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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3年,中国已经毫无悬念的稳稳地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消费市场。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和老龄化的趋势,国人在糖尿病、心脏病和肥胖等新陈代谢有关的疾病领域发病率逐年上升,对医药产品的需求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近十年来,随着全球性医药巨头将全新的医药产品和理念介绍到中国市场,再加上学成回国的医药专业海归人士的加入,中国医药行业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医院治疗和病人保健护理出现了颠覆性的提升。爆发式的市场增长背后,令业内人士感受不安的是中国的制药行业生产的药品97%都是低附加值的仿制药,全球通用的2000多个处方药没有一个是中国原创的。和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庞大的医药消费市场容量确实很诱人。如何在如此巨大的市场机遇面前,提供更多的“中国创造”的高附加值的创新产品,如何实现中国创新产品的零的突破,中国新兴的生物医药作为医药行业最活跃、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板块给予了大家很多期待。
强大的国际巨头
与中国新兴的生物制药行业的起步发展阶段相比,国际性的制药巨头,包括罗氏、诺华、辉瑞等已经进入百年经营的新篇章。这些公司受益于上世纪70年代后人类对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和疾病靶标的发现定位,保持多年对研发的资金投入占公司销售额的10%以上的力度,全力开发治疗大型流行病的小分子化学药品,建立了庞大的产品研发队伍和遍布全球的产品注册和市场销售体系,通过对产品优化组合和技术企业的兼并,这些公司奠定了雄厚的财务实力。全球前十大制药公司具有极其亮丽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他们今天的现金储备足够全面买断全球其他的生物制药行业的竞争者。几十年持之以恒的财务投入,保证了公司可持续性的稳步发展,建立百年企业的口号和理念在全球制药行业中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根据美国生物技术行业协会BIO的2012年统计数字,在最近的10年里,美国在生物医药行业里的研发,检验和医疗实验室的工作机会增加24%,将近87,000个新的工作机会。即使在最近的金融风暴时期,工作机会的增长仍然十分强劲,从2007年到2012年工作岗位增加了6% (从2001到2010的10年间,美国的生命科学技术行业就业增长了6.4%,增加了96,000个工作岗位。相比而言,美国的其他行业的就业数据却同期缩水了2.9%——蒸发了3百多万个工作岗位。
在美国有超过550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其中大约130万直接从事生命科学,另外有580万人员从事着和生物技术相关的工业行业,多集中在中小型的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美国生物技术的研发直接左右着这些技术产品的国际化和全球的商业化,凭借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科学研发储备资源以及政府长期对生物医药研发的资金投入、高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美国在生物技术和产品的创新和商业化的领域继续保持着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在生物制药的发展史上,瑞士的罗氏制药(Roche)是最成功地实现了从小分子化学药向生物制药的华丽转变。以开发中枢神经系统药物见长的罗氏在成功开发包括安定镇静剂等一系列创新药品之后,将目标瞄准在生物制药的新领域,在上世纪的90年代,罗氏锁定了具有创新意识的美国加州的Genentech,通过参股等一系列举措,在2009年3月份以470亿美元的价位收购了罗氏未持有的Genentech的44%的股份,从而达到对Genentech的100%收购,加上对其他包括抗癌免疫类蛋白药物产品和企业的收购,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同时罗氏完成了一系列的生物诊断技术公司的并购,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诊断产品的公司。凭着瑞士人独有的经营精髓,罗氏通过30年来有条不紊的企业并购,完成了300多种生物制品的产品线,建立了生物制药帝国的地位。
看上去很美的国内市场
中国生物医药行业近10年来发展迅猛,已经形成了包括前期开发、临床前和临床试验、规模化生产以及商业销售和市场培育等环节,有相当完整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比较有亮点的环节包括:(1)在上游依靠研发外包(CRO)的商业模式出现了一大批技术服务的公司,主要以海归创业者为领军的行业,他们主要承接国内外中下游医药企业客户的医药研发外包合同,经营中严格执行成本核算,对原材料、人力费用、设备和设施进行全面的预算管理,保证项目的正现金流和利润率的实现;(2)在中下游,以开发生物仿制药(Biosimilar)为主,寻求政府政策优势,结合外部合作创新的中小型公司。和CRO的经营模式相比,生物仿制药的经营模式具有开发过程漫长、投入风险大、中短期很难形成盈利或正的现金流的特点,但一旦开发成功,产品上市之后,公司就会进入高回报和稳定收入的财务状态。限于研发实力、财务实力和管理水平的制约,中国生物仿制药的产品定位主要是在人用疫苗的新老品种的开发升级,仿制已经获得美国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批准的生物制剂,主要包含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注射剂,抗癌和治疗免疫性疾病的单抗,干扰素,和其他治疗性蛋白药物的开发,生物检测试剂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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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生物医药企业在融资市场上的强势表现,已经开始让不少大拿变得谨慎起来。
