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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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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成本的本质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第1篇

[关键词]智力资本;全面资本成本;主体权益

一、引言

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构成了现代公司制企业的两大资本来源,而现行财务会计仅仅计量债务资本成本并予以税前扣除,将权益资本成本视同利润的分配而排除在资本成本的计量视野之外。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N·安东尼(Robert N.Anthony)提出了资本成本会计的理论构想,旨在矫正这些偏颇之处。他指出,权益资本成本与债务资本成本作为企业融资代价均应视为一项费用予以确认,同时将股东权益划分为“股东权益”和“主体权益”两大部分,前者为股东实际投入的资本及按持股比例所享有的已宣告发放的股利,后者为企业法人通过自身努力所赚取的收益。诚然,共同确认两种资本成本并确认“主体权益”,修正了传统会计模式的局限性,是符合工业经济时财取向的一项创新。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优于实物资本、财务资本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而,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也是一种历史逻辑的回归。

斯图尔特(Thomas A.Stewart)于1991年在《财富》中首先系统地提出了智力资本的概念,即公司中所有成员知晓的、能为企业在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的事物之和,其价值体现于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客户资本。…斯维比(K E.SvEiby)进一步拓展了对智力资本的认识,认为智力资本是企业中以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包括雇员能力、为雇员知识技能在组织内部传递提供支持的内部结构和保证企业实现其价值的外部结构。埃德文森和沙利文(Left Edvinsson&Sullivan)从财务会计的角度提出,智力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此外,部分学者如Lev(2001)和N-N(2001)从权益的角度定义智力资本为企业对未来收益非实物形态的求索权。我国不少学者在引入西方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智力资本管理问题,即智力资本生成、积累、扩张、投资等问题,但均未将其系统地引入财务会计领域,尤其是极少涉及智力资本成本的会计确认、计量及信息披露。基于此,文章主要探讨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如何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资本成本会计领域,以反映企业完整的资本成本及其与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二、资本成本会计在知识经济下的局限性

(一)未能全面揭示资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质资本”、轻“智力资本”

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及制度的变迁,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即由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在财务会计表现为财务资本)的绝对稀缺逐步转化为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现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产生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而当时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不明显或较为隐蔽。因此,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仍为物质资本。诚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企业资本成本的核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知识经济中,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及其对知识的配置与运用,即创造性的新知识及拥有这些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不论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还是客户资本,均为投资行为所产生的能带来超额价值的价值。既然这些资本与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一样都是由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所形成,那么,对企业法人而言都是一种融资,理应向投资主体支付资本成本。只不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智力资本成本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济代价,从而难以进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

此外,根据“收入费用相配比”的原则,知识型企业的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识在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整合中的运用、新客户的获取和参与企业创新的渗透性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与智力资本的融资、营运等活动紧密相关。换言之,是智力资本及其与物质资本的整合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为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计量中默认了智力资本的贡献,那么在成本、费用的计量中理应反映使用智力资本的代价。否则,既违背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难以反映该类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体权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权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思路,主体权益是除负债、股东权益之外的、由企业主体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资本来源。企业将支付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之后的净收益部分纳入主体权益,并完全由企业法人所拥有。但是,企业法人毕竟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个指向相对模糊的表述。智力资本管理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核心驱动力,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与客户资本发挥作用的载体与平台,客户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创造环境,三者在相互支撑的机理下带来价值的增值。由此看来,企业超额回报可能是经营者卓越的经营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代际传承的结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户消费价值的转变、消费者参与企业互动式创新等因素的结果。这一现实反映出“主体权益”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更进一步而言,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为要素的创新,对权益主体的界定构成其索取权安排的逻辑起点。在未能明确界定多元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来确定剩余索取权以及实质控制权,将必然出现制度安排的混乱与无序。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大股东或企业高管一人独断来安排剩余索取权而全然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的案例。实际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值的度量与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对其超额收益进而剩余权益的分配理应由市场来调节。这里的“市场”体现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会贯通。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法人、客户在剩余索取领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体现资本成本与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永远领先”将成为持续经营假设的核心要义。加里·哈梅尔和c·K·普拉哈拉德认为,新企业是属于竞争未来的,而竞争未来发生于“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在无特定结构的产业中,有待争夺该产业未来的结构。很显然,“持续经营”假设在此受到了挑战。竞争未来的能力包括三个层次:(1)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即对发展趋势及突变获得比竞争对手更为深入的了解,以便利用这些趋势和突变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变革;(2)竞争缩短发展路径,即抢先将新的产业概念

转变为市场竞争;(3)竞争市场地位,即在特定结构的产业竞争中拓展市场份额。智力资本成本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投资者对其所投资本的心理预期回报。若投资者预期企业在未来的产业结构竞争中缺乏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当前就会必然要求提高该项投资的风险补偿率,那么将导致企业智力资本融资成本的相对提高,甚至陷入融资困境。现行资本成本会计关注的焦点是过去时态的竞争,不论是债券利息还是股票股息,其风险补偿的确定都是建立在债务契约或股权契约签订之前的产业竞争的局面下。尽管不同于固定契约中的利息、股利随企业预期收益及其管理当局股利政策的变化而波动,但终究是发生在“特定产业结构”的框架之中,无法向利益相关者披露资本成本与竞争未来能力之间的关系。

