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经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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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营的原则范文第1篇

    赵苑达教授的上述观点，主要是针对中国2004年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的出口占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左右，低于世界10%的平均水平，并且远不如日本的50%、英国的45%的状况提出的。

    一般观点认为，只有在“某一类保险业务风险过大，由民间保险企业进行商业化经营必然会出现亏损”，以及“某类保险业务为国家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所必需，从而必须由政府设立机构直接开办，并由政府直接承担亏损”这两个前提下，才应当实行政策性保险。

    “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机构，比经营其他保险业务的机构面临更大的亏损风险，因此，出口信用保险被认为是理所应当享受政策性保险的待遇的。但是这种判断显然是由逻辑推理得出的十分笼统的结论，而不是建立在对不同结算方式所蕴含的收汇风险的差异的具体分析之上的。”赵苑达指出，“合理的做法是风险较小的业务，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按照自负盈亏的原则将其定性为商业性保险；只有商业保险公司按照自负盈亏的原则无法经营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才有必要定性为政策性保险。”

    原先，中国政府每年都会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一笔数量为1亿美元的专项保险基金，近年来这笔补贴费追加到了4亿美元。赵苑达提出，“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应当设立两个经营账户——政策性业务账户和商业性业务账户。商业性业务账户上的业务要自负盈亏，盈利为该公司所有和支配，亏损也要由其自行承担，而不能动用国家财政拨付的风险准备基金来弥补。”

    法国科法斯集团驻北京首席代表王青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出口信用保险设立两个账户在国外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在这些国家中，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一般都会分别设立国家账户和公司账户。国家账户经营的就是政策性保险业务，主要包括中长期信用保险、投资保险、外汇汇率保险等业务，保险公司则作为该国政府的“人”，负责为政府提供信息服务，并没有决策权。国家财政部可以派专员列席保险公司董事会的所有会议，达到对国家账户的管理目的，从而使得国家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

保险经营的原则范文第2篇

从我国的金融法现状而言，分业经营下的法律制度基本健全。我们有《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领域的基本大法，围绕这些法律，还有众多金融类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也有“一行三会”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分别进行金融监管。但是，简单地将分业经营下的法律进行叠加适用与启动联合监管远远不能解决混业经营所带来的法律与监管上的冲突和缺失。

在金融走向混业的趋势下，我们需要调整完善现有的金融法制体系，转变金融监管，打造出一个能最大限度支持各种金融业态和谐、有序、健康地混业经营的金融法治环境。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法治与监管价值

在分业经营下，银行、证券、保险等都有其各自的核心价值，如银行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证券的“三公原则”，即公平、公正、公开；保险的大数定律、最大诚信原则。这些核心价值与基本准则，无论从立法到监管都需要法律加以保护，甚至在法律中直接予以确认，并以此统领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指导监管者的金融监管行为。例如，为了维护安全性原则，在《银行法》中，规定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并出台了专门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加以细化，监管部门也在不断加强资本监管。

混业经营下，我们同样甚至更需要找到这样一个统一的、超越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准则，来指导混业经营下的金融法治与金融监管方向。简单而言，就是混业经营下我们未来立法与监管的根本出发点是什么，核心监管目标是什么，由此法律要保护什么，禁止什么，监管要做些什么。例如对银行我们尤其注重金融风险的防范，强调风险底线，而证券投资注定是“高风险、高收益”的领域。对于这样的混业，我们需要一个顶层价值，来协调混业经营下必然会面临的不同金融业态之间的利益冲突、监管套利，明确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而这是分业经营下不会遭遇的问题，是目前的法律法规中不曾涉及的，但却是未来混业经营趋势下完善金融法治的核心问题。

混业经营下的金融法治与监管价值需要立法者与监管者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思考。其中，防范风险无疑是金融法治与监管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混业经营下金融法治与监管核心离不开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审慎监管和规范金融业务的目标。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监管模式选择

在监管模式方面，金融混业监管的代表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美国模式，即“伞形监管+功能监管”体系。这一监管体系从整体上指定美联储为金融集团的最高监管者。同时，规定金融集团所有附属金融机构按行业不同，接受功能监管机构监管。一种是英国模式，即“单一监管”模式。由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对金融行业和金融机构统一行使监管权。日本和韩国目前也采用类似的监管模式。

