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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亲属称谓;民族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体现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文化内容折射出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内涵。称谓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亲属称谓系统。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各民族亲属称谓语各有不同。亲属称谓语的研究历来受到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重视。
亲属称谓语作为一种基本词汇在民族语言中形成一个严密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等特点。中日英三国称谓反差强烈 ,折射出各自的民族文化。汉语称谓系统严密、分类精细、名目繁多、语义明晰 ,日语相对简单,分类不明,而英语称谓系统则体系简单、分类粗疏、数量贫乏、语义含混。
二、中国亲属称谓的渊远历史
汉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上古时期就有浓厚宗族和血缘观念,奴隶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就是以血缘及宗族制度而形成的国家 ,封建时期则进一步加深, 人伦规范的两大伦理观念:长幼有序、尊卑不同和亲疏不同、内外有别。《释亲・尔雅》中“父为考母为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 王父之考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为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为高祖王母。 父之世父、叔父为从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为从祖祖母……”
时至今日,现代中国受到西方的文化影响,许多观念与价值观都已有西化的倾向,但唯一不变的是亲属之间的称谓与浓重的家族文化。
三、英日亲属关系点染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都具有父权家长制的“宗族”文化传统,而日本的文化主要由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素来有勇于,善于摄取外来文化的民族传统。早在公元7-8世纪,它就吸取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中国隋唐文化,兼取中国儒、法、墨佛学之精华, 1868年明治维新又汲取了西方工业文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 ,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日语中,哥哥,姐夫,姐姐,嫂子都统称为兄、兄さん;、さん;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则通称为しゅうと、しゅうとめ;理の父、理の母;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叔叔 一概称为おじ;伯母,叔母,姑姑,姨娘,舅妈,婶婶一律称为おば;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兄,表弟,表姐,表妹一概称为いとこ。
不同于中日,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英语字母是源于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其分为古英语,早期英语,现代英语三个阶段。英美人宗族观念比较淡薄,一般对家族以外的人不会用亲属称谓去称呼,甚至连家族以内的人都很少用,他们一般直呼其名。
四、中日的亲属称谓比较
(一)中日亲属称谓差异
1. 词义差异。从亲属称谓照表中可以看出: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母、兄、弟、妹、叔父、伯父、兄弟、弟妹、外甥、夫、舅、姑、主人、伯母、婶母,等等。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熏陶下,日语中的这些词语,所指范围已经和汉语的有所不同。比如兄弟:汉语中的“兄弟”仅指哥哥和弟弟,兄弟还可用于平辈之间,可以用在比自己年龄小的,更可以用于对众人讲话时的谦称,此时无辈分之分。而日语的“兄弟”不仅指哥哥和弟弟,还指姐姐和妹妹。
2. 分类法差异。汉语亲属称谓语复杂多样,日语则相对简单。在汉语亲属称谓语中需要区分直系旁系,血亲姻亲,宗族关源,还有父系母系,长幼辈分等等。而日语亲属称谓袭用的是分类法,即不标明父系母系,直系旁系等阶次分明的地位,只标明尊卑辈分。
3. 敬语用法差异。中国人家庭成员或亲戚之间的面称,没有敬,谦之分,而在日本人家庭成员或亲戚之间的面称,则有敬、谦之分。
