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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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起源范文第1篇

江苏省人民政府法制局：

国务院法制局将你局《关于人员被收容教育期间其工作单位对其工资福利等问题应如何处理的请示》（苏府法函字〔1997〕16号）转我部研究处理。经研究，现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关于人员被收容教育期间其工作单位对其工资福利等应如何处理问题。我们认为，如此类人员仍与企业保持劳动关系的，在被收容教育期间，其原享受的工资、奖金、福利费和各类补贴等待遇应停止执行，由企业酌情发给生活费。如收容教育期满回企业后，继续从事原工作的，企业应恢复其原享受的工资、奖金、福利费和各类补贴等待遇；调整工作岗位的，工资、奖金、福利费和各类补贴等待遇由企业重新确定。若此类人员属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员，应比照《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在执行劳动教养期间或者犯罪服刑期间，其工伤保险待遇可以发给”的规定执行。

劳动教育的起源范文第2篇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正是这种勤劳才创造了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一代人的成果与发展，就是靠吮吸前辈人劳动的果汁，并为下一代创造劳动成果来进行的。因此，劳动是我们生存于世的最为神圣的活动，劳动是我们每个公民必备的素质，同时劳动又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一、对目前学生劳动素质的反思

劳动素质教育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观点，培养热爱劳动的习惯，逐步形成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珍惜劳动成果的品德。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祖国建设的接班人。然而，纵观少年劳动素质和劳动习惯的现状，不得不令人担忧。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劳动，正在一片溺爱的氛围中被淡化。学生的劳动观念淡薄，生活自理能力差，对劳动教学不感兴趣。我曾经对六年级家处农村的学生作过调查发现，36名星期天与父母一道参加过力所能及的劳动仅有1名，自己洗衣服的7名，自己煮饭炒菜的4名，父母给零花钱的29名。更让人忧虑的是：花钱“代劳”的事在校园也悄然发生。如花两毛钱请人打扫教室，花一毛钱雇人做作业等等。从这些天之骄子、掌上明珠的身上，我们不难看出现在少年儿童劳动素质的现状，不能不引起家庭、学校、社会的广泛关注。

究其成因：一是家庭教育的误导。当前90%的独生子女是家庭的中心，无论是男是女，皆为父母的心肝宝贝，捧在手里怕摔，含在口里怕化，风不能吹，雨不能淋，日不能晒。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唯一的任务是学习。只要孩子学习好，父母再苦再累也无所谓。这样的家庭教育，不仅化解了学校有限的劳动教育效果，而且使孩子的生活能力得不到锻炼，不知不觉铸就了怕苦怕累、不爱劳动的习惯。二是学校劳动教育也存在问题。绝大多数学校既没有劳动教育基地，而劳动课的教学又只限于纸上谈兵，甚至有些老师把劳动课置于冷落位置，让语文、数学占领了“市场”。一些劳动教学落实的班级，学生在校劳动表现不错，但回到家里又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小皇帝”、“小公主”，难怪有人说：“5+2＝0”，就是说5天的教育加2天的星期天等于没有教育。

在西方国家，父母十分重视孩子的劳动教育。他们尽量主孩子自己由发展，做自己欢喜做的事，从小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如日本小学生定期举办“田间学校”、“孤岛学校”，让孩子从小就经风雨、见世面，以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克服困难的毅力。由此可见，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儿童劳动素质的培养。

二、学生劳动素质的培养

1. 家长要转变观念，重视孩子劳动素质的培养。家庭教育是劳动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而家长观念的变革是至关重要的。俗话说：“少小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孩子多数时间生活在家庭，家长劳动观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劳动素质的培养。困此，培养孩子良好的劳动素质，就历史地落在了家长的身上。目前，有些家庭条件不错，或父母都是双职工，或家处农村的家庭，有余钱剩米，或有大量的存款，用不着孩子劳动。但如果娇生惯养，孩子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躺在父辈的财富中享受荣华富贵，到时终会坐吃山空、使万贯家财烟消云散。古今中外，众多误入岐途的人，皆始于从小好逸恶劳。所以，为了孩子的明天，为了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兴旺，每一位家长都必须重视对孩子劳动素质的培养。

