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对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对策范文第1篇
Abstract: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is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ization significantly, is a crucial element for enterprise surviving. The paper analyzed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informationizational effect on technique innovation of industry from various aspects, and gave a prospect of its development tendency.
关键词： 信息化；技术创新；对策
Key words: informationization；Technological Innovation；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1-0019-02
0 引言
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生存力，进而加速发展的关键。作为人类发展的三大资源之一的信息已成为当今信息时代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和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更是技术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和资源。因此，要提升制造业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创新力就必须加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鉴于此，关于企业信息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的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Song M（2005年）等人从计算机辅助的通讯技术的角度、站在企业的层次上分析了信息技术对技术创新的影响[1]。Song M（2007年）等人对在新产品开发中影响知识产生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在新产品开发中信息技术对知识的产生存在较大的日益增加的影响[2]。李时椿（2007年）等人认为在知识创造、传播和使用机制方面，信息化将更有利于制造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3]。祝明伟[4]（2008年）等人认为信息技术能力对研发合作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同时信息技术能力通过信息共享间接地对研发合作产生影响。张金标[5]（2004年）以制造业企业产品生命周期为主线，分析了PLM对产品创新的作用。[6]（2003年）发现在CAD/CAM/CAE/PDM（C3P）集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数字化开发，使汽车的新产品开发周期从20世纪80年代的48个月，缩短到目前的24个月，并正在向12个月的目标进军。
1 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者们研究比较多的领域包括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内涵、要素、阶段模型、规划、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与评价等方面。关于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如下一些不足。
1.1 研究内容尚未集成 当前研究大多从信息技术、业务流程、战略、经营管理、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信息化主体、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企业文化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影响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阐述，这种研究的碎片化现象的结果是研究仅仅关注信息化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缺乏整体的、系统的及相关的考虑，往往顾此失彼，失于片面。
1.2 研究角度尚未集成 国内外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信息技术及信息技术能力、应用软件、信息化人员等技术因素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而忽略了企业文化、业务流程、组织结构、决策、管理体制，以及决策者、管理者素质等非技术因素的作用，缺少从这些角度的综合与集成研究。
1.3 研究层次不全面 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关注企业层次，忽略了行业环境、宏观环境及社会服务体系等。
1.4 理论研究缺乏深度 尽管众多学者都认识到了企业信息化对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对此方面的研究还未达到相应的深度，并未形成系统深入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规律和特点。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信息化对技术创新能力影响的文献中，大部分研究成果还停留在认为制造业企业信息化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有效手段和基本途径上，仅仅指出了制造业企业信息化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相关性，未能进一步地探究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内在机理及作用路径，理论研究缺乏深度也导致了难以对政府和企业的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
1.5 实证研究不完整 国外学者能够在调研数据或案例基础上对实际问题展开深层次的分析：一方面，经常围绕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和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大量的调研活动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等先进的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以揭示制造业企业信息化与技术创新在统计上的相关性；另一方面，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影响技术创新的内在过程。同国外相比，国内学者所用的数据较少，数据处理方法落后，同时也缺少典型案例的支持，其研究结论不足以让人信服，研究成果的合理性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2 解决问题的对策
2.1 研究内容集成化 针对研究内容碎片化现象，未来的研究应综合信息化的技术要素和组织要素，统筹考虑上下关系、内外关系、软件与硬件关系，兼顾业务流程、经营管理、战略决策各个环节，以使研究内容呈现出集成化趋势。
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对策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效果评价 问题与对策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价的重要意义
1.实施教学效果评价是教学本身的客观要求。
教学过程主要是按一定的认识（即学习）任务和内容，依据认识的规律和学生认识特点，而组织进行的逐步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活动过程。［1］教与学历来是互动的，是师生双方共同活动的过程，学生既是教学的对象，又是教学的主体，教学效果可以直接在学生身上得到体现。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接受相应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技能，从而引导学生在能力、素质等方面发生一定的变化。教师的课程教学能否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是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因此，教师在课堂上授课不仅是知识和信息的传递过程，还是教师与学生的人际交流过程。要及时了解教学情况，帮助教师改进课程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实施教学效果评价，只有这样，才符合教学本身的客观要求，才能最终找到提高学生学习效果而服务的有力措施。
2.实施教学效果评价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保证。
高等学校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特征，是推动大学生沿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健康成长的精神动力，也是对大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而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评价调控机制则是实现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从宏观上讲，科学地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估，可以及时地了解高校人才培养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目标的实现程度，正确判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条件、教学水平、教学效益，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从微观上说，科学的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评价，对于切实掌握教师履行职责的状况，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推动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教学水平，从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3.实施教学效果评价是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动力。
