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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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第1篇

通过对教学材料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古代汉语作为一门基础课程，从1958年之前，各高校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对古代汉语课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内容有着不同的定义。王力先生曾经说过：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自1958年的教育革新，广大教育学者开始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目的及具体内容做出了重新的定义，望能够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促使汉语教学成效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自此以后，古代汉语教学革新过程中对其他方面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在古汉语教学当中便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其是以常用词、古汉语通论、文选三者有效综合为基本准则，同时将其作为古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促使古汉语教学目的更加明确化。培养广大学生具备学习古代汉语的基本性能可为今后的历史学、哲学、文学及文献学的学习打下坚实的根基。其中，历史学、文学、哲学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性展现，所以说，古代汉语教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汉语教学的主要教学内容。

二、古代汉语教学课堂应变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

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曾经出现很多次学习西方文化的现象，并且势头非常迅猛。曾经有人在对西方文化未进行正确科学分辨的基础上，随意模仿西方文化，弃中国传统文化于不顾。从节日习俗上来分析，在中国，很多人痴迷于国外的情人节、圣诞节，无论这些节日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随意拿来便进行模仿，致使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的冷落，无人问津。随着最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及迅猛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不断地回归，譬如：我国在2008年主办的奥运会开幕式当中，成功地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优秀的四大发明、无数、中国吸取、皮影戏、古代音乐等，开场戏《击缶而歌》向全世界介绍了我国传统的贵宾迎接利礼仪，展现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独特含义。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与以往的春节一样共同作为中国法定节假日。这对于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学习汉语的巨大浪潮，随后，孔子学院在很多国家相继创建起来，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目前的传统文化大环境当中，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人员有责任有义务将发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走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行列。为此，高效教师要义不容辞的把古代汉语教学课堂作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履行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巨大义务与责任。

三、古代汉语教学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一）改变教师教学理念对学生实施正确引导

在以往的古汉语教学当中，教师只是将古汉语课程作为学习其他语文知识的一种工具，在目前的教学革新之后，教师需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要下意识的引导学生。譬如，在论语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可以综合实际情况，让学生能够真正地去体会到古人为人处事、教育教人的高尚道德。对学生背诵古诗词上进行严格的要求，增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同时可以综合中国传统节日，将传统文化思想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二）选择优质的教学内容

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讲到:“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的发现是通过我们对古汉语文学的学习过程中慢慢挖掘出来的，所以，在进行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选择优质的教学内容非常关键。

（三）教学方法的革新

古代汉语教师不可一如既往的采取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要做到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教学实际情况的需求，进行多元化的教学。认真组织每一次的古汉语教学内容，重视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譬如：采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方式、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将古文字、诗词以生动形象的图片或者动画真实地展现出来，便于学生理解及加深学习印象，从而激发对古代汉语学习的兴趣。

四、结语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五千年华夏文明，中国古代学者以其丰富的思维智慧提出的各种管理思想对我国乃至世界的企业管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应用于生产实践，同时与世界的先进管理理念接轨，已是目前企业所需要探讨和考虑的问题。

一、企业管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

企业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企业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

不将文化贯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种工具性，机械化的管理，而中国企业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技术、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这样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适度。中国有许多企业人情风盛行，岗位的安排设置，职权的大小有很多取决于人情。这不仅揭示了这些企业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适度应用“情理”观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本土企业。

