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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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其实，中医单纯的辩证论治是不能真实地反应中医学的本质。那么当我们去说中医学的特征时，首先要明确是相对谁而言。凡说特征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其共性的东西。很明显，我们讲中医学的特征，是相对西医学而言，辨证论治是我们的特色，但前提是辨病论治是二者的共有。但现在我们只讲异，不求同，甚至于扬言中西医无法结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辨病论治不是西医的专利，也是中医学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1 从中医学的发展史，看辩病证治的重要性

1.1 中医学虽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辩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辩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辩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辩病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辩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辩病思维与辩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1]。

1.2 中医学从诞生便开始了辨病与辩证的结合。早在《黄帝内经》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它往往是先定病，然后再辩证。比如《咳论篇》、《痿论篇》等章，都是先说这种病，然后再去辩证。之后，在《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书，无不先言某病，再言某症，病、症、脉、证合参而治。以《金匮要略》各篇之题最能说明，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都是病名。

1.3 中医辨病论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未终止。兹举俩例最能说明。其一，清初温病大家余师愚在其《疫疹一得》书中，仅论及清瘟败毒饮一个方子，以一方治一病，药即中病，鲜有罔效，典型辨病而治，其重复性不言而喻。其二，清初临床大家程国彭，在其《医学心悟》一书中，运用大量篇幅讲述如何辩证伤寒。在太阳经症条下，直言麻黄汤与桂枝汤辩证之繁琐，疗效之有限，辩证少有失误则灾害险生。乃自创加味香苏散一方，说：今以此方代前二方（指麻黄汤、桂枝汤）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其也是实现了从辩证论治到辨病论治的一次飞跃。这是中医走循证医学道路的肇始。

1.4 又如中医在与疾病“非典”的抗争中，充分发挥了辩证论治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了辩证论治的优越，而在于对“非典”疾病的认知随着辩证论治的进程而不断深化，这同时也是“辩病”的认知过程。我们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我们的认知就愈趋深刻，我们的治疗就更趋完善。

2 辩病用药的优势

2.1 在辩病用药方面，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病理特点。因此，每一种疾病也意味其基本的治疗原则或治疗大法。除证选用不同的药物外，头痛可适当地配合应用川芎、白芷等止痛药物；癃闭病按照“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应着于通利为主；遗尿应按照“固摄止遗”的原则去配伍组方。如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如肺痨虽有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损等不同病证，但感染痨虫是其共同病因，补虚杀虫是治疗肺痨的根本原则，在抗痨杀虫的基础上再结合辩证，分别予以滋阴润肺、滋阴降火、益气养阴诸法，辩病与辩证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2.2 在脏腑辩证中：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脾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脾主运化、升清降浊的生理功能。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论治，还要结合心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阳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肝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肝主疏泄、臧血濡筋等生理功能。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肾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骨、生髓等生理功能。

3 辩病论治与辩证论治的关系

3.1 关于辩证论治与辩病论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笔者以为，辩证论治的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病理层次的本质的认识上的。一个病理层次就是一个证候，一个汤证是一个证候辩证论治的结果。辩病是对疾病的辩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辩病论治则是着眼于对疾病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抓住疾病中最具本质的联系，把这个疾病和其他疾病区别开来，进而针对各种病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治疗。一般说来，辩病论治从对疾病的初期考察，到确定“这一个”而非“另一个”，从一般性对症治疗到确立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是对疾病的认知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后，辩病论治才有了基础，换句话说，辩病论治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知基础之上的。

3.2 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没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其局限性。辩证论治虽然不能达到对疾病的特殊性具有深刻认知的层面上，因而缺乏特殊治疗的方药。然而，辩证论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病理层次本质联系的认识却远比辩病论治要深刻。从而，在针对疾病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治疗上，更能抓住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辩病论治“优越”。辩证论治的又一个优势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包括对人类尚未认识的疾病，这在人类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其意义不言而喻。

3.3 由此可知，“中医内科临证时既要辩证，亦要辩病。其中辩病论治，是认识和解决某一疾病过程中基本矛盾的手段，[2]”…“是对中医辩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2]”。

总之，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只有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才能不断深化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提高治疗疾病的能力。中医学是辨病论治和辩证论治的完美结合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辩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要提高中医的诊疗水平，提高辩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辩病与辩证相结合的诊疗思路。运用辩病思维来确定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辩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辩析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理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辩病为先，以辩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证，可发挥辩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辩出证候，随证施治[1]。

