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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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儒家 文化生命 传统 道统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又是历史的存在。一旦人的生命进入历史文化空间，人的类本质——人的历史文化生命也就开始了。生命在历史活动中选择、承继并创造着文化，一种特定的文化在历史中延续、演进形成文化传统，一种特定的文化传统（或精神）的承传系统构成道统。对主体生命而言，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在儒家那里，人的文化生命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

“生命是一条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条连续的流。”[1]在生命这条连续的流中，早期儒家更为强调它的历史根源性，他们深信自己的文化生命是承接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文化生命的存在又表现为一种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形态。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学而》），并以周礼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中庸》也说：“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在孔子的文化生命里洋溢着一股浓郁的历史文化精神。孔子怡然自得地生活在传统文化中，他“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一切视听言动完全依据周礼而行动，对传统的诗书礼乐文化一往情深。在道统的承接上，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和传道谱系，但他对尧舜禹文王周公赞不绝口：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为尧则之。（《论语·泰伯》）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同上）

禹，吾无间然矣！（同上）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同上）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

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孔子隐隐约约地勾勒出了一个由尧—舜—禹—文王—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图，孔子的生命恰好体现了这种历史文化生命的连续性。牟宗三先生也认为，尧舜禹三代一系相承的道统，到孔子时有了进一步创造性的突进。而其开辟突进的关键，是在于道的本质内容的自觉，通过此自觉开辟了一个精神的领域，这就是孔子所立的仁教。以孔子的仁教与尧舜禹三代的政规业绩合起来看，便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2]一方面，正是自觉地承接上了传统与道统，承接上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脉，孔子的文化生命才显得光彩夺目；另一方面，孔子开创的“仁学”又重新打开了中华文化的新局面，启迪着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文化慧命。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上》）很显然，孟子是把尧舜作为支持他性善论的历史人格原形，尧舜的道德生命和道德传统构成了其性善论的历史依据：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尽心上》）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孟子·尽心下》）

在这里，孟子把圣贤的道德传统作为人的道德生命的历史证明，赋予天赋即善的道德生命以深厚的历史意识。不惟如此，在文化生命上，孟子要求“闲先王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辞”（《孟子·滕文公下》）作为自我期许，这种以圣贤传统为主轴的历史意识也是他的文化生命的有力支撑。孟子大声疾呼：“《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以捍卫和承继“先王之道”为己任，自觉不自觉地勾画出一个自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的文化发展脉络图：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至于今，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异常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历史文化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孟子把自己放在道统的时代承接点上，他豪迈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对接，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自觉。

荀子虽然主张“法后王”，但他对“先王之道”同样也是称颂不已：

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荀子·乐论》）

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荀子·君道》）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荀子·儒效》）

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荀子·非相》）

荀子不仅称颂“先王之道”，甚至还极力主张复古。他说：

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谓之复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王制》）

这种“复古”，实质上就是恢复古者先王之道，恢复先王之政。在这种“复古”的外衣下，荀子实现了其生命与文化传统的对接。就是荀子的“法后王”，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知。司马迁、杨倞认为“后王”即是“当今之王”、“当时之王”、“近时之王”[3]，冯友兰、郭沫若等则认为“后王”即周文王、周武王。[4]廖名春则综合了诸家之说，认为，主观上的法古，客观上的重今，这是荀子“法后王”说所具有的双重意义[5]，这一说法较为可信。无论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荀子的尊古意识是不变的，在他的文化生命中始终贯彻着一种历史文化精神。这一点在荀子的“道统”承接中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尽管后儒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荀子排斥在儒家道统之外，但荀子自己认为其学说承继了上至舜禹下至孔子的儒家文化精神。他主张今世仁人，应“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非十二子》）转贴于

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中庸》的“道不远人”，“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表达的正是人类历史文化与自身生命的内在一致性。孔孟都把文化生命的发展归宿视为“道”，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孟子也说：“君子深造之以道。”（《孟子·离娄下》）到了荀子那里，道与生命结合得更加紧密，荀子认为：

圣人者，道之极也。（《荀子·礼论》）

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

圣人是道的极至，圣人是道的总汇，天下之道，百王之道都集中在圣人这里，诗书礼乐文化全都在这里，圣人就是道的化身。正是在此意义上，荀子进一步指出：“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圣人自身就是天下万物以及古今文化的基本法则。

