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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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范文第1篇

【案情简介】小刘2003年5月在某房地产公司上班至2006年2月13日，公司未与小刘签订劳动合同。2003年6月被聘为售房部内勤员，工资实行基础工资400元+浮动工资100元+岗位津贴50元。2004年3月18日公司安排小刘从事售房业务工作，工资实行基础工资+岗位工资+效益工资+销售提成。小刘多次要求公司为其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但公司迟迟不予办理。小刘于2005年12月、2006年1月全额补交了2003年5月至2006年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费。2006年2月13日公司以没有新的开发项目为由辞退小刘。小刘要求公司补缴社会保险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公司以业务人员工资为提成工资，与小刘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支付经济补偿金。

【裁决结果】某房地产公司1、支付小刘2003年6月至2006年2月应由公司承担的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2、支付小刘4年工作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评析】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某房地产公司与小刘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是没有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是否应该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三是没有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辞退劳动者是否应该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规定：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据法律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三、用人单位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自招用劳动者之日起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并应当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按规定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某房地产公司在聘用小刘时，应当按照规定与小刘签订劳动合同，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小刘虽未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小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在公司，而公司将小刘辞退后，又以此为由，不补缴社会保险费，此种做法与法律法规相悖，应予纠正。因此，公司应支付小刘终止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并补缴小刘被辞退前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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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范文第2篇

欧盟所进行的工业变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欧盟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工业变革中高度重视、妥善处理劳动就业问题

欧盟是在欧洲煤钢联营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业变革是其发展中早就面临的重要问题。而提出工业变革中的劳动就业问题，主要是在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由于煤钢行业的变革引起的大量裁员，作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来对待的。煤矿面临着资源枯竭或采掘延深，成本加大，受到进口煤炭价格低廉的压力，以及考虑环境保护，对能源结构调整等原因，逐步减少生产，甚至关闭煤矿，如法国决定于2005年关闭最后一个煤矿。随之而来是大量裁员，需要转移煤矿工人。钢铁工业主要考虑规模经济，进行重组，以提高竞争力。由卢森堡、法国、西班牙三家钢铁企业合并组建的阿塞洛钢铁集团自2002年成立以来，在内部就开始进行产品结构、组织结构调整，相应地减少职工。此外，其他行业不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都存在着调整改组即变革的问题。如列日市的福特汽车组装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三次重组，人员从1．4万人减少到5000人。信息产业在变革中也已出现裁员问题。从欧盟经社委员会到企业的领导，多次强调工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在工业变革中要使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三者平衡，不至于引起冲突，就要防止地区政府因注重经济层面而忽视社会层面－－就业、教育、环保；防止只考虑提高竞争力而牺牲职工的利益。为此，就需要很好的操作和管理，全面考虑各方面的需求和利益。在2000年3月欧盟里斯本高峰会上确定了妥善处理这几方面关系的经济发展战略，即“里斯本战略”，其主要目标是在未来十年使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和最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经济体，更多地提供就业机会并增强社会凝聚力。

欧盟对工业变革中的劳动就业的安排，首先是从长计议，即从工业变革的持续性出发来认识煤钢等行业的发展趋势，从一个较长时期考虑来处理职工裁员的问题。如法国洛林“法国煤矿公司”早就确定要裁员，因此从1985年就开始不再招收新矿工。其次有一个总体框架，分阶段有序地裁员。企业一般将裁员规划提前告诉职工，进行协商，然后再裁员。有的即将关闭的煤矿，提前3－5年就告诉职工，便于职工自谋出路或由企业按有关法律处置。再次，重视善后工作。法国洛林“法国煤矿公司”提前一年于2004年4月关闭煤矿，也是法国的最后一个煤矿，从而停止了全国的煤炭生产。可是最后一个雇员到2007年才能离开，在此之前公司继续负责处理善后工作；从2008―2020年将另设新机构来负责处理遗留问题。第四，各方面取得共识，形成合力。从欧盟总部到企业，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对解决就业问题有共识，各有明确的职责，又互相配合。企业有条件解决的就自己解决，企业无力解决就交由地区政府按有关规定解决。老工业地区还得到欧盟总部的关注和资助。第五，有法律保障。对职工权益、社会保险、提高退休以及有关结构调整基金等方面都相应地立法，作出明确的规定，要求政府依法办事，保证了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2、采取多项措施，缓解就业矛盾

实现产业转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是欧盟在工业变革中处理劳动就业问题的着力点。其主要措施是抓经济多样化和发展中小企业。