4. 词缀使用差异。汉日亲属称谓语在实际使用中,为表达特定情感(如亲昵、厌恶),会在亲属称谓语上加上词缀。汉语词缀丰富,在现在的汉语中,可在称谓语的基础上加接尾词“儿”或接头词“老”“阿”“我”“咱”“小”等修饰语,如老爸、阿妈、咱妹、我祖父,小弟,小妹等。而在日语中,则使用接尾词“ちゃん”。
(二)差异形成原因
1. 家族继承制度的不同。中国的家族构造是横向扩大的包含旁系血统的大家族,而日本是纵向发展的以继承人为中心直系血统的家族构造。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是采取“均分制继承”。 “父系血缘”是获得财产继承权的惟一的充分必要条件。而日本的家族继承制是以“长子单独继承制”为中心的。嫡系长子在家族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诸子,旁系血缘遭到极大的轻视。
2. 宗族等级观念的不同。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亲属意识很重,汉语中繁杂众多的亲属称谓词语说明汉民族是一个崇尚“大家庭”的民族,这种传统的宗族关系、亲属关系及家庭观念和意识共同构成一种社会关系网,在社会生活及交际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在日语文化中,日本人崇尚集体协作精神,主张个人服从集体,个人依靠集体才能生存,集体或集团意识非常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家庭观念和亲属意识相对较淡薄,传统的三代同居的家庭在现代不断减少,核心家庭不断地增加。日本人的血缘观念淡薄,且不太重视旁系亲属。
五、中英亲属称谓的比较
(一)英汉亲属称谓的差异
1. 复杂程度差异。汉语亲属称谓复杂,英语简单。在汉语亲属称谓语中需要区分直系旁系,血亲姻亲,宗族关源,还有父系母系,长幼辈分等等,而英语的亲属称谓就显得简单得多,仅用几个词就能全部涵盖,如 grandparent(爷爷,外公,奶奶,外婆),brother(哥哥,弟弟),sister(姐姐,妹妹),uncle(伯父,叔父,姨父,舅舅,姑父),在西方国家,亲属关系的涵盖和延伸范围远没有中国那么广阔。
2. 表达清楚性差异。汉语亲属称谓所表达的关系清楚明了,英语笼统模糊。究其原因,中国主张孔孟之道,历来遵循严格繁琐的纲常伦理。而在西方文化中对纲常伦理的定义和概念与中国文化有着较大的出入。
3. 对长辈称呼的差异。汉语亲属称谓注重辈分,英语中则辈分淡化。中国文化讲究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的核心就是有序;西方社会组织结构不以等级身份为核心,提倡人人平等,这与他们信奉的宗教有关吧。
(二)差异形成原因
1. 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和适应这种层次森严、内外有别的封建家族体系和封建伦理道德,汉民族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既有血缘关系又有经济联系的由大家庭组成的庞大的宗族性的社会组织,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族,而不是个人,个人要受家族权利的支配。
英国的个人主义精神影响了西方社会的称呼语,称谓语相对贫乏。在这种家庭中,人际关系非常随便、开放,以个人主义观念为核心的自我意识非常明显。而封建社会在整个欧洲存在的时间较短,而资本主义制度较早地代替了封建制度,对欧洲各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另一方面英美国家的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
2. 中国是文明之国,礼仪之邦,炎黄子孙既重家庭伦理,又讲社交礼仪。数千年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礼教使中国人都尊崇齐家治国平天下。古往今来,三纲五常影响至深,家庭伦理至关重要。而英美人由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崇尚个人价值,强调表现自我,讲天堂,说地狱,而宗法关系远不及中国那么严密,家庭观念也较之中国淡薄,亲属称谓之简略概括,不求精确。
3. 价值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和客观现象进行是非判断和优劣判断的尺度,他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压抑的自我价值出发。西方人崇尚的是个人主义,提倡自我表现和自我肯定,注重个人权益,争取平等的自由竞争思想意识比较强。
4. 家庭要遵守长幼有序,长尊幼卑的宗法秩序,年龄大小、辈份高低是极为重要而严谨的区分依据。英语中的亲属称谓不区分长幼辈分高低也不太讲究,所以称谓词笼统概括。