人是文化发展演化的主体，人的生命始终贯穿在整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因而，历史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它同时也是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反过来，从人的文化生命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探出文化发展的端倪。正是基于人的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这一理论前提，有学者认为，孔子提出了文化发展的“文质史观”[6]，它实质上是对汉儒以“文质三统”相互更替的理念解读孔子文化损益观的现代解读。与其说孔子以文质论历史，还不如说孔子以文质论生命，历史文化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只不过是人的生命的外在形式，正是文质生命的发展展示了历史文化的变迁。后学往往在夏商周三代文化尚文尚质的问题上争讼不休，实质上，对孔子而言，文与质是和谐统一的，文与质的统一，既是人的文化理想也是文化建设的理想。对人而言，文质统一即为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的统一[7]，对文化而言则是历史文化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理想结合。荀子在其《礼论》篇中极为精彩地描述了礼文化的发展历程：

凡礼，始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荀子·礼论》）

意思是说，礼，开始时简单，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满意。所以礼达到最完备的程度，就能把情感和仪式两方面都充分、完善地表达出来；其次是，情感胜过形式或形式胜过情感；再其次，那就是只注重质朴的感情，而符合于太古时代的情况。这里的“情”指人的内在情感，即质。礼的发展就是礼从质到质文互胜到文质俱尽的演进历程。荀子又把“情文俱尽”理解为“礼之中流”，认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同上），文与情（质）互相配合，并行兼用，这就是适中的礼，即礼的比较理想的状态。礼是人的生命的外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形态，它的内在结构与人的文化生命结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基于此，儒家还赋予了礼文化以生命的形式，使之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贯穿于生命的始终：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

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

注 释：

[1]　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郑家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2]　参见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47页转述牟宗三先生关于孔子“立仁教”，开创“道之本统”的思想。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163—191页。

[3] 参见[汉]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司马迁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又见[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不苟》（第48页）、《非相》（第80页）、《成相》（第460页）等篇引杨倞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第353页。冯友兰认为“后王之法，即指周道。……荀子言法后王，孟子言法先王，其实一也”。郭沫若也持此说，参见郭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页。

[5] 廖名春：《荀子“法后王”说考辨》，《管子学刊》（淄博），1995年第4期，第18—22页。

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传统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12-0010-02

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积淀与精华，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有所差异与区别的标志。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传统文化教育加以重视，是当前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要求，也是新课改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应当积极引导学生重视传统文化的作用与价值，这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确保中国梦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高认识，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其文化软实力上。对我国而言，悠久的传统文化是我国软实力的一大体现。教育部颁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高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要求W生阅读篇幅较长的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认识中华文明形成的悠久历史进程，感悟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和杰出人物的贡献，吸取前人经验和智慧，培养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抵抗困难挫折的能力。语文新课程标准中要求：“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要引导学生能通过学习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我国古典文化以及传统文化，同时还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国的文化。要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积极吸取，在学习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从而为学生传统文化底蕴的形成夯实基础。”所以，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引导学生真切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灵魂与精神，使学生不仅学习知识，同时还学会做人，只有这样才能使语文教学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得到长远持续的发展。

二、高中语文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1.提升语文教师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

对于教师而言，其首要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尤其是传授传统文化知识。教师的艺术素养以及言行举止会对学生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教师全方位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和综合素养，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用科学知识、传统文化知识丰富强大自己，在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为学生树立道德榜样。只有这样，教师在教授知识的时候才能全身心投入，使学生更好地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总的来说就是要努力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2.把语文课堂当作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1）认真备课，精心组织，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一是通过课堂导入激发兴趣。 特级教师于漪曾说：“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激发学生兴趣，首先应抓住导入环节，一开课就把学生牢牢吸引住。”教师应依据教材的内容以及学生实际接受能力和自身的教学实际，对导语进行灵活设计，营造一种融洽的教学氛围，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如讲《鸿门宴》前，教师可从棋盘上的“楚河汉界”谈起，引出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诗句，描述他实力的强大。然后话锋一转，讲到“霸王别姬”和“乌江自刎”，对学生进行提示：为什么项羽会有这样的结局？除经济、政治等诸多客观因素外，其自身的性格特质也是一大关键因素，这篇课文中对项羽的个性进行了生动的描绘。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热情。

