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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水利工程也会对周边的陆地生态环境的造成大面积影响。一是破坏了陆地环境的植物多样性。二是改变了动物的多样性。例如三峡水库的兴建工作,将原来动态的水资源截流,形成一个静态的水库,水势升高,水温改变,栖息在这片水域的中华豚不得不远离原有的水域,到上游繁衍后代。此外,部分不能适应水文条件变化的物种逐渐退化,进而趋向灭亡,生物种类的缩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基于生态保护的生态水利工程
依据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基本理念,我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提高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保证,但是经济的发展要坚持稳定和健康的基本路线,经济的发展要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相互协调起来,以经济带动生态保护,以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使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因此,在组织建设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时,各个部门和工作人员必须树立起正确的生态观念,并将生态举措贯穿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和原材料的优势,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生态水利建设工程。力求以最小的环境代价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坚持在工程建设之后进行相应的生态恢复工作。
生态水利工程的类型主要有直接保护改善生态型、替代型、综合型。我国最早的保护生态的水利工程应该属“大禹治水疏通九河”,疏河使得黄河流域生态受到了保护。替代型如广西的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都江堰是最典型的综合型生态水利工程,它是把保护改善生态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完美结合的典范,实现了人水和谐、道法自然的治水理念。
3生态水利工程的建设原则
建设生态水利工程需要遵循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3.1保护和恢复多样化河流天然河流具有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流水状态、不同的土壤状态、不同的植被覆盖情况,这种多样性是修建生态水利工程的基础,因地制宜就是要科学地依据具体河流的综合特征,来设计和建造水利工程,最大限度地保留河流的独特性和多样性,不能一味地模仿世界上的成功案例。
3.2保持和维护河流自我恢复能力河流的自我恢复能力越强,水利工程对河流环境的破坏程度就越低,人为修复的力度也就越小,投入的维护成本也不多,所以在设计和建设水利工程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如何保持和快速恢复河流的自净能力,从而降低破坏之后的治理成本,避免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促进河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3综合考虑修复水域生态系统自然河流与其周边的森林、田地、乡村、城市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不能只着眼于河流两岸的生态环境,还要综合考虑河流与森林、田地、乡村等的关系,将它们都纳入到生态水利工程规划和修复的范围内。
4实现生态水利工程的途径
首先,要将生态水文学与工程水文学作为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基础,科学分析与计算水文情况,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保障生态水利工程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种科学性是建立在理论研究与实践考察的基础之上的,要弄清生态目标对水资源的时空要求规律,这样才能同时满足湿地、林业、草原、农业、畜牧业和江河湖泊等生态用水需求和工业、城镇、消防、居民等经济生活用水需求。
其次,对于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可能遭受重大生态破坏的环节和植物种类、动物种类等,及时制定科学可行的改进方案,尽量将影响范围缩到最小,影响程度压到最低,同时加强生态环境破坏的前期预防工作,并在水利建设工程施工完毕之后进行适当的调整,恢复可以利用的河流环境特点,进行植被和动物的回迁。尤其要注意的关键是,提高防患意识,加强事前保障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缩减经费开支,降低影响程度。
最后,要将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与环境工程的设计有机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因素,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生态水利工程的设计要充分吸收环境科学与工程的理论与技术,以达到水量与水质配置的科学化与同步化目的。要将水利工程与水污染防治工程结合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环境效益。
5结束语
生态安全是人幸福生存的生命线,当代人在单向度追寻财富与发展中,遭遇到的是生态环境破坏、生镜丧失和心灵生态失序的艰难发展困境,这种“发展困境与生存安全”的时代境遇,充分彰显着当代人已经不可能把金钱财富以外的东西放在心上,人的高层次生存安全性被迫建立在流沙之上。人类生活的生态危机成为直接制约人类一切高层次自我实现的瓶颈,呼唤生态治理就成为社会最具公共性价值的文化理想,因为当代人已经在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中深刻地体验到人之生态生存的艰难性“,生态人”的价值信念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就像巴赫的奏鸣曲:没着没落,漂浮如云,备受蹂躏,昏暗无光,尽管每个人一听这首奏鸣曲都马上觉得大受启发,其核心部分却是奥妙莫测的。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时展目标和人文哲学形态的价值性异化体验方式,呈现了一种线性发展观和世界观,人已经忘记了自己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共生共荣的互生关系。