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与建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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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文化与建筑精神范文第1篇

关键词：地域文化精神，建筑性格，历史

现代建筑中“以人为本”已逝去，过多地去讨论功能空间人性化也已成了多余，因为这些东西在浪滔之后已经深深赋予建筑本身。中国加入世贸后，给建筑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地域化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1地域文化精神

1．1地域文化的内涵

尔今，在当代建筑理论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莫过于“地域性”和“文化性”，其实简单地说这两者本身就是统一的概念，本不需要将它割裂开来分析又分析。一句话，地域差异只谈文化差异。在特定的地域气候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是多元化的，是符合当时当地民族特性的，因此，长期以来，必然形成特定地域的特定文化，这样的结果就会产生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在生活方式、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上是不尽相同的，建筑文化也是普遍遵循这个规律的。

1．2地域文化的外延

既是文化就会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地域文化也是如此，看不见摸不着，又实实在在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本身具有抽象性，因此，人们只能去理解它，体会它。

从更深层来谈，“文化”是为人们所接受且深深影响着人们行为的，单就广泛的人群而言，建筑审美也会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为什么有些建筑是“公认”优秀的，这不仅仅靠建筑界人士就可以评判定位，最主要的还靠群众，尤其是那些每天抬头可看见或者与之密切联系的人们。

有人不禁会问：那他们对其有何标准呢?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种审美观念，一种不是与生俱来但又需要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的精神，会“指引”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另一方面，建筑是服务于群众的，因此，优秀的建筑必然需要与“人群”产生共鸣，能够在精神上引起他们的感悟，激发他们一tL,灵深处的情感。因此，优秀的建筑同样应该具备一种地域文化精神。这就是地域文化外延，既存在于人们心底，又表达在建筑中的一种精神。

2建筑性格

通常在谈论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说他是否有性格，有怎样的性格，或腼腆或大方，或开朗或沉闷。建筑也同样具有人的这些特征，或富有情感，或冷若冰霜。

建筑性格与建筑个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建筑个性是讲求另类，构思新颖大胆，而建筑性格主要是说它内在的本质，有内涵、有品质，能够给人亲切感和深厚韵味的。然而这些正是当代身边建筑最缺乏的东西。

对于每个建筑作品，当他能够完整地实现矗立在你眼前的时候，它就可以拥有语言了，与周围的人群产生交流，是否能为人们所认可接受，那就看它的性格是否与人们的性格一致。

3地域文化精神与建筑性格

3．1感悟

中国的木构架的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在世人堪称是神化，而延续到今天，它却成了在众多建筑师看来是“落后产物”的敷生物种而妄自菲薄起来。更有些建筑师以为拼凑几个天井盖几个大屋顶就使建筑具有了民族性、地域性。这些简单、庸俗的东西，就这样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很熟悉的日本文化，它的发展多是借鉴于中国，作为代表其建筑特点的“神化”建筑，以木构架和两坡悬山为特征，具有洗练简约的优雅的洒脱；再看日本的“枯山水坪庭”，也是将中国禅宗和中国造园艺术精神揉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上海金茂大厦是美国人设计的，汲取了中国古塔的神韵，不是简单的模仿，没有玻璃瓦，没有风铃但整个建筑却十分具有中国文化的神韵。

所有这些例子，都足以使那些标榜“地域性”、“文化性”的仿古或复古建筑相形见拙。

3．2呼唤

经济全球化带来巨大经济财富，同时也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文化财富。西方文化的渗透和WTO的加入，外来的建筑文化更是充斥着整个建筑市场，“国家歌剧院”、“国家电视台”、“鸟巢体育中心”，以北京为首的，本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现在竟成了国外“知名”建筑师们的试验基地与练兵场。不禁会问，我国的本土建筑师哪去了?

其实就在身边，在低头，在沉默，殊不知还是这块土地，还是这些文化，就是无限智慧与力量的源泉，也正是抵制这些外来不良文化的有力武器，也正是发扬光大中华优秀文化的最佳时机。然而还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只因为他们身上缺少了一样东西、一种精神——地域文化精神。

建筑文化与建筑精神范文第2篇

唐长安城是唐朝的国都①，是唐长安文化的重要载体与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唐朝国家意志的象征，长安城是唐代审美理想物化形态的典范，也是唐诗创作重要的人文环境。唐诗不仅承载着长安城的建筑思想与审美文化，也是不断充实、拓展长安城文化内涵的艺术形式。正是在承载与拓展的过程中，在与周边文化地理环境、都城建筑群体的交流互动中，诗人的创作心态日益成熟，诗歌的审美文化内涵日趋丰富，并呈现出丰富多元的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

【关键词】 文化地理 长安城 唐诗 审美 境界

唐长安城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美学典范。作为唐代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长安城建筑对于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关中地区的地理形胜，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之建筑格局以及内在的建筑语言，长安城与终南山的关系等，都是促使唐诗审美与文化内涵走向成熟的重要因素。同时，唐代诗歌对唐长安城以及关中地区的抒写歌咏，也不断丰富、深化着长安城乃至长安文化的整体内涵，并因此成为唐长安城建筑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推动长安城建筑美学走向延伸与发展。

一、长安城的文化地理内涵与

唐诗审美理想的表达

杜甫诗云：“秦中自古帝王州。”（《秋兴》之六，《全唐诗》卷二三〇）②隋唐以前，曾有十一个王朝先后在关中立都③，这里是所谓“世统屡更，累起相袭，神灵所储”的“帝王之宅”④。郑樵《通志略·都邑略第一·都邑序》称：“建邦设都，皆凭险阻。山川者，天之险阻也。城池者，人之险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⑤关中地区南背秦岭，北对北山，又有潼关诸塞环绕周边，“潏滈经其南，泾渭绕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涝合其右”⑥；“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⑦。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在古代地缘政治角逐中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

