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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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核心范文第1篇

[关键词]核心价值；和谐；仁爱；自然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3—0056—05

今天，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我们寻求文化多样化发展、谋求不同文化之间、和谐共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一个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稳定发展，除需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对话机制之外，还需建构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外可以确立中国自身的文化品格，构成与异域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互动的基础，进而改变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更为宽阔的交流平台；对内可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相互认同，消解利益分配中可能形成的价值观分化与对立，从而确立一种全社会普遍信守的文化理念，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集体认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坚实的文化根基。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具主导作用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人们关于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左右着人们在政治、社会、伦理、审美、历史领域对于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基本判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主导着人们普遍的文化认同倾向，所以，文化的价值观并非只是经典文献中的理论学说，而是绵延在普通百姓世俗生活中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恒久的历史传承性。

（一）和谐，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种理想状态。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中国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化的和谐理念滥觞于尧舜时代。《尚书》就有“协和万邦”、“燮和天下”的记述，《周易》中也贯穿着“天下和平”的政治理念。先哲的目光遍及万邦，所向天下，反映着中国上古时期人们对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协和”、“和平”生活的美好憧憬，对国家社稷安定繁荣的无限期望和对万邦归顺、诸侯称臣的和谐天下的向往。时至春秋初期，管仲明确提出“和合故能谐”的和谐观念。他认为只有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和顺、和睦、和谐，反之则会失度、失衡、失败。作为农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管仲特别强调“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灾害横生。管仲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他的“察和之道”。他把君臣之间、上下之间，百姓之间的和睦相处看作是国家政令通畅、政治昌明的文化标志。在法律制度并没有建立的古代社会，《管子》中提出的和谐之道不仅具有引导国家政治的社会意义，而且这种推及家庭伦理倡导父母、夫妇“不失其常”、“中和慎敬”和谐思想，在客观上也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价值观的实现敷设一条从个人到家庭，直至社会的基本架构。

在《管子》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观，人际之间和睦相处的伦理观，社会和谐发展的历史观之后，道家哲学以“道生万物”为核心理念，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价值体系进行了丰富和延展。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阴阳两极对立基础上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一系列具辩证思想的基本命题，扩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将和谐从一般社会层面提升至哲学高度，赋予和谐理念更为普遍、深邃的哲学内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无论是讲人类社会，还是讲客观世界，都是建构在“中”“和”的基础之上。在儒家的自然哲学中，“中”是“天下之大本”，“和”为“天下之达道”，只有“中”“和”一致，才能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和谐天下（《礼记·中庸》）。在思维方式上，孔子一贯秉承“执两用中”之道，反对偏执、极端的思维方法，倡导在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中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间状态，以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并非以取消事物个性差异为前提的。实际上，孔子所谓的“和而不同”强调的正是在保持自我个性精神基础上的和谐与统一。《国语》中记载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强调的也是不同事物之间只有在保持多样化前提下，才能生存发展。如果完全趋同，和谐就失去了相互协调、共存的基础。

中国古代哲人还特别善于把精深玄奥的哲学理念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进行生动的阐释。如《左传》所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看似讲的是最寻常不过的饮食烹饪，实际上是以烹饪为例，强调众多差异性事物的中和汇聚是和合的基本要义，进而明确了事物之间各自的差异性、个性是和谐共生、相互发展的基础。所以，和谐并非要取消原有事物的自身品格，而是在相互认同基础上中和、融会。东汉史学家苟悦《申鉴》也认为君子应当“食和羹以平其气，听和声以平其志，纳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和”在此讲的并不是二者相加之和，而是和谐、和顺、和美、和睦之和。这表明中国的和谐观念是古代哲人有感于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而作出的理性升华，是东方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群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亦表明，中华民族的“和谐”观并非局限在国家政治、艺术美学与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观念层面，也体现在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价值观本身便是多种观念形态的多元统一，是中华民族理性思维与生活智慧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真诚憧憬和不懈追求，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具有承传与弘扬的历史意义与恒久价值。