理性确定性之世界观主导的发展进步模式的普遍性展演,让人类成为世界的孤独存在者,人的自由自觉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效果,则完全被忽视了”。重视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彻底性地遮蔽了生态效益的可持续性发展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变得如此的严峻,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同人类精神心灵痼疾同步性出现,导致社会出现新的整体性状况:一边是现代性进步文化价值的真切体验,另一边是生态危机价值性的恶性体验。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心灵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构成了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
人之生存安全性的公共性危机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让普通民众真实地体验到了一种社会公共性价值危机的现实存在,而生态危机则是社会公共危机的一个客观方面的显性呈现。近一二年,“雾霾”现象创下很多新的历史记录,居生活领域十大流行语之列,全国主要城市居然都有被雾霾严重笼罩的日子。民众真切地体验到了生态性生存的危机,人之生态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价值实践奢望,因为人类正陷入一场深重的生态危机之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源锐减,具体表现为森林滥耗、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占用、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粮食匮乏、物种消亡……。二是环境污染,具体表现为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酸雨、酸雾、飘尘、有害气体和光化学烟雾、河流污染、海洋污染、土壤污染、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噪声污染。三是人口激增,四是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多发、刑事犯罪、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等。这些显性的环境生态危机和隐性的心灵生态危机在社会场域中的并场出现,证明了人之单向度的占有人格的根本性缺陷,这种缺陷将把人类安全性生存引向一个生态危机价值体验的逻辑结构之中。在此种结构之中“,控制自然”的观念导致了生态危机,也在危机的价值体验中成为化解危机的合理观念之一,这种逻辑的背反成为常见的观念出场逻辑,因为任何观念都难以全面地深刻洞见现实生态危机本身,在莱易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对自然的控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更可怕的是它也带来了对人的控制。它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直接造成了“生产无限地扩张”,也导致“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了破坏”。生态危机在物质需要而发展生产和人之消费逻辑中成就了自身的多重特质,一是现代性社会以科学理性、发展进步建立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时,追求数量消费为根本目的的生活方式就成为其衡量幸福与否的尺度,“消费满足”的幸福价值观一直占据着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生态危机空间向心灵空间的挪移,导致生态危机更具有文化公共性危机的特质。这种认知逻辑的转换直接引出的是一个心灵生态的危机现象,心灵生态的危机让人的心灵空间呈现出一种无序化的存在结构。三是生态危机存在总是在人的心灵或心智逻辑运演中呈现出特有的行为序列,这种行为序列建构了心灵的异化集合逻辑。
二、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维度
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是自身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观和价值观的深层领悟与转向的结果。卡普拉认为:“新范式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论世界观,它强调整体而非部分。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新的哲学的出场的基础就是要在现实理论的实践中运用治理思维,寻求多元共生之文化存在的优化证成逻辑。“治理”一词是20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的,和“全球化”一样富有弹性,可以被不同立场、不同语境接受。“治理”是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的,全球化的进程的加快和现代性所导致的复杂场景,传统的统治已经根本不能适应多元文化主体的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性诉求。“治理”是作为一种前景光明的现代化运动所出现的新的公共性观念形态,成为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国际关系等领域一个聚焦性理念和话语。治理理念的出场正是对现代性所造就的权力世界的全新性、多样性、多中心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一种积极的回应,治理在哲学上本质是一种差异共在基础之上的文化公共性视域中的多元、共生逻辑的理性选择与优化证成。“治理并非是由某一个人提出的理念,也不是某个专门学科的理念,而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治理产生的多极性正是对复杂化和复杂性一种自我适应和集体决策逻辑的优化关系的选择。