而我国目前的混业经营模式是多样的，监管模式还停留在分业监管阶段。《证券法》、《保险法》中明确禁止混业经营，证券业、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只留下一个例外规定，即“国家另有规定除外”。由于没有统一规定，自由生长下的混业经营既有银行母公司模式，如中、农、工、建四大银行，还有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除此以外，还有以保险为主体的平安集团等，不一而足。在监管上，则是按照不同的金融机构分别设立不同的监管主体。而金融控股公司由于不直接从事任何一种金融业务而游离于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但实际上它却是整个金融集团战略的制定者和责任的最终承担者。

多种混业模式并存给金融立法与监管带来了难度。混业经营渐成趋势，不能总是法律中“国家另有规定除外”的个案产物。分业监管无论如何延伸监管触角、加强沟通协调机制，也难以克服监管重叠或监管漏洞。美国于1999年出台《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实施近60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消了混业经营的禁令。英国于2000年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化》最终统一了金融监管体制。当前，我国也急需这样一部法律，来明确混业经营的法律地位，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

混业经营下的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无论是金融法还是金融监管，其最根本的关切就是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金融消费者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石，缺乏规制的混业经营有可能会撼动这块基石最根本的权益。举例而言，对于追求资金绝对安全、不想承担任何投资风险的普通储户而言，因为混业经营的银行投资证券或其他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业务失败而破产倒闭了，就像金融危机中轰然倒下的那些知名大银行那样，储户因此将拿不回存款或者全部存款时，实际的结果就是将这种混业经营的风险强加在了没有选择风险投资的金融消费者身上。无论你个人选择的金融产品是存款还是证券、信托，混业经营在某种程度上是将整个金融风险强加在了所有金融消费者身上，这对金融消费者是不公平的。

从法律角度而言，这种混业经营剥夺了金融消费者对风险交易的自主选择权，以至于最终会损害消费者最基本的财产安全权。当然，也包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因为银行没有义务定期告知普通储户它所从事的高风险金融业务，你甚至不知道钱是怎么被银行亏掉的，在经济学上这也被称作信息不对称。金融危机之后连带而起的很多金融诉讼的重要诉因就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保险经营的原则范文第3篇

一、权责发生制在保险会计中的局限性

1.权责发生制与保险的谨慎性存在着两则必反。

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其经营对象的风险性，保险成本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保险责任的连续性等经营特性，与经营环境的融合和交织，使保险公司经营较之一般企业经营更具风险，加之保险公司涉及广大的公众利益，其业务对象具有广泛的性，这从而也就决定了保险行业在处理会计信息上必须更加稳健保守。过去，由于保险公司更多地考虑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忽视了谨慎性原则，造成了保险经营的不稳定性和为数不少的不良资产。比如前几年比较突出的应收保费问题一直是保险公司老大难问题。由于“三角债”因素及其自身存在的不流动性，应收保费居高不下，长期挂账不仅使保险公司失去了投资机会，减少了投资收益，带来机会成本，而且应收保费按照权责发生制作为保费收入入账后，保险责任开始生效，由于保费未到账，而保险事故发生时客户又要求赔偿，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纠纷，而且，按照法律判决大多案例，无论是客户未缴费，还是款项被人挪用，保险公司一般都败诉。这样势必引发信用差的客户钻空子，恶意拖欠保费，使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加大；分保方面，在法定分保情况下对于未收到的保费，公司仍需垫付一定比例的分保费用；税收方面，公司还要支付营业税及附加和所得税，而且现实的保险行业高税率对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这几年许多公司干脆另避蹊径，采取长期不入账或少入账的办法，这显然又违反了权责发生制，而且容易造成业务员催收未出险的到期的或临近到期的保险单的保费不交公司而入私囊或和保户私分。还有应收利息问题，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拆出资金、保户质押贷款、存款、贷款、保户储金等期末都应计算应收利息，确认为利息收入，而且对于逾期贷款，原制度规定逾期（含展期）未满一年，按规定计算应收利息并纳入当期损益。应收利息尚未收回而作为利息收入入账后，这必然使保险公司形成虚假收入和虚假利润，最终以实收资本或侵蚀保户利益垫交国家税收，挂账的利息越滚越大，它所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简单的寅吃卯粮，而且已构成潜在的威胁，加大了金融风险。