通观中国古代美学史，我们会发现其中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即以“和”为美。以“和”为美不仅涉及艺术的表现形态与艺术风格，还关涉文艺与自然、社会、政治、伦理等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在《中国美学史》中，李泽厚、刘纲纪曾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概括为高度强调“美与善”“情与理”、“人与自然”的统一，可以说揭示出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精神主旨。但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强调的所谓“统一”，并非仅指对应物间的交融、汇合，而是始终强调在对立两极中持不偏不倚的中间取向。由此探寻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以“和”为美的美学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也翕然相通。《周易》日：“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上经），其“大和”意指和谐的最高境界，正是古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由衷憧憬。荀子曾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汉哲学家董仲舒亦云：“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他们都把自然万物的生衰兴灭视为“和”的最终结果，认为“和”是整个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在古代思想家心目中，“和”已成为一种具普遍意义的本体论命题，是万物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内在依据。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大自然及人类社会按其本性来说就是和谐的，而最高意义上的美就在这种和谐之中”。在此基础上，古人还推导出一套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提倡以中庸之道为核心内容的人生哲学，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赋予“和”以主体的人格意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卷七·子路第十三）。“和”即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内在尺度。《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和”又指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际之间亲善友爱的人伦关系。孙家正曾以北京故宫的核心建筑为例，说明它们集中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太和殿：天地祥瑞，喻人与自然和谐；中和殿：中庸平和，喻人世和谐；保和殿：心态和顺，身体安适，喻人的身心和谐。这三个大殿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及以“和”为美的艺术观，在文化精神上一脉相承，在思想方法上相互一致。和谐是以中国哲学观念为支柱、以普遍的社会心理认同为根基的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儒家首倡。后来人们把“仁爱”的思想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应当共守的一种人伦秩序。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世俗生活，“仁爱”的价值观即变成一种躬身践行的生活方式，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传统，来源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人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具有引领与导向作用。所以，对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承传，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不能脱离人们具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千百年来，仁者所以为人所仰慕，仁学所以被人所敬奉，首先在于仁学就本质而言是一种“爱人之学”。据考：“仁”是人字的复体，与任、妊同源。古时怀孕称“仁”。“仁”即引申为育人、养人、助人、爱人之意。阮元说：“仁之意，人之也”，就是说仁的本意即以人的方式待人。

“仁”的概念早在商周时代即已出现，《尚书》便有“克宽克仁，彰信兆民”的记载，说的是统治者如果能宽能仁，便能够昭信于万民；周代的政治哲学普遍认为“仁”与“和”是相辅相成。《礼记》指出“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经解第二十六）那时的人们把和、仁、信、义、德、贤看作是社会道德规范在生活不同层面的具体映现。事实上，中国古代倡导的社会和谐、人际和谐总是以“仁”为基础。所谓“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礼记·中庸》），就是说为政、修身、修道均要以“仁”为根为本。然而，作为“天下之表”的“仁”与“天下之制”的“义”，以及柔如杞柳的人性，在诸侯纷争的岁月里怎么能够抵得住“争夺相杀”的刀枪剑戟，怎么能挡得住“驰骋疆场”的金戈铁马？所谓“终身之仁”和“数世之仁”（《礼记·表记第三十二》）只能是身处战乱中的人对伦理化良辰美景的无限憧憬。就连孔子也不得不惊呼“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孟子亦慨叹“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正因如此，“仁爱”的理想境界才令人们备加珍惜，分外向往，“仁爱”也就成为人类对现实世界进行文化救赎与道德重构的理想之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爱”观为孔子首倡。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他在《礼记》别阐述“爱人之仁”的重要地位与核心价值。他认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成其身”。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一直为后人所敬重与承传。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就把“仁者爱人”的观念提升为世俗社会中应当人人共守的伦理秩序和价值准则，使“仁爱”思想从经典文献的字里行间走向民间的现实生活，把“仁爱”的价值观变成了一种躬身践行的行为模式，能够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活动。此后，荀子也提出了“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的观点。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兵戈相见是由于“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所以，兵戈之战，常是“禁暴除害”之战。汉代董仲舒在承袭《礼记》中“仁以爱之，义以正之”（《礼记·乐记第十九》）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的思想，揭示出爱人与律己的内外关系，并把仁爱思想与主体的自我道德修养相互联结，升华出“仁者爱人，义者尊老”（卷第十三·五行相胜第五十八）的社会伦理观念。

统而观之，中国古代历史中，墨家提倡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强调的“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的“圣人之善”（卷第十·深察名号第三十五）；唐代韩愈提倡的“博爱之谓仁”，柳宗元推崇的“柔仁博爱之道”，宋代欧阳修标举的“大仁博爱”，苏轼盛誉的“博爱临民”，苏辙赞许的“温良博爱”，朱熹呼吁的“以博爱为仁”，包括近代维新派政治家谭嗣同提出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绵延千古的“仁爱”思想体系。尽管诸位论述的意旨并非完全一致，但就其思想价值取向而言，都表现出对“仁爱”思想的承传与信守，进而可能成为一种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延展中国文化版图的精神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除了体现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艺术美学、伦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最终也呈现在世俗生活之中，即与人伦纲常及基本的生活规范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论是儒家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还是道家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从不同角度对仁爱思想进行生动表述。固然，“仁”在传统文化中包涵多重涵义，但“仁”最核心的价值意义乃在于“爱人”。

