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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环境、环境问题、文化根源论、思想文化观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7-0320-01
1 自然环境与环境问题
从出现人类这种物种开始,人类就一直依赖着自然环境存活着,人类不断的向自然索取着自己需要的物质,渐渐的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环境,也慢慢的改变了周围的自然环境,并使之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逐渐强大,人类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但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对自然造成了不可逆的环境问题。
(1)自然环境与环境问题的概念
所谓的自然环境,主要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声环境等其他自然环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里的定义,自然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1]”。
环境问题是指环境中出现的各种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按其成因可分为原生环境问题和次生环境问题[2]。原生环境问题是指自然产生的环境问题,这一类是我们没办法干涉的自然力,比如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而次生环境问题是指人为产生的环境问题,即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自然环境失衡产生的问题,比如向水环境排放大量污水而超过其自净能力所造成的水污染、由于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对大气环境造成损害甚至导致人类疾病、森林破坏严重、垃圾污染、及臭氧层破坏等。
(2)我国突出的环境问题
中国的环境问题主要分为两类,即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我国的生态破坏问题包括水土流失、沙化土增加、草原不同程度退化、耕地减少、土壤质量下降、水资源缺乏等。而由于森林砍伐、草原退化、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以及过渡捕猎、捕捞,我国大量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种群数量减少,很多物种已经或濒临灭绝。
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城市工业化进程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包括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雾霾、地表水以及地下水污染等等。大多数的自然环境失衡问题都是人类活动而导致的。
由于人类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的,当自然环境受到了威胁,人类的发展进程也会遭遇环境问题的制约。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口的继续增加;自然资源的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弱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有关环境问题的根源理论,我们经历了人口根源论、科技根源论、经济制度根源论、社会根源论、道德根源论和文化根源论。
2 思想文化观对环境问题的影响
人类任何关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决着人对自然的态度,并影响着自然。自然界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而造成的生存困境,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是由人的特定的文化理念主导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因此,自然环境问题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在一定环境中形成的文化,环境是一定文化下形成的环境,人并没有脱离或超越自然或环境,也没有办法脱离自然单独存在。
事实上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是同环境一道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环境或自然条件塑造了不同的文化。文化是人适应自然的产物,是人独有的生存方式,贯穿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之中,人类任何关于自然的思想都是文化的产物,是文化决定着人对自然的态度。
既然环境让我们人类生存且产生了意识,文化意识同样也影响着环境。那么目前的环境危机是由什么样的文化意识所主导呢:我国传统道德文化观。重“私德”轻“公德”导致人类环境意识淡漠,人的价值取向总是偏向于人类社会,而忘记了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大自然。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认为只有人具有价值,自然是通过对人的有用性而定义的。脱离人,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这种价值文化观指导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然成为人无限掠夺、索取的对象。而我们较少的去考虑自然的特性、法则和生态规律。
如今,把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道德文化观显然在重视环境的时代里起到了绊脚石的作用,面对减轻污染的方法技术,人们总是以自身生活环境的安逸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由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太过强大,也造成很少有人去培养保护环境的意识,我们没有意识到自然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不是我们产生多少,丢弃多少,环境就能够接受多少。
3 优化我国环境的文化思路
人的思想文化观决定着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大自然。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对环境问题进行优化:
(1)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就必须从最根本做起,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从政府宣传做起,养成一种与自然共存的文化观。还是用焚烧厂做例子,如果我们对环保有一定的认识,就不会盲目的在没有了解焚烧技术之前就因为自认为的影响了生活的环境和大气环境而反对这项技术;如果在我们文化观中形成了垃圾分类这种环保意识,也可以帮助垃圾焚烧实现清洁环保,虽然对于现在的中国,要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是很困难的,然而当我们的人文素质和科学技术共同达到一定的高度,我国提出的“三化原则”(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就一定会实现。
(2)构建可持续的价值文化观
在传统自然文化观的指导下,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果不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进行计划,只能带来灾难。全球性的污染和生态失衡证明了这一点并使人们对以往的自然文化观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思和总结。
我们应该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生态自然文化观来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持续发展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使两者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历史,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人类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正确的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使它们保持辩证的和谐性。
可持续的价值文化观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的和谐性。我们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要处理两大关系,人类社会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大关系”关系,使之保持和谐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2] 卢升高.环境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 刘建涛.贾凤姿.环境问题根源研究综述.前沿.2012.第一期.