不仅如此，关中地区还便于繁衍民生，养殖五谷，具有突出的经济地理优势，所谓：“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⑧就微观地理环境而言，关中地区也非常适宜建造都城。关中平原由北而南大体分为三个地理单元：第一个从渭滨至龙首原，第二个从龙首原至少陵原，第三个从少陵原至秦岭。第一与第三单元均不利于建造都城⑨。第二单元东西近20公里，南北10余公里，高坡洼地交错且略有起伏，呈现出波澜壮阔又回旋变换的地理风貌，都城设计者有可能在平塬坡谷间寻求最大限度的拓展与纵深——唐长安城广大的面积已充分地诠释了这一特点⑩。

可见，唐长安城所处关中地区，具有两个突出的地理特点：一是雄奇险峻，易守难攻；二是险峻中尚有开阔肥沃的平原地带。前者以军事地理优势呈现君临天下的雄健壮美，后者以经济地理优势呈现养育苍生的舒展优美。它们与关中建都历史构成唐长安城独特的文化地理内涵，对唐诗审美形态与审美境界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唐太宗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帝京篇》十首其一，《全唐诗》卷一）表面来看，它似乎是南朝张正见《帝王所居篇》的余绪。然而，历仕梁、陈的张正见不可能见识京洛都城的现实景象与气象。《帝王所居篇》依靠传统的语汇、陈旧的意象组织京都诗赋题材，但其创作动力依然未脱宫体诗的窠臼。《帝京篇》则不同，统领它的不再是魏晋、南朝以来陈陈相因的宫廷咏物习气，而是新兴王朝崭新的政治观、历史观与文艺观：“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故述帝京篇，以名雅志云尔。”（《帝京篇·序》，《全唐诗》卷一）

显然，真正主宰、驱动《帝京篇》内在激情的并不是《帝王所居篇》这一类作品，而是漫游丰镐的慷慨情怀，驰心尧舜的哲思雅志。诗中的长安城不仅是太宗“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帝京篇·序》）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实践“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帝京篇·序》）的政治舞台。因此，《帝京篇》所呈现的是秦川函谷的雄奇地貌、帝宅皇居的壮美景观与文治武功的理想情怀汇聚而成的英雄主义崇高感。这与其说是美的境界，倒不如说是善的光辉，是借助长安城的地理、建筑形胜，对唐朝政教文治思想的阐发与表达。

与太宗诗中的雄奇壮美相比，唐玄宗与贺知章的诗作形成一种强烈的美学对照与和谐补充：“太华见重岩，终南分叠嶂。郊原纷绮错，参差多异状。”（唐玄宗《春台望》，《全唐诗》卷三）“神皋类观赏，帝里如悬镜。缭绕八川浮，岧峣双阙映。”（贺知章《奉和御制春台望》，《全唐诗》卷一一二）它们无意表现山川田园的纯美意境，而是再现沃野良田的丰饶富足。它唤起我们对关中平原辽远开阔的审美想象，但驱动想象的并不是孤芳自赏的隐士情怀，而是孕育苍生万物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是殷实丰厚的关中土地。可见，关中平原之美的基础在于养育之善，它与太宗诗的政教之善相呼应，形成关中文化地理风貌的另一类审美形态。

如果说唐太宗、玄宗、贺知章等人更多是借助长安表达政治家的德政、善政理想，那么，卢照邻与骆宾王的全景式描述则更加细致深入，也更富于文学与审美的气质：“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皇居帝里殽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这两首诗最大的特点在于：以长安城地理环境以及建筑格局为间架结构，以长安城的宫廷、市井风情为主要内容，以长安城的荣枯兴衰为基本格调，表现出有别于传统都城题材的新的审美态度与审美理想：它是一种活泼新鲜的生活，一种真实健朗的情感，一种盛衰无常的警觉与幻灭。诗中确实还有宫体诗的残影，但卢、骆的创作毕竟完成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

长安城显然是表达这情感、欲望与幻灭的典型意象。在初唐人眼中，魏晋南北朝的漫长历史似乎都可透过长安城的古今兴衰表现出来。卢、骆诗中的长安城是见证历史文化命运的传统意象，它蓬勃的气象与格局也是唐士人突破门阀垄断、积极参预政治的美学象征。诗人一面沉醉于富艳景象，一面叹息贵贱无常；一面渴望融入贵戚行列，一面又要求人格的独立。这种两难的境地导致结尾转向对都城生活的质疑甚至否定。但全诗的主题并不是患得患失的隐忧，而是长安城的壮大、繁华以及诗人对这一切的独立思考。它的本质是“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所以，“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他代表着上升中的世俗士人阶层的态度与理想。因此，卢、骆的诗作不仅是唐太宗《帝京篇》的延伸与扩展，也是唐朝时代精神的文学象征。而唐长安城建筑的新基址、新格局、新观念便是支撑这时代精神的文化地理因素。

二、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与唐诗的多元审美形态

关中地理形胜的特点是高峻中有开阔的伸展，唐长安城也因此显示出不同于前代都城的布局特点。

《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城制度》载：“（隋文帝）自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始诏规建制度。三年正月十五日，又诏用其月十八日移入新邑。所司依式先筑宫城，次筑皇城，亦曰子城，次筑外郭城。”《京城·再筑京兆城》载：“诏宇文恺，则建大兴城，先修宫城，以安帝居，次筑子城，以安百官，置台、省、寺、卫，不与民同居，又筑外郭京城一百一十坊两市，以处百姓。”长安城按照宫城—皇城—外郭城顺序依次建造，宫城位于全城正北，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

对于宫城居郭之西而市在郭北的传统都城制度而言，坐北朝南的格局是个重大突破。它使宫城雄踞龙首原高坡，造成独尊全城的气势。它符合天子据北而立，面南而治的儒家礼治思想，也是朝廷举行元旦大朝会的实际需要。长安城还一改“城”、“郭”混居的旧制，在宫城之南专建皇城设置行政衙署，并大大扩展外郭城面积，明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界限与职能，形成北拥宫城，南临皇城，以南北向中轴线为准东西对称的棋盘式整体格局。作为唐诗创作最重要的基地与人文环境之一，唐长安城的建筑布局影响着唐代诗歌的艺术结构与审美形态。如袁朗所作《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以下简称《望京邑》）：

