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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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分析范文第1篇
关健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
作者简介：林振东(1966-)，男，福建龙岩人，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理论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08)17-0035-05
一、现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成人教育体制无法满足农民工的多种需要
现有的成人教育体制在时间安排上基本上采用全日制，在收费上往往令农民工望而却步，在班级安排上使具有不同经历的农民工与未走出过校门的学生坐在同一教室里，在教学内容上不符合农民工的生活实际，在教材用语方面不符合农民I的思维习惯，等等。目前，虽然部分省、市如上海已经开办了专门的农民工学校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但那些传统的职业学校很难迅速改变它们的时间安排、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管理形式等。现有的成人教育体系是农民工所不能接受的，现有的成人教育费用对于农民工来说更是无法承担的。此外，农民工来自农村，他们固有的生活体验、生活习惯、思维观念、文化观念具有特殊性，这也注定针对市民的传统成教体系无法胜任对农民工的教育工作。因此，教育部门要面对现实冷静思考。吸引农民工走进学校，学校教学、管理等方面要进行适时调整。
(二)现行农民工教育缺乏系统的安排
农民工教育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而目前的农民工教育所缺乏的是：统筹安排与协调不一致，政府、用人单位、职业学校、社会办学力量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系统安排。
1 多头管理的培训模式制约了对农民工培训的实施。目前，农民工培训工作的主管部门有农业、科协、教育、劳动人事部门，地方主要是县乡政府，这种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农民工培训布局使得培训无法形成总体的统一规划，各部门相互推委责任下压，势必造成培训工作最终落在县乡基层政府头上。而基层政府根本没有财力投在对农民工的教育上，农民工培训吸引民间投资和社会捐助的能力又很薄弱，致使我国农村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市场化进程大大落后于经济市场化进程。
由于各级政府缺乏一套统一协调机制，政府、企业与职业学校之间也缺乏沟通与联系，而出现“民工潮”这种供不应求与供求错位的问题。
2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极大，他们与用人单位的合作是短期的、不稳定的，因此具有盈利性质的企业和用人单位是不会花大力气对农民工进行技能与职业道德的培训，更不用说系统性教育。政府相关部门对此缺乏指导与监督机制，而职业学校对此也难以进行有效的弥补。
3 职业学校的办学缺乏政府的宏观指导与人才市场需求信息的引导，出现了无计划性与盲目性。由于农村条件限制。目前许多打工者只能在城里寻求培训。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单位或个人趁此机会开办一些不重实际效果只图收费的培训班，有的一味追求对农民进行所谓的强制性培训，只要交了钱，就可以拿到务工证。还有一些培训学校乘机到处招摇撞骗。宣称有学历、解决就业出路，使得一些迫切希望掌握劳动技能的打工者节衣缩食交了培训费，却学不到真本事，工作依然难找。笔者认为，政府需对社会力量办学加大监控，对一些违法办学机构加以取缔以保证职业学校办学市场的规范化，切实引导农民工参与能为他们带来收益的培训。
(三)农民工自身的积极性不高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家庭生活负担过重、工作繁忙辛苦而缺少时间、年龄偏大、收费过高等等。笔者认为。由于城市自身出现的就业压力问题与下岗问题，即使是接受过教育与培训的农民工也很难找到能够与其教育投入相一致的工作，这便造成农民工对教育的高期望与低效益的矛盾心理。
二、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实施农民工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关注与政府的扶持。为农民工教育提供有益的社会大背景。“民工潮”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关于农民工的系统安排已纳入到各级政府的规划范围。
第二、农民工自身对教育的渴望。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农民工往往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活，所以他们比其他农民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尽管农民工具有对教育的高期望与低效益的矛盾心理，但他们也明白接受较多的教育意味着自身竞争力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和命运的改变，所以农民工自身对教育是感兴趣的。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农民工非常重视其自身的教育。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智力水平、接受能力和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他们接受教育提供了前提条件。据统计，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在16―25岁之间，位于技能开发的最佳年龄阶段。
第四、对农民工教育的不断深入探索和研究，将会不断地给农民工教育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近些年来。关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人口的专门研究成果日益增多，这无疑给农民工教育研究提供宏观理论背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将为农民工教育的开展指明方向。
(二)农民工教育培训失衡的归因分析
1 企业、政府和社会的责任不到位
政府责任缺乏，是农民工参培率不高的重要因素。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依然是农民工，不能享受所奉献城市的社会福利政策，“二元”户籍和经济结构在劳动者身上体现得最充分。农民工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政府部门只是重劳务输出，轻技能培训，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研究不多。指导不全面系统：对与农民工教育培训有关的用人单位、教育机构、从行业的各种关系协调不力：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资源整合不够，造成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采取的措施不力：没有建立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同时。政府的服务不够，有关农民工培训和就业的信息渠道不畅通。农村闭塞、农民分散、现代通讯工具少。书报杂志订阅少，农民不知道在哪里学、学什么符合市场的要求；不知道哪儿好就业，只好辗转南北盲目流动。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师资水平参差不齐，相关教材开发跟不上形势的要求。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指导不及时，对农民的教育培训结果评价系统不健全。
农民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超强度工作、超时间劳动的背景下还投入学习是不太可能的，加上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常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招用的农民工实施培训，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作长期投资。
有些领导和部门对农民工培训工作只停留在口头上。具体问题落不到实处，相关政策、措施不到位，致使农民工培训处于一种比较松散的状态。加上农民工培训经费投入不足，缺乏资金保障。多数培训机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培训所需设施、设备、
培训教材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等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
2 农民工对培训的认识缺乏开拓性、长远性
农民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自然经济冲击下诞生的，其思想与农村自然经济思想一脉相承。农民工受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的束缚，视野较窄，目光缺乏长远性和开拓性。首先，对参加培训缺乏足够的动力，79％的农民工并没有像多数学者预言的那样准备“农民变市民”，而只是做好了打几年工。临时赚点钱的打算，最终还是会回归土地，但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因为要准备变为市民，必然要考虑到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而这个门槛对于农民工来说实在不容易逾越，这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缺乏足够的动力参加培训。其次，对培训内容的选择缺乏长远性，为了让农民工永远转移进城市，培训内容应该是丰富的，如法律知识、纪律与时间效率观念、自我保护意识以及职业技能培训等。但是。农民工大多只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在对培训内容的选择上，更看中的是短期收益。第三，对培训的成本和收益缺乏正确的认识。参加培训是要付出成本的，即培训的费用和培训所需的时间，后者构成了培训的机会成本。