三、智力资本成本的构成与表现形式

(一)人力资本成本

人力资本成本包括筹资代价与用资代价两部分。其中,筹资代价是指在人力资源招聘、录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于其价值量在整体资本成本中的比重较小且基本不存在时间价值的折现问题,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人力资本的用资成本——由固定性契约产生的工资、“三险一金”等部分,以及非固定契约部分即人力资本作为要素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部分,例如股票期权收益等。前者类似于债务资本成本,具有固定的信用期、回报率。后者则类似于权益资本成本,其支付额度与支付规模受当期业绩与股利政策的影响。正是由于这种双重的资本属性,导致其计量模式呈现复合性的特征:对于固定契约部分的工资与“三险一金”,可直接使用投入视角,即“成本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历史成本或现行成本并在税前作为费用列支。而对于非固定契约部分,宜使用产出视角,即“价值观”下的计量属性诸如现行市价、可变现净值等。

(二)结构资本成本

企业结构资本包括有形的信息化平台及无形的知识产权、公司文化、管理模式与管理制度等因素,其形成具有较为突出的代际传承性与历史积淀色彩,并在一定程度上受企业高管心智模式的影响。由于结构资本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其投资主体可能是“企业主体”自身,也可能是“企业主体”与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群体,亦可能是代际传承的结果,从而出现所有者“缺位”的表象。这种投资主体多元化且相互交织的特点,将引起结构资本成本确认与计量的困境。首先,若其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自身,那么其资本成本类似于“留存收益”进行追加投资所应付出的投资回报,并且该项支出应全部予以资本化。其次,若结构资本单纯地源自于代际传承,那么其资本成本应视同为内源融资的代价,可忽略对外筹资费用,而仅计量类似于普通股股息的用资费用。再次,若投资主体为企业主体与企业家人力资本这一特定群体,那么,结构资本所积累与扩张所带来的投资收益,应该在二者之间进行分割。

(三)客户资本成本

客户资本是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之间的有益关系,主要包括品牌、顾客与关系网络。对于品牌而言,其形成、传播与维持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因素:一个是企业主体自身努力的结果,另一个是消费者的心理认同及其自觉的维护与广泛的主动性传播。因此,品牌作为一项有价值的资本,其资本成本既包括归属于企业主体自身的部分,又包括应该支付给消费者的“消费资本”投资收益部分。对于顾客而言,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企业价值实现的驱动作用方面,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更为突出地体现为消费者参与企业创新与组织学习等领域。消费者参与式创新也正是企业预见未来产业结构的一个有效的外部驱动力。因此,其资本成本应体现为企业由于拥有高忠诚度、高创新参与意愿以较强创新能力的客户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可借鉴“消费资本化”的思路,向消费者支付消费资本投资收益。对于关系网络而言,它体现了企业在价值链各个环节与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投资机构、政府管理当局、银行等金融机构、科研部门等主体之间的有益关系。由于该项资本的获取与积累是企业主体与外部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对于其资本成本的计量同样应在企业主体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分割。

四、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成本会计模式的改进:涵盖“智力资本”的资本成本会计模式

(一)拓展资本成本外延,全面计量“智力资本”成本

企业资本成本的边界实际上反映了不同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度。在工业经济时代,价值创造的源泉是物质资本,因而在会计体系中主要计量物质资本的货币表现,所反映的资本成本也仅仅局限于债务资本成本即利息及后来安东尼所倡导的权益资本成本即股利。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度明显优于物质资本,因而,有必要根据要素的创新进行制度安排的调整,将智力资本成本纳入现行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即企业全面资本成本=物质资本成本+智力资本成本。安东尼所提出的资本成本会计体系将全部物质资本成本划分为债务资本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但由于智力资本中的某些因素(如人力资本)本身具有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双重资本属性,所以,为了避免上述归类上的模糊性,笔者所提出的“全面资本成本”打破了原有的划分标准,而分为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两大部分,在各个部分内部再根据资本属性,划分为固定性融资代价和非固定性融资代价(见下图)。

(二)重新界定“主体权益”的所有者,倡导“主体权益”多元共享

若将智力资本所有者引入公司财务治理的范畴,那么,主体权益索取者身份的界定则存在多元主体错综复杂的局面:主体权益可能是代际传承结果,可能是企业家人力资本卓越管理才能的结果,也可能是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对企业研发提供积极、及时的财务支撑的结果。因而,在管理实践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资本在主体权益中的贡献度。例如:某会计期间净收益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增长,且可较为明确地归因于知识型员工自主创新或企业家战略方向调整所带来的正面效应,那么,在支付普通股利之后,“主体权益”在相当大程度上应归属于人力资本所有者;若当前净收益及净现金流量的大幅增长,可明确归因于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或“消费资本”的沉淀效应,则消费者应享有一定比例的“主体权益”;若当期股票市价大幅上涨,但无法寻找到一个较为明确的归因,则“主体权益”可视同为“组织租金”而归属于企业法人所有。总之,多元“主体权益”共存既反映了物质资本与智力资本及其内部各因素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不同类型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在会计计量与剩余分配方面的一个客观反映。

(三)以培养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为理财导向,调整融资结构

在知识经济下,资本结构的调整不单纯体现为长期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比重的改变,也包含财务资本与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传统的资本结构决策理论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免税利益与破产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但是,这两个因素主要是针对债务资本成本,以及智力资本中 具有债务资本成本属性的如人力资本中固定性支付、“消费资本”中年返利额等。由于其比重较小,“税盾效应”也相当有限。所以在知识经济下,企业应侧重于从持续竞争的视角来调整融资结构。“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或控制了一些奇异资源。毋庸置疑,智力资本正是“奇异资源”的具体体现。因此,可根据未来竞争不同阶段之需调整融资结构。例如:在竞争产业远见和概念领先阶段,可增加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比重,而适当降低物质资本尤其是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毕竟在新的产业结构尚未完全建立之时,债务资本的“税盾效应”表现得较为有限。在竞争缩短发展路径与方向的阶段,企业应进行充分的客户沟通,尤其需要在更广范围内引导消费者参与式互动创新。在这一阶段,积极实施“消费资本化”并适当提高资本转化率,从而进行客户资本的扩张将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竞争市场地位与份额阶段,由于旧的产业结构日渐式微,企业间竞争的重点由概念、技术取向转向产品功能、成本、价格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适当加大债务资本如公司债券融资的比重,以赢得更为客观的财务杠杆利益。

