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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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哲学范文第1篇

科学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以科学为分析和研究的对象，对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从认识论、方法论及本体论、价值论角度进行考察和分析，旨在提供关于科学认识及其发展的逻辑性、历史性和社会制约性的模型，探讨科学知识的本质，获取方法、评价标准、逻辑结果和目的等。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当然也在科学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可以用科学哲学的观点来考察。

根据科学哲学的认识，理论（或假说)能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就表明该理论具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从而引起科学家共同体或个人的信任，就被认为是科学的。121理论的可行性取决于理论自身的逻辑可行性、理论的可检验性以及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等几个方面，以下从这几个方面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剖析。

1.理论的逻辑可行性

科学理论或科学假说都是由基本概念、基本命题以及得到解释的经验陈述，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组成的演绎系统。这样的系统必须是基本概念明晰，基本命题成立，命题之间协调而无矛盾的。因此评价理论的逻辑可行性就是要审视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逻辑关系。一个逻辑可行的理论，首先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自相矛盾的和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都不是真正的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语句或命题的无规则组合。12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方面还有着不足之处。首先是概念的明确性，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概念是模糊的，如“心阴”、“心阳”、“肾阴，，、“肾阳，，等，而对“三焦”、“命门，，概念的具体所指更是争论不断。

其次，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命题是否成立以及其成立的条件也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是理论可检验性的问题。

再次，命题之间的协调性也存在着问题。中医基础理论的某些内容间缺乏内在联系，本来围绕着同一问题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差，不能构成完整的理论，这也是导致中医临床上片断地运用基础理论的原因之一。

如中医基础理论中关于汗有“汗为心之液”、“血汗同源”、“阳虚自汗，阴虚盗汗”的理论，又有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的理论，还有“膀胱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化为尿液，逆行于上而出汗”13、“脾运化失常，津液旁达于四末而出汗”131等理论，但并没有一个可以涵盖以上所有内容并且明确说明不同命题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如“汗为心之液”和“肺主皮毛，司汗孔开合”间有何联系？运用于临床的时候只能是各说各的，能用哪个算哪个。究其原因，是中医基础理论以辨证逻辑为主要形式，而形式逻辑的成分较少.这是中医的特色，但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了形式逻辑的确定性而过于灵活，就会变得难以掌握并且使可信度降低，还会让理论的使用者在实践中无所适从或者对其随意使用。

2.理论的可检验性

理论的可检验性是由理论的本质所决定的，理论原本是用来解释经验事实的。如果某理论不具有可检验性特征，那么该理论就不可能具有可行性。因为理论的可检验性表现为该理论蕴含着若干经验陈述，这些经验陈述可以接受经验的检验。这一点也恰好就是理论确证的必要条件，如果由一个理论不能导出经验事例，或者经验事例是不可检验的，该理论就不可能获得确证，也就没有解释或说明经验事实的可行性。例如，“物体受热会膨胀”和万有引力定律，都是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以某种方式加以检验的。

由于中医基础理论中的许多基本概念是哲学、辩证思维和意象思维参与形成的产物，并不是完全以客观物质实体为基础一这也是中医基础理论区别于现代科学实体论哲学基础的特点所在，所以中医基础理论中存在着一些可以找到需要检验的陈述却无法进行检验的命题。例如，要检验命题“尿液的生成和排泄依赖于肾中精气的蒸腾气化”，首先要明确“肾”、“肾中精气”以及“蒸腾气化”的概念；之后，由此命题可以导出的经验陈述之一是：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就会导致尿液生成和排泄的障碍。要想验证这一陈述，最大的困难是如何确定“肾中精气蒸腾气化失常”的状态，“精气”看不见摸不着，其“蒸腾气化”更是难寻踪迹(包括其内在和外在的表现）这里，虽然可以得到理论的经验陈述，但是其检验却是无法实施的。因此，不能照搬现代科学的检验思路，但必须结合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特点提出新的检验思路，毕竟理论如果是不可检验的，就无从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和接受，更谈不上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来取得发展了。

3.理论的经验解释力

理论可行性的关键在于它解释经验事实的能力，而逻辑可行性与可检验性只是解释力的必要前提。一般地说，科学家考察理论的可行性，首要的是关注理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能力。从现象E。中逆推的猜测性理论H是否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能否用来推导现象E。以及相关的同类现象El、E2、En。如果逆推理论H是可行的，那么，应能导出;

