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传统文化的论点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一、电影音乐与电影之密切关系
电影音乐是专门为影片创作、编配的音乐,是电影综合艺术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新的艺术体裁。通常,音乐与画面的结合关系分为音画同步和音画对位两种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音画同步,即用音乐来复述、强调画面的视觉内容,音乐与画面的情绪、节奏一致,视听统一。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人们逐渐不满足于用音乐直接表现画面的情绪、气氛,由此产生了音画对位的结合方式,即音乐所表现的情绪、节奏、主题等与画面中所呈现的情绪、节奏、主题等截然相反,通过对比,反衬,烘托出画面的内容。这种结合方式有利于音乐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影片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从电影音乐与电影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电影音乐,对其进行评价,并不是以音乐的音响效果为标准的,而是以是否体现了影片的总体构思为准绳。电影音乐首先应该是属于电影的,它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符合电影的观念和需要,无论是主题创作音乐,还是资料性音乐,都必须与影片风格统一,与叙事节奏相辅相成,与电影其他的元素相匹配。电影音乐的结构形态语言以及长度,都必须由电影的要求来决定,而不能离开影片孤立地强调音乐的表现性和完整性。总之,电影音乐必须是为电影的整体要求服务,并自然地发展和分寸适当地存在。只有设计自然,在审美主体不知不觉中起作用的电影音乐才是电影音乐的上乘之作。
二、电影音乐具有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功能
在电影艺术中,音乐和视觉影像时时刻刻都在描绘着特定民族的风俗、信念与习惯,传达着知识、艺术、道德与法律的信息,暗示着一种历史的与人文的气息。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会有形或无形地受到自身民族文化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具体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一个群体的心灵状态、习惯与性格特征,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精神上的生活状态的整体显现。作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是一种从学习中得到的行为方式,也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共有的。因此,一部影片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实际上是对一个民族集体性格和生活方式的表述。
电影音乐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往往是以音乐主题的方式实现的。音乐主题是影片音乐的“核心”部分,是描绘人物形象最突出、最富于乐思的旋律与节奏。美国电影理论家迈克尔?拉毕格在《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中说:“一种特殊的管弦乐法或特殊的音乐节拍贯穿整部电影是由角色、场合或情绪所设定的。”电影音乐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不是理性的诠释,而是感性的刻画,是通过感性的节拍、旋律、节奏以及不同器乐音色的特点来描写人物文化传统与性格特征的。在电影音乐中,不同的乐思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与立意,不同的乐器拥有不同的地域色彩与特性,这种旋律的立意与特性不仅能够突出人物情感和性格的特质,也能为某些场面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民族的氛围。例如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的影片《廊桥遗梦》中,导演在两个主要的场景里通过收音机传递出来的、有声源的意大利歌剧音乐交代了女主人公弗兰西斯卡的出生地域、文化背景和人物的兴趣、品味,并通过歌剧音乐刻画出主人公内心那种多情浪漫的性格特点以及她美好的个人理想与沉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影片中这对男女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发生具有人物性格上的依据和可信性。
总之,一个完美的电影音乐主题的灵感应该首先来自于电影故事文化内涵的启发,来自于电影人物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性格的影响,应该展现人物的文化传统、性格特征与行动发展的脉络,突出一个民族集体的、一个人物个体的心理与情感变化的轨迹。
三、电影《甜蜜蜜》的个案分析
一、 中国电影对儒家文化促进作用
电影作为一项外来事物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在其发展的100多年期间必然会受到中国本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也让本来带有深厚西方韵味的电影在中华大地上被本土化。其中对于中国电影影响最深的应当属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并且在许多的中国电影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也正是体现出了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点,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点评。简单而言,中国电影需要得到发展则需要让其与儒家文化相融合。[1]这点也可以从近年来中国电影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电影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证明,中国电影渗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思想,让其能够在中国得以生存与发展。