3 政府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配套政策
从目前国家颁布的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文件来看，主要是阐述怎样培训农民，以促进农民非农化，而缺少对农民非农化问题的配套规划和阐述。事实上，农民工培训工作不仅是对数量众多的农民进行培训，更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必须要有农民非农化的长期规划，农民工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农民工素质，使农民工适应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实现在城镇就业，最终使农民工融入城镇。同时，经过培训并已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是否依然是农民，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怎样的社会待遇，给予他们什么样的社会定位，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定论，这也是农民工培训的政策领域存在的障碍因素。
4 缺乏对现有资源的有效整合
首先，在培训机构上缺乏有效供给，以学校为本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忽视劳动力市场需求。难以向农民工提供具有较强针对性、实用性的教育培训。其次，在培训内容上缺乏有效的供给，各类培训机构在培训内容供给上也是极不平衡，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5 缺乏有效的培训质量控制体系
农村青年满怀希望参加外出务工人员培训班，希望能学到点实用技能。但是，结果却大失所望，“技能培训全在黑板上学。这又不是初高中。哪儿能真的学到东西啊”。于是。没过几天班里没剩下多少人，这不仅仅反映出当前农民工培训的现状。更折射出当前农民工培训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优秀的师资，切合实际的培训教材不多。教学手段陈旧单一，实践教学严重不足，更为严重的是目前政府还没有有效的农民工培训质量评估控制体系，难以促进培训质量的提高，培训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频繁的职业变动使企业和单位不愿为其提供教育和培训。
农民工受教育培训机会的获得与其职业的不稳定和多变有很大关系。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因此农民工外出找工作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他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劳动法》也没有有效地保护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同时他们自己的法律意识也很淡薄，绝大多数农民工无法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利用法律缺陷和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丰富。采取短期使用农民工的策略，以降低企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农民工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或不愿长期干一种工作。也经常会不辞而别。因此农民工很难与企业或单位建立起稳定的契约关系。农民工的频繁流动和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使企业或单位不愿拿钱为农民工提供教育和培训。
三、培训的模式思路
(一)构建以输入地区在职教育为主的农民工教育模式
农民工教育由以职前培训为主转变为以在职教育为主，更符合当前农民工的实际。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农民工群体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早期的农民工文化基础较差，多为文盲与半文盲，年龄较大。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劳动强度大、工资低、工作流动性强。他们外出打工的目的主要是为养家糊口。对他们而言。城市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由于缺乏基本的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经验，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工教育重点为职前的引导性培训，辅之以职业技能培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年龄特征趋于年轻化。以青壮年为主，其文化素质较前一代农民工高，他们从农村出来的主要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糊口，更期望自己能够长期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工的这些变化，必然要求农民工教育由以职前的引导性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为主，转变为以在职培训和加强融入城市所必须的文化知识教育为主。
(二)MES模式
MES(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课程模式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一种“模块式职业技能培训模式”意为“适于就业技能的模块组合”。由于农民工受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的制约，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课程不应该是固定和系统化的，应该是农民工可以根据具体需要进行灵活选择。MES课程模式提供了适于自学的学习材料。强调学员的自学，这样能使学员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能为农民工节省时间、节省费用。
(三)富平模式
“富平模式”，即“民办公助”的培训――就业――权益保护一体化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新模式，富平学校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等人出资于2002年成立的职业学校。是我国第一个“公民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股份制有限责任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它以市场化的操作方式，针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探索出培训和就业“一条龙”的运作方式。
(四)订单加定向式教育模式
“订单加定向式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参与合作的企事业单位与教育部门签订人才培养培训合同，优先录用合作院校的毕业生，并要积极参与职业院校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在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人才规格、知识技能结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学习成果评估等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样学生成材率和就业率都比较高，教育部门与用人单位以及被培养者三赢。在全球化经营中，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于是。一些知名企业提出并实施超前“定做人才”战略，“订单式加定向式教育”最大的好处就是。一方面学校教育目标明确，教育内容专一，教育方法是动手与动脑相结合，学校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学生一旦进入就业岗位。其适应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减少了学生的就业压力。给学生入学就业吃了“定心丸”，使学生能够静下心来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
(五)补偿教育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副主委陈守义提
出实施补偿教育，把农民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他认为，社会上琳琅满目的教育培训机构，对于广大农民工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农民工迫切需要的是适合他们的成人教育模式。所谓对农民工的“补偿教育”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从硬性的国家和地方政策方面，通过有关的政策法规将对农民工的补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如可通过部分财政拨款与雇主、农民工共同负担经费，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等方式，对农民工进行学历、专业技能、法律常识、公共道德方面的教育。如就地开办培训班、知识讲座等；二是从柔性的文化熏陶、文化感染和文化享受的角度，为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提供服务。图书馆、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等公益性文化单位都应向农民工开放，为农民工看书阅报、学习科技知识等提供方便。
