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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封建文化源远流长,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位置,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经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使我国几千年来形成了一元化儒家文化的格局,制约着我国近现代化发展进程。近代战争、、和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一元文化的格局,欧洲、美国、苏联等欧美文化以及日韩文化涌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多元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格局的形成,多元文化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中国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初步形成,一方面显示了多元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潮流,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元文化的局限性。家庭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和关键,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础,如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多元文化发展和世界全人教育思潮,实现家庭教育由传统向现代化的真正转变,已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课题。因此基于中国一元文化的历史和世界全球化、多元化发展的格局,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多元文化文献而言,国内有许多论文或著作探讨与多元文化相关的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理论、民族教育、多元文化课程研究、学校教育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等问题。例如《美国多元化文化教育五十年:回顾与前瞻》一文偏重于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五十年发展与展望,倡导种族平等和社会公平,重点探讨多元文化教育问题。还有王侠的《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解释》(2005),刘智力《美国多元文化教育研究》(2005),龙藜《中美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比较分析》(2006),陈艳宇《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发展与价值取向(2006)》,陈月、明丹《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的校本课程研究》(2004)等。葛丽芳在《人品教育与多元文化》一书中将多元文化引入人品教育,总结公办和民办小学人品教育的成功经验。《多元文化背景下家庭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一文试图从家庭教育中探寻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齐阿娜尔《多元文化教育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课程改革的现状研究》研究多元文化教育下的少数民族教育。《浅谈中国和美国、加拿大家庭教育的对比》一文间接探讨多元文化下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家庭教育,透视了中西文化和家庭教育的差异。但是在多元文化视野下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论文很少,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台湾和韩国较多。《德州市家庭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证研究》一文就家长对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的态度以及家长的幼儿多元文化教育知识与技能进行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家长对儿童未来的生活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有84%(124人)的家长极同意或同意幼儿应接受多元文化教育,利用地方文化、传统节日以及英语教育等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建议父母应端正态度、丰富知识、提高技能。2005年11月,由台湾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2005)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重点研讨了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2005年第八届两岸家庭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家庭、族群与多元文化:挑战与机会》一文站在时代性和前瞻性的高度,将多元文化与家庭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在多元文化下探讨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面对挑战,审视现状,寻找机遇与出路。这些研究要么基于多元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研究和学校教育研究,要么基于直接或间接进行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家庭教育探索,缺乏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教育与世界全人教育思潮结合的时代特色。在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实践方面,台湾推行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韩国推行向多元文化家庭提供教育方案与咨询、教育支援、医疗支援,这些教育实践虽然具有现代家庭教育的多元文化教育特征,但仍缺乏知识经济时代家庭教育与全人教育的统一,家庭教育与多元文化教育的统一,这对于现代家庭教育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缺感。而且无论在网络搜索,还是在研究文献中,都无法找到这一方面的综合研究,致使多元文化视野下家庭全人教育的探索处于空白研究领域。因此顺应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探讨家庭全人教育,科学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也是本文的问题研究所在。
二、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1.多元文化理论
多元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兰在1915年提出,是所谓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1924年哲学家霍勒斯・卡伦所首创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导致多元文化主义直接兴起。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出现黑人民权运动――“黑色旋风”,致使多元文化主义表现出反对民族歧视、要求平等和民权,要求重新认识少数民族文化、尊重民族独立性和民族感情,实现社会多样化和一体化等基本理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化和科学化、信息化的发展,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主义在政治、教育、文艺等方面得到发展和应用,表现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多元文化主义教育、多元文化主义文学等。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为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其核心为文化的多样性和良性互动。当前比较流行的多元文化概念,即多元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此概念蕴含着复杂社会结构和背景下文化具有多样性、丰富性、发展性和平等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文化服务于全球化发展。由此可见,多元文化的概念不断演变,并成为人们分析和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和新的方法论。
多元文化理论作为在世界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理论,是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频繁发展的必然需要。它包含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丰富内容。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包含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以及受其影响的多元文化的文化观、历史观、教育理念和公共政策。多元文化理论包含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动力、多元文化与全球化、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以及多元文化发展(即文化合作与交流)等。世界全球化、科技化和信息化是多元文化的动力和源泉,文化的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是多元文化的基本特征。
