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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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范文第1篇
关键词：工匠精神；中国工匠；中国制造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0-0085-04
2016年“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被遗忘的“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一方面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对高端制造、高端技艺、高精品质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体现了将工匠精神重新发扬光大的必要性。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工匠”这个名词本身具有一种宽泛和变动的特性。我国现存成书年代最早的手工艺专著《考工记》，已经将社会成员大略划分为“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和“妇功”六种类别，所有从事制造生产的从业者几乎都归为百工。《文子・征明篇》将天地之间分为二十五等人，其中的“次五等人”为“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工人”位列第二。唐代后期的《二十五等人途并序》中对“工人”的定位是：“工人者艺士也，非隐非仕，不农不商，虽有操持之劳，信谓代耕之妙；或专粉缋之最，或在医巫之能，百伎无妨，济身之要，华佗负千古之誉，般业有百代之名；禄在其中，工人之上，虽无士人之业，常有济世之能，此工人之妙矣。”这里认为工人是具有某种特殊技术的艺士，同时承认这一类人如同士人或其他职业者，同样拥有济世的能力。如果我们从其所拥有的社会价值来看，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百工仍然是维系社会建设与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匠是一种统称，泛指具备特殊制作技术的人才，或以其制作技术为职业的阶层。简单来说，工匠在古代一般是指从事器物制作的人，俗称为手艺人，意为熟练掌握一门技艺并赖此谋生的人，如铁匠、木匠、皮匠、钟表匠、画匠等。匠还可以进一步泛化为能人、技术标兵、行家里手、师傅、大师等。广义的工匠指的是具有创意、大胆创新、重视质量、勇于造物干事的人。
凝结在匠人身上和匠人制作中的工匠精神也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工匠精神是指凝结在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身上和匠人制作中精益求精、视质量为生命的态度与品质；广义的工匠精神是指在所有劳动者身上、劳作中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与品质。本文主要从狭义角度来讨论工匠精神。所谓工匠精神，可理解为工匠们对设计独具匠心、对质量精益求精、对技艺不断改进、为制作不竭余力的理想精神追求，它摒弃浮躁，讲究从容独立，踏实务实。如果说“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追求的话，那么“精益求精”就是工匠精神的伟大使命。“精益求精”的精神追求就是工匠精神的集中体现，其构成要素表现为工匠技艺在经验、知识、器物和审美四个层面的相互统一。工匠精神应包括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求精尚巧的创造精神、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
1.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自人类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以来，“制造”的概念也随之改变。“制造”原本是工匠们依靠个人的技艺，按照一贯的标准“制造”出产品。随着大机器介入生产，“制造”变成了以固定的标准批量生产出产品的过程，与过去的制造过程相比，失去了个性，变成了重复和模仿。在制造过程中，工匠的个
性对于产品而言，意味着灵魂。工匠在制造过程中，依靠娴熟的技艺、巧夺天工的手法，来实现极致的审美追求与技术标准，这样产品就有了生命。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工匠具有娴熟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而且需要工匠们具备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和对产品认真负责的自我要求。具备如此工匠精神的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精美绝伦、闻名于世的产品。如战国时代的乐器编钟精美之至，我国古代的丝绸工艺、陶瓷烧制技术让世界叹服。这些无不体现着中国工匠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2.求精尚巧的创造精神
精益求精是工匠们不竭的目标与追求。这就要求工匠们在生产和制造过程中不断地改良生产技艺，完善造物手法，从而达到尽善尽美的目的。工匠们在所有过程中都亲力亲为，因此可以深切感受到不同细节造成的细微差别。正是通过这种长时间的体验，工匠们不断地累积经验，渐进式地完善手法。从选材、模具等方面到加工、打磨处理等过程，工匠们不断推陈出新，对原有的技艺加以改进。这种不断否定式的前进之路其实就是创新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创造精神是工匠精神的实质内核。工匠的造物能力不断提升发展的过程，凝结着工匠们的智慧与灵感，饱含着工匠们长久以来的生产生活经验与实践活动中思考的累积。这一过程正体现了工匠精神中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
如果说工匠们对技艺不断革新是为了产品的至善至美，那么“巧夺天工”“鬼斧神工”就是对工匠技艺本身的赞美。工匠们不仅要求生产的产品精美绝伦，而且对生产的过程也十分讲究。对巧的追求成为工匠行业中潜在的一种职业要求，在我国古代工必尚巧的思想影响下，工匠们不满足于单纯的模仿学习，不断地开发创造性思维，在技艺上别出心裁，打破传统，练就自己的“绝活”。那些拥有经过创造性改良“绝活”的工匠们，才能称得上是能工巧匠。
3.“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天人合一的基本意味便是天道与人道的一致和协调，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工匠精神自古就有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内核。古代工匠们遵循着天人合一的要求，取之于自然，顺应自然，造自然之物，用之于自然，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产物。比如闻名世界的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不仅可以灌溉，还能防洪、调节水量，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实乃天人合一之典范。此外，“天人合一”也是工匠们追求的一种“道技合一”的人生境界。制造出精美绝伦的作品并不是一些技艺高超的工匠的终极追求。他们旨在通过对技艺的不断磨炼和革新达到“道”的境界，领悟真正意义上的人生真谛。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典型代表。
二、中国工匠对中华文明的贡献
中国工匠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工匠精神在中华文明前进的道路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国代代相传至今的工匠精神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传承都起到了指引和推动作用，并且在中国工匠这个伟大的群体中具体表现出来。
1.中国工匠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者
工匠是我国科学技术的创造者与使用者，许多科学技术都是经过他们的手从而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中国工匠对科学技术的革新，体现在亲历而为后的改良与创新。例如，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人们曾先后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等作为书写材料，但由于原材料的使用限制，寻求廉价方便的新型书写材料成为迫切的社会要求。工匠们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终于发明出用麻绳头、破布、旧渔网等废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发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隋朝时期由工匠李春主持设计建造的赵州桥，设计独具匠心，制造奇特。李春根据具体地理情况与条件，大胆提出了割圆式桥型方案，还把实肩拱改为敞肩拱，在桥两侧各建两个小拱作为拱肩，这是世界“敞肩拱”桥型的开端，这种结构提高了桥梁的承载力与稳定性，且有助于泄洪。由于设计和施工严密，1400多年来，赵州桥经历了多次洪水和地震的考验，仍然横跨于┖又上，雄姿不减当年。
2.中国工匠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者
中国工匠们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与改良，促进了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从古至今，与人类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规划实施、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亭台楼阁与民间屋舍的建造、家具设施的制造等，无不闪耀着中国工匠的才华与智慧的光芒。例如，鲁班发明创造了曲尺、墨斗、刨子等器物，被后人尊奉为土木建筑的祖师爷，奚仲因为造车而闻名于世。三国时期的扶风人马钧，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工匠，后人称他“巧思绝世”，乃“天下之名巧”。他改进绫机，使纺纱效率提高五倍，发明提水工具翻车，即农业灌溉用的龙骨水车。这些工匠的创造发明，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民众的敬仰。
3.中国工匠是文化的传承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文化的传承需要载体，历史上我国工匠精美的造物、工匠们巧夺天工的手艺甚至是中国工匠本身，都可以说是文化的载体。例如瓷器的英文与中国的英文都是同一个单词“China”，可见我国瓷器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从唐代繁盛的青瓷和白瓷，到明代的青花与清代的各式彩瓷，那些流传至今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各种瓷器全都由工匠们亲手用心烧制而成。器物是死的，一代代流传至今，而凝结在器物之中的故事，仿佛还是当年的模样，呈现在我们面前，文化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里传承下来。从陶器到玉器，中华人类早期文化所表现出的创造精神与精湛工艺，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先河，并在提升、丰富中不断传续与发展。一部中华文明史凝聚了每个朝代工匠们的智慧和创造。工匠精神在中国历经五千年的发展，所累积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是中国工艺在世界文化多样性中最具国家文化意义的特征与代表。
三、时代需要工匠精神
随着机器化大生产对传统手工业的取代，工匠精神逐步被社会遗忘在角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国家战略、社会风气还是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在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