四、教育培训的保障机制
(一)启动先行地区的试点，加强农民工培训的立法工作
为了切实加强农民工培训，许多发达国家都注意通过立法措施支持农民工培训，明确农民工培训或农村职业教育的地位、内容和资金投入，依据法律规范利益相关者和行为，并协调其相互关系。此项工作虽然已经开始引起我国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是，我国农民工培训的专门立法工作，在总体上尚未启动，甚至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我国的农民工培训工作仍处于加快启动和多元分化的阶段，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培训专门立法，条件尚不成熟，操之过急有可能产生物极必反的结果。但可在局部先行地区，加快农民工培训立法的试点工作，通过地方立法或部门条例的形式，形成约束利益相关者行为、规范其相互关系、维护农民工培训市场秩序的基本依据。借此，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民工培训的立法工作积累经验。
(二)引入竞争与市场运作机制促进农民工培训模式的改造与培训质量的提高
1 鼓动各地因地制宜地建立诱导不同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机制，以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农民工培训融资机制的诱导功能
借鉴国际经验和现行政策的基础上，第一，借鉴农村信用社对农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的经验，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在先行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扶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受训农民及其转移和创业：或利用财政资金对受训农民的创业贷款提供部分贴息。第二，在加强部门合作的基础上将农民培训和鼓励农民自愿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结合起来，对于受训农民参加职业技能鉴定，降低收费标准。第三，允许用人企业将农民工培训经费的一部分冲抵企业税收，以便于激发用人企业开展农民培训的积极性，
2 积极营造不同类型培训机构平等竞争的环境。强化市场对农民工培训机构的筛选机制。加强农民培训示范学校或示范基地建设
对现有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的整合、集成与利用，应该在鼓励和诱导不同类型培训机构积极参与农民工培训的同时，一方面注意利用和改造政府及准政府系统现有的培训资源，促进其焕发生机活力并挖掘其培训潜力；另一方面，积极扶持企业、民间培训机构和农民专业协会、专业技术经济研究会、行业协会培训体系的成长，逐步形成鼓励不同培训主体有序分工、公平竞争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与此同时，对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的整合、集成与利用。应该主要服务于培训农民、提高农民素质的目标，而不是救活培训机构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共同加强农民工培训示范学校或示范基地建设。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劳资关系；社会分层；社会流动
劳资关系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劳资关系是否和谐是新型社会主义发展推进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体制的改革，劳动关系的变更，劳动者与资方或管理方的冲突日益明显，劳资冲突不断升级。在不同的企业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劳资冲突问题，而在近几年的劳资冲突事件中，民营企业的成为了劳资冲突的主要场所，国内主要的重大劳资冲突问题都集中在私企和外企等民营企业中。
一、劳资关系问题的相关界定
劳资关系问题是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问题，经济学，管理学及社会学都对劳资关系进行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和界定。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劳资关系问题有以下的界定：一是马克思的劳资冲突论。马克思认为劳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关系，劳资双方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二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论。崇尚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学认为，不加任何限制的劳动力市场会提高生产效率，并能使劳资双方的利益和谐一致。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秉承了这种市场自发调节的观点，认为工会或工会运动对市场机制的运行和发展具有负作用或反面影响。三是劳动力经济学制度学派的工会作用论。一种观点认为，现实中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有许多缺陷，工人常常被迫接受在自愿选择情况下不可能接受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因此工人们需要联合起来，通过工会和集体谈判等机制抵制雇主的专横和不合理行为。应用在现代的企业之中，企业主与雇工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现阶段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互利合作关系。这种观点认为，现阶段的劳资关系:一是在政治上平等。民营企业主与雇佣劳动者都是国家公民，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不存在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问题。二是新型雇佣关系。民营企业的职工一般都有自己的财产，他们在民营企业单劳动既是维护自己和家庭成员生活的需要，又有增加个人收入的因素。在管理学方面，早期的查尔斯・巴贝奇提出通过“利润分享计划”争取工人的合作；费雷德・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劳资双方的注意力不应放在盈余的分配上，而应放在发现和应用科学管理的“自然规律”上面，通过合作产生最大盈余；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则强调工人士气等因素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揭示了劳资关系冲突并非是单一的经济动机导致，与此对应的冲突管理对策也应多样化。在社会学中，劳资关系主要是针对劳方与资方的冲突。在这里劳方所指代的劳动者具有社会人的性质，劳动者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都被考虑进去，如年龄特征、性别特征、素质特征、所有制特征、产业特征、职业特征、地区特征、身份特征等，劳动者的行为是由动机引发的，动机是由劳动者的内在需要唤起的，人是复杂的，人的需要是各不相同的，人性也是因人而异的。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职业声望对劳动者择业的影响、劳动者的社会心理状态对工资决策的影响、人际关系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等。这些社会变量，例如职业声望、人际关系等，会涉及到他人的评价、态度与看法，他人的这种评价、态度与看法的产生过程，以及劳动者获得他人的评价、态度与看法的过程都离不开劳动者与他人的互动。
二、社会分层、流动与劳资关系问题
