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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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化自信;高校;文化统战

高校的建设与发展在社会的进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高校拥有比较集中的统战对象，而且在文化统战的进程中具有比较好的资源以及设施方面的优势，但是在现阶段的进程中文化自信对高校文化统战的发展产生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必须在加强自身凝聚力、渗透力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统战建设。

一、文化自信是高校文化统战的前提和基础

1、文化自信的内涵

我国在文化强国的发展进步中，需要不断的增强自身的文化自信，在一般情况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概念，前者表达的是一种意识与责任，而后者说的是思想层面的信心与信念。文化自信来自于一个国家民族对自身文化在价值方面的认同和肯定，对自己的文化的生命力抱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够从中获得坚持的动力，促进创新精神的传承。在文化自信的发展进程中，首先需要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等的内涵价值有一个具体的认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文化成为了其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因素，是经过时间的验证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核心作用的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中国人不能过分的对西方文明进行推崇，但是也不能盲目的对外来文化进行排除，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之下，需在自身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正面的接受外来文化冲击，使自己的文化更加完善，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2、高校文化统战的意义

文化统战主要是“从文化视角切入”的一种工作形式，是利用文化资源来开展统战工作，文化统战偏重于统战，是统战工作的一个方面，是开展统战工作的一种方式、手段[1]。文化统战从具体的实践层面来说，则比较注重文化方面的资源以及方式所蕴藏的能量，这就表明了文化统战在文化与政治属性上的统一。其中政治属性是它的本质上的特点，文化统战中包含着明显的政治色彩以及阶级特性，这也是它与其他文化现象不一样的地方，统战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类型的工作，文化统战是其形式之一。而文化属性则是文化统战所特有的，它以文化活动为展示契机，使用文化所具有的力量来进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推广，加快文化认同的实现。高校是文化统战发展的特殊领域，它具备的文化传播与创新能力使得其文化属性更明显，如果加以利用可以获得统战更好结果。

3、文化自信是高校文化统战的特殊要求

统一战线作为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的联盟或联合，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文化现象，又为人类创造、积淀和丰富着新的文化资源，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牢牢占据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原点，是统战文化孕育萌芽和丰富发展的深厚土壤[2]。从实际的发展中来说，文化自信是高校文化统战发展的特殊要求，在统一战线的进程中具有团结与联合的特点，体现了其中开放包容的特点，从内容层面来说比较宽广，在思想层面它的包容性表现的比较明显，文化的发展活力在于包含的当代性和人民性，所以在实践中应该积极引起统战整体组成的主体意识，主动的运用文学作品、舞台剧目、影像作品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集中推出一批统战成员感同身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统战文化产品，增强文化自信在高校的推广，不断增强其社会影响力。

二、文化自信是高校文化统战的必然结果

1、高校文化统战面临的新形势

文化统战主要以文化为载体，同时需要借助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功能，为实现某些目标而促成不同群体组成社会力量的联盟。在新的时代变革之下，高校文化统战正面临着许多新形势。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得到大力发展今天，统战对象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其包容特征更加明显，但是许多高校还存在对文化统战工作的忽视，投入力度与发展速度不平衡，另一方面，在扩招的高校发展形势之下，其中的成员的结构逐渐变得更加复杂，比如在宗教文化、民族传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就是高校统战对象在文化思想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化的发展特点，并且在当前网络信息时代的进步特点之下，网络化发展也成为了高校文化统战的一个新形势内容。

2、高校文化统战的经验

在高校中进行文化统战的人员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具有比较强的科学与自由的思想意识，文化程度高，在文化统战工作中能够发挥比较大的经验优势，首先党委领导之下的校长负责制度就为高校文化统战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其次就是高校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文化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养分，而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功能又为文化统战的进程提供了逻辑方面的基础。

三、增强文化自信的措施

1、加强文化自信的宣传教育

文化自信的增强需要不断的加强这方面的宣传与教育，特别是在高校这种文化思想聚集的地方，人们都需要不断的被教育来建立和完善自身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上的自信，首先应该加强中国特色文化的吸引力，提高其凝聚作用，将社会主义发展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念向统战对象进行清晰完整的传达，增强人们对文化自信的进一步理解，进而实现思想上的认同，最后付诸实践之中，达到文化的统一性，增强精神力量以及道德规范的成效。

2、开展传统文化知识培训

在文化自信的不断发展中，需要有对历史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当代中国文化等内容进行理性层面的审视，在高校文化统战状态下的文化自信，应该是正确对本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让文化统战的对象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产生更加强大的自豪感与敬畏感，并且对自己的文化生命力量以及文化发展前景有坚定执着的信念。在文化的认同上需要进行积极的对外传播，文化自信的增强不仅与内部文化体系的实力相关，也与传播主体的实力相关，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培训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3、让文化自信成为统战成员的自觉行动

文化在高校统战对象之中的发展需要广大的成员起到一个良好的自觉领导作用，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新形势以及新矛盾等方面的特征条件之下，高校党员干部更加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的信仰者以及实际的宣传者、积极的践行者，真正做到以身作则、自觉行动的作用，用自己的表率作用以及实践中的模范行为来对社会风尚的发展进行引领，以此来增进高校文化统战全体成员对文化的自信力的提升。

结语

高校文化统战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高校建设的不能忽视的重要科研基地，在文化自信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仅会达到文化的进步，而且也会增强民族的团结性，促进高校建设更加和谐长久的发展，对于整体的统战工作也会产生很大的帮助作用。

参考文献

[1]韩永强，王晓东，王倩，吴虹.高校统战文化建设及路径问题探讨[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03：71-74.

作者简介

王希（1985-），女，辽宁沈阳人，沈阳建筑大学，助理研究员，硕士。

文化自信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过度自信 心理基础 过度自信指标衡量

大量的心理学实验研究表明，人的决策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受到直觉和情绪的影响。Kahneman，Daniel和Amos Tversky（1979）等心理学家通过实证观察发现，人们在形成自己的判断时，经常对自己的判断过度自信，会因为高估自身的能力和知识而产生偏差，高估决策成功的可能性，并低估与决策相关的风险。

一、过度自信的心理学基础

心理学家们对人的个性、情绪和理性的定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关于个性，是受环境和自身经验的影响而形成的各种特质的组合，是一种长期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状态；关于情绪，其受个性或某些特质及环境的影响，不同特质的人在不同环境刺激中会产生不同种类和程度的情绪，个性或者特质对情绪具有调节作用，《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中将情绪定义为“一种不同于认知或意志的精神上的情感或感情”，这种精神上的情感可以是稳定的长期性存在的，也可以是短暂的感官刺激形成的感受；关于理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理想情况下，经济人具有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会选择那些能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的行为，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了恰当行为是情绪和认知的合理搭配，情绪是机械的不受控制的，但认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情绪，情绪可以与理性和谐共处，共同完成某些行为。

