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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班文化;应用与实践
学校的魅力在于它有丰富的智力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校园文化是学校魅力的具体表现,特色的校园文化决定着学校发展的方向和教育内涵。鲁班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工程师之一,也是建筑业的开山鼻祖,他在物理、数学、美学、天文等各类学科上都有不同凡响的造诣,是象征着勤劳、智慧、严谨、专注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鲁班文化也称“木文化”或“石头文化”,与传统的其它文化和而不同,它提倡从细节入手,讲究脚踏实地,注重实践创新,教导人们增强实践学习,将理论联系实际,做到专注认真,追求完美。鲁班文化包含鲁班精神、鲁班品质、鲁班故事、鲁班教育,以及以鲁班为意象的成语格言、标志与符号。鲁班文化催生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武汉市新洲区辛冲街是全国闻名的鲁班镇,高度发达的“石头文化”在这里不仅焕发着时代的光芒,而且点缀着这里的山山水水,辛冲街第二中学就镶嵌在这山水之中。辛冲二中是一所农村初中,多年来,学校坚持把鲁班文化与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有机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了传承鲁班文化,培养新型鲁班人才,学校在总结、凝练的基础上,提出了“鲁班文化引领、社团建设育人”的办学策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不断构建实践活动,将其内化为师生共同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使全体师生高度认同鲁班文化,确立“爱岗敬业为先,劳动教育为基,创新教育为法,效益教育为果”的鲁班文化价值行为规范。
一、思想文化领域
思想是一面旗帜,是一种力量。鲁班思想文化体现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是一种动态表现,体现了学校管理者的价值趋向和执行能力———把鲁班文化融入学校的管理服务体系中,如:办学理念、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的形成与落实。通过“鲁班文化节”“鲁班文化征文”“鲁班文化主题班会”等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搭建展现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使鲁班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不仅产生了积极的濡染、引导和示范作用,而且还有效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生成,从而有效地实现了学校高质育人、创新发展、全面提高的教育目标。
二、物质文化领域
鲁班文化体现在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中是硬件和环境建设,也是鲁班文化物化的表现,更是校园文化的镜头表现。学校致力于把优美的校园环境、宁静的园廊作为各类活动的载体,并寓鲁班文化于其中,不断开拓学生视野,陶冶学生情操。学校科学规划了鲁班文化的空间环境,如鲁班园(观赏园、实践园、科技园)、鲁班文化长廊、鲁班文化墙、鲁班文化音像等校园环境,充分发挥了环境的暗示功能、引领功能和育人功能。
三、活动文化领域
当今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实践环境和舞台,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认识自己,了解社会,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调整自己,缩短自我与现实的时空距离,培养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对此,学校构建了鲁班活动文化系列,如:鲁班人物访谈、走近鲁班等,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当地建筑业的了解,懂得了家长外出打工的辛酸,而且增强了对社会的认同感和自己成长的信心与动力。再如,通过鲁班故事会,对学生进行传承规矩、创新工具、精美建筑、诚信服务的鲁班精神教育,培养学生乐学、善思、笃行的好习惯,让学生做弘扬工匠精神、掌握科学技能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四、文化阵地领域
“以名举实”的认识论和“天有意志”的鬼神观
墨子确认客观存在的真实性,主张“以名举实”。他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2]346“举,告以文名,举彼实也。”[2]349这就是说,客观世界是实实在在的,由这种客观世界的实在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才构成“名”,(概念、观念),“名”是由“实”而获取的。墨子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得到的,进而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梁启超著《墨子学案》,有云:《经》“知,材也。”(《经说》),“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即指思维的神经系统)《经》“慮,求也。”(《经说》),“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齯。”(即指思维)。《经》“知,接也。”(《经说》),“知也者,以其知道物而能齯之,若见。”(即指客观的反映)《经》“忽,明也。”(《经说》),“忽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3]3215(即指认识事物)认识事物的4个要素:感官、思维、感觉、推理,作为不可或缺的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墨子以重实为条件来认识客观世界。他主张耳闻不如目见,目见不如亲自动手实践。他强调“以察知耳目之实”为“察知有与无之道”[2]252。然而墨子何以从“以实举名”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又跳到了“天有意志”的“天命”论呢?他不过是将自己的意志说成“天”的意志。他说自己的意志,是完全符合天的意志的。他自己说:“子墨子之有天之意。”[2]234“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2]221“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2]234孔子否认鬼神,墨子则坚信鬼神的存在。墨子的“天志”,即天老爷之意志,亦即“天下之明法”,是他的规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賊,必得罚。”[2]217“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2]251墨子一方面重实际,一方面又把“天志”、鬼神当作信条,这是怎么统一于他的学说中的呢?原来墨子认为:“今若使天下之人,皆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2]251他是为了借宗教鬼神当作推行他政治主张之万能的工具。故他说:“当若鬼神之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2]266在他看来,这样去扩大宗教的作用,将宗教的作用现实化,就可以取得人民大众的服依。墨子为实现其政治改革运动,组织了一个宗教团体。