中国目前正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也有学者将这种结构变迁视为是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即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转变；二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这成为中国当前社会转型的一大特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是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分层结构是决定整个社会运行和变迁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构成社会不平等、形成社会认同和社会运动、决定社会利益结构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类社会现象所作的两种视角的分析和描述。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而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结构分化的两边过程。社会分层研究和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了社会转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社会分层与劳资关系问题。劳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地位决定了其全部的生产关系。如果研究劳资关系不联系劳动者本身所处的社会阶层、社会环境研究其社会关系，那么就会失去其根本。许峰（2004）则对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的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一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层次性。在民营企业中，业主、雇员、雇工是垂直性的分层结构，在劳资关系上，同样呈现出较强的层次性。二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总体上具有一致性。业主、雇员、雇工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取向。三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不平等性。从表面上看，业主与雇员、雇工的组合是自愿的，但由于日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企业业主在用工上有更多选择权，雇员更多的是被迫的合作。四是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具有不平衡性。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大企业中，利益关系相对比较协调，各方利益能较好实现，而在小企业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业主与雇员利益冲突较多，有的甚至比较激烈。劳资关系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其形成和社会分层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一，在经济实力上，劳动者处于经济实力弱，社会地位地下的阶层；而资方（管理方）处于有利的主导性经济地位。在现实社会中，每个社会的阶级阶层都有其相对独立的群体利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各阶级阶层之间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的摩擦、矛盾和冲突。不管人们称不承认，这些摩擦、矛盾和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应当对此进行科学的分析。两个阶层在经济利益上造成了最大的矛盾分歧，资方希望获得最大的效益和利润，而劳方则追求自身的劳动实现应有的价值，得到相应的回报，并且在劳动过程中，得到自身劳动价值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两阶层的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导致最终劳资冲突的爆发。其二，在社会地位上，从民营企业中来看，劳动者主要来源于农村地区，不论是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或者是当今的第二代农民工，从来源的实质上讲，二者都属于农民阶层，与解放初期界定的工人阶层在地位上而言，经历了一个地位由高到低的下滑过程。在社会转型时期，从纵向比较看，他们由工人到农民阶层经历了较大的“地位落差”；从横向比较看，民营企业劳动者与社会中上层的“地位差距”在加大，上行遇阻，流动几率变小。就分层制而言，从长期趋势看，市场化因素是影响劳动者地位的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是在现阶段，“权力与市场混合体制”则是塑造工人阶层的地位的最重要的结构化因素。此外，从动态方面看，“权力与市场混合体制”的不同形态在不同的时期给工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带来一定的可变性。但是在现阶段，工人地位相农民地位的下滑导致了，权力与市场利益的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劳动者的地位的上升变得更加的困难。其三，在意识形态上讲，劳动者的出身及地区来源就决定了在意识和知识的储备量上，比起管理层或者是其他阶层的人员，其对自我权力和维权意识的不了解。劳动者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对于自我的保护和关注都是在遭受到绝对的不公平和外界对于其处境的关注时才会意识到，而自身能动性和维权意识的调动是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获得发言权的主要途径。其四，从自我实现人的角度，不同的知识水平的个体，对于自我实现的需求不同。而对于劳动者而言，其个人实现具体化就是在工资、在企业中所获得的归属感等，如果劳动者不能在企业中获得相应的报酬和自我的实现与归属感，对于企业的满意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2．社会流动与劳资关系问题。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总体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流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改革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社会流动的渠道逐渐开通，社会流动的速度加快。在劳资关系问题中，笔者将流动分为企业外部流动和企业内部流动两个方面：在企业外部流动，说到底也是劳动者在社会中的阶层的流动，向上或者是向下的流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费兹曼学者主要采用职业收入分析法对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分层研究，他认为劳动者靠市场竞争生存，但受教育不足限制了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他们认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是水平的社会分工，而是垂直的社会地位分层，但受教育不足使他们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后来成为企业经营者，日常工作也不总是很体面。在民营企业中，劳动者本身的受教育程度限制其向上的流动，即使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之下，其流动速度与流动的机会均低于其他阶层。因此，其社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劳动者为争取其向上流动的机会与平等待遇，与资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的发生。在企业内部流动方面，企业内部流动主要在于劳动者职位的晋升。职位晋升作为对劳动者进行激励的重要手段，职位的晋升能够促进劳动者更加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劳动过程中，创造更高的劳动价值。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的精神压力。针对我国当前的民营企业的企业晋升制度的现状，基层劳动者的晋升到达一定的程度便会静止，如车工晋升到车间主任或其他，而进入管理层则具有更多的困难。而部分民营企业的家族制，对于普通劳动者的晋升更是增加更大的障碍，基于种种不平等的流动机制，同样也会造成劳动者与资方矛盾的恶化，从利益的不平等到地位的不平等，甚至机会的不平等，使得劳资冲突更加的凸显。
在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劳动者拥有绝大多数的人数，却得不到大多数的权利和地位的平等机会，这是促进劳资关系问题爆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对于劳动者社会阶层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关注，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劳资冲突，建设和谐的劳资关系，需要政府、工会、企业及社会其他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汤美芳．近年来有关劳资关系研究综述[J]．宁波党校学报．2006（5）
[2]刘美君．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的区别[J]．网络财富．2008（4）
[3]李亚雄．转型期的社会分层机制与工人阶层的地位变迁[J]．江汉论坛．2002（12）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职教育 转型升级 专业结构设置 产业结构
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高职院校培养的专业技能人才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又是推动高职院校建设的动力源泉。广东省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使命。因此，对广东省的高职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过对广东省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设置和珠三角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现状分析，力图找出广东高职专业结构设置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对接的方向，以促进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使命顺利完成。
