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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过校企、社团联合以及市场定位、市场空间与市场运作等措施,将大同地方歌舞与文化产业相结合,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们要紧扣大同地方歌舞的核心灵魂和艺术特色,分析大同不同区域的歌舞形态特征,而后将其分类整合,与当地人群的接受能力和层次结合,并依据当地民俗风情和历史进程,进行宣传、教学与市场运作,使大同地区的民间舞蹈继续发扬光大。
这次教学改革涉及文学、历史、旅游、音乐、舞蹈、戏曲、表演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改革,最大限度地把大同地方民间歌舞展现给大家,实现可持续与多元化的发展;同时,笔者也希望通过努力,能够对大同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承。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也是近些年的音乐发展中融合借鉴是最多提出的名词,笔者支持这一看法,但是笔者认为,尤其在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展中,本土的音乐审美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在技术技巧基础上,保留传统风格性是回归中国本土音乐审美素养应有的必要条件。
在目前高校的音乐基础训练,大多借鉴西方音乐体系的训练方法,包括二胡的基础音感训练视唱练耳都是在钢琴上完成的。声音的张力都过于拘泥于节奏形式,与中国的戏曲,样板戏,说唱艺术的腔体艺术节奏的追求是不同的,这其中每一种艺术种类都包含多种艺术形式,每种艺术形式中又包含着多种艺术技巧。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一点节奏所能体现的,这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文化内涵长久影响渗透形成的。而中国音乐如同中国文化一样,对音乐内涵,及演奏者学养的追求。在中国有“一字多义”的说法,中国的文字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音乐也是一样的,中国自古在音乐的表达上多为标题音乐,也就是音乐背景都会有个故事,例如《高山流水》是故事背景是知己伯乐,《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背景是中国封建社会下的爱情等等。二胡作为单旋律乐器,尤为擅长表现人内心思想和情绪,可以将演奏者对于乐曲的内在理解如歌唱一般通过二胡抒发作者和演奏者的内在感情以及音乐思考。目前我们高校的二胡课程设置,以及学生花费在课程上的学习时间和主要精力并不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上,对于乐曲关注更多的还是在速度,技术及谱面要求,内在气质基本没有体现,不再关注内在理解,只求谱面的强弱。丢失了本土音乐审美元素。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是我们应该去追寻的目标。
二胡教学中缺失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总和,是包含各种文化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思想包括了思想、文字、语言、艺术等方方面面。笔者在此文中,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优秀文化思想作为出发点,阐述在当代二胡教学里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甚多,为什么要从儒释道三家说起呢?因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最深的就是儒家,释家和道家。儒家也称儒教,是孔子开创的学派,就是以孔孟思想为思想理论,曾长期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具有主流思想体系的地位。而释家即佛教,创始人是印度的释迎摩尼佛,这是一种外国学派,流传到中国后,使其具有了中国特色,两千多年以来,以关心人心向善,慈悲为怀,在人们心中留下来深刻印象。道家指的是东周时期黄老道依据《道德经》而长期演变创立的宗教,是我们中国的本土宗教思想,在中国境内得到广泛流传,影响甚大。儒、释、道三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题和精髓。在其影响中国传统审美更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探索。认识了解儒、释、道文化的审美内涵以及审美原则,让我们回归对中国音乐的初心和本真。这三家思想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涵,审美判断。让我们初步了解这些深厚文化底蕴渗透下的中国传统审美,下面让我们逐一阐述。
(一)从儒家思想看二胡教学中的缺失
儒家注重音乐与社会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强调以礼治乐,礼乐治国。重视礼乐的政治作用,教化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把音乐当作治国兴邦的工具,对音乐更为强调功能性,儒家文化非常注重音乐对人性的塑造,其功能性包括陶冶情操,辅德,益智等方面。孔子把音乐教育当做塑造人格,人性的主要手段。儒家思想认为审美教育对于道德教育具有很重要的影响,道德教育要依赖与审美教育,也可以说音乐在其中起着调节催化的作用,《论语》中“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充分说明了音乐的社会功能性。儒家“仁爱”的道德思想依赖于审美教育。孔子之所以注重音乐的重要性,也源于音乐可以调节人们的情绪,可以激发生活的激情,和学习动力。孔子的音乐的定义是在“礼”的等级制度为基础,用音乐服务治国兴邦。
在儒家思想中,最为提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孔子学说中最高的道德准则。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天人合一”,也就是“和”。“和”的真实意义是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和谐统一,达到《中庸》里中所提到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达到“中和”的境界,以达到天地各就其位,各行其是,各自正常地发挥出其职能,在这种和谐的环境下,万物得到给养,得到了蓬勃的生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要求我们要因时因事学会变通,这是中庸之道的变与不变。因此对待艺术上面,要坚持原则不变,只变方法。在艺术传承与发展中,注重事物之间的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不能因为创新而丢失传统。
