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肿瘤抑制基因;DNA甲基化;胃癌

Abstract:Epigenetics is the study of genetic changes in gene expression without the sequence change of DNA， in which DNA methy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studied epigenetic mechanism. CpG island is the sequence of human genome， located mainly in the promoter as well as the first extron regions. The size of it is nearly 100～1 000 bp and it links with 60% of human coding genes. Methylation of CpG sites in the promoter regions of genes can lead to decreased expression and silence the tumor suppressor genes and contribute to oncogenesis.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DNA methylation in gastric carcinoma was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tumor suppressor genes; DNA methylation;gastric carcinoma

胃癌是人类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高，据统计，其死亡率居全球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严重的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胃癌发生的机制目前仍不是很清楚，研究表明，细胞无限增殖及分化受阻是肿瘤发生的基本过程，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逐渐深化了对肿瘤发生学的认识。近年研究结果显示肿瘤的发生是多基因异常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癌基因活化和肿瘤抑制基因失活，有关表遗传学研究显示[1]，表遗传学异常参与了肿瘤发生过程，而且在某种肿瘤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其中DNA异常甲基化可致基因表达减弱或基因沉默，是导致肿瘤抑制基因失活的重要机制之一。本文就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一些肿瘤抑制基因DNA异常甲基化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DNA甲基化及其作用

表遗传学(epigenetics)是1939年由waddington首先提出的。表遗传学是研究在DNA序列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可遗传性基因表达的改变[1]168-174。其中包括DNA甲基化、基因组印记、染色体组蛋白修饰、隔离蛋白以及非编码RNA调控等方式，这种模式传递给子代细胞是不依赖DNA序列的。其中DNA甲基化是研究最多、最深入的一种表遗传学表达机制。

DNA甲基化是指在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 DNMTS)的介导下，二核苷酸中胞嘧啶(C)的第5位原子上的H被S—腺苷甲硫氨酸提供的甲基取代，使之变成5—甲基胞嘧啶(5-methy1cytosine，m5C)[2]的化学修饰过程。甲基化酶包括维持甲基化转移酶(DNMT 1) 和重新甲基化酶(DNMT 3a，DNMT 3b)。维持甲基化酶的作用是识别子代DNA 双链中亲代单链上已甲基化的CpG 位点，催化互补单链的胞嘧啶(C) 发生甲基化;重新甲基化酶的作用是使非甲基化的双链DNA 发生甲基化的过程[3] 。DNA的甲基化修饰反应主要发生在CpG二核苷酸的胞嘧啶，CpG 位点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为分散于DNA中，正常情况下这些 CpG二核苷酸甲基化可作为一种宿主基因的保护机制，它会抑制重复子转录以及重复子同源性重组，还可以抑制“寄生”DNA序列(如逆转录病毒片段)的侵入;另一种是CpG 结构高度聚集在一起，即CpG 岛(CpG island)。CpG岛在基因组内呈不连续分布，通常位于基因的启动子区域(promoter region)，也可位于第一外显子区域， 故又称5′-CpG 岛[4]。在正常细胞中，CpG 岛通常不发生甲基化修饰，而肿瘤组织常发生其相关基因启动子区域的异常甲基化。DNA 甲基化异常可分为甲基化增强、甲基化减弱和甲基化转移酶水平增高三种情况，其中抑癌基因甲基化增强在肿瘤中最常见。可通过改变基因的构型或与核内甲基化CG序列结合蛋白结合，阻止转录因子与基因形成转录复合物，从而导致其表达沉默，使肿瘤抑制活性丧失，被认为是肿瘤抑制基因失活的重要途径。另外，DNA 的甲基化还可促进肿瘤相关基因突变，因5-甲基胞嘧啶可自发性或在SAM 作用下引起邻位脱氨转变为胸腺嘧啶，使甲基化的CpG 突变为TpG，因此其也是甲基化促进恶变的机制之一。

CpG岛甲基化是一种基因外修饰，在正常细胞中基因的甲基化大多发生在其启动子CpG 岛之外，而在肿瘤细胞中某些抑癌基因的CpG岛甲基化则导致该基因转录失活，故在肿瘤研究中检测基因启动子区CpG 岛甲基化状态，对于阐明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及建立早期诊断方法均具重要意义。目前DNA甲基化的检测方法比较多，其中广泛应用的技术是甲基化特异性的PCR技术(MSP)和甲基化敏感的单碱基延伸技术(Ms-SNuPE)，这些技术的敏感性高，特异性强，适用于微量DNA或石蜡包埋DNA。在MSP技术的基础上，又先后发展了基于荧光检测方法的实时定量PCR(MethyLight)和依赖于限制性核酸内切酶的甲基化分析方法(COBRA)，这些技术提高了检测的敏感性，实现了高通量和高特异性。此外，有人将MSP技术与变性高效液相色谱法(DNPLC)相结合，来测定整个CpG位点的甲基化。近年，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发展了基于水溶性阳离子型共轭聚合物的新DNA甲基化分析方法。通过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技术(FRET)研究了质粒和人肿瘤细胞p16基因启动子区特异CpG位点的甲基化状态该技术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引物无需荧光标记，检测在均相溶液中进行，无需分离、纯化等手段，而且与高通量分析兼容，在癌症临床诊断上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5]。

2 胃癌相关基因的甲基化

近年研究结果显示，多种基因的异常甲基化在胃癌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6]表明，DNA的甲基化率在胃癌前病变转化为癌的过程会发生改变。Kang等[7] 对非肿瘤胃黏膜和胃肿瘤进行p16、hMLH1、DAP—kmase、THBS1、及TIMP-3等5种基因检测，发现除DAP—kmase甲基化的频率相近之外，其他基因从慢性胃炎到肠化生及从腺瘤到腺癌甲基化频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高。因此认为，这些基因的高甲基化在胃癌变发生过程中的较早阶段就已出现，这为胃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新思路。