[4] 李真真.杜 鹏.黄小茹.环境伦理的实践导向研究及其意义.北京.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2008.
[5] 李绍波,韦秋杰.论生态自然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世纪桥.2010.第19期.
[6] 刘东强.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辽宁经济,2006.
关键词:农村;环境保护;“三农”问题
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会制约农业持续发展、威胁农民生命安全、影响农村的稳定和谐,加剧“三农”矛盾。因此,在剖析农村环境问题加剧“三农”矛盾根源的基础上,探寻改善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路径,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1农村环境问题加剧
“三农”矛盾的根源追溯农村环境问题加剧“三农”矛盾的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人口基数大,环保素养偏低。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和需求急剧膨胀,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二是,过度开发现象严重。人们在资源需求的过程中,由于使用规划不当,很容易加剧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过度的砍伐、畜牧等,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迅速沙化,陷入过度使用的恶性循环。其中,“五滥”指的是滥伐、滥牧、滥垦、滥采、滥用水资源,这些都给农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三是,粗放式农业生产导致农村污染现象加重。近年来,农药化肥的使用量逐年增加,化肥、农药过度使用带来的农业污染问题也日趋严峻,给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四是,畜禽养殖、农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农村地区大都建有畜禽养殖基地,大部分养殖基地没有专门的牲畜排泄物处理系统,都是直接排入河流中,导致水源遭受污染。同时,我国农民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环保意识也很薄弱,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都是随意处理,极易造成环境污染。五是,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乡村企业污染加剧。近年来,随着城市污染的加剧,城区生活污染开始向农村转移,大量的生活垃圾不经处理就被运输到郊区或农村,随意倾倒或者就地掩埋,导致郊区农村地区遭受污染。此外,随着城市用地的日趋紧张,许多乡村企业开始兴起,其中不乏很多技术落后、装备陈旧、污染严重的小企业。
2改善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路径
2.1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
经营传统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已然不在适应新时期的农业发展形势。这就要求现代农业要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而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是新形势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的客观需求。要想发展生态农业,要想有长远的发展,就要将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经营。这就需要政府的支持,进行农村土地确权,让农民手中的土地流转起来,让想发展生态农业的人有土地来种植或是养殖。具体而言,发展生态农业要挖掘资源优势,巧打生态牌,发展现代农业;要统筹考虑地形地貌、耕地资源、水温气象和农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布局;要逐步形成特色鲜明、优质高效、持续增长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要进一步推进农、游结合,推广生态旅游农业模式。
2.2控制乡村企业污染,加强污染防治
针对乡村企业的污染问题,必须要从多方面进行防治。首先,要加强乡村企业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合理布局,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其次,要强化中小企业环境监管,坚决淘汰污染严重和技术落后的生产项目、工艺和设备,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第三,要因地制宜,从企业内部物质循环利用、建立企业之间物质循环链、发展行业之间的循环经济链等方面出发,大力发展乡村循环经济,实现物质、能源的良性循环和多层次利用。第四,要加快乡村企业设备与工艺的淘汰和升级改造,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第五,要扩大农村地区的环保人员编制,增加农村地区的环境监测机构的布点。具体,可以采取增加补贴的方式鼓励在农村地区工作的环保人员,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对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农民进行环境保护专业知识培训,使其兼职成为农村的环保人员,从而培养出一批有责任心、有素质的环保人员,以加强污染的监管与控制。
2.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针对农村村民环保意识不高的情况,在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过程中,应建立乡镇、村两级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采取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环境综合整治意义,避免生硬的灌输,真正地让农民了解生态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及其带来的危害,从而增强村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和资源节约意识,调动村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例如,可以通过印发“致农民的一封信”、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播放音频宣传资料等方式,把深入开展环境整治的重要性、维护环境整治成果的紧迫性、持续开展环境整治的必要性传达给每一位群众。此外,还应建立日常督查、协调调度、考核评比等工作机制,定期对乡镇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对工作滞后、进展缓慢的,及时通报,限期整改。
3结束语
农村环境污染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农民的身体健康以及经济收入造成影响,阻碍农村进步的脚步,破坏农村的稳定和谐。而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要从避免粗放式农业生产的形式、多途径有效控制农村企业污染、加强农村各项污染的治理、加强农民环保教育等多方面着手,以促进农业的发展,保障农民财产,加快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黄晓丽,马洪林.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天津市大港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现状与建议[J].农业环境与发展,2009(5):69-71.