事实上，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孟子提倡的“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不仅在于省刑罚，薄税敛，还在于力主以德服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极大的热忱描述了五帝时代帝喾高辛的“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的盛景；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佳境；禹“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的政德；周初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的仁政。被司马迁称誉的“盛景”、“佳境”、“政德”，其实都是“仁政”的代称，“仁爱”之治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美德。这种“仁政”的治国思想与西方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所崇尚的治国观念截然不同。显然，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仁爱”精神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世俗生活的现实要求以及对未来前景的美好憧憬，并体现在哲学、社会、政治、伦理、审美等不同精神领域中。它既是中国文化代代相传的历史基因，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重要资源，成为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无形力量。

（三）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并非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而是指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事物自身的内在属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的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遵守与对自然状态的顺应。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自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的观念具内在逻辑联系。在中国古代，天意是超越任何法度之上的最高道德范畴，天是世界的最高主宰：“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而“天”又与“人”相通、相合，正所谓“天人合一”。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的自然，不仅指客观自然界本身，还包括“天地万物”运动的必然规律，是与“天地之道”相互联系的客观法则。中国古代道家代表人物老子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遵循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并把对事物自身规律的把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标准。西汉董仲舒还提出“为仁者自然为美”观点，把仁爱视为美的自然呈现。基于对“道法自然”价值体系的尊崇，魏晋时期的思想家也提倡“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念，珍重生命的个性价值。明代思想家李贽挣脱传统观念的桎梏，提出“以自然之为美”的观点，强调艺术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使“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他的美学主张对明清美学和明清小说创作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延展与演变。

由此可见，崇尚和顺、自然之美，注重文艺作品表现的和谐、兼容、相济、自然而然，无疑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文化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的艺术美学蔑视雕琢、造做、堆砌的艺术，崇尚自然、流畅、完美的艺术。“自然”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崇尚自然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根本。

所以，在中国经典文献中，“自然”指的是天地万物自在的生命状态和变化规律，是与“天地之道”、“天下之道”相对应的一种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我们在追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时，应特别注意道法自然、崇尚自然、皈依自然的思想不仅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敬奉，更重要的还在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自然之道”是顺应客观规律的自然宇宙观和文化价值观。

从道法自然、皈依自然到崇尚自然，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观在不断传承、通变、更新过程中日臻完善，体现出顺应事物自身规律和历史必然趋势的价值观念。可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荟萃了历代朝野的精神与智慧，又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其精湛部分代代传承，从而获得了恒久性与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成为新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的核心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礼 道 器 中庸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学？以及其本质何在？

本文认为，只有完整而准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判，才有可能做到讲好一部儒学；同时，也才有可能谈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其结果不是五花八门，不着边际，便是语焉不详，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无法说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他所说的，恐怕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而战国时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讲的，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今天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已似乎可以被归结为一个“道”字。而且在本文看来，这个“道”大概可以说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谓“道德”的“道”，亦可以说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谓“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国哲学思想世界异常活跃、名噪一时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泽厚先生，则更独出心裁、别具匠心地习惯于将其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而所谓“中庸之道”，在他看来，就是所谓“度的艺术”[2]——这一说法，从表面上看来，盖本无可厚非；但究其实，本文则认为，却无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讲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视角，以省察现象”[3]——这是因为，在本文看来，就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或本质而言，一个“道”字便已是足够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别求所谓新说也”；与此同时，这里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又是貌合而神离，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例如，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个“度”，“就是技术或艺术（ART），即技进乎道”。一方面，它“关乎人类存在的本体性质，非常明显而确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远动态的存在”[4]。由此可见，这一认识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说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显”而又不明显，既不变而又可变，既“确定”而又不确定。然而，若从一般逻辑学的角度上看，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谓“道”与李氏之所谓“度”在本质上的关键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与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ART）”之间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谓“技术或艺术（ART）”本身。于是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变的话，那么其中所谓“技术或艺术”大概便可以说是“形而下”的，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一个变量——对此，端不可整齐划一，一概而论；当然，亦不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孔子尝有言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由此可见，其中，所谓“道”、“德”、“仁”、“艺”，似乎便应当说是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四个相对独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谓“艺”，本文认为，大概便可以说是李氏之所谓“技术或艺术”；而其中所谓“道”，在本文看来，却又并非李氏之所谓的那个“度”或者其它别的什么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个“道”，在金岳霖先生看来，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6]——这一认识，今天看来，应当说是极为深刻的。

但问题却依然是：“道”是什么——这一问题，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为此，我们恐怕也还得从先秦儒学那里具体说起。

然而，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问题，目前思想学术界的看法和认识似乎却并不统一——其中，有的认为有一个，而有的则认为是两个（但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核心或者本质，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是两个以上）；具体地说，有的认为是“仁”、有的认为是“礼”、有的认为是“仁礼”、有的认为是“时与仁义”，还有的则认为是“中和”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形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无所适从。然则《礼记》中不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礼之质也”[8]乎？《汉书》中不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9]乎？