2.1 p16基因甲基化

p16基因又称多肿瘤抑制基因(multiple tumor suppressor，MTS)，定位于9p21 位点，由2个内含子和3 个外显子组成。该基因编码的蛋白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周期负调控蛋白，可与D型细胞周期蛋白(cyclinD)竞争性结合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激酶CDK4 和CDK6而抑制蛋白激酶活性，使肿瘤细胞周期调节中抑癌基因Rb的表达产物(PRb)不能磷酸化而保持活化状态，抑制转录因子EF解离，使细胞周期进展最关键的G 1/S转换停滞，对细胞周期起负调控作用。因此，p16 基因的变异或其蛋白的失活会导致cyclinD-CDK4/6-pRb-E2F调节途径的失控，而使细胞过度增殖，导致肿瘤发生。目前研究表明p16基因的纯合缺失和点突变异常多种肿瘤的发生有关。在胃癌中p16基因异常甲基化主要发生在外显子1和启动子区域，且基因启动子的高度甲基化更为常见。Lee等[8]最早报道了p16 甲基化与胃癌的关系，他们用甲基化敏感性限制性内切酶研究了9 个胃癌细胞株，发现2个细胞株有甲基化，而且不表达p16mRNA;体外以去甲基化剂5-deoxy-ezecytidine对胃癌细胞系处理后，因CpG岛异常甲基化而封闭的基因又重新表达。Ficorella 等[9]发现原发性胃癌中p16 基因启动子区域高甲基化是导致其转录失活的重要原因。Bai等[10]利用诱发Wistar 大鼠胃癌模型研究发现，在大鼠胃黏膜向胃癌演变过程中，p16 基因甲基化是在胃癌发生过程的较早阶段出现，其甲基化的频率在正常胃上皮中为2.7%， 在慢性萎缩性胃炎中为16.7%，在肠上皮化生中为37.5%，在胃腺瘤中为64.7%，在胃癌中则高达82.5%。Abbaszadegan 等[11]通过MSP 和免疫组化等方法同时对52 例胃癌患者组织和血清中p16基因甲基化及蛋白表达情况分析后，认为p16 启动子区高甲基化在胃癌发生中起重要作用，并且与胃癌恶性程度相关。同时提出血清中DNA 甲基化水平的检测可能是胃癌早期检查的一个重要的生物学指标。

2.2 DNA错配修复基因(MMR)、CpG甲基化表型(CIMP)与胃癌

研究发现，在胃癌的发生中存在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和 CpG甲基化表型(CpG island methylator phenohype，CIMP)两种分子途径。在DNA MMR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基因hMLH1 和hMSH2。MMR通过修复DNA碱基错配、降低自发性突变，而增强DNA的保真性和维持基因组的稳定性。Herman等[12]最早报告了在结直肠癌中MMR hMLH1失活与DNA甲基化有关，后来发现胃癌中同样存在微卫星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MSI)亚型，但还没有胃癌中有关DNA MMR发生突变的报道。Fleisher 等[13]检测了65 例胃癌组织的hMLH1甲基化情况发现，随着胃癌中MSI频率的降低hMLH1基因的甲基化率也随之降低。由此推测，hMLH1基因启动子区域甲基化与MSI有关，有可能是该基因失活的一种普遍机制。Poplawski等[14]通过甲基化敏感限制性内切酶PCR(MSRE-PCR)对比分析27例胃癌患者与25 例健康人后认为，hMLH1 甲基化对胃癌形成有促进作用。由此可见，hMLH1启动子的甲基化与胃癌的发生有关，可能是胃癌发生机制中的早期分子事件。

CpG甲基化表型(CIMP)是指一些病例同时存在多个基因甲基化的现象。CIMP已在大肠癌、肝癌、肝内外胆管癌、胰腺癌、卵巢癌、急性髓性白血病、膀胱癌等恶性肿瘤中得到证实。由于胃癌的发生是一个多步骤、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涉及许多相关基因的异常表达，因此多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的研究也就自然得到了研究人员的青睐，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CIMP与胃癌有着密切的关系。Kim等[15] 通过检测40例早期胃癌组织中hMLH1、TIMP3、THBS1、DAP—K、GSTP1、APC和MINT2的甲基化状况发现，除了2 例基因甲基化阴性外，CIMP尽然高达40%。可见，启动子甲基化在早期胃癌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时研究还发现，在肿瘤发生的不同阶段、不同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表达状况是不同的，有的基因随胃癌的进展其甲基化发生率有不断升高的趋势，而在健康青年人标本及胎盘中未发DNA甲基化。可见CIMP在胃癌的发生中是一早发事件，可以利用此特征作为胃癌的早期诊断指标，同时对建立胃癌相关基因的甲基化谱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APC 基因是一种抑癌基因，编码的APC蛋白可以抑制上皮细胞增殖而抑制肿瘤的发生。早期研究证实该基因是结直肠癌的管家基因，近来研究发现该基因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中也起重要作用。曾有学者用免疫组化方法分析了120 例胃癌病人的APC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发现，APC缺失率为78%，因此认为APC 基因缺失可能与胃癌的发生有关。近年来大量的研究显示APC基因启动子1A部位甲基化与胃癌发生关系密切。Hosoya等[16]研究发现APC基因启动子1A蛋白表达率与甲基化率在正常胃粘膜和非癌粘膜中保持一致，在癌粘膜中甲基化率增高。而1B均未发现有甲基化。由此可见，ACP启动子甲基化主要发生在1A部位，且ACP启动子1A部位的甲基化可能是胃癌发生的一个中间环节，而不是胃癌发生的始动因素。3 结 语