2.家长要创设环境，注重对孩子劳动习惯的培养。18世纪欧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卢梭说过：“在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劳动训练，没有劳动就不能有正常人的生活。”可见，父母要使孩子将来能够自己享有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在家庭中让孩子参加必要的劳动煅烧是必不可少的。懦勒·凡尔纳说：“从儿童时代就知道劳动是生活规律的人，从青年时代起就懂得粮食是用汗水换来的人，就能够做出业绩来。因为在必要的日子和必要的时刻，他就会有完成业绩的意志和作者功绩的力量。”不错，要使孩子将来能够有所作为，家长必须让孩子参加必要的家务劳动和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用劳动的汗水洗掉孩子身上的娇气和傲气，让孩子从小就懂得幸福生活要告劳动创造，劳动永远是光荣的事。

3.学校要重视劳动课教学，让知识与能力并举。指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学生素质的培养，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高考的指挥棒，左右着学校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死读书、读死书、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模拟练习、地方资料、知识竞赛、作文训练、数学奥林匹克等等满天飞。小学为早晨8点以前早读，上午4节课，下午2节课或3节课，晚上为家庭作业，星期六为各科兴趣活动，星期天文化宫跳舞、弹琴、书画等等。请问，十岁左右的小孩哪有那么大的精力应对这么多繁琐的事情。“高分低能”、厌学弃学导致学生畸形发展，应当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

学校劳动课是培养学生劳动素质的主渠道。它不仅是教会学生一种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在与同伴的合作中发现自己的特长和自身的价值。所以，担任劳动节课的老师，应以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为主攻方向，积极进行劳动课教学改革，加强劳技训练，实际操作，建立健全劳动实验基地，让学生在课中学，在实践中运用，以达到知识与技能和谐发展的效果。

劳动教育的起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体育学科 课程联系

一、体育与语文

把语文教材和体育教材内容巧妙地结合起来，能为体育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情景，更好的体现“生活即教育”的原理，达到快乐教育的目的，体现快乐的教育思想。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采用教与玩、游戏相结合的形式，选择学生熟悉的教学内容，把这些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让他们自觉主动地参加活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如在负重搬运的教学中，可结合语文教学中《挑山工》创设情景；在侧手翻、障碍接力教学中，可结合语文教学中《山里的孩子》一课的创设情景。

二、体育与数学

在体育活动中有许多内容与数学知识密切相连，把数学知识融于体育教学中能提高教学效果，同时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探究能力等也有积极的作用。如在报数练习时，可以让学生按奇数或偶数报数，在进行游戏活动时可采用“叫号结合、明七暗七、叫号摸位”等练习，在“叫号结合”的练习中，可以加强游戏的难度，结合加减法的方法玩。这些练习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反应能力。教学中还可以让学生动手自己量一量操场的长和宽，篮球场的长和宽；测一侧篮球、排球、足球的周长，以培养他们的实际操作和探究能力。

三、体育与英语

把体育与英语相结合进行体育教学，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增强课堂教学情趣，且能使学生获得英语知识，可谓一举多得。如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口号是“one world，one dream”，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集合开始部分的报数练习可以用英语数字one two three进行，整队时“立正、稍息”等口令可用英语“attention、atease”来代替等等。而在结束部分的放松和整理活动时则可用英语歌曲来进行，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得有趣。练得高兴。

四、体育与物理

把体育教学与物理相结合的教学，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及能力。如短跑教学中“蹲据式”起跑，大小腿的夹角，两脚的占位及身体重心等：跳远、跳高、投掷运动中起跳、投掷的角度，起跳、出手的初速度等。都直接决定成绩，又如跑步时，跑弯道必须是逆时针方向，主要就是克服向心力对心脏的影响等。再如质量大、惯性大在篮球上篮时的影响。所以在体育教学中，与物理知识贯穿联合起来，使学生练得清楚、明白。

五、体育与化学

体育与化学教学的关联就是运动后体内产生的废物及营养物质摄入在体内发生的化学反应。如大运动量后体内产生的乳酸引起肌肉酸痛，如何减轻并消除这些酸痛：运动后喝可乐、矿泉水、葡萄糖、蜂蜜、吃水果这些物质在体内发生不同的化学反应，这些都是与化学相联系的。

六、体育与生物

体育与生物教学的联系更加密切，如兴奋剂的问题，就是高科技的生物与化学相结合的产品。体育田径教学中，短跑类学生主要是进行无氧耐力的训练；中长跑学生主要是进行有氧耐力的训练，以及学生在跑的过程中，出现“极点”与“第二次呼吸”这些过程都与生物学有关。