某PE曾经接触过一家成熟的生物医药企业,对方直接报出100倍的PE,该公司参考的依据是依照已经上市企业的PE价格,这个可以被称为天价的价格当场就吓退了该PE,虽然他没有出手,但是最终据说还是有人接手了这个项目。
作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方兴未艾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前景颇受关注,因为在应用前景、政策扶持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大批制药企业厉兵秣马大力进军该产业,也使得一些谨慎的PE在针对该产业的投资上高价拿下,不断推高一级市场的价格。
据记者了解,一般人民币基金选择的项目,5年的投资回报合理预期应该在5倍左右,美元基金则在3倍左右。上述PE就提到,他们以15倍的PE值投资了一家物联网企业,这已经是他们所投企业中最高的价格了,而成熟生物医药企业的PE动辄几十倍甚至一百倍,使得他们望而却步。
有券商预计,生物医药产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继续高速地增长。国家在“十二五”期间投入400亿专项基金扶持生物医药产业,行业年均增速有望达到27%。
很多PE都表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机会很多,但记者却注意到,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所吸引的股权投资资金却很有限,众多的PE扎堆为数不多的“成熟企业”,而大量有潜力的中小生物医药企业却鲜有人问津。
上述PE坦言,生物医药企业由于其特殊性,从基础研发到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常常要经历两个被称之为“死亡谷”的曲折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死亡率均高达40%-50%,因此,少有PE会去投资这些企业。
死亡谷之一:研发投入大,周期长
“作为一家以生物医药研发为主的企业,我们成立十年了,至今还谈不上盈利。”A公司是北京一家纯研发型生物医药企业。该公司董事长表示,他们研发出的生物新药已经有若干种,也出售了部分,可是这些新药的转让费用很低廉,最少的一笔转让费只有200多万元。和公司前期巨大的研发投入相比,这些转让收入只是杯水车薪。
实际情况是:一个新药的研发,从作用机理到最终上市,获得批号,可能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研发经费以亿为单位,而且在长达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内,企业一直是持续投入,而没有任何回报。一直要等到产品上市之后开始卖钱了,才能够把投资收回,整个开发过程风险非常高。
与这家以研发为主的企业相比,记者走访的一些生物医药企业,大部份将注意力集中在销售额、利润的增长上,而非研发投入的提高上。甚至于,很多企业没有研发部门或者相对固定的研发人员。对于这种现象,A公司董事长无奈地表示,生物医药产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一般企业都不愿冒这个险。
北京振华投资副总经理王军认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20多年,却没有一家收入超过l亿美元的大企业。与国外比,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竞争力普遍偏低,最明显的劣势就是我国的药企缺乏长期研发高投入的实力。据记者了解,中国目前每年审批的药品数量中90%是改剂型和仿制药,创新药比例偏低。截至目前,国内未研发出一个能打入国际市场的化学新药;作为国粹的中药,至今也未有一个产品畅销欧美。
“生物医药投资谈不上冷或者热,但一直没做起来是肯定的。”王军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两点:生物医药研发需要大量资金的长期投资,可是国内目前却缺少能够忍受漫长等待的PE,缺少将研发成果产业化的大买家;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生物医药产业长期积弱不振,尤其是中小研发型企业,很多基金担心他们的投入将会打水漂。这也使得大部分PE对研发型的中小企业望而却步。
国内新药研发和产出能力非常弱,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在生物制药研究上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在欧美等国家的数量级上,也不及日本等亚洲国家,新药开发进程缓慢。在国外,一项基因工程药物的研制需要耗资1亿美元甚至更多,而我国十几年来对生物医药的总投入还不到100亿人民币。作为全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唯一实现盈利的美国,早在1997年就超过500亿美元,这些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追加投资都在50亿美元以上。