1.工匠精神攸关当代全球发展竞争格局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使实体经济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广泛运用，世界工业格局面临着重大调整的历史机遇。当今世界工业制造强国的形成及其世界性品牌的产生与它们对工匠精神的重视密切相关，其中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工业强国的实现离不开品牌战略的落实。追求卓越的品牌，离不开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可谓世界伟大企业的共同追求。那些屹立百年的伟大企业，都是有极致追求的工匠型企业，其长寿秘诀，就是执着传承工匠精神，并注入高新科技，找到实现的新路径，实行差异化、多样化发展，在细分领域累积强大竞争力，从而引领全球。名牌产品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与极致的工匠精神。与工业强国相比，我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必须树立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气魄，沉下心来专注于一个领域、一件产品，将每个产品的每个细节做到极致，始终不渝地追求一种完美至善的理想状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改变过去产品单一、质量低劣、价值链低端、竞争力缺乏的状况，进而构筑国际一流新业态、新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新格局。
2.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需要工匠精神
“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计划，旨在实现未来十年由工业大国转型成为工业强国的目标。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而我国现在的制造质量水平情况堪忧。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我们亟须弘扬工匠精神，做出极致产品，打造品牌，满足消费需求，赢得竞争先机，提高市场竞争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迈上新台阶，引领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潮流。只有将制造业工人锤炼为工匠，将制造转化为智造，我国才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
目前，国内消费需求在升级，人民群众渴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应当下大气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薄利多销”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路径带来的无品牌、雷同性强、附加值低等“后遗症”，使传统制造业步履维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速的背景下，如何调转庞大的制造业身躯实现奔跑跨越，成了最具挑战性的产业命题。这就需要传统制造业发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制造过硬产品，培育世界品牌。另一方面，推崇制造服务业新理念，将制造与服务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新趋向。而推崇制造服务业，就是要采取轻资产模式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一边是研发，一边是销售的品牌营销，研发应整合国际先进资源，销售同样也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如此才能够集中精力把客户体验做到极致。而用户体验是衡量企业是否具有工匠精神的重要标准之一。好的产品，要让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售后服务等整个过程中都能感受到美好的用户体验。追求极致的用户体验应当是现代制造业的终极目标，这也是工匠精神一丝不苟的内在要求。
4.提升劳动者素质的迫切需求
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完成中国经济由低端向中高端的华丽转身，迫切需要敬业奉献的职业态度、质量第一的职业追求、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没有秉持工匠精神的广大“工匠”式的高素质的劳动力，没有高素质劳动力的精致生产是不行的。因此，必须大力提升劳动力这个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的素质。我们现在是人口大国，但不是人才大国，更不是人才强国。我们有不少农民工干的是苦力活，但也有不少人学有一技之长。正是那些学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返乡后创业创新带活了一个村或者一个地区。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不仅是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勇于开拓的工匠精神。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我国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双创”过程中，需要弘扬工匠精神，更好地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尤其是化解我国高端技术人才的紧缺问题。当前中国经济供给侧常规生产尤其是国防工业、中高端制造业等方面，“工匠”人才供给严重不足，高级技术工人非常缺乏。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的比例为20%―40%，而我国还不到4%。2014年，我国仅制造业，高级技术工人缺口就达五六百万人。其实，不止在制造业，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都需要弘扬工匠精神。
四、如何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
从低端制造的泥淖中走出，淘汰落后重复产能，加强技术创新，最终目的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形象。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是转型的必备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传承和发杨工匠精神？
1.重新认识工匠和工匠精神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
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出现，机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本工匠的位置，工匠赖以生存的技艺抵不过现代化生产的高效率，日渐衰微。但在某些领域，工匠们烂熟于心的操作仍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殷瓦焊是世界上最难的焊接技术，殷瓦板如牛皮纸一样薄，一条LNG船上的手工焊缝长达13公里，一个针眼大小的漏点，就有可能带来致命后果。只有具备高超技艺、秉持工匠精神的优秀工匠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在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的模式中，关键岗位总是需要专门的工匠来负责，正是由一个个工匠一环扣一环，才能让生产过程顺利进行。工匠精神的追求与现代化生产方式并不冲突，甚至可以说工匠精神是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灵魂。日本和德国正是靠着工匠精神的引领，成为工业强国。要将工匠精神贯穿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这样才能生产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工匠精神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力，它能够激励创造精神，保证品质，坚守品格，是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精神支柱。
2.树立杰出工匠榜样，发挥工匠精神大师示范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树立“大师”“名匠”榜样，高调宣扬工匠精神。提高工匠的社会地位，扭转人们的传统观念，可以选取合适的人物榜样编进教材，让工匠精神扎根人才的成长过程，使推崇工匠精神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大国工匠》系列纪录片为我们树立了8位榜样，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成就着小我、为国家奉献着大我的国宝级顶尖技工。他们专注和坚守自己的岗位，毕生追求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他们用无可挑剔的技能书写着人生的平凡与不平凡，用自己的双手为时代、为社会奉献着人生。
3.让中国制造、中国品牌、中国技术成为新的中国符号和文化载体
当代中国需要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培育世界性品牌，制造质量过硬产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工匠精神。这就需要扭转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企业观念，改善心浮气躁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同时大力宣扬我国传统文化，铸造出蕴含工匠精神的代表产品。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与农耕文化紧密相关的手艺和行当因为失去了基本的应用被自然淘汰。但有些行业的工艺经过产业化的激发，表现出传承中的延续、延续中的创造而焕发了青春。有些依据工匠的技艺而创立的品牌，甚至成为该行业的标志，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市场的追捧。产业化的发展更将这种具有传奇性质的品牌故事，变成了推动市场发展的力量。德国的汽车、瑞士的手表已经成了国家的代表，我国也需要这样的产业。
4.通过传统手工艺生产演示与精美产品展示，传达工匠精神
中国现存有许许多多的手艺人，社会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比如以拍摄纪录片的形式来传承手艺，将传统手工艺与精美产品展示给更多的人了解。那些饱含工匠精神的产品有着与众不同的质感，可以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我们需要构建完善的渠道，为工匠们提供展示技艺与产品的平台，帮助其宣传，扩大其影响。
5.让工匠精神成为社会时尚
全社会要加强以弘扬工匠精神为主的工匠文化的建设，要尊重工匠，尊崇工匠精神，倡导工匠精神。要建立和完善机制，创造条件，让工匠们在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有地位、职业上有保障、经济上有实惠。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是各行各业的匠人，都需要一颗匠心。企业是弘扬工匠精神的主体，要使工匠精神在工人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大力培育工匠精神，努力使工匠精神成为企业家共同的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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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范文第2篇
关键词：工匠精神；断代工程；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香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教育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教育思想史；杨菲（1985-），女，河北平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心理学；王亚男（1989-），女，山东烟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职业教育原创困境与范式转换研究”（编号：15YJA880045），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4-0005-10