首先，教学效果评价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的改革。现在的教材内容越来越多，如何精选教学内容，减少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不必要的重复，构建主题明确、内容精炼、层次清晰的教学体系，必须努力在教学内容改革上下功夫。其次，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的改革，从单一向灵活多样转变，不仅教师要教活，学生也要学活，用启发式教学法，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安排小组讨论、辩论，座谈等，分析国内外的热点、疑点和重点问题，提升学生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有利于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手段的求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改变过去那种一本教材，一本讲稿，一支粉笔的传统手段，要跟上现代教学手段更新的步伐，制作教学课件，实施多媒体教学，通过多种渠道与学生交流，让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思想文化占领这块特殊阵地，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为教学服务，以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整体改革。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价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教学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不够全面规范，主观印象影响较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和专业性相统一的学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系统的工程，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许多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评价，多为全校统一的一个标准，较少考虑学科和专业特点，这样的标准虽然具有规范统一、操作简便、容易比较的优点，但存在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评价标准的单一会导致各学科各专业以评价的条框为导向，而忽略实际教学效果。甚至出现仅凭感觉和印象打分的现象，从而使评价标准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但如果不同的专业都制定不同的标准，则工作量加大，难度也大，评价过程会变得极为复杂，结果也较难以进行比较。［2］因而，筛选出教学工作中具有共性的内容，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使各专业既能使用统一的评价标准，又不抹杀其专业特点成为必须。
2.评价思路不同，评价结果难以界定。
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评价教学质量的目的正在于找出这些影响因素，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控制，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然而，评价机构不同、思路不同，评价结果也出现极大差异。传统教学质量评价过分强调其鉴定作用，过于看重数据，有些学校甚至用数字“算出”优秀教师，“算出”优质课程，“算出”学生的优秀率、良好率、及格率和不及格率。在实际过程中，影响教学质量因素有许多，如教师的人格、教师的情感投入、学生的态度和价值观等，这些都是无法用准确的数字加以衡量的。在教学评价过程中，教师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对学生评议，对于严格要求他们的教师学生通常给分低，反而对学生放松要求的教师分却很高，这些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也使教师对学生参与教学质量的评价不认同，使得教学质量评价流于形式，既不客观也不真实。同时，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其自我反思与评价是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方面，但教师面对自我评价的要求往往不是直接地反思、剖析自己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自我评价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
3.评价手段单一，评价效果缺乏科学性。
教学质量评价的指导思想是“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但在实际操作时，一般都只注重检查与考核，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评价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这反映出对评价目的的认识是不够充分和全面的。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和五年一轮的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制度是通过充分调研、反复斟酌、广泛协商制定的，具有较强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有助于各级领导明确办学指导思想，理清办学思路，更加重视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发现问题，找出差距，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措施。但是，如果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评价中，忽略评估的导向、诊断、激励、调节、改进等功能，不能建立科学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不能采用多形式的评价手段，将会严重制约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价的应对策略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评价是评估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及许多指标内容和技术要求，在面对以往教学效果评价中的问题，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提高教学质量。
1.要建立合理的学生评教机制。
包括学生信息员反馈的教学质量信息，以及学期结束后学生对教师教学各方面用量表打分的形式所进行的评价。前一种对教师课堂教学状况的反映一般比较宽泛，也比较模糊，其结果对教师的影响也不太明显；后一种评价则是对全体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各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价，评价结果和同期同行评价、领导评价一起，对教师的晋级、提职、津贴、评优等方面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直接受益者，对教师课堂教学效果最有发言权，虽然在评价中也不乏弊端，但应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责任心，让他们能够客观地反映出评价结果。
2.建立科学的同行听课机制。
同行听课一般是由系（部）或教研室组织领导及同事以随机听课的方式，评价部分教师课堂教学效果。这种方式有利于同行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也有利于领导和一般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对于本单位教师教学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易于集中解决。对于少数问题比较严重的教师，学院先行做工作，同时上报上级管理部门，寻求解决的方法。评价结果及时反馈，以便教师知晓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3.充分发挥学校督导员作用，学校相关部门定期检查。
目前督导组主要是对课堂教学秩序进行评价，意见定期汇总到教学质量管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课堂教学质量的作用。督导员许多都是聘请的退休老教师，他们在对教学进行监督、评价和指导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应注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学校相关部门在学期初、中、末期，对教师教学各环节的准备和进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其中包括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评价结果汇总到教学质量管理部门，并对少数优秀教师提出表扬，对问题比较严重的教师提出改正意见。这项工作有利于督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认真对待教学各个环节，并因为由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部门直接负责实施，在各类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活动中是做得比较完备的一种［4］。
4.建立健全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反馈机制，使广大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对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及其结果的反馈有一个深入正确的认识。
广大教师主动接受评估，不断从中找出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部门领导全面了解本部门教师的整体水平及教学效果，有利于师资队伍建设；院领导及职能部门则可全面掌握全院教师的整体教学质量与水平，从而做出相应的宏观决策，使得课堂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形成评价―反馈―改进―提高―再评价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杨秀军.论课程教学质量的学生评价机制［J］.职业教育研究，2005，（12）：15-16.