六、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冲突也是必然存在的。对文化差异表现宽容,以便于更好地促进文化的交流。中日英三国文化的差异造成在称谓语上的巨大差异,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内在,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影响下的国家,在语言的传播与研究上应给予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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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是原称为"华夏"的中原居民,后同其他民族逐渐同化、融合,汉代开始,称为汉族。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主食     米食和面食是汉族主食的两大类型,南方和北方种植稻类地区,以米食为主,种植小麦地区则以面食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粮食作物,例如玉米、高梁、谷类、薯类作物作为杂粮也都成为不同地区主食的组成部分。汉族主食的制作方法丰富多采,米面制品,各不少于数百种。     现在,中国东南方仍以米食为主,大米制品种类繁多,如米饭、米糕、米粥、米团、米面、糍饭、汤圆、粽子等;东北、西北、华北则以面食为主,馒头、包子、面条、烙饼、馅饼、饺子等都为日常喜爱食物,其他如山东煎饼、陕西锅盔、山西刀削面、西北、华北抻面、四川担担面、江苏过桥面等都是有名的面制风味食品。 菜肴     汉族在饮食习俗方面形成菜肴的众多不同类型,是因为受到多方面的条件影响。首先是原料出产的地方特色,例如东南沿海的各种海味食品,北方山林的各种山珍野味,广东一带民间的蛇餐蛇宴。其次,还要受到生活环境和口味的制约。人们常把汉族和其他有关民族的食俗口味概括为"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虽然过于笼统,并不准确,但也反映出带有区域性的某些口味的差异和区别。再次,各地的调制方法,包括配料、刀工、火候、调味、烹调技术的不同要求和特点,都是形成菜肴类型的重要因素。各地在民间口味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有特色的地区性的菜肴类型,最后发展成为较有代表性的菜系,汇成汉族饮食文化的洋洋大观。 饮料     酒和茶是汉族主要的两大饮料。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酿造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构成汉族饮食习俗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广泛影响。除酒和茶两种主要饮料,某些水果等制品也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人们的饮料。 节日食品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采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用作祭祀的供品       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少数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二是供人们在节日食用的特定的食物制品       这是节日食品和食俗的主流。例如春节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饺子的习惯,而江南各地则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习俗,另外,汉族许多地区过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鱼,象征"年年有余"。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中秋节的月饼,寓含了对人间亲族团圆和人事和谐的祝福。其他诸如开春时食用的春饼、春卷,正月十五的元宵,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寒食节的冷食,农历二月二日吃猪头、咬蚕豆、尝新节吃新谷,结婚喜庆中喝交杯酒,祝寿宴的寿桃、寿桃、寿糕等,都是节日习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内涵的食俗。      饮食中的信仰、禁忌 汉族多在正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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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 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过去汉族未生育的妇女,多忌食狗肉,认为狗肉不洁,而且食后容易招致难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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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制作团队打造茶叶史诗