“中国制造2025”须臾离不开本土“工匠精神”之积淀，即便在手工业史上，设若没有“匠道”支撑亦不会有“匠艺”之精湛、唯美与卓越。遗憾的是，自德国工业4.0提出之后，每谈及此事，我国学界或流连于德国中经宗教浸濡的“职业主义”[1]，或津津乐道于“斯托阿迪瓦”[2]等欧洲“匠人”，本土史上铸剑名家“钟离”、制琴名家“雷氏”等鲜有人提及，魏晋马钧、宋代李诫等技术革新者与工程典籍始撰者更是无人知晓，自然其间内蕴的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等本土“工匠精神”渐被遗忘。换言之，在中国百余年“被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工匠精神”连同传统匠人、匠艺、匠制等一同“断裂”，终使其渐失原初的根基与自然的进程。问题是，“中国制造2025”或许可以部分“仿效”德国汽车、瑞士手表与日本电器之工艺，但断然不可“全盘照搬”他国的“匠人”体系，其间尤以“工匠精神”层面如是。而在另一维度，职业教育过度推崇“能力本位”则使“工匠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再一次失去重建与传承的机会。当下，如欲在西方话语主导的“智能制造”时代有所作为，尤需在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匠道与匠器诸“张力”空间中寻求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应对之策。
一、“断裂”与“悬置”――断代工程“缘起”
中国传统“工匠精神”遭致打击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即在欧洲框架主导的“被现代化”进程中，呈“整体性”被遮蔽、中断、遗忘甚至丧失；另一方面，本应在职业教育领域得以传承却始终没有将其有效地“课程化”，遂而一直处于“悬置”之态，这即是“工匠精神”断代工程提出之故。
（一）“断裂”――“被现代化”逻辑
当下言及制造业之质量水平，于中国，除卫星、高铁、核电等为数不多的高端领域外，多以德国、日本诸国为典范，原因在于，除日本电器、德国汽车等诸多品牌冠盖全球以外，更有青岛“德国‘亨利安家族’所造挂钟百年精确如初”、青岛地下管道工程中“德国油纸包之前瞻”等颇多赞誉。叩问此事，每每溯及技术、工艺背后锐意臻美的“工匠精神”，而德国匠人“标准化动作”、日本匠人“一生专注一事”之说等皆“铺天盖地”而来，更有主导匠人文化之势，如此等等。事实如是，“德国制造”、“日本制造”质量毋庸置疑，然由此疏略中国本土“工匠精神”的自觉挖掘与重铸，遂而转向西方话语“替代”不仅错误，甚至含蕴深重的危机。
在手工业史上，中国断然不缺“工匠精神”。事实上，一部《马可・波罗游记》业已将中国悠久的精美创制展示给欧洲殖民者，在另一维度，“李约瑟难题”亦是在赞誉手工时代无与伦比的“中国制造”之时发出的“问辩”。事实的确如是。明代以往，中国以杰出技术与卓越发明著称于世：勿言农业技术的辉煌创造，诸如原始瓷器、商代后姆戊大方鼎、汉代造纸、魏晋百炼钢、唐代赵州桥、宋代印刷术……等领先于世的手工业技术皆不胜枚举。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英国学者罗伯特・K・G・坦普尔曾慨叹：“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数属于中国人。”[3]显然，坦普尔所言主旨中国手工时代杰出的技术文明。由此推断，设若没有“工匠精神”，缘何有如此多的技术“经典”持久地扬名于世。
问题是，本土“工匠精神”遭遇欧洲工业霸权之后，并未与现代工业制度自然发生“耦合”，遂而“中止”了自我“现代化”的步伐。工业革命之后，西班牙、英国等欧洲诸国率先启动了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且在生产力发展层面以短短300年“超越”了积淀万载的农业文明，诚如托夫勒所言：“工业制度是历史上的一场洪水――短短三百年，使此前的一万年黯然失色。”[4]在此殖民地框架中，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之列，西方“现代化”模式遂主导了本土进程，并有选择地“控制”殖民地国家的“现代化”质地、结构与其间诸要素的“此消彼长”，殖民地国家“现代化”自然进程被中断，本土因子被遮蔽，本属不同民族的“异质现代化”只得隐性存留，遂而彰显出世界“同质化”取向。其间，沿袭农业文明的杰出手工业体系及其内在的“工匠精神”自然排挤于主流产业之外。
更为严峻的是，当17世纪启动的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由西方传教士有“讯息”传至中国本土时，基于中国封建王朝持久的盛世与世界影响力，尤其是明代中期处于“世界顶峰”的惯性使然，并未令世人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自觉意识得以觉醒，结果是，面对“现代化”这一新生事物，中国一方面以本土即将“衰落”部分去抵制这场“由西向东”的强劲运动，遂而遮蔽了自身“生长”的因素，终失自觉“现代化”之重要契机；另一方面在“被现代化”巨力中忙于照搬，遂而失去对于欧洲范式“本土化”之能力，这直接埋下了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中国传统因子的“断裂”。
概而言之，西学东渐之后，西方话语主导的世界渐次波及科学、教育、文化等诸领域。就“工匠精神”而言，“横向借鉴过多，纵向传承过少”的现象日趋严峻。关键在于，如若在时下“智能制造”进程中仍未唤醒“工匠精神”的重建自觉，势必再一次失去“回归”的契机遂而陷入另一“恶性循环”之中。
（二）“悬置”――“能力本位”取向
在一个社会网络中，除思想界之外，教育界尤需保持“敏锐”。因为，思想界本应“深邃”，教育界自当“超前”。职业教育如是。但遗憾的是，中国思想界虽具本土意识且已触及主流文化传承与重构，但对于“工匠精神”仅是在宏观视阈偶有提及而已。职业教育领域则长期秉承“工具本位”理念，遂而丧失了固有的敏感，更不消说其间德育、美育以及启蒙元素嵌入之“自觉”。结果是，“工匠精神”因个中原因基本被“悬置”起来。在哲学上“悬置”一词本出自胡塞“现象学”[5]，此处则有“疏略”之意。
毋庸置疑，尤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职业教育成绩斐然，但遗憾的是，职业教育改革的理论依据多是“西方话语”。以职业教育课程变革为例，30余年来，先后有国际劳工组织MES课程、北美CBE课程与项目课程、德国学习领域课程等登陆中国，但是，诸模式只是将DACUM、BAG等“程序化”的课程开发技术引入中国，但其间涵括的“工匠精神”并没有“显性”其中，即便涵括也并未进行本土化“转译”。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职业教育界，更多是忙于将DACUM、BAG等“经典”技术照搬、传播而已。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职业教育在凸显“能力本位”且在完成“学科导向”课程向“工作导向”课程转向过程中，只是注重了“Know How”（能力之知）优先于“Know That”（命题之知）认知转变[6]，或言注重了“学会工作”，但疏略了其背后的“教育旨趣”与“教育追求”，甚至可以说，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只是完成了“如何做”的环节，或只是将“工作体系”与之融合，而“工匠精神”因子尚未实施“课程化”处理，至于“工匠精神”属于“中国话语”或是“西方话语”更是无从考虑。
接下来任务是，继“工作体系”之后，需将“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纳入职业教育学术研究与课程教学之中，当然，在另一层面，该项任务还应在产业体系中进行，只不过，“工匠精神”重建与传承对于后者或许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于前者则是一个“自觉”的过程，尤其当下在产业体系中未觉醒或无暇顾及之时，职业教育“自觉”尤显重要。
二、“剥离”与“审视”――断代工程“自觉”
百余年“被现代化”历程中本土元素的不断成长、积淀，终使“工匠精神”断代工程“自觉”意识渐被唤醒，其间，无论使“工匠精神”在产业界“断裂”处得以衔接，或在职业教育界“悬置”之处所获得重构与传承，皆需在与“参照系”的比较中，回归至本土原初的精神框架。
（一）“剥离”――本土框架“起点”
设若将“经世致用”视作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则其构成了中国“工匠精神”的总体文化背景。但是，中国文化并未将“经世致用”引向狭隘与偏颇，而是在“致用”与“非器”、“德性”与“大巧”、“革新”与“守矩”、“血亲”与“家国”之张力中，使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成为中国工匠之最高追求，且成为中国“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并且，该项“剥离”工作，是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的逻辑起点。
1.通艺通道――哲学层面。中国哲学具有辩证属征，表现于匠人领域，尤其彰显由“艺”至“道”的通达。在手工时代，传统匠人虽以技艺立足，但中国匠人并未拘囿于做一呆板的“操手”。事实上，在“经世致用”总体背景之下，另一“非器”文化嵌入其间，且二者交相辉应，并置合一，遂使史上杰出匠人整体上呈现出“通艺通道”之境界追求，且在两个维度上，凸显出“经世致用”与“非器”这对范畴之张力空间。
由“艺”通“道”，致使视技艺为谋生手段的狭隘观念首先被突破。诚如朱子所言：“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5]意思是，君子不能拘于一才一艺，而是要通于艺、游于艺。《论语》之中，“樊迟请学稼”、“君子谋道不谋食”等语录记载业已表明儒家这种追求。在一定意义上，由“艺”通“道”极具人性解放的意义，即匠人以“技艺”为载体或媒介，透视人生与天道，虽劳作却也“诗意地栖居”。以现代职业教育话语诠释，即儒家对于技能型人才局限性以及教育功利性提出批判，为本土职业教育旨趣追求奠定了思想基石。
在另一维度，通“道”之“艺”终使匠人突破了“工具”的拘囿，诚如在《论语・为政》中：“子曰：君子不器。”一说，意思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应仅为一种可供使用的器具。否则，势必陷入技艺对于自身的“奴役”。沿袭于此，魏晋时颜之推则进一步提出了“艺不役人”的哲学命题，且为规避该现象发生，遂而呼吁技艺“可以兼明，不可专业”之原则，否则，如果专精一艺而且超乎常人，闻名之后，即会为地位更高的人所役使。由此看出，颜氏“薄技重于家财”与“艺不役人”论断之辩证性，恰是‘君子不器’嵌入“经世致用”的最好诠释。
2.德艺兼求――德性层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德彼此相依又各居其所，诚如在《老子》之中，分道、德两部分，其间蕴意既是承接中华文明发源以来的积淀，又成为之后本土诸业文化的宗脉源头。自然，中国“工匠精神”在追求“通艺通道”之境界时，同时呈现“德艺兼求”之旨趣。可以说，在中国，丧“德”之“艺”业已不称之为“艺”，丧“德”之“匠人”势必被排除在主流之外。
“德艺兼求”在标准上倡导“德艺周厚”。该观念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史学家范文澜列举的神农、周弃、后土等12个受祭祀的祖先神皆品德高尚、技艺卓著，原始文化“崇德尚贤”为后世诸多领域文化伦理走向奠定了基础。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德艺周厚”遂成为诸领域人才标准，匠人如是。诚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所说的：“即人诚孝，杂艺自资”，即是对“德艺同厚”思想的典型论述。
“德艺兼求”在方法上倡导“德艺并察”。早在《尚书・立政》记载：周公教诲成王，识人应“忱恂于九德之行”，既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西周选士制度凸显出德行与道艺兼求的明显特征，如在《周礼・乡大夫》中记载“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6]另在《隋书・艺术列传序》中，评述医官之时，认为应是“救恤灾患，禁止淫邪”、“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至于那种“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或“矜以夸众，神以巫人”的所谓方技之人，在当时已为人所不齿，且被指斥为“技之下者”。
基于“道德本位”的传统文化，尽管倡导“德艺兼求”之策，但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实则是“以德为首”或“德在艺先”，该人才观至今如是。
3.维新守庸――气质层面。中华文化素来具有革新精神，诚如《大学》开篇即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命题，群经之首《周易》之“易”即“变化”之意。由此透视出中国人的原创精神缘自于长期积淀的文化，且本土文化中的革新精神又进一步塑造了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精神。更为可贵之处在于，中国文化之“变革”哲学，是“变”之守度、“变”之守理，此理即“中庸”。在匠人领域贯穿此理，遂使“维新守庸”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在“工匠精神”层面，维新主要表现为一种“创物”精神。在此方面，圣人先贤堪为典范，之后逐渐衍生出一种“匠人”文化。诚如在《周礼・考工记・序》中记载“智者创物，巧者述之，皆足以为利，而物无不备，用无不致，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者，惟圣人为大。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至于民间，西周以往，铜器有后姆戊大方鼎，陶器之刻纹白陶无人继做，原始瓷器出现，纺织品有锦、绢，建筑有“鹿台”之建，骨、角之器雕刻精良，至秦汉、魏晋创造、发明辈出，\如马钧以其“巧思绝世”，改革织绫机、发明了龙骨水车；杜预发明连机水碓，刘景发明了连转磨，祖冲之发明了千里船，如此等等，之后诸代不绝。在更深层面，维新还表现在对创物之理进行归纳与阐释，春秋《考工记》、宋代《营造法式》、元代《梓人遗制》、明代《天工开物》、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创物”规制中渗透着标准、工艺、原理以及匠器文化的本土框架。