治理在加速了复合现代性中之前参考物的衰亡过程中,也作为新的参考物确立起来。生存的环境生态与生存的心灵生态是生态治理的生存安全性逻辑的交互存在的不同纬度。人之生存的环境生态与心灵生态是共生、共存、共进的意义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破坏自然环境就是破坏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因为“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主体,更是构成自然界整体的客体,所以必须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理解”。马克思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以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生命和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是主客统一的一个方面,它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这种人、生命和自然的统一必然要求人自身把握自己的生存生态,进而实现安全性生存,人之自身的生存生态的合理性就是正确处理人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此种旨趣需要在二元或多元的生存生态中确定和选择优化的实现路径,寻找治理的共生逻辑和优化培育的增长点。生态治理维度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
灵生态的多重共生逻辑的优化生成包括以下几层意蕴:首先,是指对生态治理的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本源性澄明和回归。所谓生态治理的本源性,不是因果关系的简单排序,也不是多元结构序列的平列,而是指人生态生存自明性、基础性的选择。在人的多元存在与生存样态中,生态治理始终处于文化公共性的优先位置,彰显的是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把生态危机性存在的样态纳入生存安全性危机的治理范式之中,回应环境生态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客体性作用,进而体现出对生态治理的载体性的实践把握。其次,超越简单的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二重性,在多重映射共生逻辑中回归和澄明生态治理的生态安全性。现实中人的沉沦状态直接性的表现就是人之环境生态的变异,对这种外在性的超越就是确定人之心灵生态的正当性和正义结构,进而限制外在性的无限膨胀和扩展。证成着人之生存安全性存在的境界绽露,以及对一种人之生态存在的内在确定性的认同性回归,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在生存论上就是它在其能在中尚不是的东西。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或所不成为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够领会地对它自己说:‘成为你所是的’”最后,生态治理是对人之生存安全性逻辑的整体性培育,以整体性对抗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的单向度寻求。环境生态是一种以客体的姿态去认知生态,并寻求治理生态的理性表达,这种方式把生态还原为客体原则支配下的实践方式。心灵生态是从精神空间的维度,非实体化地把生态作为一种心灵化的理念来探讨,进而,从心灵优化或心灵生态化的视域达到人之生存安全性或人的幸福价值的体验。这两种向度都在一定意义上分裂和瓦解了人的全部生态存在的本真面貌,把人的生存安全建筑在单向视位的导视图景之中,让人难以还原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存在。生态治理就是要超越人之生态危机的存在状况,彰显本源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人之生存安全性,唤醒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在人的安全性生存意义上成为人,是生态治理的一般性、本质性诉求。落实到当代中国话语和中国道路的实践叙事中就意味着,把“美丽中国”作为一种文化公共性的价值理想和实践路径,在中国梦的制度性和精神性逻辑中培育出来。唤醒和呼吁广大民众去获得和保存不同生态存在的生存安全性境遇,澄明和解蔽当下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消除一切对生存的环境生态和心灵生态分化治理的逻辑结构,切实地彰显和照亮没有个体存在的生态维度。祈向对生存安全性的本体境界之“生态人”的文化理想的价值尊重,是基于中国现实和理论二重语境所获得的智识。这种智识让处于生态焦虑状况中的中国民众有了理性的认知,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只有切近时代精神的智识才能把握时代,才能在时代中培育文化之活的灵魂。
三、生态治理逻辑的人文价值本质: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
人之生存的高阶形态就是对精神生活领域心灵生态的生命价值与伦理形态的优化,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核心性地澄明了人的精神世界价值本质,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的外在性向生存境遇的内在性转接的必然之途。生态治理自始至终都面临着科技和人文的治理维度的分化与融合,生态文明的建设本质上就是要从科技生态治理向人文的精神生态治理转换,此种公共性的转换能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实现一个内在性的认知回路。生态危机的治理是根源于理论和现实双重忧思的反思性活动,这种反思就是在人的生存境遇的历史性中实现的。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人文价值本质,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就诞生于自然界之中,也生活于自然界之中。实践活动的推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使自然界成为人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每时每刻都在同自然界进行着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环境生态直接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建构着人之生存安全性的时代境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生态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二者的共生合一。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界的价值,承认自然界的道德地位,确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共生共荣、互利互惠,环境生态作为生态治理的起点正是合理地确定了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和存在载体。二是心灵生态秩序的培育是生态治理的精神性本质。