综上可以了解自信是外在认知、情绪和外在意识协调一致的产物，是一种长期的个性特征或者是短期的情绪体现（与特定环境相关的临时性特征），是对未来不确定事物的信念，适度的自信有助于人们建立应对变化的策略，而过强的情绪化则会阻碍短期记忆，使逻辑或者推理思维过程紊乱，阻碍关于利益和成本的理性思考。

二、过度自信的表现和影响因素

对于过度自信的表现，心理学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一是过度狭隘的置信区间，人们往往高估其对不确定事件的预测精度，人们认为一定发生的事件实际上只有80%的可能性发生，而认为一定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大约有20%的可能性发生，Russo、Schoemaker（1992）发现，职业管理者认为其自身判断过于精确；二是自我归因偏差，Miller、Ross（1975）的研究发现，人们倾向于把他们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能力和技能，但是把他们的失败归因于坏的运气和他们不可控制的因素，Bettman、Weitz（1983）发现管理者在分析其公司年度报表时存在这种归因行为；三是控制幻觉，带有唯心主义迷信色彩、认为自己能够影响偶然性的强烈感觉，而不是对自身能力的客观真实的感觉。Langer（1975）研究表明人们更喜欢自己选择的彩票而不是随机抽取的彩票，其在商业领域也发现了CEO投资项目的选择可能受控制幻觉的影响且倾向于低估项目失败的可能性；四是过度乐观，是指人们相信有利事件相对其实际情况而言更可能出现。Cooper，Woo，Dunkellberg（1988）通过对2994个企业家进行调查发现，81%的人认为自己的企业存活的可能性大于70%，33%人认为自己的企业肯定会存活，而事实上75%的企业寿命不到5年。

影响过度自信的因素主要有信息量的大小、问题的难易程度、专业知识和经验、性别因素、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Oskamp（1965）研究表明表明，随着信息量的增加，参与者判断的准确度并没有提高，但对自己决策的信心却不断上升；Griffin、Tversky（1992）发现，人们在回答困难的问题时，倾向于过度自信；在回答容易问题时，倾向于缺乏自信；对于专业知识和经验与过度自信的关系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和研究结论；Peng、Wei（2007）研究表明男性管理者比女性管理者更容易表现出过度自信，但Biaiset 等（2005）研究表明过度自信并不存在性别差异；过度自信与环境密切相关，比如证券市场中的情绪周期，投资者在牛市中偏向于过度自信，在熊市中信心下降；于窈（2006）研究表明对于常识性问题亚洲人比欧洲人更过度自信，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过度自信，这可能部分源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建构式学习比东方国家的直接指导式学习更更注重广泛全面客观的提出观点。

三、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

（1）由Malmendier、Tate（2005）以管理者持有任职公司的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数量及其变动或行权决策作为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的指标。如果CEO执行期权晚于最优日期，持有期权至期限届满，或在任职期间购买本公司股票，则被认为是过度自信，结果显示自愿持有股票期权反映了CEO的过度自信情绪。

（2）Oliver（2005）以消费者情绪指数来衡量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它是通过对美国消费者进行定期电话访问，根据公众对当前及预期的经济状况的个人感受编制而成。我国学者以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来代表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它是根据企业家对当前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综合判断和对未来发展变化的预期而编制而成。

（3）Rayna Brown和Neal Sarma（2007）用媒体的报道作为衡量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他们搜集了媒体对同一时期每个企业管理者的评价，然后对有关每一个管理者性格特征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并设计了公式以判断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

（4）Yueh hsiang Lin和Shing yang Hu（2005）将那些对公司年度盈利水平的预测超过实际盈利水平的管理者视为过度自信。

（5）Barros、Silveira（2007）将企业家兼管理者视为过度自信。

（6）Binxian Liu（2006）用利润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认为在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不足的情况下，利润是衡量管理者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企业利润持续增长，管理者的自信水平也将随之提高，反之亦然。

本文从哲学心理学范畴深入探讨了过度自信产生的心理学基础，同时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进一步说明了过度自信的表现和影响因素，尤其是对过度自信的指标衡量进行梳理，为今后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对财务决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

文化自信的特征范文第3篇

一、过度自信的特征及其在企业管理者中的表现

过度自信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而低估失败的概率的心理偏差(Wolosin，etal，1973；Langer，1975)。过度自信这一心理特征是心理学家们首先发现的。大量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例如，Weinstein(1980)的实验研究发现，受试者们普遍认为自己在将来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能活过80岁等积极的方面的可能性要超过别人，而很少有人认为自己在将来会经历离婚、得癌症等不好的事情。Sevenson(1981)在以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一份研究中发现，82％的受试者认为他们的汽车驾驶水平在前30％以内。这种“优于平均水平”(better-than-average)的心理特征被其他许多研究证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Alicke，1985；Taylor，etal，1988)。

在管理学领域，许多研究发现，企业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普遍要高于一般大众。Cooper等(1988)对美国企业家的调查显示，创业企业家们认为别人的企业成功的概率只有59％，而自己成功的概率则高达81％。其中，只有11％的人认为别人成功的概率为100％，而相信自己成功的概率为100％的高达33％。这说明创业企业家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心理。但后续研究却发现，这些被调查企业中有66％以失败告终。Landier等(2009)对法国企业家的调查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在成熟企业，这种过度自信特征也很普遍。Merrow等(1981)考察了美国能源行业设备投资情况，他们发现，企业管理者们往往非常乐观地低估设备投资成本，而实际成本往往是他们所预计成本的两倍以上。Statman等(1985)调查了其他一些行业，发现管理者们在成本和销售预测方面普遍存在过度乐观。

心理学和管理学领域的这些研究发现为本文所要回顾的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以此为基础，研究者们才有可能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心理特征对企业投资及其他财务问题的影响。

二、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理论研究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二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并购行为。这方面的研究首先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早在1986年，Roll在他开创性的论文里就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为是”(Hubris)假说①，分析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但在随后的十几年内，该研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直到最近几年，人们在逐步开始认识到该文的重要性。

