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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是行为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的统一体。在一个企业里,行为文化、科技文化、生态文化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三者集体表征着一个企业的安全水平,而企业的安全水平则是企业安全文化的物质表现。这其中既有我们最直观的安全文化,也有内涵深刻的安全文化,总之,都反映着企业安全文化的核心内涵。
一、企业安全文化之人文文化内涵
人是一个企业最为宝贵的物质财富,离开人的发展,企业的发展无从谈起,一个不能容纳人的综合发展的企业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在众多的社会责任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人的责任,包括最起码的安全保障和一定的发展需要等,由此构成了企业安全文化的人文内涵。
企业安全文化之人文内涵是企业社会责任在人文领域的表现,它是尊重人的生命的文化,是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只能预防,避免事故的发生,从而保全我们的生命,由此可见,企业安全文化体现着强烈的人文关怀。企业安全文化能弥补安全管理的不足,因为安全文化注重人的观念、道德、态度、情感等深层次的人文因素,通过教育,宣传、奖惩、营造群体氛围等手段,不断提高企业职工的安全修养,改进其安全意识和行为从而使职工从不得不服从管理制度的被动执行状态,转变成主动自觉地按安全要求采取行动,即从“要我安全”转变成“我要安全”。当然,由于安全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因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明显的、根本性的效果。
另外,安全文化的推行,必须建立在完善的安全技术措施和良好的安全管理基础上。
二、企业安全文化之科技文化内涵
企业安全文化是通过器物层向我们直观地传递信息的,在企业内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机器设备、标牌标记等等,这其中无不凝聚着科技的因素。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不会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设备,就没有安全科技;有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用在恰当的地方,就丧失了科技安全,也不会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因此,企业安全文化在科技视野中是以企业科技安全和企业安全科技来体现的。
其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也提高企业科技安全水平。企业科技安全考察企业是否能够抵御国内外同行企业以科技手段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或企图,考察企业科技系统是否不受重大破坏和危害,考察科技能否发挥对企业安全的保障作用。
其二,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可以避免事故,实现本质安全化。企业安全科技主要是指通过科技的发展来解决企业的发展问题,依靠科技进步,推广先进技术和成果,不断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实现生产过程的本质安全化,不断提高生产技术和安全技术水平。
因此,企业要健康持续地发展,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处于不败之地,企业的安全要得到保障必然要发展科技,要弘扬科技文化,由此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在某些方面就是要建设科技文化,科技文化是企业安全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企业安全文化之生态文化内涵
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生态农业发展的直接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选择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式,其决定因素仍然是市场,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源配置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基于这一点,发展生态农业要顺“市”而为。当前发展生态农业的需求已初现端倪。生态农业经营者在面临传统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一般市场风险外,也会面临环境污染的生态风险,特别是他们精心营造生态产品的异质化、策划生态产品的市场细分时,还会面临其他不法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影响。为维护统一的生态环境和市场环境,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首先政府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对农业面源污染提供公共治理服务。其次制定农业安全生产标准,切实加强农业产品质量监管,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监督链条,破解市场主体因“囚徒困境”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三是通过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的标识认证,保护不同级次生态农业品牌,让农业生产通过更加生态的方式而有利可图。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要让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互补而不跨界。从这方面看,生态农业发展应该是多元主体共建的过程。