一、广东省高职专业结构设置现状分析
今年5月，教育部公布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在粤高校中，具备招生资格的学校一共137所，包括本科院校41所、高职院校79所、独立学院17所。高职招生占高校总数的57%，高职院校占领了广东高考招生的半壁江山。在现有的这些高职院校中，位于广州市的高职院校有45所，占到了57%。
广东省2013年高职院校招生人数超过26万人，占今年高等教育招生总数的一半以上，高职教育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担任着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基层一线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更是占领着无本科院校无法比拟的地位。因此，加大力度发展高职教育是广东省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顺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必备要素，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政策支持。
2013年，在广东省79所高职院校的招生计划中，财经、电子信息、制造、文化教育四种大类专业规模最大。在三大产业中，与第二产业相关的开设专业差不多占36%，招生人数占到总招生数的27%；第三产业达到62%，招生人数占到72%，基本符合广东省“三二一模式”的产业结构。
上述数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广东高职教育在专业结构设置上与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发展基本相符，但由于最近几年来广东省经济快速发展，并进入转型升级期，广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设置也呈现了突出的问题。
（一）增速过快问题
由于缺乏全省性的统一布局与合理规划，高职院校在开设新专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各大高校争相扩招，使得新增专业不断增加以及各专业在招生数量上快速扩张。根据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广东省高职招生人数增加了近34%，在校生人数增加了近39%。由于过度扩张，学校人均办学资源相对减少，使得教学质量水平有下降趋势，最终导致毕业生在就业上出现“毕业等于失业”等问题。
（二）特色专业不明显问题
近些年来，学校间为了争夺生源，新增专业缺乏专业论证的比比皆是。许多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过程中，以“人有我有”作为指导思想，缺乏长期利益的考虑，过度追求数量规模，最后导致学校间专业过度重复，并且缺乏特色。办学标准在不同的地区和学校间缺乏统一性，在办学硬件上差异较大，导致同一专业在不同地区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在质量上差异较大，这不仅使得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也影响毕业生的就业，造成有限的社会资源极大的浪费。归咎原因：第一，对发展观的误解，扩大办学规模成为学校发展的唯一标准，校舍、专业、招生的规模扩张带有盲目性；第二，对教学质量的误解，由于对高职教育的评价监控机制的不完善，学校为了赢得认可，只在规模上扩大，以吸引公众的眼球。
（三）专业建设资金投入不合理问题
广东省多数高职院校都设置都以文科占比例居高，而文科专业的投入成本相对人均较少。与之对比，工科类投入成本相对较高的专业，只有少数几个重点高职院校开设，招生人数也较少，比例偏低。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相对紧缺的高技能人才往往都是工科类专业，这种局面的形成与高投入专业本身的特点和高职院校自身的办学定位有关。高投入专业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昂贵的设备、较系统的实训基地的开发运营与维护，其人才培养往往也需要较长的周期，这就使得很多高职院校望而却步；而低投入专业则与此相反，具有灵活、容易控制、周期较短、易见效益等特点，相对容易赢得高职院校的青睐。
二、珠三角区域劳动力市场供需现状分析
由于产业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劳动力需求改变，而教育改革却跟不上步伐，加上各种制度限制劳动力的流动，目前广东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其突出地表现为技术岗位缺口大与部分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失衡导致企业生产水平下降甚至停产，更有可能导致劳资关系不和谐的社会后果，最终导致产业转型升级缺乏适合的劳动力支持，无法顺利转型。广东省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产业转型升级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改变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首要窗口，以出口型制造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成为全部经济大省。民营制造业的发展对劳动力地需求规模巨大。大规模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吸引了无数的外省劳动力进入广东，而这些劳动力绝大部分的水平都相对较。广东省到了转型升级期，面临着产业结构重新调整，材料、技术更新换代以及消费需求的改变，新的产品不断涌现，许多产业日益衰退。改革开放初期所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的衰退导致某些行业整体性失业。而这些失业者短期内很难被其他产业所吸收，而劳动者本身的技术比较单一，再加上新产业的进入壁垒，如果没有良好的新岗位技术培训，这批早期为广东经济发展付出巨大贡献的劳动者可能就会一直失业。而另一方面，广东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为方向，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因此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高新技术和装备的应用需要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支持，但目前的人才供应情况显然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
（二）高职教育不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
产业转型带来的大量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近年来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暴露出高校教育的专业设置问题，大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与劳动力市场不能对接。广东省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一方面，本科教育与高职教育缺乏统一规划，在发展速度、发展层次、特色办学等方面缺乏长期规划，成人高等教育泛滥严重，重学位轻岗位培训。另一方面，专业设置缺乏统一规划，其比例和经济结构比例不协调，人才培养结构失调，培养质量得不到保证等。其结果是，大学生毕业后不能顺利就业。
（三）中西部崛起使得广东省高技能型人才流失
随着我国中西部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一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在中西部落户，这些企业一方面能够提供优越的待遇水平，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新时代的发展平台。广东的高技能型人才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中西部地区，他们企盼回到家乡发展，渴望以自己的知识能力为家乡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中西部的崛起必然导致广东省高技能型人才的流失，使得原来较缺乏技能人才供应情况更加严峻。
三、结论
综上所述，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设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高职专业设置应以产业结构调整所催生出来的人才需求作为出发点，高职专业设置的方向和思路应以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来决定；另一方面，合理设置高职专业，是高职院校成功培养出社会急需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关键，也是产业结构发展目标能够实现的基础条件。因此，在广东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背景下，广东省高职教育的重任是研究如何实现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设置的高度融合，以培养出能够适应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所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实现广东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建会，2008：《广东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探究》.《当代经济》第9期.