对此，本文则明确认为，所谓先秦儒学，从总的理念上说，就是“礼学”；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质而言，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说是“礼”的本质，而“礼”则可以说便是“中”的标准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谓也？曰：“中即道也”[10]，“道无不中”[11]。如果我们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话说，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义而仁义隆，道于礼乐而礼乐备，道之谓也。”[12]也就是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究其实，不过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体能指及对象之所在；而所谓“道”、“中”或者说“中道”者，则却乃是“仁义礼乐”的所指、本质与核心，或于其上，或处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说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体的话，那么后者则便是所指、是灵魂与精神。若离开了前者，则后者便恍兮惚兮、无所附丽，难以被全面认知、正确解读和准确把握；与此同时，若离开了后者，则前者无疑亦将成为陈旧腐朽、了无生气的东西——这是因为，“中”虽可谓之曰“道”，但“仁义礼乐”，则亦同样不是其他别的什么特殊的东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们可以更具体而形象地说，它们乃是所谓“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辞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果说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说，“形而上者谓之中”，“形而下者谓之具”；换句话说，“中”是“形而上者”，而“仁义礼乐”则是“形而下者”。“道”不离“器”正如“中”不离“具”，因而“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便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紧密联系、融于一体。“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为“中道”；同时，“器”则就是“具”，合而言之，即为“器具”。“形而上者”谓之“中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具”。如果说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则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说前者是思想、理论和世界观，那么后者则便是方法、实践和方法论。

然而，所谓“道”，在先秦儒家看来，又无疑乃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东西。难怪乎，孔子本人对此要极而言之曰：“朝闻道，夕死可也。”[13]其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换句话说，“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构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与核心。

注 释：

[1]《孟子尽心下》。

[2]参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8、151、187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3]同上书，156页。另据笔者考察，这一想法本系“舶来之物”，并非为李氏所首出。

[4]同上书，8-10页。

[5]《论语述而》。

[6]金岳霖《论道》1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7]《礼记乐记》。

[8]《礼记曲礼上》。

[9]《汉书董仲舒传》。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11]参见陈荣捷《西方对朱熹的研究》《中国哲学》5辑，208页，三联书店，1981年版及《朱子之创新》《朱子学新论》21-22页，三联书店，1991年版。

传统文化的核心范文第3篇

全球化大潮风起云涌的今天，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出策略，作为东亚文化圈首席代表的中国，亟需关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便在世界文化同质化的格局中保持文化自觉，以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为维系健康和谐的世界文化生态贡献力量。

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虚怀有容，其中包含的仁义忠恕、刚毅有为、博文明允、明道济世的人格理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矛盾观，贵和尚中的处世观、智识通变的发展观无不体现着宽厚仁和的气度，济世明理的责任，厚德载物的胸怀，奋发向上的担当，自强不息的毅力。中国儒释道经典作品是承载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对经典的阐释和学习无疑可以帮助国人维系文化认同、坚守文化自觉，提高道德境界，完善人格修养。

形成坚韧意志。刚毅有为、百折不挠的执着毅力中华民族生而有之，《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也曾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不体现抱定宗旨、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百折不系募嵋闳瘸溃磺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呈现了挫败面前不屈不挠、义无反顾的豪迈情怀。学习中国文化经典，时时处处可见志存高远、矢志不渝的形象和训诫，势必对读者坚韧意志的形成起到濡化和引领的作用。

增强理性思辨。中国传统文化中彰显出的智慧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以先秦为例，譬如儒家崇尚理性，道家崇尚思辨，墨家注重探究，名家注重逻辑。

道家思想中蕴含的深刻哲理、辩证思辨、逆向批判赋予我国古典哲学以理性思辨色彩。老子“道法自然”、“虚静无为”等思想以清醒的理性态度参悟自然、了悟人生，思想中充满了自然而为的气度和朴素而不失智慧的思辨理性。

墨家学派注重对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观察与探究，不仅观照自然万物，而且对生活中的技艺和现象也卓有研究，在数学、力学、光学、经济学、心理学方面都有建树。

名家思想有鲜明的逻辑学倾向，注重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划分概念类别，分析概念之间的关系，内容涉及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研究，具有思辨哲学特征。

培养博雅精神。在中国古代，通常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自古以来，我国教育的目标就在于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广博学识、通融识见和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通达之人。《易经》有“君子多识前言往行”，《淮南子》有“通智德而不劳”，《中庸》指出学人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衡》有“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博览古今为通人”，“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以教授为师者，通人也”的训诫。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中，“博”“雅”并举是较为完善的人生境界。“博”指向外，是不断拓展，通自然人为，晓古今之事，博学多识，通情达理，兼备多种才能；“雅”指向内，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养身心，塑造高雅品格。