从儒家思想看二胡艺术,也有相通之处,二胡艺术上人们也追求把心灵中最生动,最真挚,最富内涵的思绪化作琴声表现出来。在二胡的艺术中,我们不仅要注重技巧技法,我们更应该展示内在的美和灵气。我国著名艺术家陈逸飞先生曾经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雅俗共赏。在目前的二胡发展中,不难发现,现在的二胡曲都在向金子塔顶推,曲目技巧性强,这让很多二胡爱好者和发烧友们望而却步,而他们只能还是停留在80年代90年代的传统曲目上,这样就产生了断层。中间没有一个起承转合的环节,这样会使其发展两极分化更加的明显。还有更多的音乐爱好者表示出近些年一些二胡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听到某个部分,比如中段或者尾声时就都一样了,这个说法是或许可笑,当笔者做了资料搜集后发现有这种音乐感受的人不在少数,将这些乐曲整合以后发现无一例外进入乐曲中段就是我们所说的快板,或是以快板作为尾声结束。笔者理解艺术的中庸之道,就是我们所表现的二胡艺术不能仅仅只在专业范围内发展,追求上层建筑的审美品位,我们也要符合老百姓的的审美口味,不管是作曲家的创作还是演奏家的演绎都应该将两者结合这种中和之美最能深入人心,更加推动二胡的发展。
(二)从道教思想看二胡教学中的缺失
道家文化是中国本土的文化产物,与正统的儒家文化构成一种互补的关系,然而与儒家也有相同之处。道家提倡一种非人工的自然之美。老子《道德经》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指人,地,天一切遵循道的规律,那么就是遵循自然之法,以自然的状态为准则。道家的基本精神是自然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所谓“无为”,就是顺应事物的自然发展趋势而不勉强妄为。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平淡自然”的审美趣尚,主导着中国古代雅文化的审美价值观。简单来说,道家崇尚的“无为”思想体现在山水画的构图上为“留白”。老子《道德经》“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应该是对音乐最美好的概括。道教讲求自然、逍遥和超脱世俗的境界,追求的音乐“大音希声”,具有道的境界,所以道教对音乐的精神层面非常看重,讲求弦外之音的审美思想。
在二胡艺术中,大家也追求着“人琴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二胡艺术中也追求把心灵中最生动,最富内涵的感情化作琴声表现出来。但是当下功利性的应试环境之下,浮躁之风盛行,无论是演奏者的演奏还是曲目的创作很多都带有急功近利现象。所谓“无为”思想笔者的理解就是在纯粹的心态下追求音乐的本真,因为没有任何的审美欣赏是带有功利性的,急功近利的演奏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艺术应该以追求美为前提,追求一种理想的境界,而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本书在广博的文化背景下,突出了阴阳五行作为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特征。阴阳五行发端于初民的自然崇拜。周初以降,“天命靡常”、“以德配天”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后,阴阳五行得以从自然祟拜中挣扎出来,成为人们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钥匙。在春秋战国时,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框架,日渐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气象、医学、丹术、建筑以及政治、军事、伦理、历史、文艺、哲学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萧著中首列三章,探讨了太阳祟拜对阴阳学说起源的影响,追溯了《礼记·月令》、《管子》、《尚书·洪范》、易学中有关阴阳五行图式的思维模式的发展过程,然后用八章的篇幅分别探讨了阴阳家、兵家、道家、儒家、传统医学、道教的炼丹术、以及揭示气象与人体之间关系的运气学说等,对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的运用与发展。作者出经入史、学识宏博,着点专精,详细地考察了河图五行图式这种作为合阴阳五行说于一体的功能模型在传统医学理论体系中基础构架的地位、道教炼丹术对天道阴阳变化规律的效法和模拟、以及揭示气象变化与人体经络运行相对应的循环周期、阴阳五行思想对儒家伦理的整合作用、早期阴阳家依时寄政学说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综合发展农林牧副渔方面的积极作用等等。正是阴阳五行学说所具有的这种普泛性,所以作者认为阴阳五行学说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观,更是一种兼具分析综合特性的方法论。在此认识基础上,作者科学地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现代诠释,认为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方法论,其新生的前提取决于哲学和传统医学的需要。作者在回顾阴阳五行学说在近代遭遇的基础上,把现代哲学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诠释定位为一种辩证综合的思维方法,认为它与现代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等辩证综合哲学要求对事物进行总体把握的旨趣相同,是一种有机整体思维或符号逻辑思维。但作者又冷静地看到五行结构作为系统论的一种独特构架,与现代耗散结构理论、控制论等的区别及其作为古人直接获取知识手段的局限性,这恰当地表现出了一个哲学史家应有的学术理性。