在考察理论的可行性时，对现象的解释是主要的。这是因为理论原本就是用以说明现象的，同时科学活动的目的也在于建立既可圆满地解释巳知事实又可成功地推导未知事实的理论。所以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也就主要表现为对理论解释力的评价，这种评价只是从逻辑上对理论进行的主观评价，不同于评定理论真理性的事实验证。在理论可行性的评价中，有时还出现这种情形：当某一逆推的理论H能够成功地解释更多的新事实时，人们也由此得出H是比较可行的。正如库恩所指出的：人们评价、选择某一理论的标准之一就在于，该理论“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他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

中医基础哲学范文第2篇

 

2.对两种范式的界定

 

所谓“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是指译文把原文本的作者意图和价值观放在翻译活动的中心位置，主张文本含义为原文本所固有并被作者所賦予,以忠实反映原文本历史上的内容、含义和特质为首要任务。“相关性”一词在后现代的文化学和翻译学研究中都有学者使用，但在翻译领域，尤其是在典籍英译领域尚未有人将其用来界定为一种范式。这里所谓“相关性”翻译范式，是指翻译活动超越对文本本义的兴趣，转向关注一个文本可能产生的意义范围。

 

3.“以文本为中心”辩

 

中国哲学典籍翻译应该以文本为中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然。

 

3.1哲学典籍的历史功舷使然

 

众所周知，那些伟大的、杰出的艺术品被称为“经典作品”，而它们的作者则被称为经典作家、思想伟人。我国传统哲学发展史中“经学”更是典型的“经典崇拜”，甚至到了唯经是从，唯经是尊的地步。按照朱熹的说法，“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只就文字间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测也，但患人不仔细求索之耳。”(朱熹，1986:187-188)在经学家眼中，圣人的言论可以说句句都是真理，经典中不可能存在谬误，所谓“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同上：431)。因此，对经典应“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通乎前，则不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同上：433)。为了准确理解经典的“微言大义”，注解经典的“训传之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后代学者注解经典的各种“传”、“注”，逐渐也成为历史上的经典。人们认为道之在经，尽列其中。无论是元典还是元典派生出来的经典，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千古传颂，因为这些经典有其固定的意义和营养供人们汲取和吸收。所以，怀着敬畏之心、认认真真地从文本中挖掘精奥义理。如罗钦顺所说，“有志于学者，必须熟读精思，将一个身心入在圣贤言语中，翻来覆去，体认穷究，方寻得道理出，从上诸儒先君子，皆是如此用工。”(1936:25)无论古代学者是在考证元典的词义还是在阐释义理，无论意在还原原义，还是在发明新意，他们的著作均构成了我们面前的经典，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这种典籍的译文具有以下基本的功能：

 

1)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民族文化身份维护者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构成要素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典籍，尤其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是这一文化传统和精神的文本型固化和凝结。

 

2)为了更好地参与文化竞争，使中华民族文化成为多元文化之一，就必须凸现民族文化的特色，包括原汁原味地翻译出版中国传统典籍。有些人鼓吹的文化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西方的强势文化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张的过程，且在不同地区已经产生不容忽视的结果，比如不少群族已经有文化上的无家可归之感和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情况无非是在西方文化“殖民化”的强力挤压下，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必然结果。提倡全球文化多元化，实质上，就是提倡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实际上就是把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个性的文化介绍到世界上去，保护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湮没。我们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事实上，纵观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但我们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和差异性，才能实现多样性。

 

3)具有正本清源，向世界呈现真正的中国哲学思想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知道，西方相当一部分哲学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所以，前几年中国哲学界也相当热烈地讨论起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看似荒唐可笑，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背后蕴藏着深刻复杂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西方不少哲学家多多少少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情结，认为发源西方的哲学才是哲学，之外的任何哲学都不是哲学。在他们看来，哲学仅仅诞生于古希腊，任何被称作哲学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都不算是真正的哲学。上起黑格尔，下到当代的德里达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没有形而上学体系，充其量算是一种宗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讲义》中认为中国文化代表历史的幼年时期，仅表现出实体性而尚未进入主体性，换言之，根本尚未进入反省的阶段。他甚至轻蔑地说：“中国民族的性格之特点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资源的伦理、道德、心灵、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均远离他们。”(Hegel,1969:174)他虽然未提及哲学，但显然认为中国人不可能拥有哲学，因为哲学是民族精神的源泉和表现。因为他始终相信“依本义而言的哲学始于西方。”(同上：121)孟德斯鸠是一位更典型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以外的文化只能是陪衬，只能纳入西方学术框架，用以说明西方文化的先进和正确。