在经济多样化方面，主要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建设工业园区、实施税收优惠等办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引进外资和其他地区的资本，发展新兴产业或其他产业。梅斯区域处于比、卢、法、德交界，由七个地区组成。为了促使该地区经济发展，建成欧洲重要的物流中心，准备大力改善交通运输条件，规划修建洛林－卢森堡的第二条高速公路、改建梅斯机场、开通洛林－巴黎的高速列车等。一些国家的煤矿所在地，注重加强城市市政建设，提高城市服务功能，大力发展服务业、房地产业及与煤矿相关或转型企业。如德国华森－沃德煤矿集团，在煤矿附近发展坑口电站、矿泉水厂、造纸厂；根克市拟从法国引进汽车组装厂以增加新的就业岗位，弥补福特汽车组装厂裁员的影响；列日市的考克里尔－桑布尔公司拟与瓦隆地区、列日市地方当局商议，筹划利用重组以后腾出的土地、设备招商引资发展其他产业，开发新的就业岗位。

全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是欧盟总部及其成员国各级政府为缓解就业矛盾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如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政府对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中小企业参加国家项目的竞标，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协调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关系，依照《竞争法》的规定，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等，其最终目的是支持中小企业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

欧盟极其重视对工业变革中裁员的职业培训，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强调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使被裁减的职工特别是矿工充分认识到工业变革的必然性，从而改变传统观念，学习新的技能，减少依赖性；二是按市场需求，量体裁衣地培训裁员，提高其就业技能。对需要转移出的外籍职工还注意加强语言培训。根克市还注重对矿工子弟的教育，使之认识到不可能再在煤矿工作，从现在起就要认真读书，以掌握职业技能，适应就业需要。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实行双轨制教育制度，十年制中等教育毕业后，参加工作期间先接受3年职业培训。

此外，企业在内部还采取多种形式来减少裁员或延缓裁员。德国蒂森－克虏伯工业集团在裁员时采取了多种措施，如不增加新职工、不再延长临时合同、以正式工代替临时工、剩余人员在内部调整、55岁以上职工可减少工作时间、提前退休等。提前退休是欧盟较为普遍采取的措施。煤矿职工满45岁，只要井下工作20年或井上工作25年就可提前退休，领取相当于原工资的60％―80％的事业金（不是由养老保险基金列支的补助金），到法定正式退休年龄时再按有关法律规定领取退休金。在领取事业金后，如从事其他工作，则不得领取事业金，但可积累工作年限，提高退休金的积分。

实施产业转移、职工培训、提前退休等措施都需要资金。欧盟委员会建立了结构调整基金，大致为预算的1／3，需要的地区向其申请，按规定程序审批。成员国、州、市地方政府预算中都有资助工业变革中劳动就业的开支，其比例由各国、各地自行决定，在使用上向重点地区倾斜。如根克市因关闭煤矿，比利时政府资助25亿欧元，欧盟委员会支持4亿欧元，全市平均每人4．6万欧元（折合人民币约46万元），其中一半用于补助提前退休职工开支。

3、坚持协商原则，通过对话机制沟通和协调各方经济利益关系

工业变革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涉及到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雇主与雇员关系即劳资关系，则是主要方面。欧盟在处理工业变革与劳动就业关系上坚持协商原则，主张通过对话机制来协调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缓解劳资矛盾。卢森堡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钢铁行业面临着很大困难，政府筹划减少钢铁职工6％的工资，其他行业职工增加10％个人所得税，以度过危机，帮助失业职工。为此，推行政府、雇主、雇员三方协商、沟通机制，并逐步形成了以三方协商、沟通机制为特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卢森堡模式”。这一模式不仅对工业变革中的就业问题，而且对重大经济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法律法规的制定等都适用，取得了很好成效。梅斯地区，区域间经社委员会也是通过协商原则来协调不同地区的利益关系，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和民族融合，从而成为欧盟跨地区发展的典型。在企业，也通过对话使劳资双方沟通。这样做虽然花费的时间较长，但使政府或企业决策有科学依据和公众基础，兼顾各方利益，因而在实施中一般比较顺利，很少有反复。