《茶颂》除了由《茶马古道》编剧景宜领衔创作,导演王文杰操刀,集结了王力可、罗钢、刘金山、陈逸恒等实力演员外,还会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制作团队和最强大的专家学者智囊团。和《茶马古道》侧重边荼运输传奇不同,《茶颂》则以边茶政治背景下,西南茶政史段子苴的边茶危机为主线,全景呈现了普洱茶的魅力和各民族人民团结一心,以茶抗敌的壮丽史诗。剧中,不仅有渡澜壮阔的边茶斗争,令人炫目的多民族风情,更有身世之谜、乱世爱情、万国茶宴、贡茶大赛等悬疑看点。导演王文杰表示:“《茶颂》是《茶马古道》的升级版,呈现的东西将更丰富、更传奇,更具思想性和文化艺术性。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茶历史和茶文化的一次艺术梳理,也是展现各民族强大凝聚力、追求和平的民族史诗。”
王力可演绎“铁娘子”罗钢当茶官
中国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市场,也曾遭遇战争背景下的边茶危机。《茶颂》就以普洱茶和英国红茶的博弈为主线,恢弘纵览了从爆发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茶政的百年风云和为之牺牲、奉献的西南少数民族的英雄儿女的故事。
有“小宁静”之称的大眼美女王力可穿上高贵别致的民族服饰,首次挑战女王角色,饰演普洱勐撒宣抚司掌印夫人南渡娅,为捍卫边茶贸易和民族团结几经生死考验,不是强权,堪称茶国“铁娘子”、“捍卫和平的茶花女神”。而风度翩翩的萌大叔罗钢则穿上朝服,饰演西南茶政史段子苴,以对“茶祖之国”的忠诚和为民谋福的真情,联手南波娅改革茶政,为百万人民能得茶饮,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除了携手抗敌,保卫普洱,青梅竹马的两人更上演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爱情。
同时,作为民族题材剧的男女主角,王力可和罗钢的服饰造型也是一大亮点。孔雀冠、宝石戒指、嵌石手镯、大玛瑙项链、金丝花纹袍,掌印夫人的常服令人瞠目,再戴上镶满珍贵宝石的金冠,骑着大象出行,王力可雍容华贵的女王范儿尽显无遗。她说:“这是我第一次演身份这么高贵的角色,有点霸气女王,高端女汉子的感觉。真是不演不知道,一演吓一跳,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吧。”相较于王力可的华贵霸气,罗钢则是造型百变,既有包头巾的少数民族形象,也有白西服白皮鞋的洋装造型,更有顶戴花翎,高级官袍穿在身。对此,罗钢笑言:“我这是混搭啊,中西合璧,官民台一,还加了最炫民族风。最帅的打扮也不过如此吧。”而身为西南最高茶官,他自然也是茶专家,对茶了如指掌,罗钢坦言:“演了《茶颂》后,喝茶都比以前讲究了,有谱没谱都喜欢品味—番,现在韶陕成荼博士了。”
此外,老戏骨陈逸恒“改正变邪”演绎大反派;“沙家浜”胡司令刘金山再过茶瘾,诠释大清第一茶老;编剧景宜亲上阵,首次饰演慈禧老佛爷也是该剧的看点。
首次多民族共谱《茶颂》传扬茶文化
作为民族题材的最新力作,《茶颂》无疑是民族题材集大成者,堪称“少数民族文化大观”。《茶颂》融合了白族、彝族、纳西族、满族、布朗族、藏族等多民族元素,不同民族的建筑、服饰、风俗、节庆尽收于剧中,就连核心主创也来自不同民族,如编剧景宜来自白族,导演王文杰虽是汉族,曾经也当过干部,熟知少数民族文化。
为了原汁原味展现茶魅力,该剧在云南多个原始茶山取景,普洱历史上的重要茶产区——景迈山便是其中之一。出品方介绍,这些原始茶山上生长着千年古茶树,比如普洱镇沅千家寨就有一棵古茶王树,树龄长这2700年。另外,《茶颂》还斥资原地搭建实景,逼真再现了500年前的傣族“故宫”——宣抚司署、800年前的普洱古茶坊等原始建筑。
此外,《茶颂》剧如其名,不仅完整展现了普洱茶采茶、晒茶、晾茶、炒茶、压茶、制茶等传统工序,首次对外还原了高端大气的万国茶宴和评判苛刻的贡茶大赛,还揭秘了中国是世界茶叶发源地的证据和膳茶房镇宫之宝—一南诏宝红。该剧通过剧中西南茶政史段子苴、勐撒宣抚司掌印夫人南波娅为代表的西南人民的边茶斗争,显现出了边茶的特殊历史地位和价值。出品方表示:“茶是血,茶是命,荼是梦想,是民族交往的纽带和桥梁。以茶会朋友,以茶养天下,电视剧《茶颂》将带领观众走进茶叶的世界,感受中华茶文化的博大情怀。”
一
据考古资料,藏族文明史至少可上溯到石器时代,而藏区与中原的交往也至少可追溯到4000多年前黄帝时代。不过,因藏族作为一个民族最早形成於吐蕃时期,故一般将吐蕃文化视为藏族文化之源头。
公元7世纪初崛起於藏南河谷的雅隆部落,在其赞普松赞干布(617?一650)的领导下,相继征服各部,统一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奴隶主军事联盟政权——吐蕃王朝。早期吐蕃社会文化十分落後,“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多事羊原羊氐之神,人信巫蚬,不知节候”“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麸为碗”,“其俗重壮残老,母拜於子,子倨於父。”雄才大略的松赞于布,深感这一切不能适应其奴隶制政权的需要,於是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以构建吐蕃新文化。
当时亚洲最先进的两大文化——唐文化和印度文化,正从两面包围著吐蕃。由於唐初薄赋轻徭政策,促进了经济大发展,中原地区正进入“贞观之治”的盛世,文化空前繁荣,困各地和诸藩国纷纷派遗使臣、商队与求学之士到长安,使唐都长安成为亚洲一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吐蕃与唐地域相交,居民相杂,长期交往,不能不对唐文化产生特别的兴趣。