2.权责发生制忽略了现金流量在保险经营中的重要性。

保险经营的对象不是商品，而是保单，保单一经签发就具有法律效力，一旦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或保险期满，保险公司负有赔偿或给付的义务。因此，保险业务实质上是对保险契约承担的一种将来偿付责任。对于保险行业，负债项目较一般会计重要，而负债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各种责任准备金。保险公司通过收取保费而建立起来的各种责任准备金，不是盈利，而是对被保险人的一种负债，是要随时支付的。保险经营作为一种负债经营，其首要任务就是要确保足够的现金来满足偿付能力的需要。因此，现金流量在保险行业中具有至尊的地位。而权责发生制由于在计量过程中运用了应计、递延、摊销和分配等一系列体现人为因素的会计行为，使得利润也最终成为受制于理念的计量结果，它可能是观念上的利润而非现实的利润。虽然某些公司账面利润很高，但有可能因缺乏足够的现金而产生赔付危机，导致大规模退保、挤兑，严重的会公司的生存，甚至导致破产。比如，这几年，日本先后破产了明治生命、东邦生命、第一生命等六家保险公司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些公司由于盲目追求业务规模，大量销售具有“还本性”的储蓄型商品，在保险公司经营“繁荣”的同时，现金的流动性减弱，隐藏财务风险，最后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受利差损的拖累而导致破产。

3.权责发生制下对于保费收入的确认与保险合同条款不相匹配。

对于保费收入，按照新制度的规定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第二，与保险合同相关的利益能够流入；

第三，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从第一个条件可以看出，保费收入的确认是以“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而不是以“实际收到保费”为依据，从上看来，它是权责发生制，但从保险合同条款来看，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情况完全不同。财产保险合同一般是签单生效，即保险合同一经签订，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无论是否收到保费，应确认为保费收入，它是基于“权责发生制”原则；但对于人寿保险合同，一般是收费生效，即收到保费后保单才能生效，此时才能作为保费收入，它是基于“收付实现制”原则，由此可见，权责发生制下对于保费收入的确认与保险合同条款规定存在明显的矛盾。

4.权责发生制不能适应当前建立保险监管会计的需要。

保险行业对经济社会背负着巨额负债，承担着对整个社会的保障责任，发挥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这决定了保险会计具有鲜明的法定特点，保险行业的经营必须接受严密的监理，以防范和化解由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在全国各地应运而生，以此来维护相对弱势的群体“保单持有人”的利益。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监管的核心是偿付能力，它要求保险公司形成两套保险会计体系：

一是公认财务体系，

二是监管会计体系。

监管会计由于服务对象、目标以及假设不同，在稳健程度上显得比公认会计更为保守，所选用的和程序往往把稳健原则运用到了极致。保险监管会计体系的建立无疑对传统的权责发生制提出了挑战，如前所述，权责发生制强调的是收入和成本的关联和经营成果的客观反映，而不是偿付能力。

二、完善保险会计确认基础的几点建议

通过以上，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慎保险会计确认基础，客观分析保险会计环境，从保险公司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的业务性质，可以实行“联合发生制”混合会计基础，即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并存，扬长避短，充分体现其灵活性，以适应不同的决策需求。具体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对于保费收入的确认应分别针对不同期限的保险业务采取不同的会计确认基础。

对于保险会计核算的分类，我国《保险法》按照保险业务不同划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并要求分险种分类核算。这种划分虽然照顾到了保险公司分业经营的需要，但不利于制定规范化的会计标准。当前在西方很多国家将保险业会计核算分为短期保险（保险期限在一年或一年以下，简称“短险”）和长期保险（保险期限在一年以上，简称“长险”），分别涵盖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笔者认为这很值得借鉴。因为短期保险与长期保险在保险内涵、风险特征、保险期限特别是保险合同条款的具体规范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会计核算方法的处理上也应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对于“短险”（比如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的确认可采取权责发生制，即保费收入应于投保人应当交纳保费时确认，因而它存在应收保费，应收保费必须入账。但这里有个例外，对于“短险”中分期缴费合同应于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分期确认保费收入，并可考虑在签定保险合同时作出特别约定：“本保单未交款不生效”或“赔付时按实收保费占保单保费的比例赔偿”。对于“长险”（比如人寿保险、长期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的确认平时应采取收付实现制，即保费收入应于收到投保人交纳的保费时确认，因而它不存在应收保费，但在会计期末通过责任准备金调整回归到权责发生制。