[2]李新阳.农村环境污染对三农问题的不利影响及对策分析[J].科技资讯,2013(26):138-139.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 父权制 女性 自然
1 引子——问题的提出
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主体性和理性得到了空前的扩张。17—18世纪,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笛卡儿“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宇宙”的宣言则更加彰显了人类理性的自信心。在启蒙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从而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也最终确立了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权。所以,启蒙理性受到了各流派的诸多批评和指责。在众多的批评中,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可谓最为独特和尖锐。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就是把人类(主要指男性)压迫自然与压迫女性联系起来,认为女性借助于自身特有的情感和敏感性,可以发现上述两种压迫的内在联系,两者的根源都是来自人类与人类文明相伴随而出现的父权制。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保护自然与解放女性是相通的,都是要通过破除父权制才能得以实现。
生态女性主义以极力批判父权制和男性文化而轰动了学界和社会各界,它的观点让人们耳目一新,使得人们明白了原来一直捆扰人类社会的两大关系难题(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然而事实是否如此?人们一直在思索着。生态女性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自身的理论缺陷和逻辑矛盾,这些缺陷和矛盾一直困扰着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和运动的开展。本文主要要做的工作是澄清与生态主义相关的几个概念和一些关系,纠正人们对生态女性主义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并试图解决它内在的逻辑矛盾。
2 对父权制的批判
从上述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简单介绍可知,父权制是生态女性主义批判和指责的对象。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在很多时候都简单地认为生态女性主义就是要打倒男性,从男人手中夺回女性应有的权利,而女性借助自然来反对男性是毫无理由的。从这样的一种认识来看,它显然混淆了男性和父权的概念,并且也忽视了女性对自然的独特理解。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史来看,社会上存在的这种认识上的误区,一部分是来自女性主义自身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的理论分歧,另一部分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们(特别是男性)评判生态女性主义仍局限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打倒父权制并不等于打倒男人。父权制与男人的关系比较复杂,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认清和理解两者各自的本质和内涵。对男人的定义比较简单,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生理解剖学等各个层面来界定它。这里重点说明的是父权制。一般看来,父权制是伴随人类文明而诞生。按照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村·J·沃沦(Karen J.Warren)的观点,父权制是一种压迫性的观念结构:这种观念结构主要包括有三个层次:
(1)等级制的价值思考,即赋予上层者更高的价值、地位和名誉;
(2)价值二元论,即把事物分成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双方,给予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地位和价值,处于劣势的一方在历史上一直被等同于“身体”、“情感”和“女性”,而处于优势的一方被界定为“精神”、“理性”、“男性”;
(3)统治的逻辑,即是证明处于屈从地位的那一方是合理的,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是必然的。
根据以上的三个层次,我们又可以简易地得出以下的推论:
a.在西方文化中,妇女被等同于“自然”和“身体”范围,男人被等同于“人”以及“精神”的范围;
b.无论什么被等同于“自然”和“身体”范围的东西,在价值上要劣于被等同于“人”或“精神”的东西;
c.所以,妇女要劣于男人,即男人优越于女人;
d.对任何X和Y来说,如果X优于Y,X对Y的统治就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
e.所以,男人统治妇女可以在道德上证明是正当的。
从沃伦对父权制的推导来看,父权制的等级制、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确实对妇女和自然造成恶劣压迫和伤害,父权制是“自然”和“女人”的共同敌人,但是反对父权制是否就意味着反对男人(男性)?这存在很大的争议。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因为,从父权制的产生和内涵来看,它是包含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父权制是男性社会统治整个世界(包括女性)在内的一种价值判断和逻辑思维,它赋予了男性“高贵”和“权威”,而女性和自然的价值往往被忽视。在很多时候,男性(男人)采用了暴力和野蛮的方式来占领自然和统治女性。父权制给男人带来了利益和权力,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男性一直都在巩固着父权制和男性的文化。
3 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父权制的立足点是认定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压迫存在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所以,在批判父权制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生态女性主义内部存在着分歧,这也是遭到各方批判的主要焦点之一。女性主义内部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包括自然的、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以及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玛丽·戴利(Mary Daly),苏姗·格里芬(Susan Griffin)以及斯塔霍克(Starhawk)等。她们基本上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接近自然,女性是大自然的代表,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生物学上的联系。