参 考 文 献

中医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中医学 发展 创新

some thought on tcm development

guo yong

first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hangzhou（310006）

abstract： medical practice is guided by tcm theory，and the staff engaged on that is tcm talents.tcm is of social science，though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more of natural science，absolutely not “pseudoscience”.the living environment changes，tcm needs to f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 in progress，and the tcm change must be creative.

key words：tcm;development;creation

   

近日阅读了刘力红教授的著作《思考中医》，并有幸聆听了刘教授的讲座，独自静思，对刘教授的观点及中医现状感触良多，对中医的发展有所想法。

1  正确认识中医

   

我认为所谓“中医”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医疗实践活动，而从事这个过程的人员才是中医人，可见基础理论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上部分机构和个人，为了某些目的，打着中医的招牌，掩人耳目，缺乏系统的、正确的中医理论的依据，参与医疗和科研活动，这类单位和个人其实不是中医，只是“伪中医”。

   

中医的理论是不是“严重落后的”？“是伪科学”？“要求废除中医”？那如何评价中医理论是所谓的“超前的”还是“落后的”？个人认为必须要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评价，“物质决定意识”这是更古不变的哲学真理，世界上应该不存在超时代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一定会进一步加深。

   

《辞海》对科学的注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故科学存在相对性，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可以重复的，可以用数字语言来表达，而中医学是介于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更多的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绝对不是“伪科学” ！

2  中医需要与时俱进

   

近期经常可以听到一种声音“中医不行”“取缔中医……”这种现象值得深思，目前中医在医疗服务中所占的比例，从古代的主体到现代的20%左右，其服务功能明显下降。我国目前中医、中西医结合、西医三种医疗体制并存，但多数领域的医疗水平（包括疾病的防治能力，国民体质及平均寿命等）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且只采用西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没有优势。

   

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中医的一部分功能已经被现代医学所替代，另一方面是“伪中医”在作梗。负责任的说，中医是有疗效的，只是随着时空的变化，很多老的内容不适应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比较相对落后了，目前的中医学理论大多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中医理论萌芽、发展、成熟的存在环境与今天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1）对象改变。古代中国人平均寿命50岁左右，农业社会中生存，农耕体力活动为主，生活节奏慢，饮食结构简单、自然，生活相对规律，仅以中医作为单一治疗方法；现代中国人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中生存，工作强度大，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饮食结构复杂，生活缺乏规律者较多，以西医作为主要的治疗方法。（2）药材改变。古代的中药绝大多数为野外自然生长，污染少；现在中药人工培育为多，很多遭到工业污染，许多药材已经无条件使用（例如：虎骨、犀角等）。（3）疾病谱改变。古代中医面对的患者各种疾病均可见，“伤寒”、“温病”多见；现在面对的患者以代谢病、慢性病、老年病多见。（4）需求改变。古代的求医者多有“听天由命”的想法，信息来源单一，信赖医生，现在的多数患者，不单单治疗疾病，对预防保健、改善生活质量有较高要求，信息来源广泛，医生信赖度相对降低，循证医学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既然中医的生存环境变了，中医不变怎么能适应！

3  中医需要创新

   

学科的灵魂是理论，没有理论的创新，学科的生命力也就会终止，中医理论必须创新。其实古时的中医医家就有人提出“古方不能尽后人之病，后人不得尽泥古人之法”的道理，“变则通，通则久”中医的现状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不然他的服务功能只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时代进步的大潮淹没。

中医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逻辑 逻辑方法 中医

任何一种理论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并将反映的内容准确地表述出来，就必须使思维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律。中医理论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自然、人体和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就是因为中医思维遵循了一定的逻辑规律。虽然中医没有明确提出逻辑的概念，但却一直在不自觉地运用着逻辑的思维方法，遍及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经典著作以及中医教学等各个方面。因关于逻辑方法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故笔者搜集近十年文献，作一综述，以期对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思路。