［2］张典兵.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2006，（02）：126-128.
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对策范文第3篇
>> 试论我国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 试论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 试论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 论我国乡村旅游的和谐发展 试论我国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推进策略 试论我国社区协商民主的困境及对策 试论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与完善 试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防范与治理 试论我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试论我国果树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试论我国果树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论我国实行协商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我国股份制高职院校的组织治理与发展 论我国西部新农村治理模式的选择与发展 论我国网络社会的秩序与治理 论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趋势 试论我国虚拟经济的良性发展 试论我国住宅的未来发展 试论我国生物农药的发展 试论我国农业物流的发展 试论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7]王德祥，罗艺.近10年中国农村建设的成就、经验及存在问题[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15.
[8]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M].林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9]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M].陈家刚，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0]林尚立.协商政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J].学术月刊，2003（10）：19-25.
[11]何包钢，王春光.中国乡村协商民主：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3）：56-73.
[12]陈剩勇.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J].学术界，2009（1）：42-50.
[13]张小劲.民主建设发展的重要尝试：温岭“民主恳谈会”所引发的思考[J].浙江社会科学，2003（1）：21-25.
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对策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综述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旅游活动场所，以乡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文化风情等为旅游资源，以满足旅游者各种旅游需求的生态旅游形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就是让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把全体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管理、监督以及受益的主体。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近年来，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从论文的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意义和内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不断结合多学科进行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
一.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研究内容
（一）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意义内容方面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分析了参与式乡村旅游的经济学意义，认为社区全面参与旅游开发，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1]。方文华，王力峰（2008）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利，还可以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王琼英（2006）构建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型，提出以表演者、决策参与者、投资者、资源环境保护者身份参与乡村旅游[3]。于笑云（2007）阐述了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指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范围应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包括规划与决策过程、利益分配、环境保护、文化维护和教育培训[4]。周丽洁（2009）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能促进社区自身的良性发展，要让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经营与管理、利益分配和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5]。郭凌（2008）对社区参与的主体、方式和目的进行了解析并以 “决策”与“分享”两大基本因素为核心，以参与决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续的稳定性、环境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和当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显性为支撑框架来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6]。向富华（2012）认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本质是维护社区居民权利，并依据社区居民的3项基本权利，提出9种参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支撑体系由政府、村委会、企业、社区居民等4方的行动体系构成[7]。
综上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延长农民的收益期；促进社区自身经济、文化、环境的良性发展；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社区居民应该参与乡村旅游的全过程，包括经营决策、环境保护、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在结合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四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开发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和个体农庄模式[1]。廖珍杰，张丽娟（2009）按开发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不同进行分类，认为目前国内乡村旅游存在的社区参与模式主要有个体农庄模式、“农户+ 农户”模式、“公司+ 农户”模式、“公司+ 社区+ 农户”的模式、“政府+ 公司+ 农户”模式、“政府+ 公司+ 农村旅游协会+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这七种模式[8]。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分阶段模式，分为发展初期的打工式参与、发展中期的自主经营式参与和发展成熟期的监控式参与，强调社区参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9]。徐燕（2011）依据社区参与模式理论资料总结中国乡村的社区参与模式有居民自发型，动员型和互动合作型，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以居民为主导，政府合作、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支持、各种利益相关者支持配合的方向发展[10]。王敏娴（2010）在常见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基础上提出“政府+农户+NPO”模式和“政府+农户+企业+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为非营利组织，例如乡村旅游协会，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功能，前者模式适用于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依托城镇客源的乡村社区，后者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11]。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创新的模式，但如何选择合适的社区参与模式，应当对当地社区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标准。
（三）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参与问题逐渐显露，学者们渐渐把目光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对策研究上。