更早时候当人们提及中国电影时,观众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中国功夫,而且中国电影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也正是依赖于中国功夫对国外观众的吸引力。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让许多影视工作人员在制作电影时,花费了更多时间来营造中国功夫的神奇,但并没有针对中国功夫所具有的内涵以及所包涵的传统文化思想进行深入地挖掘。随着世界电影以及与国际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许多的电影人制作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电影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尝试着在中国电影中融入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许多的赞誉,也收到了非常大的成效。这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从一开始的小丑的角色转变成为了一名稳定、多智的智者。这一切所获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电影人不断地努力,把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借助电影的表达形式进行现当代的转化,让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能够在中国电影中得到更加深入地挖掘与渗透。
二、 电影写实主义对儒家忧患意识的转化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具有忧患意识,这点可以从《论语》中讲述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句话中看出。儒家思想家孔子把对他人、社会以及国家的关注作为忧患的所有内容,而另一名儒家思想家孟子通过一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来阐述他的忧患思想。[2]这种忧患意识对于中国后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电影传入中国的时期刚好是中国封建历史结束之时,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让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最为衰弱的年代。在这个衰弱的年代,中国电影所有的主题都是以自强与振兴为主,这也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儒家经典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为了时代的一种担当,中国电影承担起了号召中华民族奋起抵抗的重任。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开始慢慢脱离西方写实主义特色,开始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电影当中,借助电影的传播性让忧患思想的士大夫情怀向全中国进行传递,并且迅速地在观众群体中产生了共鸣。在这个阶段所制作的中国电影,以当时社会背景为主题进行写实,并讲述了当时中国人民所遭受到的苦难,想要通过电影把儒家忧患思想传递到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号召当时的中国人民一起走向救国的道路。然后与西方电影的写实主义进行对比,其写实主义更多的是针对资本主义虚荣心以及腐朽思想的批判层面之上。社会环境的区别让两种本来是相同的电影产业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比如当时的《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就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影片的导演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坐取向融入到影片当中,而且在这部影片中把儒家思想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升华。这部影片讲述了主角筹集资金兴办学校,让更多的贫困孩子能够接受到最新的教育,希望能够通过知识来改变当时动荡的局面。从另一个层面也向人们提出了想要振兴中国,就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在影片中提出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口号,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较大的共鸣。
三、 电影发展与儒家教化思想的融合
此外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文以载道思想,这个道是为人之道以及处事之道。这种经典的儒家思想包涵了对美善美的赞同,同时体现出了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的教化作用。从许多儒家思想家的文字作品中可以发现,其论著中饱含着警世恒言和治世明理,这些具有教化作用的思想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电影以一种新兴事物传入中国后,其传播以及宣传作用立刻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同时电影这样一种新兴事物也深深地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电影刚传入中国时,许多电影人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制作出更多具有教化作用的影片来号如中华儿女自强救国。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的电影人则希望能够通过电影来宣传中华民族的公德心。特别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以及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道德意识渐显弱化。在这样一个道德强化的时代,中国电影需要将经典的儒家思想进行融合,把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博大教化作用进行放大,并且发挥出其作用来感化当代民众,协助其能够树立起具有现代特征的道德意识,这项工作成为了当前电影人首要的工作。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会计电算化代替了人工记账、算帐、报账等会计活动,成为会计行业的主要计算模式;是管理现代化和会计自身改革以及发展的需要;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和新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会计电算化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会计与计算机的简单结合,而已经发展为一门多种学科的综合体。本文就会计电算化在行业中的实施对传统的会计职能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电算化会计在行业信息处理过程中的基本特点