1 中医理论体系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吴永贵等［1］认为中医学科学发现和理论构建的逻辑方法，既有通过归纳法发现一般原理，建立理论体系，也有通过类比、想象、提出假设、逐步验证而形成理论；认为中医学逻辑方法的基本特征是：①多向性和多面性一体的特征；②辨证思维的特征。任秀玲［2］认为古医家运用中国先秦逻辑的“应因之术”建构了中医理论体系。“应之道”指导中医学认识和发现生命运动的客观规律，构筑了生理之应、病理之应和天人之应的理论框架。同时作者认为“应因之术”是以客观事物的实(实体)与形(形象、征迹)为基础，提出的解决名实如何一致、相符的逻辑方法。

刘喆［3］认为类比推理方法贯穿于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及其应用。认为脉、经、络的提出，是以类比法为依据的。在经络生理方面，类比推理方法被用于说明阐释其功能作用。文末作者综合地评价了类比法的应用价值，认为类比法在经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中，一方面给予医家们在理论创新上以重要的指导作用，使经络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获得了形象的基础，促进了它的形成。

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经络学说的深入研究，使经络的认识停留于表象。高京宏等［4］通过分析历代医家对体质从现象分类到本质分类的认识过程，从初步的现象分类、进一步的归纳分类和深入的本质分类三方面对中医体质理论中的逻辑思想作了简要论述。

邢玉瑞等［5］认为类比思维是中医学广泛使用的逻辑思维形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它与形式逻辑学中的类比法并不完全等同，有其显著的特征与重要的价值。探讨了类比思维的概念、推理形式及特点。认为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受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即象)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之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称为中医类比思维；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分为比类、类推、比附3种；类比思维具有横向运动和联想性的特点。同时还论述了类比思维在建构藏象、经络理论，推论经脉气血运行与多少，阐述脏腑功能及阳气生理等方面的作用。孙雨来［6］认为中医对于治则、治法的确定，多是利用类比思维，取法自然之理，推入医学之中，成为医学之治则、治法。王志红［7］认为以五行为主线的类比法是中医学的主要逻辑方法之一。在五行类比的逻辑式中，其结构是：特殊-(五行)-特殊，五行是中介，借此中介过渡，才完成了由此及彼的类比推理。此外，中医学结合具体的医学理论及诊疗经验，借用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理论类比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指导诊断及治疗，在这些类比的逻辑应用中，都是以五行作为中介而展开的。周唯［8］认为以辨证论治为主的中医诊疗活动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实践活动，逻辑思维是其中普遍存在的思维现象。论述了逻辑思维方法的应用及特点。章新亮［9］认为中医作为传统医学，虽然是通过象形思维来认识事物，但同时中医之象注入了逻辑思维，由象而进入理性分析。即中医认识人体的方法是象形的逻辑思维方法。文中从3个方面进行阐述：①物象以形和意构造逻辑思维；②形和意相结合的辨证思维逻辑；③中医象形观的逻辑形式，其中分为归比逻辑和推理逻辑。卓同年等［10］认为中医历代以来之所以能够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施治，除了依据长期的经验效果之外，善于运用成熟的逻辑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极吸收了东西方各类逻辑思想并不断运用这些逻辑来指导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逻辑形态。从本质上说，中医的这些逻辑思想和方法是一种蕴含在各种具体问题之中的应用逻辑，是发展中医学的重要思维工具。鲁兆麟等［11］通过对近代名老中医医案的总结，指出其中运用的一般逻辑思维方法为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临床中分析与综合常结合使用，归纳与演绎也常互用互补。

2 《伤寒论》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陈宝明［12］认为《伤寒论》之所以能确立祖国医学完整的辨证论治体系，成为历代医家所推祟的不朽之作，正是由于张仲景掌握和运用了正确的思维逻辑方法，从而揭示了六经病证的内在规律。作者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①六经辨证的归纳演绎法。②六经辨证的分析综合法。③六经辨证的假说验证法。其中作者将假说验证法分为了病因的假说验证、诊断上的假说验证、六经病治疗的假说验证、六经病传变的假说验证以及六经病预后的假说验证五点。④六经病的比较分类法。陈瑞春［13］就《伤寒论》中常用的逻辑方法，如比较、分类、分析、综合、推理等方面做了简单的归纳整理。王历等［14］就《伤寒论》中常用的比较法、推理法、分析和综合法以及归纳法作了初步探讨。其中，比较法分为对举比较法和互参比较法；推理法分为判断推理法、排除推理法以及试探推理法。钟玲［15］认为《伤寒论》通过许多条文具体表述了诊断假说的建立和验证过程。如第56条，就体现了一个诊断假说建立和验证的3个步骤。