Roll(1986)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高估并购收益，而且相信并购能带来协同效应，从而会使得本身不具有价值的并购活动得以发生。他进而根据该理论作出了一些预测：(1)当一个未预期的并购被宣布时，目标企业的股价将上涨；如果并购最终未能成功，股价又会跌回原来的水平。(2)如果并购是未预期的，而且未包含并购方的任何额外的信息，当并购被宣布时，并购方的股价会下跌；如果并购最终未能成功，并购方的股价又会上涨；如果并购最终实现，股价又会下跌。(3)并购完成时，被并购企业价值的增加额会被并购企业价值的减少额所抵消，即并购并不会带来财富的增加，并购所发生的费用构成最终的净损失。Roll没有直接去验证他的理论，而是通过回顾其他人所得到的实证研究结果间接地证明这些预测是正确的。

Heaton(2002)是继Roll之后的第二篇经典性论文，该文提出了一个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投资异化模型，该模型将管理者过度自信、自由现金流变量结合起来，推导出在不同的自由现金流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分别导致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具体结论如下：(1)一方面，乐观心理会使得管理者认为有效的市场低估了企业的风险证券，因而他们会偏爱企业内部资金。当企业依赖于外部资金时，管理者有时宁愿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项目，也不愿意从外部融资，因为他们认为外部融资成本过高，这样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自由现金流能充当“拯救者”的角色，纠正这种投资不足。(2)另一方面，乐观的管理者会高估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从而高估投资项目的价值，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可能会被他们误认为具有正的净现值。在自由现金流匮乏的情况下，乐观的管理者会放弃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

Gervais等(2003)发展了一个资本预算模型，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政策的影响以及股票期权计划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的结论如下：(1)理性的管理者是风险规避型的，在没有获得关于一个投资项目确切、完备的信息之前，他们不会实施该项目，即使这些项目会为股东带来最大化的价值，从而造成股东的价值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股票期权能缓解这一问题。(2)管理者适度自信对股东来说是好事，因为一方面他们是忠诚于股东的，不存在问题，从而不需要额外的激励；另一方面，他们是一定程度的风险偏好者，能投资那些具有正的NPV的项目，为股东创造价值。(3)对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来说，股票期权计划不仅不能缓解因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恶化。

Xia等(2006)基于实物期权框架，提出了一个管理者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动态并购模型。他们通过该模型证明：(1)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不是特别严重，并购所带来的市场回报通常是正的；(2)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很严重，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是负的；(3)如果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或产品竞争程度较低，并购企业的市场回报状况依赖于该企业的规模；(4)竞争会降低并购企业的回报，但会增加目标企业的市场回报。

从这些理论模型来看，它们的结论简单明了，便于进行验证。事实上，这些结论基本上都被后来的实证研究所证明，这一点可以从下文的分析中看出。

三、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实证研究

自Roll(1986)正式开创管理者过度自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研究以后，一直没有直接的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其原因可能是该理论在当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但难以找到合适的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变量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文首先回顾相关研究中所提出的用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变量。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类研究中一般将管理者定义为CEO，但也有个别研究将其定义为CFO。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变量的构建

1CEO持股状况。这类变量首先由Malmendier等(2005，2008)提出，具体又分为三个变量：(1)当CEO持有一份5年期的期权时，如果在这5年内至少有两次机会通过转让可以获得67％以上的收益。但CEO未转让，则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2)如果CEO将期权持有到期而不转让，则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3)如果在样本期间内CEO所持有的本企业的股票数净增加，则也认为他是过度自信的。郝颖等(2005)、王霞等(2007)的研究都采用了上述三种变量中的第三种。

2相关的主流媒体对CEO的评价。这种方法可能是目前在西方的相关研究中应用最广的方法之一。该方法首先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们搜集了《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对样本公司的CEO的各种评价，然后将这些评价分为六类，依次是：完全正面的、主要是正面的但有一点负面的、中性的、主要是负面的但有一点正面的、完全负面的、没有评价。他们分别赋予上述六类评价3、2、1、－1、－2、0的分值，然后将每个CEO的所有分值相加得到最后的分值，并以此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分值越高说明越过度自信。Malmendier等(2008)对这一方法进行了修正，他们将主流媒体的评价分为五类：(a)自信；(b)乐观；(c)不自信；(d)不乐观；(e)可靠、稳健、务实。然后以此为基础设置了一个哑变量，如果a+b>c+d+e，则取值为l，说明管理者是过度自信的，否则为O。Brown等(2007)则采取比例的形式来衡量，他们将主流媒体的评价分为三类：(a)自信；(b)乐观；(c)可靠、稳健、务实、不自信。然后用(a+b)／c来衡量CEO的过度自信，比例越大，说明越自信。Hribar等(2006)、Jin等(2005)等研究中都采用了这种衡量方法。

3企业盈利预测偏差。该方法首先由Lin等(2005)提出，他们认为，过度自信的CEO在做盈利预测时一般会有偏高的倾向，因此可以用盈利预测是否偏高来衡量过度自信。具体做法是：如果“预测值一实际值”大于0，则说明预测值偏高，反之则说明偏低，如果在样本期内偏高次数多于偏低的次数，则说明CEO是过度自信的。余明桂等(2006)、王霞等(2007)的研究借鉴了这一方法。

4CEO实施并购的频率。该方法由Doukas等(2007)提出，他们认为，CEO越自信，他发起的并购次数就越多，有些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Malmendier，etal，2008)。因此，他们将样本期内发起的并购次数多于5起的CEO确定为是过度自信的。

5CEO的相对报酬。该方法由Hayward等(1997)提出，他们认为，CEO相对于公司内其他管理者的报酬越高，说明CEO的地位越重要，也越易过度自信。他们用CEO的现金报酬除以现金报酬居第二位的管理者的报酬来表示。

6并购企业的当前业绩。该方法也由Hayward等(1997)提出，用“(并购前12个月内股票价格的增加值+股利)／期初股票价格”表示。这一方法根源于一个研究结论：企业的历史业绩越好，管理者越容易过度自信(Cooper，etal，1988)。

7企业景气指数。该方法由余明桂等(2006)提出，他们以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的企业景气指数为基础，如果景气指数大于100，则说明企业家是过度自信的，景气指数小于100，则说明企业家是悲观的。他们以4个季度的行业景气指数的平均数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从上述几种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方法可以看出，这些衡量方法的主观性较强，噪音较大，其可靠性和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在以中国证券市场为基础进行研究时，找到合适的替代变量难度更大。以第1种方法为例，国内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才刚刚起步，不具备研究所需要的条件，虽然其中第(3)个变量在国内勉强可以应用，但《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所持股票只能在离职或退休六个月后才能出售，这显然会影响该变量的有效性。相对而言，第3种方法可能比较可行，因为中国证券市场也有盈利预测制度，会存在相应的盈利误差。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前已述及，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二是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并购行为。为了研究的方便，本部分将这两个方面分开进行分析。