阐释尺度

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应把握好历史、现代和辩证尺度。

历史尺度。对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研究和阐释不应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以免引起以讹传讹的误读误解，正确的态度是以史为据，认真研读原典，从历史和思想渊源着手，运用中、西阐释学方法，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对文化原点做深入细致地思考和研讨。譬如，通过深入研读四书五经，把握儒家的思想智慧，并遵循历史脉络考察儒学的兴起、两汉儒学独尊、宋明儒学复兴、现代新儒家，以纵横交错的时空维度衡量和解读原典。

现代尺度。中国传统思想和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譬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充满哲理，饱含智慧，能够为个人和群体解决当下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当前，解读传统文化经典应引入全球化视角，做现代性解析，做到以古鉴今，推陈出新。

辩证尺度。由于时代的差距和历史的局限性，传统文化经典中难免出现一些陈旧过时、不合当代时宜的思想和观念，这就要求我们保有正确态度，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应革除流弊，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去粗取精，结合当前语境，结合时代特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解读方法

解读传统经典可以采用中西合璧的方式进行，运用中国传统的“语境论”和“时空论”对经典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启发意义做整体性把握，由对作品的认知而领悟而致用，进一步从审美陶冶与思想启迪两个维度深度研讨。譬如《诗经・秦风・蒹葭》篇的解读，首先了解《诗经》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秦地诗歌的特征，进而探讨《蒹葭》一诗的意象与意境，最后从审美韵味与思想意义两方面探讨《蒹葭》诗的现代性和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核心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服装设计创新；整合

传统文化是我国人民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总结、提炼的智慧精华，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传承性，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更是具有强大的丰富性，其融合了道家、墨家等众多学派的文化精髓，儒家的思想至今都对我国社会与各行各业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我国从古至今都十分重视以道德为根本的伦理文化的修养，加强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对于文化的追求与审美，因此，针对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对于我国文化与服装行业的共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1加强传统文化与服装设计结合的主要因素

1.1设计形式

传统文化是我国众多行业设计灵感的来源，例如广告、服装以及文学等众多领域，尤其是我国的中国画、音乐、建筑以及书法等方面的应用更为广泛。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结构的设计上一般较为在意其完整性与对称性，并且较为关注格式之间的对应与穿插。伴随着北京奥运会对于传统文化元素的广泛应用，中国元素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一定的推崇与欢迎，中国的龙、青花瓷等重要标志在世界的服装设计中越来越常见，传统文化与世界服装潮流得到了有效的结合。我国的文化形式丰富多样，这能够对于服装的设计给予很大的启发，在服装设计上适当运用传统元素，并通过现代化的方式，实现潮流与传统的结合，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添衣服的特色，甚至赋予服装新的涵义。

1.2文化内涵

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结合，创新是必要的手段，在文化上，设计人员需要抓住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理念，避免表面化地对文化元素进行一味地拼凑与重组，不能仅仅注重中国元素在服装设计中的美学效果，而忽视了对于文化内涵的应用。在服装设计中，需要考虑文化的内涵，再进行合理的利用，避免出现闹笑话的情况。另外，由于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要求相关的设计人员需要具有必要的文化内涵与修养，设计师需要在长期的培养中建立起文化的修养，实现对文化的合理利用，而不是只重视外表的美观。

1.3创新能力

对于服装设计的创新，不仅表现在款式、技术以及颜色搭配等方面，还表现为内涵、文化等。对于我国现代的服装设计人员而言，对于服装款式与搭配的设计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在时装秀上，经常能够看到设计人员天马行空的成品，但是其对于搭配方面却缺乏必要的协调。对于文化的展示，不仅体现在颜色与搭配，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款式上。例如，日本的服装设计人员就曾经设计出木板装，主要为了宣传环保、健康的理念，这是因为日本对于木材的需求量较大，其建筑、生活都广泛运用到木材。因此，宣传生态、环保对于日本而言十分重要。中国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与文化内涵，对服装进行必要的改进，这是对设计师创新能力的考验。

2提升传统文化与服装设计创新的相关措施

2.1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改良

设计具有中国文化风格的服装，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于民族服饰的研究，而应该在世界服装潮流的基础上，实现对具有我国文化特色的服装的创新。所有文化都是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与其他文化碰撞、结合，实现对于自身的升级与进步，尤其在当下全球化的潮流下，坚守本国的风格与文化对于国家的发展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虽然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二者并非没有切合点的，对传统元素进行必要的改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相关的设计人员需要对文化的传统元素进行必要的分析，然后根据世界潮流与审美的发展趋势，进行相关的改变，而不是一味地抄袭，而应该通过合理的方式将传统文化以更好的方式进行展现，例如旗袍原本是我国古代女性的长方形大袍类服装，近些年，通过相关的改进，例如在腰身的收紧、开衩以及降低领口等变化，体现出女性身材的漂亮线条，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具有吸引力，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高效结合的成果。