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是多元文化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方面的理论运用。它的理论内容包含以下几点:(1)权力分配不公导致文化差异;(2)文化差异是力量和价值之源;(3)教师和学生应接受和欣赏文化的多样性;(4)社会歧视和偏见成为弱势群体学生学习成绩低的主要原因;(5)教师、家长、社会共同支持和创设多元文化教育环境;(6)学校教会弱势群体学生获得取得社会地位平等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它的核心是文化多元化和教育平等,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尊重民主和共同发展。它的实践理论包括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和文化/组织类型理论。作为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变革性教育运动,把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观点带入各学科,以多样化视角进行教学。他的多元文化整合类型理论提出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即贡献法、添加法、转化法和社会行动法,它们将文化构成内容、民族英雄、民族节日加到节日活动中;将有关概念、观点、课题及内容加进课程中;改变课程结构和目标,使学生从不同文化、民族、种族及群体的角度,观察各种社会事务和问题;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社会活动技能,影响所处的社区。斯里特总结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人类关系法、对特殊和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不同教学法、单一群体的学习法、多元文化教育(文化民主)法和多元文化及社会重构法,并认为后两种是最为理想和有效的方法。以上这些理论为探讨全人教育思潮下的家庭教育提供了新视野和方法论。
2.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与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全人教育思潮作为西方现代社会一整套教育思想,是一场全球性的全人教育改革运动。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注重在联结、整体性和存在三个基本概念和原则的基础上,强调人的整体发展、个体的多样性以及经验和个体之间的合作,不仅要实现个体在智力和职业能力方面的发展,而且要实现个体在生理、道德、伦理、社会、精神、创造性等各方面共同发展,重视教育过程中经验、选择和合作。全人教育的核心思想在于转变教育培养目标,倡导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教育使人在身体、知识、技能、道德、智力、精神、灵魂、创造性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使人成为一个真正有作为、具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全人教育思潮是以促进人的整体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世界性教育思潮,是对20世纪末全球化经济体系和全球文化发展的反映,是一种对制度化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反思,并试图通过人本化教育手段解决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全人教育理论是全人教育思潮的新发展和具体化,是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教育转型的现代教育理念,是对当今中国制度危机、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的反思,是将欧美现代教育理论、全人教育思潮与中国文化和教育理论的高度综合,也是东西方社会文化融合和发展的多元化教育理论。此理论将个人本位教育和社会本位教育结合起来,以人性、人本和社会本位为基础,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科学发展为目标,遵循民主科学、合作实用、快乐自由以及人的社会化发展等基本原则,通过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和习惯培养的全人教育模式,强调人的早期教育、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使人成为人格健全、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的完整人。
家庭全人教育是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具体运用,涵盖了全人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以及家庭教育现代化,是受全人教育思潮影响的全人教育在家庭教育方面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综合。它是基于全人教育思潮和全人教育理论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是将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的精髓、全人教育模式和家庭教育的有机融合。家庭全人教育既体现了世界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世界全人教育的发展,又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精髓,实现了家庭教育现代化和全人教育家庭化的有机结合。同时,家庭全人教育也是对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教育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家庭教育危机的思考,还为社会转型时期儒家文化圈的家庭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我国家庭教育积极适应世界全人教育改革运动发展的潮流,推进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发展。
3.多元文化理论和家庭全人教育的关系
多元文化理论和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都适应了世界全球化和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多元文化理论是跨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适应了世界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需要,也为现代教育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特别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方面。世界全人教育运动顺应世界多元化的发展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提供了途径,不仅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觉,而且也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了新的视野。因此,家庭教育就成为多元文化教育和世界全人教育的结合点,家庭全人教育成为多元文化视野下的现代家庭教育新模式。
家庭全人教育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不仅是多元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而且也是全人教育运动的重要形式。家庭全人教育作为多元文化教育和现代家庭教育的重要模式,既将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潮与理论运用到家庭教育理论中去,又将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理论和全人教育模式运用到家庭教育实践中去,实现了多元文化理论、全人教育理论和家庭教育理论的融合,推动多元文化教育、全人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共同发展,加快了我国家庭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家庭全人教育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社会商等方面的全面教育和全面发展,重视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教育,增长儿童的多元社会文化知识,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的情感与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既为21世纪我国家庭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又顺应了世界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趋势。
三、探讨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运用