二是通过联系生活激发兴趣。学生生活的实际和古典文化中的内容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相似性，以现代意识看待古典文化，能使学生与古典文化之间的距离有所拉近，学生不会再觉得古典文化遥远，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古典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学生未来成长和做人有很大帮助。如教学《寡人之于国也》，当讲到“五十步笑百步”时，可联系现实生活中“顺手牵羊不算偷”“一二五不算赌”“收点礼品不算受贿”的思想；讲到“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时，可指出这正是维护生态平衡的环保意识；讲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时，可分析这正是要求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教育的朴素思想。还有《劝学》一文，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为喻，阐述了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证明，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学习古典文化内容，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感受，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2）立足教材，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深刻内涵

教师的教学应当从课堂出发，要对教材中呈现的传统文化精髓进行深入挖掘，将圣贤的思想以及以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典型加以传承，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念；从孔孟时代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屈原的“虽九死余犹未悔”；从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到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白“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积极入世的态度；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胸怀；白居易“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对劳动人民生活艰困的深切同情；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对家乡的恋恋不舍以及客居异乡的无奈与痛楚。这里有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有荣辱不惊、杀身成仁的正气。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和为人处世的原则，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前进的动力，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

3. 编写传统文化教育校本教材

学校可编写传统文化教育校本教材，把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材中。对校本资源进行积极开发是传统文化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要求教材中应呈现出我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将传统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同时结合各地的文化资源，做好特色传统文化教育，进一步培养学生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之情。

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范文第3篇

一、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读本，进行因材施教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典籍众多，或短小精悍，或长篇论着，或浅显易懂，或深奥晦涩。选择适合小学生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培养学生诵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兴趣，教给学生做人做事之道理。根据学生年龄的差异安排诵读内容：如：一年级学习《三字经》；二年级学习《百家姓》；三年级学习《千字文》；四年级学习《弟子规》，背古诗词20首；五年级学习《孝经》，背古诗词20首；六年级学习《增广贤文》，背古诗词20首。而《老子》是经典中的经典，蕴涵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它对开发学生潜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有无法估量的作用。《老子》则适合各年级学生诵读。

二、诵读经典，在传承中有效渗透与融合传统文化教育

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传统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古就有注重音韵的传统，多数文化经典适合诵读，不仅可在抑扬顿挫的节奏中加深记忆、增进理解，更可从中体会到民族特有的文化美感。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传承悠久、内容丰富，教师应有计划、有层次地进行组织和引导。根据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接受水平，由简入繁地安排每个年级、班级的诵读内容。如低年级的学生可要求其诵读较简单的《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等，中高年级的可读一些稍长的唐诗，宋词、元曲、歌赋等。在时间安排上可为一周一节或两节课，要求学生对所选内容反复朗读，以致熟读成诵，牢记在心。在诵读中学习，可以更好地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这就是所谓的“熟能生巧，巧能生花”的道理。

三、创设情境，在传统文化渗透中提升学生思想素养

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教学中我们要精心组织授课内容，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戈壁滩上古长城的变迁、木兰从军、造纸术的发明、7岁曹冲称象的故事……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赤子之心，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这些需要我们教师及时抓住文本中传统文化的教学契机，触发学生的情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传承。从老庄到孔孟，从屈原到李白，从柳永到苏轼，从陶渊明到王安石……我们掬古典之泉，灌蒙尘之心，我们在愉悦中学会孝敬，学会关爱，学会诚信，学会思考，学会勤奋，学会优美，学会深刻。

四、加强老师在课内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介绍及应用

我们要让孩子对传统文化有兴趣，首先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兴趣。比如我们要教授《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首先得让学生知道本文的作者及其时代，然后要让学生知道作者是在重阳节时因为远离家乡，思念亲人所写，最后引导学生认真分析探究古诗中的传统文化内涵，让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诗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让学生也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习俗好奇不已。课下，他们都主动地去查找资料，了解中国古代其它节日的民俗风情。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有了自觉学习传统文化的愿望。