按照国际平均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生物医药企业每年用于研发的投入占其销售收入比重为8%,而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则达到了15%-16%,甚至有的企业达到了20%以上;而从科研人员和研发费用比重来看,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的研究人员占比为4%,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基准20%,研发费用占比不足2%,也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在医药产业,体现技术竞争力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企业拥有的创新性药物的数量。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企业中,能够生产的产品合计仅有20多种,仅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十分之一,在新药开发上表现出明显的停滞态势,这些差距使得我国生物医药产业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这种先天的弱势决定了国内的生物医药企业出路过于狭窄,因为面对的市场比较狭窄,风险自然就高,很多外资PE在考虑投资生物医药企业时,市场半径往往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某PE就告诉记者,在美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小生物医药企业,尤其是研发、技术企业持续为产业的发展注入活力,成为产业内部战略合作或者兼并收购的主角,而在我国,这类企业却由于资金匮乏陷入“死亡谷”,穿越者寥寥无几。
死亡谷之二:市场推广成本高企
与A公司相比,同为北京企业的B公司要幸运得多。在穿越了“研发”这个死亡谷后,B公司拥有了自己的原研药,有准字号,原材料基地。在很多缺乏科研经费的中小企业眼里,该企业已经很幸运了:花费了数千万人民币、近十年时间研制出一个肿瘤辅助治疗的药品,在国内独树一帜。
在越过了研发这个难以逾越的瓶颈之后,B公司却悲观地发现,即使这样他们也有可能倒在市场推广上。
B公司现在面临的困境是:将新药推进各省的医保目录。这件事情说来简单,做起来确是费时费力,不仅要花费很多资金,时间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在去年已经耗费周折进入了北京市的医保目录;今后的目标是打进全国各省市的医保目录。按照现在的政策,一个新药要进入每个省的医保目录,需要分别参加该省的招投标活动,也就是说,全国有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B公司需要一家一家死磕。
“进入北京医保目录就花费了两年时间,一年到头马不停蹄参加各省医保目录招投标,一直到进入,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B公司执行董事颇为无奈地说,即便是进入医保目录之后,
每个省的渠道打通和宣传都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更让该董事感到郁闷的是:对于一个刚刚研制生产,不为人所熟知的新药来说,即使进入医保目录也不代表你的销售就很好,还需要医生开药方才有用。而需要各省对口医生熟悉该药的疗效和药性,企业还得做大量公关,常见的就是建立临床中心,对医生进行推广――这依然是一个耗资巨大,周期长的工程。
就B公司来说,公司近年来的投入已经让它的自有资金全部耗尽,数千万的渠道和宣传费用,让他们伤透了脑筋。无奈之中他们只有寻求风险投资,也去寻求和PE的合作。
记者采访的某PE表示,对于B公司来说,他们最终没有进入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B公司团队优势不突出,缺乏渠道和市场方面的精英。该PE强调,这一点也是国内大部分中小研发型企业的共病。由于这类企业尚处于中小企业,企业结构设置不够全面和完善,研发时候尚可维系,一旦到了大规模推广的时候,这些短板就暴露了。
第二,未来几年增长不快,距离上市要求尚远。该PE谈到,虽然目前公司每年已经有了大概3000万左右的销售额,但是要在一到两年内销售额提升到1亿,基本符合上市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据记者了解,B公司虽然没有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由于是原研药,进入壁垒较高,产品毛利率要高于业内平均水平30%,且今后可以持续稳定。虽然该公司开出了较低的价格,底线是只要能够顺利推广和宣传各医保省,但是最终却没有一家PE愿意投资。公司执行董事无奈地告诉记者:PE们只愿意投资离上市距离很近的企业,其实他们投资中小企业来说,虽然周期长了一点,但是未来的回报一定不会比大企业要差的。因为在国内,尤其是北京,很多中小生物医药企业都是研发或者技术型的,这些公司多有知识产权,一旦获得资金进行产业化,前途不可限量。
“B公司所面临的市场推广瓶颈,这其中有企业发展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是国家的体制原因。”该PE坦言,即便是这是一家很有潜力的公司,也许在未来的若干年能实现爆发式增长,可是发展周期太长,他们等不起。
浮躁的资本
“我们需要投资的企业是包装后不久就能上市的。”当记者让某PE一定要在A和B中选择一家时,他表示,一般不会去考虑投资A公司,这样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同时,他也表示,几年前他相中了一家北京的生物医药企业,一直积极争取,但是该公司对股份的出让显得很慎重。
采访中B公司执行董事就感叹:如果他们公司在美国的话,当新药做了一期临床之后,整个公司就可以上市了,而且价格不菲,怎么会像现在一样还要为推广费发愁呢?