通过对胃癌相关基因甲基化分析发现，多种相关基因甲基化是胃癌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DNA甲基化异常不仅可在手术标本中检测到，还可从各种体液如外周血清中检测到，为临床应用带来极大便利，因此肿瘤相关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是一种非常有前途的生物标记物，可作为肿瘤的敏感性生物标志物。检测胃癌相关基因启动子异常甲基化不仅可用于高危人群监测、肿瘤风险评估、胃癌早期诊断，还可用于判断肿瘤迁移情况，预测胃癌手术、放化疗疗效等。由于DNA甲基化是一个可逆的过程，故通过恢复仅被抑制而未发生突变或丢失的生长调控基因表达.来恢复细胞正常生长调控功能，并且已有这方面的动物模型研究证实了这一想法。故DNA的去甲基化将为癌症的治疗提供新思路。由于一些病原体的感染可以诱发肿瘤相关基因甲基化从而导致胃癌的发生，故预防感染和及时的根除这些病原体会对预防胃癌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Baylin SB，Herman JG.DNA hypermethylation in tumorigenesis：epigetics joins genetics[J].Trends Genet，2000，16(4)：168-174.

[2] Jeltsch A，Beyond Watson and Crick . DNA methylation and molecular enzymology of DNA methyltransferases[J].Chem Biochem ，2002，3(4)：274-293.

[3] 夏丹，范伟.DNA甲基化与肿瘤相关性研究进展[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9，9(6):1275-1276.

[4] Takai D，Jones PA. Comprehensive ana1ysis of CpG islands in human chromosomes 21 and 22[J]. Proc Natl Acad Sci USA，2002，99(6):3740-3745.

[5] Feng F，Wang H，Han Y，et al.Fluorescent conjugated polyelectrolyte as an indicator for convenient detection of DNA methylation[J].Am Chem Soc，2008，130:11338-11343.

[6] Kim TY，Jong HS，Jung Y，et a1.DNA hypermethylation in gastile cancer[J].Aliment Pharmacol Ther，2004，20(1)：131-142.

[7] Kan g G H，Shim Y H，Jung H Y，et a1.CpG island methylatien in premalignant stages of gastric carcinoma[J].Cancer Res，2001，61(7)：2847-2851.

[8] Lee Y Y，Kang S H，Seo J Y，et al. Alterations of p16 and p15 genes in gastric carcinomas[J].Cancer，1997，80:1889-1896.

[9] Ficorella C，Cannita K，Ricevuto E，et al. P16 hypermethyl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gene inactivation profiles in primary gastric cancer [J].Oncol Rep，2003，10(1):169-173.

[10] Bai H，Gu L K，Zhou J，et al. p16 hypermethylation during gastric carcinogenesis of Wistar rats by N-methyl-N'-nitro-N-nitrosoguanidine[J]. Mutat Res，2003，535(1):73-78.

[11] Abbaszadegan M R，Moaven O，Sima HR，et al. p16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a useful serum marker for early detection of gastric cancer[J].World J Gastroenterol，2008，14(13): 2055-2060.

[12] Herman J G，Umar A，Polyak K，et al. Incidence and functional consequences of hMLH1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in colorectal carcinoma[J].Proc Natl Acad Sci USA，1998，95(12):6870-6875.

[13] Fleisher A S，Esteller M，Wang S，et al. Hypermethylation of the hMLH1 gene promoter in human gastric cancers with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J].Cancer Res，1999，59(6):1090-1095.

[14] Poplawski T，Tomaszewska K，Galicki M，et al. Promoter methylation of cancer-related genes in gastric carcinoma[J].Exp Oncol，2008，30(2):112-116.

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收益法；成本法；市场法；资产评估

一、前序

收益法也称为收益还原法，是资产评估中经常使用的估价方法之一，那就是根据揣摩被评估的资产在未来预期中的收益来判断其资产的价值，是一种在评估资产中将利追求本的思路。通过利用折现和资本化的方式来判断被评估资产现有价值的方法。普遍性应用于评估具有收益或潜在收益的各种项目，包括商业用地、写字楼、酒店、商场等。使用收益法的重点是在于预期收益和还原率两项参数的确定，但在实际情况中预期收益和风险情况不容易准确估算的，以至于预期收益和还原率的取值兼有主观随意性，估价结果颇受怀疑。本文会利用实证分析，有重点的对收益法应用中暴露出的大多数问题提出及其相关的建议。

收益法的应用

二、收益法

收益法三个基本要素是：预期收益能够准确和完整测算的被评估资产；被评估的资产要有时间取得预期收益。在进行评估资产中每一次运用收益法进行评估的时候是在企业长期投资评估和悟性资产评估以及整体资产评估时是经常性需要应用收益法的。在实际操作中，对资产收益的分析研究和短期评估目前和企业产品是否符合国家长期发展战略；是否与国家环保及能源政策要求相符合；市场里面的发展空间跟占有率变化的方向以及供求变化等情况是评估师需要注重的地方，评估预测长期收益的发展趋势，就好些归纳到某一个特定的事件来处理。现实交易的形成是一投资者购买产生收益的 ，将事实存在的资金转化为以后将来的资金（即转化为未来货币收益的权利）是交易的目的，也就是资本化过程；收益法的几个重要参数如下：

（1）资产在特定的一段时间持有其内因为所有者权益为了资产所有人带来的现金流量，也包括在这短时间内所发生的所有收入跟支付是资产的收益的定义。资产的盈利能力水平跟生产能力决定了期间内的收益；而市场环境变化所产生波动情况决定了期末收益的多少，和期间内的实现的收益有直接的关联。