二、技术与制度的关系
【关键词】网络安全;现状;技术发展
由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互联网的安全问题,互联网中包含了大量的用户信息,会导致出现网络安全问题,这也对人们使用互联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只有认真分析当前网络安全的现状,找到问题的关键,并根据出现的问题找到本质,才能更加有针对性地解决网络安全问题,让广大用户更加安心的使用互联网。
一、网络安全的发展现状分析
1.安全工具的应用缺少相应规定。互联网由于使用范围广的原因会涉及到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这就会产生很多种类的安全工具,但是没有统一专业的管理,这就让网络安全系统中会存在用户滥用的情况。由于种类繁多,系统的安全软件缺乏必要的安全技术作为支撑,会让黑客对这种情况加以利用,破坏网络的安全管理工作[1]。网络安全工具一旦被黑客利用,就会对网络进行攻击,产生巨大的安全隐患。
2.固有的安全漏洞变得日益明显。互联网的安全系统往往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漏洞,这些漏洞中难免会存在设计人员故意操作,为的是以后一旦发生意外,可以更加顺利地进入系统。但是就因为这个漏洞,一些非法的人员,就会充分利用这个黑洞,对系统进行破坏和攻击。更有甚者,破坏者会根据这些漏洞,发现一些链接,不但能够增加网络系统的负荷,在用户再次使用的时候出现“请求超时”的字样,还会通过一些渠道传播这些链接,严重损坏网络的正常使用。
3.网络设备本身存在的安全问题。网络设备自身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一旦被有某些意图的人发现并加以利用,就会严重影响到网络的安全。例如,众所周知,互联网分为有线和无线网络,有线网络相对比无线网络更加容易出现问题,这是因为,黑客可以利用监听线路,以此对信息进行收集,这样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2]。与此同时,通过有线的连接,一旦其中的某一个计算机受到的病毒的袭击,那么会导致整个网络系统变得瘫痪,整个网络都无法再次使用,引发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
二、未来网络安全技术发展的趋势
1.网络安全技术产业链要转变成生态环境。网络技术在最近几年不断发展,并开始进行了跨界合作,这让网络安全技术的概念发生了转变。网络安全技术已经不仅仅是技术产业链,而是在产业链中不断有新的进入者,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寻找更加优秀的开发商和战略合作伙伴。产业价值链在计算机产业和行业融合的大军中,不断成长,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和分化、重新组合,导致价值链有着越来越复杂的结构[3]。由于参与者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现如今已经使用“生态网络”来描绘网络安全技术的产业链。生态环境的生存法则就是:任何环节都是有可能被替换,这将取决于他的整个影响力;此外,生态环境具有很快的发展速度,参与者需要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观察力。
2.网络安全技术优化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网络安全技术的优化过程是长期的,并能够贯穿整个互联网发展的过程。网络优化的步骤是: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进行跟踪,对信息进行测试,分析等,通过对整个网络安全技术进行分析,才能够找到问题的本质,通过改善网络的软件和硬件的配置,能够促使网络的最佳运行模式,高效利用有限的资源。网络优化不断发展,并逐渐朝着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方向发展和进步,出现了人工智能专家,这就打破了原有的思想,通过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更加有效地对机制进行运用,针对网络中存在的问题,网络优化人员能够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3.向大容量网络发展。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原有的数据业务无法满足当今的使用需求,这就对路由器以及交换机的处理能力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未来每过10个月,互联网就能够增长一部的宽带,以此来支持业务的发展需求。网络技术就是朝向大容量网络发展,也可以通过交换硬件,以此来转发引擎,提供了使用的性能。通过使用大容量交换矩阵和网络处理器,都让网络安全得到保证,解决了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这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总而言之,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有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互联网能够传递大量用户的使用信息,网络安全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只要不断进行分析和研究,找到问题的本质,并加强技术的发展,提供更加安全和优质的网络服务。
参考文献
[1]张伟,庞永清.计算机网络安全现状及防治措施研究[J].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2(19)
[关键词] 农药残留 监测 农产品 安全监管 重要性
