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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量化交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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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量化交易策略

期货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1篇

此前,国内四大期货交易所纷纷推出期权仿真交易,在衍生品市场期权成了近期的关注焦点。

特别是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启动全市场股指期权仿真交易后,如同吹响了国内期权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进展号角,尤其引人瞩目。

11月15日,中金所副总经理戎志平在参加由香山财富论坛、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年鉴、凌志软件共同举办的“2013量化投资实践应用高层研修会”上认为,股指期权将对市场带来革命性影响。

5天后,中金所副总经理胡政也在第四届期货机构投资者年会上明确提出将加快期权上市的准备工作,并将期权作为未来衍生品发展的重要战略。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14年将是“期权元年”,而股指期权或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新突破。

启动仿真交易

11月8日,中国金融交易所正式启动了沪深300股指期权合约仿真交易,共有25家会员参与,同时,中金所还组织了期货公司进行期权业务培训。

从首日的交易情况来看,市场交易整体平稳理性,技术系统运转正常。据介绍,合约乘数为每点100元人民币,合约类型为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参与仿真交易的法人和自然人账户共190个,全天共成交103355手。

11月15日,证监会召开新闻会,新闻发言人介绍了股指期权仿真交易启动以来的有关情况。发言人还表示,股指期权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证监会将根据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状况及实体经济的现实需求,指导相关各方继续推进规则制定、市场培训、投资者教育、技术系统开发等各项准备工作,待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适时推出股指期权。

与国内刚刚起步不同,股指期权于1983年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诞生,至今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的统计,2012年全球场内期权总成交量是99.1亿手,这个成交量里金融期权占了98.3%,和期货成交量相当,金融期权是绝对的主力。

“在金融期权里面分为两大块,一个是股指期权,一个是各股和ETF期权,股指期权大概占了全部期权成交近2/5的规模,所以说股指股权是真正的大牌品种。” 戎志平表示。

目前,股指期权其交易量约占据全球场内衍生品交易总量的四分之一。业内人士认为,国内推出股指期权后,金融衍生品市场必将面临新突破,势必将超越股指期货,成为国内第一大金融衍生交易产品。

引入做市商

此前,中金所副总经理戎志平在“2013量化投资实践应用高层研修会”上公开表示,中金所将推出做市商制度,欢迎各类机构投资者参与做市商业务,具备条件的投资者均可申请。

做市商是一个好听的名字,通俗的讲就是让机构在里面做市,在香港叫“庄家”,股市投资者对“庄家”应该耳熟能详,大多没有好印象。

在会议上,戎志平详细阐述了中金所引入做市商的理由。

模拟1000个交易日,做一个测算。发现最保险的情况将来每个月有230个合约,这么多合约,投资者的资金势必比较分散,各个合约流动性就可能不足,或者不平衡,大部分交易不一定活跃,这样对市场稳定和平行运行会造成很大困扰。尤其对于量化投资者来说,如果当天有很大的差位,你想出都出不来。

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全球十大交易所合约都有做市商,唯一例外的就是韩国的没有做市商,它的合约有高度投机性,很难说在证券市场上发挥健康的功能。据了解,韩国现在对这个合约也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是把合约变大,另一方面是引入了做市商成为风险管理的工具,而不是投机的筹码。

所以说做市商进来提供流动性是非常必要的,可以提高市场效率。

戎志平认为,引入做市商不会影响市场的公平。和香港不同,在内地市场,做市商在做市时和普通投资者一样一起参与撮合,成交上没有任何优先,混合在一起来撮合,不会影响公平。

但做市商承担了风险,交易所在交易的手续费上可能会做出一些特别的安排,给它一个优惠,做适当的补偿。这不会形成价格和信息上的优势,中金所会对做市商的评价系统形成严厉的监管。

做市商制度,为投资者尤其是量化投资人进出市场提供了便利,想出来的时候有人提供对手盘。引入做市商后,买卖投资者,可以通过你的终端发出询价,你无需告诉他想买或者是想卖,做市商必须给你回应,且同时报量,可能一个合约有几家做市商同时给你选择方向成交,这为投资者提供了便利。

“中金所7月至9月开展了做市商制度有关的合作课题,目前20余家期货公司已做好技术准备。” 据业内人士透露,“借鉴国外经验,交易所接受拥有自营资格的期货公司的现货子公司以及券商成为股指期权做市商的可能性很大。”