第二,该书把阴阳、五行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解读典籍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别有新意的学术见解。近代以来,战国后期“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史记·孟苟列传》)的邹衍一直被人们当作阴阳家的集大成者,萧著则依据《史记》、《盐铁论·论儒》等汉人的论断,重新认定邹衍学说的性质,认为他虽然借用了阴阳消长和五行的框架,但其学术旨趣要归于仁义的儒学,与阴阳家要求的依时寄政的“刑德”之说,毫无相同之处。在比较两家异同的基础上,认为邹衍的五德终始之论,强调的是“符应”或“天见祥瑞”,而阴阳家则强调的是谴告。也就是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历史循环周期理论,它是从好的方面强调历史周期转换的符瑞效应,强调的是变的特征,有着强烈的变革现实的要求与愿望;而阴阳家的五行说,则是一种历史过程论,它依据每个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吉祥灾异,要求人君依时寄政,强调四时大顺、预警变化、完善刑德,防止历史的变更,带有极浓厚的保守特色。由此,我们确可以看出,将邹衍归为阴阳家,虽不说是完全错误的,至少是不妥的。在探究《道德经》对五行框架动态功能的运用中,作者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种以五行相胜说建构的道德仁义礼五种社会形态递相取代的历史观,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出现的一种自成体系的历史循环论,并且认为道德仁义礼五种社会形态大体反映了中国历史跨入文明门槛前后五千年政治文化的状况,其中所谓道治德治是典型的原始社会,仁治是原始社会后期私有观念出现的结果,义治反映了阶级社会的萌芽,而礼治则标志着阶级社会的成熟。这些观点发前人所未发,既持之有故,又言之成理,表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与创新能力。
第三,阴阳五行作为古代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萧著得到了具体而深刻的观照。萧著对阴阳五行在各知识门类运用的横向剖析,使人们认识到阴阳五行作为辩证分析与辩证综合两种方法,在构建传统有机整体思维中的支柱意义;在勾勒其纵向发展过程中,萧著又加深了人们对阴阳、五行这两对古老的哲学范畴对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理解。该书对阴阳这对范畴的分析尤为精到,认为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它至少具有三层基本含义,阴阳学说第一个层面的内容是指天道变化的自然现象。先民在太阳神祟拜中形成的偏重太阳自然属性的致思走向,产生了界定天气的晴与阴。由阳光的照射方向,又引申出向阳面(阳)与背阳面(阴)的方位判断,如《诗·公刘》所谓“既景乃岗,相其阴阳”,《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等均表示太阳照身的两种方位;随着认识的发展,人们把阴阳作为自然变化的规律,则是古代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搏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这里,阴阳既有实体的特性,又有运动变化的属性,阴阳运动变化,并非外在力量的使然,是阴阳自身矛盾交接互补作用的结果,所谓“阴阳接变化起”(《荀子。论礼》),天地万物得阴阳之和而生成,在《管子·四时》篇中,“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阴阳是天地万物最大的道理,原理和总原则,可以用来说明自然界的普通联系。
阴阳学说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是早期阴阳家或占星术士以阴阳二气的运行序次及其变化与出现变化的征候为依据,用自然天道变化来推断人事吉凶、政见得失、国家兴衰,这是阴阳家对阴阳学说的重要运用。《左传》中样慎对日食的论说,《管子·四时》所表达的务时寄政,要求圣王与天地阴阳台德、效法天地阴阳行事,均是阴阳五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这派学说推到极端便是两汉阴阳灾异说的泛滥,以非常疑义可怪之论闻名的《春秋公羊传》,以及大讲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的《春秋繁露》便是其代表。
关键词:文化;文化整合;两课教学;中国传统文化
一、关于文化整合的界定
文化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对于文化的基本看法,认为文化是凝结在历史中的一种生存方式,是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民族或特定人群中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文化决定我们的语言风格、也决定我们怎样言行的方式,我们怎样思考和反思,我们有怎样的痛苦和冲突,有怎样的希望和憧憬。那么文化又具有怎样的功能呢?文化不仅对个体具有行为和价值规范的功能,而且对于社会活动也具有内在机理和图示。文化与个体的关系相互影响,微妙神奇之处就在于虽然文化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但它一旦形成和强大会反过来制约个体的行为,文化影响和制约了我们的生存和价值需要。文化是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构成。梁漱溟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认为文化的精神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1]从梁漱溟现实对于文化印象的深刻描述中,对于这一概念我们并不陌生,人就是生活在文化中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文化是人的类本质,文化是一种人的历史生活实践的凝结。因此,什么是文化整合?文化整合,首先是特定的人群在特定历史的时代大背景下实践生活,是对于其所创造的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在被影响和制约的过程中发挥文化的价值功能,保持和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可以包括特定群体对于语言认同、风俗习惯认同、社会价值规范的认同、认同、艺术欣赏和享受的认同等等。文化整合应当是形成和塑造“自我”的过程,这个自我完成的过程又同时具有社会性和自觉性。而且这一过程也体现了人的活动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在探究文化整合的概念时,我们还应区别自在文化和自觉文化的区别。自在文化是以天然积淀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方式和活动图式。其中包括礼俗、习惯、道德戒律、行为准则、经验常识等,甚至是以一种顽固的形式生长在特定人群的血脉中。而自觉文化是指以自觉的知识或思维方式为背景,比如科学探索活动是自觉揭示规律,哲学是自觉对人的生命进行反思,艺术是对于美意识的自觉和对于美的活动的创造,政治制度也会以一种自觉文化因素而存在运行发挥制约和保障。因此,自觉文化以一种具有创造性和超越性的自觉的方式存在或实践着。在自觉文化和自在文化下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比如原始社会的自然主义文化模式、传统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文化模式、现代工业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以及后工业文明的理想主义文化模式。在人类历史时空一路穿梭而来的各种文化模式,都有着诸多不完善以及令人眷恋之处。