五、善于教学拓展，加强传统语文趣味训练

训练是语言学习的手段，也是文化传承的手段，尤其是那些富有情趣的训练内容，能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语言的美妙。中国的茶壶常饰以字画，让人们一边细细品茶，一边玩味壶上字画，增添乐趣。有一种茶壶壶腰（或壶盖）上一圈就写了五个字：“可以清心也。”可别小看这五个字，这五个字可以组成不同的句子，有不同的意境：可以清心也，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还有一个故事：据说纪昀编纂《四库全书》时，皇上曾命他题纸扇，纪昀写了王之涣的《凉州词》，乾隆一看，沉着脸问：“怎么丢了一个‘间’字？”纪昀接过扇子，看了看，镇定地说：“没有丢字，皇上，这是一首词。”说完，就读了起来――请想一想，《凉州词》少了个“间”字，怎么通过改变停顿变成一首词？通过讨论，学生会发现这样读来别有趣味：“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项训练使学生了解了语言表达的灵活性，语言训练的趣味性以及诗与词之间的区别。

六、传统节日期间开展传统教育活动

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范文第4篇

现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革并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虽然这种形式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但它又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它不再用文言文来表达思想，而是用现代语言来呈现，表现手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建立了属于新时期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新诗、白话文、现代小说等。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接纳与内化外来文化，不但具有非常浓厚的现代气息，而且与世界潮流并行，这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冲突。然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能脱离传统文化，它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不断汇集，经过时间的考验、人们的雕琢，最终形成的传统文化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和道德理性，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众多思想文化成果中，最优秀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儒家文化，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传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儒家文化具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那它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在许多当代文学创作者创作的作品中，总会存在一些儒家思想。究其原因，这是由于文学创作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心理结构都对儒家思想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他们的作品中都渗透着儒家思想的一点一滴，儒家思想对现代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如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对儒家文化有深入的刻画，虽然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衰落与困惑，但是同时也表达出了对其顽强生命力的敬畏之情。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我国有56个民族，汉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少数民族，各个民族都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洗礼得到了长存，是中华大家族里的瑰宝。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会受到儒、道、佛等思想的影响以外，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又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文化，这些文化伴随着少数民族的发展而流传至今。因此，少数民族文化理所应当是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在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鲜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似乎少数民族文化总是被创作者们所忽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比主流文化更具特色、更有个性，从这一点来说，少数民族文化能够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创作者在创作时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糅合，更好地将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例如阿来在《尘埃落定》中就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把藏族的土司制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使其作品更富有民族气息和民族特色，显得深刻而神秘，越发吸引读者。

（三）民间文化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民间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最大的三个特点就是驳杂性、自由性和发散性。所谓驳杂性是说民间文化多且杂；自由性是指民间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严密的组织，是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发散性是指民间文化在民间的传播速度很快。此外，民间文化还具有轻松、幽默等特点。正因为民间文化有这些特点，才使民众喜闻乐见。既然民间文化有如此多的优势，那么它又是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呢？由于民间文化与人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现代文学的创作者们捕捉到了民间文化的这些特点，为了使他们的作品能够受到读者的喜爱，于是就在作品中引入了民间文化。如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小说《故乡》中都充满了对家乡民间文化的眷恋之情；再如金庸的很多武侠小说也对民间文化有着大量的呈现。由此可见，现代文学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民间文化的助阵。综上可知，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民间文化等都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现代文学迸发活力的源泉所在。

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发展现代文学

虽然现代文学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应该如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总的来说，现代文学的发展仍然需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具体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礼教，启蒙了民众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这场运动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批判无疑是深刻彻底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是偏激的、片面的，这是当代文化建设时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无疑是现代文学继承传统文化的丰富遗产的必由之路。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少封建糟粕，但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流传下来的思想精华也有很多，这些东西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值得我们去学习，在现代文学中更应如此。只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源头，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就能够繁荣发展。

（二）探寻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用心去探寻。虽然在不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地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它可能会不断延伸、逐渐变迁。地域文化将会更加纷繁复杂，这就需要文学创作者付出更多的心血去领悟其中的真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可供使用的宝贵资源。另外，民间文化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文学创作者进行深层次地挖掘。民间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这成就了民间文化无拘无束、豪放洒脱的特性。但是民间具有复杂性，它既能滋养高尚情操，又可能会隐匿庸俗文化。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对文学素材的选择上要有所取舍，把握好作品的道德判断、审美取向和写作技巧等。只有积聚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文学向前发展。

（三）重建文学观念中的中国意识

现代文学越是强调“现代”，就越是看重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这会导致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当这种断裂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旋律时，文化与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就会被忽视。因此，重新定义现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重新认识现代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性关联已经迫在眉睫。要唤醒文学研究的中国意识，就必须将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钱穆先生认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换言之，若我们能了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亦可对于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启示。”因此，现代文学创作者应当在其作品中积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树立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积极投身于当代文化建设中，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乃至主流文化的走向做出更多贡献。