黎平（2005）认为传统观念的抑制和相关组织与个人对其的漠视是山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障碍，并提出了几点解决思路，包括政府正确引导、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12]。彭敏，付华（2007）分析了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状况极不平衡和初级特征明显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认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内涵，大力提倡社区参与.扩大专题交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在把握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这几点建议[13]。方文华，王力峰（2008）指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机制不健全、乡村旅游管理体制不畅，提出对居民进行相关旅游知识培训，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村民利益[2]。陈丽华、董恒年（2008）分析了贫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思路，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以及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障碍基础上提出了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措施[15]。樊忠涛（2010）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参与渠道单一、参与层次低以及不规范参与等问题，并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创新机制[16]。张文磊（2012）认为经济利益分配是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选取了3个较为成功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典型案例，对它们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比较，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原则和架构[17]。
（四）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
保继刚、孙九霞（2003）对阳朔遇龙河风景区规划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要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等建议[18]。梁军、郑硕飞（2008）对井陉县于家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意向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大多数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有较全面和客观认识，愿意为当地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于家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措施[19]。何喜刚，高亚芳（2009）分析了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并根据发展现状归纳出甘肃乡村旅游4大主要社区参与类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镇型、景区覆盖型、交通节点型[20]。明跃玲（2010）调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该地社区成员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低的现状，认为应通过更新传统观念、 发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等方式培养社区成员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意识[21]。周杰、陈志永（2012）对贵州出现的三类典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龙模式和西江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村民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过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岛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23]。陈岚雪，唐雪琼（2012）阐述了咪依噜风情谷社区参与的主体、内容以及模式，并提出从引导机制、决策机制、利益保障机制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彝族社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24]。
二.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不断引入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调查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该地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评价[25]。笪玲、张述林（2009）以重庆市近郊乡村的璧山县为例，运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特点，并提出该类区域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26]。代则光，洪名勇（2009）认为旅游者、开发商、社区居民、政府是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社区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而进行社会建制的过程，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社区居民与政府、开发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运用产权理论的相关原，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产权边界模糊、 价值衡量不准确、 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分，并提出相应对策[28]。杜宗斌、苏勤（201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乡村旅游地为例，运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29]。曹兴平（2012）将文化绘图工具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认为文化绘图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30]。时少华（2012）从“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3层权力结构分析工具出发，分析景区并购事件中主体权利运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冲突疏解的路径是经济分化程度与社区记忆的提升[31]。
三.结论与建议
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并日渐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阐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意义，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内容等理论问题，近几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并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并出现了许多实证研究，引入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不断增多。但与国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应加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促进方法和理论的进步，以科学地指导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践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明确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区居民应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管理的全过程中，而在实践中，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问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应加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分析。
参考文献：
[1]郑群明，钟林生. 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J]. 旅游学刊，2004，（4）.
[2]方文华，王力峰.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0）.
[3]王琼英.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J]. 农村经济，2006，（11）.
[4]于笑云. 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问题的探讨[J]. 贵林林业科技，2007，（2）.
[5]周丽洁.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探讨[J]. 生产力研究，2009，（21）.
[6]郭凌.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概念辨析[J]. 新疆社会科学，2008，（4）.
[7]向富华.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7）.
[8]廖珍杰，张丽娟.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J]. 学理论，2009.
[9]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 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障碍及模式研究――以西双版纳旅游地为对象. 云南省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基础研究项目“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管理问题研究 ――以云南旅游地为例”阶段性成果（2009ZC058M）.
[10]徐燕.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J]. 农业与技术，2011，（5）.
[11]王敏娴.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J]. 商场现代化，2010.