二、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下的传统文化资源整合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模式,常以特定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存方式、价值体系和社会内在机理而制约、影响、规范着个体的人格、个体的活动和社会运行,而且还通过文化模式在较大的历史尺度上的变迁,即在文明形态意义上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换和更替,更加深刻地、从更高的层面上制约、影响和规范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运行。因而,在文化模式的变迁中,抓住主导型文化模式这一关键角度,有利于解决文化模式在历经历史变迁中的文化转型和危机时,解释一种文化模式从常规稳定期进入冲突紊乱、怀疑混乱时期(文化危机)的现象和原因,有利于文化模式向剧变期和革命期转变为一种新的主导性文化模式(文化转型)。
三、高职院校学生文化失范与文化冲突的现象及原因
我们对于文化失范的理解不能简单停留在感性现象的描述层面,而应将其界定为特定转型变革时期“原有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在主导性文化模式失范时,社会的人们往往怀疑原有文化模式中的文化传统、信仰和文化精神,因为原有的文化模式不再有效制约和规范个体的行为和社会机制运行,同时一些新的文化特质或精神要素开始介入正处于怀疑中的群体,并同原有的模式、观念形成冲突和混乱的境况,可以称之为原有的主导性文化模式陷入了文化危机。比如石河子大学的桑华和卿涛在《关于高校素质教育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一文中谈到: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和轻视的态度,尤其青年学生“面对市场经济和激烈的求职竞争,认为传统文化无用,在校期间应该关注实际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传统文化学习与否是与未来发展关系不大”,“对西方文化羡慕、崇拜,认为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东西,已经落伍,在今天已经失去了时代价值和意义”,或者“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但是对其认识仅停留在粗浅的层面”。[2]在当前高职院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困境下,青年学生出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等倾向,同时在人格修养、伦理道德、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出现令人担忧的情况,都是源于传统文化模式陷入文化危机和文化转型之中造成的。同时,在时代历史的变迁中,当代青年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现实的成因,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1)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变迁的文化激进主义造成的历史原因。文化激进主义所带来的直接恶果就是传统文化的断层。2)西方社会意识、文化观念的影响,市场经济和商业文化带来了斤斤计较、蝇营狗苟的竞争和理性,也带来个人利益追求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的思想观念。3)中国民众目前以“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活的原生态”为主导性的市民文化、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一体的混合模式的局限性导致了当代年轻人变为了眼中只有现实物质和现实娱乐,无理想、无社会责任感的“空心人”。4)中国社会转型下的文化滞差和文化冲突的矛盾影响,文化滞差是指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最滞后的不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是科教文化的滞后,也就是本土先进的文化创造性和创新性不够。而文化冲突是指,一方面原有的信仰、文化传统遗失和被瓦解,另一方面原有传统文化模式中的人情主义和经验主义又在当下中国卷土重来,用人情对抗和违公平,用经验主义代替理性主义,无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等等,使得年轻一代要么妥协适应,要么选择无奈颓废。5)高职院校自身文化整合及文化转型要求缺乏重视及创新实践能力等等现实原因造成。目前高职院校虽然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既缺乏实践行动,又没有制度上的保障。
四、高职院校“两课”教学如何落实传统文化资源整合
高职院校“两课”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既是保障学生思想合格的核心单元,也是肩负传统文化资源整合的落实者和行动者。传统文化是指文化精髓的总体表征。而传统文化资源是指文化具体的载体资源。“两课”教学中所要进行整合的传统文化资源有其特定的对象,如思想文化资源(传统文化典籍)、地方文化资源、诗词歌赋、传统曲艺、艺术、历史人物、典故等都可以作为本课题吸收整合的文化资源。结合相应课程,比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学习主题进行梳理、整合和构建。1)建立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资源,加强传统文化启蒙。在“两课”教学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事实上首先是一项文化启蒙的工程。因此,要强化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认识,加强文化启蒙方面的研究和建设。既可以通过建立和共享全国性传统文化资源库来为“两课”教学服务。高职院校通过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融入到特色资源建设和特色教学内容中去。这其中,除了包括与有积淀、有内涵、高水准的优秀教师和专家合作建立校级优秀精品课程资源,也包括开发服务于教学的校本教材和教学视频,并将资源分类入库,方便学生课下学习和追踪必要的文化知识,提高在课堂中进一步领会和体悟传统文化内涵的认同度和积极性。