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该理念恰好是现代企业提倡的“团队精神”，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体主义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会对个体产生贬斥作用，对标新立异的个体产生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其结果是扼杀了个体的创新动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其领导者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再去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在众人思想的汇集下，形成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孟子的这个观点应用于企业中，企业的成功并非领导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有其追随者的帮衬与努力。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获得组织成员信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人本思想”，体恤成员，信任自己的成员，管理者需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让成员认为企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让成员甘心情愿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通过指出水的具有滋润万物却与其他事物不产生冲突的本性，旨在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自身人才的竞争优势。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连续不断的军事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各国倾尽人力斗智斗勇，尽显其政治，军事才华，其中的战略计谋堪称为经典。尽管三国时代军事管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将三国时代的战略管理融会贯通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求才欲，以及豁达心胸，广纳百言，融汇众智。这种理念在三国时代的军事管理中体现在多处。以曹操为例，其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委以重任。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能是企业协调运营，各方面共同发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并集中于这一点，全力以赴，在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激励，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蕴含着保证重点，避免四面出击的思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刘备那样，战线过长，目标太散，必然导致失败。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塞涅卡）。企业管理者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出榜样，使组织成员心服口服，甘愿追随。例如孙策在战场上一向冲杀在前，士兵纷纷效仿于他，个个奋勇，争先杀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员，大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行动不足以服众，没有凝聚力，使成员不能尽心尽力。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两面性。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优点，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国管理模式，必然会使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因此要两者并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马银春，吴学刚.读三国学管理.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5.120- 313.

[2]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3]巨天中，李放.孟子智慧今说.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09.62-63.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代藏书家；典籍；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47-03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兼有经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物品，即一般人所称的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方面，追溯古代藏书家所承载的厚重的藏书文化，不难发现，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及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会动摇其统治，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文字狱迭起，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自汉晋而隋唐五代，迄至宋之明清，长期兵祸战乱，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时常面临家道中落，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千辛万苦，历百难千劫，矢志不变初衷，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活埋儒生数百人，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而“……《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八国年表》）。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广开献书之路，收罗天下图书，征集的主要对象，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如祁氏澹生堂，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概然进呈书籍641种，共5 762卷，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编”，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为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书籍是宝，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这种共识，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或费手抄之勤，或节衣食之费，得之艰而好之笃，情壹志专，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无不加意考察，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而楚弓楚得，苟非绛云之炬，及裹物代薪之不幸，其他大抵转相售购，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实幸往昔藏书家，互相保留，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也是私藏的利用，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费时又费力，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他们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为要经营印书业，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后，响应者众多，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遍访各家、书肆，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除陈寿《三国志》外，尚有郭颁《魏晋世语》，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南北朝的藏书家，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特别是《文选》一书，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举世第一，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才使中国历史不断，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肖东发，袁逸.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1).

[2]牛红亮.试析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J].图书馆杂志，2003，(6).

[3]徐良雄.天一阁文献信息输出的历史渊源[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5).

[4]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第4篇

祖先崇拜

我们的先民在原始社会的前期，由于人类力量的弱小，同时他们对大自然的力量感到畏惧，这时他们信奉“万物有灵”的观念。每个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自然神，有的信奉山神，有的信奉水神，有的信奉鸟神，不一而足。渐渐地，人类逐渐把氏族组成部族，再由部族组成部落，这时人们不再信奉比较具体的自然神，而把一类动物或植物作为本部落信奉的神，我们也把这种现象成为图腾崇拜。比如东夷集团的蚩尤部落把独角兽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殷商部落把鸟凤凰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图腾崇拜实质体现了一个部落对自己共同祖先的寻根意识，但图腾崇拜的对象毕竟还是一类动物或植物，这说明人类还没有把自己与大自然区分开，人类还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

当人类把自己和大自然区分开来后，由于他们相信万物有灵，所以人类肯定相信自己会有灵魂，他们经常做梦就是明证。在做梦的过程中，人类的灵魂会离开人的身体，所以死去的人也会有灵魂，他们叫鬼魂。他们认为，氏族祖先的鬼魂能在冥冥之中影响乃至支配氏族的一切事情，诸如战争、狩猎、人口繁衍、生老病死等。因此，祖先崇拜是建立在鬼魂崇拜的基础上，是鬼魂崇拜的必然结果。