2.2提取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元素

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文化形式的纷繁多样为服装的设计提供大量的灵感与启发，但也对设计元素的筛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不计其数，例如唐三彩、国画以及亭台楼阁等都可以成为设计的元素，对于中国元素的应用不仅表现了明显的东方特色，也是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中国文化在服装的设计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例如服装中的刺绣、盘扣以及图腾等设计都是应用了中国元素，现代设计与传统元素的完美融合，体现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怀念与尊重。然而，在对中国元素进行运用时，需要考虑其整体的效果，例如服装的色彩装饰等方面，都需要具有良好的协调，提取合适的中国元素加以利用对于服装的整体效果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2.3实现服装与设计的统一

实现文化与设计的统一与协调是展示服装美感的基本前提，设计本身就需要实现技术、设计元素以及材料的良好协调，这些条件之间既存在差异，也具有切合点，因此，设计就是要实现各大条件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在中国的文化中，就频繁出现“统一”的观点，即为儒家所提到的“和”，这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在服装设计中，运用这一理念，能够很好地实现设计的统一，例如服装可以在整体款式与装饰之间达到必要的协调，然后在颜色与材料的使用方面留存些许的差异，从而达到创新的目的。

2.4对服装设计创新进行必要的美化

在服装设计中，变化元素是极其必要的存在，若服装没有变化，就缺乏了其自身的个性与特点，因此，在服装设计中，需要进行必要的变化，并在变化的基础上，达到一定的美化。在变化中，同样具有众多问题需要注重，例如在色彩的运用、装饰的搭配等方面，若变化不当，就会造成杂乱无章的感觉，反而给人带来更糟糕的视觉效果。例如我国的藏族的传统服装就是具有大袍、大襟等特点，以方便在劳作出汗时，伸出一只手臂来散热，而这种服装特点也在设计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例如当下十分流行的蝙蝠装等，这就是在对藏族服装进行必要的美化后得到了效果、提取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元素、实现服装与设计的统一以及对服装设计创新进行必要的美化等措施，仅供参考。

3结语

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创新中的应用能够很好地增强服装的美感与内涵，目前，该方面的内容已经引起了相关设计师的重视，本文也主要针对服装创新的设计形式、文化内涵以及创新能力等因素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根据当下的现状，对传统文化在服装设计创新中的应用提出了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改良、

作者:李菊 单位: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核心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当代情节；价值观念；文化观念；保护与更新

【Abstract】From the concept of historic area， the article analyse the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polt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for historic area.The paper emphasize the value of life， the value of history， the value of society， the valu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value of esthetics in the 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historic area manifest the rebirth of culture，the function of culture and the value of culture.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three angles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government， the correspond of designer and the participancy of commonalty， the article explain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method of th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for historic area in the the contemporary polt.

【Key wor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temporary polt， the notion of value the notion of culture， conservation and renewal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城市进入空前的开发建设阶段，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新区的建设，旧城的更新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等导致了历史文化及其环境，尤其是城市传统风貌的改变，使传统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理论与实践成为近些年人们不断关注的焦点问题。而伴随着这些社会问题的变化以及大众在价值观与文化观的变化，我们关于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的策略和观点也应该不断做出调整，适应这种变化，体现出当代的情节。只有这样我们的保护与更新的策略才是合理的和可持续发展的。

1、传统街区的概念及其“当代”的情节

1.1 传统街区的概念及范畴

“传统街区”的概念最早是于1933年8月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国际历史性文物建筑建筑师和技术专家会议，会后通过的《雅典》中首次提到传统街区，修复历史性文物建筑的《雅典》共提出七点主要决议，其中第三点和第六点指出：历史地段保护问题应该通过所有国家制定国家级法案来解决，历史性地段应该受到严格的有监护人管理的保护。传统街区是历史地段的重要类型之一。之后，在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历史性文物建筑建筑师和技术专家会议，会后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该第十四条进一步指出历史地段的概念：必须把文物建筑所在的地段当作专门照管对象，以保护其完整性，并确保用恰当的方式进行清理和开放。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的《华盛顿》又提出该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无论大小，包括城市、镇、历史中心区和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造的环境。……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我国于1986年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概念，“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看城市的历史，及其保存的文物古迹，还要看其现状格局和风貌是否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

笔者认为传统街区不单单是个体建筑，地段内的单体建筑可能并不个个都具有文化价值，但它们所构成的整体环境和秩序却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风貌特色，因而使其价值得到升华。从地段的构成上看，也不只限于宫殿、庙宇等重要的纪念性建筑物，而是包括了民居、商店等更广泛的内容。它是城市活的肌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往往是城市人口最密集、最繁华、最活跃、最具生气的部分，是城市本身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它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有密切关系，反映着城市的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甚至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它强化了大众对于城市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