七、体育与政治

体育的发展与政治密不可分，政治决定体育的发展。体育又影响政治。如美、苏冷战期间，第二十二届、二十三届奥运会两大政治集团相互抵制：再如各届、各类运动会的申办。这些都是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的。如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失败及2008年奥运会成功申办，这与我国在世界政治地位提高成比例，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又是我国政治体育史上的大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办好这届奥运会。

八、体育与历史

任何事务的发展都有它的历史，如乒乓球运动成为我们的国球，但它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足球虽起源于我国唐朝宫廷，但它兴起于欧洲。因此。各项体育运动都有它发展的历史。我们在体育教学中向学生讲述这些历史能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他们学习体育与历史的兴趣。

九、体育与地理

体育运动中包含了一些地理知识，如我们修建的室外田径场、篮球场等按要求应该南北向，而不是东西向；再如高原训练在海拔几千米以上，主要是增加运动员的无氧耐力水平及体内白细胞的数量，这些都与地理有关。

十、体育与音乐

体育教学中，教师根据年龄和心理特点，巧妙的运用各种音乐进行教学，这样能活跃课堂气氛，感染学生的情绪，让体育课变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给学生一种愉快的情感体验，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体育学习中。例如：在兴趣激发阶段播放活泼欢快、节奏明快的音乐，可以振奋学生的精神，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又如兔子舞、各种韵律操的音乐等；歌曲《拍皮球》、《闪烁的小星》可以让学生起到调节放松和感染情绪的作用，跳跃练习中播放歌曲《小青蛙找家》等，能让学生积极投入到各种练习中去。音乐进入体育课堂是体育教学改革的必然，在体育教学中巧妙地把音乐运用到教学中，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十一、体育与美术

把体育与美术结合在一起，可以拓展体育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艺术视觉，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同时培养他们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教学中教师要从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宽阔的场地，形式多样，色彩各异的器材，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丰富教学内容，增强体育教学效果。如白色的垒球可以作为烟囱冒出的烟花，色彩斑斓的跳绳和接力棒可以摆出跑道、字、飞机等各种图形。即使同一器材在教学中也有一物多用，一物实用、一物新用、一物巧用的作用。

劳动教育的起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治事之学；中国古代；士子；实学

作者简介：路宝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在读，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史、职业教育思想；赵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与传统文化；宋绍富（1958-），河北乐亭人，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间传统学徒制度与职业人才培养研究”（批准号：HB11JY034），主持人：路宝利；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批准号：201103327），主持人：赵友；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河北民间著名工艺技术传承与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课题编号：JRS-2011-3049），主持人：路宝利。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2）10-0092-05

经学与治事之学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教育文明。因经学主宰教育历史久远，与农工商贾实才直接相关的治事之学少有关注。在古代经学教育体系之中，一直流传着士子治事之学，其对于民间技术教育与专才学校具有持久的示范作用。厘清其形态变迁、核心理念、关键特征对于职业教育史研究或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均有启发。

一、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

（一）“材各异”个体差异性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治事之才的客观存在。非是所有人均是治国之才，多数人乃治事之才。孔子曾言：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三类；其后董仲舒又有“性三品”之说；《墨子·耕柱》记载：“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另以木、铁自然属性不同，说明教人必须因材施教的道理:“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能,而木之性不能铄也。以为器,木以为舟,铄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钟,因其可也,驾马服牛，令鸡司夜，令狗守门因其然也”《淮南子》；傅玄则提出：“为师者”需“大匠构屋，必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时，不浪费一寸的木头，使大小木材各尽其用。又以“土与铁”性能不同说明要物尽其用，即“土不可以作铁，而可以作瓦”。傅玄认为：“龙舟整揖，王良不能执也；骥骤齐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又《长短经·知人》记载，人有“九流”之殊，“四德”之异，需认真观察识别才使“执伪者无地而逃”。颜元培养“百职”专门人才，一方面源于“业各殊”的社会分工理论，另为“材各异”的人才差异论断。[1]