（2）收益期。所谓收益期，无外乎是指资产的收益的主体对资产本身能持有多少时间，才能为以后的资产评估中如何判定资产活力，如何对资产活力进行实际衡量，如何界定剩余年限的计算，而年限可以分成有限和无限两种。

一些资产的收益期中出现主要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对等契约形式，往往是具有法律效力，以合同和协议等形式对资产收益时间进行约定。实际中往往依据相抵原则，最终确定资产收益时间。第二往往是资产使用的年限，也就是资产的经济方面的寿命，实际是可以通过各种科学技术，对资产获利能力和产品市场寿命的影响程度来评估。

（3）资产折现率。折现率往往依据当时社会、企业状况、评估资产实际损益情况由评估师按照定量定性两个方面来综合进行分析，其实质是未来收益折现为现在收益。

企业的收益通过是指：收益应是全部纯收益，是由有经营获利能力，能从事正常生产的各个企业法人或者经济实体，通过独立经营所得。而在资产的评估中对于收益的界定和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来考虑，这种即是收益的主体与收益的结构。而从然而投资的收益，是归长期的债权人和股东所拥有的；业主的收益这种是税后的净收益全部归资本金的投入者所拥有；收益的主体上来说，各个企业法人的收益，这些是企业控制的全部资产而带来的净收益，这些都是规企业法人所拥有的；余下的收益，是企业法人的收益减掉所有特定的权益后所剩余的，最后全部归普通股的持有者所拥有。

在各种不同的财务计算过程中都有收益法的运用，收益法在考核各项指标参数时更加的科学合理。折现率或资本化率、收益额、收益有效期限是收益法的主要的三项指标。应加强收益法对评估整体资产中的运用，独立核算经济实体资产、独立创造利益和无形资产的评估中灵活掌握其运用。

三、企业资产的评估实例分析

运用收益法估算被评论企业跟其他经济独立个体或是无形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价值时是可以采用不同种类途径来实现的，比如说使用年金法，只要能够达预期内的收益目标，就可使用年金法来评估其中包括了永续年金发根有效期限年金法。拿将来以后期间的收益获得的稳定增长的以成比例发展做为一个前提，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使用分段方法进行一个评估。分段方法的数学模型如下：

P为收益现值，Ri为第i年收益；r是折现率；N是划分前期年份数，一般情况下设定为5年，因为5年内（在近期内比较）的数据比较准确、易掌握。

为了理解上述分段法计算公式，可通过以下方法解释其具体含义：

假设：年份 1 2 3 4 5 6 7 …… 终止年

收益 R1 R2 R3 R4 R5 R6 R7……

第一阶段（逐年预测收益并折现）前期P1

第二阶段（按年金收益资本化法处理）后期P2

则被评估对象的价值为 P=P1+P2

分析收益法与成本法、市场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三者之间的含义、依据及方法的不同之处：其中收益法是资产在运营过程所表现出来的收益能力高低来确定其内在的价值；市场法则是市场条件下，根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出售资产时所实现的资产价格，而作为评估的目标价值。成本法则是取得资产所需要付出的重置成本，扣除已磨损价值所剩余内在价值反映已使用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价值；这三种基本方法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中的不同价值理论，在运用过程中也要结合不同情况选择不同方法对资产来进行评估。无论选择哪一种评估方法和途径进行评估，都需要保证评估目的、评估假设与实际情况相符合，这样才能保证运用不同的评估方法得到的评估结果具有相互的验证性。（西南财经大学；四川；成都；611130）

参考文献

［1］ (美)达摩达兰.投资估价:评估任何资产价值的工具和技术［M］ .朱祥武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2］ 兰秋军,马超群.中国股市弱有效吗? 来自数据挖掘的实证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 2005 , ( 4).

［3］ 王建中, 李海英. 企业价值评估的 DCF模型实证研究［J］. 中国资产评估, 2004 , ( 7).

［4］ 黄启蒙.收益法估价应用中的问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05

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价值教育；艺术；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4-0142-02

“价值教育”作为完整的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注点不在于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而在于“学生价值观念和价值态度的形成、价值理性的提升、价值信念的建立，以及基于正确价值原则的生活方式的形成。”[1]艺术类大学生作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着高校的价值教育。随着市场经济地快速发展，由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的变革引发的价值信仰危机、文化自觉缺失等现象在艺术类大学生身上体现地尤为突出。如何为艺术类大学生消除价值失范现象、化解各种价值冲突，成为高校价值教育的重要工作。

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失范的表现与成因

1.表现。基于当下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行为的表现，可以将价值失范的观测点分解为主体定位、审美取向、信念抉择、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在主体定位方面，“个人本位”现象突出。他们重视创新性和独立性，不愿墨守陈规、随波逐流，更甚者为强调自我，达到“为艺术而艺术”，刻意突出前卫、怪诞的风格，模糊了艺术性和伪个性的边界。他们很少考虑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认同，竞争意识过于强烈，淡漠周围的人和事；在审美取向方面，追求时尚，缺乏对生活的深入了解。对价值取向常常表现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自我认可为中心，忽视大众的审美情绪，对生活的体验呈现出较强的感官性；在信念抉择方面，功利意识和过分务实使他们更注重投入和产出的回报，而忽略了艺术创作本身。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名利追逐间的争相攀比和排挤现象层出不穷。在价值评价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多元化，不同文化间的碰撞冲击着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本能的物质冲动情怀对事物的认知往往会呈现出偏颇狭隘，缺乏理性思考，忽视社会主流价值标准。