1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

Malmendier等(2005)对Heaton(2002)的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首先开创性地用前述第1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发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程度越大，投资和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越高，说明在现金流充足的情况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造成过度投资；而在现金流缺乏的情况下，又会造成投资不足。此外，他们还发现，对于权益依赖型企业来说，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现金流之间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

Lin等(2005)采用类似的方法用台湾的数据进行了检验。他们用前述第3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在内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比非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投资更多；(2)当融资约束程度更大的时候，上述两者的投资差距更大。

在本文所回顾的文献中，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将管理者定义为CEO，而Ben等(2007)则是例外，他们将管理者定义为CFO，考察他们的过度自信所带来的财务政策的变化。他们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确定CFO是否过度自信，发现过度自信的CFO会进行大量的投资，并且大量通过负债融资的方式筹措投资所需的资金，同时，为了保留更多的内部现金流用于投资，他们也很少支付股利。

中国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郝颖等(2005)用第1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内部人控制因素对投资与经营现金流的敏感性的影响程度超过了过度自信因素。

王霞等(2007)则采用第1和第3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董事长)过度自信，他们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过度投资程度越大，但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不影响投资和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而是影响投资和融资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过度自信程度越大，敏感程度越大。姜付秀等(2009)采用第3和第5类变量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越偏好内部投资，而且越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2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的影响

1997年，有两篇论文试图用实证的方法对Roll(1986)的“自以为是”假说进行检验，但因为方法上的问题影响了论文的质量，几乎没有形成什么影响。

其一是Boehmer等(1997)。他们没有直接用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而是采取了间接的办法，研究企业并购和内部交易(InsideTrading)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那些没有成为并购目标或最终成为善意并购目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内部交易中能获得显著的非正常收益，而那些最终成为敌意并购目标的公司的管理人员则基本上没有获得收益。据此，他们推断：管理人员之所以会拒绝并购要求是因为他们很自信，认为公司在自己手里要比在别人手里更有发展前景。显然，他们的这一推断有些武断。

其二是Hayward等(1997)。这一研究要强于前者，他们直接检验了并购和管理者过度自信之间的关系。他们用第2、5、6类变量以及根据这三类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新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他们所实施的并购的溢价程度就越大。并购会为股东带来财富的损失，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并购溢价之间的关系越强，这种损失程度也越大。这一研究立意很好，但总的来说做得比较粗糙，这也许是它未产生什么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一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是Malmendier等(2008)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和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在该研究中，他们采用第1和第2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易发起并购，而且绝大多数是多元化并购；(2)对于权益依赖程度越低的企业，过度自信的程度与并购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相关性越显著，也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偏好通过现金或债务融资的方式发起并购，而很少用股票的方式，除非他们企业的价值被市场高估；(3)相对于理性的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会引起市场更强烈的负反应。这些结论表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确实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造成大量损毁价值(value-destroying)的并购行为发生，为企业带来损失(Malmendier，etal，2008)。Ben等(2007)也得到了类似结论，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发起的并购会带来负的市场回报。

Doukas等(2007)采用第4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发现：(1)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会为股东带来正的市场回报，但程度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的并购，从长期业绩来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表现很糟糕，这一结论不同于其他类似的研究；(2)高频率的并购比低频率的并购业绩要差，说明管理者倾向于将以前的成功归功于自身的能力，从而造成过度自信，进而在过度自信心理的支配下发起更高频率的并购。

Brown等(2007)则提出，不仅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会影响企业的并购行为，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dominanceorpower)也能对企业的并购行为产生影响。所谓管理者的控制力，是指管理者将他们的计划或想法付诸实施的能力。在该项研究中，他们用第2类变量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同时用管理者的报酬额除以企业总资产的对数来衡量管理者的控制力。他们用澳大利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管理者的上述两种特征程度越大，并购的可能性越大，而且管理者的控制力越强，越易实施多元化并购。

四、评价与展望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将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投资异化问题的特点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点：

(1)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理论认为投资异化源于管理者或股东等参与者的自利心理，但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在现实中往往会表现出“利他”等倾向。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他们往往会认为自己是忠于股东并积极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换言之，他们和股东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传统的激励机制就不能解决这种投资异化问题，相反，按传统的激励机制可能会加重这种异化行为。例如，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高估收益而低估损失，他们所选择的投资项目很多是损毁价值的。如果我们根据传统的激励理论提高管理者的薪酬(货币性质或期权性质)，他们会更积极地为股东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从而造成企业投资于更多的损毁价值的项目，加重投资异化的程度。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为改进激励机制提供了依据。

(2)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这一主题才刚刚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多，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几乎是一致的，这在财务学研究领域还是不多见的。几乎所有的研究结论都显示，一般情况下，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特征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包括过度投资、投资不足、过度并购、通过并购造成股东财富的损失等。这说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确实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从理论和实践来看，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换一种角度来看，结论大一致也不利于理论的发展，只有更多的争辩才能开拓更广阔的空间。我们不能排除这类研究中有些受到了“思维定势”的影响，人云亦云，这需要在将来的研究中逐步加以改进。

(3)国内的相关研究还较少，而且大多是关于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与归纳，缺乏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进行的研究，特别是用中国的数据所做的经验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领域才刚刚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与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存在较大差距，使得相关的数据难以获得。例如，在这一研究领域，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度量方法来看，在中国难以得到很好的应用。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更适合中国国情的度量指标。

最后，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1)将这一研究拓展到更广的领域。从现有文献来看，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方面，实际上，企业不同的财务问题之间是息息相关的，例如，现有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这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方式和策略以及企业的分配政策等问题。Ben等(2007)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值得我们借鉴。近年来出现了几篇有价值的文献，如Hribar等(2006)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由此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Jin等(2005)研究了过度自信和税负对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影响；余明桂等(2006)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所引起的企业激进负债问题。这些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2)从中国企业高层管理者特有的行为或心理特征的角度进行研究。西方已经发现的企业管理者普遍存在的过度自信、过度悲观等心理特征可能也存在于中国企业管理者中，但目前尚没有研究证实，因此，研究中国企业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研究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因为文化与制度各方面的差异，中国管理者的心理可能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发，现了这些特征就等于找到了解决中国企业投资异化问题的钥匙。

文化自信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女大学生 女校 男女混校 自信水平

[作者简介]黄丹（1982- ），女，江西分宜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吴宏岳（1953- ），男，广东恩平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王世豪（1962- ），男，安徽安庆人，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贸易与区域经济。（广东 番禹 51145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0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中国女校特色教育存在价值及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DIA100298）和2011年广东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课题“高职女大学生个性特征、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项目编号：GDGZ11Y0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7-0182-03