1.2 传统街区的当代“情节”和新挑战

时光转逝，我们当今再次关注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的时候，其价值观和文化观已经被重新定义，并且赋予了“当代”的情节。所谓传统街区的“当代”情节，也就是传统街区在当代的社会观念中的新的使用功能和为新功能所需要的建筑构成要素，以及随之产生的新的保护与更新的评价体系。传统街区的价值被发现或赋予新的内容，历史似乎被再次创造，其间引发的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探讨是必然的，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是多元的。

1.2.1 城市化和城市扩张的影响

截止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3%，我过正在进入一个成化高速发展的时期。而随着城市中人口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加快，以及城市面积、高度、密度的不断扩张，这些因素必然威胁到传统街区的生存，传统街区在这种城市变迁中也经受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和冲击。如，我国历史文化名称昆明的中心地带的历史老街――文明街，正逐步面临着城市化的侵蚀，惜日完整的片区，今日已经成为不到100米只剩下两层表皮的残缺老街了。

1.2.2 经济结构的调整

我国正处在经济高度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下，土地使用由“无偿”变为“有偿”。这样，受级差地租影响，城市中心区地价高于周边地区。而传统街区的区位往往位于城市的中心，其现有的土地利用方式很不经济，它们中隐藏有较高的土地升值空间和房地产开发潜力。在当今地产开发如火如荼的时候，传统街区的保护面临经济上和利益上的双重压力。如上海外滩传统街区的更新，依据其极为优秀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改造后吸引了大量的世界级品牌，提升了该地段土地的经济价值。

1.2.3 当代人价值取向和个性的转变

当代社会个体特性得以充分发展，现代人强调个性的表达，现代人的特征之一就是以时尚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去表达自己，他们往往把不同风格、不同材质的元素随意的组合在自己身上去表达个性，而不是传统地、刻板地拿统一性来表达自己的身份。现代人的表达方式不再是传统的，表达意义也不是单一的，这也导致了现代城市的拼贴化特征。如今一些更新较成功的传统街区，单从功能上看，已经不单单是商业和小餐饮的店铺了，一些艺术性的、时尚性的元素已经加入其中，各种时尚中心、创作工作室、视觉展览观和高档文化餐厅已经出现或拼帖在我们的传统街区中了，再加上新材料和新技术在保护和更新工作中的使用等等，这就为传统街区的更新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评价体系。上海的新天地就是在这一新标准和评价体系中诞生的非常成功的老街更新案例。

1.3 传统街区在“当代”社会体系中的角色与现状

1.3.1 风光的主角与乐观的现状

我国目前有一些处于乐观状态的传统街区。它们大多成为城市的主角，由于开发和更新的较好，

正处与良性的循环状态。如上海的一些历史街区被改造成高档宾馆或具有娱乐休闲功能的花园洋房区，又如上海新天地、北京后海等传统老街再开发后仍然体现出浓郁的历史文化价值。这些老街因为如上因素，被成功的保护了下来，而且还成为城市经济、文化、旅游等等城市活动的核心点。

1.3.2 尴尬的配角与悲观的现状

许多很优秀的历史街区，由于经济的衰落，没有得到较适宜的周转资金的投入，也就得不到教好的维护，用地环境日益恶化，其历史文化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反过来，某些历史街区却过度地投入、修复与复原，“真文物，真历史”被消灭，“假文物，假历史”反而被生成。

1.3.3 当代人批判性的思考

对于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我们往往过于理想化。但当我们深究的话就会发现，有些目标本身就有一定的冲突和矛盾。我们大众，设计师和政府都希望把一些传统街区保护下来，也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有些老街正在走向逐渐的消亡命运，为什么好的出发点却带来了不理想的结果呢？为什么这些老街还是保不住呢？我们对于传统街区都在提倡保护与更新，可是那些环境差，居住条件不好，而且区位有不好的传统老街还需要我们保护吗？是放弃还是保护？大众还期望去留住这样的老街吗？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的人对于老街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期望值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都是在当代“情节”下不断涌现出来的，而且这些问题还会进一步的变异和升级。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去不断的考虑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矛盾。

2、从当代价值观念看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2.1 生活价值

传统街区内蕴涵着人类不断发展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把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对环境的需求作为保护和更新的基本要求，以隐藏在传统街区中的传统生活方式为载体。并且以简单的、清晰的设计手法去表现现代社会的生活价值观，用易于理解的甚至是可逆的处理方法去表达对历史的尊重，实现当代人的生活归属感和历史认同感。

2.2 历史价值

传统街区是人类建筑活动的产物，它承载着不仅仅是建筑本身（体现艺术、技术），而且还包含着反映人们生活方式等众多内容的历史信息。一处历史街区就是一处文化遗址，它较为浓缩而又真实地承载着一定历史时期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建筑艺术、城市面貌、居民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信息，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和城市传统风貌的“标本”。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3 社会价值