2.成因。在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失范的众多因素中，社会因素和学校因素影响力最强，后果最严重。因此，本论文在这里主要对其二者进行阐述。社会变革导致了艺术类大学生价值冲突的发生。首先，经济的强化使“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且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2]追求“个人本位”的价值观与主导市场经济遵循的契约伦理精神高度契合，这成为艺术类大学生不断追索自我价值高于集体价值的外部动因。其次，新媒体技术地不断革新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人可以畅所欲言，求新求变。艺术类大学生的敏感度高，洞察力强，善于利用感官思维而常将理性抛之脑后，过于依赖网络世界的丰富性和节奏性。同时，现实的社会生活是以一整套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塑型的，但艺术类大学生坚守的物性追求则更大程度上显现出自私、无度，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冲突在当下有了愈演愈烈之势。当下，高等教育已由精英化转向平民化，在历经了扩招后，大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成反比趋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艺术类专业的开办在2000年后也不再是专业院校的一枝独秀，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纷纷加盟，且涉及到的办学批次也包罗了提前批次、一本、二本、三本和大专。录取办法通常是在文化课高考成绩合格后按专业分数排名录取，录取后的教育还呈现出重专业、轻文化，重技能、轻人文的局面。外界对艺术类大学生的评价也不再赋予精英光环，因为许多艺术类大学生崇尚物质变现，乐于将自己的创作和学习直接与经济挂钩，从艺即商已经成为提前缓解就业压力，重塑自我的试金石。目前，整个社会都处在转型期，各种文化思想的相互碰撞使学生的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何能正确地提升学生的抗风险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亟待于强化高校的价值教育。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教育的策略

针对当下艺术类大学生的各种价值失范和价值冲突，我们不应只在口头上强调价值教育的结果，而应该在价值教育的思路和内容上加以创新。曾经，科技的腾飞使科学文化和专业文化的发展迅速超过影响国人数千年的人文文化。以人文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便逐渐只能在思想上供奉，很少在行动中践行。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的人文文化已经被证明了回归的必要性。因此，在文化回归中实现文化自觉，以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实现高校的价值教育合情合理。

1.明确价值教育目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但这种实现绝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强调自我个体，而是要重视现世人生，即关注个体生存和社会生存并重。因此，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教育目标应该订立在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社会实践双丰收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这个群体的德、才、情、言、智才会真正得到发展。

2.调试艺术类大学生主体的价值文化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了其强大的融合力和同化力，万事以“和”为贵，做人以“仁”为先。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54年在《动机和人格》中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理论：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对于艺术类大学生而言，他们在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几个方面呈现出的价值冲突恰恰需要以传统的“仁和”来调试。

3.突破传统教育方法。传统的教育方法，诸如加强艺术类专业“两课”的学习，增强人文素养的培育，开展相关的心理咨询和宣传活动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暂时缓解艺术类大学生主体的价值文化冲突。但从长期来看，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活跃，感官性极强，对事物的评价标准往往遵从个性心理，因此流于形式的说理教育和填鸭式教育必须排除。传统儒家思想主张的因材施教在几千年的中国式教育中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若能针对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作出更为感性的情绪性的教育则会事半功倍。例如：在伦理道德教育中，教师给学生传授民族文化、社会道义、人生目标时可采用情景式教学；在语言教育中，教师引导学生品鉴经典、传承语言时可借助新兴媒体和音视频资料；在心理学教育中，教师疏导学生情绪，净化心灵时先换位思考、同声相求。此外还有，在评价大学生行为结果前先询问倾听；在课程教学中平等相待；在艺术创作中身先示范等。

4.承担价值教育的教师应做到悦目、悦耳、悦心。要想培养出悦目、悦耳、悦心的艺术类人才，教师就必须首先做到悦目、悦耳、悦心，即让学生爱关注、喜听声、求心动。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艺术的美体现的是人的美，而人的美不止于表面而在于内里。“三悦”的目标并不在于强调教师的外表是否漂亮、声音是否动听、语言是否吸引人心，而在于体现仁义礼志信。因此，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教育是一种求“三悦”的软性教育，要让他们的内心切实地感受到真、善、美，才能真正实现价值教育。此外，实现“三悦”也必须结合当下时代、社会和艺术类大学生自身的条件，做到有针对性、有效能性的德行、心智、技能、审美等方面的价值性培养，这些都与纯思想教育和伦理教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中国，艺术是人的艺术，人的美。所有的艺术教育都要践行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与和谐统一。在当今文化回归的大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教育亟待优化和深入。在未来，如何与时俱进地不断构建中国特色的价值教育基本理论仍是高校努力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石中英.价值教育的时代使命[J].中国民族教育，2009，（1）：18.

[2]晏辉.当代生活世界的价值哲学批判[J].江海学刊，2004，（1）：8.