在这种浮躁、急功近利的投资环境下,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投资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尤其是近几年流动性过剩,大部分PE都希望在短期内取得良好收益,成功上市套取现金。而生物医药是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它的发展也将影响一些传统产业,如食品、医药、能源等工业。因此,这个产业要长远发展,在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每个阶段也都要有资金做后盾。尤其是中小企业。
和众多在“死亡谷”前踟蹰不前的企业相比,面对国内市场的深圳华生元基因工程有限公司可谓顺风顺水,而当初没有嫌弃他们是中小企业毅然投资的资本们,也随着两者的强大获得了异常丰厚的回报。
作为国内第一家完全依靠引进风险投资发展起来的生物制药企业,华生元的主打产品――一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rhEGF),从研究开始,就不断有以银行系为代表的资本进入,仅用了10年时问,就实现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rhEGF的产业化。
截止目前为止,华生元是国内少数能从科研、临床、新药注册到生产销售,由上游研发一直做到产业化的公司。对于华生元的成功,王军认为,公司最终是得益于一个好产品不断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少走了许多弯路,为产品尽快投入市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自主研发的抗心衰基因工程新药――重组人纽兰格林申请了多项国际专利后(泽生科技是国内极少数走向世界的企业),泽生科技CEO周明东才突然发现,“死亡谷”居然近在咫尺:那时公司后期研发和上市费用依然存在巨大缺口,“创新药物的费用惊人。从国际惯例看,一个药物的创新大概要12―15年时间,总费用大概是1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对一个自主创业的企业而言,难度可想而知。”B公司董事长说。
泽生没有倒在通向成功的最后一里地。最终是上海市政府的首个生物医药产业基金解救它于水火。在泽声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300万元的政府基金,使它坚持了4个月,终于等到了8000万元的风险投资。此后,泽生继续获得了政府总计6100万元的无息贷款,成功跨越死亡谷。
截止目前为止,泽生是国际化最好的生物医药企业之一。这得益于公司一开始就将“重组人纽兰格林”的市场定位于全球市场,并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申请了专利,并同时在全球展开多中心的临床试验。
银河证券研究中心医药行业分析师刘彦明认为,对生物制药企业来说,真正的困难是有没有足够资金的支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假如企业没有一个有前景的好产品,想从别人的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也很难。
现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不算少,但有时候由于信息不对称,有钱的一时找不到好项目;有好项目一时又找不到资金,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要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若干政策,对加快生物制药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华生元和泽生基本代表了国内中小研发型生物医药企业所走的两条不同道路:国内和国际,而针对这两种发展道路的多渠道融资模式,在国内仍不完善。”王军表示,从支持研发型中小生物医药企业发展的融资渠道看,第一阶段是政府引导基金,第二阶段是多轮VC或者PE,第三阶段是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市募集必须的资金,同时VC和PE择机退出。在国际上,到了第二阶段或者第三阶段,就会有大型生物医药类企业进入,与这些中小研发型企业合作。
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多个渠道的介入,中小生物医药企业才有可能完成最终的研发,并实现产品上市。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国内目前没有适合研发型中小生物医药企业上市的证券市场规则,这些中小企业不能上市,变不能有效引导VC和PE进入,反之这些研发型中小企业便很难有做大的可能。
关键词:生物技术;制药业;原理
生物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催生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为现代化制药企业提供了基础和保障。就现阶段的社会发展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生物技术都随时为人类发展创造着不可估量的财富,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技术项目之一。尤其是近几十年,仅仅是在医学药品领域,生物技术不断提升药品的质量和效果,就为人类生命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生物制药的迅猛发展,更是为临床医学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在疾病治疗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效果。
一、生物技术概要