[12]黎平. 试论山区旅游的社区参与[J]. 林业经济问题（双月刊），2005，（3）.
[13]彭敏，付华. 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07，（1）.
[14] 陈丽华，董恒年. 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5]李玉新. 基于和谐发展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研究[J]. 社会科学家，2008，（8）.
[16]樊忠涛. 基于创新视角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广西农业科学，2010，41（2）：194―196.
[17]张文磊.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机制比较与构建[J]. 特区经济，2012.
[18]保继刚，孙九霞. 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研究―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 规划师论坛，2003年，（7）.
[19]梁军，郑硕飞.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的实证研究――以井陉县于家村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1）：9232―9233，9281.
[20]何喜刚，高亚芳.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研究[J]. 开发研究，2009，（6）.
[21]明跃玲. 乡村旅游与社区参与的主体意识培养――以湘西德夯苗族村寨为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2]周杰，陈志永. 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到“共同治理”――对贵州乡村旅游开发典型模式的剖析与比较[J]. 广角，2012.
[23]焦慧元. 秦皇岛市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策略研究. 2012年秦皇岛市社科联课题（课题编号：201206219）.
[24]陈岚雪，唐雪琼.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机制研究――以咪依噜风情谷为例[J]. 绿色科技，2012，（4）.
[25]汪芳，郝小斐.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J]. 旅游学刊，2008，（8）.
[26]笪玲，张述林. 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策略研究――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J]. 改革与战略，2009，（6）.
[27]代则光，洪名勇.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J]. 经济与管理，2009，（11）.
[28]徐福英. 产权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研究[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5）.
[29]杜宗斌，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2011，（11）.
[30]曹兴平. 文化绘图： 文化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实践的新途径[J]. 旅游学刊，2012，（12）.
乡村治理的问题与对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乡村治理 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已经难以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和实践，面临着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科技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结构分化和整合等给治理带来的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的难题和挑战就更明显，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显得更为紧迫。
变迁中的乡村治理困境
相比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的难题不仅在于区域大、差异明显，而且在于体系更不健全、能力更为薄弱，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基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改革前的中国乡村，从比较中才能看出这种激烈的变化。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家发动合作社运动乃至后面的运动，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结构性改造和重构：土地实现集体所有制，传统的士绅阶层和地主阶层基本上被消灭了；广大农民被编入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政经合一体制，传统的家庭、家族等以血缘为组织原则的结构大为弱化；政治动员、行政管理取代乡规民约，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运行机制；户籍制度将城乡分割为两个不能自由交流、交换和流动的封闭性社会。在这种结构性环境中，个人的自主性、自由度、选择性非常之少，相比传统时代，这个时期的乡村社会处于强整合状态，社会结构更为单一，政治身份替代经济地位、传统声望和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等级的唯一因素，自主、自治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这对于乡村社会秩序而言不仅不构成任何挑战，反而是坚强的基石。如果说当时乡村治理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活力以及政治运动的破坏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情况就大为不同，既没有回到革命之前的传统时代，又缺少时代的强制性超稳定，乡村社会结构和基础处于急剧变迁之中。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农村，即农村实现。这一改革诱发农村社会的全面变迁。首先，实现后，生产单位从生产队回归到家庭，家庭不仅是消费、生育养育、教化的生活单位，而且也是生产单位，生产功能得到重新肯定和发展，家庭有权安排自己的劳动力，由此引发家庭的多种经营模式。与此相关的是，村落内部的经济联系在削弱。虽然中央一直提倡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实际上，农村“统”的体制机制非常微弱，在很多村庄几乎不存在了，农村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政府没有钱、集体经济瓦解、村庄联系纽带削弱等而得不到维护和建设。相应地，农村体制演变为乡政村治体制，特别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乡村实现了村民自治，政府与村庄的联系远不如以前密切，税费和计划生育成为政府干预乡村社会的最主要手段，但是也是最容易造成与村民冲突和紧张的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民负担过重和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引发农村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度曾在不少地方出现干群冲突事件。这个时期（8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乡村的治理困境至少有三：一是村庄公共事务缺乏供给主体；二是干群关系紧张；三是新的治理制度建构缓慢。