推出组合保证金

除了引入做市商,戎志平还介绍了中金所在股指期权上的保证金制度——组合保证金。

期权市场合约非常多,大部分投资者基本上是要持有到期的,一个合约持有到期会占用很多保证金,尤其对于做市商来说一会儿买,一会儿卖两边都收保证金。从其他交易所的期权仿真交易来看,虚拟的保证金进去,几天就没有了,保证金的效率低,首先会影响市场效率。

将来期权保证金如果按正常收的话可能很高,一些投资者觉得那么贵,还不如买虚拟期权,哪个便宜买哪个,这样的话会引起过度投机,尤其是散户投资者。从国外或国内的OTC市场来看,这是市场普遍规律。

为解决这些问题,中金所正在研究、计划推出组合保证金方案,主要原理是将买方缴纳的权利金提取一部分作为保证金。对跨期组合等期权交易策略而言,有望降低30%到90%的保证金,采用组合保证金有利于套利者进场交易,激励投资者同时做策略交易。

产生诸多收益

“股指期权出来以后,它可能对行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引起了整个期货行业大的变革,整个市场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会议上,戎志平不掩饰股指期货对市场带来的影响,“现在我们看期货公司,排在前面的都是券商系,这些期货公司之所以排在前面,主要是股指期货做的。所以股指期权进来以后,它应该和股指期货有相当的市场,我们相信对期货市场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言外之意很明白,首当其冲,最大的受益者是券商。有分析人士直言,股指期权推出后,整个券商行业大约能提高50%的收入。

其次,受益的是资产管理和投资者。戎志平认为,有了股指期权以后,可以为最终的用户,为零售的客户开发各种保本的产品到期权市场对冲保本产品的风险,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另外,可以丰富量化投资策略。“国内的量化投资还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规模不大,策略单一,业绩没有明显的优势,大部分还是在做一些α投资。”面对会场众多的量化投资者,戎志平谈了股指期权对这个领域的影响,“我想股指期权出来以后会极大的丰富量化投资的策略。”

期货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2篇

回国的两个月来,王瑞军一直没闲着,除了经营他的公司以及由他创立的中国量化投资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之外,差不多每周他还会到北京东城区石雀胡同里的一家名为“融洽”的茶馆,跟金融圈的精英们交流心得,并谈一谈他眼中的量化投资。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中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最早的“红马甲”(指证券交易所内的证券交易员,因穿红色背心而得名)之一,王瑞军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创新性地运用交易平衡点系统和波动交易系统来交易,是最早把物理学的动量、冲量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交易员。

国内量化投资不及国外

深谙国内外金融市场状况,让王瑞军更加清晰国外市场在量化交易上所具有的优势,对他们的“赚钱策略”,他也有所了解:“有主动管理基金, 这些都用自己研发的策略,这些策略中有的是挑选公司(以巴菲特为代表),有的做价值和动量的策略,有的做统计套利,还有的做非常短线的高频交易 (以Quantlab和Citidal为代表)。很大一部分公司都做统计套利,用统计模型来做。还有一类做激进投资的, 就是先买或卖很多股票,然后去影响公司发展,从中获利(以William Ackman为代表)。”

王瑞军认为,当前总的趋势是算法交易类的公司(用计算机来完成全部自动化)的整个订单尺寸在缩小,数量在增加。“现在这些算法产生的交易量占整个交易量的70%以上。股市的交易量也在分散,以前集中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现在开始分散到各个股市和暗池交易里面。从整个业绩状况来看,那些做长线的收益比较好,因为他们顺应了市场, 做短线的整体利润率在变小,竞争日趋激烈。量化公司规模方面,小的有几千万,大的也有数十亿,而巴克莱的量化基金规模超过了1.6万亿美元,收益率高的能达到30%以上,比如西蒙斯的大奖章基金,2008年的收益率达到惊人的80%。”