电算化会计信息处理主要是指应用电子技术对会计数据的输入、处理、输出的过程。现阶段主要表现为用计算机代替人工记账、算账和报账,以及替代部分在手工会计下由人脑完成的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判断。电算化会计信息处理的过程主要有以下特点:
1、首先,是电子计算机为主要的计算工具,数据处理代码化,速度快,精度高。电算化会计是以电子计算机作为手工会计下人工记录和处理数据的替代物。它采用对系统原始数据编码的方式,以缩短数据项的长度,减少数据占用的存储空间,从而提高了会计数据处理的速度和精度。
2、其次,数据的处理是人机结合,系统内部控制程序化、复杂化。电算化会计虽然以计算机为计算工具,但其整个信息处理过程仍表现为计算机与人工的结合。计算机对数据(信息)的处理是通过程序来进行的,系统内部控制方式均要求程序化。比如,一般对操作权限的限制设有密码程序,验证借贷金额是否平衡有校验程序等。同时,由于数据处理的人机结合和系统内部控制方式程序化,使得系统控制复杂化。其控制点由手工会计对人的控制转到对人和机器两方面的控制,控制的内容涉及人员分工、职能分离和计算机软、硬件的维护,以及会计信息和会计档案的保存和保管。
3、再次,电算化会计与手工记账规则发生了变化,手工记账规定日记账、总账都要使用订本账册,明细账要采用活页式账册,通过若十个套账来实现相互牵制、相互核对。凭证、账本记录的错误之处要用划线法和红字更正法更正。电算化会计形成的账页都是通过打印输出的,可以装订成为活页式,打印输出的一般是日记账、总账和报表,由于明细账涉及大量的二级科目、三级科口,打印数量比较大,因此,一般都是用磁盘、光盘等形式输出,对账工作一般是依靠会计软件完成,只要输人的原始凭证是正确的,计算机可以迅速完成手工条件下的各种账务处理功能。手工会计下的账册核对功能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已由计算机代替,明细账记载的各种会计资料只需计算机查询功能就可完成显示或者在需要时打印出来。人们更多的是依赖电算化系统建立各种辅助账,更多地反映和控制经济活动。
对于账簿记录错误的处理,已不再采用手工方式下的改错法,但为了保证监督审核。一般规定,凡是已经审核过的数据不得更改。如果出现错误,那一定是合理性问题,采用输人“更正凭证”的方法加以更正,类同于红字更正法,这样就可以保留更正的痕迹。
二、财务会计电算化对于财会工作的影响的基本特点
会计电算化不仅大大减轻了财务人员的劳动强度和大大提高了企业财会信息的处理和传递速度,更重要的是企业财会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1、使企业财务真正做到统一规范。实现会计电算化后,企业可以轻松的实现对财务数据处理和业务流程的规范,避免了在传统会计期间因人为因素在数据处理方面的不统一和不对应,减少了实际工作中标准的模糊性以及主观人为地不确定性,增强了会计工作客观性和会计信息可比性,方便企业对财务及业务流程进行控制。
2、有利于信息资源共享。由于基于网络化处理,不仅可以做到在财务各岗位间的资源共享,保证财务数据一体化;而且对生成的财务信息,在设置权限的情况下可以在同一时间内任意查询。在传统会计时期,由于分工传递和手工操作,不仅财务以外无法获得所需信息,即使在各财务各岗位间也无法实现资源共享。
3、便于加强财务内部控制。实现会计电算化后,一方面最大可能地细化和明确了会计工作全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参照依据和考核标准,可以对会计人员和工作进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实现了有效实时监控,所有数据及操作情况均记入系统日志,各分支机构弄虚作假的可能性减少。
4、强化了财务管理。在实现会计电算化后,会计信息的处理能力不断提高,使会计对经济活动的反映能力更及时和准确,反映的信息更加细致、全面和深入、信息查询对领导掌握财务运行提供了方便,保证了财务在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三、会计电算化对于财务审计上的影响表现
在如今纷繁芜杂的大环境下,科技与传统文化不可偏废。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我们的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让人享受舒适生活:积极发挥科技优势,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已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以来,中国人便对西方现代科技有一种盲目的恐惧或崇拜,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打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也在国人心中种下了恐惧而又歆羡的种子。科技强国也被无数国家奉为圭臬。科技霸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现代科技的优势展露无遗。
但我们就该为此放弃传统文化?中国传统讲究仁义礼智信,中国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伟大的中国文化是我们传承千年,历久不衰的法宝,也是我们走向复兴,开创未来的根本保障。虽然,传统文化不乏糟粕,虚荣、麻木等劣根性便是糟粕的体现。但,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我们经久不衰,绵延不绝。文化的包容维持着中华民族的和谐与稳定,也为民族大家庭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使其焕发生机。五千年的积淀造就的是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社会转型期的今天,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激烈碰撞,逐步融合,而在这碰撞与融合中,各自焕发出新的的生机。科技赋予传统文化科学特性和创造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而科技发展中形成的科技精神,包括科学思维,科学态度,科学价值观念等,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传统文化。在科技条件下,传统优秀文化经过现代科技的陶冶和兼容,具有了新的创造活力,它既蕴含了现代科技的新成果,又指导着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民族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永葆生机和活力。发挥科技优势,改造传统文化,是保持传统文化生机的不二法门。