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中的理论运用,不仅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家庭教育实践价值。多元文化理论主要包括多元文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等。多元文化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科学认知,为实施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文化冲突与融合、合作与交流等社会文化互动的理论借鉴,通过家庭多元文化教育促进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促进多元文化彰显其民族性与多样性、平等与发展的基本特征。多元文化教育理论适应了全球多元化和全人教育思潮的发展,通过家庭全人教育,使儿童获得多元文化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以及科学态度、文化情感,提高儿童的多元文化社会适应能力,使儿童获得民族平等和文化平等的民主意识以及反对种族歧视与民族偏见的文化意识。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为家庭全人教育提供了多元文化的基本理念以及文化观念、历史观念、政治观念和教育理念,同时要求家庭教育遵循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教育理念,促进儿童从幼儿教育开始获得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教育和文化教育、品格教育,促进儿童社会化发展。综合三个多元文化理论在家庭全人教育方面的理论价值,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理论不仅对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多元文化下的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多元文化实践价值方面,詹姆斯・班克斯提出的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对于家庭全人教育的社会商、德商、理商、情商和智商等方面具有方法论价值和教育实践价值。例如台湾的新移民多元文化家庭教育和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课程,就具有全人教育视野下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意义。斯里特提出了五种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法。家庭全人教育通过使用这五种方法,使儿童获得处理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社会活动技能,加速儿童社会适应和社会化发展。例如韩国的多元文化家庭教育方案与咨询、援助、支持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综合多元文化教育多方面的实践价值,以上四种多元文化课程改革方法和五种多元文化教育方法,不仅对于家庭全人教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而且具有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的实践价值。
四、构建多元文化下的现代家庭全人教育模式
1.科学认知多元文化理论和全人教育思想与理论,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多元文化理论以及全人教育思潮和理论为构建现代家庭教育提供先进的教育理论,同时还要学习其它先进教育理论如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合作教育、快乐教育、实用教育、早期教育以及全面发展等,借鉴家庭全人教育,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丰富的教育理论。这些科学的教育理论成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理论指导,并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支持。
2.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实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有机整合,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提供组织框架和制度保证。建立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和制度规范,是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合作教育的重要条件。家校合作教育组织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协会、家长教师联合会、学校理事会、校务委员会以及儿童协会、母亲协会等。这些合作教育组织的建立以及合作教育的制度规范,实现现代家校合作教育,一方面有助于保护家长和儿童接受教育的权益,规范家长教育行为,加强家长培训,提高家长教育素质,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和合作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有助于规范学校和教师的教育行为,传播先进教育理念,有助于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监督,保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益,为现代家庭教育模式的构建提供组织保证和制度规范。
3.在教育内容方面,现代家庭教育不仅包含儿童全人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而且包含家长素质教育。现代家庭教育不仅重视儿童的多元文化教育、民族教育、历史教育、品格教育等,而且重视儿童情商、智商、理商、德商、财商、社会商以及习惯培养等方面的全人教育,更重要的是重视儿童接受全面教育、得到全面发展以及家长教育素质的提高,强化家长在教育观念、教育方式等方面的素质教育和社会教育,提高家长教育技能和教育素养。现代家庭教育克服传统功利教育、灌输教育、片面智力教育的缺陷,促进家庭教育民主化、科学化和合作化。
4.在教育目标方面,现代家庭教育重视全人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人和社会人。现代家庭教育采用全人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不仅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而且重视社会为本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为现代社会培养接受全面教育和获得全面发展的完整的社会人,促进儿童社会化全面发展,旨在提高儿童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传统家庭教育以家长制教育为基本特征,忽视了以人为本和社会为本的全面教育,重视家长功利教育和灌输教育,缺乏家长有效沟通和亲子互动活动,忽视了儿童全面发展和多元文化教育,造成儿童未来社会化成熟程度低和社会适应能力低的不良现实。因此现代家庭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完整人和社会人。
一、会计文化及其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会计文化的提法由来已久,但对其概念较为普遍接受一般是在现时期文化繁荣背景下,与会计活动及理论相关的各组织和人员,结合其实际工作开展及境况,而对会计行为与影响、反射等方面所做出的或抽象、或具体、程度不一的感性阐述与认知。在这些情况下,对会计文化的各种研究与阐述,虽不乏精到之论,但也不免会有概念模糊或歧义的现象。
(一)会计文化的涵义 会计文化作为特定行业的一个文化概念,其表述应当和其他各种亚文化概念的表述类似,即是由基础的文化涵义衍伸至会计领域的特定表述,其内涵可从“文化”的本质涵义到“会计文化”的特定涵义逐步挖掘。首先,“文化”就其字义看,分别是,“文”指事物错综所形成的纹理或形象;“化”指:性质或形态改变;词尾,放在名称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其次,“文化”就其词义看,分别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这些“文化”的本质涵义延伸到会计领域的“会计文化”概念上面,可以利用的释义基础是“文化”两字的字义综合,即“文”(事物纹理或形象)之“化”(成某种性质或状态)的过程,以及“文化”的第1种词义的核心内容,即“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对“文化”这些本质概念认知的基础上,以会计领域为拓展对象,许多学者都对会计文化的涵义进行了大致相仿的设定。笔者认可郑艳(2012)的表述:会计文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分支,其在本质上属于文化的范畴,它是人们在会计行业活动实践中积累而来的一种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体系或财富的总和,其表现的载体就是会计活动,同时它也是会计工作的一种管理手段。会计文化的组成要素分为三部分:会计物质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它们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会计物质文化是基础,会计制度文化是中介,会计精神文化是核心。会计文化这三个基础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多角度的会计文化体系,为会计组织的和谐、健康的发展发挥各种功能和作用。但这个表述的不足是将会计文化的载体局限于仅会计活动,功能和作用对象局限于仅会计组织,而不是其承载和发挥的范围可以扩充至非会计领域。不过这不影响该概念对会计文化所作的一般性认定,笔者主要就会计文化载体及作用范围的扩展性予以阐述。此外,还有研究者对会计文化的概念作了另一种更为形象、具体的表述(陆盘忠,2011),即会计文化指人类从会计动机出发,以会计人员、会计活动为主要对象,以会计行为为主要作用方式,经济信息作传递媒介,会计报表作载体,以算盘、电脑等为工具,在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联系着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经营管理活动的各种经济关系,同时带动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并促进自身发展的特殊文化现象,并也认为会计文化由会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组成。