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

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

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

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珮含早风，华蝉曜朝日……

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

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全唐诗》卷三）

袁朗家族本为江左世胄，陈亡而徙居关中。《望京邑》开篇借关中的雄强形胜称誉此地帝业隆兴，进而形容宫城佳气葱笼。从“万国朝前殿”开始，全诗重心由宫城推向皇城，渲染君臣议政的端庄肃穆。从“逶迤万雉列”以下数句则从皇城推向外郭城，展开活跃的市井生活画卷。

与唐太宗、卢、骆的《帝京篇》相比，《望京邑》具有独特的审美与文化内涵：（一）它以宫城—皇城—外郭城建筑格局作为构思全诗的框架，呈现出逐层推进、渐次开阔、错落有致的艺术结构。如果说长安城是一首凝固的诗，那么《望京邑》则是由长安城的建筑语言建造的诗化长安城；（二）作者依据宫城、皇城、外郭城的方位、功能，依次描绘其建筑风貌及人文内涵，从而在整首诗中营造出多层次的审美形态，呈现出丰富的审美境界；（三）它借助唐代真实之长安而非陈旧的都城题材，创造出一个新的审美空间，其语言、意象虽然还残留着宫体诗的气息，但它的艺术结构、审美趣味却代表着时代的美学理想。

类似艺术结构与审美境界的诗还有不少。如：“四郊秦汉国，八水帝王都。阊阖雄里，城阙壮规模。”（李显《登骊山高顶寓目》，《全唐诗》卷二）“秦地平如掌，层城入云汉。楼阁九衢春，车马千门旦。”（沈佺期《长安道》，《全唐诗》卷九五）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由宫城高峻的龙首地势起笔，接着渲染皇居帝宅的壮美，再由皇城推及辽远的外郭城与郊野，由此形成一个开阔而整饬的审美空间——雄阔的地貌，错落的层城，尊贵的君臣，欢乐的百姓，它们表现出政治的和谐秩序，长安的和谐建筑，诗歌的和谐美感，其核心则在于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和谐。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皇城则是仅次于宫城的第二重城。它北仰宫城，南俯外郭，是百官理政的中央衙署。其建筑格局不仅便于拱卫宫城，也便于君臣处理政务。

皇城与百官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也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岑参《和刑部成员外秋夜寓直寄台省知己》云：“列宿光三署，仙郎直五霄……长乐钟应近，明光漏不遥……笔为题诗点，灯缘起草挑……微才喜同舍，何幸忽闻《韶》。”（《全唐诗》卷二〇一）按《唐两京城坊考》，刑部署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尚书省都堂西面第二行。岑诗首二句叙省中寓直，又二句言刑部迫近宫城。玩其诗意乃称誉圣上体恤礼遇郎官。“笔为”二句描述郎官的日常工作生活，最后二句表达幸蒙擢拔、忝列朝官的圆满心态。全诗语调平静，诗境祥和，透露出恭顺谨肃的生活气息。

再如苏颋《奉和崔尚书赠大理陆卿鸿胪刘卿见示之作》（《全唐诗》卷七四），诗云：“省中何赫奕，庭际满芳菲。”指吏部所属之尚书省位于皇城第三横街南承天门街东。吏部官署位于尚书省都堂以东，大理寺官署位于皇城第四横街北，故次二句云：“吏部端清鉴，丞郎肃紫机。”鸿胪寺位于皇城以南朱雀门内，绿槐葱茏，故又二句云：“北寺邻玄阙，南城写翠微。”全诗融吏部、大理、鸿胪三官署之功能、方位于典丽平和的诗情中，达到“参差交隐见，仿佛接光辉”的美学效果，并传达出“宾序尝柔德，刑孚已霁威”的德刑兼用之儒家治国理念。

这一类诗语言典雅精致，布局井然有序，情感平稳祥和。这与诗人的郎官府吏身份，与皇城的职能、环境，与其官舍整饬、外邻宫城的布局有关，同时又是规范的政治生活反映：“朝日……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莅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

繁缛隆重的早朝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情感的重要寄托：“肃肃皆鹓鹭，济济盛簪绅。”（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〇）“逾沙纷在列，执玉俨相趋。”（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全唐诗》卷三三）“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里展开了另一个美的天地，一种祥和、秩序的氛围，它传递出农业文明安宁、稳健的生活节奏与韵律，反映了唐士人饱满安谧的社会心态。它与皇城肃穆整饬的建筑语言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端庄、典丽的诗美境界。

就是这同一类诗题，也会呈现出多元的美学风貌：“万国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祖席倾三省，褰帷向九州。”（王维《奉和圣制暮春送朝集使归郡应制》，《全唐诗》卷一二七）“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声教溢四海，朝宗引百川。”（魏徵《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全唐诗》卷三一）与刚才的祥和端庄不同，这里洋溢着万国朝宗的骄傲与壮美。其实，虔诚热烈的礼拜与谨肃恭顺的寓直本来就是唐长安政治生活的两个侧面，祥和精巧与恢弘洒脱本来也是皇城建筑美学的两种风貌，它们统一在丰富多元的长安文化中，成为支撑唐诗多元审美形态与情感个性的人文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宫城、皇城建筑美学对唐诗的诸多影响，与唐长安城的建筑理念有直接关系。如前所述，关中地区高坡与洼地交错起伏，其中横亘着东西走向的六条高坡。如何处置这六条高坡并突出宫城、皇城的位置，成为建造长安城的一大难题。宇文恺解决难题的理论工具便是《周易》乾卦理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宇文恺将六条高坡看作上天设在长安城基址的六条乾卦爻辞，每条高坡上的建筑都能在乾卦中获得理论解释与归宿。

《周易·上经·乾卦》云：“……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六爻的本质在于演示天道人事的盛衰规律。将六爻比作六条巨龙，象征乾卦在变化中孕育飞龙翔天的强健力量，而这正是隋初帝王君临天下的精神写照，也是隋文帝君臣营造大兴城的真实意图。宇文恺以乾卦作为隋大兴城营构的理论基点，用意可谓深远。