一方面宣传教义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另一方面借籍其教义去训练信徒,“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去履行教义。《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1]1204在当时,墨家学派人数众多,多具社会活动能力。《墨子•公输篇》说:“臣之弟子禽滑离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2]472《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4]155由此可见,墨家学派的势力及其社会活动的能量是很大的,支配了当时社会的一面。墨子信徒的坚定性、纪律性、实践性及其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尔后都存于中国农民乃至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构成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兼相爱”、“交相利”和“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
墨子主张兼爱、非政、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天命、节用、节葬等,同儒学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学术思想的论争。在当时几乎有压倒儒家的优势。墨子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对孔子主张的封建等级制度给予否定,明确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学说。墨子主张“爱无差等”,“兼以易别”。故他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2]125墨子认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别”乃万恶之源,要“兼以易别”,只有“兼爱”,方能使天下大利。故说:“兼以易别„„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别’之所生,天下之大害也。”[2]137墨子主张“兼相爱”与“交相利”是结合在一起的。他重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他提出,人与人之间只有在“交相利”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无差等”的相爱,平等兼爱的社会才能实现。故说:“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2]122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社会是不难实现的,他反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主张人人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人人都应有平等的享受劳动成果的权利;他反对贵族的奢侈,也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提倡社会生活的节俭。墨子在他所处的时代,看到大变革中农民的痛苦,除苛金赋税劳役之外,还有各国之间的战争,因此他提出了“非攻”的政治主张。“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2]401墨子抨击当时各国之战争不仅给物质生产资料以巨大的破坏,而且摧残社会劳动力,是全社会的最大危害。在《墨子•非攻上》中,他的弟子宋研曾以“非攻”之说去游说,而罢秦楚之兵。为着实现他的“非攻”理论,墨子和他的弟子还动手制造了不少军事器械,这种军事器械对防止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墨子为了止楚攻宋,行十日十夜而至郢,见公输盘,通过论辩和攻防的模拟对演,战胜了公输盘,说服了楚王,化解了楚攻宋的一场战争。有史料记载:墨子“用咫尺元木”做成了挡车轮子的车横木,能载重三十石行走远路。他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制造了守城器械,在楚王面前,同公输般表演了一场防止用云梯攻城的战斗,一连击退了公输盘先后使用9种办法的进攻,迫使楚王放弃了攻宋的念头。墨子的政治学说,除了“兼爱”、“非攻”之外,还主要表现在“尚贤”和“尚同”的主张之中。所谓“尚贤”,就是要崇尚贤才。墨子认为“尚贤”乃“为政之本”。“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2]49墨子一面反对封建宗法世袭制,一面主张由贤能来掌握政权。墨子认为封建宗法世袭制使“民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2]66墨子主张:“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乱而得治者。故古圣王以尚贤使能为政而取法于天。虽天亦不别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2]66-67墨子进一步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2]52“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服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2]52由是可见,墨子之贤能政治学说,乃一种打破身分界限限制,包括“农与工肆之人”的民主平等政治学说,在他看来,“天子为天下之仁人”,当由万民选举而立。墨子主张,理想中的“贤人”、“仁人”、“天子”并非脱离生产劳动的“治人者”,而是要和其他社会成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庄子•天下》中有言曰:“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5]863在墨子《尚贤》、《尚同》的政治学说中有其闪光的智慧。第一,“天子”与“万民”皆是平等的,政治上平等相处。只要你是“仁人”、“圣人”,不问你是农民还是工匠,都有可以被选为“天子”的平等机会;第二,“天子”不是世袭的,不是等级制的产物,而应由“万民”来公选。第三,凡是有才能的人,天子皆有举的义务。他说:“是故昔者尧之举舜也,汤之举伊尹也,武丁之举傅说也,岂以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谋,行其道,上可以利天,中可以利鬼,下可以利人。”[2]77墨子在《鲁问》中陈述了他关于政治学说的十大主张:“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谣辟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2]459其十大政治主张的核心是兼爱。墨子的政治学说在两千多年前的社会大变革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诉求,适应了时代潮流之需要。在其政治学说体系中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兼相爱、交相利”,提出了“非攻”,提出了“尚贤”、“尚同”等思想,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些思想直到21世纪仍有启迪作用。环顾当今的世界,看看中国今日之现实,要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中华”,难道不可以从墨子的政治学说中吸取有益的政治智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