自信是指人对自己的个性心理与社会角色进行积极评价的结果，是一种能采用某种有效手段完成某项任务、解决某个问题的信念。它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一个人取得成功必须要具备的心理特质。Shrauger把自信当作自尊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其设计的个人评价问卷（PEI）中，他把自信定义为一个人对自己能力或技能的感受，是对自己有效应付各种环境的主观评价。自信是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自信的大学生更有可能得到学业的进步、个人潜能的发挥和个性的张扬。

一般认为，女校的特殊氛围有利于女大学生自信的发展，但有研究表明，女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呈下降趋势。女校大学生身处一种特殊的办学模式中，她们在学校面对的人群与男女同校的主流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她们的自信发展特点与普通高校的女大学生是否有所不同？本文以女校和男女混校的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比较他们自信发展的特点及差异。一方面可以为女大学的自信特点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调查方法

本研究选取四所高职院校的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女校两所（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男女混校两所（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咸宁职业技术学院），这四所院校均为高职院校。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发问卷，其中大一172人，大二123人，大三103人，共发放问卷420份，其中有效问卷398份。

采用Shrauger在1990年设计，经季益富等翻译修订而成的《个人评价问卷》，测量内容为自信程度。量表共分为学业表现、体育运动、外表、爱情关系、社会相互作用及同人们交谈6个维度，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所得数据资料采用SPSS18.0进行统计。

二、调查结果

（一）女校和男女混校的女大学生在自信水平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方差分析表明，在自信程度总分上，女校与男女混校的女大学生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自信的六个维度上也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如表1所示。

说明女校的教育模式并没有影响女大学生自信心的发展，女校是适合女大学生生理心理需求的有效可行的教育形式，为女性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女校在培养女大学生积极自信的心理素质方面，具有以下几点独特性：首先，女校具有独特的校园文化。独特的女校校园文化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有着其他教育方式无法替代的特殊功效。女校有民主法治、以人为本、刚柔相济的校园制度文化；健康向上、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校园行为文化。女校还有有天然的单性别环境，拥有鼓励每个女生展示自己个性，挖掘自身潜力，鼓励独立自主的教育氛围。男女混校教育虽然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鼓励女大学生积极参与学校的活动，但其效果与女校有很多大差别。其次，女校具有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女校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突出女性教育特色；以素质教育为主线，注重提高女性素质。再次，女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很独特。在专业设置上，女校以就业为导向，遵循女性人才成长的基本规律，突出专业学科特点。在课程设置上，女校注重女性特色课程体系的构建。这些都为促进女性的进步和发展，为两性和谐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低年级女大学生自信心水平高于高年级女大学生

方差分析显示，在自信程度总分上，三个年级的女大学生具有显著性差异（p

将各年级进行交互比较，发现大三女生的自信程度显著高于大一女生，p=0.01（p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女大学生自身心理发展特点、不同时期的现实任务与压力有关。女大学生的年龄大多在18～22岁之间，主要应顺利完成青年期心理的高峰发展，并为转向下一阶段的心理成长做好准备，使女大学生在走向社会，面对复杂多变的具体环境时，能拥有良好的心理适应能力。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随着阅历的丰富，这种心理适应能力会逐渐增强，自信水平也会渐渐提高，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自己。大一学生处在大学生活的适应期和专业基础储备阶段，不少女大学生在这时出现适应困难，产生一些消极情绪，降低了女大学生的自信度，于是，大一女生的自信水平比其他年级低。经过一年的积累，大二学生已经基本适应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暂时没有升学和找工作的压力，所以自信心也会随之升高。经过一、二年级的积累与储备，绝大多数大三女生有了更加清晰的自我意识，专业知识与能力的累积也到达高峰，对未来有无限的憧憬，因此，其自信水平达到了三年以来的高峰。

（三）在爱情关系上，文史类专业的女大学生比理工类女大学生更加自信

方差分析表明，在“爱情关系”上，不同专业的女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不同专业的女大学生在自信程度总分上差异不显著（p>0.05），如表3所示。

对各专业进行交互比较，发现文史类的女大学生在爱情关系上的表现显著高于理工类的女大学生，p=0.006（p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她们的学校背景、专业背景以及性格特点不同。我们从数据中可以发现，女校学生多为文史类专业，而且女校开展的“女性特色教育课程”，如“女性形体学”“职业女性形象设计”及“现代礼仪”等课程能使女大学生更有女性气质，文明素质、礼仪修养和审美能力都有提高。因此，文史类的女大学生在爱情关系上比理工类更为自信。而男女混校中的理工类女大学生的女性气质不如文史类女大学生高，她们在爱情方面的吸引力不如文史类女大学生，所以他们在爱情方面的自信心不足。

三、启示

（一）女子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行之有效

女校与男女混校的女大学生在自信程度上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女子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行之有效。有人认为女校的单一性别环境会影响女生的心理健康，她们跟男性接触较少，会对她们的恋爱乃至今后的婚姻有负面影响，但从研究结果来看，女子院校的女大学生无论是在自信程度总分上，还是在爱情关系、社会相互作用等因子上，跟男女混校的女大学生都没有显著差异。女校就是要实现教育中的男女平等，其精髓是女性特色教育，独特的校园文化、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使女大学生拥有了积极自信的心理素质。女校的特色是依据女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构建适合女大学生人格发展和成才的教育环境和模式，以充分发挥女大学生的潜能，促进女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女大学生们在女校形成了积极主动、独立自信的丰满人格，女校应该坚持女性特色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女校应在低年级大学生中开设“女性特色教育课程”

“女性特色教育课程”是依据女大学生的心理、生理和社会特点设置的，旨在开发女大学生潜能，帮助女大学生成长成才的系列课程。调查显示，高年级女大学生的自信程度高于低年级女生，这说明女校开展“女性特色教育课程”对提高女大学生自信水平有显著效果，学校应该为低年级女大学生开设“女性特色教育课程”，以提高其自信水平。“女性特色教育课程”可以使女大学生对自己的性别特征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在新的高度上认识“我是谁”“我如何存在”“我如何发展”；可以帮助女大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及职业素质；可以赋予女大学生人生智慧和人文精神；可以充实女大学生在人生发展、人格完善、社会关系、职业发展等方面的知识。

（三）男女混校、理工类学校也应该开设“女性特色教育课程”

。“女性特色教育课程”为女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搭建了宽广平台，使女大学生对自己的性别特征和性别角色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可以帮助女大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素质，可以提升女大学生的女性气质，提高她们的文明素质、礼仪修养和审美能力，塑造现代女性特有的高雅气质和贤淑风范。在男女混校和理工学校中开设“女性特色教育课程”显得非常必要，对培养女大学生的自信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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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沂.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探悉[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5）.