据藏史记载,早在松赞干布之父郎日伦赞(即论赞索)时,就从汉地输人医药、历算之术,因无文字,仅凭口传,故传播面不广。唐蕃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始於公元641年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641—680在藏)入藏。随著公主入藏,吐蕃兴起了广泛吸取唐文化的“新文明”运动。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包括释迦牟尼佛像、60种占卜历算书籍、医药、18种工匠、各种谷物种子、众多男女侍从在内的丰富的唐文化成果,使吐蕃第一次集中、大量地接触了唐文化。而且因为政治上的联姻,开辟了唐蕃之间文化交流的渠道,使过去零星的。民间的交流,发展为官方的、正式的、经常的大规模的交流活动,为吐蕃吸取唐文化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不仅带头“自褫毡局,袭纨绡,为华风”,促使吐蕃朝野兴起“渐慕华风”的习尚,还采取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一方面“遗豪酋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和“派充侍子”。一方面“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又请造酒、碾、礼、纸、墨之匠”,招“知汉书舍人”。吐蕃子弟进入太学及律、算等学中就读,“在当时长安城里,曾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吐蕃人聚居点”吐蕃子弟少小人学,经过长时间的汉文化教育,有的人被唐朝留下做官、委以“吐蕃舍人”等职。他们返回後,大都成为吐蕃的重臣,担负著维系和发展唐蕃交流的任务。如被《唐书》称为“颇知书”的吐蕃大臣仲家,就是“少年时尝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唐高宗时多次担任吐蕃遣唐使。又如担任迎聘金城公主的吐蕃宰相名悉腊,也是早年留学长安,曾被唐朝任为“吐蕃舍人”,“朝廷皆称辨才”。”他对古诗文有很深造诣,曾参与唐中宗柏梁联诗。
而那些来唐“人侍”的吐蕃人,由於“或持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据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更多的接触到唐之制度与礼仪文化。回去後对於借鉴唐文化改造吐蕃社会文化更能产生大的影响。如著名的吐蕃大论禄东赞就曾将其子钦陵人侍唐,“因充侍子,遂得远观中国兵威礼乐”,成为吐蕃权臣。
继文成公主之後,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再次掀起唐蕃文化交流的。金城入藏时“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随行的汉地技艺之士特别多,对吐蕃工艺、音乐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金城公主为促进唐蕃和好,极力从事於唐文化的引进,她曾向唐求取《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说明经过国学的培养,儒学已在吐蕃上层中有了一定影响。金城公主时赤松德赞(742-797,755—797在位)父子崇佛,公主便积极引荐汉僧入藏,同时促成赞普派人赴唐学取佛法。公元781年,唐廷因“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遗僧良涌、文素二人行,每岁一更之”,把派汉僧人藏传法规定下来。此外,受吐蕃直接邀请和自发人藏的汉僧也很多,藏文古籍《译师遗教》、《大臣遗教》中记载的入藏汉僧名字就有30馀人。著名的摩诃衍那(大乘和尚)就是应赞普邀请自沙州人藏的一名汉僧。他人藏後传讲禅宗顿悟教法,“吐蕃大多倒喜其法,并学其道”就连赞普之妃和姨母等贵胄夫人30除人也拜他为师,出家学法。”金城公主时还有“大量藏人来内地学医,并翻译了许多医书为藏文”在这一时期,许多在吐蕃王朝任职的汉人,为唐蕃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被两次派往内地求取佛经、医药的桑希(sangnshi)原为随金城公主人藏的汉族官吏马窦之子,幼充舞童,与赤松德赞为伴。故又名“甲楚噶堪”(rgya--phrugugapemkhan,意为“汉童舞者”)。赤松德赞即位後,对其深为倚重,充当了求取唐文化的特使。
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後,藏区与中原的交往并未断绝。五代时兴起“茶马互市”,使晚唐开始的“银马互市”为主的汉藏贸易有了大的发展。仅前蜀王建在汶、黎、维、茂州所市之马,就有1.2万匹之多到了宋代,更将这种互市制度化、扩大化。从而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伴随茶马互市而加强。元代以来因中央王朝对藏区的洽理加强,藏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藏汉民族的交往亦随之发展,大批政府官员、戌军、商贾、技工进人藏区,有的还藏汉通婚,长期定居於藏区,而藏区的僧俗首领到内地朝贡,藏族高僧到内地传法,一些藏族人在中央政府中供职,以及大量藏商来往於内地、藏区,使藏汉文化交流进人新阶段。 二