同时,传统文化的道德原则、和谐理念也指引着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走向。先进科技的发展为人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现代建筑的发展并随着邻里人情的冷漠,交通工具的进步伴随着健康的,电子文档的的发明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书写能力的退化。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也只能依靠传统文化。英国着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而七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在巴黎宣布,解决21世纪人类的生存问题,必须去2000多年前的孔子学说中汲取智慧。弘扬传统文化,解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也指引着科技的发展。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思辨能力;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115-04
一、引 言
给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一般人乍听之下的反应是吃惊:这不是留学生才应该修习的课程吗?至多,这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与英语专业何干?这些吃惊与疑惑背后有两个“理所当然”:首先,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应该了解,给中国学生开设这样的课程毫无意义;其次,英语专业,顾名思义,应当以英语能力的培养以及英语语言的习得为第一要务,即便开设文化课程,学习英语国家的文明文化才能名正言顺,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务正业。事实上,尽管人们习惯于使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中国传统文化,但由于种种原因,加之全球化浪潮的大举推进,国人对于本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博大、怎样精深往往一知半解,自己的体会不深刻,更无法以第二语言进行表述与沟通。同时,进行第二语言学习的目的不仅仅包括获取以母语无法获得的知识,从而扩大经验范围,提升人的智识,也包括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向世界推介我们的传统文化。由此看来,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修习母语文化十分重要。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杜威在访华期间谈教育时曾提出,教育使人类进化,“没有教育,就没有长进;教育不进步,社会也不能进步”,而他所说的教育即包括传授前人总结的经验和知识,也意指道德、文化方面的教育 [1 ]。不过,英语专业的本科生教学长期存在比较严重的重技能、轻文化的现象。学生从入学起一直接受的是听、说、读、译、写的技能训练,不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即使在这些训练的过程中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当知识,却往往忽视了智识的培养。由于技能性训练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很多人将英语视为一种工具,形成了但凡学习英语的人都仅仅是工具性人才的成见。英语专业似乎已经不再隶属于人文学科,而只是“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 [2 ]。其实,语言与思维关系密切,单纯地进行语言能力训练而忽视思维能力的锻炼,则会导致在交流中出现言之无物的问题,语言表达质量不高。
虽然近年来英语专业有加强文化修习的倾向,但往往重目标语言文化、轻母语文化,英语教学中存在比较严重的“文化失语症”,对于“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忽视状态”,这一缺失令我们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处于“文化下风” [3-4 ]。文化交流是双向活动,想要逆转文化下风地位,顺畅地进行交流,需得遵循知己知彼的原则。有鉴于此,以“内容依托教学法” [5 ]为特色的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读议写”系列课程,面向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
二、培养思辨能力的教学理念
为了帮助学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升至概念层面,同时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获取较为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本课程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侧重于传统实践,包括传统节日,传统技能、技法的介绍,如瓷器、丝绸、茶道、书画、园林、建筑、曲艺、武术、中医等等,这一部分旨在引导学生从表面现象入手,深入探讨这些传统实践背后隐含的文化内涵;另一部分则为形而上的介绍,着重探讨儒、释、道以及中国传统的哲学观,意在帮助学生建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这样的课程设置,意在使学生将文化现象与形而上层面的认识相结合,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式认知。