生殖崇拜是人类祖先崇拜的最初表现形式。它有女阴崇拜和男根崇拜，即使现在某个少数民族某个山寨，我们还能看到某个类似女阴的山洞还被当地人所崇拜。当某对夫妻不能生育，这对夫妻就会在这个山洞里许愿，祈求神赐予儿女给他们。女阴崇拜与男根崇拜产生的时间可能有差异。女阴崇拜可能产生于母系氏族时期，男根崇拜可能产生于父系氏族时期。

在鬼魂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基础上，人类就进入了祖先崇拜的高级阶段始祖崇拜。生殖崇拜与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产生了对氏族和部落祖先的崇拜，如我国史前时期的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等。鬼魂崇拜与以财产继承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相结合产生了对家庭祖先的崇拜，如对父亲、祖父和太祖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的先辈产生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崇古观念。

迷古传统

祖先崇拜是怎么发展成古代的迷古传统呢？这首先和我国的宗法制度有关。我国的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我国古代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正妻生的孩子是大宗，其他孩子即使年龄大也是小宗；正妻生的孩子如果不止一个，年龄大的是大宗，年龄小的是小宗，女孩排除在外。所有的家庭都按这个规则排列自己的位置，就会形成一个大的家族，家族的大宗只有一个就是族长，这些就是我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们仔细分析宗法制度会发现，越往远处延伸我们的始祖就成了最大的大宗，也是最老的族长。宗法制度与祖先崇拜成了两种相互支撑的系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古代统治者为什么要祭祖？他们为什么要提倡孝道？古代统治者利用宗法制度来支持自己的政权系统，比拟宗法系统，统治者就成了天下最大的大宗，也就是最大的家族长，老百姓只要孝顺，服从父母，最终就会服从统治者这个最大的家族长。统治者为了获得最大的家族长地位，他往往要和中国古代的始祖攀亲，并不断祭祖来巩固他的宗法地位。

其次，迷古传统还和我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密切相关。小农经济封闭、狭隘和保守，人际关系比较简单，人们比较重视父子、祖孙这种纵向的人际关系，而对于乡邻好友这种横向的人际关系则比较淡漠。在这种小生产模式下，人们比较重视经验的积累和传承，而忽视创新和交流。我们经常会听到古代一些祖传秘方的故事。某位先祖由于聪明伶俐，在实践中发现了一个秘方，便成了商业秘密。后代就靠这个秘方活着，并且这个秘方单传，只传男不传女。这种纵向的单传方式与古代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就加深了古代人的崇古和迷古倾向。

更重要的一点，儒家的复古传统对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影响。儒家对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果删去儒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成了一片没有绿洲的沙漠。那么儒家文化又体现了一种什么倾向呢？其实就是对上古社会的尊崇。

古代的文化传统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代传统教育 文化生态分析 教育现代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古代传统教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化的载体，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教育史中，有着丰富的传统教育理论，表现在传统教育目的上，主要有“明伦”说、“成人”说、“入仕”说等。这些传统教育目的论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分不开，而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更是密切相关。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的角度进行分析、理解和探索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本质内涵，也增进我们对当代教育性质的探索与开掘。

古代教育及其文化生态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传递形式，能够实现科学文化知识的再生产，文化的生产尤其是文化的传播、增值有赖于教育这一重要途径，人类的科学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这一具有系统性、计划性和制度化特征的形式得以传承和发展。文化对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文化状况、文化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教育活动的效果；此外，文化的诸要素都从不同角度对教育产生影响，而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在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受到文化的深刻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的价值取向来体现的。

古代教育的文化生态。生态，源于生物学领域，是指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人文过程，如果我们把文化称之为“人化”，教育则是“化人”过程，它是在文化生态这一有机体中发展的。

古代教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环境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总是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影响，内部影响是先前的教育传统，外部影响则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因素。在外部影响中，对教育传统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教育是传递、选择、发现和创造文化的重要手段，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上都会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换言说，教育是在一定的文化生态中形成、发展的，带有文化的时代特色。