(二)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涵义与研究现状 作为一项运动的、发展性事物,论及会计文化,就必然涉及到会计文化在引领过程中作用与反作用、实施与接受、影响与被影响等关系的角色之分,及至会计文化的主体的辨认及客体对象的反射。关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涵义或概念,现有各相关研究中涉及的较少。既使有谈到主体、客体概念的,看上去也是多以“会计”或“会计行为”作为其指向,与“会计文化”主体、客体的内涵要求有着本质不同。如:对于“会计”,其主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的范围,客体是会计核算和监督内容。对于“会计行为”,其主体是会计人员,客体是会计管理的受控体,是能用价值量表示的经济活动;或者,会计行为的主体是会计行为的实施者,客体是主体活动的对象化之物(李容华、刘国华,2006)。对于“会计文化”的主体、客体的概念,早期有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丁志田,1995),即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会计文化的客体是包括学科、历史、技术、行为、环境、法制、职业、物质、精神等在内的各种具体文化,并由此认为,涉及会计环境及其时空观念的一切事物都可纳入会计文化范畴。这种笼统以至大而全的说法(如“会计文化的主体是会计”)使人的感觉反而不太清晰、明朗。最近,随着会计文化研究在国内作为一个专门研究方向的兴起,劳秦汉在其《会计文化学概论》中专门做了论述,即“会计文化主体涵义是主体的会计人和会计人的主体性”;“会计文化的客体性结构是会计物质文化形态、会计制度文化形态、会计精神文化形态”。基于此,笔者抱着追本溯源的理念,从主体、客体的原本词义切入,同时适当结合劳秦汉的论点做概念推进。原本词义上,主体是:哲学上指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人;法律上指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国家;客体是:哲学上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法律上指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包括物品、行为等。延伸到会计文化上,其主体、客体的概念可以在上述哲学、法律两个层面涵义的基础上,结合前述“会计文化”内涵进行界定。即:会计文化主体是会计文化活动的实施者、接受者(包括物质性反作用者和精神性反射者),其对象为人,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会计文化客体是会计文化活动所指向的物化及内容存在,具体表现在物质、制度、精神三方面。
综观目前国内关于会计文化方面的研究,一般都是从会计文化的内容与特征、构建目标与原则、意义或必要性等方面进行把握,并且基本都是站在主体立场所进行的主导式阐述,无论从会计文化及会计文化主、客体的定义,还是从一系列研究会计文化宗旨与建设等的文章,都反映出其主体基本定位在会计群体。再观察最近的一些研究,《论会计文化》(陆盘忠,2011)、《论会计文化建设》(郑艳,2012)分别概览地或全貌地阐述了会计文化的基本理念或整体框架内容;《中国会计文化呈现六大基本特征》(曹磊明,2012)通过阐述中国会计文化的先进性、人本性、诚信性、规范性、群体性、服务性等特征说明会计文化的内涵表现;《时代呼唤会计文化建设》(佚名,2012)、《试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会计文化建设》(康龙,2011)以建设性思想阐述了会计文化的本质属性、构建目标与原则等。所有这些关于会计文化的阐述从其定位看,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顺视的目光,并以会计群体这个单一性主体立场来观察与辨析,忽视了以逆视的目光,从会计文化引领对象(即会计文化的接受性主体)的多元化存在及所带来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在行为、方式、内容等方面多层次需求来考察与论证。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及其基础
(一)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从会计文化概念及其主体、客体的内涵,以及从会计文化的具体内容,即广义的会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狭义的制度、措施、规则、科研、教育、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分析观察,会计文化的主体应是多元的,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会计文化行为或影响的角度观察,分为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如权力发出者)与接受者(如义务承担者)。这两者一般处在彼此对立的位置,但有时也是行为对立但实体同一的,即会计文化的实施者在某些特定的会计文化活动中有时还是该活动的受影响者、被制约者,比较典型的情况如企事业单位的财务部门,它们一方面要制定并本单位或部门财务制度,同时还要遵守与执行这些财务制度。其次,从会计文化主体对象的人的群属性看,其包括个体和群体组织,体现在任何类型或内容、形式的会计文化,其实施者、接受者都是以个体化的人或群体化的组织出现。比如,参加全国会计资格考试(这也是一种会计文化活动),每一个应试者就其自身目标与投入内容看,一般是以个体身份出现,而该考试的组织者无疑是群体组织。再次,从会计文化主体的实务性看,一类是会计群体和会计人,另一类是与会计文化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其中,第一类“会计群体和会计人”无疑是会计文化主体的核心部分,包括会计实务、政策制定、会计科研、会计教育、会计鉴证等纯会计群体与人员;另一类“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主要包括与会计行业建设、会计信息使用、会计教育开展等相关的、能对会计行业发展与会计文化建设有所促进的其他多阶层人员,就其规模体量与实务操作参与程度看,它们属于会计文化主体的非核心部分,或说边缘层、介入层,但它们存在着与会计文化的相互影响。
(二)会计文化主体多元化的存在基础 会计群体作为会计文化的核心主体地位以及所带来的在其客体诉求上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关于会计文化及建设对于会计群体这个核心主体的能动,以及两者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表现等方面,目前的会计文化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理论相对成熟。笔者主要关注“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它们在会计文化背景下,被会计文化影响乃至对会计文化产生反作用或反射的客观存在,而这个存在源于当前理论与现实基础。
(1)社会主流意识与会计核心价值的集中反映。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报告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作了“二十四”字精辟凝练,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使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下主体的充分性得到了确认,同时就前期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方法论的研究上,光明日报在《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综述中指出,核心价值观应符合群众语言和思维习惯,要在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针对当前社会实际推陈出新,注重代表性和人民群众认同度;同时中央党校韩庆祥对之评点认为,今后任务要由理论诉求转化成实践诉求,由主导要求转化为主体需求,由只注重主流先进性向也注重支流广泛性转化。所以,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的本质是面向最广泛人群,各群体在多元化多层次社会背景下,处于不同的经济体及其活动中,由此带来有关经济信任性的不同反映与诉求,而经济信任性可通过“会计的核心价值是维持人类社会的相互信任”(刘峰、葛家澍,2012)这个本质功能来映证。故因会计的价值与效用涉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并因社会信任基点在于财产与利益,从而使会计效用对象根本上即是因财产与利益而起的形形的不同经济体,这种由经济群体多元性所带来的也将是与之关联的会计文化主体的多元化。
(2)会计职能及会计行为的综合体现。会计职能既包括传统的反映和监督,也包括现代的管理和控制。作为路径,会计文化一般首先从会计职能发挥即实务会计的施展中考虑构建,同时还应从会计行为的受影响面即会计行为效用对象来认识并反促会计文化的建设与完善。当前环境下会计行为狭义是指传统型会计实务,广义还含有与内容建设、规划指引等相关的方面,包括会计规范建设、会计教育开展等,并且这些方面还存在具体设定,如:会计实践方面有针对各行业的细分,以及财务管理、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业务等;会计规范建设方面有政策、准则、制度等的建立及实施;会计教育方面有各专业学历教育及职业教育。所有这些会计行为的施行决定了会计文化建设中各层次引领对象及各方位主体的存在,他们中既有从业者,也有准从业者和非从业者,甚至有的非从会计业者,如组织会计政策制定、的公职人员,他们也许并不从事专业度较高的具体会计工作,但其履职成果及质量与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息息相关。
(3)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的现状。除从业的会计群体及会计人外,广义的会计行为对象还包括受会计专业教育的学生,这个群体中有相当部分将会走上会计及相关岗位,但还有相当部分学生将会错位就业,跨入与原本所学会计专业无关的其它职业。因此虽然当前有会计专业热门、趋众报考的形势,但鉴于当前就业难现状以及经济多元化、知识复合化需求的背景,这些一毕业就“转型”的群体,其会计学历教育实质就是其人生规划中的过渡石。而另一方面,从教育性质看,这种非从业型会计教育正是一种大众化的、针对社会职业多元化需求的普适型教育,笔者将此群体理解为“会计意识者”,其总体上属于“一定程度相关的非会计群体及非会计人员”范畴。他们无论是在学前、学中还是学后,都已经或将要经受会计文化熏陶,即在学前报考阶段,他们非自觉地耳濡目染受到由会计文化指引所带来的对会计的感知,尽管可能不太成熟;在学中阶段,他们无疑正在经受会计专业及文化浸染;在学后阶段,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可能不再与会计相关,但前期会计文化积淀将可能使其后续不期接触到的新的会计文化的效用更显成效,因为从社会发展看,很多工作的内涵已经发生质变,同样的工作会因知识和技术的复合变成全新模样,加入会计应用元素及会计文化素养的职业拓展,将可能发挥更大创造力,创造更大社会价值。因此,从会计普适型教育与职业延展性看,这方面也从特定主体的内在动因对会计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三、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多维需求