参考文献

[1]万君康,梅小安,企业知识资本管理及其绩效评价[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2]Karl Erik SvEiby,The New Organizational Wealth[M].Berrett—koehler publisher Inc,2005

[3]芮明杰,21世界的选择:新企业、新经济、新管理[J].学术月刊,2004,(2)

[4]孙利琼,黄毅,“主体权益”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9)

[5][瑞典]斯威比·康莱得小组,著,王锦,刘华江,译,知识型企业的分析与评价——用于知识型企业财务分析、控制和评价的重要指标[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2

[6]芮明杰,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性资源:智力资本[EB/OL].http://blong.sina.com.cn/mjnli,2007-05-24

[7]向显湖,人力资本财务论——基于企业主体的一个基本框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第2篇

关键词:咨询服务业;成本控制;研究

一、引言

咨询服务业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企业成本控制的好坏关系到企业发展的好坏。随着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咨询服务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国有一部分咨询服务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除了一些问题,例如成本控制不健全。因此,对目前我国咨询服务业在成本控制上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旨在为促进我国咨询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目前我国咨询服务业在成本控制上面存在的问题

(一)财务管理成本控制制度不健全,且更新不及时

我国有些咨询服务企业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面,有一部分企业在建立自身的财务管理成本控制方面的制度时,并没有以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性法律法规及自身的特点为基础,而是一味的照搬其他企业的制度模式,致使自身相关制度在实际的应用中出现很多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个企业的实际发展状况不同,适合别人的就不一定适合自己。例如,华中东区有一家咨询服务企业在自身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上面,完全是引进一些成功的大企业的财务管理制度,殊不知引进的这些管理制度不适合自身的发展,最终造成这家企业的财务管理及成本控制一片混乱。当前,咨询企业要积极适应新的行业发展大环境,企业在财务管理成本控制各项制度的建设上面要与会计行业出台的最新的规章制度同步,同时也要时刻关注着我国政府出台的新的相关的制度,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及时对相关规章制度进行更新。

(二)相关从业人员成本控制意识不强,专业水平不高导致成本隐患

在我国,有些咨询服务企业在日常的工作中将重心放在业务的扩展上面,平时忽略了对相关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与思想道德教育,使得有些服务人员自身素质不断下降,知识系统得不到更新,在给客户提供咨询意见时,基本上提供的是过时的咨询结果,对客户没有任何的帮助,有时甚至给客户带来误导,导致客户财产受到损失。从而导致客户投诉公司,要求公司赔偿,进而使得公司的财产蒙受损失。另外,有些咨询服务业在咨询服务人员的招聘上面,相关招聘人员为了图简便,并没有严格按照公司制度的招聘流程进行,对招聘进入公司的人员缺少严格的考核,这就导致了进入公司的这部分人员缺乏过硬的专业技能,在知识的储备上面非常的差,自身的知识面较窄,进而使得在给客户提供咨询意见时频频出错,导致公司不得不为他们错误的咨询意见承担巨额的赔偿。

(三)部分咨询服务企业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导致人工成本过大

由于咨询服务业的特性,使得目前咨询服务企业的员工相对数较其他行业的多,这就导致了咨询服务企业的人工成本占公司总成本的一大部分,有效的降低这一部分成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公司的总成本。如何利用最少的人员配置来各公司带来最大收益是每一个咨询服务企业所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但是目前我国有一部分咨询服务企业的冗员太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面不仅加重了企业的人工成本,使得企业人工成本投入的不合理及人工成本的无效益增长,同时还会使得企业员工的收入不升反降,大大影响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例如在无锡融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之初,就是由于公司在人工控制上面不太科学,公司的冗员太多,使得公司的人工成本非常巨大,险些导致公司破产。

三、提高我国咨询服务业成本控制的措施

(一)建立完善成本控制制度,并进行及时的更新

“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有建立起科学、全面、系统的管理制度,才能约束财务管理过程中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解决技术之外的问题只能靠制度进行约束。制度是一切管理活动的基础及保障。企业在成本控制上面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那么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便会一片混乱,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因此,我国的咨询服务业应该积极建立一套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特点及发展现状的成本控制制度,从而保障企业自身在成本控制及日常的财务管理活动可以有条不紊的进行。在具体的岗位设置上面,要合理,岗位数量设置过多则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岗位数量设置过少则不利于日常工作的展开,同时,要防止出现兼岗兼职的现象。作为单位的管理者,要定期对企业的内部的成本控制制度进行审核及调试,对其是否可以满足企业日常工作顺利开展进行科学的评价,及时发现企业在成本控制制度上面存在的具体的问题,并讨论出相关的解决方案,完善企业内部的成本控制制度。

(二)提高咨询服务人员的素质与成本控制意识

首先,需要使大多数咨询服务人员转变观念,消除对自身工作不重视的思想,端正工作态度,树立“成本在我心中,控制在我手中”的意识,强化降本增效作为。

其次,咨询服务企业相关领导要重视对咨询服务人员的思想教育,要加强宣传工作,利用各种途径对咨询服务人员进行全方位的思想教育,使其了解自身工作的重要性,尽到其自身因尽的责任,同时相关部门领导要对咨询服务人员提供给客户建议的好坏纳入相关人员的年度绩效考核当中。