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确立以后，对乡村治理构成最大挑战的还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一是人口结构维度。自从实现改革后，农民不仅获得了自主的农业生产经营权，而且获得了劳动就业选择权，由此，原来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得以大量释放，在随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经商，形成了“民工潮”。如果说80年代只是剩余劳动力外出，那么进入90年代，外出的不仅仅是剩余劳动力，连农村和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都在外出，因为农业劳动无法增加农民的收益，甚至成为负担，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由此，中国农村青壮年人口纷纷离开，出现农村人口迅速老龄化以及大量留守儿童问题，农村人口结构呈现“386199”（妇女、儿童、老人）三留守现象，大批村庄“空心化”、“老龄化”、“空壳化”，我们曾用“农村很散、农民很老、农业很弱”来描述新三农，这就是新的乡村治理困境。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农村治理首先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缺乏治理人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连基本的治安都难以维护；更大的挑战就是农村养老问题，农村养老不但缺钱，更缺人力。人口结构变迁背景下乡村还存在许多其他治理问题，比如村庄公共事务难以正常开展，民主自治无法正常运行，乡村现代化更是困难重重，新技术、新观念难以推行，更谈不上社会创新。
第二个维度就是乡村社会分化。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社会分化提供了契机，乡村社会分化与城市社会分化都非常快、非常明显。一方面社会分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相比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社会分化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不同能力的人提供了各显神通的机会，从而使不同的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获得不同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制度不合理、权力寻租和市场行为不当不法（如假冒伪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社会分化存在着严重的不公问题。与此同时，社会分化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左右下一步的分化。具体到乡村，不论是收入分化还是阶层分化等，都是相当明显的。农村收入差距扩大成为事实。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就是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乡村社会虽然也有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但是这更多的是政治符号，当时主要只有两个阶层：干部与社员。而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分化成至少有8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干部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农村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村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乡镇企业工人阶层、农村私营企业家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更有不同的利益取向、需求和行为。在这样的阶层格局下，乡村治理显然比以前更复杂、更具挑战性。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乡村治理中如何合理地体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需求，既要防止上层阶层对中下层阶层的剥夺，又要避免中下层对上层的对抗，阶层之间的社会团结成为乡村治理的头等课题。乡村社会阶层分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目标，如果能实现阶层的社会团结，那么乡村的治理和发展将不再是难事。
第三个维度就是村庄类型多样化。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人口结构、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不同，不同村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表现很不同，呈现出多样性态势，不再像之前那样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一种产业形态、相同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构成等。中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每个村庄都有其个性。有的人将当前的村庄划分为“城中村”、“空心村”、“新型社区”、“超级村庄”等。由于划分标准不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村庄分类，比如根据人口进入和外出情况，也可以分为三类村庄：外来人口多的村庄、外出人口多的村庄、没有外出和进来的村庄；还可以按地形划分：平原村、丘陵村、山村、高寒村、高原村等等。虽然有些类型是自然形成的，如按地形形成的不同类型村庄，但是这种自然因素也会影响村庄的社会经济，从而影响村庄治理。比如中国目前最穷的连片特困农村大多位于高寒偏远、沙漠戈壁等地理条件和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村庄由于贫困或者不发达，它们面临的治理问题显然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庄。村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表明村庄治理应该是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固守于一种治理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满足村民的需求和实现村庄的团结、发展。
迈向多元自主的乡村治理
在过去三十多年，乡村社会在变化，而乡村治理也没有停滞，问题在于乡村治理的调整变化跟不上乡村社会的整体变化，因此乡村治理的困境和挑战由此而生。乡村治理的调整和变化基本上按照这样的轨迹进行：从国家与乡村的关系上，乡村治理更多的向着自治方向演变，但是出现自治与行政化摇摆不停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乡村经济基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的集体化治理机制已经不再有效，由此国家将村民自治机制和制度引进乡村。但是另一方面乡村依然承担着农业生产、支持城市、工业发展的重任，于是国家对乡村既有巨大的政治需求，但是又无力承担乡村公共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既希望于让渡权力让村庄自治，由村庄自身解决一些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向乡村汲取更多的资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服务，因此又得强化对乡村的行政控制、管理和动员。村民自治制度就是为了满足这样两种有着明显张力的需求而设计的。在自治层面，由于不同村庄的人口结构、经济条件、历史传统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尽管有少数村庄在自治过程中不仅能完成政府的任务、有效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增进村民的福祉和村民团结，但是大多数乡村自治并不尽人意。