宫城是长安城的核心。既然“九二”是“‘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周易·上经·乾卦》）象征真龙天子的出现，宫城就该建在“九二”高坡即龙首原的最高处。政府衙署是行政中心，应建在紧邻“九二”高坡的“九三”高坡上：“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周易·上经·乾卦》）这爻辞是对忠肃辅政之百官的最佳描述，而百官寓直皇城的恭顺氛围，早朝、寓直诗的秩序与规范之美，也正是通过“九三”爻辞的深层内涵获得了与长安城建筑文化内在的联系。

三、长安城的建筑美学与

唐诗胜景的形成

宫城、皇城是唐长安城的核心，外郭城则是长安城的主体，是百姓的生活区域。它的建筑布局有两个特点：（一）由于处在开阔舒缓的小平原，因而得以建成宽敞整齐对称的街衢里坊，展现出宽阔和谐的审美景观；（二）由于坡地起伏造成局部地理环境不和谐，需要修整改造部分洼地、高坡，使长安外郭城的整体布局趋于和谐完善。

宋人吕大防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亦一代精制也。”长安外郭城共有东西向十四条大街，南北向十一条大街，它们笔直宽敞，彼此平行又相互交错，将外郭城划分为一百余坊，呈现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全唐诗》卷四四八）的网状建筑布局。坊里则是封闭式方形布局，四周环筑坊墙，这固然有“逋亡奸伪，无所容足”的安全实用功能；同时，环环套筑、往复相连的坊墙与平直如弦的宫墙、街衢，也营造出稳固简约、单纯明快的美感氛围。人们在方正如一的宫墙、城墙、坊墙、街衢中行走，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大唐长安的审美理想，都在外郭城这平整、开阔、简明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南陌北堂连百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卢照邻《长安古意》），《全唐诗》卷四一）“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骆宾王《帝京篇》，《全唐诗》卷七七）

除了坊里街衢，名胜景区也是外郭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们的设计更见出宇文恺的独运匠心，也更能体会长安外郭城地理风貌与唐诗审美意境的微妙关系。曲江池是唐长安城的风景名胜，造就了不少的名篇佳句。如：“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杜甫《曲江对酒》，《全唐诗》卷二二五）“更到无花最深处，玉楼金殿影参差”（卢纶《曲江春望》，《全唐诗》卷二七九）等等。其实，曲江最初并非名胜，只是经由宇文恺的精心设计，始得大放异彩。前文曾述，宇文恺巧妙利用高坡地形，突出宫城、皇城位置，并使局部建筑之间和谐统一。高坡的设计如是，坡间洼地也需精心规划方能化丑为美。曲江本是少陵原上的洼地，好似高坡上的疤痕。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因地制宜开凿成人工湖供百姓游览。从玄宗开元年起，朝廷不断扩建曲江池，以致“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进士关宴，常寄其间”。

在洼地修筑楼阁固然有助于宴游观赏，同时对凹陷地区也是一种地理补偿，并借此达到长安城整体和谐的美学效果——这正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一个重要建筑美学原则：“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屹立在长安西南低洼处的木塔，与周边的高大建筑竞丽争辉，弥补了地形上的缺陷，也给诗人俯瞰渭川南山提供了崭新的审美视角：“半空跻宝塔，晴望尽京华。竹绕渭川遍，山连上苑斜。”（孟浩然《登总持寺浮图》，《全唐诗》卷一六〇）“高阁逼诸天，登临近日边……槛外低秦岭，窗中小渭川。”（岑参《登总持阁》，《全唐诗》卷二〇〇）

其实，即便同样是高坡，设计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九五”高坡乐游原虽然高于“九二”高坡龙首原，却无缘成为宫城、皇城基址，只能化为长安城的一道风景。因为按照宇文恺的设计理论，乐游原这条高坡对应《周易》乾卦中“九五：飞龙在天”的卦辞：“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于是，宇文恺索性因势利导，将其供给京城士女游乐之用：“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赏祓禊。”

登上乐游原，诗人的目光驰骋开去，思接千载，神游万境，将繁华的长安生活，庄严的皇城宫掖同悠远深沉的秦汉故事融通一气，使本来就浑厚爽豁的乐游原更加雄伟、壮阔：“高原出东城，郁郁见咸阳。上有千载事，乃自汉宣皇……歌吹喧万井，车马塞康庄。”（韦应物《登乐游庙作》，《全唐诗》卷一九二）这雄浑健举的诗风，固然得益于健朗的时代风会，而乐游原高屋建瓴的地理形胜也是催化诗心、诗风生成的重要因素。

乐游原还有另一番卓荦不群的气象。在《青龙寺昙璧上人兄院集》中，王维写道：“眇眇孤烟起，芊芊远树齐……眼界今无染，心空安可迷。”（《全唐诗》卷一二七）与宏阔的《登乐游庙作》相比，这里弥漫着超然达观的散淡清妙。也许由于乐游原偏处东南一隅，远离宫苑且多有寺观，此地的坊里宅院也便拥有了超逸清远的气质：“不觅他人爱，惟将自性便。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迹慕青门隐，名惭紫禁仙。”（白居易《新昌新居书事四十韵，因寄元郎中、张博士》，《全唐诗》卷四四二）这是“穷则独善其身”的典型表白，其中不免有“省史嫌坊远”、“鬓发各苍然”的落寞无奈，但在远离宫苑、百司的新昌坊，这样的表白似乎更凸显了中唐士人行藏出处的两难境遇。沉默的新昌新居不仅因此浸染了浓厚的人文情怀，也成为诗人表达思绪最适宜的地理语境，并进而促使这表达更具有思想的深度与审美的感染力。曲江池与乐游原，由长安城的地理缺陷而成为长安城与唐诗中的胜景，进而成为长安城自然地理、人文景观与诗美境界和谐交融的代表。在这一转化的历程中，曲江池与乐游原不断走向人文意义的纵深，唐诗清新健朗的美学风神便借由江山之助力逐渐得以形成。