2.对于利息收入的确认基本上采用收付实现制。

对保险公司发生的拆出资金、保户质押贷款、保户储金、存款等期末都不再应收利息，一律按收付实现制在实际收到利息后确认为利息收入。应收利息主要是指债券投资已到付息日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和原贷款挂账的利息。对逾期贷款，应缩短应收利息转表外核算的天数，由一年缩短为90天。

3.对于其它收入一律按收付实现制来确认。

保险公司除了保费收入、利息收入以外，还有追偿款收入、手续费收入、租赁收入、代勘查收入、咨询服务收入等其它收入，这些收入的确认，从成本与效益原则考虑以及稳健性出发，采用收付实现制。

4.对于成本与费用支出的确认原则上采用权责发生制。

对保险公司发生的保费支出（比如赔款支出、手续费支出、佣金支出、各项责任准备金提转差、“三项准备”等）以及利息支出应严格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和计量，凡是在本期发生的，都应全部在本期入账，不应延至下期入账，将本期成本费用作为下期成本费用处理。对于其他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在贯彻权责发生制原则、重要性原则的前提下，应当重视谨慎性原则的运用。比如，对于有“三项指标”控制的防预费、业务宣传费、业务招待费应按比例控制使用，据实列支，不得预提；固定资产修理费待摊和递延不能混乱使用，也不能采用预提方式；对于开办费，应当在开始经营的当月起一次计入开始经营当月的损益，不得计入长期待摊费用。

5.对于保险监管会计确认基础的选择应以贯彻谨慎性原则为“重中之重”。

在未来我国保险会计规范体系健全和完善后，要求保险公司提供两套报表：首先按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然后按监管会计原则再调整为监管会计报表。监管会计报表的编制应强调提供偿付能力信息。比如，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不是全部资产，而是认可资产即监管机构接受的，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可确定性，需赔付时在短时期内能够变现的资产，利润表的编制采用更为保守的确认方法，所计算的收入低，而对费用则不作资本化处理，全部作为当期费用，因而计算的费用高，盈余低；现金流量表应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现金流量表完全基于“收付实现制”，能直观地反映保险公司的支付能力，它所提供的现金流量信息不仅有助于消化不良资产，而且可以满足保险监管部门进行监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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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营的原则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综合经营；金融风险；银行业绩

1.引言

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对于美国的金融体系是一场系统性的改革。该法案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经纪、承销业务，禁止商业银行的员工在证券公司兼职，商业银行从事保险业务也受到严格限制，而仅保留了承销政府债券的资格。该法案对利率上限和银行跨州经营也进行了严格限制。美国自此形成了长达66年的分业经营金融体制。

但是随着金融业深化和扩张，该法案形成的分业经营格局阻碍了银行业务扩展，而非银行机构侵入商业银行的存贷款领域，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出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部分获得特许的商业银行开始从事证券承销业务，而1998年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标志着该法案已名存实亡。1999年11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分业经营的规定作出了实质性修改，准许银行控股公司转变为金融控股公司，打破了银行、证券与保险之间的金融防火墙，确立了综合经营的金融体制。

我国在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都对银行、证券、保险的综合经营做出了禁止性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但是目前严格的分业经营都已被突破，光大集团、中信集团和平安集团成为实质上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业务涉及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资产管理等行业和领域。国务院批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允许保险资金按一定比例直接进入资本市场。由于现实与法律条文存在着脱节情况，因此立法机关、市场机构以及专家学者对这一禁止性规定争议较大。最后，三部法律在修改时，都在原有的综合经营禁止性规定基础上，加上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既为既成事实提供法律依据，也为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和发展预留了空间。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公布的银行监管数据，在其所统计的142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10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商业银行从事证券业务，79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保险业务。但是，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深了监管部门和市场对于金融风险的担忧，在综合经营的模型下，源于证券和衍生产品的风险很容易传导至同一家金融控股公司控制的商业银行部门，降低银行业务的稳健性。从短期影响来看，可能造成银行的监管资本无法有效吸收损失，金融机构的杠杆倍数较高，会进一步恶化市场风险。同时，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银行挤兑，造成银行流动性不足，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也会失去作用。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也可能加剧银行的不稳定性。从长期影响来看，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金融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和关联性，微观风险容易演化成为系统性风险，风险的直接传导（“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使风险传导至整个金融链条，造成金融资产缩水，金融机构经营质量下滑；风险的间接传导（“羊群效应”）会放大顺周期性，造成市场信心丧失，市场剧烈波动。