3 《金匮要略》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宋建平［16］认为《金匮要略》中所涉及的科学逻辑思维方法有取类比象、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而且这些逻辑方法在中医学中有着较广泛的运用，并举出《金匮要略》中相应的原文逐条进行了论述。赵力维［17］将《金匮要略》中所运用的比较、分析、综合和归纳等逻辑方法作了简要论述。文中指出《金匮》一书分别从症状、脉象、病机和治疗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举出关于“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原文为例；对于分析和综合的应用，以《虚劳病篇》为例进行了阐述。

4 《内经》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史新民［18］认为《内经》中的全息逻辑方法（全息思想：局部显现的信息是整体的信息的浓缩），以天人相应为基础，以生命活动的各层次系统为对象，运用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动静、刚柔等范畴形成具有自我修补功能的公理系统，从而克服了用静止的概念把握运动的状态，用抽象的范畴把握具体生命活动的局限。特别是比类取象、司外揣内、比类别异、慧然独悟等方法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赋予《内经》以无限的生命力。作者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内经》全息逻辑方法的特点：①《内经》全息逻辑范畴的具象性；②全息逻辑范畴的对偶性；③全息逻辑的非线性因果思维；④全息逻辑体系的自我修补特点。董尚朴等［19］简要阐述了归纳、演绎、类比以及验证在《内经》中的体现。

5 中医教学中逻辑方法的应用

邢玉瑞［20］从明晰概念、严密推理、辨证思维3个环节探讨了逻辑方法在中医教学中的应用情况：①概念的界定与匡正。中医教材对概念的正确定义重视不够，常有疏漏之处，如中医学两大特点之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基础理论》中没有明确的定义；②推理方法的应用。中医学对阳气的生理功能、节律变化的认识，采用了类比的推理方法，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若天与日。”③辨证逻辑方法的应用。如反佐法是《内经》提出的组方配伍方法之一，是针对方剂的主要治疗作用与部位趋向，配伍一二味性质、作用相反的药物，以达到纠偏克弊，或顺应四时变化，治不违时的目的，具体应用可分为寒热反佐、升降反佐、开合反佐、动静反佐等，反映了中医辨证思维对立统一的特点。

6 小结

通过大量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发现对中医关于逻辑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其中逻辑方法的研究更是寥寥。透过此综述可以看出，逻辑方法的研究虽然遍及中医理论体系、中医经典著作以及中医教学等各个方面，但论述多是只言片语，没有系统地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只论述了个别逻辑方法，很不全面，存在诸多问题。逻辑学虽然对中医来讲是一个新概念，中医学没有具体讲述逻辑学的知识，然而中医学这个严密而完备的理论体系，却处处体现着逻辑学理念和方法的运用。中医经典著作作为中医的根基和灵魂，逻辑方法的运用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故加强中医领域内，尤其是经典著作的逻辑方法的研究，已成为新的突破口，同时也为广大中医人提高临床辨证的思维能力，加速自身思维的改造，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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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秀玲.先秦逻辑的“应因之术”是形成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J］.中国医药学报，1998，13(6):15

［3］ 刘 喆.从类比逻辑方法看经络学说的起源与发展［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 1994，11(2):39.

［4］ 高京宏，龚海洋.中医体质学研究的逻辑思想浅释［J］.中医药学刊， 2005， 23(2):316，335.

［5］ 邢玉瑞.孙雨来类比思维与中医藏象学说的建构［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2，26(6):414.

［6］ 孙雨来.类比思维在中医治则治法中的意义［J］.中医药学刊，2003，21(3):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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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卓同年，谷培恒. 论中医临床思维的逻辑方法及其运用［J］.新疆中医药，1999，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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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陈瑞春.陈瑞春论伤寒，第1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6：28.

［14］ 王 历，周纯杰.《伤寒论》的逻辑方法初探［J］.中医药学报， 1988，16(3) :18.

［15］ 钟 玲.浅谈《伤寒论》中的几个医学逻辑问题［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91，14(3):21.

［16］ 宋建平.《金匮要略》逻辑方法拾隅［J］.国医论坛， l991，6(6):10.