四、唐诗的都城意象与长安城文化内涵的拓展

诗歌艺术与表现对象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地理形胜与建筑格局影响着诗美境界的生成，而诗歌创作一经完成，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唐诗也必将影响到长安城审美、文化内涵的拓展与深化。比如，唐诗对长安城历史文化的多元表现，就形成了多层次的诗歌美学风貌——这里有天人相应的宇宙境界：“凭崖望咸阳，宫阙罗北极。”（李白《君子有所思行》，《全唐诗》卷一）有万方乐奏的神圣朝歌：“酆镐谁将敌，横汾未可方。”（宋若宪《奉和御制麟德殿宴百官》，《全唐诗》卷七）有天子蒙恩的傲然荣耀：“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李白《东武吟》，《全唐诗》卷一）有旌旆逶迤的浩荡军威：“陇路起丰镐，关云随旆旌。”（储光羲《哥舒大夫颂德》，《全唐诗》卷一三七）也有潇洒健朗的游侠气质：“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王维《少年行》其一，《全唐诗》卷一二八）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交叉、并列甚至替代使用丰镐、咸阳、长安等都城意象。这些意象有时代表唐都长安，有时并不确指某一座具体的都城，而是借用这些历史跨度很大的都城意象表达一种帝都与帝王的气象。事实上，周之丰镐、秦之咸阳，汉唐长安四座都城及其周边区域，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关中地域文化为基础，以都城文化为核心的传统内涵深厚的古都文化圈。帝都与帝王气象其实就是这个文化圈所特有的文化个性。

但我们发现，精确的史学、地理学概念有时很难表达人们对帝都、帝王气象的细微体验，更难以替代诗歌艺术在情感深处引发的历史共鸣。这种共鸣也许很难再现历史的细节，却足以激发人们对帝都与帝王气象的历史情怀。的确，在唐诗的召唤下，人们更容易将关中长安雄浑的地貌、雄伟的建筑、深邃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情感、命运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并不强调人地关系的科学性，而更关注人与自然、建筑的思想共鸣与情感交流，它所点燃的恰恰是冷静的史学、地理学难以触及的审美空间，这也正是唐诗扮演的角色。在诗人的抒情歌咏中，长安城的历史传统被赋予浓厚的审美意味，宏伟坚实的建筑在诗美的创造中展现丰厚的人文内涵，这就是唐诗吟咏长安城的美学意义。

事实上，唐代诗人正是借助“北阙”、“南山”等诗歌意象，在长安城与终南山之间构筑起一座更辽阔的“长安城”，并在这个更丰富的审美空间中完成对长安城的美学阐释。唐诗中的“北阙”、“南山”意象有多种内涵。在“北阙千门外，南山午谷西”（杜牧《朱坡》，《全唐诗》卷五二一）中，“北阙”指拱卫大明宫含元殿的翔鸾、栖凤二阙，南山指终南山脉。“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杜牧《赠终南兰若僧》，《全唐诗》卷五二四）则将这对意象组合成一个词组，作为长安乃至唐王朝的代名词。在多数诗中，“北阙”、“南山”用不同的意象形式象征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北阙临仙槛，南山送寿杯。”（赵彦昭《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侍宴应制同用开字》，《全唐诗》卷一〇三）“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全唐诗》卷一六〇）“丹殿据龙首，崔嵬对南山。寒生千门里，日照双阙间。”（韦应物《观早朝》，《全唐诗》卷一九二）在这里，翔鸾、栖凤双阙不再是拱卫含元殿的臣属建筑，而成为长安城的象征；终南山也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化作拱卫长安城的“双阙”：“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阙峨峨连翠云。”（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全唐诗》卷九六）“飞阁极层台，终南此路回。山形朝阙去，河势抱关来。”（许浑《行次潼关题驿后轩》，《全唐诗》卷五二八）

这些诗篇以浪漫的想象、开阔的视野将龙首北阙与连绵终南联系在一起。它突破建筑构造的现实局限，将都城的外延一直扩展到终南山脉，使现实之长安城及其皇权意志从有限的人文建筑延伸向无限的自然时空，传递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建筑文化意旨。使人间皇权与自然天阙在诗歌的吟咏中声息相通，从而使这座宏伟的“大长安城”跃然纸上——这是一座唐诗造就的长安城，一个唐诗开拓的新的审美空间，是现实长安城建筑美学、艺术审美的延伸与拓展。

当然，诗人们对“大长安城”的审美想象与创造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根植于古代都城深厚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大长安城”的文学创造中，“阙”的建筑文化内涵至为关键。作为一种拱卫宫门的建筑形态，阙本来源于帝王示礼布政的礼制，也与北朝汉人的坞堡生活有关。翔鸾、栖凤双阙因此具有礼教、军事的双重功能。它们通过飞廊与含元殿组成“凹”字结构，连同东西两侧的系列建筑群，将含元殿拱卫在中心，造成一种高山仰止的瞻望视角，给拜谒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阙而为翼；环阿阁以周墀，象龙行之曲直。”（李华《含元殿赋》）

这种阙楼拱卫向心正殿的建筑格局遍布整个大明宫乃至长安城：中书省、门下省等行政衙署拱卫朝向宣政殿；翰林院、学士院等议政衙署拱卫朝向紫宸殿等中轴线建筑群；而外郭城则拱卫朝向皇城，皇城拱卫朝向宫城……其实，拱卫向心的建筑语言也体现在整个关中地区。作为人文之阙内涵的延伸，“天成之阙”是古代都城建筑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三辅黄图·秦宫》载：“始皇广具宫，规恢三百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些环绕宫城的庞大山系是宫城的天设之阙。它体现了古代都城依山面水的传统格局，显示出大一统王朝治达天人的恢弘气魄。

这正是唐代诗人借助诗歌之美创造“大长安城”的文化基础，也是唐诗与长安城建筑相互默契的思想根源——通过“北阙”、“南山”意象，我们得以描述长安城及其地理环境的文化特征，得以揭示都城建筑与诗歌表现的象征意义；同时，唐代诗人的创作心态及其诗歌品质，又在与长安城建筑、地理格局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得以生成并不断走向成熟。