[2]王伟华，2013：《广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问题调查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第23期.
[3]叶萍，2012：《广东省高职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动态适应性研究》.《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报》第9期.
[4]王一群.2011：《基于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对接的思考》.《高职论丛》第2期.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两阶段假设；效用最大化；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理论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0-02
一、前言
（一）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要素不断解放，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该群体逐渐向城市空间聚集，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转移“民工潮”。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提高了该要素边际生产力与要素收入，更形成了市场化大生产的初始要素准备，为城市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内许多学者在借鉴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加以修正，试图沿用劳动力乡城转移模型来解释农民工群体城乡回流行为，并假定无论是乡城转移还是城乡回流均是持续性的长期理，即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之后，即使在城市里入不敷出，只要其认为选择留城后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预期净收入大于其返乡回流收入，他们便会选择继续留城。因此推出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原因是农民回流后长期预期净收入水平高于其选择继续留城预期净收入水平。
（二）行为假设
笔者通过对身边返乡农民工调查后发现，这些返乡农民回到家乡后，其净收入水平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与前述理论解释存有较大差距。因此笔者大胆假定，乡城转移与城乡回流应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假设条件。在乡城转移之前，农民工群体往往会积极地将预期收入的时间设定为一段较长的时间，认为城市机会多，只要进入城市便不会找不到工作，即使初始阶段入不敷出，后期预期收入一定会提高，对应的行为假设是长期理。而进城之后，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时，他们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们便会选择城乡回流。因此，假定完成乡城转移后的农民工在城乡回流阶段决策问题上是由短期行为所决定的，且此时迁移者作为短期理性经济人在决策时考虑增量分析而非长期性的存量分析。本文拟通过对身边返乡农民工真实返乡意愿总结的基础上，从“以人为本”的视角，通过构建劳动力回流效用最大化决策的微观机制，以此探寻劳动力回流的本质，进一步解释我国劳动力回流的真实原因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回流现状分析
（一）劳动力回流现象普遍存在
经过近30年的流动变迁，我国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多元化流向的新特征，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长期的经济现象。以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安徽省为例，通过对安徽省09-15年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发现，随着安徽省城镇化的推进，在安徽省总人数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从2011年的17.44%降到2013年的16.31%，流向外省半年以上人口数量占总流动人口比重由2009年的77.9%降到2013年的67.96%，相应的流向本市县及其他乡镇的比重由2009年的14.75%上升到2013年的22.74%。“双降一升”数据表明，近年来，安徽省农村劳动力回流和就地就近转移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从劳动力回流主体结构来看，年老劳动力高于年轻劳动力回流占比，但两者的差距是不断缩小的，从这个角度也进一步佐证了除自然原因的劳动力被动回流外，年富力强的劳动力选择主动回流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中。
（二）劳动力返乡意愿原因总结
笔者对身边返乡农民工的真实返乡意愿进行调研后发现，这些回流人口的返乡原因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类：一是自然返乡型，即因本人或家人婚育和年龄自然衰老等自然原因而主动选择返回农村；二是就业未竟型，即在城市没找到工作或没找到合适工作或收入较低等原因自愿失业返乡；三是生活厌倦型，即厌倦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教育、医疗福利歧视等；四是个人发展型，即觉得返回家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三、模型建立
（一）现有模型不足
1.忽略了劳动力回流决策的短期行为假设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在作出迁移决定时，不仅考虑短期内的预期收入和成本，也会从长期甚至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考虑，如果长期的收入能够弥补短期的成本，他们也会做出迁移的决定[1]。模型只是分析了劳动力向城市方向迁移的瞬时决策，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迁移的可持续性。迁移之前劳动力更多地倾向长期行为，但迁移之后是否回流却主要由短期行为所决定的。迁移者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就会在迁移后重新返回农村。这就解释了现实中为什么流人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找不着工作的话，一般都会返回农村，而不像托达罗说的那样继续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
2.忽略了以人为本效用最大化
因其自身吃苦耐劳特质以及众多群体产生的激烈竞争，农民工劳动力曲线并不如传统劳动力模型向后弯曲的明显。不过，农民工群体仍遵循一般劳动供给曲线中向后弯曲特点，虽在一定的收入水平内其不考虑效用的最大化，比如为了获得收入农民工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忍受长期与家人的两地生活等，但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入不敷出，或者感受到外出务工压力，该群体仍会选择回流，并在收入最大化与效用最大化中波动，表现出在城乡之间摆动迁移的特征。此外，劳动力外出或迁移的决策是由家庭集体决定的，由于家庭成员的异质性（其年龄、文化素质和技能存在差异），为追求福利最大化，家庭会按排一部分人外出打工挣钱，剩下的人留在家里从事农业劳动。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土地制度和传统的文化等决定了乡城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农户家庭[2]。