[4]吴宏岳，王世豪，席春玲.我国女校存在与发展价值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王丽馨，赵叶珠.女大学生自信水平：中日女校的差异比较[J].集美大学学报，2007，8（1）.

文化自信的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概率判断，过分自信，跨文化差异。

分类号 B849；C934

1 “过分自信”概念的提出

“过分自信”（overconfidence）现象是在美国和欧洲最早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的[1]。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此项研究，因此也出现在很多关于判断和决策的文章中[2]。Klayman等人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研究者达成广泛共识：在二择一的题目和信心范围的任务中，人们的判断表现出一致的真实的过分自信[3]。Lichtenstein等人指出当被试说他们对自己答案的正确性有70%的信心时，其实他们的正确率比60%还要低；当他们说有90%的信心时，其正确率大概只有75%[4]。

在决策领域里，“过分自信”会影响决策质量而被公认为是不好的特质。一个过分自信的人将决策建立在失真的设想之上，则无法做出理想的决策。因此，研究“过分自信”的意义在于探索人们的自信水平以及过分自信和不自信的原因，以帮助人们在做决策时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地避免错误。

2 “过分自信”的定义及其测量方法

2.1 “过分自信”的定义

引起研究者关注过分自信这个领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如何定义和测量概率判断（probability judgment）[2]。大多数人认为“过分自信”是一种偏离校准（mis-calibration），是指人们关于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通常以某种方式偏离校准（mis-calibrated），这种偏离都偏高[1]。校准是指如果一个人的校准是最理想的，那么在所有情形下，他的平均概率判断将与目标事件实际发生的比例相等[5]。

2.2 “过分自信”的测量方法

长期以来，对过分自信的测量多采用以下方法：

偏差（Bias）= 被试认为自己选择正确的平均概率（Accurate Judgment）- 被试选择的实际正确率（Percentage Correct）。其中，偏差越大意味着越过分自信。实验材料多为常识题或有客观正确答案的题目，题目形式包括二择一、信心范围（confidence-range）和分类任务等。

2.2.1 采用二择一任务进行测量

二择一任务是指被试在包含两个选项的题目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并估计自己答对题的概率。

例如：以下哪个城市人口多？

A) 新奥尔良

B) 纽约

请选择一个答案：A / B

我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是（50%~100%）：_________%

采用二择一任务的研究诸多，最近有研究者利用此方法研究“当下自信”和“总体自信”。“当下自信”（local confidence）指在回答一个问题后立即评价自己的自信水平；“总体自信”（global confidence）即估计自己答对题的百分比。1988年，May首先发现这两种自信是不同的，前者比后者水平高[6]。此后有一系列此类研究[7]。研究认为前者表现的是过分自信，而后者表现的是不自信。此外，研究者给出了一些差异的解释[8]。其一是元理论（meta- theoretical approach）不同而不是方法不同，其二是在当下自信的任务中材料取样的偏差，其三是人们在做总体自信判断时忽略了猜测的成分[9]。2004年，Liberman的研究[10]证明“当下自信”比“总体自信”更真实的反映人们的自信水平，而且人们在做总体自信判断时没有考虑到随机猜测的影响。

2.2.2 采用信心范围任务进行测量

信心范围任务是要求被试给出一个单一的数字评估。即通过置信区间（credible interval）来研究过分自信。置信区间是自信心水平与时间间隔的结合。例如，项目经理需要预测90%肯定能完成项目的时间，即很可能这个项目在4到8个星期内完成[11]。研究者把自信分为给定自信（assigned confidence）和估计自信（estimated confidence）.给定自信是指研究者给出的自信水平，例如：我对于西班牙的人口是…到…百万有90%的自信，其中90％就是给定自信。而估计自信是在给出答案范围后再填写对答案的自信程度，例如：我对于西班牙的人口在200万到300万之间有 %的自信。测量方法与常规的测量公式相似但有不同之处。在大多数此类研究中，时间间隔的过分自信多是由正确率与给定自信而不是估计自信比较得到的。研究发现时间间隔的估计会造成更多的过分自信[12]。这一现象被称做“形式依赖”（format dependence）[13]。Teigen等人[14]研究表明，为了避免过分自信，应将时间间隔的上下限做分开估计。另外，Sieck研究发现选择的包含在内原则和相关的频率调查会降低过分自信，但是其交互影响是次加性的（subadditive）[15]。

2.2.3 采用分类任务测量

此类研究的标准任务是被试根据特定的症状表现把假定的患者按疾病类型划分，并估计患者患该种疾病的概率。通过对患病概率的估计测量自信程度。

例如：患者姓名：K.M.

患者有如下症状：皮疹，耳朵疼

患者没有如下症状：手肿胀

诊断（选择一个）：Trebitis, Philiosis

患者患这种病的概率（50%~100%）：%

人们在分类任务上表现的过分自信与在常识题上表现的过分自信不同。因为这两种任务是在不同的记忆系统的帮助下完成的。常识问题的外显事实信息储存于陈述性记忆系统。而在此类任务中，被试重复地根据一套固定的潜在线索把患者分入两类疾病中的一类，并在完成每个分类后得到反馈。所以，人在分类任务上的表现是被程序记忆系统调控的[16]。

2.2.4 采用文字表达的方式测量

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多用言语来表达自信程度和概率判断，如：很可能，有可能，不确定等等，所以有研究者试图把对于概率判断的数字的表达和言语的表达联系起来，找出言语表达和数字表达的一致性以及言语表达是如何造成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的等等。此项研究起源于1967年Lichtenstein和Newman的工作[17]。从此，其它研究者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如1990年Clark的研究[18]，Budescu和1995年Wallsten的研究[19]等等。研究者给被试呈现一句用言语表达概率判断和自信程度的话，如：我考试不通过是不可能的，然后由被试评估事情发生的概率，并给出数字的表达。Teigen和Brun在研究中发现当目标结果确实发生时，甚至在正面短语和负面短语被认为是传达同样的信息时，正面的短语被认为是更积极的、更正确的[20]。短语的选择是由语言框架所决定的。正面数量词支持表达积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而负面数量词支持表达消极意义的概率短语。由数字频率表示出的正面框架暗示表达积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而负面框架暗示表达消极意义的概率短语。这表明短语的选择不仅依赖于概率的水平，而且依情况和言语线索而定。