在藏族文化中常可发现吸收汉文化的历史积淀。
(一)宗教文化方面汉传佛教所创的禅宗在吐蕃时期曾有过相当大的影响,藏族宗教家也认为“宗门(即禅宗)就其实义与噶举派相同,即(噶举派)大手印表示之传承”。“除噶举大手印法外,宁玛派的一些教理也与禅宗同出一辙。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使孔子成为了藏地宗教的一位尊神,“汉地儒教徒孔子皇帝是喇嘛教传说中一位神变大师,而且从来都与占卜术相联系……而在笨教徒心目中,这位儒教王成了辛绕(笨教祖师)的信徒,住在辛绕之国附属汉人的光明之地。”“藏人称‘公子神灵王’,认为他是灵异之王,还有在汉传历数禳解法中制造了《公子现证修法》仪轨。又有一类书中将其称为‘工巧公于’,认为他是一位善於工巧的能人”。有的藏传佛教高僧甚至认为儒学与佛教是相通的,“从儒家们所讲经论的隐义中,亦可见到‘有地道’的理论”,“易经的奥义可以说与无上密宗相吻合。”“此外,道教的李老君也被列入藏地宗教内,有说他是梵天的化身,有说他“与笨教的教主辛绕为一人”在藏传佛教的禳解法书籍中也有太极、无极等话和九宫、八卦等,“显然是根据《易经》而说的”。藏传佛教寺院内常见一种名为“斯巴角松”的壁画,图案即原按五行、十二生肖、九宫、八卦排列”一些法师在举行驱邪仪式时,首先画一龟背,然後在其上画出九宫图形,放一些东西於格中再作法。“这显然也家仿道家术士的“魇胜”之法。还有喇嘛占卜时所常用的“博唐”(spor—thang,五行算经)和“克甫孜”(gab—rise,五行图表),亦传自汉文化。现今藏族结婚时推算男女双方命相是否相合时仍用这些方法。道家堪与之学中四象、七星、二十八宿也被吸收进藏族宗教文化之中,如喇嘛寺院选址,要求“东为平地(代表白虎)、西为丘陵(代表青龙)、南为高地(代表朱雀),北为群山(代表玄武)”其方位与汉地“左(东)青龙,右(西)白虎,前(北)朱雀,後(尔)玄武”不全一致。显然是因藏族以西为上方,而汉族传统中以东为上方所致。
(二)伦理道德方面敦煌发现的一份吐蕃古藏文写卷中,记载了8一10世纪时吐蕃人的道德标准:做人要“公正、孝敬、和霭、温顺、怜悯、不怒、报恩、知耻、谨慎而勤奋”显然与儒家的“孝、悌、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相吻合。在吐蕃时期翻译的汉文典籍中有很多《孝经》,这显然是为借鉴汉文化以改造原来的旧伦理观念。
(三)礼仪方面
1婚丧之礼吐蕃早期盛行抢婚及自由婚。但後来藏族则较普远地实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提亲必请媒人,先下聘,并勘合“八字”,要彼此不相克才允婚。出嫁必备妆奁,议亲须“门当户对”,其礼俗显受《周礼》、《礼记》的影响。人死後要举行七七四十九天的“荐七”活动,也自金城公主将此汉习推广於藏区的。
2.祖茔之制吐蕃早期“尸如虹散”,後虽葬亦“墓而不坟”,松赞干布始吸取唐陵寝之制,现存穷结藏王墓有陵亦有寝殿遗址。墓前有汉式镇墓兽和近似於阙的石碑。”其碑盖显为唐式。且历代赞普均葬於其祖地。亦是遵祖茔之制所为。藏传佛教兴起後葬法有了大的改变,但清代以来康青一些土司仍实行祖茔之制。
3.迎宾之礼藏族素以待客热情有礼闻名。客至,主人必迎於门外,进门後请客坐上位,斟茶捧献於前。这与《周礼》所规定的“每门让於客,至於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礼记·曲礼》)之礼仪几乎完全一样。考虑到吐蕃时大量派人入国学学习《周礼》等情况,可知二者是存在一定渊源关系的。
(四)医药、历算方面著名的藏医典籍《月王药珍》(sman一dpyad一zla—bavi—rgyal—po),系金城公zhu主带入藏的汉族医药书。《四部医典》所列的一千多种药中根大一部分是中药。藏医的“灸法”亦传自汉医的针灸学。藏医亦如中医一样讲究“辨证施治”,实行望、闻、问、切“四诊法”,切脉亦按寸、关、尺的名称(位置略有异)。在历算方面,吐蕃曾派了许多人向唐学习中原历法,松赞干布曾派甲迦冬衮(bya—gag-ston-krn)等四人去唐都学习历算,向“精於推算四季时节的嘉赤摩诃衍那学习了一年零七个月。”甲迦冬衮父子因此成为精通汉地历算之学的学者,相继担任宫廷卦师之职。故吐蕃历法多吸取汉历。吐蕃原只有十二生肖纪年法,引入汉历後,将十二生肖与汉地五行相配合。继之,五行又分阴阳为十数,替代(汉历)十天干。到18世纪,藏历又吸收了中原时宪历的一些成份,臻於完善。
(五)技艺方面
1.建筑艺术汉族建筑的歇山式屋顶、飞檐、斗拱、藻并、硫璃瓦等被不少的藏族建筑所采用,如藏传佛教著名寺院桑耶寺其主殿的第二层即按汉式建筑。夏鲁寺大殿的二层亦完全采用汉式建筑。布达拉官白宫东大殿佛座上方的藻井,柱头上的斗拱也为汉式。
2.器物制作据《拉达克王统记》记载,吐蕃“以乳制酪,以酪提炼为酥油及酪浆,以酪浆炼制酪糕(即“奶饼”);将陶土制为陶器;建造水磨;以织机纺织布”等均为文成公主自汉地传人。(唐书)载高宗时吐蕃请“造酒、碾、碳、纸、墨之匠”。其中皑即石磨,今藏语仍称为“磴”。(mchig,藏语读音为qi,汉语“皑”音Wei,可能最初藏文按汉文字的形声规律而将藏音定为qi)。藏地原有制陶技术,文成公主所传应系“上釉”技术。藏语现仍称釉子为“玉子”(g.yu—rtsi),显系音译。其外如打场的连枷(rgyadbgug),淘金的“金船”,以水银勾取沙金等器物和技艺亦自汉地传入。