我国《商业银行法》修改时，把第四条“商业银行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为经营原则”修改为“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这一原则顺序的变化，表明了立法机关对审慎监管、审慎经营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应该分别从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角度去分析中国是否应当采用综合经营模式、综合经营对金融业的影响以及我国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具体路径选择。

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7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世界范围内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具体影响效果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简要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综合经营的内涵、影响和我国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路径安排；第三部分介绍样本情况及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进行实证检验并讨论结果；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2.理论分析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美国倒闭的银行超过9000家，股市崩盘，金融系统无法稳定运行，美国国会对危机的调查认为正是商业银行涉足证券行业导致了金融危机。随后，美国通过《1933年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Q条例》，建立起了金融分业的防火墙，从业务、地域、人员和利率等方面，防止某一金融领域的风险传导到其他领域，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

但是，由于银行类金融机构受到了严格的管制，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逐渐绕开监管，与商业银行在业务上展开竞争。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面对着高额利润的刺激，也开始寻求规避途径。商业银行纷纷成立银行控股公司，跨州设立分支机构；进行业务和产品创新，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工具）。监管部门顺应金融发展潮流，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如取消存贷款利率上限、扩大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等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批准五家商业银行直接从事企业债的承销业务，并允许摩根大通公司承销股票，随后又扩展到其他银行。而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在一定条件下，银行控股公司可以转变成为金融控股公司，允许银行业、证券业与保险业交叉持股，业务经营相互渗透。

我国在金融改革试点的过程中，曾经尝试过综合经营的模式，中信公司、交通银行等都涉足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等业务，但由于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制度建设不完善，金融市场出现过较大的混乱，1993年中国政府确立了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实施，为分业经营提供了法律上依据；从监管体制上看，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分业监管。但是，现实中已经存在了所谓“光大模式”和“中信模式”（王鹤立，2008）的金融控股集团，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法律修改时在坚持分业经营体制的同时，加入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一定限度上认可了综合经营模式，也预留了改革空间。

是否应当采纳综合经营模式，核心问题是综合经营对金融的影响程度。《证券法》在立法之初，正是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因而禁止综合经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是否已经具备了建立综合经营体制的条件？

从世界范围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建立了综合经营的金融体制，而绝对的分业经营已经非常罕见。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业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已达133.6万亿元人民币，与2004年底相比，增长了324.1%。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11年9月末，已有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中国设立机构，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06万亿元人民币；综合经营的模式具有范围经济、规模经济的特点，有利于银行的降低经营成本，扩大业务范围，我国商业银行也加快了“走出去”的发展步伐，。

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综合经营下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巨大影响，监管标准和监管质量都较高的美国金融业在危机中损失惨重，以至于美国不得不实施“沃尔克规则”，禁止商业银行开展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类似工具的大额投资，而且重回“格拉斯-斯蒂格尔防火墙”的呼声不绝于耳。

综合经营金融体制的建立，应当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和监管能力相适应（席涛，2010），纵然中国金融业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我们不能忽视我国金融市场仍然较为落后，监管水平依然有限，金融机构治理水平不高，客观分析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来源于经济增长、政策扶持等外部因素支撑，银行业机构作为市场主体的自生能力依旧欠缺，内在约束机制的有效性依然不足。截止2012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达4929亿元人民币，其中次级类贷款余额为2176亿元人民币。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风险极易转化为金融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次级类贷款违约风险上升，进而造成流动性不足，影响银行稳定经营。建立综合经营体制必须考虑到我国证券业和保险业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的现实情况，尤其我国证券市场波动较大。

金融风险监管能力也是建立综合经营体制必须考虑的因素。我国金融监管立法不足，虽然已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但该法缺乏具体实施细节的规定，难以直接适用。国务院颁布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和《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银监会近年来制定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银行并表监管指引（试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但是，较高位阶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依然较少，而红头文件的颁布和废止却十分随意，总之，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律建设十分不健全。监管机构的执法水平和能力也较为欠缺，监管部门和市场机构对金融风险的测算、预防和处置，都缺乏足够的专业人才和经验。

银行业务与证券、保险业务的相互渗透，可能导致道德风险问题。综合经营模式下，同一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金融机构容易出现违法违规的关联交易、资金往来，相互挪用客户资金，金融防火墙无法发挥作用，原有的微观风险没有消除，还可能产生新的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缺乏严格、统一的标准，并表监管仍处于起步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难以识别，由于顺周期性的存在，控股公司持有的高杠杆工具在市场形势较好时，往往产生了较高的估值，造成金融机构资产虚高，处于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商业银行则可能从事相应的业务予以配合，因此被迫承担了本不需要承担的风险，造成经营效益低下。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待验证的假说：