生物技术作为一门综合性、科学性都很强的学科,在上个世纪中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生物技术主要是通过改变动物和植物体内的DNA或者是生物细胞,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系统的生物理论为核心,对其进行有效物质的提取和人工的加工的过程。生物技术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应用,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医疗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无疑会对传统的医疗事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是有着正面意义和积极的作用的,是其能够在这种挑战竞争下,不断更新技术、加强科技创新。传统生物技术实际上只是一个对生物细胞进行加工的过程,而现在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生物技术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开始扩宽其领域,培养新的物种、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而植物基因正是在这个环节中被广泛的采用了。相关研究人员开始把植物当做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将植物的相关细胞进行改造和人工加工,通过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来提高植物的抵抗能力和生命力,使其能够适应恶劣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的气候。
二、生物技术制药技术的原理
生物技术属于高新技术产业,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技术。归根究底,其就是一种微生物技术,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对微生物的生活习性、生理机制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的过程。作为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生物制药技术即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对各种微生物和微元素进行辨析和处理,进而提取能够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成分,最终加工成质量和效果更为显著的药品的过程。在当前的制药工艺中,通过不断对各种生物技术进行引进和利用,就能够更有力地保障各类病菌得到合理科学的抑制和消除。在现今的社会发展中,制药技术关系着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与人类生存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随着各种病菌的不断变化和各种病状的变动,传统的医疗措施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各种病症的需求,以基因工程、微生物技术等多个方面为基础的综合性制药措施和原理,则逐渐成为现代化医疗发展的核心观念。同时,国民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各种药物需求不断增加,也加速了各种生物技术在药品制作领域的引进和利用。
三、生物制药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受近现代国情及其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生物技术发展与应用,起步晚,起点低,仅有短短的二十余年历史,技术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根本无法比拟。不过,自生物技术在我国开始发展以来,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扶持,现阶段的生物技术应用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不过,在生物制药领域,相比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在不断加大对生物制药产业的扶持力度,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建设行业和高新技术的支柱产业,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在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业、研究开发、服务创新、教育培训和风险投资等方面进行发展和创新,为生物制药产业集群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一些科技发达或经济发达的地区,正在不断建立国家级生物制药产业基地,并初步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对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这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总体而言,中国生物制药领域的前景非常广阔,产业也将呈持续增长态势。
四、我国生物制药的前景
1、生物制药产业呈现集群式发展。
作为现代化的高科技产业,生物制药不仅需要在基础设施、上下游配套产业等方面得到相应的支持,还需要同教育培训、专业服务、技术转移中心等相关服务进行全方位立体组合,才能发挥最大化的优势和效应。当前,在生物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浪潮的推动下,借助政府有力的扶持和引导,我国部分地区已经构建出了比较完善的生物技术应用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对于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集群使得生物制药的整体产业链得到优化,在生产效率方面得到大幅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已经在生物技术、人才、资金密集的区域,逐步形成了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其后,我国生物制药产业仍会朝着这方面快速发展,政府也将会加大投资力度、重点建设产业集群区,以提升产业的市场规模。
2、生物医药技术向产业化推进。
就现状而言,我国生物医药技术在科研方面取得的成果,显然没有实践应用所取得的成果丰硕。在科研未能大规模转换为生产力价值的状况下,很多社会及科学资源被浪费,生物医学的生产实践跟不上研发,造成了高科技高疗效医药生产的滞后,以及生物医学整体发展水平的滞缓。因此,将生物医药技术从科研转向产业化生产,即是科研的重要目的和最终方向。通过委托外包策略,建立技术同盟,与相应的企业形成优势互补,使自身能够专注于专长和优势,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优势。这一方式,既是生物医药技术向产业化推进的要求,也将是国内生物医药研究机构与药品制作企业互利发展的主流模式。
3、生物制药新兴技术将不断应用于产业发展。