为使协商、对话有一个平台，欧盟各级建立了经社委员会（理事会）。在欧盟总部层面上经社委员会专设工业变革协商委员会，由来自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各成员国代表轮流当主席；由雇主代表、雇员代表及其他方面的代表构成。在卢森堡，经社理事会履行工业变革协商的职能，由政府代表（政府官员及政府任命的专家）、雇主代表、雇员代表构成，三方代表轮流当主席。在三方关系上，政府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因为需协商的问题主要是由政府提出的，协商的意见也是供政府决策参考或作为议会立法依据。在各级经社委员会的相互关系上，欧盟经社委员会及其工业变革协商委员会只是从战略方向、原则上作出规定，重大问题采取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对各成员国进行指导而不作具体规定，由各成员国及地方的经社委员会或理事会在欧盟规定的总体框架下，根据各自情况作出规定。

二、启示和借鉴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就业问题远比欧盟复杂，任务更为艰巨，不仅有工业变革（工业结构调整升级）中的劳动就业问题，而且有农业结构调整中数量巨大的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不仅有经济结构调整升级中劳动力转移问题，而且有经济体制转变所带来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我国在经济还不发达，且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妥善处理了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上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问题，保持了社会的稳定。相比之下，成绩确实巨大。但欧盟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对我们确有启示，值得借鉴。

1、从战略高度认识劳动就业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积极稳妥地解决劳动就业问题

中央历来重视劳动就业问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其战略方向和原则是十分明确的。但是，还需把地方各级政府、各方面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中央认识上来，使各级干部对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还需研究如何把中央已确定的劳动就业战略方向和原则具体化为中长期规划。我们建议可否制定2020年前的劳动就业中长期规划，分阶段提出实施目标，与各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衔接，与产业发展、财政金融、科技、教育等规划相衔接。对当前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职工解除劳动关系、身份置换工作要规范，企业要作出规划，不要急于求成，避免失业人员大量增加。要根据财力可能，量力而行，处理好提前退休等问题。

2、把职工技能培训放在重要位置，下大力气抓紧抓好

目前我国职工技能状况堪忧，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者居多，特别是农村中转移的劳动力，不少人实际上是小学水平。下岗职工再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水平偏低，缺乏专门技能。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在抓好普教的同时，要把职工技能培训放在重要位置上来，解决好培训方向、费用保证、责任部门，使之真正落实。建议就业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对职工技能培训问题加强领导，作出部署，责成有关部门制定规划，完善政策，相互配合，抓紧抓好。

3、地方各级政府对当前劳资矛盾要加以引导，通过协商对话等形式积极缓解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 R592[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1185―1672(2007)―06―0522―02

摘要 目的　观察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的关系。方法应用超声检测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将335例病人分为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及对照组，并据年龄大小分5组。观察各组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结果四种常见疾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检出率高于对照组且随着年龄增大斑块发生率也增高。结论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塞四种疾病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密切相关，检测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助于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期诊断，使患者得到及时治疗。

关键词　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塞

作者单位：100007　北京市第六医院

以动脉粥样硬化为病理基础的心血管疾病是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疾病，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及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常见疾病与动脉硬化的发生密切相关。2000～2002年对本院住院335例老年人的心脏、颈动脉、脑动脉的超声检查。，目的在于早期发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像变化，及时预防和诊治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塞这些老年人常见疾病。

1　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335例老年住院患者，男209例，女126例，平均年龄(60±15)岁。将病人分为冠心病组145例、高血压组195例、糖尿病组60例、脑梗塞组142例。各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血脂、吸烟史等无显著性差异。冠心病定义为冠状动脉造影至少一支冠状动脉狭窄≥50％，脑梗塞诊断依据全国第二届脑血管病防治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经头颅CT或MRI证实，高血压病的诊断标准为收缩压＞140mmHg或舒张压＞90mmHg。糖尿病诊断标准为1997年美国糖尿病协会提出的诊断标准。

1．2研究方法　询问病史，查体，完善颈动脉超声，有完整的生化及其它检查结果，病程记录和疾病诊断。颈动脉检测，采用HP son065500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探头频率7.0MHZ，患者仰卧。Ghiadoni等认为IMTs1.0mm是正常的，LMT在1.0～1.3mm为增厚，IMT＞1.3mm为斑块形成。本文以颈动脉内中膜厚度>

1．3mm为斑块形成。

1．3采用统计软件　SPSSIO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x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颈动脉斑块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见表1。