［17］ 赵力维.《金匮要略》几个逻辑方法举隅［J］.吉林中医药， 1986，6(2):9.

［18］ 史新民.《内经》全息逻辑方法的内涵及其特点［J］.中医药学刊， 2003，21(9):1543.

中医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诠释学; 中医英语教学; 视阈融合一、诠释学及诠释学翻译观诠释学，又称阐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它起源于西方，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中世纪后期诠释学用来解释《圣经》，发展成为经文释义学，它主要涉及对《圣经》的解释。19 世纪上半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建立方法论诠释学使诠释学从特殊诠释学开始转向了普遍诠释学，随后被誉为“诠释学之父”的狄尔泰在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诠释学基础上，把对解释问题的研究扩展为对历史现实本身的探讨，使诠释学成为人文学科的普遍方法论，20 世纪60 年代形成了哲学诠释学，现今诠释学已发展成最具活力的哲学思潮之一。

英语中的“hermeneutics”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词“hermeneia”

。其意思是“解释”和“翻译”，由此可见，诠释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翻译”这种意义在内，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1］。翻译是古代诠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译即解释”是诠释学一个古老而核心的命题。诠释学认为翻译即解释，解释是翻译的普遍特征。狄尔泰认为对待人文学科必须采取与对待自然学科截然不同的概念，因为我们只能通过客体的形式而出现的语言( objectified expression) 来处理人类经验和我们可以理解的内心现实，因此，人文学科必须采用理解和解释这两种手段。伽达默尔认为语言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符号体系，而是我们的世界观，人永远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他把语言推向了诠释学的中心。

“前见”( prejudice) 和“视阈融合”( fusion of horizons) 是诠释学关于解释和翻译的两个重要概念。关于理解，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概念，他认为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他不能脱离自己的历史性，因此，任何理解都是理解者带有前理解的理解，他称这种理解为“前见”。

“前见其实就是一种决定某个处境( situation) 的一切要素最终得到考察之前所给予的判断力”［2］。理解不可避免地包含“前见”和“视阈”，在翻译时译者视阈与源语文本视阈各自跨越自身的界限与对方融为一体，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不是消极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让自己的视阈和文本视阈融合形成新的视阈，这就是视阈融合，理解是一个视阈融合的过程。

与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不同，诠释学认为由于视阈不断地发生融合，所以无论是现在的视阈还是过去的视阈，也无论是读者的视阈还是解释者的视阈都不会是静止不变的，因此，翻译具有动态性。

二、诠释学对中医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

( 一) 中医的诠释特征

中医同诠释的关系源远流长，其表现主要来自两方面:

1． 诠释是中医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中医自古同诠释就密不可分，中医学的发展与研究从来都是围绕对古籍和经典的理解和诠释而展开。在中医诸多古籍中，《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典籍( 一般认为成书于先秦战国时代) ，也是中医学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在中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众多医学流派，其学术渊源主要来自对《内经》不同的阐释和理解。千百年来众多医家及有关学科专家对《内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注疏、专论大量问世，当今对《内经》的诠释越来越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使之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内经学。

2． 诠释是中医语言最为突出的特征。汉字已有6000 年的历史并经历了许多变迁，汉字从夏代之夏文，经甲骨文、金文、大小篆书、隶书到楷书、行书、草书和简化字，语言表述从文言文变成白话文，而中医语言自从它产生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中医文献多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写成，词语精练浓缩，内涵丰富深刻，有史以来中医人都是通过对古籍和医学经典的诠释来掌握、整理和学习医学知识的。中医语言特征也使得众多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形成了各家学说。由于中医语言从结构到表达形式都与现代汉语相去甚远，当代学习者必须首先把其“译成”现代语言来加以理解，否则无从掌握，因此，诠释成为中医表述的凸显特征。可以说诠释给中医以生命，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赋予它新的诠释与内涵，中医才得以传承、发展与沿革。

( 二) 文本的开放性与阐释的多样性

由于中医文献大部分是文言文或半文言文写成，语言浓缩精练，因此，中医英语翻译首先涉及对中医文本的认识和解释。与传统的翻译课不同，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语教学从一开始就把翻译过程看成是动态的，文本作为被解释对象是开放，教师不是文本的唯一解释者，每个学生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和解释，文本的“最终”意义是通过师生共同探讨而达成共识，这不仅符合中医自身的特点，也有利于学生研究性学习。