（二）农、工、商、虞各致其用

治事之学存在合理性源于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可以说，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历史，社会分工基于效率原则。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需要官吏、农夫、匠器、商旅等各式人才。《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并驾齐驱，各致其用，但并非每个人均可成为既能治国且能治事之才。由此，孟子提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阶层划分。孟子主要观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劳心，小人劳力。且孟子举例以证“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尽管存在等级思想，但分工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在“士”群体之中并非皆“治国平天下”之材。《吕氏春秋》作为集百家思想于一体的著作，其中涵盖着天文、农业、手工等诸多知识与技术等。“士与百工地位相分”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极大激发了各种人才脱颖而出，诸如著名工匠鲁班、李冰等皆载入史册。各诸侯国吸纳了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中既有治国安邦之才亦有科技人才。以后诸代，傅玄、司马迁、颜元等皆提出多样化人才观。

（三）教育类型多样化与活力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教育类型多样化的需要。人类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主要特征表现为教育寓于原始人群生产与生活母体之中。原始社会劳动教育是普通教育史与职业教育史的共同起点。原始社会末期，古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诸如巫、卜、史、贞人等原始知识分子皆是体脑分工的标志。自此，教育开始分化为培养“劳心者”与“劳力者”两种类型。巫等作为最早脱离物质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掌管宗教、巫术、医药、天文历法和文字记录的专业人才。夏商周时期，教育开始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但回顾历史，重新考究教育在此时代分离对于人类发展必要性的同时，也导致了体力与脑力的分裂，教育与生产实践的分裂，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裂。尤其东周以降，三种分裂予以时代的演化。学在官府被打破，私学逐步兴盛，至此，官学与私学，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经学教育与治事之学并存。教育类型的多样化造就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活力，由此引发了古代教育的丰富与发达。教育类型多样化并非杂乱无章，以经学主导，以培养治国之才为要。治事之学培养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尽管如此，治事之学始终以顽强的生命力伴随历史变迁，而且更多时候扮演革命性因素。教育史上治事之学一直是以经学批判者身份出现的。

（四）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

治事之学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经世致用文化的内在需要。中华农耕文明源于独特的地理环境。黄河、长江、珠江、辽河等处早期先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的大河文明，其决定了中国先民农业生产方式以及所蕴育的文化特质是经世致用。自古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其源于农耕生产方式对于和平、稳定提出了强烈诉求。自上古时代，古之先贤为农耕文明奠定了“协和万邦”的治国理念，自此，“和平”的追求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自大禹治水起，古之圣贤均以国计民生为要，无论政治、经济、教育皆凸显经世致用之取向。先秦诸子，因个性不同而有争鸣。如儒家培养君子，教以六艺；道家培养真人，以自然为师；法家培养吏师，以法为教；墨家培养兼士，以道术为本。但经世致用贯穿于百家之学，无论儒、道、法、墨等皆以现实世界与现实变革为追求。以经世致用之哲学，儒家不器提出“齐家、治国、以平天下”；道家绝巧以为“不争莫之能争”、“无为而无不为”而至“君子南面之术”；墨家兼士“以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法家“耕战”以求富国强兵。汉代，“独尊儒术”除因文化专制因素以外，百家多样性统一为其内在因素。但治事之学作为诠释中国经世致用文化内在需要，其传统地位边缘化值得深思。[2]

二、治事之学实践变迁

（一）六艺造士

西周以往，六艺造士首创治事之学。周公首倡礼乐制度，对于“六艺”教育贡献颇大。《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古之“六艺”以“职事官吏”为教育目的：礼乐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修养与规范，射御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的军事技能，书数之教以培养职事官吏才智。“六艺”教育以“实用技艺”为教育内容，如“九数”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从“九数”所包含的内容来看，田地面积的划分、租税的合理摊派、土石方体积的计算，各种工程的求证，几乎处处都要用到它。“独尊儒术”的汉代与“重振儒术”的唐代，经学一度排挤了六艺，但在小学和私学中书、数、武艺传授并未中断。宋代，胡瑗主办学校又出现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盛况。理学家朱熹大力提倡读经穷理，但也主张小学教育要学六艺。明代学校比宋代又有发展，《明史·选举制》记载“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者黜之”。清代顏元，为补救教育空疏的时弊，大力提倡六艺教育，主张实学实教。其与西方的七艺有所差别，六艺逐步演化为“实用本位”的中国教育体系。