会计文化客体实质上是一种意识牵引物质、物质蕴涵意识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是通过特定会计与文化环境中“人”的行为实现的,因此,在研究会计文化客体需求时,不应只将目光放在客体“物”的范畴,而是兼顾考虑“人”的因素,即所针对的主体。会计文化主体(对象为“人”)的多元化,及由此带来的不同表现面(如“实施与接受”、“影响与反射”、“会计教育、会计科研、会计文艺、会计实践与技术”)、侧重面(如“核心群体与非核心群体”、“重要事务与一般事务”)等,使得与之相关联的会计文化客体(即作为载体、运行与展现等内容的“物”之展现)对会计文化建设存在着不同层面的、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而从其客体性结构看,可以从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精神形态三方面按各种具体的需求进行有差别地、对象“充分”地阐述,并构成会计文化建设的实质性内容。笔者仅从主体层次差别化角度,考察有代表性的三种类群主体所反映出的客体对会计文化建设所呈现出的多样性要求,以对会计文化建设在创新视角方面有所发现。
(一)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 会计从业群体及人员既是会计行为的主体实施者,又是对称地受会计文化引领的对象,这个群体对会计文化建设的需求与促动,应当从会计业务开展、会计规范建立、会计教育策划等内涵考虑,同时因该群体实务性强、专业度高而要求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方面有一定深广度。如面向这个层次群体的会计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会计文化的实施,其传播的载体、传承的资源不能仅限于传统的会计技术、手段、教育方式,也不能满足于当前一般的会计信息化环境及无纸化办公要求,而是应向更高层次的实务手段及宣传方向发展,甚至于普及会计网络信息传递与网络会计文化传播或浸染。而对会计实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不要做假账”的警示即是在市场关系及寻租空间中产生的一种自觉的职业文化要求,但该要求不应仅停留在自觉的精神层面或口号化,而应继续针对特定业务领域,在物质措施与制度规范上渗透文化理念的制衡与把握;对注册会计师,应在注重鉴证专业性基础上,以群体素养为需求,在会计文化方面注入和谐发展、理性提高、公正大局的社会元素;对会计规范建设者,除须在举措上体现科学发展观及大众化仁政理念外,还应加强会计文化与其他相关领域文化的交融,重视各种制度与文化的积攒影响与复合发挥。
(二)会计信息使用人员 会计信息使用人员是对会计行为成果有目的的使用者,包括投资人、管理层、税政部门、审计机构等。关于投资人与管理层,企业与税政部门,基于他们所处位置的相关与对立,其对特定会计信息的使用会因对会计文化的理解与需求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在确定财务报告目标是以历史成本考核还是以公允价值衡量或两者兼顾上,即受不同立场价值观、历史观乃至关怀度等的影响,而各因素影响力度又受来自不同领域会计文化的支配,且这些因素还将反促各相关领域会计文化的发展;同时,基于当前“财务报告在从服务于信任到服务于决策有用目标的转换背后,反映了社会创富模式的转变”(刘峰、葛家澍,2012)的事实,这些不同界面、层次的会计文化还有着随社会发展变迁而形态纷呈的内在需求。关于审计机构对会计文化的认知与需求,既有反映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内外审区别,又有会计专业性和鉴证性区分,还有将会计文化与自身审计文化根据主体任务嫁接的目标。
(三)会计意识者 会计意识者可大致划分为,一是普适型会计教育背景下的相关非从业人员,按阶段性又分为潜在的会计教育前群体(A类)和受教育后错位就业的群体(B类);二是虽未受专门的会计教育,但因自身事业发展有着对会计了解及对会计文化体察需求的群体(C类)。所有这些群体虽然归为会计意识者层次,但其面貌与内涵对会计环境的影响及塑造有着特殊意义,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实是一项介入性工作。关于A类,他们一般是进入专业学习前的报考学生,在他们报考与学习会计知识前,会计文化的引领就起到航向灯的作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无论内容与形式上都要能够深入浅出,增强观感体会,以最大成效地达成学员与专业的双向认可。关于B类,尽管他们已经错位就业,但前期的会计教育素养及文化积淀,会使他们在所从事职业上产生社会价值的叠加,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新时势、新环境,有策划地继续对他们施以相关会计新文化的引导与沟通,其结果不仅是个人视野得到开阔,甚至其所从职行业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后果可能会以外部力量反向推动会计革新与完善及会计文化发展与传播。关于C类,他们一般是现代经济浪潮下具有开放理念与提升意识的企业主和中基层经理人,他们在盈利动机支配下的经营管理,使其对经济现象内在规律的认知与把握根本上离不开会计知识的辅助和具备会计文化内涵的管理促动,因此针对他们的会计文化建设,其内容不仅应当深入具体,还应当具象感知,并增强应时应景性的边际交流指引。
四、结论
会计文化不仅反映了全体会计人群体的意识形态与努力方向,是其会计职业道德诉求和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价值取向,同时还能带动全社会相关群体、组织和人员的和谐共进。重视会计文化建设中多元化主体的确认及其客体多层次需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把会计文化建设由通常单一式主体拉动,转向兼顾主体多元化下的客体多方位、多层次推动,由通常习惯的主导式“我要做什么”变成主客观交流式“我想要你做什么”,使得会计文化按需定制、有的放矢,并避免会计文化建设中由单纯主体的主导而可能导致的盲目与空泛;其二,根据实际将会计文化范围尽可能覆盖至有需求的各群体,而不仅局限于会计从业群体,并尽可能地丰富会计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峰、葛家澍:《会计职能·财务报告性质·财务报告体系重构》,《会计研究》2012年第3期。
关键词:文化自信;概念;当代价值
一、文化自信的概念论述
“文化自信”主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以及对滋生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要发自内心的尊敬、珍惜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信念等,除此以外,还应该对先进文化充满信心,敢于追求未来文化。从本质意义上来讲,所谓文化自信其实就是一种自觉的心理认同和正确的文化心态。这主要表现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一个国家、民族和政党如果能够正确地看待自身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充满信心,并在发展自身文化的时候,能够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而对个体来说,文化自信则主要是个人对自身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肯定,是人的一种深度发展,是人在文化上充实自身的一种表现。
对此,我们可以将文化自信的概念做如下总结:文化自信主要是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的客体文化通过对文化的认知、反思、批判以及比较的方式,来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肯定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肯定以及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中,对自身文化的一种高度的认可。
二、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
(一)有利于增强我国的民族文化软实力
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发展,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文化软实力作为促进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针对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软实力》一文,在文中,约瑟夫・奈提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的硬实力,如国家的资源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而另一部分则为国家的软实力。相对于硬实力来说,由于软实力更具有张力和动力力量,所以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软实力对其发展更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在约瑟夫・奈的另外一本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文中,约瑟夫・奈对软实力又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并将其界定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等,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和国家要通过软实力中所特有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来影响本国人民对某些行为准则以及价值观念的认同感。
由于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其主要凝聚着整个民族和国家对世界和生命的认知感受与现实感受,是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的积淀,同时也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但是,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来说,文化软实力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精神上的向心力,其不仅有利于帮助一个民族和国家形成凝聚力,还能够帮助一个民族和国家民族性格的养成,最终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