生物制药产业需要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不断解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断满足医药水平提升的要求。因此,生物制药新兴技术的发展,将会不断应用到产业发展中,从而促进产业技术水平和社会医疗水平的提升。
五、结束语
作为近现代兴起的综合性技术学科,生物技术为我国制药业提供了宝贵的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并由此成为提高我国制药业生产水平和生产工艺的主要手段和方法,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趋势和重要基础。随着生物技术的持续发展,其在我国制药产业将得到更全面、更深入的应用,也将为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天时:十年厚积一朝待发
生物中心成立于1996年6月,是北京市科委直属的事业单位,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赢得产业界的广泛关注。据生物中心副主任张泽工介绍,生物中心成立之初,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还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弱小产业。可以说,生物中心是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历程的见证者和同行者。
生物医药产业是继信息技术产业之后的最受瞩目的“朝阳产业”。比尔・盖茨曾说过,下一个成为世界首富的人一定出自生物产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较早,但由于缺乏资金的投入,研发力量薄弱,企业整体行为以短期利益为主,产业的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种创新药物从研发到最终被批准上市,整个过程通常需要约10年时间,生物医药产业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特征可见一斑。如果没有稳定的长效投资,没有创新的产品研发,就不可能有产业的持续发展。
北京市超前布局,在政府实施体制改革之初,北京市科委便组织成立了生物中心,以探索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长远发展之路。生物中心凭借其深厚的专业背景,通过项目发掘、培养、推介、投资策划、风险评价、市场调研等方式,整合北京市医药领域的创新资源,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咨询,促进了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经过多年的积累,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倍道兼进,逐渐从被忽略不计的小微产业发展到2011年销售收入(不含商业)预计达到700亿元,占GDP比重4%左右,销售利润率居全国第一的重要产业,形成了“化学制药、医疗器械、中药制药、生物制药”四轮驱动的产业格局。从“先导产业”到“重点培育的战略新兴产业”,生物中心见证了北京生物医药产业从产生、发展到腾飞的整个历程。
地利:扎根沃土蓄力成长
张泽工认为,生物医药产业之所以能够在北京长足发展,成为北京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除了有政府政策的引导外,北京的自身优势也起到了一定的决定作用。
政策优势
北京作为首都,在政策扶持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市医疗卫生投入年均增长超过25%,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新农合参合等各项改革措施走在了全国前列,更好地释放了医疗、市场资源,促成了生物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人才优势
北京聚集了全国40%的国家级生命科学领域重点实验室、19%的医药领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3%的国家工程技术中心、20%的全国药品安全评价中心和16%的国际临床研究基地,集中了全国生命科学领域近50%的院士。另外,北京也是海外技术人才和团队优先选择创业和就业发展的城市。雄厚的科技人才实力,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保障。
市场优势
未来两年内,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而北京市场是中国最具标志性和辐射性的市场,因而必然成为跨国制药公司布局中国和民族企业崛起的理想之地。光明的前景也为北京生物医药产业更好地走向国际带来了契机。
人和: G20工程打造北京品牌
北京生物医药产业虽然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但其GDP占比仍较低,离其成为北京支柱产业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为进一步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2010年4月,北京市政府启动了“G20工程”。G表示Grand(巨大和伟大),20表示“二八”法则中最核心的20%。“G20工程”就是要以80%的资源支持20%的重点企业,从研发、临床、产业化以及市场流通等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入手,分阶段、分层次培育和发展一批有影响力的名牌企业和产品。“G20工程”一期于2010年到2012年实施,重点关注产业规模的迅速提升,实现产业规模千亿元的跨越发展;二期计划再用5年时间,将生物医药产业对北京GDP的贡献度提高至5%以上,推动北京医药产业成为首都具有战略意义的支柱产业。
“G20工程”的实施,让北京市生物医药产业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张泽工告诉记者,该工程实施以来,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 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不含商业)559.5亿元,2011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突破700亿元,“G20工程”取得可喜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