（二）百家实学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皆涵盖治事因子。儒家以君子治国，但有教无类，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贤人之外，恐怕成为“君子”者甚少，而“器者”甚多。另《论语》之中还包括“多识鸟兽之名”等记载。《论语·学而》提出“使民以时”；《尚书·尧典》记写了“敬授民时”之说；《礼记·月令》开农家月令先声；《周礼·地官·司徒》提出“土宜之法”等。儒家以外，其它诸子治事之学更甚。法家商鞅、韩非力主耕战治国。商鞅把《诗》、《书》、《礼》、《乐》一类著作，划为铲除之列，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商鞅变法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垦令》。杂家《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墨家、农家治事之学更为彻底。墨子以“兼士”为教育目标，其目的为把“农与工肆之人”培养成各从事其所能的“兼士”，强调王公大人、士君子、农人、妇人等皆需做好份内之事。农家《汉书.艺文制》载“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以许行为代表，流散民间，设学收徒，著书立言。[3]

（三）经学载体

秦汉开始，治事之学伴随经学载体传播一直没有停止。汉代经学教育倡导通经致用原则，经师有意识吸收了自然科学知识以充实儒学内容，反映在教育上，就有一师兼教几科的现象。《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由于经学涵盖天文、历法等科学技术，因此汉代经师多博通科学技术等，如东汉贾逵为经学家与天文学家，对于天文官教育和培养具有一定作用。西汉落下闳与东汉张衡尽管均担任天文官但皆不是世传畴学。在经学教育基础上，通过刻苦自学皆成为成就非凡的天文学家，尤其张衡成为东汉时期人文素养与科学技术素养融合的典范。魏晋教育思想家傅玄、颜之推作为受到儒学教育的大师分别提出了人才九品、劳动教育等治事要务。唐代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播，著名文人王勃曾说:“人子不可不知医”，并向长安曹元学习医术，在朝的文武大臣有不少从事过医药、化学、建筑、水利、农业、机械制造等方面的工作。据《唐六典》及新、旧《唐书》记载，人们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职位，甚至可以官拜尚书。元代历山书院，起初书院以教授儒学知识为主，由于医人匮乏，学员开始兼学医学。

（四）分斋治学

宋代开启分斋治学至清代已彻底改革。宋代胡瑗为分斋治学的开创者，其著名“苏湖教法”核心就是分斋治学。胡瑗在其主管学校中，分“经义”与“治事”两斋，其中“经义”斋基本培养官员；“治事”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为宋代三次兴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范仲淹庆历兴学创建太学，采用分斋教学的形式；王安石熙宁兴学创立“三舍法”，三舍法又比汉唐分经教学、分科教学前进了一步；蔡京崇宁兴学恢复医学，新设算学、书学、画学等专门学校。明代，黄宗羲主张“学贵履践，经世致用”，在他设计的未来市民社会学校体系中，除经师开经学外，还特别开设兵法、历算、医学、射术各科，并各有学官教授。此外，他还提倡所谓“绝学”，如测望、火器、水力等之类的自然科学。清代颜元可谓分斋治学集大成者，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在书院分设“文事”、“武备”、“艺能”、“经史”、“理学”、“帖括”等六斋，分斋教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兵法、战术、历史、时务、诗文、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程朱陆王之学及八股举业等知识技能。颜元在漳南书院的办学计划与教学实践，开启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向近代实学教育转化的先河。[4]

三、治事之学的核心理念

（一）教育思想—明体达用

治事之学初始仅是经学的一部分，后逐步成为经学中批判性与革新性因素。经学主导之下，治事之学仅是凸显经学明体达用的工具所在。即便如此，其对于改造经学或改造教育意义深远。宋代胡瑗首倡“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即“学以致用”精神，其不仅为此开辟分斋治学，且对新儒学“穷理践行”思想起到了转变作用。程朱理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行”的实质为胡瑗“明体达用”的思想演变。朱熹学问体系不仅涵盖对传统儒学知识经学和史学的注解，而且包含作为“科学”的历法、音律、地理等。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批评理学家空谈“性与天命”，对其“静坐”、“存养”功夫尤为不满，主张习百家之学、考订历代典章名物，以培养对社会有实际作为的人才同样对于“明体达用”思想继承。宋代“明体达用”之思想，为明清两代实学奠定了坚实基础。明代实学学风由丘濬开创，他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放眼“治平”之术，恢复儒学“有体有用”的真精神。此书被明末实学家陈仁锡所辑《经世八编类纂》列为八种“经世”书之首。明代实学强调“体围合一”、“学仕合一”，其中，顾炎武、李颙等代表“义利双行”学派。清代，乾嘉考据学久负盛名的“皖派宗师” 戴震视科技为实学加以提倡，皆是明体达用的体认。