再次,就是相关部门领导要在工作中做到“六有”,即有组织、有管理、有制度、有监督、有目的、有总结,从而为提高咨询服务人员的自身素质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相关部门领导要积极组织咨询服务人员进行关于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及自身工作意义的学习与讨论。在学习的过程中,人人都必须要有学习记录,每位都要结合本职工作,谈体会,提建议。要通过学习和讨论,让广大咨询服务人员深刻认识其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文化内涵,并转化为自觉行动。

最后就是相关部门要积极开展对咨询服务人员的培训,每周必须要有学习安排,且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集中培训,相关部门领导要带头讲课,大家都要谈学习体会。要通过培训真正掌握专业技能及工作方法,高度统一思想,增长知识面。同时相关部门要以“规范、协调、透明、高效”为目标,强化“文化培育”和“机制建设”两个抓手,搭平台、夯基础,树品牌、练内功,使得为客户提高最准确的咨询意见深入人心。要积极引进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才。

(三)科学合理的确定公司具体人员的数量,优化人力成本

公司人员的数量越多,那么公司所需承担的人力成本就越大。做好业务与人员的匹配是控制咨询业成本的重中之重。企业实现人员优化,合理定岗定编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关系到企业能否高效利用各种资源、加强对员工的管理、节约活劳动及有效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在人力成本控制方面,首先要科学测算项目、产值与人员配备的关系,做好结构上的优化,使每位员工人尽其才。对于业务人员,行政、后勤、财务都应根据企业规模、项目规模充分考虑,做到经济、实效,又不影响业务的正常开展。其次,要做好人员的考核与分流,实现能者上的风气。对于达到考核标准的咨询服务人员使其重新竞争上岗,对于没有达到考核标准的人员则进行劝退。相关人员在脱岗培训期间,企业在对这部分人员的工资发放上面按照企业员工最低工资发放标准进行发放,同时在这段期间这部分员工没有绩效奖金及年终奖金。这样做既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效益及人才储备量。例如中国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在对冗员的处置上面,就采用上面的方法,将冗员进行培训,既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同时也增强了冗员的职业技能,提高了冗员的自身素质,增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四、结论

良好的成本控制不仅有利于为企业日常的经营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与科学保障,同时还有利于规范企业各项管理及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咨询服务业及我国积极的发展,我们要大力倡导相关的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成本控制

制度。

参考文献:

[1] 孙丽丽.我国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控制的问题及对策[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0).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第3篇

一、引言

公司治理的中心任务是保证资本供?o者的利益,使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以所有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进行决策,并为公司投资者获得投资报酬提供保护机制。白重恩等[ 1 ]的研究指出对于投资者与管理层及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可能存在的两种利益冲突,有两类不同的解决机制,即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高管薪酬和董事会等,外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公司控制权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和产品竞争市场等。这些治理机制尽管侧重点不同,但都体现了权利的分配和权利的制衡,最终实现投资者的有效监管。

二、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资本成本

(一)股权结构:基于股权集中与股权制衡的价值创造

1.股权集中:两类问题的影响差异

公司治理研究的出发点致力于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但事实上多数国家的股权结构呈现集中化趋势,且新兴市场的股权集中度更高[ 2 ]。股权集中作为一种常态对上市公司的治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现有文献对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作用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监督观和掏空观。Denis和Mcconnell[ 3 ]指出股权集中是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通过股权集中可以提高投资者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Maug[ 4 ]研究指出尽管多数小股东在监督管理层方面存在搭控股大股东便车的行为,但大股东由于在企业价值提升方面具有与中小股东一致的利益,大股东仍然愿意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

相对于中小股东,大股东具有较大的持股比例,因而也具有更强的监督、管理动机。Jensen和Meckling[ 5 ]的研究指出股权集中有利于减少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委托问题。Garmaise和Liu[ 6 ]指出股权集中使大股东加强监管管理层,使管理层减少过度投资行为,从而降低上市公司的系统风险和资本成本水平。Huang[ 7 ]指出股权集中与股权资本成本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我国学者张功富[ 8 ]的研究也说明我国资本市场上股权集中使大股东监督管理层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动力加大,从而有利于控制管理层过度投资的行为和活动。

大股东通过监管不仅可以获得所有股东都可以获得的控制权共享收益,更重要的是大股东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共同分享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这是公司治理的第二类委托问题,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的原因。La porta等[ 9 ]指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问题在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普遍存在。因此,在缺乏外部控制的情况下,大股东为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可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而掏空上市公司,增加上市公司的风险。Guedhami和Mishra[ 10 ]指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根源是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二者分离的程度越大,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水平越高。我国学者李增泉等[ 11 ]的研究指出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可能与管理层合谋,从而使上市公司被掏空的风险加大。

2.股权制衡:多个大股东的相互牵制作用

对于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可能的损害行为,学者Attig等[ 12 ]的研究指出股权制衡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特别是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多个大股东之间股权制衡的作用更加明显。我国学者唐建新等[ 13 ]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3―2010年的数据,研究结论显示股权制衡能够有效控制大股东的“隧道行为”。因此,多个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是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治理机制,股权制衡的股权结构使控股股东减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蚀,从而降低公司的系统风险和资本成本水平。