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经济后果

一、我国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会计应用的现状及经济后果分析

我国2006版新会计准则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企业(包括公司)。在所有39项准则中(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直接涉及公允价值的有17项,不同程度地应用了公允价值作为计量手段,其应用比例占44.73%。如果按于永生(2005)及威廉・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广义公允价值的观点,公允价值涉及37个准则,其应用比率为97.37%。从应用范围看,公允价值不仅用于计量资产,还扩展到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计量观已经深入到准则的各个角落。所以,研究公允价值应用及其后果具有现实意义。

(一)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应用的现状――以资产为起点

公允价值应用于资产计量方面在我国可谓广泛。从广义的计量观看,几乎涉及所有资产的计量。根据复式记账原理,企业在资产增减变动的同时,必然会引起会计等式其他部分的变化,但是不改变平衡关系。这些变化在不同角度上体现公允价值会计应用的经济后果。

从表1中,可以总括地看到公允价值在新会计准则中资产计量方面的应用。公允价值对资产计量的账面后果是:一方面引起资产价值的增减变动;另一方面带动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联动变化。其中,较为典型的主要集中在“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和“投资收益”等具体科目上。

(二)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资产与权益的关键点及经济后果分析

由于公允价值本身的特点,在使用中是祸福两重天。它既可以使资产的价值更接近于市价,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也可能会由于公允价值确定技术上的缺陷而使会计信息的可靠性降低。资产与权益的关键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资产与负债;资产与所有者权益。

1.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资产与负债的关键点及经济后果分析

从新准则的内容看,在金融工具方面涉及了金融负债、在股利支付准则中授予日权益工具的计量是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工具的。以股份支付为例说明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资产与负债的关键点及其后果。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涉及公允价值计量并形成负债。对此项负债的计量中,在等待期的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都要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确认当期应计的资产(或费用)及形成的负债。而股份支付协议获准通过的日期确认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按照“三级次”理论分析,可能分别属于不同的级次。一般来说,只有一级和二级计量确定的公允价值可靠性较强。而三级计量是基于不可观察参数,可靠性令人质疑(于永生,2009)。显而易见,利用三级计量得到的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在计量工具本身就存在不可靠的因素,主观性高,操纵性强。一方面会造成计量的资产(或费用)及形成的负债的人为高于或低于权益工具真实价值,导致丧失信息的相关性,偏离了会计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合作博弈,这种可操纵性给管理当局盈余管理创造了可乘之机。

2.公允价值计量中的资产与所有者权益的关键点及经济后果分析

“考察经济后果应随着外界环境的不同以及考察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马永强、孟子平,2009)。”在不同的会计外部环境下,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会产生不同经济后果;研究对象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把所有者权益拓展到涵盖损益的变化,则其包括的内容有: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收入、费用。因公允价值计量而形成的所有者权益与资产的主要关键点是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本公积”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考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公允价值计量会导致净利润与未来现金流量的关系模糊。新会计准则中为了核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在会计期末的变动,设置了一个新的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属于损益类),主要核算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在会计期末将该资产的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时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这个差额,由于其账户的性质决定其必然计入当期损益中,对企业的利润与所得税均产生影响。而这个差额本身并没有实现,未来该项资产处置时真正的损益与该差额也不一定相等,这就导致了报表使用者在使用会计信息时必须能够剔除这些未实现的收益或损失,才能更好地解读会计报表。因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既不代表未来的现金流入量,也不代表未来的现金流出量。

(2)考察资本公积

公允价值计量的“资本公积”是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在会计期末,当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时,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也同时变动,对企业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这种方式是准则制定机构基于社会各层面利益的考虑,并妥协于企业“利润平滑化”的需要,允许一些财富绕过收益表而仅仅体现为资产负债表中的权益变化。这样规定最终导致“企业财富增加的净资产变动和净利润之间缺乏明朗化的关系”(陈国辉,2007)。

(3)考察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后果

公允价值计量会导致两种计量观的矛盾。“在收入费用会计体系下,对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与净收益的概念是根本冲突的(James Cataldo & Morris McInnes,2009)。”新会计准则下利润表介于传统的收益――费用观与全面收益观之间,自然会产生矛盾。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负债表中年度的净资产变动额(扣除业主往来交易) 不等于利润表中确认的净收益(陈晓坤,李金莲.2006)。这是否说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不符合会计系统的整体目标”。

实证会计理论(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认为,管理当局可以选择相关的会计政策以使公司的利益或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金融资产的分类对公允价值的应用后果有较大影响,而准则把金融资产分类的选择权赋予了企业的管理层,这就为一些企业操纵利润和财务报告提供了可能。比如将一项投资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就取决于管理层的意图。选择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其后续计量可能会影响利润的增减;选择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会影响资本公积,则与企业的利润无关。从契约论的角度看,此种会计政策的选择是以会计变量为基础,实现管理层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二、改善公允价值应用的措施

(一)加强监管力度,规范公众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范围和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为报表使用者提供了及时和额外的信息(高国琴,2009),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使财务报告信息呈现动态的特征。同时也使得财务报告的计量标准产生不一致,这可能会造成报表使用者对信息的错误判断。因此,披露公允价值计量的级次、估值技术、变更原因等对报表使用者尤为重要。这也是SFAS No.157将公允价值的级次与披露的相关性加以强调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要提高信息使用者分析、处理报表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也要规范会计主体提供信息的质量。会计主体提供的信息由表内信息和表外信息构成,而表外信息可能对报表使用者而言更具相关性。严格规范主体披露信息的范围和层次,对使用者来说就不会遗漏重大信息。对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应要求报表提供者披露其形成原因、金额及对利润和所得税的影响金额,便于投资者作出合理判断。

(二)限制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选择权,避免产生盈余管理

在金融资产的分类上限制管理层金融资产分类的选择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盈余管理的操纵。

(三)培育会计信息的使用者

会计信息使用的是一种独特的报告语言。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使用者来说,要想全面、缜密地理解其精髓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新准则实施和推广的过程中,如何培育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并且快速提高其理解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培育市场

公允价值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作支撑。如果市场能够提供公允价值计量所需要的公平价格或价值,那么,公允价值技术上的缺陷就不存在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无疑都得到了保证。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确定的环境、公平的市场、没有不协调因素的干扰。这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地方向。

虽然公允价值的初衷是公平、公允,但是在实务中操作上的困难是了理论界尚未解决的问题。来自于各方的质疑也越来越高涨,准则指定机构如何权衡各方利益,达到会计信息可靠性与相关的动态平衡值得各方期待。

【参考文献】

[1] 陈晓坤,李金莲.我国公允价值会计计量的应用研究[J].水利经济,2006(11):26-28.