（二）教育目标—百职人才

治事之学突破儒家“君子不器”与“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提出各领域专门人才的重要价值。自汉代，教育史上首先突破“官仕”目标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傅玄。傅玄提出著名的“九品人才论”，《长短经·量才》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日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兴国利；九曰辨才，以长讽议。此量才者也”。颜之推继承了傅玄的人才观，提出教育既不是培养清谈家，亦不能培养章句博士，而是要培养国家实际有用的人才。主要包括：“一、朝廷之臣；二、文史之臣；三、军旅之臣；四、使命之臣；五、兴造之臣”等六个方面。宋代胡瑗分斋治学贯彻了傅玄、颜之推的人才思想；清代颜元对此论述最为透彻，认为教育不是培养无益于国家“庸碌”官吏，而是培养“经济臣”，人才需“以经世致用为宗”。由此，颜元提出了著名的“百职”专门人才观。颜元认为，要“经世”治国，仅有“君相”与“百官”不行，必须有“百职”专门人才。其举例“禹之治水，非禹一身尽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长于水学者分治之，而禹总其成”[5]（《习斋四存编》之《存学编》）。

（三）教育内容—治事实学

与经学崇道重礼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实学。魏晋颜之推首倡劳动教育与艺能教育。《颜氏家训·勉学》：“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另外，颜之推强调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穑之艰难”，学习一些农业生产知识。《颜氏家训.勉学》言“农工商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无不利于事也”。宋代陈亮、叶适“事功”学派主张“因事作则”，即教育应该面向社会实际，在博通的基础上，提倡学习兵法、度员等方面的知识。明代实学代表人物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之事，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王夫之提倡实学，要士子学习“天下治乱、礼乐、兵刑、农桑、学校、律历、吏治之理”，否则，国家不能有“可用之士”，其要求“登士于实学”。 颜元主张“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以尧舜周孔所倡导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作为“实学”内容，特别强调学习“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生产、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以造就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或有一技一艺的实用人才。

（四）教育方法—习行教法

与经学明理、玄学尚谈比较，治事之学倡导习行。傅玄认为，玄学家“才辨”是以“悬言”、“空言”而“利口覆邦国”之“败德”行为。颜之推继承了傅玄思想，以邺下俗谚讽刺“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的食古不化的迂阔之习，教育子孙后代通过读书学习来“志于行”。明代王廷相提出掌握知识必须从“见闻之知”始，学生需接触事物，实地学习，才能认识事物，叫做“接习”，其以“闭户学操舟之术”以比喻此理。另说：“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黄宗羲提倡“学用一致”的教学方法，学历者能算气朔，观测天文气象；学医者，根据理论与实践考核，分三等处理，中等者才许继续“行术”。颜元明确提出“习行”教学法，指出“习行之学”贵在“实行”“实践”。认为：“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主张学一艺必习一科、验一方，手脑并用，切忌纸上谈兵。“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并将家塾之名由“思古斋”改为“习斋”。颜元说：“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学上著力”。《存学编》以习学琴为例：“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云南也，故曰万里也”。

（五）教育方式——各专一事

与经学鸿儒、通儒比较，治事之学倡导各专一事。傅玄在管子四民分业基础上提出“分业壹事”之思想。其《安民》篇曰：分其业而壹其事，业分则不相乱，事壹则各尽其力……认为“分业”为农、工、商三才发挥各自职能的前提。颜之推于《颜氏家训.勉学第八》“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沈思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宋代胡瑗“治事”斋教学：“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各因其所长而教之。如“治民宜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历算以明数是也”。颜元主张教育要结合学者的个性进行，教学应根据学者材质和兴趣制定：“凡弟子从游者，则令某也学礼，某也学乐，某也学兵农，某也学水火，某也兼数艺，某也尤精几艺”（戴望《颜氏学记》）。颜元主张各专其业，各得其用，他说“人之于六艺，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讨论，重之以体验，使可见之施行，则如禹终身司空，弃终身教稼，皋终身专教而已，皆成其圣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在自己著作中，列举了许多古今中外的豪杰皆“各专一事”，他常鼓励其弟子各专一艺。因此，在颜元的生徒中，专才甚多，甚至包括“手制小仪器，业者自谓弗如”的巧匠冯雍，善于垦荒种田农技人才齐林玉等。