2)除了针对他们面对变革时的困惑和文化精神的冲突进行开导,还应加强青年对于社会“主导性文化模式”选择过程的引导和教育,尤其帮助他们系统进行文化反省和反思、文化批判,文化重建。因而在教学中,应重视案例和情境教学的方法相结合,首先要引导青年学生当前对于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反思,尤其对于当前以“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生活的原生态”为主导性的市民文化、消费文化和通俗文化一体的混合文化模式进行反思、反省和批判。同时,以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精华和内涵来重新看待和塑造自身对于社会现实和实践的看法和态度,帮助学生自身完成文化重建。3)汲取传统文化思想精华,从素质教育和人文教育的角度加强对于传统文化的梳理和创新。以《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为例,作为思政课教师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背景来确立课程教学资源的文化整合,找准文化整合的立足点。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应当是以一种理性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中国新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理性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取代中国传统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从而确立一种现性主义文化模式。“这种现性文化模式,是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哲学和文化哲学为主导,以自由、法治、个人的尊严为主要内涵的文化价值,凸显了个人的解放性和主体性的主导性精神文化模式。”[3]但是,两课教学的文化整合,还应将着眼点放到现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培育上,尤其是要加强现代中国人、中国学生在文化软实力上的建设的核心地位。尤其使我们看到,中国优秀文化精神和价值内涵,可以起到平衡社会机制的作用,以及抑制现代人由于竞争和现实利益的争夺而导致的人的异化方面起到了重要抵制和化解作用。在实践教学中,注入中国经典文学与文化典籍的阅读和解读,可以使学生具有强烈的精神感染力和文化规训作用。这些经典既包括深受青年学生喜爱的《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包括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以及荀子的《儒校》、《正名》,这些典籍都是“文以明道”的经典规训。通过故事、专题讲座等形式,在教学中将传统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中,比如,忠孝文化、轻利重义的文化、中庸和谐的思想、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文化、积极入世情怀、自省安人、谨慎自律的文化、求真务实的文化、民为邦本、天人合一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等等。4)注重教学实践平台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不仅需要课堂教学上的“坐而论道”,更在于能不能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直观感受。主题实践课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条件地结合和利用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开展校内外实践活动,比如通过走访山川古迹、参加传统文化专题讲座、加入传统文化实践方面的志愿者活动、参观艺术博物馆,对于地方民风、民俗、民情、民间艺术等方面进行体验教育和感悟教育,让学生通过知行合一的方式体悟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涵,陶冶文化情操,培养人文情怀。这样才能使高职大学生在应用和实践中将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学习、研究和服务社会中领悟传统文化的魅力,提升个体的人才素质和素养。
参考文献
[1]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55-56.
[2]郭大成,庞海芍:《素质教育与大学教育改革2015年大学素质教育高层论坛论文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4):324.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儒、释、道教义中的慈善思想 现代慈善文化的发展
1历史渊源
五千年中华文明浩浩荡荡,广博精微。所谓中国文化,就是指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传承的文化总称。而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其中,慈善思想在几千年前的儒、释、道思想中就早有表述。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居主导地位。我国慈善文化思想就是扎根于以主张“仁爱”治世的儒家文化。“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个人对“仁”的定义与理解都不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给“仁”下的定义为“博爱之谓仁”。“孔子认为是仁爱是做人的根本。什么是仁呢,孔子只回答两个字——爱人。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善意,对人友善。”[1]“泛爱众而亲仁”,孔子教导学生要广泛地去爱众人。“唯仁者能好人”讲只有有仁爱的人才能爱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只要有了仁爱,就不会做伤天害理、误国误民的恶事,而是可以做造福人民的善事了。此后,孟子也闻其风、汲其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兼爱”思想,意思是说,人不应该只爱自己,也要爱他人、爱全人类,在整个社会播撒仁爱的种子。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强调“仁”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他还提出“守望相助,出入相支,疾病相持”,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以关爱整个人类为基座,将“仁爱”释放给更大的人群。