中国维新思想具有辩证的意味，表现于“匠人精神”层面，则是“守制”与“破矩”的对立统一。在“守制”方面，如自隋朝起，即在官府艺徒制中将“立样”与“程准”视为工师培训中核心环节。至唐代，将作监下设甄官，其职责在于使“砖瓦之作，瓶缶之器，大小高下，各有程准”。即为艺徒学习和制作提供标准和典范，但设若没有对于规矩的突破，势必没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卓越创制。事实上，诚如“匠”字本身，其中一“斧”被“规矩”之框拘囿，冲破框架方为“匠”。回顾中国制造史，皆是在“破”与“立”、“规矩”与“巧”的张力中，将其发展至卓越之境界。
4.强勉拙诚――态度层面。“强勉拙诚”系一组合词，即“强勉”、“拙巧”、“诚一”。其中，“强勉”亦作“勉”，有努力而为之意，常指治学态度。诚如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所记：“事在勉而已，勉学问，则见博而知益明。”如若“强勉”指向态度，则“拙巧”指向功夫，且“拙”之功夫与“巧”之结果彼此相依，即“拙”中有“巧”，大巧若拙，拙巧相生；“诚一”，取自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即“心志专一”。在一定意义上，“强勉拙诚”成为中国传统匠人精艺的态度“图像”。
“强勉”精神自古有之，在《史记》中，司马迁关乎三皇五帝“筚路蓝缕”、“手骈足胝”之精神早有描述，诚如禹帝“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等故事世人皆耳熟能详。但做为一种职业哲学，“强勉”源自墨子。在《墨子》一书中，墨家视“强力从事”为职业道德标准。力主“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门师生“多以裘褐为衣，以F（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即他们穿粗衣，着草鞋，日夜操劳，食不得饱，自觉地同“”为伍。尽管墨家起于手工业者，但墨子“强力从事”最终指向所有职业者，甚至强调王公大人、士君子、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分内之事。
“拙巧”精神主要涵括两个层面，其一，以“琢”显“拙”；其二，以“拙”致“巧”。在《诗经・卫风・淇奥》中，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说，原因是，在对骨器、象牙、玉石进行切料、糙锉、细刻、磨光工序中，只有“琢磨”之“拙”，才有工艺之“精细”。而道家“反智巧”思想助推了“琢磨”之“拙”功，诚如在《庄子・天地篇》中“抱瓮汲水”之例所阐述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后宋代朱熹“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磨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将“琢磨”直接与“精益求精”相关联。但设若视道家之“拙”完全排斥“巧”是一种误读，道家“大巧若拙”诠释出“反智巧”只是“反低级、小的智巧”而已，“大巧”方是最终之追求，而其恰是一种“拙巧”之精神。
事实上，无论是“强勉”或是“拙巧”皆有“诚一”之元素，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赞誉“诚一”之品性，如“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磨刀铿剪），薄技也，而那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一之所致。”意思是，“诚一”是张氏、那氏等“谋小事得大富”之关键。同时，司马迁还记述了洛阳商人“相矜以久贾”的态度，即相互之间以长时间在外学习经商为骄傲自豪。甚至学习夏禹治水之功，“数过邑门而不入”，足见其一心一意的精神。可以说，在中国文化语词之中，“诚一”尤为重要，甚至浸透在“四业”之中形成一种道德规定和职业指南。
5.民生家国――信仰层面。中国匠人的信仰并非指向上帝，而是面向民生、家国与天下。换句话说，不是视职业或工艺为天职，而是承载着对于国家与民众的担当，是一种家国情怀，不是对于终极世界的聆听，而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延展。“民生家国”情怀有三重涵义，即匠人植根于民生、忠诚于家国、兼济于天下。
匠人植根于民生，即匠人起于民众造福民众。事实上，做为民间最初的匠人，先贤以发明创制增进人类福祉是为开端。诚如“伏羲”发明“网罟技术”以教民结网、编织；“虞舜”开创“制陶技术”以化东夷；“大禹”发明“规、矩”治水以利万民。至原始社会末期，“职业为氏，行业族居”制度出现，诚如《考工记》郑玄注中说：“以其事名官”和“以氏名官”，即从事什么手工业就名什么氏族。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武王克商时，晚商遗民即以职业进行家族命名，如索氏即绳工家族，长勺氏、尾勺氏应即酒器工家族，陶氏应即陶工等等。管子“四民分业”之后，做为一独立的职业群体，做为一民众群体“匠人”关注民生乃自然之事，其中不乏造福民生的杰出匠人，以及具有“泽世”精神的“技术职官”，前者如元代黄道婆“松江传艺”，后者有战国李冰父子都江堰工程、汉代赵过发明代田法等皆是如此。
匠人忠诚于家国，即匠人对于单纯“技艺逻辑”的超越，往往将其置于国家命运之高度。由于匠人、匠艺与国家军事、经济联系紧密，自古颇受青睐，诚如《考工记》记载，“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舆。”且周公“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即对于违禁饮酒的匠人加以宽恕传为佳话，之后，推行“匠籍”制度强化了匠人与国家之间的隶属关系，且融合于儒家“修、齐、治、平”之理想，制度之外，渐衍生出一种家国情怀。诚如春秋战国时期，干将、莫邪体现了铸剑师对于吴国的忠诚，“钟离剑”则凸显钟离与素女对越国的忠诚，如此等等。
匠人兼济于天下，即哲人对于匠人民生家国的一种表达，墨子是其中典范。做为一名代表手工业者利益的思想家，墨家提出“兼士”培养目标，“兼士”需“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虽“天下”情怀似与儒家君子相同，但“墨家”主要着眼于“农与工肆之人”。
（二）“审视”――三重困境“背景”
尽管手工时代积淀出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等本土诸“工匠精神”，但欲完成断代工程之使命并非易事。其中，“被现代化”之惯性、“手工时代”之起点、“传承自觉”之弱三重困境构成了该工程主要“背景”，同时，亦是该工程中亟待破解之元素，至少在观念上予以正确认识是为前提。
1.“被现代化”之惯性。就现代化而言，在世界范围内有两种典型模式，即以欧洲为代表的“内生”模式，以及各殖民地国家之“外压”模式，而在殖民地国家中，又可划分为两种，如以美国为例，在“外压”模式之下，迅速完成了“本土化”过程。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诸多国家，最终拘囿于欧洲“被现代化”轨道。遂使“被现代化”成为传统“工匠精神”断裂的根源，且由于“西方话语”的长期霸权，曾经一味“照搬照抄”终使中国对于包括“工匠精神”在内的西方模式“本土化”意识被遮蔽，本土原创能力遂而呈现极度衰减之态。
更为严峻的是，“被现代化”之惯性极具力量，在表面繁荣的“轨道”中则完全西方化了。其中，该惯性既可表现于行为层面，又可表现于观念层面。就行为层面而言，譬如课程维度对于西方职业教育课程模式“持续”照搬，“工匠精神”维度对于德国、日本趋之若鹜、崇拜有加等皆是如此，“被现代化”之惯性表现在观念层面更为可怕，惯性最终会成为一种“信仰”、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这与构建本土特色的“工匠精神”体系极为相悖。
关键在于，西方模式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事实上，中国职业教育领域“繁荣”表象背后的内在困境业已凸显，当下“中国制造2025”呼唤“工匠精神”即是一种深层遭致拘囿的表征。并且，“被现代化”之惯性将使本土“工匠精神”断裂进一步加深，遂而使“断裂――西化――困境”之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因此，终止惯性是困境破除之关键。
2.“手工时代”之起点。剥离“西方话语”遮蔽之后，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等呈现出中国“工匠精神”本土框架，但是，将之“平移”至当下社会，直接使当代工匠浸濡于此文化之中，显然不合时宜。尽管其间涵括诸多“永恒”的元素，但是该框架毕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中经工业革命百余年，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社会基础早已“荡然无存”。
在社会学家眼中，当下业已进入丹尼尔・贝尔所定义的“后工业社会”或阿尔文・托夫勒所描述的“第三次浪潮”时期，智能制造、互联网+、柔性生产等替代了工业社会标准化、规模化、机器化等“现代化”一般范式，以作坊为代表的“手工时代”痕迹只得“隐性”存留于民间。在本质意义上，“今日”工匠与“昨日”不同，“工匠精神”亦从来没有停下变更的脚步，只是内在涵括的价值取向需进行本土意义上的甄别。
设若将“工匠精神”历史进程做一简单线性排列，即呈现“手工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之序列，而其间“工业社会”环节，恰是中国本土“工匠精神”断裂之处，也是断代工程所需“衔接”即重建之所。由于时代更迭，传统框架已无法照搬，但“本土框架”具有两个层面的价值，其一，在“方法论”层面的回归，用以矫正“被现代化”之历程；其二，围绕“本土框架”基因效应，在西方、时代两个维度融合有益元素，自觉重构具有本土旨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匠精神”图示。
3.“传承自觉”之弱。第三困境即“传承自觉”之弱，比较而言，在三个困境之中，“被现代化”之惯性源自“西方话语”，因此列属于一种“空间”的困境；“手工时代”之起点源自“历史变迁”，因此列属于一种“时间”困境；“传承自觉”之弱源自“主体理性”，因此列属于一种“主体”困境。三者比较，“主体”困境尤为重要，因为无论破解“被现代化”之惯性或是“手工时代”之起点，皆需传承“主体”之觉醒。
事实上，在“传承”中定然涵括“发展”，而“发展”本身即是“传承”。遗憾的是，在中国“工匠精神”的发展中因“西方话语”框架而“畸变”，且“畸变”之处即是“断裂”之所，换言之，即便“断裂”不能完全е隆氨就猎素”传承的终止，但其于民间缓慢存留终使其逐渐淡出“主流文化”的视野，遂与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职业教育自然对此有所疏略。时下“感怀”中国“工匠精神”，正是对教育领域与产业领域“传承自觉”之弱的提醒。
在觉醒的人群之中，本应当属职业教育思想学人。遗憾的是，在该人群中，忙于照搬西方的有之，忙于阐述西方的有之，但其间“痛心疾首者”、“激情批判者”的声音甚少，呈现集体性的“去声”、“去思维”、“去理性”。设若是“西方话语”绑架了“中国学者”，不如说是有些本不属于学者之列。“独立之思维、本土之底色、学术之担当”是鉴别学者与否的三个核心标准。设若失去“本土”的敏锐，失去了“原创”的根本，失去了“使命”的神圣感，学术的“民族性”即丧失殆尽。
三、“重建”与“传承”――断代工程“主题”
针对三重困境，以本土“工匠精神”框架为逻辑起点，提出回归“匠道”以清边界、融合“三维”以求重建、嵌入“课程”以至传承三条路径，且成为断代工程的核心任务。
（一）回归“匠道”以清边界
回归“匠道”是中国“工匠精神”断代工程第一核心任务，该任务旨在清理“边界”，即在“工匠精神”范畴清理本土与外来之“边界”，这是产业与职业教育领域的“信仰”与“原则”问题，设若没有本土“匠道”之回归，势必没有中国“工匠精神”重建的根基。事实上，回归“匠道”至少含蕴三重命题，即打破遮蔽、扬弃特质、逻辑始端。
1.打破遮蔽。打破遮蔽，即将遮蔽于“西方话语”之下的中国“工匠精神”剥离开来，该任务至少涵括行为、观念、行为三个层面。且三者之间彼此相依，互为始终，换言之，没有行为层面的剥离，即没有观念上的养成，但没有观念上的觉醒，即不会有初始之行为，而没有制度奠基，则不会有观念之恒久，也不会有持续之行为。
在行为层面，即在历史文化与民间工匠范畴将其直接“剥离”出来，事实上，即是对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诸精神“有血有肉”的整理。该环节需关照两点，其一，此框架是一开放的框架，意思是，这“五个”关键词尚属一家之言，有待鉴别，有待继续挖掘；其二，在“剥离”过程中，需有一种“叙事”的理念，即将“完整、具象、全息”属征的本土“工匠精神”呈现出来，而不仅是一种概括式的、甚至终结式的主观“抽象”。