3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全身性疾病，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病理过程，血管内皮的损伤和功能的减退是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因素，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最终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形成，近来有许多研究表明吸烟等可损害血管内皮，最终血管疾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高血压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因素，长期血压升高导致动脉结构和功能改变，可以引起动脉血管内中膜增厚，大多数脏器功能障碍主要是由于供应这些器官的动脉发生阻塞性病变所引起，通常由动脉粥样硬化所导致；血压升高与其它危险因素共同作用则加重对血管内中膜的损害；年龄、肥胖和脂质代谢紊乱均为引起内中膜增厚的重要因素；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与高血压并发心脑血管事件密切相关，高血压无明显并发症时，斑块程度轻。有心脑血管并发症时，斑块程度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与斑块严重程度相关。早期检测和发现高血压引起的靶器官动脉粥样硬化损害有助于预防并发症和指导药物治疗。

随着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方式改变及老龄人口不断增加，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不断增加。糖尿病是由于机体胰岛素缺乏或机体对胰岛素不敏感而引起血糖异常升高的疾病，常伴有脂质代谢的异常，产生高脂血症，过量的血脂沉积于动脉的内膜，在血管内壁上形成粥样斑块，动脉硬化是糖尿病的重要并发症之一。老年糖尿病伴高血压患者脑动脉硬化、冠心病及糖尿病肾小球硬化发生率较高，容易导致心肌梗死、脑出血、脑梗死及肾功能不全。老年高血压伴糖尿病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有颈动脉斑块及内膜增厚的患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增加。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文章着重研究了劳动价值论和现代财务学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深入分析了两种价值观的内在联系，指出劳动价值论不仅构成我国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我国现代财务学的发展提供养分。既研究了价值运动本身，又研究了财务关系是现代财务学的根本任务。

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现代财务学，其管理目标和管理对象无不围绕价值范畴不断延展，呈现出显著的价值管理特征，价值增长、价值分配与价值评价构成现代财务学的基本框架。由此可以认为，研究财务学必须以价值概念为起点，构筑科学完整的价值管理体系。

一、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

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的滥脑可以追溯到1776年斯密的不朽著作《国富论》。他认为“价值”的涵义是双重的，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斯密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引出了交换价值，并进行深人研究的，他认为一个人的贫富是由他所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多少决定的。社会一旦确立了分工的秩序，那么每人所需要的物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自己的劳动生产的，很大一部分要依靠与他人劳动生产物的交换。所以，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劳动之间的交换，商品的交换价值也自然由劳动来决定。所以“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但是，究竟是什么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斯密的回答是混乱的，他提出三种价值决定说，其一，价值由耗费的劳动决定。“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一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侧。这一点肯定了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按马克思的观点看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其二，价值由购买的劳动决定。斯密认为，“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所需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川。在这里，斯密把劳动和劳动产品等同起来，从而混淆了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与商品交换中所购买的劳动。其三，价值由收人决定。商品的价值从由生产耗费的劳动量决定转化为由购买的劳动量决定，而购买的劳动量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人决定。由此可见斯密未能彻底地坚持劳动价值论。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在批判斯密的价值决定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指出商品的价值构成不仅包括生产这种商品时直接耗费的劳动，而且包括生产这种商品时所使用工具中的间接耗费的劳动。通过对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不熟练劳动与熟练劳动的划分，得出了在相同时间内不同性质的劳动创造的价值不同的结论。这无疑是劳动价值论的重大发展和历史性飞跃。然而，由于把劳动和劳动力混同一谈未加区分，李嘉图学派始终未能走出导致其理论解体的两个难题，即(1)如何用价值规律说明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和(2)如何解决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矛盾?这两个难题直到马克思第一次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并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完全建立了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后，才最终得以成功地解决。

马克思在扬弃前人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逻辑严整而“纯粹”的劳动价值论。其要点如下:

1.深刻分析了商品二要素—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把交换价值和价值明确划分开来，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他说:“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困“物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接着，马克思指出“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共同的东西。’，川这里的“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马克思分析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马克思认为，一旦把使用价值撇开，就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具体形态也抽去了，各种劳动也就不再有什么差别，都化为相同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基于此，我国《政治学》教科书上给出了一个众所周知价值定义:“所谓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交换价值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

2.科学论证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所谓劳动价值论是指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而不是劳动价值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任何商品都是商品生产者的劳动产物，商品的二重性取决于劳动二重性。他说:“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这便是“纯粹”的劳动价值论。

3.有力地回答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创造商品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须指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论不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市场供求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而绝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可以制约着在什么条件下，商品价值是由什么样的劳动创造的。倘若市场交换呈现供过于求，商品的价值就不再由中等条件下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生产条件好的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倘若市场交换呈现求过于供，商品的价值量就由劣等生产条件商品生产者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只有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商品的价值量才由中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这表明商品的价值虽然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创造的，但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却会受到市场供求状况的制约，必须联系具体的市场经济条件讨论商品价值的大小。