 

4)具有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为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提供资源的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能彰显文化力量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要素：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例如“重天道”、“法自然”、“尚人道”的人本主义。西方启蒙运动正是吸收了希腊和中国文化的人本主义，才形成西方的人本主义。中国文化反省自求、提升自我的内省、尚中贵和、崇尚礼仪、强调秩序的社会和谐等思想均是当今世界急需且易于接受和吸收的思想资源。而这些精神均是在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体现的。更根本的是通过哲学典籍的翻译，使其他群族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主体性。任何具有自己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或思维主体性。失去这个主体性，思维一旦被西化，中国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当然也就无所谓拥有国家文化软实力。思维的成熟度是衡量一种文化是否成熟，是否具有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

 

鉴于此，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性质应该是：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构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

 

作为译者，我们的任务则是根据经典的历史功能、特征、性质，还原历史，译出经典的原义，从根本上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而做到这一点，白根到底，我们的翻译活动理所当然应该以文本为中心。

 

3.2大本的客观意义使然

 

我们知道，在当代，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范式不断地遭到质疑和挑战。其影响来自西方哲学和文化学，尤其是主观哲学阐释学、解构主义哲学和文化学的“相关性”研究范式的影响。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认为，一个文本并非释放了一个唯一“神圣的”意义，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种各样的思想共存。文本的意义乃是读者解释的结果，而不是作者意图的产物，文本并未提供恒定的信息，语言符号可以从多角度进行解释。文本的生命在于阅读，读者的诞生不得不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作者之死”让读者诞生，使读者能进入被作者所禁闭的文本空间，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生产具有参与权，甚至“生命”决定权。他们强调作者不是一个个体，而是由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所限定的一个概念。主观阐释学认为，人决不会生活于真空中，在他具有自我意识或反思意识之前，他已置身于他的世界。因此，他不是从虚无开始理解和解释的。他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他那个时代的知识水平、精神和思想状况、物质条件、他所从属的民族的心理结构等等，是他一旦存在于世即已具有并注定为他所有的东西，是自始至终都在影响他、形成他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不同的“视域”对应于不同的“前有”、“成见”、“前判断体系”。理解者和他所要理解的东西固然都有各自的视域，但理解并不是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的视域。理解一开始，理解者的视域就进入他要理解的那个视域，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地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我们的视域是同过去的视域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的视域与传统视域不断融合的过程，伽达默尔称之为“视域融合”。“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

 

对于伽达默尔而言，所有解释都取决于具体语境，由特定文化的那些具体历史相对性标准所形成并受其制约的，并无所谓可能“如其所是”地认识文本。一切阐释都是生产性的;理解总是“别有所解”(understandingotherwise)，亦即去实现文本中新的可能性。一部作品的意义从未被其作者的意图所穷尽;当一部作品从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传递到另一种文化与历史语境中时，人们可能会从作品中演绎出新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也许从未被其作者或其同时代的读者预见到。

 

中国古代的经学研究，尤其是“今文经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基本上符合这种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哲学具有强阐释学的特征。冯友兰先生曾一针见血地以西方君主立宪制下被架空了的“君主”与握有实权的“内阁总理”，来比喻《四书》原著与朱注《四书》之间的巨大差别。他说，在朱熹注释的《四书》变成官方的注解，尤其是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后，“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读儒家的经典，实际上只是读《四书》，对于《四书》的了解实际上只限于朱注。就像现在西方的君主立宪国家，君主被架空了，实权在于内阁总理。在元、明、清时代，孔丘虽然还是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被架空了，朱熹是他的‘内阁总理’，一般人都尊称他为朱子。”

 

