成汉字文化；把获得、创造与发展真正整合起来，使汉字学习成为学生发现新的可能性和培养突破原有经验、视野、认识、能力统一的过程；把学习书本的以各种符号为载体的知识与获得感性的实践经验有机整合。通过积极的参与，学生能在理解汉字原义和本义的基础上，赋于传统以新的解释，使传统价值转化为现代价值；通过积极的比较与区辨，学生能够找到自我位置，认清自己，发现别人，从认知、感情、行为上确立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获得语言、文化、国家的归属感，并将积极地维持该文化认同以提高民族自尊心理和民族责任感。
五、结语
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汉字教育仅仅是一个无形的文化教育理念。我们只能从理论的诠释和教学的实践中审视它的存在。从认同理论的角度来说，汉字文化在历时与共时的层面上都存在“同一性”与“差异性”问题。个体对于汉字文化的思维观念与现实存在之间持有一种互为建构的关联意识，这种关联意识是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而专属于汉字文化的本质特性。每一个参与汉字文化的个体都是该文化的潜在解释者，他们会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对象、观念、行为等要素决定汉字文化认同的方式与内容。一旦对文化的认同性解释开始多样化，那么这种文化认同将成为多种话语的集合体，构成解读汉字文化的基本语境。这种文化认同的过程可能是一种统一汉字文化多样性的过程，或者是展现汉字文化认同多样性的过程。因此，对汉字文化认同的产生、维持和变化的研究，不仅是汉字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文化差异”的研究理念中实现其文化反思与实践的重要手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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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HUANG Xuemei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语言文字研究范文第5篇
一、对识字与写字教学的理性认识
1.识字与写字教学的目标
识字、写字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是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准确把握识字写字的教学目标，把握教材特点，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进一步改革创新识字写字教学的策略方法，切实提高识字写字教学的整体效率。课程标准总结了相关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识字写字教学思路。
2.识字与写字教学的意义
“识字与写字”目标的全面性，使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不仅能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会写其中的3000个字，而且培养了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培养了主动识字的愿望和主动识字的习惯，使学生具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能把字写对、写美观。而学生一旦具有识字的主动性和写字的审美性，具有较强的独立识字能力和良好的识字、写字习惯，不仅对于识字、写字，对于阅读和写作，乃至终生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较好地体现了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体现了新的课程理念。
二、小学中低年级学生识字与写字存在的问题与问题分析
1.识字形式单一
教材中固然有看图拼音识字、在看图学句中识字、归类识字、随课文识字等形式，但在“随课文识字”中，教师采用“集中识字”的形式较多，而很少采用结合讲读课文的同时教学生字的方法，即在“语言环境中识字”。识字原则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降低了学生识字的热情。如教学《蚕姑娘》这一课，老师在教生字时，采用“集中识字”的形式较多，脱离了课文，没能结合课文教学生字，使学习生字时显得枯燥，学生对词语的理解也不够透彻。
2.针对生字特点设计教学环境意识不强
“音、形、义”是构成一个字的3个因素，但在教学时，面面俱到的现象多，使重点很难实现，难点更不易化解。有些生字的“音、形、义”学生已经能够自己进行分析把握，不用教师分析到家，但对于较难把握字的“音、形、义”应重点提示。如第六册的《海底世界》中的“底、窃、私、汪、危、肌、缩、途、旅、甲”这些生字基本上是左右或上下结构，因此学生自己会分析。但老师在教生字时似乎不放心，对很多生字的音、形、义进行了分析。其实重点教学“缩”和“旅”就够了，其他的字可以放手让孩子自行分析。
3.同音不同形的生字区分不清，易混淆
很多学生在组词或写作文时常常出现错别字，其实主要是同音字的混淆，如“采”与“彩”这两个同音字，什么时候加撇，什么时候不加撇，有的孩子就区分不开了。特别是写文章时“的”“地”不分。其实这两个字并不难，主要是孩子还不能灵活运用。
三、优化小学语文识字与写字的对策
1.通过活动、游戏练习拼读音节、认读汉字
课堂教学中，如果采用多种游戏形式帮助孩子认读音节、识字，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这样效果会更佳。如“碰碰车”式：让参与的学生组成红、蓝两个代表队，红队“驾驶”（戴头饰）b p m f 号“碰碰车”，蓝队以同样方式“驾驶”a o 号“碰碰车”。按照拼音规则让两个代表队队员依次碰撞，并指导拼读。
2.通过多种途径巩固练习汉语拼音
在课堂教学之后，还要以多种多样的途径方法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如采用做“名片”法，让学生在纸片上用拼音写自己的姓名并设计图案，制成名片，然后同学互相交换，练习拼读。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搜集广告、商标、包装纸等上面的拼音内容，制成“拼音八宝袋”，自己练习拼读，并互相交流欣赏。
3.寓教于乐识字法
在教学生字时运用游戏、活动等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巩固识字效果。比如“寻找朋友”：将几个合体字拆开分写在两种颜色的卡片上，让一部分成员拿着偏旁，另一部分成员拿着独体字，然后两部分成员根据自己手持的偏旁或独体字，快速“找朋友”，拼成合体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