C.斯普瑞特奈克强调:“大地和子宫依循宇宙的节奏。大地上孕育万物的河流随月的盈亏而涨落,而女人子宫的来潮也经历同样周期性的变化………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事物转化为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把女性与自然“拴”在了一起,使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找到了根基和动力。但与此同时,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甚至把女性等同于自然,借此来区别于男性,这实际上意味着生态女性主义者已经承认了男人与女人的对立,即是认同了父权制背景下的二元对立,预设了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以及人类(男性)对自然的压迫。把女性与自然连接起来,蕴涵了内在的逻辑矛盾和紧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西方文化(男性文化)中女性的工具化和自然的工具化。
为了逃离这种逻辑矛盾,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切断女性与自然的联系。这代表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另外一种观点。主要以社会的或社会建构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代表,如多罗西·丁内斯坦(Dorothy Dinerstein)、沃伦(Warren)等。她们不再强调自然与女性联系的重要性,并主张削弱这种联系。在她们看来,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就会使自然成为女性的拖累和负担,就会陷入父权制的逻辑圈套,因此,她们认为男人与女人都是自然的、文化的,女性与自然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她们认为女性身上的很多特征(包括生育、抚养、关怀等)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切断妇女与自然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二元论所预设逻辑矛盾,但同时也切断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根基,使到生态女性主义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态女性主义者最初的激情,她们的初衷是要在有机体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提到妇女的生物学特征时——重申自然”。
4 生态女性主义的当代价值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采取的策略是用女性意识和女性原则来替代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与自然之间的特殊联系使她们免于像男人那样对自然实行掠夺和控制。女性更懂得如何去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又由于女人做母亲的经历和对孩子的喜爱,使她们善于用情感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以一种和谐的母子关系代替男性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等级和统治关系,来自女人独特生活经验的女性文化和价值从私人领域带到公共世界,可以改变战争与政治。男性是把世界当成狩猎场,与自然为敌;女性则要与自然和睦相处。因此,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于为保护自然而战,更有责任也更有希望结束人统治自然的现状——治愈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这正是生态运动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哲学主张自然世界与女性主义精神的结合,它认为应当建立不与自然分离的文化。
作为发展中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生态女性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远未成熟。即便如此,“它对压迫妇女和掠夺自然的共同的社会文化根源的挖掘,无疑深化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环境伦理问题的探讨。它对作为压迫妇女和自然的共同根源的父权制、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的揭示,使我们能够避免把当代环境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对关怀、关系、特殊性的强调,也有助于我们超越现代性的各种‘话语陷阱’。”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生态女性主义关于女性与自然的观点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它把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gender)范畴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范式,重视女性的地位、价值、体验和利益,以性别视角透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妇女伦理等实际问题,注重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深刻历史根源,并试图为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生态女性主义克服了女性主义、生态主义视角单一的缺陷,而力图从女性和自然的关系的视角出发,将环境问题和妇女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使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得以互相促动、协调发展。仅仅20年前,即使那些最激进的环保主义者都认定人类是优越于自然的,他们也只不过是警告人们要居安思危,劝告大家不要为了人类的需要而滥用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权利。和环保主义者相比,生态女性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她们看到所有的不平等,无论是存在于人类内部的,亦或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都是不合理的。生态女性主义关注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相互关联,它的目标是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1]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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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P400.