心灵生态从人文价值生命的本质处关注环境生态的治理,唤醒了人对自己和心灵存在的环境的特殊性珍视,生态治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环境生态向心灵生态构建的公共性转换,着力培育心灵生态秩序,建立生态化的生活方式,进而生成新的代表新生态秩序的文化价值。可以说,在自然生态的根源处和心灵生态的失序处,找寻化解环境生态危机的实践方案是真正能够治本的治理之道。心灵生态治理之历史性彰显和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发展是一个智力的活力的显著体现,只有在心灵生态的自治与共治之中才能展现时代的精神价值之维,心灵生态治理的逻辑有其自治性,此种自治性是一个在人的精神生活层面和文化价值中重要的概念,自治不等于任意性,而是心灵生态有某种约定和选择的公共性逻辑,心灵生态的治理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心灵失序、心灵污染的任意性的限制。对于心灵生态的治理和实现人类的生态优化一样,没有心灵生态的治理人就不会有心灵的优化了吗?显然不是,但是,正是心灵生态治理的确立才使得心灵生活秩序有了新的形态,或曰重塑了心灵生活和谐的新形态。就像互联网时代一样,没有互联网人也能交流,有了互联网,人就是在一个全新的维度中交流,和起初的交流维度有了性质的区分。人类各种实践活动都要有治理的维度。治理在新的层面规定了心灵生态的质态。但是心灵生态在现实性的层面需要外部的存在目的,就是说有社会现实性的一面即环境生态的对照。这里所彰显的心灵生态的自治主要还不是与既定秩序的紧张关系,而是指一种内在的、独立不依的精神立场,一种基于环境生态基础之上的人文向度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形成,不断地对现实的环境生态的优化作出敏锐反映。同时心灵生态的自治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和生长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心灵生态治理的立场和能力,就没有现实维度的环境生态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在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中具有巨大的力量,人们看重价格表不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是在追求某种价值,精神和心灵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价值秩序就在这个过程中确立起来,所以生态治理的文化价值逻辑的本质就是从环境生态到心灵生态的公共性转换。此种转换意味着对生态治理不仅要从环境生态入手,同时要更加注重唤醒人的心灵生态,通过治理的逻辑确立心灵生态的优雅秩序。存在的生活世界不仅创造性地处于历史的建构之中,同时也处于精神生活的心灵生态秩序创造性的建筑之中,生态治理维度中的心灵生态的培育就是对环境生态的构型和心灵秩序的再构型,进而推动社会存在在积极意义上确立一种生态生存的文化逻辑。此种文化逻辑的“这种态度就是更富有弹性和更折中的批判理论,重新将历史的构建与社会空间的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将历史的创造与人文地理的构筑和构型结合在一起。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改进的ahp;生态环境质量评价
1672-1683(2011)01-0099-03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using the improved ahp method
chen shuang,yang guo-fan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shenya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866,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hp,the index system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was built in this study.the improved ahp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appraisal index,and consequently to determine the main factors,secondary factors,and general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the eco-environment of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od regulation function of the delta had been highly emphasized by the sectors concerned while the climate regulation function of the delta had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which c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landscape planning,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delta wetland.
key words:yellow river delta;improved ahp;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appraisal
湿地生态系统是陆地与水域之间水陆相互作用形成的特殊的自然综合体,被誉为“自然之肾”。人类对湿地的关注和研究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退化、湿地丧失及由此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开始。目前,湿地的保护与持续利用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由于历史原因和认识偏差,中国在过去较长时间过分强调对湿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忽视了对其的保护。随着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人心,人们日益认识到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传统的层次分析法(简称ahp)[8]是对一些较为复杂、较为模糊的问题做出判定的简易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为解决多目标决策问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目前已在世界各国得到迅速普及和发展,并在社会、经济、军事、管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戴新等[1]利用传统的ahp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使得难以定量化的湿地生态质量指标定量化,为黄河三角洲湿地景观规划、管理和保护提供决策依据。