唐长安城建筑与唐代诗歌的关系，再次印证了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真理：艺术的审美与创造来源于对生活不断的发现、提升当中。生活之所以能持续保持创新的活力与持久的魅力，就在于我们不断给它注入新鲜的血液，这血液就是我们对生活、对未来的理想与希望。而文学创造及其审美意境不仅是滋养理想与希望的血液，也是我们所期待达到的永恒不朽的精神境界。关中、长安的历史文化是丰富深化唐诗审美、文化内涵的重要因素，而唐诗对关中、长安历史文化的再现、表现与诗化，也使关中、长安焕发更多的人文光彩、思想光辉与情感光华。关中与长安的历史并不是从唐诗开始，但唐诗的介入，为关中、长安的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塑造了关中、长安新的历史、新的形象。

其实，关中、长安的文学塑造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周秦以来的丰镐、咸阳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秦汉以后文学中的丰镐、咸阳，大多是建立在文献与遗址基础上的文学想象，所抒发的也多是历史怀古的情绪。汉大赋对汉长安的描写与歌颂，象征着新文学形式对关中、长安的当代塑造。但东汉以后的长安屡经战乱，兴废无常，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长安，早已退缩成陈陈相因的历史符号，汉长安的雄风不复再现。

唐诗中的长安则不同，如前所述，唐长安城在地理基址、建筑格局、设计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创新的理念与时代的精神。而长安文化发展到唐代，无论就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创新，文化传统的成熟与持久，都堪称这一时期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代表与象征。唐诗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走向成熟，成为《诗经》以来诗歌艺术最高的审美典范。唐诗与唐长安城，古代诗歌艺术与都城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它们彼此交相辉映，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共同表现唐朝蓬勃的时代气象，而文学艺术视野里的关中、长安，也就此开始了它全新的审美历程与审美境界。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5AZW00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06JA75011-44004）、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WY020）阶段性成果。

①隋文帝在原汉长安城东南营造新都，名大兴城。唐高祖李渊因隋之后，定都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城。唐长安城“因隋之旧，无所改创”（宋程大昌《雍录》卷一《龙首山龙首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页）。为行文方便统一称作长安城。

②本文所引唐诗均出自清彭定求等《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关于长安建都朝代的数量，参看牛致功《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④宋宋敏求：《长安志·原序》，《经训堂丛书》本。

⑤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1页。

⑥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卷三，《关中丛书》本。

⑦⑧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2页，第2044页，第256页。

⑨第一单元为西汉长安建都故地，“经今将八百岁，水皆碱卤，不甚宜人。”（唐·魏徵等《隋书·艺术列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66页）第三单元面积小而海拔提升过陡，亦不宜建都。

⑩隋唐长安城总面积约84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都城。参见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载《考古》1982年第6期；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1)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5页。

(12)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3)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页。

(14)(32)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44页，第133页。

(15)《礼记·礼器第十》曰：“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孟子·万章上》曰：“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

(16)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193页。

(17)《长安志》卷七《唐皇城》载：“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公私有便，风俗齐肃，实隋文新意也。”

(18)长安外郭城面积74.6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89％。隋唐统一后，各地士民移民京师，不得不扩展外郭城：“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外修整，遣使迎劳。”（宋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516页）本文所引长安城数据均采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城发掘队《唐代长安考古纪略》，载《考古》1963年第11期；宿白《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载《考古》1978年第6期；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2期；马得志《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载《考古》1959年第10期等。

(19)唐朝结束了南北的分裂与战争。南北朝的门阀望族开始走向没落，科举出身的庶族士人不断突破贵族的垄断，“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广大的知识分子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0)(34)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页，第79页。

(2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仪卫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8—489页。

(22)关于六条高坡的数据、方位，参见曹尔琴《唐长安与黄土原的利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23)宇文恺，字安乐。隋建大兴城，任营新都副监，“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参见《隋书·宇文恺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87页。

(2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25)《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4页。

(26(27))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经训堂丛书》本。

(28)宋程大昌：《雍录》卷六《唐曲江》，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2页。

(29)参见新、旧《唐书·玄宗本纪》、《资治通鉴·唐纪》、《唐摭言》有关记载。

(30)五代刘昫等：《旧唐书·文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1页。

(3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

(3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乐游原地势过高不便于居住。如有人居住，也不利于宫城与皇城的安全。

(35)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75、349页。

(36)《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七年》，《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页上。

(37)晋崔豹：《古今注》卷上“都邑第二”，《四部丛刊》本。

(38)参看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30—145页。

(39)《资治通鉴》卷二〇二：“上御翔鸾阁，观大脯，分音乐为东西朋。”（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3页）《旧唐书·肃宗纪》：“大阅诸军于含元殿庭，上御栖鸾阁观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1页）

(40)清徐松等编《全唐文》卷三一四，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3186页上。

(42)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建筑文化与建筑精神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地域文化；工程建筑；空间设计；传承发展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与迅速快捷的信息资讯的传播，全球一体化程度在不断的改变着我们的建筑文化环境，所以建筑文化设计的地域性在不断缩小。而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不断关注与生态文化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建筑文化发展的问题必须从所处环境之中的地域文化的研究角度去探索，倡导建筑在全面进步和积极发展的同时，自觉寻求与地域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以及技术和艺术上的地方智慧相结合[1]。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作为特殊的工程建筑空间设计，在保护生态环境、合理适度开发资源的前提下与建筑所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文化的应符合地域特色的环境文化特征。

1地域文化与建筑空间设计的融合

无论是何种功能的建筑空间，其外在、内部空间设计都依附于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等地域文化环境之中。在分析建筑的好与坏时，应以人文思想、艺术价值、科技水准来评判建筑。“当建筑、景观和城市规划在特定地域上建构出共性时，它们的地域性就体现出来了。”可见，空间和时间维度是地域性最具明显的特性，在研究地域性的时候必须让地域环境与具体的时间、空间范围联系起来，具体、真实的存在加以分析[2]。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生活的人与自然、社会长期和谐发展积累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它沉淀着长期居住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智慧与文化精神。建筑空间设计作为有目的性的人对空间环境的改造活动，是为了创造更多满足功能需求、审美需求的生活方式，满足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所以建筑空间设计在一定空间环境中受地域文化特色的限定和影响。建筑空间设计又由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生产力决定。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就应该是工作的人们对长期生活方式与工作经验进行总结，结合地域自然环境、生活文化环境用建筑空间设计表现着独特的地域文化。