虽然不同村庄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村庄面临的治理问题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具体而言，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这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第一，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存在着明显的公共服务差异。虽然这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但是，公共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第二，既有的公共服务存在传递不足问题，不能很好地抵达村民那里，这里的约束因素是公共服务人才缺乏以及公共服务机制不健全。许多农村公共服务存在有事没人干，或者有人干不了，比如农村由于缺乏高质量的村医，因此农村医疗健康服务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服务无法得到很好的传递。在村庄，由于没有公共服务的专门机构，因此村委会就担当着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些职责，但是村委会不但人手不够，而且由于不具备政府功能，因此难以胜任公共服务的传递，反而损害了其担当村庄民主自治功能。第三，村庄公共事务有事没人做、有事没人愿意做、有事没钱做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大量人口外出，村里只剩下老人；二是村庄合并，行政村下面有很多自然村，村民对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可能感兴趣，但是对行政村公共事务冷漠；三是村庄原子化、个体化日趋严重，认为公共事务是政府的事或是村干部的事，与自己无关。第四，村庄的社会团结出现问题。一方面也是由于原子化和个体化问题，人们更加追逐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公共事务中存在一些不公平、不合理、不透明问题，影响到村庄的社会公正，从而导致许多不满、纠纷乃至冲突等，直接影响到村庄团结。第五，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团结文化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科层化中遭受损害和破坏，村民变得更加自我和个体化。同时不同村庄也有自己一些特殊的治理问题，比如超级村庄存在外来人与本村人的分割以及村干部的贪污问题；城中村存在着治安、外来人口管理、环境卫生问题等；欠发达村庄存在贫困、空心化等问题。
总括起来说，当前乡村治理存在机制不健全不合理、能力不足、供需错位、村民参与不足和团结不高、共同体衰落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首要的还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更合理的作用。具体地说，政府应在公共资源投入与机制改革两个方面发力：首先政府应该加大公共服务资源的支持力度，目前的力度还不足以解决公共服务短缺问题。公共服务应该由政府全面承担和提供，特别是在欠发达农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在公共服务方面，不仅要注重生活性公共服务投入，还要增加对生产性公共服务投入，包括道路交通、饮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教育、医疗卫生、信息设施、技术服务等。其次，政府在资源投入和运作机制上进行创新改革，资源投入和运作应以培养治理能力、激发村民参与和合作、满足需求为目标，不能仅仅为了投入而投入。在机制上，国家应该还村委会以自治本来面目，让其真正从事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而在村庄层面建立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时，一方面要强化公共服务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将公共服务更好地与村民需求对接。这里的前提在于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现有的公共资源配置或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服务人才待遇问题，或者不注重这个问题解决，更不注重加大农村公共服务人才的培养。目前农村公共服务吸引不了人才，即使引进的人才也想办法逃离，严重地影响到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国家在一些贫困地方实施特岗教师政策，吸引了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任教，不仅解决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问题，而且大大地提高教师质量，明显地改善了当地的教育条件。这个实践经验可以应用于乡村其他公共服务人才引进和培养上。与此同时，国家还需要拿出一些公共资源，改变配置方式，诱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上，比如实施以奖代补的财政配置机制，加大向村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不管怎样，国家资源配置机制改革应该以激发村民参与、合作为先决条件。只要每个村庄有更好的自治机制、自主参与机制和合作机制，那么就可以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出现的难题。
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还有赖于外部力量的援助和帮助。这里的关键还是国家要鼓励外部的社会组织进入乡村，帮助培育村民的合作和组织能力，更要激发他们参与村庄治理的动力。在这方面国家有两套工具可以使用：一是政策工具，比如可以采用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便利的注册政策支持参与农村治理的社会组织发展，另一个是财政工具，政府可以购买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服务，让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之中，由此借助于社会组织，增强村民的治理能力。早在20世纪30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凭借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发动乡村建设运动，试图解决当时阻碍中国发展和民族救亡的“愚、弱、穷、散”痼疾。虽然这个运动由于历史原因并没有成功，但是它依然激励着当今一少部分知识分子尝试着在乡村开展建设，其中乡村治理是他们所重点关注的。如果国家对这些行动给予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将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的发展之中，会大大地提升乡村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