在观念层面，尽快从“西方话语”中解放出来，终使“本土话语”成为日常思维的主导。表现在理论层面，自觉挖掘、使用“工匠精神”的“中国话语”，使中国学人在“西方话语”的“绑架中”退出；表现在工程层面，自觉以传统“工匠精神”为内核，吸纳周遭养分，以重构本土现代“工匠精神”之维；表现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实业界或是职业教育界，则需自觉将“工匠精神”中国元素彻底贯彻。
在制度层面，即依托本土“工匠精神”实施匠人精神层面的制度设计，构建制度体系。反之，依托涵括本土元素的制度体系承载“工匠精神”的中国话语。尤其在现代匠人素养标准衡量上，自觉运用本土“工匠精神”框架。如此，中国“工匠精神”从被欧洲遮蔽的状态中“剥离”出来，在“技艺”、“德艺”、“道艺”三者张力中，重现中国本土“匠道”的特质。
打破遮蔽不是一个个体轻易完成的，是理论研究界、理论工程界、实践界协作之结果，同样也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势必存在一个“遮蔽”与“去蔽”的繁难过程。其间，谁为主责，何为始端，需系统考量。
2.扬弃特质。打破遮蔽，“剥离”出的本土“工匠精神”框架非尽善尽美，其间糟粕、精华聚在。设若全盘继承虽“衔接”了传统，但其间糟粕势必消解“工匠精神”之本质力量。由此，需继承精华，去其糟粕。只是，在“扬弃特质”过程中需明晰参照标准之“双重”属性，即外在“时代性”参照与内在“工匠精神”逻辑参照。
继承精华，如“追求精艺且通于道、达于德”、“薄技于身而艺不役人”之境界，“维新”之精神，“守庸”之辩证，“强勉”之态度，“拙诚”之意志，以及“家国”之情怀；去其糟粕，诸如崇官、保守等元素谨当规避。当然，“扬”与“弃”并非是一对相互割裂的简单行为，因为二者所对应的对象之间多有相互关联之处，诚如“精艺”与“保守”、“薄技”与“役使”之间似乎形影相随。这是在操作中尤需关照之处。
重要的是，“扬弃特质”之“扬”缘起于传统，一方面，在“工匠精神”层面含蕴诸多永恒之元素，更为重要的是多立于本土之基石；“扬弃特质”之“弃”缘起于时代更迭之中，其间的诸多元素已不合时宜，“自我否定”遂具革命之意义，具成为真正发展之始端。
3.逻辑始端。打破遮蔽、扬弃特质之后，的确回归至“原初”的自我，但是当即实施重建工程还有所缺失，因为，以上回归的过程即是“纯化”的过程，其间，与本土相关的诸因素被完全“悬置”起来，但重建是需要背景的，因此，做为“逻辑始端”的位次自觉显得尤为重要，对此，至少在两个意识上达至平衡，即起点意识与参照意识。
起点意识是回归“匠道”的最终标志。起点是在逻辑意义上对于回归的理解，如若在内容维度，传统“匠道”是内核；在属性维度，传统“匠道”则是基因。做为逻辑起点，该任务涵括两个层面，即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就前者而言，传统“匠道”需成为理论界研究的起点、热点、焦点，即便是吸收西方之“匠道”，需以吾为本；就后者而言，实践界需践行本土“匠道”为起点，且自然构成本土匠人文化。
参照意识是“断代”工程的重要前提。回归“匠道”之后，以通艺通道、德艺兼求、维新守庸、强勉拙诚、民生家国诸精神为基本框架的中国“工匠精神”只是一个基因、内核而已，设若直接将其视为当下“工匠精神”之全部则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该框架仅仅是重建的逻辑起点。因为，周遭西方、时代、发展分别在时间、空间、内容三个维度设置了“三重”参照。
可以说，没有“起点”则没有“本土化”，没有“参照”则“本土化”最终失去生命力，基于“逻辑始端”的位次自觉，或言平衡起点意识与参照意识是中国“工匠精神”重建的观念前提。
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范文第3篇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是“工匠精神”一词首次登上政府工作报告，进入国家战略规划。
经济转型的要求
工匠精神在东西方文化中都不是一个新词。中国古代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技艺的父子相传、师徒相继，春秋时期出现的“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便检验产品质量，促使工匠们精益求精，提升器物质量。我们到长城旅游的时候可以看到砖石的工匠姓名。
在古希腊时代，赫费斯特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锻治之神、工匠之神、火神，是十二主神之一，雕塑家、建筑师也属于工匠的范畴，他们留下许多精美的建筑、雕塑作品。在中世纪时代，欧洲的行会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保护并延续了工匠精神。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大学教育制度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工匠精神与大工业生产相融合，在科学上表现为理性精神，在技术上表现为工匠精神。因此意大利的奢饰品、瑞士的手表、德国的电子机械产品处于世界一流地位。这正是工匠精神的具体体现。
然而在中国，发端于传统技艺的工匠精神与现代工业文明碰撞过程中，一度不受重视。因为工匠地位低下、技艺保密、传男不传女等原因，导致许多技艺未能传承，也限制了中国工匠精神的传播、扩散。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工匠精神却没有同步发展。在初期，中国企业通过“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出口原材料，进口半制成品组装加工，贴牌生产，模仿制造，没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被称为“山寨大国”。这与企业家追求 “短、平、快”的心态有关，深层次原因是当时的普遍性的消费水平。刚刚从物质匮乏状态摆脱出来的人们追求实用型的产品，我国加入WTO后，外贸需求旺盛，各种商品供不应求，企业生产首先满足消费者数量的需求，在产品品质、品牌价值和精致化生产不够重视。许多精致的产品不是中国企业造不出来，而是企业家没有耐心、不愿意劳神费力研发生产。
当前经济危机，外贸萎缩，传统产业供过于求，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家寻找蓝海市场，重拾工匠精神，培养专注敬业的生产者和企业家，精益求精，打造品牌，提升产品品质。这实际上是企业家理性选择的结果。国家适时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工匠精神，为企业的转型指出了道路。
工匠精神的文化价值
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益求精、专心耐心、细致敬业的职业精神，从业者只有处于独立自由、身心和谐的状态下，才能处于兴趣和爱好专心致志地工作，发挥到最佳水平，打磨出精致的产品。瑞士钟表业的奠基人布克说：“金字塔的建造者，绝不会是奴隶，而只能是一批欢快的自由人。金字塔这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2003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宣布通过对吉萨金字塔附近600处墓葬的发掘考证，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建造的，而非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所记载――由30万奴隶建造。
工匠精神集中体现在生产领域，适用于所有行业；不仅体现在一线的劳动者，而且体现在企业决策者、经营着和服务者。乔布斯作为苹果集团联合创始人，推出苹果系列手机，改变了人们对手机的认识。乔布斯就是以个完美主义者。他认为，完美的质量没有捷径，必须将优秀的质量定位给自己的承诺，并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当对自己要求更高，并关注所有的细节后，产品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西方工匠精神发育的前提是工匠制度。西方社会重视契约精神，宗教是人与神的契约，法律是人与国家的契约，工匠制度是人与工厂的契约。工匠精神首先体现在对工匠制度、生产标准、流程工序的严格遵循。其次，工匠精神鼓励生产者精益求精，超越极限，打造精品、爆品和极品。
工匠精神与信用社会的建设有密切的关系，西方很早就确立专利保护制度，这对传承技艺、发扬工匠精神起到重要作用。企业秉承工匠精神，提升产品品质，赢得市场认可，获得品牌价值和声誉，反过来鼓励企业家和生产者精益求精，珍视品牌价值，提升产品质量，实现正向循环。这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知识产权，克服逆淘汰现象。
工匠精神继承原有生产经验、文化传统，并不排斥创新，而且推崇创新，企业创新发展是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制胜法宝。一招鲜吃遍天的现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难实现。新派豫菜代表人物樊胜武认为工匠精神有伪匠心和真匠心之分。前者是不思进取，保守固执，后者讲究传承，不断创新，有使命感。
工匠精神是一种生活品质、文化品位的体现，与贵族精神有某种共通性。西方传统社会分为贵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穷人四个阶层，贵族阶层有钱有闲，追求生活品质的精致、高雅，是时尚潮流的引导者，中产阶级则是时尚潮流的追随者。孔子虽然是没落的贵族后代，但是仍然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精致生活。中国80后、90后年轻人以及新生代力量，追求时尚创新的生活方式，将成为中产阶级的潜在力量，同时也是工匠精神的传承者。
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范文第4篇
关键词：工匠精神；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2-0060-05
职业教育是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技能或职业知识、形成良好的职业精神，从而成为适应生产、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活动。工匠精神源于职业教育，是职业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一、对工匠精神的认识
2015年央视新闻推出《大国工匠》专题片，讲述了8位在不同岗位用灵巧双手匠心筑梦的工匠的故事，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日渐被社会淡忘的工匠群体，重温鉴证了弥足珍贵的工匠精神，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w现了国家对工匠精神前所未有的重视。“工匠精神”随即引发职业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
对于工匠精神，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一般认为，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态度和精神理念，是工匠以追求完美的精神，对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并不断创新的精神品质[1]。它表现为精益求精、崇尚极致、严谨细致、耐心专注、敬业负责等丰富的价值内涵，具有专业性、职业性和人文性三大特征[2]。
在全面推进改革创新、提升国家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阶段，把培养工匠精神作为全面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核心内核，既是建立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需要的现实选择，也是促进学生职业生涯成功发展、全面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长远大计。
二、职业教育培养工匠精神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概述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职业院校师生、各用人单位及社会各界对工匠精神的认知程度和职业院校培养工匠精神的情况，笔者通过网上随机调查的形式，对职业教育工匠精神的培养情况做了调查。调查共收回问卷301份，参与者包括职业院校教职工、学生、毕业生及行政事业单位、企业职员。
调查显示，从对工匠精神的认知来看，78%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工匠精神熟悉或有一些了解，多数人认为工匠精神包括精益求精、追求完美、耐心专注、严谨细致等基本内涵。从对工匠精神重要性的认识来看，88%的被调查者认为，职业精神是用人单位在录用职业院校毕业生最为看重的因素；90%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工匠精神与职业能力提升关系紧密，对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至关重要，职业院校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工匠精神的培养。从职业教育开展工匠精神培养的情况来看，已经有53%的职业院校开始了工匠精神培养教育的探索尝试，且在专业教学予以渗透。但是，社会对职业教育工匠精神的培养满意度还比较低，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仅占32%；68%的被调查者认为职业院校毕业生最欠缺的还是职业精神。这说明，职业院校和用人单位对工匠精神的内涵及重要性有着较统一的认识，但职业教育对工匠精神的培养还远远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综合职业素质培养的缺失，是企业对职业院校学生认可度不高和社会对职业教育认可度不高的主要原因。