传统街区是包含深层历史进程的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其价值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其社会价值在于，它是一群普通人生活记录的一部分，它提供了重要的身份认同。不仅如此，传统街区蕴涵着不可再生的文化信息资源，它是城市环境、城市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传统街区本身能衍生出难以估计的社会、文化、环境效益。

2.4 科学技术价值

传统街区的科学技术价值在于，它们是往往利用地方材料和低技术。我们要发掘地方材料，关注低技术，希望借助传统手段谋求当代建筑学的发展。地方材料和地方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回应了地域环境与地域文化，低技术策略则提升了建筑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5 美学价值

传统街区的建筑、设计或规划往往是集中了公众参与设计的精华，大到整体街区的空间效果，小到每一个建筑构件的处理和装饰，这些都是很有品质的，具有相当的美学价值，可以为现代规划与建筑设计所借鉴和发扬。有的街区的更新甚至采取了传统与现代并存和传统与现代冲突的美学效果，是人们的情感和对于美的感受游走与时空之间。

3、从当代文化观念看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

3.1 文化的再生性

传统街区地段要整体的保护与更新，建构整个传统街区的空间形式、建筑形式和景观形式。在这样一个整体中，构成了社会文明的记忆作为文化的再生。这种文化的再生性、传统街区的后续开发与利用，挖掘了新的社会需要，传统街区被赋予新的文化功能。从而构筑出当代独特的文化生活景观。

3.2 文化的功能性

传统街区往往是由普通人自发建造的，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时间轮回，当代的普通大众在现代社会中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发言权，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前更高了。因此，作为公众记忆的重要部分，那些涉及放映他们历史发展的老街和老建筑往往回更多的得到认可，文化的功能性既在与此。

3.3 文化的价值性

传统街区是全民共享的资源，它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信息。我们要再现历史的叠痕与变迁，让古迹既忠实承载历史信息，有适度创新，带来新的场所感。在当今的消费社会里，任何事物都可以变成消费对象，包括历史。我们要以这样的历史为依托，来挖掘和放大当代文化价值，实现当代文化的价值性。

4、传统街区保护与更新的“可持续”策略与“当代”方法

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或是建构，或是拼贴，或是织补，或是重构。我们都要以当代“情节”为背景，以分析当代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为依据，产生和到处我们一种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策略与方法。

4.1 政府的角度

政府相关部门要创新编制模式，强调整体保护，细化控制指标。相关政策和法规要突出保护要求（如保护要素的认定，保护对象的分类，历史风貌街道与空间的保护等）。建筑尺度适宜且密度适中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大特点，核心保护区要坚持“原拆原建”即严格保持现有建筑总量，并严格控制风貌区内新建筑的高度。要倡导整体意义的保护与更新，重要建筑物所在整体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完整历史街区的保护。除建筑物外，道路和街巷格局、街道尺度、街廓景城市空间肌地块尺度与形状、绿化环境、墙面装饰、地面铺典型材料和色彩等等，都是保护的要素。

4.2 设计师的角度

传统街区的再利用与更新的基础是保护，因此在传统街区进行更新时回在空间利用中存在许多限制性的边界条件，对这些评判条件的评判是建筑师在进行保护与更新设计的基础。这种评判包含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建筑师对传统街区建筑本身的认识，另一条是建筑师个人因素的介入。建筑师强烈的主观因素往往演绎成为对历史建筑进行再利用设计的概念。

4.3 从民间改造与公众参与的角度

民间改造面广量大，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城市文化。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保护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使得政府重新审视传统街区的价值使更多优秀的历史老街和历史建筑被列入保护范围，避免了一些历史建筑被夷为平地的命运。而这种从点到点的民间自发改造利用以其多样化差异性丰富了城市遗产的内涵和历史文化的底蕴。最后，公众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对现行体制提出的一种挑战。

5、结语

一条街道的兴衰史，往往也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缩影。就像意大利建筑阿尔多・罗西指出的：“历史片区是集体记忆的场所”，它像海绵一样，不断汲取着发生在其中的事件和情感，并将其包含进过往的记忆以及潜在的有关未来的记忆中去。任何城市都有其生命周期，都经历着诞生、发育、成熟、老化、改造、更新等循环往复的过程。特别是老的街区，一般而言，在发展变革时代总是要衰落的，恢复历史街区、修葺历史建筑，保留下一些城市片段可以很好地保护城市历史遗产，传承和延续城市历史、商业文化，延续城市的建筑文化历史文脉，赋予了它们新的使用功能和文化内涵以及时代气息。

对传统街区的保护与更新问题的分析是多角度的，从当代价值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分析应该是最基础的。我们的观点、方法和策略也应该是动态的、可持续的。，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动机和期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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