然而，有一点我们务必清楚，不管是西方的阐释学，还是中国古代的义理性经学，尽管它们采用“相关性”研究范式，尽管西方阐释学和解构主义中较激进的学者从某种观点出发否定文本含义的相对客观性，但文本含义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中国义理性阐释经学学者从未否定过元典和早期经典的客观含义，如朱熹等。他们的普遍做法是继承性发展。另一方靣，西方相当一部分，或者说大部分学者在肯定“相关性”研究范式的同时，并不否定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他们并不赞成“作者原意”对于理解而言没有任何意义的观点，不赞成本体论途释学和解构主义把作者和原文本边缘化的观点。美国途释学家、文艺理论批评家E.D.赫施(EricDonaldHirsch)等就力图接续和张扬施莱尔马赫(FriedrichErnstDaniel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WilhelmDilthey)的认识论诠释学理论。赫施在其途释学的代表作《解释的有效性》in中明确提出了“捍卫作者”的号，重新把追寻“作者意图”和“文本含义”作为理解和解释的基本目标，并站在客观主义的立场上重申了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和有效性问题，倡导了一种新方法论诠释学。

 

3.3文本的重要性使然

 

纽马克(PeterNewmark)在其主要著作之一Arexrfwo*o/7>*ans/ario/i中提出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理论，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语义翻译指在译入语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而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廖七一，2000:180)纽马克认为语义翻译比较客观准确，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原文本的文化特色和原作者的创作意图。而交际翻译较主观，多注意译文读者的反应，甚至用译语文化代替源语文本的文化，即我们平时说的把源语文化归化到译语文化。因而，原文本越是重要就越是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的策略。无疑，纽马克是正确的。按照本文的观点，语义翻译就是“以文本为中心”，而交际翻译则相当于“相关性”翻译。

 

如前面所述，中国哲学典籍文本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文本，采用“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策略显然应该是首选。

 

当然，有“首选”就意味着还有其他选择。犹如说任何译文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忠实一样，如果从各个层面苛求，百分之百地做到以文本为中心的译文，即百分之百忠实的译文也是屈指可数的。况且，时代不同、读者层次不同、要求不同、文化传播的策略不同，相关性译文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效果更好。因此，本研究并非排斥相关性译文，但从经典的性质和功能等特定的层面考虑，以文本为中心的译文不但是首选，而且是历史的最终选择。

 

4.结语

中医基础哲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血压;脑出血;白细胞介素8;白细胞介素6;超敏C反应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Change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LI Lizhong.Department of neurology ,the Hospital of Hebi Coal Industry General Group,Hebi,45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Methods In the hematomal fluid , IL8,IL6,hsCRP and NSE were measured by ELISA in 54 patients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at 1st,3rd,5th,7th and 30 normal controls.Results The levels of IL8,IL6,hsCRP and NSE in hematomal flui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hemorrha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all the time point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P

随着基础及临床研究的进展,细胞因子及一些炎症介质与高血压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归的关系备爱人们的关注[12]。本次研究通过对54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清洗液中白细胞介素8(IL8)、IL6、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sepecific enolase ,NSE)含量变化,以期探讨其在急性高血压脑出血发病及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入选病例为本院ICU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收住的发病24 h内就诊的初发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54例为观察对象,其中,男30例,女24例,年龄39~78岁,平均(53.2±11.4)岁。所有观察对象诊断均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经头颅CT或MRI证实,依据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3],将患者分为轻(0~15分)、中(16~30分)及重型(31~45分)。入选病例条件[4]:①3个月内无手术史、无外伤史及心脑卒中史;②入院前2周内无感染病史;③无明显的心、肝及肾等主要脏器疾病,无恶性肿瘤及免疫系统疾病;④1个月内未用过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⑤血肿量计算均>30 ml;⑥符合高血压诊断标准。同期内选取30例年龄、性别相匹配的健康人作为对照组。

1.2 方法 所有患者给予常规降低颅内压、控制血压、控制血糖、应用抗生素及营养支持等治疗。发病后6 h内在床边进行颅内血肋穿刺[5]。以生理盐水20 ml经穿刺针反复清洗血肿腔,离心取上清液,保存备测。分别于发病后1、3、5、7 d,以同样方法取上清清液送检。健康人对照组于清晨空腹抽取肘静脉血6 ml,离心,取上清液送检。IL8、IL6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NSE采用放免法测定。hsCRP检测采用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系统,以放射免疫比浊法检测。