(二)高管薪酬:内部与外部互动结合的激励契约

1.高管薪酬:内部盈余管理行为与外部经理人市场约束

高管人员薪酬一直被认为是解决公司治理领域股东与管理层利益不一致所引发的问题的重要机制之一。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中,股东依据所承担的风险水平提出其要求报酬率,即资本成本,并以此作为其让渡资本使用权的基本要求。薪酬制度设计得当,可以减少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降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导致的成本,提升股东价值。高管人员薪酬一般包括两个部分:货币薪酬和股权薪酬。货币薪酬是显性薪酬;股权薪酬是隐性薪酬,主要包括政治晋升、在职消费和投资扩张的内部租金等。

Jensen和Meckling[ 5 ]的研究指出管理层往往承担全部经营成本但却无法享受其经营创造的全部收益,如果管理层选择偷懒或增加在职消费行为,则只需承担部分成本就可享受相应收益。Huang[ 7 ]的研究认为强股权可以降低股权资本成本,但这种效应在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并不显著,因而说明了高管人员薪酬激励的有效性。Bushman[ 14 ]指出高管人员薪酬激励制度与会计绩效相关联,这可能使高管人员产生更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但Fama[ 15 ]提出的“人市场―声誉模型”指出即使管理层没有基于产出的显性薪酬激励,隐性的声誉效应也能有效控制管理层的行为,使其减少自身的利己行为,而以公司利益为重。雷霆和周嘉南[ 16 ]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2012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指出股权激励是高管人员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高管人员内部薪酬差距扩大使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显著升高。雷霆和周嘉南[ 17 ]的研究指出股权激励提高了高管的过度自信水平,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显著提高。吴育辉和吴世农[ 18 ]的研究也指出高管人员的高额薪酬不仅未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成本,反而提高了成本。因此,高管人员薪酬需要适合的激励制度设计,否则该项治理机制对于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并没有积极作用。

2.高管薪酬:资本成本约束下的激励契约

根据理论,合理的薪酬设计能够减轻上市公司的冲突,薪酬设计的标准应权衡高管薪酬决定的市场机制与治理机制。汪平等[ 19 ]的研究指出科学有效的高管人员薪酬激励制度要建立在资本成本约束之上,也即高管人员薪酬的制度设计要以资本成本及其变动为基准。这种资本成本约束观将股东财富与高管薪酬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能够有效提高高管人员薪酬的激励功能。他们的研究以2009―201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结论显示高管薪酬总额受资本成本负向约束,高管薪酬变动速度受资本成本敏感性约束,高管薪酬变动幅度受资本成本粘性约束。

(三)董事会特征:组织内外的多维视角

董事会直接向股东大会负责,并受股东委托行使管理和监督管理层的权利。董事会的强效既有助于减少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成本,也有助于降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因此董事??是确保股东利益实现的重要机构,是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有关董事会特征的研究一般从组织内外两个层面展开,如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分离等。

1.董事会规模及其结构内生性

董事会规模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Lipton和Lorsch[ 20 ]最先假设相对于董事会的其他特征,董事会规模能够独立影响公司治理。他们认为,尽管随着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的监督能力会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协调成本和成员间的冲突损失将大大超过董事数量增加带来的收益。因此,董事会规模不宜太大,较大的规模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且不利于监督公司的财务报告。Jensen[ 21 ]的研究也指出一个有效的董事会组织应保持较小的董事会规模,董事之间的冲突可能削弱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他认为,董事会规模应保持在8人以下,超过这个规模,董事会就不能发挥应有的监督和评价作用。Yermack[ 22 ]以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的控制变量下二者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较小的董事会规模更可能解雇业绩较差的CEO。上述研究得出的共同结论是董事会规模及其结构具有内生性,按照宋增基等[ 23 ]的研究,董事会规模的改变最好的效果就是对公司绩效没有影响,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所带来的管理能力的优势不足以抵销潜在的协调交流和决策问题的成本。

2.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和职权定位

董事会有效履行监督职能的基本前提是董事会具备较高水平的独立性。董事会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独立董事的比例和董事会的领导权结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否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解决问题的重要机制,由于独立董事与管理层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系,因而独立董事的介入有助于降低管理层与内部董事合谋损害股东利益的可能性。Hermalin和Weisbach[ 24 ]的研究检验了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监督公司管理层水平的差异,结论指出与内部董事相比,外部董事占比更高的董事会更可能解雇表现欠佳的管理者,且这种解雇概率与公司绩效间存在较高的敏感性。Morck[ 25 ]的心理学实验研究表明,独立董事的存在能够抑制和削弱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盲从,从而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李维安和徐建[ 26 ]的研究指出独立董事对总经理继任可能产生的损害公司绩效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监督作用,独立董事抑制了总经理继任对公司战略执行变化的影响。

董事会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领导权结构有助于董事会有效监管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Fama和Jensen[ 27 ]对董事会领导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的结论显示两职分离的领导权结构比两职合一的结构更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改善和提升。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降低了董事会更换业绩表现不佳的管理者的可能性,降低了管理层变更对公司绩效的敏感性。Goyal和Park[ 28 ]的研究也指出,与双重董事会领导结构的公司相比,一元董事会领导结构的公司管理层变更情况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显著降低。Chahine和Tohme[ 29 ]采用2001―2007年中东和北非地区12个阿拉伯国家的数据,研究公司两职合一的领导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显示两职合一的结构降低了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作用,损害了上市公司的绩效。