2建筑空间设计中地域文化的表现

作为一件好的建筑空间设计作品，应注重去结合地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语言、文化符号等文化特质，还应该理解地域文化中包含的思想理论及场所精神。在建筑空间设计的过程中地域文化特色的表现不应该只是把地域建筑文化特色照搬模仿，应该是在理解并掌握了地域文化内涵和地域文化特征表现的基础上用创新的意识对建筑空间中的材料、空间形式、色彩等空间表现元素进行创新研究。一方面建筑空间设计是对人们生活、工作等空间行为的规划设计，人们在矿产工程建筑空间中通过优化合理的空间布局、完善生产空间功能，进行合理有效的行为规划，为安全生产、提高工作效率进行空间与人的人性化合理配置；另一方面重视强调工作、生活在矿产工程建筑中人的情感、物质需求，注重人所依赖的空间环境、社会风俗、社会文化等因素的融合，在地域文化中总结概括文化特征与艺术表象，汲取精华，因地制宜，设计出与当地自然环境、企业文化和谐融合的矿产工程建筑空间作品。

3地域文化在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中的传承发展

（1）注重地域文化的价值。地域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即存在于精神文化内涵之内，又表现于社会文化之中。核心是受地域文化影响之中的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高尚品德的向往。地域文化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制约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影响着人们的审美情趣[3]，对于企业发展、提高产能有着重要的意义。应重视对于地域文化加以系统的、科学的挖掘和研究，这样对于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价值。（2）发达国家地区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与地域文化融合发展。西方发达地区及国家优秀的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从设计理念、空间结构、材质等方面我们应与地域文化融合研究，进行优化融合。成熟的设计行为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所处地域建筑文化与外来建筑文化应该从生产方式、企业文化等因素进行建筑空间设计的比对，积极融合西方现代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的优秀经验与技术手段，找回空间的场所精神，对建筑空间设计中功能空间布局、生产环境、技术手段、建筑材料等因素的关系进行融合研究与分析。美国建筑师路易•康提出“建筑是有思想的空间创造”,他认为建筑师的任务是以更具匠心的形式，创造出有意义的空间[4]。建筑空间设计在满足生产功能需求的同时满足现代工业生产建筑空间设计中企业文化的展示与精神需求。在满足建筑空间设计本质的同时，生产空间形式与地域文化、西方现代工业生产建筑空间设计理念相互协调，这样的融合设计能够克服西方建筑空间设计与我国工业建筑文化、地域文化不相符的缺点，形成具有现代气息地域文化特色的工业建筑空间设计，体现美学、功能、人性化等具有融合性的建筑美学价值观。融合创新才能使地域文化不断的传承发展，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和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矿产工程建筑空间设计在发展过程中应重视文化思想对其生产空间发展、促进安全生产、提高企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5,6]。生产性建筑空间设计在追求企业提高产能、合理开发资源环境、安全生产发展的同时应注重结合地域文化、民俗文化、民族文化的文化特征，生产功能建筑空间设计在具有强烈科技生产、绿色生产的时代特征的发展中，又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体现文化传承的设计理念。

作者:刘方靓 杨阳 单位:兰州工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彤.整体地域建筑理论框架概述[J].华中建筑，1999（03）.

[2]赵健.地域性&当代性—关于今日设计教育方向的思考[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J].南方文物,2007（02）.

[4]董寓.《新建筑与新流派》[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142).

建筑文化与建筑精神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村镇建筑文化　伦理思想　等级制度　风水观念

论文摘要：迄今为止，建筑文化尚是一个新概念，陈凯峰在其《建筑文化学》一书中认为建筑文化内涵便为有关建筑的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要素，是建筑思想、建筑观念、建筑意识、建筑情感、建筑意念、建筑思潮这一类心理层方面的要素群。

建筑文化的分类方法很多，如果以区域性差别(或空间差别)来划分建筑文化总体的话，则有城市建筑文化与村镇建筑文化之别;如果以历史性差别(或时间性差别)来划分建筑文化总体的话，则有现代建筑文化与传统建筑文化之分;如果以时空祸合关系来组合上述建筑文化的类型的话;则有:现代城市建筑文化、现代村镇建筑文化、传统城市建筑文化、传统村镇建筑文化。“村镇建筑文化”的内涵是指:目前仍位于广大村镇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传统的建筑艺术、建筑技术、建筑制度、建筑物以及建筑思想。

1、伦理思想、宗法观念、等级制度在中国村镇建筑文化中的反映

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伦理思想反应在村镇建筑布局和建筑规格等方面，在聚族而居的村镇中形成讲究长幼、辈份与尊卑的思想观念。

1 .1尊卑关系与村镇院落布局

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建筑院落布局中最基本和最常见的合院形式之一，不仅在官式建中。

被广泛使用，也是传统民居最理想的建筑形式。生活在四合院里的人们，即可以使自己拥有宽敞舒适的生活环境，人们相互之间又能充分发挥养老扶幼、互帮互助的和睦共处的团结意识，使用功能和精神功能都是不可言喻的。此外，四面建房的空间构成也更顺应“天圆地方”的大空间结构，因此，如果说四合院是以人的居住需求建造的，那么它的规模与内容以及围和形态则与大自然更为协调。然而它又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儒教文化的产物。四合院四面建房，无论是从中央庭院还是外观轮廓，包括空间内容上，都体现出规矩、方整的内涵。而在四合院四方四正中又暗含着“井”字格局，这不仅呼应了从奴隶制社会就有了的“井田制”，而是“井”字分割可为“中”字。中是对称的、稳定的，也是严肃的，它不仅容易附会出许多象征内容，而是由中字引申出的“中庸”、“中正”、“中和”等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也正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体现。

中国传统村镇建筑讲究主轴线，而厅堂由于其主体建筑，是家庭活动的中心，又是最富有公共性的礼仪用房，所以布置在主轴线的最重要部位，而以高大的屋顶、显眼的外形、硕大的体量、讲究的用材来表现主人的地位或接待的规格，其次序安排也充分体现了人伦关系。