中医文本解释的多样性是不争事实，从诠释学视角分析，一是译语本身实际是多个前理解变化的结果，每个译者的解释是建立在历史的理解和自己的“前理解”之上，经过一次次查阅和考证得出的结果; 二是同一文本，由于理解的差异，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解释，也就形成了同一文本多种解释的现象。

诠释学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阐释的多样性，认为翻译是视阈融合的过程，因此，它不是简单地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或者用一种符号代替另一种符号的过程。视阈是运动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阈，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视阈，不同的历史有不同的视阈，因此，翻译或解释是动态的，深受文化背景和个体认知程度的影响，文本只能向读者展现他所能够体验到的意义，其余的就可能处在遮蔽的状态。因此，意义的获取并非建立在纯粹逻辑经验基础上，“而是在人的揭示中，使事物去蔽而按其所是显示其自身意义”［3］，这与中医学的特点不谋而合，中医学的研究历来承认文本意义的动态性和多样性，不同的读者和研究者因为个体生命体验、临床实践、环境、性格、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对同一文本的理解也会不同。

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点过于僵化，追求中医翻译的“统一”和“完美”往往使译者望而生畏，甚至使翻译裹足不前，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由于文本的解释是“唯一的”、“统一的”，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和学习，翻译课常常变成了阅读课，课堂教学形式是单一的。诠释学指导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把文本释义的多样性视为中医翻译的基本特征，把翻译植入一个动态活动中，重视翻译的形成过程，译者往往不能直接以自己的视阈去和原文的视阈融合，而是首先诠释文本中的某些字或词的含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不但要考察历史的理解，还要以此考察充实自己的理解，并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形成新的视阈，再回到文本，对文本进行重建，译成新的译文。教师根据这一过程，可以有机地组织课堂教学，使翻译循序渐进，让学生通过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形成译文。

( 三) 打破传统的二元论控制下的教学模式，形成师生互动

传统的课堂是二元论控制下的课堂，二元论( dualism) 的主张就是认为有两种根本上不同而且完全对立的东西存在，在不同的领域二元论有不同的表现，在教育领域表现为主客体———师生的疏离，在二元论控制下的课堂把教师作为主体，学生是客体，师生是对立的双方。在传统的中医翻译教学中，由于翻译存在许多难点，在教学中难以把握，因此，教师常常以“我”为主体，把自己的理解或翻译强加到学生身上，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

诠释学视角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把教材视为被诠释的文本，教师和学生都是解释者，对教师而言，教师是作为文本的诠释者而存在，教师的任务就是把文本的意义及文本背后隐含的意义解说出来，教师的存在价值是通过解释而彰显的，通过与文本的视阈交融，实现自我诠释，是向普遍性提升的过程。学生也是文本的诠释者，甚至是诠释的主体，他们通过诠释文本，整理已有的医学知识，积累新知识，从而获得自我反省，自我超越。这样就使对文本的释义由障碍变成了积极因子，在整个英译过程中，师生形成互动、互补效应，教师的视阈与学生的视阈相遇，并相互影响，通过同化将他人的视点变成属于我的东西，但这个同化并非“占有的同化”既不是把自己移入他者中，也不是使他者受制于我的标准，而是相互汲取，共同提升的视阈融合的过程。知识的传授从来不是把某些体验从这一主体内部输送到那一主体内部这类事情，教师传授的知识不是作为“统治知识”强迫学生接受，而是作为“服务知识”取得学生认可［4］h悆 <。此外，文本通过师生的理解、解释而呈现自身意义，由于文本的多义性使自身得到增值，被诠释对于文本来说是一个生成更新的过程。

三、结语

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要求翻译“对等”、“忠实”