再来看看道家思想。道家学派在春秋末期由老子所创,其代表作品是《道德经》。书中有关慈善思想的观点随处可见。但,与孔子的“以直报怨”不同,老子的观点是“以德报怨”,“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意思是说,无论是对待善良的人,还是不善良的人,都应该至真至善、“施恩布德”,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善”,从而达到“世代荣昌”的目的。此外,老子还提出了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论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邹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邹狗。’是说,天地创造万物而不求回报,当权者也应该效法天地这种无私精神,造福于百姓而不求回报。”[2]
印度的佛教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中华文明一般不会抵拒其它文明,更多的情况下是寻找其它文明与自身精神主轴之间同化的可能。佛教因其所倡导的许多观念在本质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且迎合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需要而被广为流传。慈悲观是佛教精神的核心。佛家讲“大慈大悲”,目的就是要普及慈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普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佛教为实现劝善化俗的目的,还提出了“因果报应”论,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这种因果循环论,对人们的内心产生一种约束力,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中国民间社会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靠佛教调节着精神、普及着善良。
2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及原因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很多事情说“老”人家相信,但说“权威”人家却不信了。正如我国古代慈善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却不容乐观。有数据统计,美国2009年各类基金会达到75595个,中国只有1800个; 2010年,美国人慈善捐款为2910亿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而中国2010年全国共收到捐赠约700亿元,占GDP的0.01%;2010年,美国人均捐款约为3000美元,而中国人均捐款仅为25元,相差7300倍。造成这种鲜明对比的原因很多,我个人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2.1经济实力相对落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是对于国家、企业还是个人,只有自身的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有力量去帮助他人。因此,国家应大力发展经济,以经济发展带动上层建筑。
2.2相关体制制度滞后
慈善援助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但目前我国慈善事业主要是由政府包办。政府在整个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未能将权力下放,导致导致慈善组织带有明显的官办性质。政府包办慈善事业,存在一些弊端。一是行政色彩浓重,叠床架屋式的行政体制导致慈善组织运作效率低下;二是由于单方包办,缺少法律和群众监督,易出现中饱私囊、等败坏风气的现象。例如,近来网络上“正红”的“郭美美事件”,尽管其事件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这类问题恰恰说明了由于缺少相关的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慈善事业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2.3慈善组织内部管理力度不足
我国慈善组织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缺陷。慈善工作人员的慈善意识薄弱、素质不高,组织建设不完善、风气不正,慈善基金的运作过程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了慈善机构在大众心中的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不愿捐款、不敢捐款。从长远上看,严重阻碍着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2.4传统慈善文化的传承力度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对慈善事业起到濡染甚至重塑的作用。今天,残疾人、妇女、儿童、失业、贫困、事故等社会问题仍然存在,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新社会问题还将出现,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中所倡导的“仁爱”、“兼爱”等思想仍然有着积极的教育作用,甚至可以说,当今社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帮助。但,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不中,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现象,导致人们慈善意识薄弱。我们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自己的传统慈善文化资源,宣传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美德,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
3推进慈善文化建设的思路
3.1在体制上
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慈善捐款税收优惠比例,从而吸引更多的捐赠者慷慨解囊;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加强政府、群众、媒体的监督力度;政府应逐步降低对慈善机构的参与力度。