3.酿酒技术吐蕃原有酿酒技术为“蘖法”。《拾遗记》说:“蘖出西羌,麴出北明”即指此。所谓“蘖”,为发芽之麦、米,因含糖化酶,能将谷物、麦类中的淀粉转化为糖,进而发酵成酒。然此法所酿之酒度数很低,易酸败,且难掌握火候技术。文成公主始将内地的麴酿法传人吐蕃。因当时唐室好饮米酒,故吐蕃当时学习的酿酒术主要是米酒(即令西安“稠酒”一类)。公元7—9世纪所作的第穆萨摩岩石刻中,规定工布小王向赞普奉献“酿酒粮食,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均可。”藏史记载赞普热巴巾(815—838在位,即可黎可足赞普)就是因“饮米酒(vbras—chang)酣睡”被反佛派所扼杀。吐蕃後期,米的来源逐渐减少,米酒逐渐被青稞酒取代。但这时的青稞酒亦改旧式蘖酿法为麴发,其工艺与原理完全和内地麴酿法一致。若将《格萨尔王传》中对青稞酒酿造过程的描述与《齐民要术》中酿米酒之法相比较,便可发现除原料改用青稞外,其馀均相同。而藏麴的制法也与内地制麴法基本一样(药草为高原特有)。元代以来藏族还酿制一种名叫“阿热”(A—rag)的烧酒,即藏白酒。有的学者认为从名称看“似应为阿拉伯民族中传人的酿造法”。其实,此酒即(饮膳正要)中所说的“阿刺吉酒”。据考证,“阿剌吉”“在语源上,它是“汁”的同义词,本来是指“树汁”……进一步便成了一切用当地原料酿造的酒的泛称”。”蒙古人借用此词称呼烧酒为“阿烧”,显系蒙语阿刺吉(Araca)的转译。由於元代“郡县吐蕃之地”,这种酒在元代传入藏区时,藏族便借用了蒙古人的称呼。我国东汉时已发明蒸馏酒技术,元代内地更大量生产烧酒。而藏区这时又与阿拉伯国家无联系。故关蒸馏烧酒的技术只能是从内地传人藏区的。笔者考察藏区制“阿热”的釜、饭、冷凝管等,均与内地土法酿酒的设备一样。
(六)饮食方面藏族生活中必不可缺的茶系自松赞干布之孙赤都松时(676-704在位,《唐书》作器弩悉弄)由汉地传入。因它对藏族合理饮食结构的构成具有重大作用,故深受藏族喜爱,并形成融民族性格、审美观、理念和生活方式为一体的藏族茶文化。藏族饮茶之习既传自内地,故其茶文化中亦吸取了不少汉族茶文化的内容。例如元明以前内地饮茶要在茶中放入葱、姜、枣等台煮。至今天多藏区一些地方仍有此俗。茶中放盐原也是唐宋时中原饮茶之习,藏族一直保持这种习惯。唐时“称饮茗者,必浑而烹之,与席蔬而啜者无异,”即饮荼时像阳菜汤一样连水带渣一同喝掉。现今康区一些地方藏族所喝的“糌粑茶”,仍保留连茶叶一起吃掉的中原古习。
食物中吸收汉地食品亦不少,如“豆腐”、“粉丝”、“馍馍”、“菠菜”、“白菜”、“萝卜”等在藏语中均为汉语借词。巴塘面食中叫“猴子耳朵”的,即西安人所说的“麻食子”。
(七)文化艺术方面
1.音乐舞蹈《新唐书》载刘元鼎於长庆二年(822)到吐蕃会盟时,赞普举行宴会“大享於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人”。说明自金城公主带“杂伎诸工”、“龟兹乐”入藏後,吐蕃王室已有汉人组成的宫廷乐伎队。联系上文所说“汉童舞者”桑布曾为太子陪伴,可知当时吐蕃王室对唐乐舞的雅乐。《秦王破阵曲》原为器乐,属唐自制三大乐之首。後由乐变为乐舞,其舞“右圆左方,先偏後伍,交错屈伸。”“乐工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此舞原属“武舞”,中原古制“以征伐得天下,则先奏武舞”,唐太宗系靠征伐得天下,故“太宗即位,每宴必奏”此乐。吐蕃亦仿行,说明其对唐乐舞所知甚深,把这一套乐礼也袭用下来。又如藏族音乐中的“囊码”(nang-ma),原为宫廷乐,後流行於民间。据说,第司桑杰嘉错(1653—1705)时期,这是少数上层享受的一种雅乐。在探讨“囊玛”源头时,我们不应忽略唐时宫廷乐之影响。八世达赖时噶伦多仁旦增班觉逗留北京时,学习扬琴、笙等内地乐器,带回藏中又融人“囊玛”音乐之中,使之更加丰富。
2.戏剧藏族戏剧一般认为系14—15世纪时唐东结布(1385—1509)所创。此时正值内地元曲杂剧十分盛行之时,也是藏区正式被中央政权派官管理之後。因此,作为中国戏剧精粹的元杂剧理当对藏戏的产生有所影响。元杂剧的程式中,照例先有一场“楔子”,由一“副末”出场介绍剧情梗概或主旨。而现今藏戏中亦有类似的情况,正戏前照例有一场“温巴顿”(rngon—pa一vdon,又称“降嘎冉”)由演员扮“温巴”(猎人),以韵律之调诵唱剧情、介绍角色,还常有一汉装老者出场逗笑(极似内地戏中丑角的插科打訁军)口这些均显然受元杂剧之影响。有的藏戏(如安多藏戏、色达藏戏等)更从表演手法,布景、道具甚至演出场地等方面都借鉴了内地戏剧的经验,以丰富其表演
3.雕塑绘画拉萨大昭寺的松赞干布和赤尊、文成公主像以及释迦牟尼塑像和“四大天王”塑像“均为中原汉地的传统风格”。在其他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中也常可见到依汉式风格所塑的佛像。在绘画方面,汉式绘法对藏画的影响尤其大。藏昼流派中著名的“门鲁派”(sman-ungs),尤“与汉地昼派风格相近”。”据藏文史料记载,该派创始人门唐巴·勉拉顿珠(sman—thang—han一sman-bla-don-grub)前生本是一汉地画师。他在一次“人静”中看到了自己前世所绘的一幅名为“甲则钦莫”的丝绸画,顿生“宿住通”(即了知前世的一切),才创立了这种画派。可见此派与汉式画法有很深的渊源。这种画派在藏族宗教画中很受重视,五世达赖绘“金钢鬘”唐卡时曾规定“文静佛像以门唐巴的传统绘画为准”。又如著名的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所创的“噶日”画派,也是在黑帽系十世噶玛巴却英多吉川(1604—1674)大力吸收汉地画派的一些技法後,“形成与汉地画相接近的绘画新风格”,尤其在花木、房屋等的绘画方面借鉴汉画甚多。 三