再来看看国内的状况,显然并不乐观。但让王瑞军欣慰的是期货市场:“国内期货量化的发展相对是较快的,我回国后发现不是量化策略的基金产品基本已经发不出去了,这也归功于期货市场的高杠杆所带来的残酷性,大家都想寻找一种相对比较可靠的、稳定的盈利模式,量化由于在海量大数据处理和分析上的优势,统计上的高概率优势,执行上的一致性优势和低成本迅速复制扩大产品规模上的优势,被国内市场迅速推广开来。”王瑞军说,从他接触的情况来看,期货量化基金产品普遍收益率比较稳定并且较高,这也与期货市场在量化方面的先发优势有关。

但这些发展也仅限于期货,其他板块则有些黯淡:“有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所有的公募量化基金的业绩都普遍不好,最大回撤有的竟然达到30%多,而盈利最高的年化收益率也只有20%左右,夏普比率(sharp ratio)最高才0.15左右。”王瑞军认为,这样的产品是很难吸引人的,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政策环境、基础设施环境都比较差,量化基金采用的策略非常单一,基本上都是财务数据分析加上简单的动量反转策略,不能有效对冲风险,并且在执行上大多也不能完全自动化。“可以不客气地讲,国内大部分的量化基金都是伪量化基金。”

多方原因催生“伪量化”

关于“伪量化”这个话题,在王瑞军看来,这是由多个方面原因造成的,比如说数据问题――量化交易需要大量历史数据做统计分析,然后再建立实战模型,但是在现阶段,我们所必需的一些数据不完整或是不准确,都将影响量化交易的进行;同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还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通道建设、软件建设都不完善。而阻碍量化交易在国内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最让王瑞军头疼的问题是,国内量化交易人才严重匮乏,现在这些做量化交易的人主要是从国外回来的一批,本土人才极少,再加上管理这些人才的老大们又很少有懂得量化交易的,这导致国内量化交易停滞不前。

由此,王瑞军决定创办中国量化投资学会,这是他极为认可的能有效推动量化交易在国内发展的方式。目前,该学会组织业内顶尖专家,主编了《量化投资与对冲基金丛书》,同时,各分会还不定期组织学术沙龙,并提供平台供业内人士进行项目合作,包括求职招聘、资金对接、产品合作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和培养着中国量化交易资源及人才。

然而,如果人人都懂得了量化交易,这不是在砸自己的饭碗吗?谁愿意给自己培养那么多竞争对手?

面对这个问题,王瑞军显得很淡然:“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 这句话正好印证了最近十年他所做的:2004年,王瑞军和一位从美国华尔街回来的朋友一起开发量化交易工具,率先在国内运用双向夹板、交易机关枪等算法的交易工具进行大宗商品市场交易,2008年之后,又运用中低频模型进行交易,近两年则侧重高频交易模型的应用。

其实在王瑞军看来,一个存在竞争机制的市场,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才能培育出那些处于全球金字塔顶尖的公司(像美国的谷歌和苹果),反之,如果公司在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在公司内部由世袭取代人才的引进,掌权者不求创新只保无错,久而久之,就如同一潭死水,水不外流,也无流进,最后只能变成一潭臭水。因此,竞争机制的形成,以及良好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才能使公司基业长青。

除此以外,纵观欧美金融市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主观主义交易正在逐渐被量化交易等适应市场发展的智能交易方式所取代,金融公司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软件公司,跟不上这种趋势的银行和投行倒下也是不可避免的。按照王瑞军的话说便是:“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如何敌得过现在的飞机大炮”。

建立规则是成本最小的方式

无规矩不成方圆,秦国的商鞅变法,让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法治思想”,无论王侯将相,皆以法为先。

法治也是量化交易取胜的根本,即让规律以规则的形式固化下来,让电脑按规则去执行,这其中就避免了一些人为主观意识所带来的风险。可以说是规则成就了量化交易,而量化交易成就了王瑞军。因此,对于规则,他有着更深的认识:“建立规则是一个社会成本最小的方式,规则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一个企业能战胜别的企业脱颖而出,规则和顶层架构设计在其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对于做交易而言,一个坚守规则的操盘手肯定要优于一个自由散漫的主观交易者。”

然而每当国内频频在政治经济领域出现因为不守规则而“出局”的人的时候,总会给一些海归的人带来些许困惑――原来国内的人都这么玩儿。这应该让人倍感惋惜,不是为那些早该“出局”的人惋惜,而是为了当下规则的约束能力以及人们对于规则的自我约束能力不够而惋惜,或许这个问题不光是制定规则的人要面对的,也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所要思考的。