综上所述,文化自信主要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以及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其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具有坚定的信念。所以对于民族、国家以及政党来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的几种体现。而对于文化个体来说,文化自信实质上就是一种价值自信,其主要体现的是文化主体对本国或本民族核心价值的一种认同,其作为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念,对促进本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能够正确应对异质文化的冲击,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我国的历史逐渐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样难免会与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文化之间产生冲突。而现阶段,随着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一些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也逐渐渗透到我国的文化中来,并对我国的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信息快速发展的今天,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严重,其不仅影响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国民的价值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思想上的多元化,最终导致文化自信的严重缺失。此外,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的是,由于受世界多元化思想的影响,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是相互交错的,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于文化而言,其本质就是人们精神追求以及创造的产物,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则是通过人的主体精神及本质力量的自信构成的。所以,面对世界异质文化的冲击,我国要想维护自己的文化,掌握文化上的发言权,最重要的还是要正确处理自身文化与世界多远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对待异质文化的时候,应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自我审视,同时还应该怀着积极的姿态学习异质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既不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也不能盲目地吸收和崇拜,而应该在坚持我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积极的吸收和学习异质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并能够在不同文化交流和冲击中,将异质文化与自身文化之间进行比较,反思自身文化中不好的地方,并逐渐地掌握文化交流的主动权。而文化自信则能够正确地应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并在维护本国文化安全的同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从而丰富我国的文化样式。
总之,要想实现文化自信,我们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
第一,我们应该认识到现有文化资源中一些源远流长的部分,并采用恰当的方式来激活我国自身优秀文化基因,修复我国文化的根基。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儒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要想实现文化自信,我们就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儒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现阶段,儒学思想以及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已经在世界文化向多元化文化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l展我国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儒学思想的传播,是我国实现文化自信的主要途径,并使其在中国和世界上散发出其生命力来,从而使其成为改造世界文化图景的一种理论原则。
第二,我们还应该积极学习和探索新文化,实现中西方文明的理性对话,加强我国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力。从对于不同文化关系处理原则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我们获得了发展自身文化的启示,即,在多元化文化发展的今天,要想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渐的形成文化自信,我们应该以“世界公民”为眼界,努力实现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平等对话。此外,还应该积极推广和分享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使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贡献,从而实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三)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中提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使一个民族的内部得以扩张的是文化,一个民族要想得到长远的发展和内在的扩张,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不同文化的渗透与交融。我国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化,而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也借鉴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从而促进我国的腾飞和发展是提高我国人民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所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开始重塑国家形象,并重视提高我国人民的综合素质,并以此来提高我国建立和管理国际的声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我国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自党的十以来,在多个场合中对文化自信做出了强调,主要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就是要坚持文化自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要想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就必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于我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所以我国文化对世界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还对治国理政具有启发性的作用,同时也能够为我国的道德行为建设提供有益的启发。我国现阶段所使用的一些治国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进而演化出来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不断开拓前进才能够做好今天的事业。所以,没有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弘扬,就不能实现我们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更是无稽之谈。
党的十指出,要想全年建成小康社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应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不断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发挥文化教育人民、服务社会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而在我国,文化自信则成为衡量我国小康社会人民素质以及精神文化的重要因素,θ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还应该利用文化自信的自觉认知、批判以及反思等机制,来显示文化主体性的社会实践过程,从而逐渐形成我国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