[2] 马永强,孟子平.金融危机冲击、企业风险缓冲与政府政策选择[J].会计研究,2009(7):50-56.

[3] James Cataldo & Morris McInnes .从净收益视角看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作用[J].会计研究,2009(7):30-35.

[4] 于永生.公允价值级次:逻辑理念、实务应用及标准制定[J].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9(7):45-49.

德育研究的意义及价值范文第5篇

2005年启动的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证券市场解决股权割裂问题的一次制度性变革。截至2006年12月31日，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各方对股改的预期正趋于稳定，股改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和资本市场运行规则的深刻变化，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行为和动机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出现新的行为趋势。一方面，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向上市公司输入利润、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等措施，提高上市公司的效益，促进股价的上扬；另一方面，股改公司的大股东可能会以持有股票可流通为契机，通过利润操纵、股票套现等系列行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侵蚀中小股东权益。那么，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关联交易如何看待，控股股东是不是通过关联交易影响了企业价值？如果答案肯定，控股股东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实施了这种影响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影响，本文通过数据检验发现，在全流通条件下，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控股股东确实通过关联交易显著提高了企业价值；而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提高企业价值的效应则并不显著。

二、文献回顾

控股股东作为企业契约组合中的优势一方，既有能力也有动机影响企业价值已经得到了理论和数据支持（Fan and Wong，2002）。那么如何尽量避免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的不良影响呢？一方面需要合理减少控股股东的控制能力和动机，另一方面则要找到其影响企业价值的手段，从而使监管机构有的放矢加以规制。围绕企业治理结构已经展开大量讨论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YE，KE和LI现在的论文用台湾上市公司的样本揭示坏的公司治理导致价值破坏的关联方交易。而对控股股东影响企业价值主要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则尚缺少直接阐述。我国对关联交易的研究在会计领域主要集中在关联交易本身、规范及披露。在公司治理方面，我们注重关联交易分别与控股股东、企业价值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关联交易与企业价值

张祥建、王东静、徐晋（2007）在《关联交易与控制性股东的“隧道效应”》控制性股东能够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从而以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从上市公司攫取财富.本文以1998-2005年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控制性股东通过隐蔽的关联交易从上市公司输出了财富,造成了以托宾Q衡量的公司价值下降,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非公允关联交易成为控制性股东掠夺中小股东财富的重要方式,导致上市公司的资源被不断输送出去。

潘飞、文东华、段军山 （2006）《关联购销、价格管制及价值相关性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发现关联交易会计管制政策出台前后（1998-2003年）上市公司关联销售比率和利润率指标的变化发现，会计管制通过规定关联交易价格上限能限制企业管理当局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的活动，但这种限制作用是有限的。实证研究表明关联购销业务的增加导致市场负面反应。

李艳荣（2007）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发现集团母公司和其上市子公司之间经常发生多种类型的关联交易,这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出结论:不同类型的关联交易对公司价值的影响不同,对公司价值最具破坏力的关联交易是与母公司进行的资产置换。

2.关联交易与股权结构

王瑞英 、谢清喜在（2007）上市公司股权的过度集中、股权间制衡机制的缺失以及双重身分内部人的存在，使得大股东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关联交易来侵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股权制衡情况研究说明了我国目前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程度很高，关联交易普遍存在，而且，关联交易发生的频率、广泛性等都与内部人控制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余明桂、夏新平（2004）考察了销售产品、担保、资金占用、应收款和资产重组五类关联交易。通过对1999到2001年间的数据分析发现，有控股股东控制的公司其关联交易显著高于无控股股东存在的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越多。他们因此认为控股股东能够借助于关联交易转移公司资源，侵占小股东利益。

宋春霞在（2005）《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2004年经验数据的研究》通过分析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关联交易、控股股东隧道挖掘行为的关系,采用合理的替代变量进行相关的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假设检验,得出结论:两权分离度与关联交易状况呈正比,即两权分离度越大,关联交易越频繁。交易金额越大,资金占用与信用被占用额也就越大。

通过以上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在控股股东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影响关系的基础上，控股股东能够影响关联交易，同时关联交易对企业价值具有一定影响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将控股股东、关联交易、企业价值有机联系起来，并不能回答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控股股东是不是通过关联交易影响了企业价值，关联交易的传导性如何，关联交易在其中起到多大作用等问题。本文正是要从这一角度入手，揭开控股股东影响企业价值的秘密，分析关联交易传导下的控股股东与企业价值关系。

三、关联交易传导下的控股股东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控股股东之所以影响企业价值，其主要目的还是获取控制权收益。控股股东为了股票价值大化，在追求控制权收益的过程中，控股股东通过进行关联交易最终影响了企业价值。简而言之，控股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是目的，采取关联交易的方式是手段，影响了企业价值是最终的结果。

控股股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控制权私有收益。当拥有控制权时，控股股东可以在经营中获取利益。对持股比例较低的控股股东来说，通过侵害中小股东获得私有收益比创造共享收益与大家分享更具有吸引力。通过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进行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可以将企业的资源转移到其他企业中（Gordon；2003）。在此过程中，控股股东会竭力向外部人隐瞒控制权私有收益，有很强的动机通过各种财务行为（在本文中具体为关联交易）操纵公司的会计报告。而且较高的控制权私有收益与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更集中的股权等因素联系在一起（Dyck and Zingales，2004），这与我国股票分置改革前的经济现实比较一致。但大量的非流通股取得了流通权，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原有的非流通股获得了资本市场的定价，大股东与流通股东同股同权同价，控股股东能享受到溢价带来的自身收益。这样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具有向上市公司注入利润的内在动机，以一定的净利润在证券市场上放大为市值，上市公司开始从传统的圈钱工具转变为社会上优质资产的吸纳器，关联交易则成为输入利润的一个具有重复隐蔽特征最佳手段。