伴随着热门经济的收入不断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人们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以及营养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更加渴望食用富有营养、优质以及安全的食品,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颁布以及实施食品质量安全法,人们对于自身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识也越来越强,所以,对农产品实施农药残留监测工作已经迫在眉睫。农药已经成为了农业产品中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投入品,更加是一种有毒的化学品,将农药在农田中实施以后,有一部分农药会起到防治病虫害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农药残留物会在食物链里面存在,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生态环境安全以及农产品自身的安全,这也就要求必须要对农药残留进行监测。下面,笔者就浅议农药残留监测对农产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性。
一、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要求实施农药残留监测
近些年来,全世界人们都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公众健康所必须要首要考虑的问题。伴随着当前食品的消费方式逐渐向社会化进行转化,食品的安全事件也有了很大影响,这一影响已经从个体以及家庭逐渐向社会扩大。再加上世界经济不断实施全球化,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也超过了国界,成为了世界性的问题。在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领域起步比较晚,和发达国家相比,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国内,时常会发生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直接危害了消费者自身的身体健康情况。那些例如蜂蜜以及茶叶等出口食品因为农药残留量超标的情况遭到了国外的限制,这已经从本质上影响到了我国经济全面发展,食品质量安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已经引起了各个方面高度的重视。
二、农药残留监测能够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和国际形势需求相互结合已经逐渐降低,对于自身的检测技术也就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农药残留监测技术必须要向速测化、信息共享化、便携化以及高技术化迈进,进行一个系统食品检测机构设置,并且要使这一机构逐渐实现社会化,建立健全一个科学检测质量的保证体系,强化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储备以及人员储备,这样能够从本质上提升我国的农产品检测能力。国务院主张将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的体系,使资质的审批进行严格要求,使农产品质量逐渐转向社会,进而实现了农产品安全监管信息以及农药残留监测信息之间共享,这已经成为了完善以及建立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的根本目标以及措施。对农产品检验检测的资源进行优化以及整合,强化农产品的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完善以及建设,这已经成为了进一步对我国农产品安全监管以及农药残留监测工作的必然要求,更加是我国的农产品安全综合监管工作实现务实的根本渠道。
三、农药残留监测为农产品安全监管提供有力依据
从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经济作物的种植比重已经越来越大,因此,必须要对农产品实施农药残留监测。采用一种标准化的生产方法已经成为了保证我国农产品优质以及农产品安全必要的手段,蔬菜等等作物实施标准化的生产,促进推广科技成果,保证农产品的优质以及安全,进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生态效益最大化以及经济效益最大化。农产品的检验和监测必须要根据我国相关的规定,对食品质量进行评价,判断食品质量的优劣,进而为我国农产品安全监管工作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技术支撑。近些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食品安全事故,究其原因在于农产品中存在农药的残留物,我国农业部门调查表示,我国普遍存在着农药残留量超标的现象,所以,要求人们必须要研究快速、经济以及合理的农药残留监测的技术,将我国农药残留监测的水平提升,强化农药残留监测和控制,进而对农产品安全监管进行保证,从本质上提升农药残留监测的能力,建立一种行之有效的农产品安全监管控制体系,规范农药残留监测的操作方法,提供一个公正、公平、准确以及科学的农药残留监测根据,这已经成为了保证农产品安全性的手段,提升农产品的质量。
四、结语
本文中,笔者主要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要求实施农药残留监测、农药残留监测能够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农药残留监测为农产品安全监管提供有力依据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农药残留监测对农产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侯博,阳检,吴林海. 农药残留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及农户对农药残留的认知与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04).
[2]金志勇,宋佩茹,李强,洪明祥,高岐,袁军喜. 沈阳市主要蔬菜农药残留的调查研究[J]. 农业环境与发展. 2008(02).