此外,中国梦这个话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各界最为关注的热点, 中国梦的提出,与我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提高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对中国梦的认识也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考察,而是要上升到精神与文化的层面上。因为一个国家要想提高其自身的经济实力,最重要的是要在精神领域方面有所提高,我们所指的中国梦也就可以理解为中国的复兴梦,而民族的复兴必须以文化的复兴为前提,并在这个意义上,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是现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总结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国内和国外各种思潮的碰撞时期,所以我们要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的同时,还要抵制错误思潮的误导。此外,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等取得较好成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确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观念,从而唤起全民族对优秀文化的自信,使我国的文化自信发挥出其积极的价值。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应该要探索和思考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表达我们的文化身份,只有不断地实现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真正地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动档案主体多元化。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进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律意识,特别是以法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自主意识明显增强,体现在档案和档案工作上,就是他们作为档案形成者的意识不断增强,所形成档案占国家全部档案资源的比重日益提高。以社团和行业协会为主要形式的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逐渐担负起在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担负的一部分功能和责任,他们在产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档案资料,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应运而生,在共和国的大厦中,它与农村的村民委员会一道,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社区和社区档案在原来的档案形成者序列和档案门类中,是不曾有过的。
其次,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催化了档案主体多元化。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我们坚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努力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大力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此造成了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多样化的过程中,新的档案主体急剧增加。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公有制实现形式日益多样,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必然地急剧扩充着档案主体的队伍。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档案主体多元化。我国加入WTO过渡期即将结束,外来文化传媒实体对于进入中国市场跃跃欲试,文化市场构成将再次发生重大转变。国内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和文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主体的产权及产权组织方式,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广播、影视、报业、出版集团接踵而至,文化体育产业化的发展和市场化机制的运用,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市场化改革,不同产权组织形式组成新的文化实体,文化单位与企业的联姻和结合,不同主体、实体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日益呈现出产权多元,组织形式多样,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格局,已远非我们原有文化事业档案的概念、外延所能包容。文化主体的增多,必然地带来文化事业发展的新形势,也必然地带来文化档案的新形势。
档案主体多元化,使档案工作面临新形势,给档案工作提出了新问题。适应新形势,直面新问题,我们必须对档案工作的思想、方针和政策、标准从以下方面作与时俱进的调整。
第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用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对待档案主体多元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新的档案主体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新成员,是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新动力。对新的档案主体要像对其他档案主体一样,将其重要的档案纳入国家管理范围,纳入档案事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各项档案事业发展计划。
第二,在坚持集中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对不同档案主体的档案管理实行差别指导。新的档案主体,产权形式、组织方式不尽相同,对档案及档案工作认识程度不尽相同,其所形成的档案,虽是国家档案资源的一部分,但所有权、占有权、处置权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形成的档案不尽相同,对这些新主体,新档案,我们要在坚持集中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差别指导、差别要求。
[关键词]英国;移民;代际认同;传承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5-0093-04
移民的认同是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实际行动,情绪、愿望、理想和乡愁的心理组成的。[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属性是想象的结构,而不是真实的。”[2]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少数族裔也是如此。用曼海姆的话说,“这种同代性注定了这一代人社会经历的潜在特殊界限和范围,使这一代人在性格模式上存在着同样的社会经历和思维方式,在行为上表现出同样的历史类别”。曼海姆同时注意到,当青年人经历同样的历史变革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逐步积累了不同材料,来描述相同的经历。由于社会背景的差异,常常使人们对同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解释。这样一来,在任何一代人中都存在这分离的,甚至敌对的“代内单元”,这些“敌对”的极端性导致了这一代人产生紧张关系;同时,他们的对抗性又是他们进行对话的组成部分,他们共生共存,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而且,作为敌对的“代内单元”,他们又利用彼此来解释他们的时代。[3]
第一代南亚裔移民是带着各自的“文化行李”的,可以以原本的族群认同来适应英国社会;而出生在英国的第二代南亚裔移民则在族群认同方面出现更多的困难。第一代移民与第二代移民在文化融合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到英国、美国和其他地区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且能够让他们的亲戚获益并使他们的亲戚返回家园。另一个定居英国的动机是能够使他们的后代有效地使他们有优良的教育机会。”[4]“然而,第二代移民在两种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下长大。他们的家庭强调家庭和血缘关系,而英国社会崇尚个人自主,性别平等和长远的观点。这些差别在亚裔青年人身上是一个心理学冲突的起源,这对亚裔青年人是附加的障碍。”[5]“当个人和家庭从一种文化移民到另一种文化时,他们趋向于适应这种文化或者适应这个新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必须放弃一些旧的价值观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当移民文化和新社会的文化差异非常大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复杂的。”[6]
一、英国南亚裔移民代际认同差异
英国文化也并非天然而成。数个世纪以来,凯尔特人,皮克特人,苏格兰人,丹麦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以及斯堪的那维亚人都移居这里,并且在几个世纪里带来他们的习俗和特点。血统是来自北部侵略者,我们也许忘记中东和罗马的血统。基督教被看做是本土宗教。社会整体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同质的。[7]
对于英国出生的亚裔青年人来说,个人和社会认同(第二、三代)都比白人同龄人遇到更多的困难。一方面,这是因为在价值和社会家庭的转换有严重的鸿沟,另一方面学校和广泛的社会也有严重的鸿沟。亚洲第一代移民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移民到英国的,在他们的认同方面不需要担忧,他们扎根于他们的宗教和家庭及血缘价值。在这些方面几乎没有正反感情并存。然而对于第二代,过程实际充满痛苦,因为他们面对来自家庭和学校对于他们行为、忠诚、义务方面的要求的冲突。[8]移民到一个新社会,有新的誓约和新的起点,意味着从熟悉到不熟悉,离开亲族并且可能要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意味着面临敌对和被其他人忽视,既要调整适应又要坚持。适应对于两种文化来说都是好的,但是却是很少见的。甚至在不同环境下的传统文化的实践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和他们的父母有所差异。心理学的,国家习俗,传统和特点都是个人认同的一部分。他们组成了一个人几个方面自我的意象。更清晰的,更稳定的和更统一的背景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更容易。[9]
在研究中有74%年轻人认为英国就是他们的祖国并且有56.7%的人认为他们的认同就是英国――这和第一代明显不同。[10]