1.3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NIHSS)标准,分别在治疗后第1、7、14、30天进行评分,并与同期住院保守治疗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观察组45例)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多个样本分析采用F检测;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液IL8、IL6、NSE和hsCRP检测结果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血肿液IL8、IL6、TNFα和hsCRP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NIHSS评分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NIHSS评分呈正态分布,方差齐性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两组NIH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治疗后第7 d评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 疗效评定 根据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及日常生活能力(Barthel指数,BI)评分,不同病情程度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高血压脑出血病情严重程度不同,临床疗效不同,病情越重,疗效越差。轻型组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和BI与中型和重型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高血压脑出血是内科重症之一,其发病率、致残率和病死率均较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血压脑出血的病灶周围组织损伤的主要因素研究较多[5,6]。临床及动物实验证实,脑出血后存在炎症性反应,炎症性反应是激活急性脑出血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7]。脑出血后,血肿周围组织的神经元、星形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均可产生炎症因子。脑出血后血液成份如凝血酶、铁和亚铁血红蛋白等可引起细胞因子释放。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急性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不同时点的血肿液中的IL8、IL6、hsCRP和NSE水平均明显增高,第3～5天高峰,第7天仍处于较高水平。提示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与急性脑出血密切相关,是脑出血的危险因素。分析还表明,IL8、IL6、hsCRP和NSE水平与脑出血神经功能缺损程度间有相关关系,即病情越重,NIHSS评分越高,IL8、IL6、hsCRP和NSE水平亦越高。利用颅内血肿穿刺碎吸术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进行治疗,同时连续观察血肿清洗液IL8、IL6、hsCRP和NSE水平的动态变化,较血清和脑脊液及血肿周围组织更能反映脑出血后出血灶中炎症细胞因子的实际变化[4]。

本次研究表明,脑出血急性期患者血肿清洗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血清水平,与NIHSS评分和BI指数相结合,对于评定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判断预后有指导意义。文献资料表明[4],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病情越重,其第3天 IL8、IL6、hsCRP和NSE水平越高,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且,不同程度的脑出血患者的预后也有明显差异,与本次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液及血肿液中IL8、IL6、hsCRP和NSE水平增高参与脑组织损伤,其可能机制[4,8]:①脑出血的急性期,血液、血红蛋白及其分解产物进入脑组织内,引起炎症反应,刺激脑组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引起血肿液内细胞因子表达,化学趋化因子增加,使病灶区域聚集大量炎性细胞,局部炎症反应加强,加重脑组织水肿及神经细胞的坏死和凋亡。②脑出血后相继产生的细胞因子,化学因子可能具有神经毒性,促进细胞死亡,使血脑障碍破坏,通透性增加,引起脑水肿。③脑出血后脑组织细胞损伤、坏死,产生大量抗原,刺激免疫系统,导致炎症细胞浸润和激活,引起强烈的炎性和免疫反应,使单核细胞、淋巴细胞等补激活,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同时脑出血损伤的星形细胞、小胶质细胞和内皮细胞也补激活而合成细胞因子如IL6,可使血肿内细胞因子增高,IL8和IL6对单核细胞有趋化作用,引起脑血肿周围单核细胞增加,加重血肿周围的炎症反应。

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在高血压脑出血后存在炎性因子的过度表达,这些结果表明炎症因素参与了急性脑出血的全过程,血清中炎性因子水平的高低和病情严重程度有关;高血压是脑出血的最危险因素之一,同时高血压本身也是一种促炎状态,可以通过上调一些炎性因子,如本文所涉及到的和其他炎性介质,如白细胞黏附因子、热休克蛋白、内皮素菜、血管紧张素等来发挥促炎作用。IL6是急性期蛋白的最强烈刺激因子,也是参与免疫和炎症反应的多功能的促炎细胞因子,它可使VSMC和成纤维细胞增殖,导致产生大量敌国小板源生长因子,使血管阻力增加;它还具有较强的血小板活化因子的特性,激活血小板促进血小板积聚,导致血管内皮的损害;IL6还可诱导纤维蛋白原启动凝血因子,使血管炎症部位纤维母细胞增生,胶原沉积;可刺激基质降解酶的合成,侵蚀斑块内的基质,导致不稳定的斑块破裂。IL8使中性粒细胞活化,通过增加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和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促进中性粒细胞跨内皮迁移于出血的脑组织周围,并激发细胞毒性,引起脑组织的代谢改变,内皮功能障碍,微血管损伤,IL8水平增加不仅代表炎症细胞活化功能状态,而且是潜在的凝血因子激活的标志。NSE是已经发现五种烯醇化酶同工酶中的γγ亚型,它特异性地存在于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中,故命名为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血清NSE水平与脑外伤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9]。NES是一个较为敏感的特异性反映神经元损伤的量化指标。

本研究结果提示,IL8、IL6、hsCRP和NSE参与了高血压脑出血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炎性因子升高可能是反映了脑出血的炎症反应,随后可能反映脑细胞坏死的愈合的反应。高血压脑出血后炎性因子较健康对照者明显升高,且与疾病严重程度及预后相关。

参 考 文 献

[1] 左鹰,于东明.灯盏花素治疗急性脑梗死对超敏C反应蛋白的影响及疗效机制.中国急救医学,2008,28(2):107109.