面对如此庞杂且难度深浅不一的教学内容,因材施教始终是一项极为有效的教学原则。不过,这个“材”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对象,也包括不同教学内容、教学材料。而“读议写”课程的教学改革就能很好地满足因材施教的需要。“读议写”系列课程是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听说读写基础课国家级教学团队改革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一次大胆尝试。它一改以往教学中锻炼“手段”、单独训练某项技能的做法,将教学目标提升至较高的锻炼思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层次,引导学生以增强智识为目的,通过课前广泛涉猎阅读材料(读)、课堂讨论(议)以及课后写作(写)的方式,从整体上提升学习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思辨能力的锻炼是“读议写”课程的重要目标。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教育实践往往与教育理念脱节,这种情况在英语专业似乎更甚。文秋芳教授曾于2009年11月针对11所高校14个文科专业超过2 000名一至三年级学生展开过思辨能力的实证调查,实验结果显示,“大学3年期间,英语专业学生思维水平有小幅量变,但未呈现质变的阶段性特征。其他文科类大学生不仅进步幅度大,而且呈现质变的关键期在二到三年级之间。” [6 ]英语专业学生思维发展变化呈现的这一特点与英语系在课程设置上重视语言能力的培养轻分析、推理、评判能力的训练不无关系。“读议写”系列课程正是针对这一现状就思辨能力的培养展开的一次有益尝试。
三、三段式教学实践
按照“读议写”课程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遵循归纳的逻辑,将课堂教学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入门铺垫阶段,这一阶段的教学以激发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为目的,从那些学生自以为熟知的文化现象入手,发现其间不为人留心的关联,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深挖;第二阶段为知识扩展阶段,此时要将教学视野扩展至知之不深的种种文化实践,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第三阶段则为总括升华阶段,旨在归纳总结之前的学习,将教学内容上升至形而上的层次,以建立体系式的认知。对应于这3个不同的学习阶段,课前的阅读、课堂里的讨论形式会相应地产生变化。
第一阶段学习的关键在于从现象中发掘观念。一般说来,学生从出生之日起,一直浸于中国文化之中,对于传统文化一知半解,仅知道一些简单的文化现象,熟悉表层文化,但对于这些表层文化现象很少进行批判性思考,对支持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层文化更是缺乏了解,对之进行探究的意识淡薄。针对这一情况,教师作为课堂讨论的引导者,采取启发式教学,有选择性地择取并罗列学生熟知的表层文化现象,再以连续发问的形式将这些现象上升至概念层面,引领他们发现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情背后的中国人特有的基本文化观念,再经由辩论、讨论等形式加深理解。例如从引导学生分析汉语里的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对于某些奇、偶数的偏好入手,深入发掘中国古人独有的宇宙观等。这些观念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并决定人的行为,不少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范畴,从学生的反应来看,他们大多受控于这些观念却不自知。再如,学习传统的重大节日时,让学生列举传统节日的传统风俗以及与这些节日源起相关的种种传说故事,并对各个节日进行分类比较,使他们发现很多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从大量的节庆都要进行扫墓祭祖活动不难看出中国人对于祖先的敬重,由此对于家文化是支撑中国传统文明的一大基石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此外,这些传统节庆日期的取定,又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对数的理解,以及佛教、道教的影响息息相关。从教学中收到的反馈来看,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往往能意识到自己知识结构、经验范围以及思维方式上的不足,他们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从而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兴趣。
打好基本观念的基础之后,第二阶段的学习重点定位于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从不同角度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深层次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与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重大贡献,因此,这一阶段的学习不再单一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进行研习。例如探究为什么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而非其他诸如丝绸、瓷器等举世闻名的创造或物产,以及活字印刷和造纸术如何影响了欧洲文明的进程等等。
有了第一阶段启发式教学的铺垫,第二阶段教学的特点在于“主动”二字。首先,这一阶段要求革新教学手段,变由老师主导的课堂为学生主讲的课堂。第二阶段的教学按讲授主题事先将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或称小的学习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ing),在课堂上给每个小组20分钟时间充当“本堂课讲师”,共同就一个话题展开陈述。在陈述过程中给予听众随时就陈述内容进行发问的权力,以此激励讲师与听众之间的互动。此举一方面活跃了课堂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将被动地接受灌输变为主动学习。另一方面,由于随机提问提高了主讲人对于讲题的了解和熟悉程度的要求,增强了课外学习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换言之,它将课外学习与课堂学习有机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强迫学生主动思考,有效地提高了学习效果。当然,这并不代表教师在课堂中丧失了教学功能,相反,这样的教学模式对老师的知识结构以及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能够加入并引导学生的陈述和讨论,更要能从课堂讨论中启发学生。