二、现代财务学的价值范畴与价值决定

现代财务学是一门研究微观经济主体价值管理和价值创造的应用科学。在计量手段上同会计学一样，它运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经营活动和经营结果进行合理地规划和控制，实现企业效益不断提升、企业价值不断增长的目的。从财务学的具体管理内容看，主要涵盖四个方面:(1)对资产负债表左方项目的管理，即资产管理;(2)对资产负债表右方项目的管理，即资本结构管理;(3)收益表项目的管理，即收益管理;(4)现金流量表项目的管理，即现金流量管理。与会计学主要立足于过去的经济事项不同，财务学着重于现在尤其是未来经济事项的规划和控制。财务学上述四项管理内容归结到一点，就是价值管理。而资产和资本结构反映着价值的静态形式;收益和现金流量反映着价值的动态形式。因此，财务管理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价值的静态规划和动态控制。其目的是实现价值增殖，即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那么现代财务学上的“价值”涵义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既然现代财务管理的目标定位于价值增殖或价值创造，那么，财务学中“价值”范畴必然与企业的收益能力息息相关，否则“价值”无法“增殖”，价值增殖的直接表现是获取了“收益”。然而，由于企业的收益计量采用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在特定时点上与现金净流人不相一致，且易受主观操纵所左右，因此，价值增殖如果用获得的“现金流量”加以反映就更显得客观可信。

基于上述分析，根据货币时间价值原理，站在财务学的角度可以将“价值”定义为:企业未来收益或现金流量按适当折现率折现而得到的现值。由此可以演绎出财务学的两条重要定理:

定理1，资产的“价值”代表着法人资产未来收益的现值。如果该项资产失去了收益能力，如经销的商品已落令过时，拥有的设备无法投人使用，某项专有技术已为更先进的技术所替代，则该项资产也就自然失去其“价值”;如果该项资产的收益能力发生增减变化，其“价值”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定理2，资本的“价值”代表着出资人投人本金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包括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引起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在资本结构理论中，资本的价值等价于企业价值。即V=B+S，V表示企业价值，B表示债权资本现值，S表示股权资本的现值。

从财务学的“价值”涵义中不难看出，财务学的“价值决定”涉及如下因素:

1.资产的“量”与“质”。资产的“量”是指企业拥有各项资产的规模数量;资产的“质”是指企业拥有各项资产的比例关系、周转速度和盈利能力。

2.资本结构。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资本结构应有三重含义:(1)指股权资本或债权资本各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2)指股权资本总额和债权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关系;(3)指财务资本(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和人力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获得杠杆利益，提升企业价值。

3.收益水平或现金流量。是指现有资产或资本结构的未来收益能力。

4.风险。既然财务管理面向未来，就必然会或多或少遇到风险，要求得到相应的价值补偿。一般而言，风险的价值与承担风险的大小成正比例。

5.折现率。是指现有资本结构的加权资本成本或出资人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

三、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1.劳动价值论构成我国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众所周知，企业财务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关价值运动(资金收支)方面的事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而这种经济现象存在的基础依然是商品经济。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企业的经济活动一方面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即劳动者利用劳动手段作用于对象，生产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使用价值(商品或服务)并进行交换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物资的实体运动过程;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价值形成和实现的过程，即通过生产活动，将消耗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者支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形成新的价值，并通过营销活动最终实现商品价值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物资的价值运动过程。由于这种价值运动过程可以用货币表现出来，人们通常又把再生产过程中价值的货币表现称为资金，进而把物资的价值运动称为资金运动，当企业的资金运动构成其经济活动的一个独立方面时，便形成了企业的财务活动。这样一来，现代企业的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生产营销活动和财务活动，相应的管理职能分别称为业务管理和财务管理=(如图1)。

可见，劳动价值论是构成财务学的基础理论，抽象劳动凝结成商品价值的思想变迁与财务学自身的特征相结合，衍生出财务学关于(劳动创造的)未来收益之现值的“价值”特定概念，也就是说财务学上所讲的“价值”与劳动价值论是一脉相承的。

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11-0093-03

[基金项目] 2006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区域竞争力与区域关联 性的系统分析”(批准号:06JL02)､200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城乡协调发展的江 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研究”(批准号:JJ06208)

[作者简介] 张 文,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尹继东,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工业经济与战略管理｡( 江西 南昌330031)