在移民到达西方国家之后,第一代印度-亚洲人强烈地保持了他们的价值体系,但是接下来的一代和新的主国社会的价值和规则一体化。[11]从他们的不安全感来说,第一代移民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他们历经童年的贫困,因此把教育看做是改善生活唯一的途径。然而,对于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来说,富裕,高水平的生活以及社会安全体系都保证没有人会在希望中死亡,每一个人都会获得足够希望和机会。父母对于教育的渴望让第二代移民觉得不可理解。[12]另一个需要指出的是保持印度-亚洲家庭的思想,尤其是缺少高等教育的工人阶级的第一代移民,希望能够从医生,儿童心理精神学家和精神治疗医师那里得到帮助,对他们的困难开一个“处方”。但是深奥的思想体系和繁琐的定义使得他们更加迷惑。[13]
第一代移民带来了他们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中更多的和英国不同的基础。来自印度半岛的移民,一方面,有更为广泛的就业前景,但是大部分仍然主要集中在重工业。第一代亚裔最主要的语言问题是他们没有能力说和写英语。那些懂英语的人发现和不同的语音和语言的人交流有困难。和英国人交流的困难导致了在寻找合适工作中存在主要障碍。同样的,白人对于后殖民优越的态度也疏远了新来者。在城市内定居的主体重建他们的社会和宗教制度,帮助他们发展他们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土提供了在他们家里传统中结合生理和心理安全的社会和文化延续。[14]
Hutnik认为自我认同有四个阶段:游离阶段,同化阶段,文化适应阶段和边缘化阶段。自我认同阶段被认为的游离阶段是对少数种族来说的,不是对于主体民族而言的。同化阶段是主要强调主体民族否定少数种族根源的阶段。文化适应阶段是个人能够在很多层面平等对自己分类,边缘化阶段是认为层面已经不重要或者是有显著的自我分类。[15]看起来概略地统计有30%的南亚移民,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或者非洲亚裔,在游离阶段(这点和加勒比人相似),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南亚人处于文化适应阶段,同化阶段和边缘化阶段只占很少的人数。[16]
社会学和人种学/民族学的研究表明黑人加勒比人和英国亚裔宁愿勉强叫他们自己“英国人”,但是当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发现这个很容易做到。最近关于亚裔如何认为他们自己的讨论成为一个“认同的位置”。[17]在某种意义上说,印度移民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每一次移民都是公共压力对个人的结果。实际上每个阶段移民的分析都能确定。一个人移民的决定都是有效的社会单元的多数人的意见,例如大家族的或者是小家庭的共同决定。家庭对移民的态度可以联系到村子同族亲戚和亲属移民的经历。如果他们从移民那里接收到一些汇款,他们就会散播他们的钱财并且希望其他人也能送年轻人出国。[18]大部分的印度人都属于我定义中的“适应者”,因为他们的政策就是对主国社会适应的。他们的目的是调整他们的文化行为来适应主国社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他们的文化认同。他们是适应者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激发对主国文化的认同感。适应者的意思主要是满足他们挣钱的经济愿望。这就不会否定文化适应/同化的发生。这种行为模式,包括穿着,语言和一些英国社会价值观的接收。[19]
二、代际之间族群认同的传承与转承
通过社会化过程和对某种文化的适应,父母和社会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所属的社会的文化。研究也建议两个基本的文化价值的类型:(1)一方面过分自信、独立、竞争的和自主;(2)顺从、教养、服从也被传承。父母传承给孩子文化价值的一个方面是家庭关系,尤其是一方面是职责和义务的价值关系,另一方面是权利和自主。在这个研究中,家庭价值的两种:职责(责任,自主和家庭中父母儿童的义务),以及权利(家庭中儿童和父母的自主和独立性)。职责在非洲和亚洲的非西方集体主义社会中职责非常清楚,权利在欧洲和北美的西方国家中个人主义是标志。尽管父母传承了家庭模式给子女,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父母的价值观未必能完整的传给孩子。这是家庭内部价值观代际之间差异的结果。当个人和家庭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时,他们趋向于适应这种文化或者适应这个新的社会。这个过程的部分包括放弃一些旧的价值观为了适应主国的新的价值观。当移民文化和新社会的文化差异非常大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复杂的,来自集体主义国家的移民来到了个人主义的社会。研究表明移民青少年通常比他们的父母适应新的社会更为迅速。结果是,另一种价值观差异在青少年和父母之间出现。这种差异或者代际之间的不同强调了青少年和移民家庭之间适应的困难。[20]
南亚裔对他们的孩子更倾向于表现情感和爱,而中国裔父母,通过Sung的研究,认为如果和孩子小心地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维持他们的权威。宗教是用来培养子女的孝行和谦卑。在儿童和年轻人中,过分自信和自我骄傲都被认为是否定的特征,而不被鼓励。[21]
第二代移民父母改变了他们社会化的实践,明显的宗教在减弱。大家庭(那些由超过三个孩子的家庭)给只有两个孩子的核心家庭让路,父母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并且寻找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对待女孩和男孩更加平等,尤其是在教育方面。在家庭中语言的使用也有一个转变;大部分第二代家庭是双语的,并且他们在英国出生的儿童增加了使用英国作为第一语言。第二代家庭本质上部分是因为在英国的通常的繁荣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母亲增加了出去工作的机会――因此从他们的丈夫那里获得独立和个人自。[22]
三、英国移民族群认同取向――多元文化主义与反种族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和文化多样性的管理都被很多国家讨论。[23]多元文化主义,各种定义,二战后西欧不同种族社会的反映的部分。英国使用“同化”和“融合”是对移民模式和家庭重聚的反映,伴随着一系列的“多元文化”,“种族敏感”和“反种族主义”政策和实践,例如,在教育和社会工作方面。[24]
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争论的定义“认为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并且各种制度的表达要依靠地区和国家政治文化”[25]。这样的差别和社会-历史以及政治影响和意识形态相连,不包括政策和同化过程,融合和文化pluralism这个定义也和西欧国家的不同的点有不同的含义,他们强烈地被社会-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所影响。
多元文化论早在20世纪前期就被系统提出,[26]但并没有被广泛关注。在英国来自印度半岛的家庭的到来标志着亚洲移民是“呆在这里”并且然后“做一些事情”,至少是在学校中的非英语儿童。主要的意识形态是主张社会同化者,政治关心是围绕黑人和亚洲移民的英国“种族特点”和关心同化“移民”儿童进入“英国式的生活”。这个层面让路给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人,政府提出“在文化多样性框架中的机会平等”。这就是接受了文化差异和在教育中的“多元文化”政策和实践的发展以及在社会工作中的“种族敏感”。
通过Berry和Kalin,在多元文化社会有四个主要的先决条件要坚持。首先,移民通常支持文化保持,所有群体的文化间接触和社会参与。第二,各种种族文化群体应该对其他群体有着积极的态度。最后,应该对大的社会有附加的程度,没有制度上的种族文化群体的毁损/堕落/减损。[27]美国多元文化教育领域的著名的文化问题专家S・尼托界定多元文化教育为“在制定教育政策、规划教育内容、培训各种教师、构建教育体系时,应首先考虑文化的差异,进而通过保证每个学生,不论他们有肤色、眼眶形状、种族出身、性别、年龄、、政治、阶级、语言及其他方面有什么差别,都拥有获得智力、社会、心理发展的一切必需的机会”。[28]
这种多元文化意识包含文化适应和群体间的关系。一方面,意识包括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和社会成员非常好,意味着文化传承被高度重视(文化适应);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意味着多样性应该被分享和平等容纳。这两个议题通常在联系方面被研究,大部分的文化适应研究都集中于少数种族,然而群体间关系主要包括的是主体民族。
如果在主体民族和少数种族一致同意的关系结果下,多元文化意识会发展,意味着两个群体都应该处于一个融合的阶段。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反对声音,认为“少数种族群体参与没有比主体民族更多的受益于多元文化主义。群体之间的认同,感知歧视,群体外的友谊,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概念都和多元文化主义独立存在。”[29]
英国多元文化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教育的两极构建的大部分动力,都是由反种族主义教育家坚持的;实际上,多元文化和反种族主义的教育都被关注,至少是被反种族主义教育者主义,作为“反对的形式”[30]。反种族主义教育家构建了多元文化教育和更为广泛的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消除种族主义观念”的学校课程;教育的途径使得文化和文化差异具体化,并且在社会中不能处理种族主义的中心议题。[31]
四、结论
简言之,一代人决不是铁板一块。正如林特拉指出的那样:“每一代人弹奏出的都不止是一个音调”。[32]据统计,大约只占30%的南亚移民(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或者非洲亚裔)处于游离阶段(这点和加勒比人相似),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南亚人处于文化适应阶段,同化阶段和边缘化阶段只占很少的人数。社会学和人种学/民族学的研究表明黑人加勒比人和英国亚裔宁愿勉强叫他们自己“英国人”,但是当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发现这个很容易做到。最近关于亚裔如何认为他们自己的讨论成为一个“认同的位置”。宗教形式对于所有移民认同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支柱。对于在主国的少数族群来说尤其重要。[33]
正如Bailey和Hall所说的:“一种杂交化正在英国发生”[34]移民和定居的过程,都是“全球后现代”的部分:以“多种类型,强调短暂的,无常的和不同的双重文化主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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