3 产生“过分自信”的原因

不同的研究者曾给过分自信以不同的解释。其中两大观点是信息加工偏差和无偏差判断错误的影响。

大多数早期的研究者认为过分自信是信息搜寻策略和动机造成的。他们假设人们首先寻找记忆中的相关信息，并得到一个可能的答案。然后记住答案并继续寻找相关信息。联想记忆机制使与第一印象一致的信息容易提取，这些印象也将改变对于后续模棱两可信息的理解。然而人们相信他们判断的过程是无偏差的，因此更加支持最初的判断[21]。在许多情况下，动机因素会加大这种偏差。人们认为自己有智慧、知识渊博，这种想法使他们在处理信息时有意无意地优先处理与自己想法一致的信息[22]。

另一派解释强调产生过分自信过程中无偏差判断错误的作用。错误的可能来源包括不能很好地学习不同信息来源的预定效度[23]，即过分自信是由随机误差和不可靠的测量手段造成的一种回归效应，不能正确地评估获得的信息[24]，不能很好地把主观感觉的信心用实验要求的方式表达出来[24]。正确率和自信心都受随机变化的影响。对于正确率，有时即使高质量的信息也会造成错误的判断，这种现象发生的概率是机遇的问题。对于自信心，人们对他们信息质量的判断包含一些随机错误。考虑到准确率与自信心相关不大，较低的正确率与不低的自信心同时出现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产生的“错误校准”的典型现象：当自信程度高时可能出现过分自信，而自信程度低时可能出现不自信。同时，这也导致了难度的影响：对于准确率低的题目表现出过分自信，当准确率高时表现出不自信。人们在估计整套问题的平均正确率时也犯错误，因此过难的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更难的。这导致了在较难问题上的更加过分自信[25]。这些解释并不认为判断是系统偏差，而是认为它们是不完美的。

还有研究认为研究中明显过分自信的表现不是广泛的认知偏差造成的，而是有研究者选择较难问题造成的[26]。为了检验这个假设，Gigerenzer等人[6]和Juslin[26]用从一个领域里随机选择的二择一问题进行实验，这样可以使选择的问题水平与一般难度水平相当。他们发现过分自信消失了。然而，一些常见的分析把系统的心理影响和统计影响混淆在一起。如果判断不完美，这种统计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研究者试图把系统的心理影响和统计影响分离。实验中仍然发现信心和正确率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体上的过分自信。另外，利用25个研究，Juslin等人在1997年证明过分自信与任务难度的影响只有较弱的相关。难度与过分自信的相关是否能被判断不足全部解释仍有争论[27]。Klayman等人认为过分自信和不自信随问题领域的不同而系统变化而不是问题的难易程度[3]。所以研究者的选题是否是明显的过分自信偏差的唯一原因仍有待验证。有很多研究表明即使问题不难，过分自信依然存在[19]。但过分自信是随判断类型的不同而不同的。在二择一的问题中，被试表现出一些总体上的过分自信。而在主观置信区间的问题上表现出更高的过分自信水平[3]。另外，选择性的取样会使适度自信的人表现出过分自信。

其次，1980年，Koriat等人认为过分自信是因为人们偏爱正面的证据而不是负面的证据[21]。另外，Buehler等人[28]认为在“计划错误”中表现出的预测问题是由于对外界不确定性的低估。而Klayman 等人认为在常识问题中的自信程度反映了个体内在支持和反对某一知识的论点的平衡[3]。2001年，Arkes研究表明过分自信是缺少全面的、及时的和准确的反馈造成的[29]。2005年，Teigen等人认为过分自信反映了人对自身知识的信任程度和目标价值的可变性程度[14]。

另外，很多证据表明储存和提取于程序性记忆系统和陈述性记忆系统的的信息类型是不同的，这暗示人们在分类任务和常识题上所表现出过分自信的原因是不同。所以随之产生了一些解释分类任务上过分自信的模型。例如，联结主义学派坚持认为分类和自信心是基于症状与疾病学术上的联系强度。还有Sieck和Yates的范例提取模型（ERM）（exemplar retrieval model）[16]。它发展了Medin和Schaffer在1978年提出的分类内容理论，它除了考虑分类行为还考虑到自信心的判断。根据ERM，范例是指人们记忆中对于类别的表征，包括各类个人经历概要。当测验开始时，一些范例被提取，越接近于测验内容的记忆的范例越有可能被提取。然后被提取的范例进入一个提供证据的评价过程，在这里人们评估证据的重要性并权衡它们[9]。

4 “过分自信”的跨文化差异及其原因

4.1 “过分自信”的跨文化差异

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表明华人在过分自信和追求风险的表现与传统的“中庸”“谦逊”刻板形象大相径庭。亚洲人在常识问题中表现出的“过分自信”更甚于欧洲人。例如，1984年，Wright报告了多国决策行为比较。他发现英国学生对不确定性的评估能力强于香港、印度尼西亚及马来西亚学生。同样，英国的政府职员的不确定性评估的能力也强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的经理。Wright认为比较教条式的文化，例如：马来西亚，往往比较没有弹性，也比较不能够去估计事情产生的概率[30]。又如，新近发表的跨文化系列研究表明：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追求风险；面对常识和概率判断问题，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过分自信[31]；Yates等人1996年的研究表明外行人很可能认为美国人比亚洲人在常识问题上更过分自信，然而真实的判断数据却与之相反[1]。

Yates等人的研究想要确定已观察到的东西方的差别是否也存在于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的判断中。怀疑这种差异的普遍性的原因之一是，在某些判断情景下，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确信程度也有差别。曾要求瑞士驾驶员和美国的小汽车驾驶员比较他们的自信程度及其同胞的开车技术。69%的瑞士驾驶员感到他们的水平比中等水平高，但是却有93%的美国驾驶员认为其技术高于中等水平[5]。Yates通常采用概率推断的任务来比较判断质量的文化差异。他的研究大部分是依据常识题，被试在两个选项中选一个，然后做出一个对于自己给出答案的正确性的判断（50%―100%）。

例如：土豆在什么气候下长的更好？

A） 温暖的天气

B） 凉爽的天气

请选择一个答案：A / B

我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是（50%~100%）：______%

如果其判断的百分数比其答题的正确率大且差异显著，这表明被试过分自信；如果其判断的百分数比其答题的正确率小且差异显著，这说明被试过分不自信；如果其判断的百分数与其答题的正确率差异不显著，则说明被试的校准水平较好，即不过分自信也不过分不自信。例如：一人回答对了60%的问题，但他推断自己答对了70%的问题。研究者则认为他过分自信，因为他的判断百分数大于他答题的正确率[32]。这种过分自信水平在大多数亚洲国家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高[1]。

另外，Lee等人借助以下“同伴比较问题”，对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印度和美国被试的过分自信进行测量，并发现其中新加坡被试的过分自信水平最低。