3.忽略城市生活成本
托达罗模型并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后的生活费用，并且一般来说，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要远高于其在农村地区的生活成本。这种城市生活成本既包括实在的物化成本，也包括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如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与工作适应程度、城市居民对其在工作中与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农民工对务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观评价等。
（二）修正
1.增量分析
本文依据劳动力回流决策时短期行为假设，采用增量分析方法构造模型，以期对劳动力回流决策做更精确的刻画。增量分析是边际分析的变形，表示变量的大量变化，包括离散的、跳跃性的变化，也可以是非数量的变化[3]。
2.引用效用最大化模型
本文在预期收入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效用最大化模型，在比较预期净收入经济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非经济因素进行比较，并将其纳入到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中。
（三）回流决策模型建立
在遵循最大化理论的基础上，首先把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进行简化，为从最基本的模型出发，将先进行若干假设，随后逐步放宽假设的条件，使模型尽可能的向实际情况靠近。
假设一：短期经济人行为假设
入城后的农民工在一段时间（）内等待就业机会或者就业处于入不敷出时，他们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若认为选择在城市等待择业或继续就业得不偿失时，他们便会选择城乡回流。
假设二：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返乡后的就业概率均为1
该假设说明农民工在城市不存在等待择业或失业压力，而且返乡回流后，一定可以就业。
假设三：农民工回流主要受收入最大化的影响
在一定的预期收入范围内不考虑效用的最大化，比如为了获得收入农民工可以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忍受独自在外生活等。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我们构建简化的农民工回流模型如下：
式中e表示在时刻时间内预期总净收入增量，在时刻时间内回流至农村后预期净收入增量，在时刻时间内留城预期净收入增量，表示城乡迁移动作成本。
然后，放宽假设条件二，引入就业概率变量。
式中， 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时期就业的概率，农民工在城市时期就业的概率。农民工回流后即使未从事其他工作，至少还可以从事农业劳动，因此假定农民工回流后的就业概率=1；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概率可以扩展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承担的相关风险，风险包括就业的可持续性和收入的保障性，故。
最后，放宽假设条件三，引入非经济因素。农民是否回流取决于两地的效用最大化情况，如下式所示：
式中， 表示农民工时期选择回流地的预期总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的预期收入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经济因素等影响带来的效用。表示农民工时期选择留城的预期总效用，表示农民工留城的预期收入效用，表示农民工在回流地受非经济因素等影响带来的效用。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劳动力回流决策模型如下：
（四）小结
本节在提出农民工外出务工以及城乡回流的两阶段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修改农民工短期经济理假设，从最基本的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出发，一步步放宽就业风险、非经济因素等相关假设条件，逐步完善农民工回流决策模型，为进一步探讨回流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四、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
通过前述模型建立，本文在一般劳动者供给曲线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假设，作出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
（一）基于长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
农民工劳动群体因其自身吃苦耐劳特质，其劳动供给曲线弹性更弱，表现在劳动供给曲线上，其与一般劳动供给曲线相比要更坡。基于其长期假设，劳动力对长期预期收益看好，在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情况下，当工资率低于某一个阈值时，农民工劳动供给会更大，表现在劳动供给曲线上向前弯曲[4]。该曲线解释了农民工群体在乡城转移时，普遍存在预期向好，对城市机会憧憬，即使在短期入不敷出，其仍会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来增加收入。
（二）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
在完成向城转移之后，劳动力回流决策阶段，随着劳动力报酬净收入的减少，其劳动供给曲线会突破劳动供给时间原点，现实中会表现出农民工城市逃离，劳动力回流。此外，随着人们“以人为本”意识的增强，农民工群体会将自身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虑进模型中，因此会表现出净工资率水平大于零的时候，仍会有很多农民工选择城乡回流。
（三）结论
基于短期假设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分析，随着农民工劳动力群体自我意识和家庭意识的增强，该群体不再只考虑向城转移后净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将难以物化的心理成本考虑进决策中，如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与工作适应程度、城市居民对其在工作中与生活中的态度以及农民工对务工中收入、生活的主观评价等都会影响其选择是否回流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符合社会向前发展的规律性，国家和企业在促进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时，不应单单考虑该群体净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应为其提供在城市中平等工作机会、福利报酬和劳动尊重，更有效的将该部分生产力纳入到城镇化发展中来。
参考文献：
[1]王箐.流动人口就业代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2]王国辉.基于农户净收益最大化的宏观乡城迁移模型[J].中国人口科学，2006（2）：48-57.
[3]杨卿.浅析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管理决策中合理应用的理论研究[J].管理学家，2014（8）：142-142.