三、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与资本成本

(一)公司控制权市场:基于收购和接管的有效约束

根据蒋琰和陆正飞[ 30 ]的研究,公司控制权市场通过三种途径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有效监管:并购、接管和人竞争。并购和接管作为事后惩罚机制,对管理层的行为形成了有效约束。当管理者的行动损害了公司的发展和股东的利益时,透明的资本市场就会作出反应,股价下跌,中小股东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导致公司被接管和管理层变更。这种事后机制可以“威慑”管理者以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为重,促使管理者提高管理效率。人竞争指的是上市公司管理者之间的竞争,这些管理者既包括离任总经理和新任总经理,也包括现任总经理和后任总经理,还包括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管理者。不同的管理者基于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会产生多种竞争关系,由于管理者权力与职位相关,因而他们之间竞争的核心始终是争位置和保位置。人竞争影响公司的决策方向,其竞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是否获得业绩,即是否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公司控制权市场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分析有两种情况:公司控制权竞争市场增加了分析师、媒体和公众对上市公司的关注,降低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而预期能降低上市公司的系统风险和资本成本水平;分析师关注、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加强了信息的汇聚和交流,使投资者获取信息的途径拓宽和能力提升,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投资者利益,因而投资者对目标公司投资的风险评价降低,投资者要求报酬率(即资本成本)也随之降低。

在实证研究领域,尽管收购和接管对收购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论并不一致,但Jensen和Ruback[ 31 ]的研究指出从被收购公司和收购公司的总体收益上看,收购创造了公司价值。Lambert等[ 32 ]的研究指出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公司的系统风险,分析师关注、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带来的信息风险的降低使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的风险预期降低,因而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卢文彬等[ 33 ]选择《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等纸质媒体为公司媒体曝光度的计量基础,以2006年12月31日前上市的公司2007―2012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媒体曝光度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指出媒体曝光度越高,资本成本越低,媒体监督具有降低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作用。可见,公司控制权市场收购和接管促进了信息的有效流通,能够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行为,从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

(二)投资者法律保护:影响投资风险预期的法律环境

大量的经验证据证实投资者法律保护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本市场发展、权益价值、资本结构及公司财务政策等均有重要影响。资本市场关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法律环境影响投资者对所投资企业未来收益的风险判断,因而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要求报酬率。La Porta等[ 34 ]指出在投资者利益保护较好的法律环境中,内部人侵占行为受到更多的限制,外部投资者能更多地获得以利息和股利形式返还的公司利润。较低的风险预期使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降低,因而他们愿意为公司股票支付更高的价格。Lombardo和Pagano[ 35 ]基于全球资本市场的融合和分割,对22个成熟市场和22个新兴市场分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良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环境能够减少管理层的私人收益,降低投资者的监督成本,因而使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降低。

关于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大多数学者秉承了La Porta等[ 9,34 ]的“法律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即横向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分析不同国家法律保护的差异对投资者风险预期和公司融资行为的影响。沈艺峰等[ 36 ]从时间序列分析的角度纵向研究了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历史实践过程。在此基础上,沈艺峰等[ 37 ]以我国资本市场实施股权再融资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分析了投资者法律保护对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论支持了La Porta等人的观点[ 9,34 ],即中国资本市场上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措施的加强使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呈现逐步递减的现象,因而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对不同国家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横向比较,还是对我国资本市场历史研究视野的纵向分析,投资者利益保护较好的法律环境使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的风险预期下降,因而投?Y者要求报酬率即资本成本降低。

(三)产品竞争市场:“竞争结构―风险预期―资本成本”的关联视角

产品市场竞争是行业内公司战胜竞争对手的程度[ 38 ],是行业内各企业为获取市场优势地位而进行的较量。根据超产权理论,产品竞争市场是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价值的根本保证条件。在完全竞争市场,管理层为了企业生存必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此时并不会产生超额利润。在非完全竞争市场,高度集中的行业使管理层寻租行为成为可能,市场竞争可以通过提供相对业绩信息、信誉评价、清算破产威胁等途径减少管理层的逆向选择和道德行为。Grullon和Michaely[ 39 ]指出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管理者为避免过度投资行为越可能主动将多余现金以股利形式发放给投资者。Marciukaityte和Park[ 40 ]的研究也指出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因而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有效约束和激励管理层,使管理层减少利己行为,并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取向。

Hou和Robinson[ 41 ]的研究指出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较高,行业内的企业定价可以高于边际成本而获得超额利润,因而投资者预期企业的系统风险较低,其要求报酬率即资本成本随之下降。Peress[ 42 ]的研究假设企业在不完美竞争市场经营产品,但在完美竞争市场进行股票交易,通过构建信息不对称假设下的理性预期模型,指出垄断市场的冲击不会对公司利润产生影响,但加快了私人信息融入股价的股票交易行为,因而提高了股票价格信息含量和股票流动性,从而降低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资本成本随之降低。

吴昊?F、杨兴全和魏卉[ 43 ]基于我国沪深上市公司2000―2010年全行业和制造业的数据,运用CAPM等模型估算我国上市公司的特质性风险,研究结论指出相对集中的行业结构和显著的市场势力能够有效缓解公司的特质性风险,从而提高公司的股票市场绩效。张军华[ 44 ]指出强大的市场势力和集中的行业结构会降低目标公司的异质性风险,因而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林永坚和林朝南[ 45 ]基于“第二类问题”的研究视角,指出产品市场竞争有助于降低大股东掏空的程度,因而降低行业进入壁垒、提高行业内部竞争性能够降低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的风险预期,从而降低目标公司的资本成本水平。因此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一种有效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能够促进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降低,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并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平稳有序发展。

四、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一)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加强对上市公司过渡性事件的研究