一､江西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分析

1.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根据有关经济理论,相关分析模型选择“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其变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协调水平;选择“人均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它剔除了人口规模对GDP的影响,从而其变化能较好地反映出江西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相关统计数据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根据江西人均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江西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其中,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X代表人均生产总值,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即常数和X对Y的边际贡献率),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1.824+9.13E-05X(输出结果见表1~表2)｡[2]

2. 回归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649,复相关系数R = 0.805,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为中上,表明人均生产总值的变动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的64.9%;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证实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人均生产总值对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显著性作用,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9.13E-05)为正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同向变动的正相关关系,这也基本符合江西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初中期,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镇经济发展快于农村,从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生产总值每增加1000元,就有可能平均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0.0913倍,显示了江西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影响｡

二､江西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关系分析

1. 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选择“城乡居民收入比”为因变量,它的变化可以基本反映出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协调水平;选择“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其变化能反映出江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水平｡相关统计数据也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同样,根据江西城乡居民收入比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城乡居民收入比,X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 = 3.369-0.021X(输出结果见表3~表4)｡[2]

2. 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575,复相关系数R = 0.758,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为中等,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动可以解释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动的57.5%;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证实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城乡居民收入比有显著性作用,可以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0.021)为负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反向变动的负相关关系,这也基本符合江西经济发展的实践(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逐步降低,同时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0个百分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提高10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平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比0.21倍,显示了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

三､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发展作用计量分析

1. 分析指标的选择和回归模型的设定｡选择“人均生产总值”为因变量,其变化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江西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程度;选择“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为自变量,它的变化能反映出江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水平｡相关统计数据同样采用1978~2007年江西省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1]

根据江西人均生产总值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数据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Y=B1+B2X+u ｡其中,Y代表人均生产总值,X代表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B1､B2为待估计的参数,u为随机干扰项(期望值为0)｡运用最小二乘法(OLS),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Y = 16026.344-219.413X(输出结果见表5~表6)｡[2]

2. 模型的检验及结果分析｡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R2)检验和显著性(F)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决定系数(R2 = 0.775)和复相关系数(R = 0.880)比较接近1,即模型的回归拟合程度和线性相关程度均较高,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动可以解释人均生产总值变动的77.5%,总体回归效果较好;同时模型的F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 = 0.000)小于置信度(显著性)水平0.01,即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也证实了模型总体回归效果显著｡

再从模型的参数显著性T检验来看,该模型的常数项(Constant)和解释变量的t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Sig.)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1,即常数项和自变量的系数与0有显著性差异,通过参数显著性检验,表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对人均生产总值有显著性作用,应当作为解释变量出现在方程中｡回归系数(B2= -219.413)为负值,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与解释变量X呈反向变动的负相关关系,这也符合经济学理论和产业发展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促使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且计量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每降低1个百分点(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可能平均增加人均生产总值219.413元,显示了江西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四､结论与建议

1.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在江西经济和财政现已达到一定规模基础上,必须改变增长优先的思路,实施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为此江西应该大力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有效统筹城乡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政府引导和就业观念教育,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市场就业机制,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提升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 积极发展城乡非农产业,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江西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途径｡江西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能够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来发展有江西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农村非农产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实行就业导向的产业政策,尤其是要注意培养支持和改造具有竞争力优势､能扩大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积极发展就业弹性大､环境破坏小､资源消耗少的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江西要进一步推进行业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劳动力密集型的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江西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则必须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提供就业机会为导向,以培育新经济增长极为支撑,以大城市为依托､小城镇为支点,形成辐射作用大､集聚效应强的城市群以及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缩小区域城乡发展差距｡

江西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也必须能够以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效率为目标,建立政府扶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优化农业结构,延伸农业产业链,内部吸纳剩余劳动力,同时大力发展以转移农村劳动力为目标的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繁荣农村市场,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3. 彻底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环境｡江西为了有效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加速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必须深入清除阻碍城乡统筹就业的二元结构体制和扭曲市场的歧视性限制政策,进一步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公共利益导向的服务型政府,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完善流动人口管理,逐步使城乡居民具有同等自由迁徙权;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民工进城务工和外来人员跨地区就业的门槛,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和农民工维权保障机制,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建立就业渠道和就业空间得到充分拓展的城乡一体化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3]

同时,江西农村劳动力数量大但素质相对低下的严峻现实,使得各级政府必须加强统筹教育资源,加大农村教育培训投资力度,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从而推进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促进江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江西省统计局. 江西统计年鉴(2007)[J].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