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促生了独特的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持久性、多样性、凝重性和伦理型。中国文化生态由三个不可缺少的生态因子组成：文化精神的生长点和归宿；文化精神运作的内在机理；文化精神生长的根本意向。在中国文化的社会存在生态中，人们对情感予以了重视并导致了情感在文化价值中的绝对意义，情理成为中国文化生态的重要结构，血缘本位、情理机制培育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入世意向。因此，血缘、情感、入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态特征。

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分析

中国文化精神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原则等，是中国文化机制最核心的部分，而中国的文化机制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教育的内在机制。所以，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其规律和内涵。用文化的视角从其产生的文化生态入手审视古代传统教育，不仅可以更为准确而深刻地把握其传统生成、发展的文化背景、原因及趋势，也对当前我们实现传统教育现代化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教育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受中国文化精神生态的滋养最深，唯有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出发，才能深刻理解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目的，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概有“明伦”说、“成人”说和“入仕”说等，而这些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在传统教育中的折射。

“明人伦”说的文化生态分析。“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明人伦，即使人明了做人做事的道德标准之意。孟子认为，人伦有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目的就是使人懂得五伦、懂得那个时代做人做事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促使大家成为遵纪守“伦”的社会成员，促进社会的和谐。从古代传统教育的文化生态去分析，“明人伦”的教育目的和价值取向无疑受到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是伦理精神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系统框架是以家族为中心的系统体系，所以，在本质上决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血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宗法专制的社会结构，而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正是理解教育传统中的教育目标的关钮。

因此，正是在这文化的影响下，教育传统的目标不是个体的自我、全面发展，不是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个体也不是为了生命的存在和发展而有价值和意义，而是为了封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培养更多体现在伦理道德培养上，集中在等级、专制、集权等服从大一统价值观念，强调群体价值，这也是与中国文化的宗法集体注意和伦理类型相契合的。在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的伦理型文化环境中，传统教育中突出“明人伦”，则为顺理成章之事。

“成人”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成人”说，即立足于“人”的成长，是中国古代关于传统教育目的又一重要论述。百家争鸣时代，儒家以培养“君子”、“圣贤”为目标，道家以培养“真人”、“圣人”、“仙人”为弟子标准，佛家以培养“菩萨”、“佛”这样高境界的人为教育目标；”这些都共同揭示了当时传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品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士”和有至高无上的思想境界的“圣人“；宋代大儒朱熹更是把圣贤作为最终目的，认为凡人必须以圣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智者们所设计的母语教育，都以“君子”“贤人”“圣人”为培养目标。

古代母语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同样与古代传统教育的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精神相通的。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自然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学说还渗透于其他文化形式中，如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其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中国的文学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即便是古代科技文化，也是先“正德”后“利用、厚生”。

作为中国文化子系统的古代教育，当然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伦理道德学说的影响，中国伦理型文化具有超越创化生命、超越自我的理想品性，强调道德面前人人平等，认为人可以而且只能通过存心养性的后天修养达到理想人格，如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说“满街都是圣人”，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而母语作为最普及而基础的教育，自然成为道德涵养和培养人格的途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教育传统中的目标设定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也会引发人格修养上的平等与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的冲突，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造成人的自我贬抑与约束，甚至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导致了教育传统的异化，良好的教育目标和理想的人格追求导致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丧失，对于人的生命的提升变成了对于生命的戕害。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古代传统教育“成人”目标的设定和古代传统教育缺乏学科独立性而服务于伦理和政治，其所提倡的“成人”并不是今天所讲的全面发展，只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单面人。

“入仕”说的文化生态分析。教育大家孔子认为母语教育的核心目的“入仕”，然后才能治人。他认为：“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将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理论和实践合二为一的教育大家；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孔子的“入仕”思想统治阶级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有比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这一思想最有力的佐证。几乎在整个中国古代，求学几乎是百姓们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通路，只有通过考试等途径他们才能获得一官半职。