等，只是一个理想模式，诠释学翻译观不但强调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动地位，同时也强调翻译的动态性和解释的多样性，使翻译更为开放，为中医翻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因此，诠释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医英语教学有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提出问题，探索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让学生主动思考，使之主动自觉地参与翻译实践，进而获得终身受用的语言技能、翻译技能、创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中医学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摘要】 临床诊断时，西医重视辨疾病，中医重视辨证候；而辨病与辨证的结合点，实际上是西医的“病理”与中医的“病机”之间的大融合。中医的“证候”与“病机”二者，反映的是疾病的表象与本质的关系。中医病机学形成的基础是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而藏象理论又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认识疾病和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医要正确认识疾病，要确立证候诊断标准，要抓准病机，都离不开藏象理论的指导。文章旨在以“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为指导，以藏象学说为基础，明确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制定的方法，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 证候； 病机； 藏象；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课题旨在基于辨证论治基础上，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为切入点，建立此类疾病的系统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价体系，填补学术界在该项研究中的空白。藏象理论是中医研究疾病的前提和基础，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本文旨在探讨藏象理论对证候标准制度的意义，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1 证的相关概念

1.1 证（证候）的概念

1986年，在全国中医证候规范研究会议上，初步对“证”的概念作了界定：证候是疾病发生和演变过程中某阶段本质的反映，它以某些相关的脉症，不同程度地揭示病因、病位、病机、病势等，为治疗提供依据。这一界定，可以说“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的概括。这一对证候概念的规范目前仍被基本认定［1］。

1.2 辨证的方法

辨证就是将四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

辨证的方法有多种，计有：①传统辨证方法：病因辨证、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其中，脏腑辨证是根据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表现，对疾病证候进行分析归纳，借以推究病机，判断病变的部位、性质、正邪盛衰情况的一种辨证方法，是临床各科的诊断基础，是辨证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其直接的理论基础是藏象学说。②辨证要素辨证：田代华［3］认为，体质、病因、病位是形成证候的三大要素，提出辨证应在综合临床各种症状和体征的基础上，利用掌握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重点分析确定患者的体质要素、病因要素和病位要素，从而做出正确的证候诊断。③证素辨证：朱文锋［4］在建立辨证新体系中引入了证素的概念。“证素”，即辨证的基本要素。认为证素是依据证候而辨识的病变本质，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性与病位，是构成证名的要素，是具体诊断单元而非分类纲领。基本证素［5］包括病位与病性两大类约60项左右。辨证过程包括了证候（症状、体征等临床信息）获取、证素识别、证名判断3个环节。④证候要（因）素应证组合的辨证方法体系：证候要素［6］是与生理病理相关联、以病机学说为基础、并能由可测量和观察到的症状体征等信息集合直接表达的病机单元，同时它又是诊断学的概念。在辨证中引入证候要素这一概念的目的是降低证候的维度，便于分析探讨其病机，实现辨证的目的。王永炎［7］提出以证候因素应证组合完善辨证方法体系的建议。研究认为，中医辨证可采用归纳病因病机、提炼证候因素，进而应证组合进行辨证。

1.3 判定病机的方法

从字面上看，病机便是“疾病的机理”，亦即疾病之所以发生、变化以及出现种种临床征象的机理。《素问·至真要大论》强调“谨候气宜，无失病机”，说明病机的概念之于疾病诊断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至少在《黄帝内经》的时代，病机已成为中医疾病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病机分析仍然是临床辨证的关键环节，也是考察医生综合水平的重要指标。病机的概念具有持续性、阶段性、多变性、兼合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8］。

辨证论治为中医治病的主要方法，辨证作为辨证论治的第一个环节，其目的显然为了明确疾病的病机与发展转化，进而为治疗确立原则。辨证的对象是“证”即病机，辨证的依据是“证候”，辨证的结果是“证候诊断”［6］。

2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开展的现状

现代医学在治疗大多数病因复杂、影响因素众多的疾病方面往往疗效欠佳。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传统中医药日益彰显其优越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疗疾病的特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中国中医研究院教授史大卓谈及：“和现代西医学相比，传统中医整体宏观推测演译诊察疾病的方法在病理诊断、微观诊断方面显得模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中医要发展还是要走向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因此开展证候标准的研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吴秀艳等［9］提出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的思路：①从病证结合入手，逐步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②以证候要素的提取为证候诊断标准体系建立的前提；③运用符合中医特点的数理方法分析临床研究结果是建立证候诊断标准体系的关键。李建生等［10］总结出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思路与方法：文献研究是证候研究的基础、临床调研是构建证候标准研究的关键环节、专家问卷调查提高证候标准的指导性、症状/体征量化是证候标准建立的关键、计算智能方法的介入，将为证候诊断研究提供技术平台。