基本假设：控股股东通过进行关联交易对企业价值有影响。

将控股股东作为X，它对企业价值Y的影响是通过关联交易M这个中介变量实现的。

该假设的验证需要使用到依次递进的2组关系

假设1：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是否进行关联交易有正向影响。

即方程（1）M=α2+aX+ε2中a显著为正。

假设2：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通过进行关联交易传导实现的。

即方程（2）Y=α3+λ′X+bM+ε3中λ不显著而b显著这种情况下说明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关系全部由关联交易传递实现。如果λ′和b均显著，则说明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关系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关联交易传递实现的。

只有满足以上三个假设，才能认为控股股东、关联交易、企业价值之间的传导关系成立。

四、概念界定与模型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关联交易在控股股东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传导机制，故而关联交易首先要有一个可操作的界定。上市公司每一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都有许多不同的交易对象，我们在文中将关联交易定义为能够为控股股东直接控制并直接涉及控股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至于控股股东，由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情况较难辨别，在文中用第一大股东替代，企业价值则通过TobinQ表示。

经过这样的概念界定，并结合上文假设中的基本模型，确定数据检验中所用到的三个待检验模型分别为：

TobinQ=a+a1CS +a2LEV+a3SIZE+a4BM+ξ（4）

RPT=b+b1CS+b2SECOND+b3 LEV +b4SIZE +ξ（5）

TobinQ=c+c1CS+c2 RPT+ c3LEV+c4SIZE++c4BM+ξ（6）

表1

变 量定 义

TobinQ（总市值-负债）/总资产

RPT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关联交易/总资产

CS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LEV资产负债率

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SECOND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BM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值

五、数据检验

本文选择2006年作为研究区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数据均来自于北京色诺芬信息有限公司CCER数据库。在此基础上，我们使用Excel和SPSS软件首先剔除了金融、房地产、旅游、综合类、传媒行业上市公司、各年度新上市公司和数据不全的样本。然后我们将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发生第一大股东变化 的上市公司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化的公司予以剔除，以保证每个公司年度样本都能保持第一大股东身份和影响能力不变。最后我们剔除了一个会计年度期末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同的上市公司，以减弱共同控制所带来的影响。经过处理，最终得到公司年度样本数据428个。

为了验证本文的基本假设，在模型检验中我们把428个样本按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达到绝对控制（50%）为分界点分成两组，分别对待验证模型进行回归并观察结果。

1.模型（4）的检验结果

验证中介变量作用的存在，必须首先证实X和Y之间的相关关系，即首先证实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有显著影响。对模型（4）进行统计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4）的统计检验结果

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50%及以下系数回归结果

第一大股东持股50%以上系数回归结果

a5.874（36.161）5.089（4.055）

CS0.003（7.294）0.01（1.032）

LEV-0.002（6.243）-0.08（-1.651）

SIZE-0.192 -8.893-0.149（-2.403）

BM-0.234（1.12）-0.233（-4.695）

样本数量337121

Adj R2-0.8020.431

F78.129.004

表注：***表示在0.01水平下显著（双尾），**表示在0.05水平下显著（双尾），*表示在0.1水平下显著（双尾）。

通过表3可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0%及以下的一组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一项的系数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这就具备了我们进一步进行中介变量检验的基础，也就是找出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有影响。

而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0%以上的一组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一项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当第一大股东持股超过50%的时候，其对企业价值的的影响无法确定有怎样的影响，这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下决策的不理智行为有关，因此也不具备进一步检验的基础。

2.模型（5）的检验结果

本文中选定的第一大股东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联结点为关联交易，这样我们先要明确第一大股东对发生关联销售产生影响。虽然第一大股东持股在50%以上一组样本不具备中介变量传导关系的基础，这里我们仍报告其结果作为参考。对模型（5）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5）的统计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大股东持股50%及以下回归结果

第一大股东持股50%以上回归结果

b7.968（11.755）-0.623

CS0.16（6.754）0.05

SECOND0.223（8.893）0.02

LEV-0.102（1.002）0.01

SIZE0.121（1.593）0.017

样本数量337132

Adj R20.8740.101

F34.2593.576

表4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50%及以下时，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关联销售显著正相关，第二大股东对这种交易没有所制衡，说明股权制衡还是在关联销售的决定上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大于50%的模型中，由于控股股东有绝对的控制能力，所以第二大股东表现为正向关系。

3.模型（6）的检验结果

在模型（4）、（5）显示出较好的统计结果后，我们需要用模型（6）将这三个变量直接联系起来，观察关联交易这个中介变量的作用。模型（6）的统计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6）的统计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大股东持股50%及以下系数回归结果

第一大股东持股50%以上系数回归结果

C5.739（8.752）5.508（3.941）

CS0.001（2.047）0.011（1.03）

RPT0.016（7.629）-0.053（-0.124）

LEV0.000（0.372）-0.008（-1.632）

SIZE-0.196（-3.30）-0.148（-2.369）

BM-0.23（7.269）-0.222（-4.67）

样本数量337132

Adj R20.5970.281

F16.437.442

表6显示，在第一大股东持股50%及以下的一组样本中，当引入关联交易之后，关联交易一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影响，当然，由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一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所以关联销售作为中介变量在

这里部分的传导了控股股东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六、结论及研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