3.2在内部管理上
健全慈善机构内部管理机制,实行财务公开制度,向社会公开资金运作情况,增强机构运作的透明度,使慈善事业真正成为“玻璃瓶”事业;提高慈善机构工作人员的录用标准,将门槛抬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平与职业水平,并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与培训,同时建立一定的奖惩制度,通过内在的濡染与外在的约束来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3.3在思想意识上
回归传统文化,培养慈善意识。体制上的约束是硬性的,带有强制的意味。而“强制”的慈善毕竟是不诚肯的,有悖于慈善的宗旨,而且在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上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只是外在的。想要将我国的慈善组织发展壮大,让慈善事业能够立业于长久,思想观念上的积极、长远功效不容忽视。而当代中国公民慈善意识观念的塑造必须回归传统。传统理念看似守旧,实际上仍然在为当今时代所用。在气象万千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再一次掀起热潮,不是体制的要求,也不是民群在丰衣足食之后寻求精神食粮这一浮浅观点所解释的,而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复活符合客观潮流和历史必然性,它为新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提供了一种宏大的精神走向。
慈善意识的培育首先要从回归传统文化开始,而弘扬传统文化则首先要从学生抓起。在传授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让学生意识到传承慈善文化的必要性,潜移默化地培育起学生的慈善意识。学校不仅要向学生传输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对于慈善意识的培养,不能只限于理论教学,还要重视实践引导。此外,慈善观念的普及还要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甚至是社区,从而使慈善思想能够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重塑当代中国的慈善文化。
参考文献:
[1]、于丹 《于丹心得》 中华书局, 2006-11-1。
关键词:经济转型;经济建设;道德;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与经济建设是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两者相互排斥,有人认为,要是想搞好经济建设就别奢谈道德建设,反之,要讲道德建设就别想搞经济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与道德建设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建设与道德建设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一面,经济建设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尤其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新经济形势下,道德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经济转型期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随着经济形势的转型出现了道德规范约束力的失去甚至弱化,主要表现:一部分具有道德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不遵守社会活动中本该遵守的道德准则,使得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的行为丢失。所以加强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下的道德建设,既是经济建设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解决当前道德问题的现实要求。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规范是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的内在规定。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时期,加强道德建设显得十分必要。
二、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对道德建设的影响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有利有弊,经济转型期下的道德建设也是如此。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首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调节社会秩序。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等。在新的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在道德的影响表现上说是间接减少了人们迫于生计而去犯罪的情况,有益于帮助调节社会秩序。其次,有利于人们新意识的培养。增强人们的自主竞争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效率意识以及创新意识,这些意识是经济转型期的德建设的构建的助推器。
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经济转型期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较为激烈的竞争,有些竞争可以促进思想进步,但同时有些竞争也会让某些人产生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人们有时会产生“唯钱是图”的思想并进一步诱发产生了弄虚作假的恶劣行为。在社会生话中,人们只关心自己毫不在乎他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牺牲他人甚至国家利益。人们缺乏信仰在思想观念上提倡一种消极的、悲观的、迷茫的价值观,人与人相互之间冷漠,人们之间缺乏信任,致使许多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道德缺失现象严重,甚至已经“沙漠化”。