[2] 郭富强,李晓桂,陈隆益,等.脑出血患者血肿周围组织细胞因子与细胞调亡相关基因表达的动态观察.中华神经医学杂志,2006,5(11):10971101.

[3] 中华神经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79382.

[4] 李银,李新军.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肿冲洗液IL1 IL6及THFα含量的动态变化及意义.中国急救医学,2008,28(2):155157.

[5] 胡长林,吕海涛,李志超.颅内血肿微创清除技术规范化治疗指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6897.

[6] Hua Y,Wu J,Keep RF,et al.Tumor necrosis facteralpha increases in the brain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hrombin stimulation.Neurosurg,2006,58(3):542550.

[7] 胡利华,吴江,杜丹华,等.实验性脑出血急民生期灶周组织水肿及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2006,23(5):552554.

中医基础哲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PSS；免疫抑制剂；流行性出血热

Application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

ZHANG Lun-y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Qianjiang Central Hospital，Qianjiang 433100，Hube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Methods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trader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immunoglobulin test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rate of skin test was 14.00%，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36.00%.IgG cont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for（1361.8±42.4）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009.9±50.3）mg%，control group IgA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224.6±60.7）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80.6±20.5）mg%.Control group IgM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171.8±22.4）m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139.9±22.3）mg%.By analysis，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PSS；Immunosuppressive agent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流行性出血崾茄侵薰家常见流行性疾病，现我国发病率仍很高[1-2]。出血热的症状主要为发热、出血及器官损伤，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且极易造成后遗症，影响患者日后的生存质量[3-4]。该疾病发病急、愈后差，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至关重要。出血热的主要发病机制为DIC以及自身免疫损伤[5-6]。故能有效延长凝血时间的PSS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有望提高该疾病的治疗效果。现即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剂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药物安全性。选取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来院患者进行研究。结果显著，如下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在我院治疗的流行性出血热患者100例。其中男55例，女45例。患者年龄19～60岁，平均年龄（46.35±5.45）岁。纳入标准：①未应用过影响血凝相的药物；②没有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排除标准为：①年龄大于60岁者；②不愿配合实验者。将该100例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其自身情况，经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①对照组：该组患者接受常规出血热对症治疗药物以及糖皮质激素类：可的松等免疫抑制剂的治疗。②实验组：该组患者在接受对照组患者治疗方法的基础上，还接受PSS治疗。治疗方法：静脉滴注，1 次/d，300 ng/次，连续应用3 d。

1.3判定标准 将两组患者双链酶（SK-SD）皮内实验结果及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对比。

1.4统计学检验 使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本次实验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χ2以及t检验，P

2 结果

2.1两组患者皮肤实验情况 对照组患者皮肤实验正常率为14.0%，实验组为36.0%。经分析，具统计学意义（χ2=12.91，P

2.2两组患者免疫球蛋白测定情况 对照组患者血中IgG含量为（1361.8±42.4）mg%，实验组为（1009.9±50.3）mg%。对照组患者血中IgA含量为（224.6±60.7）mg%，实验组为（180.6±20.5）mg%。对照组患者血中IgM含量为（171.8±22.4）mg%，实验组为（139.9±22.3）mg%。经分析，均具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流行性出血热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疾病，且在我国时常发生。该疾病的主要临床特征为出血、发热以及多器官衰竭等，其中以肾衰竭为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且由于该疾病易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损伤，故其极易给患者造成多种后遗症，严重影响患者愈后的生活质量。流行性出血热属于自然疫源性传染性疾病，传染源主要为鼠。根据老鼠种类以及地区内鼠的种类的分布情况，该疾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家鼠型出血热发病高峰为2～5月；野鼠型出血热发病高峰为11～次年1月[7-8]。出血热具有多种传播途径，分别为：虫媒传播、消化道传播以及呼吸道传播等[9-10]。该疾病起病急，且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进一步寻求更加有效的治疗药物及手段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流行性出血热发病过程中，DIC与免疫反应发挥重要的作用，造成全身性出血及肾损伤。PSS是从褐藻中提取后人工处理的多糖硫酸酯，其能在不影响血小板的情况下起到有效的抗凝作用。从而有效缓解出血热中的DIC，改善出血情况。免疫抑制剂则能有效抑制患者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降低免疫细胞及相应的免疫因子对机体的自身免疫损伤。DIC与免疫抑制剂结合应用，能有效缓解患者出血、发热及相应的器官损伤。