（二）调查分析
造成工匠精神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培养工匠的主要教育形式，职业教育对工匠精神认识不到位导致教育理念偏失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原因。但这也并非完全是由当代职业教育造成，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1.传统落后观念的束缚。我国传统观念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这种“官本位”和“白领至上”的错误思想扭曲了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评价和认同。直到今天，在多数人看来，职业教育依然是“二等教育”。多数学生和家长是迫于无奈才选择职业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和职业观念造成当代弘扬工匠精神的历史文化困境，对形成健康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工匠精神的塑造构成了一定的障碍和束缚。
2.复杂社会因素的作用。我国现行的升学机制缺乏开放性，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生多数无法进入高一层次深造，加重了职业教育为“二等教育” 的错误认识。教育的制度性保障不健全，不能实现优质资源向职业教育流动，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偏低，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着体制机制的诸多约束。就业准入制度不完善，企业自身对职业精神的评价、激励、惩罚机制不健全，招聘员工的标准多为对技能的量化考核。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全社会崇尚工匠精神的良好氛围的形成。
3.职业教育发展的制约。我国职业教育整体办学水平虽有显著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差距越来越小。但受“能力本位”传统思想的影响，各职业院校过多考虑了企业当下的技术需求，忽视了决定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职业精神的培养。认识上的不足，导致职业精神培养没有很好地渗透融入到专业教学、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制约了工匠精神的培养。
4.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多数职业院校的学生是由于无法进入普通教育系列深造而不得已选择了职业教育。“求一技之长，谋一份好工作”是他们接受职业教育的主要动因。因此，多数学生对学习专业知识、强化技能培养有较强的自觉意识，但对于职业精神的培养却不以为然；有些学生虽认识到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性，却对其内涵认识不到位。大多学生缺乏主动学习、刻苦钻研的学习习惯和持之以恒、精益求精的毅力品质。这些都为塑造工匠精神增加了难度。
三、基于工匠精神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实践研究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工匠精神是“立德树人”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技术技能人才的精神标杆。鄂尔多斯职业学院按照围绕“一个中心”、促进“两个结合”、坚持“三项原则”、实施“四大工程”、着力“五个环节”的“12345”培养模式，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取得了较好效果。
（一）围绕“一个中心”
围绕工匠精神这个核心内容，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牵头，各系部及学工等部门配合，党政工团齐抓共管，辅导员、班主任、任课教师协调落实，企业和社会资源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工匠精神培育机制。
（二）促进“两个结合”
按照《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提高学生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的要求，秉承“立德竞先、崇技尚能”的校训，坚持德才并举，构建全面均衡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锻造职业精神与职业技能并重的“准职业人”。
（三）坚持“三项原则”
结合自身实际，在培养途径、队伍建设、工作机制方面创新思路，优化举措，增强培育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1.在培养途径上，坚持思想教育引导与塑造职业精神相结合的原则。针对学生在顶岗实习和就业时存在“眼高手低、岗位意识差、不守承诺”等问题，加强思想教育引导。教育引导时避免简单说服教育，注重典型示范和榜样激励。通过企业文化进校园和组织社会实践等活动，让学生勇于承担责任义务、自觉遵守和履行职业道德，使职业精神入心入脑。
2.在队伍建设上，坚持教师素质提升与利用企业和社会资源相结合的原则。狠抓师德师风建设，激励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和校外挂职，努力形成追求卓越的良好风气，提升教职工自身职业精神，形成以师率生、以教促学、学以养德的局面。坚持资源共享，发挥校企合作平台优势，组织兼职教师、企业专家、优秀毕业生到校开展企业文化、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岗位纪律等宣讲教育，增强培育效果。
3.在工作机制上，坚持确立问题导向与系统化推进相结合的原则。帮助师生认识工匠精神缺失的危害，增强培育工匠精神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明确工作着力点，增强培育针对性。按照“项目化实施、系统化推进”的工作方式，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明确和落实相关环节的职责任务，形成合力，增强培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四）实施“四大工程”
1.思想引领工程。通过设立意见箱、倾听日，调研，座谈等方式，广泛了解掌握师生思想状况。针对学生思想实际，大胆进行思政课改，鼓励申报思政课题。以校园讲堂、班团会为主要阵地，通过主题讲座、创业就业培训、文体活动等方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素养、职业文化教育塑造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做好教育引导。
2.立德强能工程。将工匠精神的培养与专业技能的培养相融合，以工作过程系统化为导向，开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引导教师不仅当好学生职业技能的传授者，更要做好学生工匠精神的示范者和引路人。通过教师专业技能传授、职业人格感染和身体力行示范等多个侧面，将职业精神的培育渗透在学生专业技能学习过程中。注重技能训练，重视团队合作，鼓励师生走进企业，⒂肫笠导际醮葱潞脱蟹，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积极参与承办技能大赛，开展模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真实的操作流程演练，让师生较全面感受企业氛围，丰富职场经验，提高对职业精神的感知，在实践中培养工匠精神。
3.文化育人工程。坚持“德育先导，以文化人”的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工匠精神培养的全过程，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民族文化进校园、地域文化进校园、企业文化进校园活动。举办企业文化讲座，让企业精神走入校园，增强工匠精神的认同感。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提高人文素养。进行文化体验，突出文化育人，实现教育感化和激励。
4.舆论引导工程。发挥以院报、心理报、橱窗、广播、电子屏、网站、微博、微信等宣传舆论阵地的作用，以打造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为重点，构建学院、部门或系部、班级三级新媒体矩阵，形成校内宣传倡导工匠精神的合力。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加强同校外主流媒体的沟通联系，努力形成立体宣传、深度宣传、持续宣传的良好态势，营造全社会尊重劳动、尊重技能、尊重工匠的良好氛围。
（五）着力“五个环节”
把工匠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努力推动思政教学创新，深化专业教学改革，强化校企合作育人，细化日常行为管理，营造校园文化氛围[3]。
1.基于工匠精神推动思政教学创新。第一，改革和完善教学内容。把民主法制教育、职业素养教育、行为养成教育、时代精神教育和安全教育等与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工匠精神的重要意义，培养践行工匠精神的积极情感和自觉意识，为促进良好职业精神的形成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创新思政教学形式召开思政课改座谈会，加强思政教学和职业素养培养研究。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和情感特征，将课堂理论讲授与专题教育、社会实践融于一体，通过律师讲堂、课外延伸、案例分析、播放视频、专题讨论、调查访谈、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增强思政教学的生动性与教育性，加深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识理解和情感认同，提高理论育人的效果。第三，改革考核评价方式。加大过程性考核，把评价重点转变到对学生的学习态度、思想素质、行为习惯考核和对职业精神的认知践行程度的评价上，形成教育导向。
2.基于工匠精神深化专业教学改革。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将工匠精神的构成要素融合渗透在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课程标准制定、教学资源建设、教学环境打造、管理制度完善、教学方法创新及教学评价考核等环节，贯穿在教育教学全过程，构建基础知识、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全面均衡的人才培养模式。
（1）体现在专业教学中。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岗位职业能力分析，归纳出不同专业职业精神的构成要素，明确人才培养的素养目标。如，经过调研归纳出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素养目标规格是：“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管理规定；树立“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理念，坚持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绿色施工的意识；爱岗敬业，严谨务实，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将以上要求体现在其专业核心课程《天棚装饰施工》的教学目标中，要求通过该门课的学习，“不仅培养学生具备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自主学习和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而且重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与甲方、监理等沟通交流协调的能力；吃苦耐劳、团结协作、严谨规范、精心施工的职业素养”。最终，将工匠精神的培养纳入课程考核评价，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工匠精神在提升专业能力和专业水平中的重要作用。