基于上市公司股东与管理层、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两类问题,股权集中治理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股权集中有利于减少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的成本,但却易与管理层合谋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而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多个大股东的股权制衡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掏空行为,抑制股权集中而导致的大股东隧道行为。因此,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并无定论,股权结构的研究应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相联系。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股权结构研究的目的和重心。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核心实质是投资者利益保护与上市公司投入成本之间的博弈,对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下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是学者今后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之一。

高管薪酬制度的研究目的是实现股东利益保护与管理层之间的良性互动,科学有效的高管薪酬制度必须将股东报酬满足与公司价值创造有机结合在一起。高管人员既可能产生严重的盈余管理行为,又可能迫于外部经理人市场约束而以公司利益为重,资本成本约束的高管薪酬制度能够强化对薪酬的激励功能,从而最大化股东实际报酬率,实现股东利益保护的目的。因此,基于资本成本约束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设计及加强对奖罚机制的实证研究,是值得学者认真研究的课题。

董事会是确保股东利益实现的重要机构,董事会规模及其结构内生性对上市公司治理环境具有直接影响,董事会的独立性影响董事会对管理层的依赖程度,独立性水平越高越利于监管管理层,使管理层作出利于公司价值创造和股东利益保护的相关决策。当前,我国学者对董事会独立性的研究多集中在独立董事与公司绩效方面,对如何发挥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过渡性事件(企业并购、管理层变更和继任、信息披露等)中的重要作用却很少探讨。

(二)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加强作用机制及与内部治理机制对接互动的研究

公司控制权市场分析收购和接管所引起的对管理层的有效约束和受到媒体关注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及由此带来的对上市公司资本成本的影响。投资者法律保护指出法律保护程度存在差异的资本市场环境对投资者投资风险预期的影响,已有研究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深入分析了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横向研究和纵向分析都证明二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产品竞争市场的研究则是基于“竞争结构―风险预期―资本成本”的关联视角,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对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形成了巨大考验,管理层的经营决策不得不以公司利益为重以避免被产品市场所淘汰,同时产品市场竞争能够缓解公司的特质性风险,从而使投资者对所投资公司的风险预期下降,资本成本水平随之降低。

我国学者在进行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中多侧重内部治理机制,但外部治理机制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及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已经越来越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同时,应该扩展对外部治理机制研究的领域,除本文提到的公司控制权市场、投资者法律保护和产品竞争市场外,还应重视对机构投资者、独立审计、交叉上市、债权人治理、意识形态等的研究。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第4篇

投资年度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按如下公式:

公式1: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投资当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当年投资持有月份÷全年月份(12)

公式2: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被投资单位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企业持股比例一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的投资收益

同时,指南中对投资当年取得的现金股利的理解是,“由投资前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利润分配得来的,故一般不作为当期投资收益,而应当冲减投资成本”。

投资年度以后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按公式3和公式4:

公式3: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计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一投资后至上年末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一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

其中,被投资单位派发的现金股利大于其在接受投资以后所实现的累积净利润属于清算性股利,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冲减投资成本,不确认为投资收益。

公式4: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一应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

如果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等于或小于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则被投资单位当期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中应由投资企业享有的部分,应于当期确认为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

根据上述公式的解释,如果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为负数,表明已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股利又由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的未分配净利润弥补,应将原已冲减初始投资成本又得以弥补的部分转回。

然而,笔者认为,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转回的投资成本有不妥之处。

首先,会计准则之所以规定超过累积净利润的股利应当冲减投资成本,是因为这部分股利不属于投资企业投资之后产生的收益,不能确认为“投资收益”,只有当以后年度出现可以转回的情况时,再确认为收益。其会计分录为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贷记“投资收益”。可以看出,已冲减投资成本的股利在将来有可能重新被确认为收益,但并非所有冲减成本的现金股利都可以转回。笔者认为,应冲减投资成本的股利应分为两部分一清算性股利和投资成本的收回,两者形成于不同期间,具有不同的含义。清算性股利发生在投资后,意味着投资企业用累积盈余以外的净资产部分支付股利,是投资成本的返还。一般来说,清算性股利是特殊情况下才发生的。而投资成本的收回则指的是初始投资成本中以前年度净利润的分配数,该股利的来源发生在投资前,与投资后产生的净利润没有关系。虽然在会计处理上都作为投资成本的冲减数,但是清算性股利可以由于以后年度净利润的弥补得以转回,而后者作为成本的收回不应该被弥补。

其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投资年度未宣告的股利和已宣告未发放的股利同是投资前净利润产生的,但后者由于已宣告,应作为应收项目,并不包括在初始投资成本中。而对于投资时尚未宣告的情形,按照指南中的公式3和公式4,投资前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利润分配形成的股利在以后年度则可能被转回,从而形成投资收益。与已宣告的情况相比,这种处理方法有不妥之处,如果仅仅因为被投资单位尚未宣告发放股利而允许将这部分股利在后期确认为投资收益,将影响会计的可比性和一致性。因此,投资时未宣告的股利不应该由投资后产生的净利润弥补。 再者,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投资企业确认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以前年度净利润产生的股利显然不能被包含在投资收益中,在会计处理上也就不能作为投资成本的转回。

[例]甲公司2001年1月1日向乙公司投资,初始投资成本100万元,占乙公司股权的10%。3月20日公司宣告发放股利20万元,4月5 13甲公司收到现金股利2万元。2001年至2005年乙公司收益及股利分配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按照上述计算公式及会计处理方法,甲公司2001至2005年的会计分录如下:

(1)2001年发放的股利应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

借:应收股利

2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20000

(2)2002年由于乙公司净利润大于分配的现金股利,恢复已冲减的成本

借:应收股利

4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

贷:投资收益

50000

(3)2003年不发放股利,不能确认损益。

(4)2004年由于乙公司2001年后累计净利润小于已发放的现金股利,产生清算性股利,冲减投资成本

借:应收股利

10000

投资收益

3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40000

(5)2005年投资成本由于累积净利润大于累积发放股利又得以恢复

借:应收股利

20000

长期股权投资

50000

贷:投资收益

70000

笔者认为,2001年已冲减的投资成本作为投资年度前净利润的分配额,不能在2002年及以后年度转回。投资企业确认投资收益,仅限于所获得的被投资单位在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净利润的分配额而不是享有额,2001年乙公司实现净利50万元,并发放40万元的现金股利,甲公司仅能确认已分配的股利4万元作为投资收益,而不是5万元。

因此,笔者认为在计算公式3中,“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应改为“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中属于投资年度以后的冲减数”。同时,上述业务应进行如下会计处理:

2002年

借:应收股利

40000

贷:投资收益

40000

同样,2005年仅能恢复2004年清算性股利所冲减的成本4万元

借:应收股利

20000

长期股权投资

40000

贷:投资收益

60000

资本成本的本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电子政务;成本控制;采购成本;预算管理

电子政务是为了适应信息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政府机构将政务处理、政府服务的各种职能通过网络来实现有机结合,以此达到提高政府管理效能、减少管理成本、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从而适应信息化时代要求的政府工作机制。

1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的成本控制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电子政务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有效地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为提高政府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开辟了新的途径。然而,从我国的电子政务的发展现状来看,其在成本控制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1.1电子政务采购成本居高不下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政府采购法》颁布10年来,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11332亿元,10年间增长了10倍。数据的增长一方面是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其中一部分是由成本浪费造成的。目前,我国电子政务采购过程中存在价格偏高的倾向,国家人口计生委信息中心副主任洪亢基认为:“现在,我国政府电子采购还处于解决程序问题的阶段,市场上购买产品可以还价,但是政府采购过程却不会进行讨价还价。一些厂商一旦进入政府采购名单,就将价格提高到最高限。”巨大的差额折射出政府在电子政务采购过程中存在弊端。

1.2电子政务预算管理粗放

预算管理是科学控制电子政务成本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仍然处在较为粗放的阶段。电子政务的预算、决算很大程度上是领导行为的结果,资金支出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论证,电子政务的成本控制意识比较淡薄。电子政务费用预算所面临的问题有:①预算口径比较难统一;②缺乏信息化运行维护的预算科目;③政府部门对运行维护工作缺乏了解,预算工作缺少可以参照的标准;④许多部门对电子政务的信息系统运行维护选择外包方式,它的预算数额是以其合同的成交价为标准,这使各个部门报上来的预算数据同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偏差。

1.3电子政务“条块分割”导致管理成本上升

电子政务的核心并不是电子而是政务。我国电子政务系统存在比较严重的条块分割现象,这对电子政务的推行有很大的障碍。在我国,想要全国共同发展电子政务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国除了存在“条块分割”,还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此外,我国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实施电子政务时时常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这是因为电子政务的发展没有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指导实施,也没有整体性的发展规划。

2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成本控制的对策

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既包含事中控制,也包含事后控制。电子政务的事中控制,就是在电子政务项目实施阶段对生产耗费进行日常控制。而电子政务的事后控制主要包括电子政务成本控制执行情况分析及电子政务成本控制完成情况考核。

2.1加强对电子政务采购成本的控制

由于制度不完善、操作不科学等原因,我国电子政务采购制度并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效果,电子政务的采购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首先,在操作层面上,对采购成本严格把关,加强监管,加大惩罚力度。对于在电子政务招投标工作中进行不正当竞争的人员进行严肃处理。政府要选择采购性价比较高的商品。另外,要加强对协议供货产品的监管,供货商在产品市场价格发生调整时,应当自觉更新报价或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其次,在制度层面上,建立评估机制。电子政务采购成本得不到控制,这与缺乏采购绩效评估有关,没有参照物的政府采购很难衡量其采购业务水平,电子政务的相关采购也是如此。因此,建立评估机制,可以有效地控制采购人员利用特权进行腐败,从而降低采购成本。

2.2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

在电子政务成本的事后控制方面,应当对电子政务进行绩效管理,建立科学的电子政务绩效考核评估系统。而电子政务的考核应当由单纯的结果考核转向成本与结果考核并重。一方面,考核部门应当改变以前过只注重行政结果、不注重行政成本耗费的做法,要把电子政务成本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以电子政务行政成本和效果的比例以及公众的满意程度为基本标准,综合评价电子政务绩效;另一方面,在开展审计时,注重绩效审计、成本评价,尤其注重隐形行政成本的评价,将电子政务成本纳入审计监督的全过程,在事后审计中,要侧重成本效益的分析。

2.3加强对电子政务成本的预算管理

预算是成本控制的源头,也是成本问题产生的源头。我国预算管理的粗放直接导致电子政务成本问题的出现,因此,加强预算管理的科学性、准确性是从源头上控制电子政务成本问题的重要方法。一方面,科学规范电子政务成本预算编制。只有从预算编制着手,规范其编制程序,提高预算编制的有效性、全面性和科学性,才能加强电子政务成本的预算管理。另一方面,加强对电子政务成本预算的执行监督。预算执行是预算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部门重预算、轻执行,预算编制没有细化,支出项目硬化程度不够,资金自由使用比较随意,资金拨出后的管理相对较弱,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因此,只有加强对电子政务成本预算的监督,才能有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电子政务的健康发展。

作者:邓淑婷 单位:江西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