现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剂在流行性出血热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及药物安全性，特选取100例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免疫抑制剂联合应用PSS能有效降低血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同时改善皮内实验，延长凝血时间。该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值得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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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哲学范文第5篇

一、转型期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前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变化。针对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美学如何作出及时而有效的阐释与回应？对此，与会学者强调，“以人为本”不仅是当前国家建设的宗旨，也是转型期美学理论建构的基本立足点；关注人自身、重视人文价值建构，应是中国学者探寻美学出路的着眼点。曾繁仁指出，实践证明，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所有发展的关键是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当今美学的发展应在人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关注“人”的问题，以“人”与“人性”探索为旨归，美学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人学。宋一苇强调，从“美是什么”的本体论式追问向“美如何存在”的存在式追问的转变，将美的存在与人的存在紧密相连，将美或艺术视为人类生存境遇的一种呈现方式、展开方式或存在方式，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生存境遇，这就是美学的发展旨要。同这种重视美学建构中的人文价值作用、关注人的存在维度相一致，王元骧则阐明了对美学建构方向的见解，即认识论、知识论传统与人生论、价值论传统的融合。在他看来，当下美学研究应重新评估审美的内省性、超验性的理论价值，实现两大传统的融合。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变，有待新的研究方法产生，即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的“间性研究”模式。即此，杨春时认为这是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美学理论自身现展的要求。

二、当下美学的困境、问题及其转机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转瞬即逝性、娱乐现时性、美感统一性取代了传统的艺术/美学所要求的永恒性、沉思性、超越性。对此，与会学者认为，美学只有不断思考当代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承认生活与审美、生活与艺术关系的新变化与新动向并及时作出回应，不断淘汰过时观念，增加历史本身所提供的新的理论因子，才能保持顽强的生命力。而近年来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就是美学研究者对美学现时困境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它突破了传统美学的“贵族性”，开始走向生活，积极关注周围现实，标志着美学开始与生活合作共存。

文艺美学研究作为寻求美学发展的一条通道，在近三十年中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同时，其所存在的问题也开始浮现。王德胜就认为，当下文艺美学研究忽视了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现象，转型中的文艺美学应努力在跨学科研究中走出困境，而重构美学话语、尤其是文艺美学基本概念，正是一个亟待开展的学术工作，日常生活审美化语境下文学艺术的新变化，应成为文艺美学关注的焦点。杜书瀛也提出，文艺美学研究一方面需要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进行理论界说，另一方面要走出“学院派”，强化其“实践”意义和“田野”意义。

与会学者认为，对美学研究方式及美学价值的反思，同样是美学走出自身困境的契机。有学者指出，现今美学研究中理论建构与艺术审美实践的脱节，缘于“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的缺乏，因而美学研究应由“外求式”为主导的创新方式转向以“自主式”为主导的方式。也有学者通过反思美学价值问题，强调文学价值是多元价值的统一体，它关注人的全部感性生活，因而不能把美学价值狭义化为审美价值、文学价值窄狭化为美学价值。

三、文化资源的利用与美学策略

转型中的中国美学如何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彰显当代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代迅认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全球化带来了从美学到文艺生活的一系列深刻转型，只有带着中国美学思想独特的自身经验和传统跨入国际美学领域，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发展的方法策略，在于立足本土语境，对中外审美文化现象共同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性和连贯性阐述，寻找超越东西方的共同美学规律。胡家祥强调，将中国传统人格理想研究的维度应用于现代美学研究，有助于理解美学家的审美观念体系和华夏美学观念的历史流变，使中国美学研究获得一种新的特性。陶礼天、祁海文等人则从微观层面，表述了六朝文艺观、古代“中和论”美育观等对当代美学研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