【关键词】;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失衡;根源
自然观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与自然界是内在统一的,自然、人、社会是有机整体发展的,并认为违背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对抗的认识论根源,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上,一些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与自然关系逐渐异化。从自然观来看我国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种种现象,可以总结以下几种根源:
一、认识论根源
人和自然的关系,从认识论方面理解,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可见古代人没有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思想,当然也就不会把自然当作异己的客体去加以征服。马克思自然观也主张,人与自然是统一的,人、自然、社会是共同发展的。当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和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的过度膨胀,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生态问题,这就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严重分离。
一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有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在于其主体主义预设,即认为可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划分为主体和客体,而人是宇宙间仅有的主体,其它一切存在物都是毫无灵性、毫无神秘性可言的客体。”从这一点出发,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居于核心地位,自然则被看作是可以恣意利用的人类附属物。远古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认识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很多自然现象人们都不能解释,所以在价值观念上就表现为自然崇拜。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支配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支配自然界的规模越来越大,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人对自然的关系也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变成对自然的占有。
二是人文精神的缺失。随着科学技术迅速进入生产领域,大工业第一次大规模地、富有创造性地实现了人与机器作用的结合,使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空前的速度不断推进。科学技术使人类感受到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实惠,从而使人们对科学技术推崇备至。于是科学文化占据了人类文化的中心,而人文文化的阵地逐步陷落,“唯科学主义”思想逐渐突起。其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物质生活,但也正因为科学文化的支配与人文文化的缺失,使人类丧失了自己的人文精神,变得心灵空虚、陷入了机械、世俗、实用、唯利可图的思维。这种唯科学主义的思想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改革开放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国对经济政策做了极端化、片面化的理解,“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肆虐,基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的不断加深,阻碍了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二、经济根源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基础——劳动异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同自己相对的异己世界的关系。进入工业社会,人类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用一切手段掠夺自然,使有限的自然资源更加紧张,进一步加剧人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一是经济效益的推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都在尽可能地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处在优先地位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30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首先,经济总量发展迅速。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其次,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1950年只有62亿元,同时,以2008年为例,该年突破了6万亿元大关,2008年底达到1946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由此可见,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尽可能地对自然开发和消费,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