四、治事之学的相关思考

（一）专才与通才

治事之学丰富了手工时代的人才文化，且使专才与通才的思辨逐步明晰。傅玄主张“用人当其才”，反对求全责备。其在《傅子·阙题》中言：“圣人具体备物德行颜渊之伦是也；……言语宰我、子贡是也；……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傅玄认为全面发展于一人之身实现困难，因此“教人者要因人而教，不可妄教；用人者也要因人而用，不可妄用”。之后颜之推提出人才需博闻与执一相结合，敏锐的意识到人的精力与天才区域的局限性，要在“博”的基础上求“精”，他说“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陈亮、叶适反对朱熹的“醇儒”，提出“一艺一能”的“事功”教育。陈耆卿云：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颜元反对“通儒与通才”，其认为只有少数人可为，而众人皆可成为专门人才。学生请教颜元欲想成为“无不知能”的人才时，颜元提出：“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也。究之，莫道无一不能，其实一无所知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二）农圃与小人

《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之事，孔子言“此小人也”。孔子旨在希望学生均如自己成为治国、平天下之才。孟子从后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管子四民分业以后，农为庶民，但工商一般低于庶民之地位。因此，皆以“小人”相称谓。唐太宗评价书学亦有:“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的认识可见一斑。古代有明确规定，工商一般不得为仕。其中，匠籍、医籍制度均是技术官守背景下役使专才之手段。以小人称谓另一重要原因是治事之才多被人役使，因此，颜之推一方面告诫子孙“薄技”重于“家财”；另一方面，提出技艺只可兼习，而不可专业，以求得“艺不役人”。但关于小人，诸代皆有明识之士。周灭商，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的人，独对违禁的商族手工业者加以宽恕，“勿庸杀之，姑唯教之”。傅玄为发明家马钧写作《马钧传》，以“国之精器，军之要用”，其巧有益于世，绝不可“忽而不察”等语词凸显出对于科技发明重视与对于手工业人才的珍惜。清代颜元对于专才赋予重要地位。批判了把专门人才比作下等卑贱职业的思想，提出“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三）崇道与尚艺

古代经学崇道，培养治国之才，治事之学尚艺，培养治事之才。儒家明体达用之改造，凸显出道中有艺方可经世致用。治事之学需艺中有道，方可自成境界。自原始社会末期学校萌芽以后，劳动教育、技术教育、生产实践教育完全与学校教育背离。传统儒家思想，鄙视劳动教育；道家思想追求“君子南面之术”的政治哲学；佛家“性空”、玄学“空谈”皆未把技艺放置于应有的高度，治事之学一直在批判儒学、玄学轻艺以激发经学改造，经学治国之学一直在批判技艺小道以激发治事之学不断升华。魏晋南北朝颜之推提倡“生存求利”教育的同时体现了“全人教育”理念。其中，“德艺周厚”即知识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技艺兼习”即知识传授与培养技能结合；“博闻执一”即在知识与能力结构体系中达至博闻与精深统一。古代治事之学达至崇道与尚艺的统一是士子治学之追求。

（四）治事与文明

手工时代因经学主导，因此治事之学对于文明的创造久被忽略。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物质文明进步，古代农才、工才为直接物质生产者，商才乃物质交换者，其直接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进步。《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对此是很好的诠释。没有治事之学，人类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治事之学直接推动了精神文明进步。而天文医学、农、工、商贾的诸多经典则丰富了中国文化，劳动教育对于精神文明意义深远。清代颜元认识到劳动的健康价值：常劳动则“筋骨竦，气脉舒”，而久之则“魂魄强”。由于体质增强，学习起来可以“振竦精神，使心常灵活”。对于劳动的德育价值，颜元认为通过劳动，可以杜绝邪念，纯净内心。他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另外，治事之学有效地弥补了经学、玄学之弊端，无论对于政治思想、社会风气、人才结构等均起到良性作用，从而直接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1]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68.