（2）体现在实习实训中。学院与多家企业合作，引企入校共建生产型实训中心。在实训中，有效融入企业技术及企业化管理，让学生感受贴近职业岗位的仿真实训环境，培养工匠精神。如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专业将企业“6s管理”融入维修实践课程中，把清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安全（SECURITY）等具体要求作为教学标准，要求学生做到“作业现场物品工具有序摆放，作业期间保持配件、工具、油污三不落地，通道保持畅通，消防设施定期检查确保功能正常，工具箱责任到人定位放置，机器设备定期保养到漆见本色铁见光，旧件整齐摆放，废件及时处理，桌椅地面整洁”。在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则以准员工身份参与企业生产实践，在真实工作环境中强化职业精神的培养。
3.基于工匠精神强化校企合作育人。校企合作是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方式。学院经常组织学生走进工厂、企业、车间，零距离接受企业文化和职业精神的熏陶。通过联合培养、订单培养、冠名培养、委托培养等形式，与多家企业开展联合办学，建立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合作型办学模式，为学生在校期间接受企业规范管理和学习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技术知识创造条件。如在与新能源公司合办的化工工艺专业新奥班，按照企业的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将工匠精神的培养体现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将企业文化、员工行为规范作为必修课程，落实到工学结合、产教一体、准员工管理、半工半读、项目化教学、合作式学习中，要求学生不仅要强化技能学习、练就职业本领，更要用企业的价值理念规范日常行为、培养职业情感，增强职业意识，遵守职业规范，践行职业行为，信守职业文化，努力培养合格的“准职业人”。
4.基于工匠精神细化日常行为管理。日常管理是培养工匠精神的重要环节。学院以“项目化实施，系统化推进”的方式，将工匠精神的培养渗透在学生日常管理中，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1）加强日常行为管理。实行院系两级管理。按照企业要求规范学生行为，在宿舍、班级管理中引入企业管理元素，把工匠精神的培养落实到日常教育全过程，细化到学生行为管理、勤工俭学、文明宿舍创建、戒烟行动、早操晨练、劳动实践、社会服务各环节，为将来走上职场提前磨砺勤业、敬业的职业精神，培养学生自理自立、自主文明的良好素养，提高从校园人到职业人的自觉和自信。
（2）改革综合素质评价办法。将工匠精神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与学生评优评先、推荐就业等结合起来，奖优罚劣，促进学生思想教育水平的提高。挖掘身边典型，激励学生以能工巧匠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
5.基于工匠精神营造校园文化氛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对职业精神养成的独特作用，推进优秀产业文化进教育、企业文化进校园、职业文化进课堂，将生态环保、绿色节能、循环经济等理念融入教育过程”。学院将校园文化作为培育工匠精神的重要载体，在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维度营造体现行业企业元素的学校文化，培养学生职业理想与职业归属感。
（1）打造精神文化。_立“立德竞先，崇技尚能”的校训、“笃学、奋进、雅行、和谐”的校风和“理实相融、学以致用”的学风，成为学校的办学精神和办学理念中长期坚持。
（2）夯实物质文化。抓好校园环境建设。在校园内增加行业企业文化标识，提升职业文化对职业精神养成的影响力，让学生耳濡目染，逐步养成与环境协调的良好行为习惯。
（3）完善制度文化。将规章制度汇编成册，并根据培育需要，不断加以完善，严格执行。
（4）践行行为文化。积极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周及以感恩、诚信、职业教育等为内容的专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悟、习得内涵丰富的工匠精神，进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把企业元素、生产岗位元素融入校园文化活动中，开展道德规范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现代工业文明进校园、企业文化进课堂活动，邀请社会企业专家、行业能手、优秀毕业生定期举办工匠精神宣讲，指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业务技能和创业实践，让校园文化建设更彰显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和就业性特色。创建学习型、创新型社团，以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交往、包容、竞争和合作，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自强自立意识。
四、职业院校培育工匠精神的实践效果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学生的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得到了互相促进、同步提升。机械系一名学生，在华泰汽车集团欧意德发动机有限公司顶岗实习期间，发现送料小车上的两对塑料小轮大小不一，对曲轴的正常旋转起到了阻碍作用。他经过反复试验研究，发现把小轮用车床车掉2mm，气动装置就完全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他的改进建议帮助企业解决了一项技术难题，得到集团领导的重视和采纳，并给予了奖励。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因知识、技能、素养并重，赢得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和社会的好评。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及用人企业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0%以上，全日制高职招生连续三年持续上升，新生录取率、报到率位居自治区同类院校前列，推动办学进入了良性循环。
大国工匠，匠心筑梦。这个梦是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强国梦，也是职业院校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梦，更是职业院校学生成就个人理想实现社会价值的成才梦。当前，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社会对技能人才日渐尊重，大众对工匠精神的普遍认同，以及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都为培养工匠精神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时代呼唤工匠精神。职业教育应以工匠精神为核心，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力培养造就更多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艺精湛的能工巧匠，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王丽媛.高职教育中培养工匠精神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J].职教论坛，2014（22）：66-69.
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范文第5篇
工匠精神应成青年气质“工匠精神”能在社会层面激起如此大的反响，不足为奇。一言以蔽之，躁动的心需要沉潜。风来了，猪都能上天，但要长久飞天，还得能御风而行，而这御风的本事，就得靠“工匠精神”了。
对于什么是“工匠精神”，千人有千解，但有两个核心元素不可或缺：精雕细刻、精益求精。放眼当下，真正创造时代传奇的企业家，身上也都有鲜明的“工匠精神”烙印。
日本以精细化工业闻名于世，追踪溯源，正是他们匠人文化的底子，正如日本大企业家稻盛和夫所言：“企业家要像匠人那样，手拿放大镜仔细观察产品，用耳朵静听产品的"哭泣声"。”互联网时代，注重用户体验、提高用户黏合度仍是企业的核心工作，要让用户以拥有自己的产品为傲，靠的正是与众不同的那点沉潜功夫，或者说，“工匠精神”。
以“工匠精神”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些道理也便明了了。比如，同样从事一份工作，为什么有的人原地踏步，而有的人却得心应手，风生水起?所不同的，也许就是对工作的认知和对待工作的态度。显然，对具备“工匠精神”的人来说，工作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自有诗和远方。古人有句话叫“技近乎道”：技艺层面的不懈雕琢和追求，乃是为了寻求与最高的“道”相亲，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产生了数不胜数的古代名匠。同样，对所从事的事业充满热爱乃至敬畏，就会把平凡的工作当作一种修行，不经意间便可能累计出极致的作品乃至非凡的成就。
如果说“互联网+”提醒我们“梦想还是要有的”，那么“工匠精神”就算是一种温和的劝勉，让我们在高喊“躁起来”的时代“想静静”，“静静”是谁?“静静”就是那个敢于为了梦想而努力沉潜的你自己。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2
大家好!
在人们的印象里，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已经非常高大上了。6年获得22项国家使用新型专利，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取得的成就。就算是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朱爱民，一位纺织专业的从业人员，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他的钻研精神。本来可以在办公室“坐班”，他却要求到生产一线去锻炼，而当自己所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就碰撞出了灵感的火花，促进了很多实际问题的解决。
对于生产型企业而言，懂技术的能人非常紧缺。有的生产设备比较高端，一旦出了问题，想要修起来没有那么容易。要是找外面的人修，就要花费不少钱财。如果单位里面有人能够修理这种设备，无疑会为企业节省很大一笔物质财富。就拿朱爱民来说，他在获得22项国家专利的个人荣誉的同时，也为企业减少了运营成本，这形成了员工与企业的双赢局面。碰到问题迎难而上，专心致志解决问题，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就拿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其实就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中提到的“工匠精神”。
弘扬工匠精神，要增强主人翁精神。有的人可能有小富即安或者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这些都是要不得的。企业是我家，发展靠大家，每个人都增强主人翁精神，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积极为企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企业发展才能迎来一片艳阳天。弘扬工匠精神，要专心致志地对待工作，做好工作中的每件事。朱爱民能够脱颖而出，正在于他碰到问题不退缩，潜心钻研，虚心学习，掌握了相关技术，有了看家本领，碰到问题才不至于心慌。长期的坚持，让他成为了众人羡慕的技能状元。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有的人可能认为，自己跟他的差距其实也不是那么大。眼高手低、得过且过，形成了自己与技能状元之间的差距。
6年获得22项专利，为企业降本320多万，这样的成就正是发扬工匠精神的成绩单。每位企业员工都应该积极发扬工匠精神，让自己的技术更熟练、更精湛，这样既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同时又能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改善个人的薪资待遇。技能状元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长期的认真钻研铸就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认真真对待工作中的每件事，是通往技能状元的必由路径。
愿企业员工都能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争当技能状元。愿全社会都能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让工匠精神蔚然成风!