然而,传统的ahp方法在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传统的ahp中的判断矩阵一般不满足一致性,此时说明决策者对被比较的元素所赋的值,有些是不准确的[2]。石建等[3]指出,t.l.saaty等人提出的层次分析法采用“1-9”标度构造成比较矩阵,其一致性效果不理想。传统的ahp没有充分利用已有定量信息,认为传统的ahp是研究专门的定性指标问题,对于既有定性指标也有定量指标的问题讨论得不够[4]。传统的ahp提出对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讨论得较多,而对判断矩阵的合理性考虑得不够,这是因为对标度专家的数量和质量重视不够[5-6]。基于此,本文以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为例,将传统的ahp方法中由“1-9”标度,改进为ahp层次分析法的“9/9-9/1”的新标度,构造成比较判断矩阵,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进一步的评价,以得到更加科学、精确的结果,并将所得结果与戴新等[1]的评价结果进行对比。
1 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简介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三角洲之一,地理位置位于东经118°07′-119°18′,北纬36°55′-38°12′之间,处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环抱的渤海湾南岸中心地带,处于京津唐经济区与山东半岛经济区的结合部,同时又是环渤海经济区与沿黄经济带的交汇点。三角洲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海岸线全长约590 km,湿地总面积约4 150 km2,是全国最大的三角洲,也是我国温带最广阔、最完整、最年轻的湿地,是国际重要湿地之一。黄河三角洲各类湿地面积如表1所示[7]。
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油田开采和石油加工业等所产生的工业废气,给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例如黄河三角洲9条入海河流的河口水质均受到污染。潮河、挑河、溢洪河、广利河、神仙沟等河口污染严重,致使鱼、虾、贝类数量减少,鸟类失去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食物条件。浅海、滩涂水质均受到了石油类污染,影响了浅海滩涂生物的多样性。因而,对黄河三角洲湿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分析,维护该区域内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已经刻不容缓。
2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ahp)的基本原理
最初由美国运筹学家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它是将半定性、半定量问题转化为定量问题的有效途径,将各种因素层次化,并逐层比较多种关联因素,为分析和预测事物的发展提供可定量依据。
2.1 层次分析法的标度改进
传统的ahp在应用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使用“1-9”的原始标度准确率会降低;各层次之间联系设立混乱;数据处理过程繁琐等;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本文对传统的“1-9”标度进行了优化改进,采用新的标度“9/9-9/1”,详见表2。
2.2 改进的ahp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2.2.1 明确问题并建立层次模型
为便于成果引用和结果比较,参照文献[1],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也依据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结构、特征、社会发展现状和规划,筛选出形成和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3类,共计13个主要特征因子,如图1所示。总目标层a,在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建立的总目标就是黄河三角洲湿地ahp综合评价;要素层b,根据湿地生态功能及湿地影响因素从湿地生态环境、湿地功能、湿地环境质量指标3个方面分析,用这几个方面特性的非线性相加来反映总目标的价值;指标层c,具体反映要素层的多项指标,根据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
在上表中取b13=9/5,其含义表示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湿地生态环境指标相对于湿地环境质量指标而言,属于稍微重要;b31=5/9表示湿地环境质量指标相对于湿地生态环境指标,属于较不重要。依据文献[8]的相关公式计算,求得最大特征值λmax=3.000 8,一致性检验系数cr=0000 7,cr<0.1,建立判断矩阵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按照上述方法,以此类推可得要素层对指标层的最大特征值、归一化特征向量,并对特征矩阵进行一致性分析,结果均满足要求。要素层对于相应各评价层的计算结果,见表4。
2.2.3 层次总排序
利用上面层次单排序的结果,综合得出本层次各因素对更上一层的优劣,最终得到指标层对总目标层的优劣顺序。对求出的各间接判断矩阵的向量进行权重计算,并进行排序得出表5。根据文献[8]计算公式所得,层次总排序随机一致性比例cr=0.0050,cr<0.1,层次总排 根据归一化后各指标权重值排序结果,可以把13个指标划分为重要指标(≥0.12)、次要指标(0.07~0.12)和一般指标(≤0.07)3类,结果见图2。
2.2.4 结果分析
从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因子指标划分图可以看出13项评价因子中,指标 c1、c6为重要指标;指标c3、c5、c10、c12、c13为次要指标,共计5项指标;c2、c4、c7、c8、c9、c11为一般指标,共计6项指标。
3 结论