文化交流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藏族文化吸收了一些汉文化,汉文化也吸收了一些藏族文化,例如唐代王室十分喜爱的马球,妇女脸上涂的日月型的膏痣,耳上戴的耳坠,乐器中的,唐朝贵族官吏用青绢制作的拂庐(大帐篷)等,以及後来元、明、清、民国各时期内地流传的佛教密宗等等均系从藏文化中吸收而来。当然,这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吸收并不是等同的,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文化相对後进的一方总是要多吸收一些相对先进一方的东西。“如像日本那样,西藏从唐朝大量的吸收汉文化,这绝不是巧合,因为中国盛唐文化的灿烂辉煌在中世纪是举世无比的”吐蕃文化构建中吸收唐文化多一些也就十分自然。而吐蕃文化又大部分被涵化於藏族文化中,因此,可以说藏族文化在构建之初就已吸收了不少汉族文化,随著藏汉民族关系的日益密切,这种文化交流亦不断加深。
元稹有《茶赋》一首,其中有一句盛赞湖北毛尖,“香叶,嫩芽……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乱岂堪夸。”
古往今来,茶有解毒之效,而爱茶者往往却有“中毒”之嫌。因好茶,茶客从“沏茶、赏茶、闻茶、饮茶”等细节中提炼出了“茶道”一脉,作为爱茶者,自然要游历山河,寻究茶文化根源。
如若寻茶源则必游湖北,只因湖北出过两个茶界巨擘。其一为“茶祖”神农氏,在长江中下游至今仍有“神家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的传说;其二为茶圣陆羽,其所著的《茶经》的贡南,显示了湖北茶文化的渊源和广博,是世界茶的知识和文化由“俗”到“雅”的一座丰碑。
捧上一杯香茗,口含湖北毛尖的细腻清香,心念茶道茶艺,在茶圣故里走访乡间民俗与大好风景,这是何等潇洒惬意的心情。
巴东江南岸的茶祖传说
神农架是湖北风景名胜,带着探秘心境游历,则更有些情趣。
历代相传,巴东江北神农架为神农氏“尝毒,得茶而解之”的地方。巴东江北汉族多,江南土家多,传闻土家族原乃巴人,因古代盛产茶,好饮茶而叫“荼族”,谐音“土家族”。古代茶称谓“荼”“”。原茶为药用,现大凡中药店必供奉一石狮,这便是源于神农尝药用的狮子狗。传说神农狮子狗中药毒,随后用茶而解之终获生机。土家族生活时刻离不开茶字,茶作祭祀宗祖神灵沿用至今。在婚丧嫁娶和正头七月纪念宗祖仍有献“钱帛、果品、酒、肴、茶”的传统。
在神农架,品茶弄茗之余,一面可感受土家族的独特的民俗,另一面则可徜徉神农溪两岸的秀色风景。
神农溪流经三个风景各异的峡谷――棉竹峡、鹦鹉峡、龙昌洞峡。两岸风光奇美,峡谷中少有开阔地,最狭处两岸相距仅7米。船行峡中,如穿幽巷重门。一座座高达数百米的山峰劈面压来,几乎望不见前面的水道。因生态环境保护得极佳,附近的原始森林中聚居着罕见的珍禽异兽,如飞鼠、金丝猴、苏门羚等。
在神农溪上观看原生态风景,舌尖有茶水润盈,胸中自平添几分多愁善感的思绪。
古雁桥下的茶圣隐踪
湖北天门是茶圣故里,至今还有不少与陆羽有关的遗迹。“不羡黄金窑,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惟美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诗中的“竟陵”为如今的湖北天门,喜好诗赋的陆羽曾用一段《六羡歌》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爱慕。
相传,陆羽出生不久就被遗弃,被一群大雁所庇护,后来被一位名叫智积的和尚收养。智积喜欢喝茶,陆羽经常为他煮茶。经过长期的煮茶、品茶实践,陆羽终于煮出了好茶,以至于非陆羽所煮茶,智积不喝。
游历天门,必经“古雁桥”。相传,这里是当年大雁庇护陆羽的地方。镇北门有一座 “三眼井”,曾是陆羽煮茶取水处。井台旁边有一块后人立的石碑“唐处士陆鸿渐小像碑”,碑上刻着陆羽坐着品茶的情景,颇有韵味。陆羽亭建于清朝,后毁于兵燹。解放后重建为双层木质结构,呈六角形,精巧典雅。置身其间,抚亭泉,品茗饮茶,十分令人流连陶醉。而位于竞陵西湖之滨的陆羽纪念馆,包括陆羽故居、纪念陆羽的古迹、陆羽茶事活动等建筑群。游览该馆,可以获得陆羽事迹和传说的许多信息。
流传于鄂南的茶道民俗
辗转湖北鄂南地区,风景另类,而风味迥异的茶道民俗,更加让人心情愉悦。
鄂南各地过年过节好请客,客人先饮过糖茶再吃饭,饭后再喝茶,这时的茶只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开水,且只用自己刚吃过的碗,不再换茶盅。而鄂南人办丧事,也几乎处处不离茶。灵堂摆上香案,木牌灵位前最显眼的是清茶一盅。
日本茶道四规为“和敬清寂”。其实茶的“清”与“寂”很早就在鄂南的丧茶中得以充分体现。茶在古代是男女婚姻关系缔结和维系的信物。鄂南许多乡村把定婚叫做“吃定茶”。“三茶六礼”在鄂南各处通用,所谓“三茶”,是指端午、中秋和春节三大节日男家要向女家送茶礼,以示婚约存在。
湖北茶文化十足,尽管名声不响,但是因为茶祖茶圣的缘故,民俗风情之间多有茶味。游湖北,可带上自己挚爱的茶盅,随茶祖、茶圣、茶道民俗而游,走到哪,饮到哪,乐哉悠哉!
TIPS
湖北五峰是土家茶乡,有全省首家“茶博馆”。当地有多条成熟的旅游路线可以体验,“采花毛尖科技园”工业游、“土家茶乡风情园”农业游、“茶马古道”文化游、“茶博馆”体验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