基于锻炼学生思维和交流能力的考虑,我们要求陈述内容充实、思维严密、逻辑严谨、表达得体。学生在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进行陈述时,PPT里面只能出现提纲挈领式的关键词,主讲人只能讲不能诵读,必须要以学生自己的逻辑呈现所讲述内容。针对部分英语表达不够自信的学生,鼓励他们以完成交流为首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兼顾语法准确、语音正确等其他原则。如此一来,既避免学生直接挪用网上获取的资源,又锻炼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临场应变的能力。此外,无论是讲解还是提问交流或是展开讨论,学生须遵循“得体”原则,注意区别口头陈述语言与书面语。口头陈述要重点突出,与同学交流时则要注意彬彬有礼。从教学效果来看,在某种程度上,第一阶段中教师的教学方式对学生起到了示范作用,学生在汲取教师经验的基础上自我发挥,不少人在角度的选择以及陈述的形式上出人意表,带给教师很多惊喜。
除了课堂内的主动,课外的主动学习对于第二阶段的教学也非常重要。课外学习指的是学生课前搜索并筛选阅读材料,进行大量阅读,将知识消化吸收,然后选择角度提炼陈述。教学材料的获取曾经是困扰英语专业学习的一大难题,如今,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在网络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各种搜索引擎以及知识库的出现令知识信息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这一方面解决了阅读材料来源的问题,另一方面对阅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尤其是甄别、过滤材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训练学生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量中筛选出有用信息、权威知识,就成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因此,学习不再局限于知识的获取,更是智识的锻炼。
有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和探讨作为铺垫,第三阶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形而上的总结讨论就不再显得深奥艰涩。这一阶段的学习以深刻性为特征,而检验思考深度最有效方式便是写作。从思维训练的角度上来说,课后写作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课前阅读以及课堂讨论,因为写作是课前、课中思考的延续,是对阅读、讨论的成果进行反思,努力形成自己独有观念,并将之系统化的过程。换言之,阅读和讨论的最终落脚点为能够将所思所想付诸文字,形成篇章。如果说,课前、课中的学习旨在锻炼并提高学生综合思辨的能力,那么课后的写作环节就是对之前学习的检验。根据“读议写”课程的整体设计,学生的写作训练贯穿这3个学习阶段的始终。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性,教师只规定某个写作主题,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围绕该主题自行拟定作文题目。
与传统写作课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要求学生只就一个题目进行写作,但必须经历数易其稿的过程,将论文由最初的600字左右扩展至最后的1 500字。最初的论文,逻辑性差、论点不够鲜明、论证不充分等老问题仍然十分突出,而且学生的思维存在严重的同化现象,不仅选题雷同,论点相近,就连论证的方法以及论据都极为相似。有一个班,第一次交上来的作业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全部以“论文化身份”为题。不过,这种大面积雷同并不意味着学生的个体性已经遭到抹杀,而是说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收敛了其思维的锐度,在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作业时,已经养成了思维上的一种懒惰,总是以最显而易见但却缺乏思想深度和个性的方式进行应付。然而,随着学习的步步深入,思考逐渐深入,学生的思维开始活跃。同样是从小的现象入手探究文化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基因,但最后确定的选题殊异,有同学探讨龙图腾,有的同学选择研究中国的人情观,还有同学从《喜福会》入手,分析中国的家观念等等。选题的多样化至少从一个方面表明学生确实积极主动开始思考。实践证明,经过数次修改、扩充之后,论文在论点的鲜明度、论证的条理性、论据的提出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如果说写作是有效展示学生思辨能力的方式之一,这样的结果也许能说明经过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至少,在思想的深度、知识面的广度以及思考问题的角度等方面取得了进步。
四、结 语
总的说来,中国传统文化课从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文学现象入手,向学生介绍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有助于他们深层次思考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问题。事实证明,学生对于这门课热情很高,在管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对于母语文化知之甚少,在惭愧警醒之余,更激发了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强烈的好奇心。阅读、讨论、写作三位一体的教授模式,以锻炼思辨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为目标,注重综合素养的培养,将学习涵盖课前、课后落到实处,使学生在了解母语文化的同时,英语能力也能获得显著提升,做到了兼顾母语文化修养与英语能力的提高。通过课外的读与写,学生了解到英语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远远不足,更增加了使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责任感与紧迫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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