经分析,得到以下初步结论:重要指标c6(权重极大值)与一般指标中权重最低的指标c7(权重极小值)二者之间的权重相差比较悬殊,差值达到0.1225。说明在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相关部门在三角洲的洪水调节功能(指标c6)这方面,重视程度相对较高,投入力度也比较大;然而,在气候调节功能(指标c7)方面,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显示结果中,一般指标里面的其他几个指标的权重也相对较小,都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和警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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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解译
中图分类号:TP: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9671-(2012)022-0197-01
国务院于2009年12月12日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位于江西省北部,覆盖全省38个县(市、区)和鄱阳湖全部湖体。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生态功能。
当前,土地利用和覆盖变化为全球变化研究中关键而迫切的研究课题。由于卫星遥感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连续获取大范围的空间信息,具有空间宏观性,成为最为有效的对地观测技术和信息获取手段。联合国环境署(UNEP)曾启动“土地覆被评价和模拟(LACM)”项目,旨在采用高分辨率影像探测亚全球尺度的土地利用与变化。
因此,本文旨在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获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土地利用信息,并根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192-2006)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这将为推进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信息监测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研究区和卫星影像概况
1.1TM影像概况
TM影像是指美国陆地卫星4~5号专题制图仪(thematic mapper)所获取的多波段扫描影像。有7个波段。影像空间分辨率除热红外波段为120米外,其余均为30米。因TM影像具较高空间分辨率、波谱分辨率、极为丰富的信息量和较高定位精度,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得到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的重要的地球资源与环境遥感数据源。能满足有关农、林、水、土、地质、地理、测绘、区域规划、环境监测等专题分析和编制1∶10万或更大比例尺专题图,修测中小比例尺地图的要求。本文研究区生态解译采用了14景Landsat TM影像,时相为秋季,波段合成采用432RGB彩色合成。
1.2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范围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市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和鄱阳湖全部湖体在内,面积为5.12万平方公里,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30%,人口占江西省50%,经济总量占江西省6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见图2。
1.3技术方法
通过ARCGIS平台,根据地物影像特征,如色调、大小、阴影、纹理、位置和其他标志,以及技术人员先知经验,采用人机交互方式解译Landsat-TM卫星影像,绘出地物的闭合边界,并赋予属性编号,提取土地利用信息。
1.4生态解译结果
本次遥感解译涉及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分类体系(2000年)一级分类中6个类型,三级分类中13个类型。
[关键词]鄱阳湖 水环境 生态 治理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承纳赣江、抚河、信河、饶河、修河五大水系统的来水,调蓄后经湖口流入长江,鄱阳湖具有过水性、吞吐型湖泊的特点,流域面积16、22万平方公里,占长江流域面积的9%。鄱阳湖水域有三分之二在我们九江市,辖区内有永修县、都昌县、星子县、湖口县、德安县、九江县和庐山区等7县滨临鄱阳湖。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市科学发展、奋起赶超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本文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九江区域水环境的调研,针对鄱阳湖九江区域水环境存在问题及其治理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鄱阳湖九江区域水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1.水质污染呈加重趋势
鄱阳湖因吞吐型湖泊特点,水位涨落受江西五大水系及长江来水的双重影响,丰枯水位面积极大,这种自然地理特征直接影响着水体质量。由于枯水期水量仅为丰水期的1%-2%,而污染物排放无太大变化,此时水体水质最差。丰水期正值农耕时期,化肥农药的大量施用,使得大量有机物随水土流失和地表径流进入鄱阳湖,此时污染排放负荷最重。鄱阳湖采砂作业及航运船舶排放的油污水,也对水体水质造成破坏。
2.水资源忧患意识薄弱
少数地方和企业对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盲目承接发达地区转移过来的污染企业和项目,留下环境污染事故隐患。一些企业管理者环境意识不强,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生。粗放型经济造成部分地区已无富余环境容量,对可持续发展形成了制约。
3.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滨湖各县均尚未建成集中式生活污水处理厂,生活污水直排现象十分普遍。现有的生活垃圾处理场也未达到卫生填埋要求。大量生活污染源直排入湖,有机污染聚集在湖区,致使鄱阳湖部分水域有机污染加重,水质呈下降趋势。
4.农业面源污染比较严重
由于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过量使用且利用率低,造成湖区氮磷污染物大幅增加。渔业及规模化畜禽养殖业的发展,尤其是化肥养鱼、网箱养鱼,使湖区浮游植物生长迅速,水体富营养化状态加快,已经威胁到水体质量和饮用水源安全。
5.水质监控能力亟待加强
主要体现在:一是监测点位设置过少。二是滨湖各县监测能力薄弱,缺少水质监测技术人员和仪器,影响了鄱阳水质监控工作的开展。三是县级环保部门各方面的能力均有待加强。