劳动教育分析范文第5篇
摘 要： 学前教育是高职院校开设的重要专业之一其为提高我国学前教育质量、呵护儿童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从高职院校教学现状分析，一些高职学生表现出职业责任淡薄、劳动意识缺失的特征。结合新时期高职院校办学目标，进一步结合专业，开展高职生劳动教育课程已经成了当前的重点教学任务。本文从高职院校教学特点出发，结合学前教学专业教学实际情况，对基于职业素养的高职学生劳动教育课程进行探究。
关键词： 高职院校 学前教育 劳动教育课程
高职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同时社会岗位对人才的劳动素质提出较高的要求。高等职业教育在让学生掌握技能的同时，需要拥有更高的劳动素养。学前教育是高职院校开设的重要专业之一，其为提高我国学前教育质量，呵护儿童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劳动素质作为高职院校学前专业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现状还有待改进。
一、一些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劳动课程教学现状
1.一些学生责任意识淡薄
由于学校、社会、家庭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使得现阶段学生劳动能力下降，责任意识淡薄。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暴露出岗位适应能力弱、岗位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溺爱，在日常生活中缺乏相应的锻炼，表现出生活自理能力弱的特点。另外，在当前高职学生生活环境中，由于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给大学生生活提供了大便利，但同时滋生了学生的懒惰思想，例如：食堂就餐基本实行餐厅花管理，学生吃完东西直接把餐盘往餐盘回收处一放就走人。加上受到偏颇教育观念的影响，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重视专业技能课程、轻视劳动品质培养的教学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劳动素质的培养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一些学生不喜欢劳动，轻视体力劳动，把专业技能、文凭获得作为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最终追求，甚至厌恶和逃避劳动，缺乏对劳动人民的情感，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等等。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学生都认为劳动是很辛苦的，近48%的人不喜欢劳动或拒绝劳动，部分学生不喜欢劳动甚至厌恶劳动，看不起清洁工人或劳动的学生。刚毕业的一些高职学生找工作，在选择企业的时候不是以单位发展前途适不适合自己为标准，而是以“工作越清闲越好，工资待遇越高越好”为标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不劳而获可耻”的劳动观念正面临挑战。
2.劳动教育课程教学成果不佳
劳动教育课程教学成果不佳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呈现出重视专业技能课程、轻视劳动品质培养的教学格局，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高职劳动教育课程中，学生学习态度往往消极散漫，认为劳动教育课程没有意义；甚至一些教师未对劳动教育课程加以重视，认为劳动教育课程可有可无。二是教学体系存在缺陷，教学内容单一，没有融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教育方式过多靠学生在扫地、擦窗户中领悟。对于这种简单乏味的劳动教育课程，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丧失热情，更谈不上从参与中获得劳动素养。据问卷调查统计，69.8%的学生认为目前开设的劳动课程内容形式都过于单一，不能起到劳动教育的作用；50.2%的学生对目前开设的劳动课程的教学方式感到不太满意；58.6%的学生希望劳动课程内容向更丰富有趣的方向发展。甚至在部分高职院校中，将劳动教育课程等同为岗位实践，安排学生进行一些基础操作，这种单调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设置使得高职劳动教育课程枯燥无味，长期发展下去难免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三是劳动教育课程管理体系尚未健全。高职劳动教育课程分为理论和实践教学两个方面，其更倾向于实践教学。然而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实践较短，相关的管理制度、实践体系还不够完善，校企合作项目不足，使得很多劳动实践教学课程难以开展。
二、基于职业素养的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劳动教育课程教学探究――以贵阳幼高专为例
1.强化师生对于高职劳动教育课程重要性的认识
当前高职院校劳动素质培养的相关内容较为匮乏，劳动素质在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教学过程中]有占有一席之地，被排斥在课程体系之外，关于大学生劳动价值观的教育、劳动精神的教育则是散落于各门课程教学之中，泛泛而谈，内容甚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加强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的教育，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内容。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逐步做到制度化、系列化。”贵阳幼高专按照要求，把劳动素质培养纳入教学教育计划，并把其作为一门必修课进行考核。规定学生在每年必须修够一定学时的劳动课学分，劳动课程与其他课程一样成为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
贵阳幼高专开展高职劳动教育课程首先让师生从思想上认识到劳动教育课程的重要性，做好这一点工作，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教师要拟订相应的劳动课程教学计划，以具体教学目标的形式量化劳动教育课程教学。教务处制定相应的奖励制度，对于完成教学任务较好的教师给予奖励，以激励教师切实开展好劳动教育课程相关教学工作。对于学生而言，需要培养其责任意识，教师应当结合学生的职业发展未来，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向学生阐明劳动教育课程的重要性。
2.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认为，并不是任何劳动都能教育人，只有那些按照教育原则组织的、作为教育过程总的体系的一部分的劳动才有教育意义。贵阳幼高专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从两个方面考虑，即劳动教育课程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对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而言，劳动教育课程体系规划为两个部分――共同劳动课程教育部分和专业劳动课程教育部分。贵阳幼高专共同劳动教育部分安排学生参加学校的勤工俭学、社会活动（调查、志愿者等），通过这些公共劳动教育，强化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在校生平均每学期要以分散或集中方式参加劳动课程学习，有专门的课程表、有专门的机构、有指导教师、有相关配套的规章制度，并以必修课学分制进行规范。专业劳动课程教育部分充分考虑到学前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坚持以实践为主，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延伸到劳动实践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在专业劳动教育课程开始之初，教师规划好专业劳动教育课程实施方案，以现场感受（组织学生定期参观幼儿园，与幼儿亲密接触，感受其日后的工作环境）、教育模拟（教师模拟幼儿环境，学生客串幼儿角色、家长角色等，锻炼学生的知识迁移应用能力）为主，让学生了解幼儿园各年龄段教学班的全日教学活动内容及幼儿园的工作性质与过程。完善劳动教育课程评价制度，增加劳动教育课程所占学分比重，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完善课程管理体系将劳动课程纳入高职教育实践教学的范畴，不断完善校企合作项目，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劳动实践机会。同时，在劳动实践过程中，校方构建一套科学完善的管理体系，明确相关人员的管理责任，督促其履行好管理义务，保障劳动教育课程的安全性。
3.加大对劳动教育课程的投入力度
高职劳动教育是提高高职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为了保障相关教学工作的稳定开展，贵阳幼高专提高对劳动教育课程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劳动教育课程的教学投入。学校相继建立蒙台梭利教学、儿童阅读等多个实训中心，建立系统、全面的操作平台，模拟相关专业的岗位操作模式，组织学习在实训平台上进行劳动实践。劳动教育是关系到学生就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拥有教学必需的软硬件设施），才能保障劳动教育课程教学取得显著教学成果。
综上，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劳动教育课程对于学生职业素养、职业技能的培养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劳动教育必须结合高职教育的特殊性和学生实际情况，紧密围绕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目标，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以学生为本，提高学生对劳动的重视程度，加强其劳动技能的培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适合高职教育特点的劳动素质培养的新方式、新方法，才能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培养出真正德才兼备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