当然,现在的王瑞军并不担心这些,因为刚刚结束的“十”上,关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讲话给了他足够的信心:“至少现在,将先进的交易方式带进国内的交易市场不会那么蹩脚。”

“宽客”们的公益心

除了做自己的量化投资以及学会活动,当下最令王瑞军劳心的便是公益事业。“我们的学会将尽力做一些公益活动,比如为贫苦地区儿童支教,同时也会给偏远地区的学校捐赠净化水的设备,毕竟现在中国水资源的污染实在是太厉害了。通过这些公益活动,也想引起大家对于环境污染的重视,归根结底,教育是最大的问题。”对于这样的现状,王瑞军有些无奈,却也没有太多办法:“我们将尽力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期货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3篇

曾经,“对冲”在中国资本市场还是比较敏感的词汇。2010年,股指期货蹒跚而至,融资融券和转融通也相继出台。股市投资思维从单向做多扩展为双向的做多和做空。

10月23日,保监会连续公布关于《保险资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规定》和《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暂行办法》的通知,从公布的通知可以看出对保险资金投资范围的进一步放开,市场分析人士对此的理解为希望通过扩大原有的投资范围、完善监管机制以及组建投资团队,为保险资金入市提供更好的资本对冲工具。

对此,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金融工程小组分析师蒋瑛琨认为,我国资本市场已进入对冲时代,金融工程与衍生品研究在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已经凸现。

投资理念的革新

对冲基金在海外已经走过了逾60年的历程,见证了海外资本市场的变革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成长与繁荣。从2010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也进入对冲时代。对冲时代下会对市场带来哪些变化?对投资格局有什么创新?我们该如何面对?

根据现资理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一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市场提供的相对收益,或β收益;另一部分是投资管理人提供的超越市场的超额收益,或α收益,也是绝对收益。一个投资组合的风险也包含两部分风险,即市场风险或系统性风险,以及投资组合的特定风险。特定风险不能完全去掉,只能分散,而系统风险可以通过相应的期货等工具进行对冲。市场风险对冲后的投资组合回报就是市场中性的绝对收益,也就是所谓对冲基金追求的回报。过去,投资者只关心投资收益,却没有意识到其中隐藏的风险;只关心某个策略当下能赚多少钱,却并不知道这个策略未来在市场风格变化后是否还能继续赚钱。在对冲时代,投资更应看重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即投资的性价比。货比三家,在同等风险下,不同策略能带来怎样的回报?投资者会看重长期稳定和持续的α。

在单向做多的投资思维中,我们的投资一直靠天吃饭,也更关心指数点位。在双向投资时代,投资可以不必靠天吃饭,投资者更关心纯粹的市场中性的绝对收益。

另一方面,对冲带来了收益中α与β的分离,同时使投资策略也衍生出可转移α等创新策略。如同包子或比萨饼一样,相对收益的“皮”和绝对收益的“馅”可以分开,也可以构成不同的组合。例如,债券组合的β可以融入来自于股票或商品市场中产生的α,以增强债券组合的收益,这样,不同资产市场中的绝对收益α能力可互相转移及组合。

对冲时代将促使量化投资理念和方法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发展。对冲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狭义的量化投资模式,但量化投资中对风险的量化观念以及对衍生工具的应用都会融入对冲投资策略中。基于数量模型的量化投资也具有在多证券和多资产市场中发现差价的天然优势。

工具化时代来临

过去两年的A股经历了一跌再跌的熊市,有人将之归咎于股指期货做空的推手。其实,恰恰相反,股指期货的引入使A股现货市场的波动性降低,期现套利投资者也逐步成为市场稳定的有效力量。

伴随对冲时代的来临,市场需要更多β型场内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工具。场内指数型基金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等成为配置和交易的工具。可以发现,股指期货的推出促使ETF规模显著增长,也大大促进了交易活跃性。除了传统的β,还有另类β工具,如策略指数和杠杆指数基金。时下活跃的场内分级基金和场外结构化产品正填补了杠杆工具稀缺的空白。

工具型产品更加标准化、风险透明化,在信息不对称的股票市场中,相对于个股选择,是更适合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投资工具。

当然,在股市震荡中,在对冲时代来临之际,我们目前还缺少足够的衍生品工具,还面临不同瓶颈,我们必须正视并寻求解决之道,这也是对冲时代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经之路。