6.发展经济与水环境保护矛盾突出
九江市各县(市、区)在发展地方经济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引进项目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地方经济不发达,水环境容量相对脆弱,要发展处理不好就会有污染。根据最近一次鄱阳湖污染源调查数据分析鄱阳湖滨湖7县区排入鄱阳湖的主要污染物COD排放总量为19775吨/年,其中工业源为5044吨/年,城镇生活源为3048吨/年,非点源为11683吨/年(占59%)。其中非点源污染是鄱阳湖九江区域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滨湖7县区中,庐山区的工业污染源最大,废水排放量和COD排放量分别占分部工业排放量的56%、65%,主要排放点源为庐山区化纤企业;都昌县非农业人口居滨湖7县区之首,县全部生活污水均直接排放鄱阳湖,其城镇生活污水和主要COD排放量最大,因农村生活污染源占比大,县全部非点源污水均直接排入鄱阳湖,其非点源废水排放量和COD排放量最大,分别占滨湖7县区全部非点源排放量的44%、43%。
二、鄱阳湖九江区域水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用良好的水环境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建设环鄱阳湖经济生态区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要保护好鄱阳湖一湖清水,就要加大开展水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以科学发展观推进鄱阳湖经济生态区建设,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与水环境保护并举之路。对此一是要加大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和环境法制的宣传力度,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环境宣传和舆论监督作用,树立环保先进典型,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二是继续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制度,进一步完善重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制度,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增强公众的环境法制观念和环境参与意识;三是继续面向各级领导、企业法人开展环保知识、环保法规及环境形势的培训教育;四是继续开展绿色系列创建活动,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2.调整产业结构,倡导水污染治理与清洁生产有机结合
要将生态示范区、生态城镇及经济生态环境,与鄱阳湖经济生态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促进水环境保护工作水平的全面提高,对于工业点源污染,必须加强监管力度,提高污水处理的科技含量,促进各企业排放,要勇于将重大污染事件进行光,决不能允许将企业治理的责任和成本转嫁给社会。通过适当的环保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鼓励企业清洁生产,将污染控制在生产的全过程,减少污水的排放。要采取奖励和惩罚相结合的措施,充分调动企业治污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政府要利用收取的排污费等设立特别基金,用于扶持处理设施的建设,减轻企业治污的经济压力。采取有利措施,积极防止面源污染。对于农村面源污染,要加强宏观控制,积极开展农药、化肥施用结构调整,积极推荐生物防治,推广无公害生态技术,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要大力推行陆地生态农业等面污染控制项目,加快农业绿色产业化进程,实施保证生态环境的水资源配置战略,切实防治氮磷污染。要将农村水环境保护、农业灌溉方式的改变、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建立等方面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使沿湖沿河地区的农村村庄建设,步入人居环境与水环境良性发展的局面。
3.改变思想认识,提高水环境保护与水资源综合利用有机结合
对于江河湖库等水域,加强科学管理,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和水体的水环境承载能力,提高全民的节水意识,减少污水排放。要科学合理地使用网箱养殖技术,改精养为混养,减轻内源污染。要加强水库、闸坝的科学调度,特别是修河流域各水库的科学调度,保持河流水体的适当流动,达到流水不腐的目的,增加水体的自净能力。由于我们人均水资源拥有量高于全国水平,人们对水环境的细微变化认识不足,导致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毫无意识的对水环境进行破坏,造成部分河段与湖泊水域水污染情况加重。保护水环境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构建环鄱阳湖经济生态经济区的关键所在。没有合理的水质,就等于没有水量,没有足够的水量,也谈不上什么水环境。若不强化水环境保护,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日益突出,不仅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还会导致人民生活不安宁,社会不稳定。因此加强水资源保护已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要更新对水的认识,树立保护水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生命线的观念;树立保护水环境就等于是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的观念。
4.加强农村管理,完善农村水环境保护基础工作
按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对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摸底,依法取缔引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排污 ,保障农村饮用水安全;二是大力推广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的实用技术,实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示范工程,控制和减少面源污染;三是修河干流及沿鄱阳湖各县区建设水质自动监测站,对各县区水质出口断面进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