[2]毛礼锐，沈灌群. 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230.

[3]路宝利.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91.

劳动教育的起源范文第5篇

高等职业教育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职业性教育，在高等职业教育的矿山测量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导致教学效果不够理想，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不利于矿山测量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项目教学法在矿山测量教学中的应用，加强了师生的课堂参与度，激发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本文在对项目教学法的内涵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项目教学法在高职矿山测量教学中的应用，并对应用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

项目教学法；矿山测量；高职教育

传统的高职矿山测量教学模式以教师单一化教育为主导，缺乏师生的互动和学生的课堂参与，导致学生对矿山测量学的兴趣不高，旷课现象严重。矿山测量教学是培养应用型矿山测量人才的基础性课程，矿山测量学习的质量关系到未来学生的职业技能，对矿山测量专业来说至关重要。为了改变这种教学状况，高职教师可以运用项目教学法，加强师生课堂互动，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

一、项目教学法的概述

项目教学法是现代教育的一种形式，起源于欧洲的劳动教育思想，在国外有了较为成熟的发展，在我国发展较晚。项目教学法将学生置于生产化的背景下，改变了过去以教师主导的教学模式，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参与制作项目的整个过程，从而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处境，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达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潜能的目的。教师的教学过程也要注意将教授的知识与项目做得衔接和融洽，便于学生在对项目的操作中实现对课堂知识的掌握和重温，以项目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以学生的参与为目的，实现以项目驱动教学，在学生与老师的合作中实现学习效果最大化，实践技能最优化的结果。

二、项目教学法在高职矿山测量教学中的应用

为了更好地应用项目教学法服务于矿山测量教学，需要在教学设计上首先对课程教学有个整体性的认识，从全局的高度设计教学框架，结合项目设计的要素与矿山测量教学的要素，优化配置要素间的比例，以项目为教学活动的中心，以学生的参与为目的，设计出项目驱动型矿山测量教学方案。并且在教学中结合实际工程的情况，保证学生学到最实在、最实用的技术，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在教学研究中采用头脑风暴法，组织教师、矿山测量领域的专家，一起为项目教学与矿山测量教学提供可行性教学设计。在矿山测量课程的设计思路上，建议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地将课本知识与各个项目有效的结合起来，教师事先对书本的基础知识进行梳理，根据不同内容划分模块，在应用项目教学法之前让学生对矿山测量的知识有个整体的了解，在工程背景知识下，教师建构起矿山测量的知识体系，讲解完基础知识后抛出与项目相关的问题，引发学生们的思考，勾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点，并通过划分小组，为学生们布置项目相关的任务[1]。教师不能仅仅布置了任务就了结课堂教学，而是对学生的任务进行一定的帮助和引导，进行简单的举例示范，随时准备为学生答疑。接下来，鼓励学生独立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后，教师要注重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评价是发现问题，实现进步的重要途径，也是教师及时监督的方法之一。学生任务实施阶段是项目教学法的重点与核心内容，决定了工程项目的质量，是体现学生主体作用的关键环节，是提升教育科研能力和技术修养、促进理论把握与实践技能齐头并进、相互平衡的重要内容，是以项目为导向、任务驱动的课程教学为高职教育改革的路径，符合教育部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要求。

三、项目教学法在高职矿山测量教学中的应用评析

项目教学法作为职业教学的新方法，是探索高等职业教育实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这种教学方法实施后，对教学应用的评价是发现教学问题，促进教学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方法。“教不严，师之惰”，教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的专业素养来说非常关键，因此，需要高职学校在教学层面及时反馈教学效果，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不断完善教学方法，及时反思教育理念，结合社会实践、工程项目的发展水平设置教学内容，通过教学成果的分析，找出进步和差距，优秀的地方继续发扬，有差距的地方极力弥补，通过学校师生的不断努力，尽量消除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歧视[2]。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我国高职矿山测量教学体系，并且在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探索下，能够结合项目教学法及其他方法，创新教学模式，为高职学生提供高质量、实用性的教育，为国家培养更加符合社会实践要求的应用型人才。

四、结语

高职教育为国家建设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对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我国的高职教育起步较晚，项目教学方法尚未成熟，但是其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是十分明显的，高职矿山测量教学应该将项目教学法充分应用到专业教学中去，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专业学习真正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作者：孙立鹏 单位：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