所谓“语言陷阱”,就是利用表面堂皇、符合常规或者似是而非的语言,使人上当吃亏,从而牟取私利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本质上看,现象芜杂的“语言陷阱”,主要有几种类型:人均论、均价论、公共利益论、有关部门论、优惠免费论等。
“语言陷阱”的四种套路
人均论,是指某些地方政府采用人均份额的说法,表明经济社会发展或国民生活发展程度的手法。例如,某省或某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多少万元,居民银行存款人均多少万元,职工工资人均上涨多少元、升幅为百分之多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多少平方米,等等。从人均数量上看,绝对数似乎不错,上涨率甚是可爱,但却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掩盖了不同地区、行业、部门、阶层之间的差异,自然也就掩盖了其中蕴含的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衡的隐忧。比如,某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万多元,当然可喜,但其全省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以上是由该省很小一块地区和很少数量人口生产出来的,该省绝大多数地区和人口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其实十分低下,表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但简单的人均论,往往就掩盖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严峻问题。
与人均论相应的还有均价论。商家兜售商品特别是房地产发展商售楼,经常使用均价论。某某楼盘开售,均价某某元。某某商场推销空调,均价多少多少。这种均价论往往给人以相对便宜实惠的感觉,吸引眼球,聚集人气,但实际上是把低质甚至劣质产品包罗在内,掩盖某些高价商品的暴利。尤为离谱的是,某些部门,常常使用均价论来达到“懒政”或者掩盖问题的目的。例如,南方某市国土房管部门统计说,该市2009年房价均价为6000多元,实际上该市市区房价至少万元以上,高的超过3万元!该部门是将包括该市偏远山区和远郊在内的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的房价连同中央商务区和市区平均计算,从而掩盖了该市房价在2009年度涨幅居全国前列的事实。如果真有人念及房价合理,兴冲冲到该市就业,结果发现稍为过得去的市区房价都在16000元以上,这才尝到了语言陷阱之痛。
公共利益论,是某些人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而谋私的语言陷阱之一。利用公共利益的幌子,强行拆迁,罔顾民生,是其间最为典型而又恶劣的情形。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在恶劣影响遍及海内外的唐福珍自焚事件后,不仅没有对罔顾生命强行拆迁而导致的人命案有自我批判和深刻反省,反而指斥自焚殒命者是“法盲悲剧”。该拆迁事件中的官员一方,倚仗的便是所谓“公共利益”这张“王牌”。钟昌林反复强调的是“按照公共利益去办”、“不能让少数人的利益损害了大家的公共利益”,认为唐福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有关部门论,是语言陷阱的另一表现。在社会生活中,近年人们经常听到的是“有关部门”如何如何。具体是什么部门,不得而知。有关部门要求,根据有关部门指示,请找有关部门,已转有关部门,这类表面清楚实则不知所云的部门,往往云遮雾罩,弄得人们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难怪人们调侃说:最神秘的部门就是“有关部门”,最不负责任的部门,就是“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是什么部门,你既不知道,也难以找到;什么问题该找什么有关部门,有关部门自己不清楚,老百姓也根本不知道;有关部门的责任和权利是什么,有关部门也不知道。最终,有关部门成了虚设的机构,成了搪塞敷衍民众的托词。民众的正当诉求,民间的诸多声音,往往在有关部门的语言陷阱中被消解、被屏蔽。
“陷阱”彰显不良文化生态
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在我看来,根本问题是我们的文化生态没有处于良性状态,存在深刻的问题。诚信缺失、唯利是图、法制观念不强、政治生态不良,都是其具体的表现。
缺少诚信,是语言陷阱出现的道德根源。诚信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是全社会认同的高尚品德,是君子人格的重要表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是天人合一的重要理念和根据所在。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今天,诚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规范;“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同时,诚信友爱也是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语言陷阱的制造者或利用者,正是缺少基本的诚信品质,玩弄文字游戏,利用人民的诚实善良,兜售私货而牟取不义之财。
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是语言陷阱出现的经济根源。人均论、均价论也好,公共利益论、有关部门论也罢,其宣导者利用者无不因为有着明显的利益在内。制造利用语言陷阱,不外经济之利或政治之利所驱动。其间,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是制造并利用语言陷阱者的显著特征。
缺少法制观念,是语言陷阱出现的法律根源。依法治国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追求和政治特征。而语言陷阱的制造者和利用者们,并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即使有时他们也声称按照法律办事云云,其实也是选择性执法,选择性用法,选择性释法,为我所用而已。这本身也就表明其法制观念的淡薄和松弛,甚至有时是和法律悖反,近年出现的实行暴力执法而贬斥民众暴力抗法的事例,就是明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