“入仕”说对中国的古代传统教育有着长远而重大的影响：第一，促进了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雏形—科举制度的产生；第二，使读书能做官、走进上层社会，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使古代的读书人有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精神信念，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入仕”说的古代传统教育目的，从其文化生态上来看，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生主要是由政治形态、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形态三者结合融入的产物，满足了时代环境下人的追求功名利禄的个人需求以及以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阶级为国家长治久安的精神统治需求；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有十分现实性、世俗性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的伦理特色使中国人和中国教育充满伦理道德色彩，中国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充满功利主义，加上中国文化的所具有的倾向现实政治色彩，教育入仕的目的得以张扬。而在科举考试等制度的推动下，古代传统教育的“入仕”目的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当然，从另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入仕”目的，与积极进取、勇担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亦不无关系。因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沉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热心政治，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人们常常认为只有“入仕”为官，方能更好地实现人生报复，为民造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是如此。

通揽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通过读书“入仕“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的。倾向现实政治和入世意向，涵养出古代传统教育中学用一致的作风，但对现实政治的过分依赖，使古代传统教育显示出浓重的功利色彩，甚至失去古代传统教育的独立性而沦为政治的工具。

关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目的的探索，还有其他的诸如“为道”说、“化民成俗”说等，这些学说的产生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文化烙印，是在中国古代文化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笼罩下的独特产物。

关于当代传统教育性质问题的思考

伴随现代性弊端的日益暴露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古代传统的合理内核得到了重新认识和评估。认识传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既有矛盾、冲突、对立的一面，又有适应、协调和促进的一面。教育传统受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影响，是在不断变革中形成、发展的，但教育传统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凝固性，甚至落后于时代。教育现代化是优化旧的教育传统和创造新的教育传统的过程。

教育传统和教育现代化有着相区别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上，如：现代教育要求主动适应社会变革，教育观念是开放、动态的，强调多样性和个性化，具有超前意识，而教育传统则倾向于被动调节，教育观念是自我封闭和墨守陈规的，强调单一性、统一性和标准化，具有滞后性。但教育现代化也不是凭空想象和割裂传统的，教育传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和渊源，因此在当代实现教育现代化，其中重要的任务是实现教育传统的现代转化。

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传统教育，借鉴古代传统教育理论，打开传统教育的新格局，有着深刻的意义。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古代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赋予其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是我们首要思考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界定是模糊的甚至是依附的。单独设科的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教育者对古代传统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进行过种种探索，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只存在唯一效能，即：它的唯一本质是作为语言交际训练的工具而存在；古代传统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它的唯一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言语交流沟通能力，所以，他们认为古代传统教育是一种语言形式的教育。

第二类观点认为，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即：集作为语言交流的工具性和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于一体；这一观点强调古代传统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这一派别历史上称为人文思想派。

第三类观点肯定第二类观点中古代传统教育具有双向功能，同时由略微有所区别，他们赞同“文以交际”的观点，且在交际中侧重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的交流，同时反对古代传统教育带有人文性的观点，倡导顺势而为对学生进行教育。正是由于对古代传统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认识庞杂而混淆，导致了令人忧虑的传统教育教学现状，因此，广大传统教育工作者提出“走出误区，探索革新之路”的建议，对传统教育教学“自身”进行再认识，重新确认传统教育的性质、任务，呼唤传统教育教学“个性”的回归。因此对中国传统教育本质的认识，我们要顺应时代的需求，对其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作为交际工具重要的一方面，同时我们也要重视其承载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一面，看到二者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总结

应该说，古代传统教育与我们人类的发展关系尤为密切，二者相互想成；首先，它的核心是语言，是人类用以沟通、交际的工具，生活中必不可少；其次，拥有了语言的人，又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是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区别于低等动物的典型标志；所以，对古代的传统教育认知，我们应从客观的角度，对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通过现象看到本质；这对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时代教育，意义深远。对古代传统教育目的进行文化分析和反思，目的是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代教育的走向，促进传统教育现代化。在当代，古代传统教育扮演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角色，是集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并指向是人的发展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