关键词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城市开发边界;多规融合;新型城镇化
文/贾滨洋 曾九利 李玫 柏松
科学、有效地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确保合理的生态安全空间,是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年来,为解决我国传统规划中存在的部门为主、综合不足、管理分割、内容重叠、利益冲突、协调难办、导向混乱等问题,国家提出了“多规融合”这一新的规划理念,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总体规划之间协调统一。而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构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与模式,提升城镇发展的水平、质量、效益和宜居层次,建成生态城镇,也是一项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科学、有效地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确保合理的生态安全空间,是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在“经、城、土、环”多规融合的新视角下,特别强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厘清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合理边界。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基本概念
城市开发边界
所谓城市开发边界(Urban Gr-owthBoun dar),通俗而言,是指城市的开发范围。边界的确定,规定着城市开发的空间规模、空间模式和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与容量,是塑造合理城市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空间基础。迄今为止,城市开发边界的相关理论已经被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国家视为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实现精明增长的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在我国早期的城乡规划中,虽然没有关于这一概念的明确表述,但也有许多类似的概念,如“规划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这个规模不仅有数量,也包含了界线的意思)、“城市发展方向”、“三界四区”(图1)等相关概念和内容。
2006年,我国《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6号)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概念,即所谓的城市开发边界;2013年,我国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对城市的开发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由此可见,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已成为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这一全新概念,是为应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而产生的。2014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最小安全距离的概念,并且明确要求“抓紧推进试点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研究提出城市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减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目前,国内外对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学界对此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仍十分薄弱,至今尚无明确的定义。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是为满足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常运转以及环境容量不超载的城市间或城市功能单元间经济社会活动空间间隔的最小距离。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不等于合理的距离,更不是优化距离,而是最低限度应保持的距离。不能保证这个距离,生态系统就可能受危害,生态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图2中两个城市缓冲带( dl+d2)最小的宽度为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即城市开发不能逾越的距离。
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差异
城市开发边界和最小生态安全距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围绕城市的发展空间为主轴来思考的,两者需要在同一城市或城市群中得到体现。但两者有不同的视角、内涵和方法。
第一,两者着眼点不同。城市开发边界重点强调的是“坐标”,是控制和引导城市开发建设的重要规划工具,其主要目标是如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防止城市无序蔓延,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其核心问题是探索城市建设可以延伸到的最大范围(或最远距离),其着眼点重点放在社会经济、人口、行政区划和城市功能分区上。我国现有规划体系中对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主要采用强制性限制为主的思路,即通过设置不可逾越的红线,将各种开发建设行为框定在一定的地理或行政边界范围内,特别是将政府管理核心圈定在固定红线内,避免了城市开发边界向外扩张。例如,城市总体规划严格规定了城市的规划范围、城市的发展规模,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并严格划定“三界四区”等内容,这些规定所表达的城市开发边界的内涵是“只能在规定边界内进行开发”,具有极强的控制性和刚性。又比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样严格设定了一些禁建区和限建区,并且单独对土地的利用和配置做了硬性规定,如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等,其实质仍是将开发用地限定在一定边界内,即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开发边界”。
最小安全距离则是瞄准城市的质量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其着眼点主要放在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宜居、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上。要确保城市生态安全,必须保证城市居民生存安全的环境容量具备最低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系具有最基本的空间保障,对重大生态灾害能有起码的规避空间。总之,划定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就是划定城市生态安全的合理边界,使得城市在保障自身生态环境支撑条件以及对周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不造成威胁的同时,又能够充分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区域性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的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因此最小安全距离着眼于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逾越的界线和城市之间必不可少的安全距离。
第二,研究方法不同。迄今为止,关于城市开发边界的内涵及其相关理论在学界研究较多,但对其划定方法尚无统一认识。总的来说,按照研究思路的不同,划分城市开发边界可分“正向”和“反向”两种模式。前者是目前城市规划中较为流行的方法,以城市为中心,圈定城市拓展所需发展空间,并给出其扩张界线。该方法的技术路线是:首先确定城市人口规模,其次测算总用地规模,最后确定开发边界。“反向”模式通常假设城市的扩张界线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基于此假设,该方法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是以保护城市外围的各类资源为出发点,通过划定“限制和控制类环境要素”进而“倒推”出“城市开发边界”。该方法实质上只划分出了城市中建设行为禁止侵入和有条件进入的地区,类似于规划图的图底关系互换,但就其效果而言,同样可以达到框定城市开发边界的目的。