谢谢大家!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3
工匠，一种信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什么是工匠精神?核心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或者说一种情怀，是把一件工作、一项事情、一门手艺当作一种信仰，一丝不苟把它做到极致，做到别人无可替代。30年间，何世良从一位初中毕业生成长为省级非遗传承人、岭南民间雕刻工艺大师，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奉献了不少大型作品，体现的不正是我们当下念兹在兹的工匠精神么?
走进沙湾何世良工作室，记者目光立马被一幅砖雕作品所吸引。作品呈现了香蕉、荔枝、龙眼、洋桃等岭南佳果，构图疏密有致，密处叶果层叠，疏处大量留白，颇富中国画意蕴。最诱人处当属细节，香蕉的饱满、荔枝的粗糙、小鸟的顾盼，甚至蕉叶上的虫眼都栩栩如生，在青砖上表现如此精妙细节需要何等功力。感叹之余，不禁好奇，是什么让他对砖雕艺术如此痴迷。
何世良说，生于斯长于斯，自己从小就“流窜”在村中大大小小的祠堂中，放眼所见皆是在少年眼中充满神秘感的砖雕、木雕、灰雕，长期浸淫在岭南建筑艺术中，让他从小涵养了一种古典情怀、雕刻情结。从16岁初中毕业到今天，从木雕到砖雕，从家具到大型砖雕作品，从个人到团队协作，从默默无闻到行业翘楚，他一直在坚持，未离开过半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之”“乐之”，方能不改初衷，一以贯之。那些杰出工匠一辈子，甚至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做一件事——如清代负责宫殿、皇陵修缮的“样式雷”家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传承8代，为大清帝国营造了数不清的经典建筑——正是有这着这样一种信仰，一种耕耘不辍的愚公精神。
创新，一种品格“不敢越雷池一步并不是工匠精神”，何世良说，“如果师傅教会我雕荷花，我一辈子只会雕荷花，雕一朵牡丹都不行，那有什么用呢?一辈子都不能超越师傅，机械式传承意义不大。师傅教你的是技法，你用技法去创新，这才是徒弟的使命。”
何世良这种观念深深融进他的砖雕创新实践中，譬如砖雕工具改良创新，采用电动工具雕刻，速度提高一倍，提升了效率;譬如技法创新，在长50米、高9米的大型砖雕作品《百福晖春壁》中，因此壁雕幅面积甚大，为增强立体感和克服平板之弊，他把雕刻深度大大增加，千方百计让雕刻物“凸”出来，成为砖雕技术上的一大突破。由于青砖质地松脆，容易崩折，故一般砖雕镂空较浅，此壁镂空度极大，深厚而面广，景物内部结构通空如蚁穴，把镂空技术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工匠精神不是因循守旧、因陋就简，不是不能超越前辈，否则技艺就不会进步。当传统工艺遇上新工艺、新技术，传承与创新有机融合便成为一种必然，这或许可以称为新工匠精神吧?在“中国制造2025”中，创新是勾勒蓝图的一条主线。其战略任务和重点，第一项就要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这表明，创新是提升中国制造的基础，没有创新带来的活力和动力，中国制造只能原地踏步。
传承，一份责任
传统工匠讲究师徒之间口授心传，随着老一辈工匠离去，后辈一旦跟不上，这门手艺就有失传的危险。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岭南砖雕作为岭南建筑文化的一朵奇葩，不仅面临着制作材料的枯竭，还有人才断层之虞，能够掌握在砖上进行雕刻技艺的人已经很少了。如再不重视，和许多老手艺一样，砖雕这种岭南所独有的民间艺术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为了让传统工艺薪火相传，不让砖雕后继无人，何世良成立砖雕工作组。由于砖雕市场日益萎缩，愿意学艺传承者并不多，很少人能坚持下去。
不但砖雕，包括岭南风格特色建筑，也因受到现代建筑冲击，人才不足而日渐式微。何世良举了一个例子，某单位需要设计一个传统岭南戏台，但许多设计院都无法胜任此项任务，这个侧面足以窥见岭南风格特色建筑的尴尬现状。
让“工匠精神”渗透进各个行业中，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人观念的更新，更需要国家战略、国家意志，如提升职业教育地位、重视技能型人才培养、提高工匠福利待遇、重点扶持某些行业，使工匠安心在自己的领域里追求极致、精益求精，并将技术与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工匠精神有多重要?举个例子说明。坐过广州地铁的人都听过“车门即将关闭，谨防夹伤”这句提醒，可谁又知道，广州地铁二号线首次引进国外屏蔽门时，单维修一扇屏蔽门就得花8万元。9年后，经过广州工匠努力，维修价格已降至不足1万元。2007年起，广州地铁工程师成功促使屏蔽门国产化。
一个优秀工匠可以带动一群人，一群工匠可以带动一个明星企业，一群明星企业可以提升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工匠精神重要性可见一斑。“十三五”期间，广州将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将由的54.2%提升到2020年的70%。从这个战略高度，广州不仅需要讨论工匠精神，对工匠精神的再度诠释，还要进行工匠精神培育的全新实践，为广州打造先进制造业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不久前，广州市委、市政府正式发布《关于加快集聚产业领军人才的意见》及相关配套文件，突出“高精尖缺”导向，计划5年投入约35亿元，在重点产业领域内支持500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含团队成员)，每年支持1000名产业高端人才、2000名产业急需紧缺人才。政策先行、资金到位，广州将成为人才洼地。大量工匠注入，亦将为广州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4
大家好!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工匠对自己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劲头。工匠在追求卓越、打造精品的理念指导下，不断改进创新提高，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上乘佳品。这也是工匠们的难能可贵之处。
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源远流长，古代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近代的苏绣、景德镇陶瓷等名扬海内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令人骄傲的“两弹一星”、深海探测、超大型计算机等等，都少不了“工匠精神”。正是成千上万个工匠的呕心沥血，才使一些中国品牌在全球叫响，才成就了今天令人瞩目的伟大事业。然而，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工匠还不够多，“工匠精神”还不够强，我国还不是装备制造业强国，许多产品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只有看到这个差距，才能面向未来，实现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腾飞发展。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期间，迫切需要那些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作有力支撑;也迫切需要各单位各部门建设人才高地，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尤其是找准“短板”，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为工匠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使他们在铁路建设发展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弘扬工匠精神演讲稿5
大家好!
“传统服装行业竞争压力大，学艺的过程又很枯燥乏味，工资待遇也不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来做学徒。即使有也很难熬过三年学徒期，无法出师。”3月31日，静安区政协委员马颖慧在静安区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指出，上海传统技艺正面临人才断层、后继无人的窘境，引起委员们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呼吁弘扬“工匠精神”，救救沪上“老字号”。
静安区拥有丰富的沪上“老字号”资源，漫步陕西北路，“白玉兰”真丝、“第一西比利亚”、“美新点心”等。其中，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亨生奉帮裁缝缝纫技艺、龙凤旗袍手工制作技艺、鸿翔女装制作技艺、王家沙点心制作技艺、陆氏伤科疗法、大美华布鞋制作技艺等等，都是沪上“老字号”非遗技艺的典型代表。
但近年来，众多沪上“老字号”品牌陷入青黄不接、人才断档、后继乏人的继承荒。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被调查者中仅有1%的人愿意当工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凤旗袍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方素文告诉记者，这些年在“君子不器”等观念的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从事技术工作，这种人才发展中“匠人精神”的缺失，不仅让“老字号”品牌甚至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继承荒，也抑制了老品牌自身创新创造活力的迸发，更让中国制造遭遇“人才瓶颈”。
有委员指出，一些“老字号”企业由于经营规模小、历史负担重、人员结构老化等原因，市场化能力和品牌创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明显不足。加之“老字号”品牌的工匠整体收入不高，国家级、市级的“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难以得到与自身精湛技艺相匹配的收入，学徒收入则更加有限，造成了像方素文这样的“老字号”技艺非遗传承人招不到学徒，或者只能招收外地学徒。但在上海生活成本日益提高的压力下，部分有发展潜力的学徒无法安心学艺，跳槽离职率很高。
委员在调研中还发现，被认定为静安区级非遗传承人的，目前尚只是荣誉，没有相关津贴。此外，根据现有国家相关政策，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每个项目只限一位，这让该技艺师承的其他中高级技师看不到希望，从而导致动力不足、人才流失。
那么，如何拯救“老字号”呢?有委员倡导，当今社会需要重视匠人、匠艺、匠心的培养，加大对劳动技术能手、手工艺能手等特殊人才的关注和扶持力度。还有的委员发现，静安区政府相关部门就曾牵线逸夫高级职校与“老字号”企业对接，为非遗传承人输送了一批学员，取得了显著成效和社会反响。因此建议让静安区域内众多的国家、市、区级的非遗技术、“老字号”品牌文化和历史走进学校、走进社区。同时关心好区域内各级非遗传承人、中高级技师队伍，进一步调动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
据了解，去年静安区相关部门做了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率先推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资助计划》，作为区文化发展专项基金的一个项目，对区内非遗传承人带教学徒及学徒本人进行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和鼓励非遗技艺的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对非遗传承人及学徒也产生了激励效果。
今年全国“”上，李克强总理在中提到，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