四、结语

儒家文化与传统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亚洲四小龙；经济；新儒家思想

一、亚洲四小龙腾飞的经济成就及文化背景

对东亚各国的政治及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传统文化主要有三种，即中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和新加坡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因而其政治文化中渗透着浓重的儒家伦理。

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经过文化性格的重塑后，韩国形成以准军事管理为特征的企业文化；新加坡形成以奋力拼搏求生存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合中西方文化精华，港台形成以竞争务实求发展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地域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自然资源也并不丰富，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促使他们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是什么？而在这诸多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其背后的文化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话，那么和西方“新教资本主义”相对应，有人把“东亚经济模式”称之为东方“儒家资本主义”，也不无道理。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第一派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第二派认为是东亚抓住并利用好国际机遇，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第三派是制度学派，以宏观调控功能来解释东亚的经济起飞。目前虽然学术界对促进“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等海外新儒家学派，他们也都强调中华文化价值观对于东亚现代化发展的精神指向。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新儒家价值观是结合当地实际，借助于西方现代经营管理而发展的。新儒家价值观吸取了旧儒家价值观中的勤劳、节约和重教育等优良传统，衍生出更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即把节约的钱用于投资；教育方面强调人文、技艺；勤奋牟利；管理上除了家长式管理外，还兼有现代的经理式管理。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儒家的社群情感、奉献家庭、纪律严明、政治稳定、平衡调适、忠诚仁厚、修身、反省、自我纠正已被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奥秘。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综合思维方式也被认为是弥补西方精神缺陷的良方。

日本的发展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奇迹，被视为现代化的新模式。日本的许多企业家，如“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财界总理”土光敏夫等，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始终自觉以儒家文化中的信条来经营企业。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训给他们激励、影响至巨，此种实例多得不胜枚举。

构成台湾经济主力的中小企业，多数是家庭式的企业，流行的正是儒家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较好的是台湾和新加坡，而两者也均以重视儒家文化著称。

众多香港人民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依然保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义利两全、诚实经营、勤俭持家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促进了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

韩国经济崛起的原动力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致富经国的价值观。一心想证明“韩国也能”，是促进韩国企业拼命经营的重要精神力量。三星财团创办人李秉哲曾指出，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论语》，吴越尚能同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与韩国相比，新加坡是曾经接受过“全盘西化”但醒悟最早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来抵御西化，还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新加坡人开办的企业，十分重视培育以儒家价值观为特色的企业精神。“新加坡21世纪五大理想”要求：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家庭凝聚，立国之本；人人都有机会；心系祖国，志在四方；积极参与，当仁不让。新加坡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一直紧随美国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伦理、重勤俭的儒家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

对新儒学的兴起以及儒家文化的前景，现在还难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儒家文化的精华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已证明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依据之一的合理性，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背后，有着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积淀和支撑。

二、新儒家思想在现代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

探讨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及其与亚洲现代化间的关系，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今天，中国儒家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成为企业文化精神的资源和依据？怎样继续从更广和更深层面促进经济的增长呢？我们认为，必须注重几点：

（一）儒家文化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儒家文化本身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要在商品文明和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必须经受扬弃超越，要对其自身进行改造，在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型；

（二）发扬儒家文化必须以市场经济法制化为前提。儒家文化是作为中国法家思想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法家强调法治，儒家强调的是礼法和德治，因此儒家文化先天性地缺少法制。西方不少著名学者在赞扬儒家的礼仪规范后，也不无精辟地指出：儒家文化的确需要一个法律传统来支持礼仪规范；

（三）使儒家文化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时，更要看清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也不能忽视了员工与对外竞争精神的培养。如此才可发扬个人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激发企业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

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新儒家的理论根据又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就连“亚洲价值观”的提出者李光耀都说：“儒家的价值观已经差不多变得过时了。”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当世界被最崇尚的亚洲价值观所吸引时，惊人的经济增长掩盖了最糟糕的东西：裙带资本主义和腐败。

有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中国文化包括新儒家思想无论在科学、民主、思维方式、艺术创造还是在宗教体验方面，都暴露出其本身固有的重大缺陷与限制，如果缺陷和限制不能被超越，中国文化就很难说会走向现代化。

三、对我国治国理政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