1.2家族观念在村镇院落建筑群体布局中的反映

中国的乡村一直以来处干封闭状态，一家一户是封闭的，整个村、镇也是封闭的。一般情况下，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家族往往住在一些规模大小不一的院落里，也可能是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如果儿孙辈成了家，家里人口多，家境又比较富裕，则可能增建院落。随着子孙的繁衍，院落不断增多，或者在主轴线上按渐进的方式一进又一进地建造，或者在主轴线两旁另辟轴线，增建院落。 1 .3等级观念与村镇建筑

中国封建等级制度对于传统村镇建筑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根据张彦玉在《明史·舆服志·百官第宅》中记载:“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头拱、饰彩色。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问少者，不在禁限。”此外，清代对村镇家庙，祠堂的规模亦有规定，如《清史稿·志·礼》所述。

2、风水观念对中国村镇建筑文化的影响

风水在古代中国相当盛行，中国村镇建筑文化不仅受伦理道德规范和宗教观念的影响，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而且也深受风水观念的影响，风水讲述:“觅龙、察砂、观水、点穴”。

村镇住宅大门正对别人的屋角不吉，要挂一个牌子，上书:“对望”二字，以示平安;如大门斜对人家的烟筒也不吉，是冲撞了“黑煞神”，家人出人不顺，也要挂一个牌子，_上书“吉星拱照”—这个牌子亦颇为讲究，红底黑子，高宽比为1: 4，要钉在房檐处;若有邻家的双烟筒面对住宅，则要在墙头挂镜子，利用反光把黑煞神返回去;还有合院的东、西两厢房不能前宽厚窄，因“前宽厚窄似棺形”，等于“宅之人住在棺材中，若前窄后宽，则吉。在宅绿化上，讲究“前不栽杨，后不栽柳”，因杨树不成材，而柳树弯曲，喻意钱都“溜”走了。此外，我国北方村镇街口常有刻着“泰山石可挡”的石碑，这是防止街巷煞气冲人宅内的风水镇煞。

风水内涵相当庞杂，大家说法不一，尤其中乡村风土先生不能科学的解释风水，多为穿凿附会，令人难以捉摸。不过，风水中确有合理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村镇建筑文化的结晶之一。

3、自然现象对中国村镇建筑的影响

建筑文化与建筑精神范文第5篇

宁夏回乡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领导者,是在潜心学习、钻研伊斯兰建筑文化和中国清真寺建筑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对这些系统的建筑史料进行类型学的对比研究和深思熟虑,提出借鉴海内外伊斯兰古建筑优秀作品和中国回族清真寺经典实例的创新构想,与承担项目建筑规划设计的业内人士共同研讨,编制修订、完善设计施工方案,甚至不惜工本,延请民间工匠描画图案、制作出模型大样,反复推敲其艺术观瞻效果后,做出施工决定,逐个进行实施。所以,中华回乡文化园规划设计与施工建造,是宁夏回乡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深入继承发掘和研究利用伊斯兰建筑文化和华夏传统建筑文化优秀成果的一次创新建设工程。从中华回乡文化园如下几方面可以看出它彰显出的文化特色和创新精神:

(一)坐西面东的朝向与园林式布局呈现出伊斯兰建筑的传统和回族建筑文化的特征。东方清真寺的坐向,遵循着穆斯林朝拜天房的方向进行定位,将其主体建筑建造在山水映衬、林木环绕的开阔地带和穆斯林社区之中,便于穆斯林聚集活动。中华回乡文化园依然遵循这一理念,进行构思规划布局建造。

(二)园中各单体建筑,依其在景区中的功能,在形体构造和内外装饰上,都选取伊斯兰建筑的优秀造型风范和装饰图案,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采用不同的设计施工手段进行创建,使得主体大门楼、回族博物馆、礼仪大殿、民俗村、演艺大厅、餐饮中心,各单体建筑的体量造型和装饰各具特色,而整体色调又相协调一致,高低错落、奇伟雄浑、纯洁庄重,饱含着伊斯兰风韵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彰显当代中国回族开放的胸怀,充分满足了做为回族伊斯兰文化旅游景区的景观艺术需求。

(三)园区各项特色建筑,运用系统详实的回族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料、民俗和传奇历史人物史迹资料,进行系统陈列展示展演,充分发挥了单体建筑的实用功能,对回族文化进行收藏集成、弘扬传承。在创办开拓文化产业,将回族文化推向市场的同时,普及了回族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知识,满足了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促进了民族团结。

中华回乡文化园最引人瞩目的,是回族博物馆和金色礼仪大殿。回族博物馆是一座借鉴伊斯兰建筑的优美造型与回族文化传统的特色建筑,是文化办园的支撑和艺术精髓所在。该馆平面呈“回”字形布局,占地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内置六厅四室:五个陈列展示厅、一个演播厅和保管室、办公室、接待室、研究室。具备收藏保管、陈列展示展演、研究交流、接待参观四大功能,为西部地区文化建设和景点建设,增添了一道瑰丽的风采。

为了弘扬回族文化,传承华夏文明,突出展示效果,该馆历时三年征集收录了数千件海内外回族伊斯兰古迹资料与文献图书资料,从中精选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观赏价值和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代表性遗物、遗迹、文献图片资料,进行科学分类归纳,通过精心设计,采用跨越时空概括再现的艺术手法,结合制作模型、辅助展品等形象资料,策划筹办出中国回族历史文化基本陈列展览,并按五大专题进行系统的布展陈列,集中展现出中国回族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伊斯兰文明进程与文明互动、中国回族形成的传奇经历和独特文化习俗、回族在华夏文明史上的重要贡献、宁夏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五大专题,融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为一体,寓教育性于观赏性之中。该馆自2006年开馆以来,共接待游客45万余人,吸引了广大海内外人士和穆斯林群众。开馆至今,博物馆接收来自本区、甘肃、北京、香港等地穆斯林人士和伊斯兰国家阿曼、科威特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官员的捐赠约20余批,捐赠图书资料329册、捐赠文物322件,捐赠书画作品86幅。这些捐赠丰富了博物馆的文化与文物资料的积累,充实了陈列展示。目前,园区已成为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华夏文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的教学与科研基地,并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