胡金亮等［11］总结了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包括：证候宏观标准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微观指标的研究、证候诊断标准与证候的量化研究、证候诊断标准建立的方法学研究。证候诊断客观化、标准化是辨证论治规范化的基础，而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关键是方法学的合理应用。目前，研究证候诊断标准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采用文献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采用计算智能的方法和应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等。

基于目前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研究现状，本研究将以“动态演化”和“证候要素”为重点，建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将病机与病位两个层面的演化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建立起以时空为结构单位的立体诊断标准，即以证候要素（病机和病位两个层面）及其相应症状、指标为空间内容、以时间序列为时间内容的证候诊断标准。从空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型；从时间角度确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大致相当于西医学对疾病的分期。

3 藏象研究与证研究的关系

3.1 “藏象”及藏象学说“藏象”的概念

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王冰解释“藏象”的“象”说：“象，谓所见于外，可阅者也。”张介宾《类经·三卷·藏象类》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可见，“象”是“藏”的外在反映，“藏”是“象”的内在本质，“藏象”则是人体系统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体，是内在脏腑的生理活动及病理变化反映于人体外部的象征，而这种象征客观地反映了内在脏腑的机能变化，从而作为推论或判断脏腑机能变化的依据。藏象意为藏于体内的脏腑和脏腑机能反映于外的征象及脏腑的实质形象［12］。

藏象学说［13］，是研究藏象的概念内涵，各脏腑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病理变化及其与精气血津液神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脏腑之间、脏腑与形体官窍及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中医藏象学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不仅涵盖了中医解剖、生理、病理等多个基础医学方面的内容，还外延于中医发病、辨证、诊断、治疗等多个方面，换言之，它不仅是阐明人体生理活动与病理机制的中心环节，也是临床治疗学的理论依据。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说到底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藏象实质也就是人体生命的实质［14］。由此可见，中医辨病、辨证施治是以藏象学为理论基础的。

3.2 藏象理论

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中医对人体生命功能和形态结构的根本认识，是中医的精髓——“证”的基石［12，15］。因此，“证”研究的开展是要以藏象理论为前提和基础的。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藏象学说，一直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据此，严世芸提出，这种“辨证论治”应该名之为“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体系，能极大地提高辨证水平和临床疗效，更符合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本质和规律，为中医辨证论治实现统一、规范、完整的目标奠定基础［16］。

藏象学说的现代研究主要从理论探讨（对某一脏腑功能的专题讨论，探讨某些术语的概念，阐发各家理论，引用系统论、控制论等进行阐发）、临床研究（阐发脏腑辨证，探讨某些脏腑虚证、实证，肾实证，五脏治法，脏腑同治）和藏象实质的探讨及实验研究等几个方面开展［14］。目前，中医藏象学说以“证”的研究为主［17］，而证研究又集中在证候规范化、标准化等方面，可见，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确立的源头、基础是藏象学说。

4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藏象学基础

“证”是中医临证诊断疾病所特有的工具，证候诊断标准则可谓是辨证的准绳，而辨证又是基于藏象理论指导之下的，因此，证候诊断标准的确立，若在藏象学说指导下，沿着“疾病——证候——病机”的研究思路，并以证候要素为中心环节，则结论更准确、可靠，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以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研究为例：中枢神经退行性疾病是指神经组织非正常退变引起的一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质量的重要疾病。主要包括阿尔茨海默氏病（Alzheimer disease，AD），帕金森病（Parkinson’s Disease， PD）、亨廷顿病、糖尿病等引起的神经性疾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克-雅氏病（Creutzfeldt disease）和多聚谷氨酸类疾病（Polygutamine disease）等。此类疾病的发生多以肾藏象病理改变为源头，以辨证论治为前提，深入研究此类疾病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共同病机——肾中精气亏虚的基本特征，拟定病机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病位层面的基本证候要素——肾，结合此类疾病的基本特点，确定证候要素的相应症状和其它特异性检测指标。深入观察证候要素“精虚”和“气虚”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演化内容，研究不同时间阶段证候要素的类型及表现规律，系统阐释此类疾病从虚（精虚、气虚）瘀（血瘀、痰瘀）风（实风、虚风）的病机变化规律和具体内容。同时观察疾病在病位层面的传移过程，研究不同时间段疾病病位从肾到脾、肝、督脉等的病位传移规律和具体内容。本研究将遵循此研究思路，确立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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