对冲基金新型策略崛起

市场持续低迷,对冲基金却迎来了各种机遇,新型投资策略产品加速崛起,但在不同市场环境中,不同策略的业绩差别较大。

“对冲基金是最近这两年才开始慢慢出现的,这之前私募证券基金都是做传统的A股多头,最近两年才出现使用新的投资策略的产品。”融智评级高级研究员包桂芝表示,今年以来,新基金法的修订明确了私募基金/对冲基金的法律地位;信托公司证券账号放开、期货公司获批资管资格等都是对冲基金发展中的有利因素。

她说,“最近两年低迷的市场行情为对冲基金创造了探索新策略的机会,大家都特别关注对冲基金各种新型策略。今年,一些国外的大型对冲基金公司也开始进入中国,因为他们看好对冲基金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光大证券另类投资部总经理葛新元近日也对外表示,中国对冲基金的发展是整个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种金融工具估计在今后三五年内将加速出现。

据私募排排网统计,截至2012年9月底,具有业绩记录的对冲基金表现差强人意。

数据显示,近1个月所有策略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均低于同期沪深300的表现;近3个月只有管理期货、相对价值策略和债券基金获取绝对收益,收益率分别为18.23%、1.17%和0.29%;近6个月收益率管理期货和宏观策略这两个策略占绝对优势,收益率在10%左右,同期沪深300收益率为-6.59%;近1年收益率两极分化较严重,宏观策略的平均收益率为47.89%,股票策略的平均收益率为-7.06%,同期沪深300指数的收益率为-11.16%。

“不同策略在不同市场环境中的收益能力会不同。”包桂芝表示,把时间拉长点看,就能看出一些策略的优势,比如管理期货,与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很低,相对价值策略的收益一般比较稳定,在市场好的时候可能没有指数涨得多,但市场不好的时候跌得比市场少,或者能够获取正收益。

受限于各种瓶颈,目前国内对冲基金规模还不大。

投资品种、投资工具的缺乏是对冲基金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桂芝介绍,与海外成熟市场相比,目前国内可投资的品种较少,除了传统A股做多,可投资的金融衍生品只有一个沪深300股指期货,做空机制虽然开始放开,但可做空的股票数量有限,并且在实际操作中难度也较大。

其次是人才缺乏。包桂芝认为,中国的对冲基金刚刚开始发展,尤其是新型策略的产品,比如量化、对冲、期货、宏观策略等,都需要这些方面的专业人才。即便是国外成熟的策略,在中国市场也有一个适应本土化的过程。

期货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4篇

2011年上半年私募业绩排行榜上,博弘投资的刘宏包揽冠亚军,博弘定向增发指数型基金4期与博弘定向增发指数型基金1期上半年收益分别是36.91%与34.52%,比第三名――曾是明星公募基金经理出身的芮昆产品“呈瑞1期” 22.56%收益,足足高出10多个点。

我跟刘宏打过交道。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怪才,曾经送给我一本书,叫做《像曹操一样活着》,对量化投资有很深的研究。

在我印象中,量化投资以控制风险为优势。刘宏过去的产品基本都很低调,收益也不温不火啥,啥时候成了高收益的冠军产品了?

他的这个大获全胜的产品,名字就很量化,叫做“博弘定向增发指数型基金”。

我八卦了一下这个产品的路数。

原来,刘宏他们公司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一直想用阿尔法策略做一个产品。所谓阿尔法策略,就是基金的实际收益超过所承受风险对应的预期收益的部分。他们觉得,选股风格的投资策略风险太大,也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尝试了一些方法,发现定向增发是个不错的方向。

刘宏说,定向增发股本来就是好的投资标的,一方面,定向增发本身就是打折的股份,另外,他们统计过,上市公司的新增资本,平均融资规模在13个亿,显然,这些有钱的公司,往往比没有增发的同类公司有更多成长机会。

事实上,他们这个产品也磨合了4-5个月,先是自己造了一个定向增发指数。如果资金规模足够大,或许他们本可以做一个全样本投资。然而,毕竟资金规模所限,他们用一些量化方法,被动剔除一些不好的品种,形成了一个对定向增发指数抽样复制的基金。

他们的剔除标准也很简单:持有周期与上市公司行业周期不匹配,不要;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不是主营业务,尤其是爱投资高科技方向的,不要;水比较深的券商评价不高的,不要!