假说1：综合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

假说2：综合经营模式下，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较低。

3.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了73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银行经营业绩数据取自于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的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atabase），金融经营体制的情况来源于《银行监督管理数据库》（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Database）。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源于世行《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及《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Report）。

（2）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说1和假说2，本文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Bankperformanceit=β0+β1Universalbankingit+β2Xit+it （1）

1）被解释变量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Bankperformance代表银行业绩，包括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loans）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前者是指不良贷款（包括扣除贷款损失准备金之前的不良贷款）与贷款总额的比率；后者是银行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率。

2）解释变量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银行监督管理数据库》中，披露了各国金融机构分业和综合经营的情况，本文将是否采用综合经营模式设置为虚拟变量Universalbanking，采用了综合经营体制（允许银行经营证券业、保险业），虚拟变量为1；禁止综合经营的，虚拟变量为0。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城镇化率（Urban）、法治水平（LAW）、银行业集中程度（Concentration）和贷款拨备覆盖率（Provision）作为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变量，引入回归模型。

（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1报告了本文变量的描述统计，包括了2005年至2010年73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数据显示，被解释变量中，不良贷款率的平均值为4.59%，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11.94%。解释变量中，综合经营的均值是0.4。表1还列出了5个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化率、法治水平、银行业集中程度和贷款拨备覆盖率，从中可以发现，标准差较大，说明各国在这几个指标上差异很大。

4.实证检验与分析

为了系统地考察综合经营金融体制对金融稳定以及银行经营业绩的影响，本节在控制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城镇化率、法治水平、银行业集中程度和贷款拨备覆盖率的基础上，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经过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P值较小，本文所使用的两个回归模型都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随机效应模型。

我们对综合经营下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情况进行检验，表2中的（1）列显示，综合经营模式对于银行不良贷款率存在着正向影响，并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证明了假说1是成立的。

本文对综合经营下银行净资产收益率的情况进行检验，在控制了相关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指标的情况下，表2中列（2）显示综合经营体制对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存在着负向影响，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说明，采用了综合经营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其金融机构呆坏账越多，银行的经营风险较高，经营效率越低。这也验证了假说2。

基于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银行与证券、保险业务的相互渗透，的确与金融危机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虽然我们无法验证这种相关关系是否是因果关系，但是，这也提醒我们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我国综合经营模式的建立。银行的安全性已经超过流动性和效益性，成为最主要的经营原则。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规定，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内容，其中，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贷款损失拨备和流动性都是巴塞尔协议II和巴塞尔协议III最关心的问题。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水平的提升，不仅要反映在利润率指标上，更要注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而这不仅仅需要银行自身的努力，还需要监管部门做好制度设计，不断完善促进金融也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规范，为金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具体到综合经营的制度建设，由于我国综合经营试点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但仍然缺少一部《金融控股公司条例》，法律中“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具体适用的依据，拥有综合经营特许的控股集团，一般仅能依靠政府部门的批准、决定等“红头文件”从事试点业务，这样不仅造成了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也不利于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稳定发展。

对于综合经营立法的影响，立法机关和学术界都缺少定量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难以证明为建立综合经营所支付的成本小于其带来的收益，那么综合经营体制的建设就缺少合理性、效益性和稳定性。

5.结论及建议

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金融综合经营的试点，目前已有数家金融控股集团从事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综合经营业务，但是综合经营仍然缺少较高位阶的立法，而且对综合经营带来的影响分析非常不足。

目前大多数国家，尤其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已经采用了综合经营的金融体制，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综（下转第157页）（上接第154页）合经营的收益，认为综合经营有利于降低交易和经营成本，有利于金融市场规模扩张和业务创新。但是本文对综合经营下银行业的经营效益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综合经营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的经营效益，提高了银行的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发生存在着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不论是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还是制度建设以及监管水平，我国建立综合经营金融体制的条件都还不成熟，现阶段不适宜直接放开综合经营。

本文建议，应当加强对综合经营的影响研究，充分分析其对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完善综合经营的法律建设，尤其加强金融风险的识别、预防和化解制度建设，为未来综合经营的建立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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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经营的原则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彩票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