三、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存在道德缺失现象的原因分析
1、传统道德教育与现实的冲突
中国文化从儒学开始,就一贯提倡“仁”、“忠”、“义”,要求我们把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放在优先于个人利益的位置上考虑,在出现重大事故的时候应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甚至面对一些个人的正当权利时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利益的轻视,这与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所提倡的重视个人利益的思想相违背。
再比如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一直都有“重农抑商”的道德观念,商人的社会地位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而在经济转型期,往往先富裕起来的就是商人,这在人们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反差。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制下原有的一切道德模式被现实打破,使人们对以前所深信不疑的道德教育理论产生了质疑甚至抵抗,出现了心理上的矛盾和困惑,甚至出现了道德盲区,缺乏一种与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相适应的道德氛围。
2、国家法制的不完善。从瘦肉精到染色馒头,出现了很多“良心缺失”的企业。不仅是因为这些企业经营者见钱眼开,道德缺失,更大部分原因在于国家法律制度的不够完善,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戒力度不够,相关部门监管机制和监管力度明显不足。
四、完善经济转型期道德建设的思考
(一)提高全社会对道德建设的认识
加强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全社会的认识高度,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全社会思想越一致,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才越会有希望。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干部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应该具有较好的道德面貌,以身作则为人们群众带头搞好思想工作。在群众中大力宣传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使人们能够拥有正确的道德导向,建立起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共同为经济转型期的道德建设奋斗。
(二)道德建设要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欠发达,生产力水平不高,在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体制方面表现的不够健全。虽然我国每年的GDP都以8%左右的速度在逐年递增,但是我们国家的人口众多,基数太大,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在一百五十位以后,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道德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我国人口结构以及人们文化水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道德的要求上应该做到更加的平民化或者更具有现实性,一定要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贴切、相一致,否则会适得其反。
(三)道德建设要中西合璧
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观念在当今的社会经济生话中都被赋予了时代新的内涵,这尤其体现在“义利观”上。在传统文化里,“义’“利’,主要指封建统治阶层的道德要求和利益、而在当今时代“义利观”有了新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义”指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利”则是指社会主义人民的利益根本。同时我们还可以吸收西方道德理论中的积极成果。比如人道主义义、功利主义、人本主义等等。
(四)道德建设要从青少年抓起
未来社会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在于青少年,他们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今后社会的道德状况。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国家的希望。而这个时期是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极强的可朔性,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加强道德建设,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要根据青少年不同时期的成长特点和规律,实施不同的道德教育内容,灵活配合使用不同教育方法,并要持之以恒,长抓不懈。要使青少年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品行兼优、思想道德高尚的新一代。
(五)道德建设必须要加强法制建设。
道德与法律虽然同时对经济转型期的经济建设进行规范、控制的基本方式和手段,道德和法律二者有巨大的联系,法律的规定是道德的最低限度,但两者实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德主要靠内心自觉和社会舆论的力量发挥作用,主要是人的内在的自觉性和意志力发挥作用。而法律则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来实施的,因此,道德的实施必须有健全的法律来支持和保证。加强经济转型期的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突出法治思维,因此,适当的把道德纳入法律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作者单位: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M].新华出版社
[2] 吴奕心.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