我知道不少都以定向增发为主题的私募基金,比如凯石投资、上元投资等,我奇怪的是,这些公司或基金经理对定向增发研究多年,怎么反倒还不如这样一个被动的基金业绩显著。

我不禁问了原因。

刘宏说,很简单,风险特征不一样。他们之所以选择指数产品,就是想分散风险,罗列那么多指标,就是想做得被动。今年行情的风险比较大,所以刘宏的风格反而发挥得游刃有余。

可以说,刘宏苦熬多年,他坚守的量化投资第一次有了公众认可感。然而,这位从事量化多年的基金经理,最近也有新的烦恼――原来,就算这样的量化高手,目前信托法上股指期货的指引,根本没法让他们在股指期货上有用武之地。

原来,刘宏他们最近正在筹备发行一个要充分运用股指期货方法的基金。但是,苦苦等来信托投资股指期货新规――7月11日中国信托业协会的银监会《信托公司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业务指引》,刘宏觉得明显不够用。

他提到,不能发挥的原因很多,比如《指引》指出,信托公司集合信托计划参与股指期货套期保值交易时,其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总额,不得超过该计划持有权益类证券总市值的20%;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总额,不得超过信托资产净值的10%,显然额度太少。

另外,中金所规定,一个账户上限只有100份股指期货合约。

“我们知道监管层不想把这个游戏搞乱,但对我们这种熟门熟路的投资者是一种伤害。我们想要的是一种境界是,需要用这个工具的投资者能自由使用。我们是需要者,也是懂得如何使用的人。”

如今,刘宏他们可能会通过有限合伙LP募集资金,但未必进行信托计划,至于账户合约限制,他们可能会以阳光私募子基金的方式,尽可能绕开管辖范围。

期货量化交易策略范文第5篇

对于“8.16”事件的发生,有业内人士担心量化投资会因此受到冲击。但本人的观点恰恰相反,“8.16”事件对于量化投资在中国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实际上,在8月30日证监会的《光大证券异常交易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中,证监会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了官方态度:要求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要高度重视对新型交易方式、量化交易软件和信息技术系统的管理,确保风险可测、可控。在创新业务中要平衡处理好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的关系,兴利除弊,防范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证券期货交易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一线监管,完善有关规则制度和应急处理机制,切实维护市场安全稳定运行。

其实在“8.16”事件中,光大证券所犯下的错误是很低级的。根据证监会的调查,光大证券策略投资部自营业务使用的策略交易系统,包括订单生成系统和订单执行系统两个部分,均存在严重的程序设计错误。其中,订单生成系统中ETF套利模块的“重下”功能(用于未成交股票的重新申报),在设计时错误地将“买入个股函数”写成“买入ETF一篮子股票函数”。而且该交易系统于7月29日实盘运行,至8月16日发生异常时实际运行不足15个交易日,“重下”功能从未实盘启用,严重的程序错误未被发现。而订单执行系统错误地将市价委托订单的股票买入价格默认为“0”,系统对市价委托订单是否超出账户授信额度不能进行正确校验。并且光大证券的策略投资部长期没有纳入公司的风控体系,技术系统和交易控制缺乏有效管理。此外根据交易软件提供商铭创科技所言,是应光大证券的要求将交易系统中的风控模块去掉,而改放在策略层面来检查风控。可见,只要切实做好风控工作,严格新技术、新策略的上线流程,在交易系统上线之前,做好严格的测试,各种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那么,光大证券的乌龙指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本人丝毫都不怀疑量化投资会在中国市场得到普及,但如何让量化投资在中国市场规范发展却是管理层必须正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其一,对于高频交易,既要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又要加强监管甚至加以限制。高频交易通过借助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和复杂的程序运算,在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秒内自动完成大量订单,从极小的价格波动区间中获得利润。但其蕴藏的市场风险也是巨大的。所以美国SEC于2009年全面禁止了高频交易大类中的“闪电指令交易”,近年来针对极具争议性的、通过将交易系统设置在某个交易所的数据中心以缩短交易指令向交易商传递的执行滞纳的“联置”交易形式也从未停止过调查和监管。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必要学习与借鉴美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