如：请设想随机选取100个大学生，他们的性别和你相同，毕业的学校也与你一样。假设你是这100人当中的一个。如果按照这100人找到工作的日期给他们排序。你认为有多少人（0-99）会早于你找到工作？

根据Lee等人1995年的研究，如果被试既不过分自信也不过分不自信，他们对相对于同伴的自己排名的平均估计应该是50%。过分自信表现在高于这个点的估计，不自信则相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被试回答的数字越大，过分自信的程度越低[33]。

4.2 “过分自信”跨文化差异的原因

4.2.1 “论点采纳模型”

Yates等人在1992年建立了一个“论点采纳模型”（argument recruitment model），用来解释过分自信在常识问题上的文化差异。研究者认为，当一个人在面对常识问题时，他首先要提出一些支持和反对这一问题的论点。例如，对于一个二择一的常识题，被试要提出支持和反对这两个选项的论点。然后，他要权衡和评估这些论点。如果这些论点都支持其中一个选项，他就会认为这个选项是对的。另外，论点越支持这个选项，被试做出概率判断的百分比越高。过分自信被认为是来源于这一模型的一些特别的特征。例如，因为认知启动和工作记忆的能力有限，这一过程被局限于首先呈现于被试的论点[34]。

4.2.2 “论点采纳模型”的后续研究

Lee等人[32]认为在论点采纳模型中，常识问题上过分自信的文化差异至少可部分地归因于教育传统的不同，因为它影响了论点采纳的习惯。研究者分析出了两大教育策略[35]。一个是“直接指导”（direct instruction）的方式。此方式强调教师把信息直接传递给学生。另一个是建构式(constructivist)学习。这个方式不鼓励记忆和背诵，而鼓励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原则和规律。建构式学习一个共同特点是辨证思维，教师要求学生在面对不同的事物时要考虑事物正反两个方面[36]。所以，人们有理由认为在建构式学习方式下成长的孩子比在直接指导式学习方式下的孩子更能锻炼广泛地平衡地提出观点的思维方式。因此，根据论点补充模型，后者比前者在常识问题上更加过分自信。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建构式学习者多于东方国家，然而日本例外[35]。这正可以解释Yates, Lee和Shinotsuka在1992年对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人的研究结果。即，在1992年Yates的研究中，尽管中国台湾被试已经很努力，但他们能想出的论点比日本和美国的被试明显地少。而且，中国被试对于自己认为是错误的选项提出的论点更少。一个简单解释就是中国被试几乎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答案是错的，所以他们表现出对于答案正确性的强烈的自信。

Li的研究认为内容知识（content knowledge）或叫做“应试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学生提出更多的观点，而是提高答题的准确率[34]；以提问题为基础的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提出更多的观点，而不是提高答题的准确率。在西方国家，家长在孩子每天放学回家后经常问他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你今天都提了几个问题？”。但是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孩子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得了多少分？”。在西方国家，一个教授对于问题回答“我不知道”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但在大多数的亚洲国家是不能被接受的。亚洲的家长和学生希望的是教师可以引领学生掌握正确的知识。另外，中国传统的文化鼓励人们坚定信念。即，无论其它的观点是多么支持另一个选项或多么反对已做出的选择，这个决定都不应改变。正所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外，Li和Fang在2004年做了关于预测美国人、中国内地人、中国香港人、中国台湾人和新加坡华裔在估计Y2K问题是否引起空难时的自信心程度的实验，结果表明，预测冒险的排序与预测过分自信的排序是相同的。预测的最过分自信的群体是美国人，其次是香港人，然后是台湾人，再次是新加坡华裔，最后是中国大陆人。这个结果与1996年Yates 等人关于外行人对跨国的过分自信的判断均与事实相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实验还发现预测过分自信的排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呈高相关[37]。

另外，依据Yates的论点采纳模型，能提出更多论点的家庭决策应该可以降低过分自信的水平，然而Li 和 Fang[34]在有关个人决策与集体主义家庭决策的对比研究中，并没有找到家庭做决策可以降低过分自信的水平的证据；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选择的论点数量与过分自信水平之间有联系；而类似谚语的“远景口号”（如，家和民旺）则更鼓励、促进被试规避过分自信，使得被试的过分自信的程度有了明显的降低。在李纾和房永青2002年的实验中，被试阅读《新加坡21》后明显地表现出规避过分自信。其原因可能是《新加坡21》的五大核心价值确实反映了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之导向：自信而不骄傲，谦虚而不自卑[38]。

5 应用与展望

5.1 “过分自信”研究的应用

对“过分自信”所做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概率判断精确性的跨国变异对投资经营实践有着现实意义。设想以下商业对话：

A: “如果他们按时交货的概率大于75%，我们就达成协议。概率是多大?”

B: “我猜大约是 80%。”

A: 好的。那么我们就同意。

如果决策者B是美国人，那么B所报告的概率判断是70%，意味着得不到合同。然而，如果决策者B是中国人，那么B趋于坚信及时交货的概率是80%，意味着很可能会得到合同。

再如，不同人群，如企业家和管理者，推论时的自信程度不同。研究表明个体的年龄，公司决策的全面性和外部的资产净值资金影响企业家过分自信的程度。另外，奠基人-管理者比没有建立自己公司的管理者更加过分自信[39]。这都表明这个领域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实际应用价值前景。

另外，Wright等人指出，由于亚洲人处理不确定性似乎与西方人不同，因此，决策分析可能对亚洲人不那么有用。概率判断校准的偏离毫无疑问降低了决策分析的价值。然而，由于亚洲人的概率判断的相对差的校准就认为决策分析不适合亚洲人，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一个原因是校准的偏离可以仅仅通过个体判断的数学转换就能改进。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被试的判断有好的分辨。西方相对差的分辨至少和差的校准一样会损害决策分析的效用。而且，改善分辨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如果亚洲人判断的分辨的确强于西方人，那么决策分析在亚洲的研究将是十分重要的[5]。不管怎样，亚洲人和西方人在做决策时都要谨慎，西方人要注意改善他们的分辨，而亚洲人则要注意改善他们的校准。

5.2 “过分自信”研究的展望

本文作者认为以往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有关“过分自信”及其文化差异的证据多是混合的。现有的研究尚不足以为了解文化取向的过分自信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预测和解释模型。亚洲人比西方人更加过分自信的原因可能在于亚洲人对概率没有正确的认识。例如，中国人自古不用概率表示概率判断和自信程度。随着对概率了解的增加，也许人们会做出较为正确的判断。

致谢：文章的完稿得益于与李岩梅、刘长江、郑蕊、许洁虹、梁哲、李珍、施维等人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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