生态安全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与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系、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环境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虽然大家已经认识到城市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确定对缓解城市之间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其如何界定、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构建怎样的距离测算模型这些方面,学界的理论研究仍然较少,各级政府也缺少相关的实践尝试。从理论上,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应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则与研究方法。
“多规融合”背景下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关系探讨
在“多规融合”的背景下,两者必须结合
多年以来,从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角度,开展城市开发边界的研究十分匮乏,因而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下未能合理划定城市边界,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密集的城市布局以及高强度的污染物集中排放,导致污染物很难在环境中自然净化,环境污染问题已超过其行政边界而呈现出区域性特征。为此,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要控制城市自身建设规模,还必须控制城市与城市间和城市内功能单元间的距离以保障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提出,是为了合理测算和确定城市间的生态安全距离,在提高城市宜居性的同时,为生态修复、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环境污染净化预留空间,其本质是一个“保护”的概念。
综上分析可见,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多规融合”这一新的规划体系中,它们必须相互结合才能起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作用。城市开发边界着眼于解决城市开发具体能到何处,是一个政策设计过程,一个综合性的政策工具包,应通过各部门协作共同实现。而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主要解决城市开发不能到达的问题,它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特点、城市承载力空间分布、城市发展主要限定要素等,强调空间结构的非建设性要素与不适宜开发的区域边界的衔接,有助于实现城市开发边界与自然生态边界的有机结合及可生长空间格局的构建,可促进城市开发边界“多规融合”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多规融合”是一种综合的协调优化导向,是综合利益的优化,会对不同部门的利益进行再分配或调整,融合过程中强调的是综合大局、全局,各专业规划必须在服务大局中摆正各自的地位和定位,寻找合理的协调空间。
城市开发边界需预留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在“多规融合”视角下,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时需预留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即探索城市开发可以达到的最大范围(或最远距离),必须要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到达的区域。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在城市综合承载力下,城市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环境问题不会对周边城市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最小距离,而不仅仅是保证城市自身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距离。
我国将分类打造20个城市群,这些地区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区域。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与环境压力将逐年加大,大气、水、生态等环境问题将随着城市规划扩大和城市的聚集而呈现复合污染态势。从城市的健康发展角度,如何确定城市群的规模、如何合理安排空间布局与空间结构、城市和城市间的距离以及城市功能组团间的距离最少要保持多少都是目前亟待研究的课题。通过研究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厘清城市群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布局,可为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基于“多规融合”的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下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
不论是“正向”还是“反向”的规划模式,以往城市开发边界主要是以城市发展规模确定城市开发的边界坐标。在“多规融合”背景下,从提高城市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尽管我们在考虑城市发展规模的同时也要保障城市生态安全,但其仍然是为确定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坐标”服务的模式之一。
对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而言,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城市内部及城市间的生态安全,并满足生态系统正常运转以及环境污染物稀释扩散的需要。而且,为解决城市“开发”与“保护”的协调统一,研究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还应该包括如何将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融入到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中。因此,针对相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最小安全距离的研究方法也将与规划城市开发边界的研究方法有所区别。在中国城市发展轮廓基本划定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开发边界划分中的“反向”法有机地应用到“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研究方法当中。例如,首先假定城市A与B行政边界处的各项环境监测指标都是安全达标的,然后运用城市生态安全的研究方法反推要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设置的社会经济活动区域和生态核心区域,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并对区域生态特性进行快速评价和分级划定,平衡土地的开发与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科学合理地确定出城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在此基础上,以保障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和保持生态服务水平,实现健康的城镇化发展为目的,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发展边界,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城市普遍面临的土地资源瓶颈、生态环境恶化等城市蔓延问题。与此同时,还要注意采取相应的空间政策和辅助工具来保证城市增长边界功能的发挥,并逐步建立边界线的绩效评价及调控机制,以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