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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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民本 重民 治民 启示

在人类历史上，以勤劳、智慧、勇敢著称的中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无疑就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绚丽夺目的瑰宝，其中，民本思想无疑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1]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存在形式，从一开始就对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民本思想一直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而居于首要地位，并且在现阶段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而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而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不能把传统的东西看成是已经逝去的东西，传统是过去的构成要素，同时又是现在的土壤和未来的因子，传统是现在的根源，未来是现在的信念，现在不能没有根源，也不能没有信念，于现在之中弘扬传统、展望未来。[2]因此，在大力倡导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进一步剖析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实质，积极探究传统民本思想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启示，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渊源追溯

关于传统民本思想的历史起点，尽管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但对于历史文献上的记载基本还是普遍认可的。从仅有的文献记载可知，我国上古时代笼罩在神本主义之中，但随着夏、商、周之间的替代，民意民心的作用凸现出来，于是在神本主义的旁边出现了民本思想。[3]但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都还是很初级的形式，思想也十分散乱，主要是一些论断，远没有形成理论，只能说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萌芽形态。真正的“民本”一词，源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的“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4]可以说，“民惟邦本”应该就是目前为止明确记载的并被广泛认可的民本思想的理论源头。此外，《尚书》中还记载有大量的关于民本思想的言语，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等，都是最初民本思想的典型反映。而在其之后的《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中就直接提出了“民者，君之本也。”这就出现了“民”与“本”的相辅相配，展现了民本思想的最初契合。但是，这不是说，只有明确包含民本语句的表述才称得上是民本思想的论述，其实，众多涉及君民关系、国家治理和民生发展的思想都可以纳入民本思想的范畴，民本思想本身就蕴含十分丰富的内容，而不仅仅局限于只是关注政治统治的思想。

总之，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民本思想，从初现端倪到开始萌芽，再到形成确立，直至发展完善，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它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经商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等发展阶段，经过不断丰富、发展和实践形成了系统的思想理论体系。进一步而言，中国民本思想滥觞于殷商西周时期，初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实验于两汉时期，实施于大唐盛世时期，内化于北宋南宋时期，提升于明清之际，开放于近代时期，超越于当今时代。[5]

二、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本质

（一）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内涵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企业管理；启示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更多看重的是对西方社会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学习，而一直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却有所不足。本文主要讨论了如何以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指导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及“以柔克刚”的和谐观念等对指导现代企业的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值得科学合理的继承和不断的完善发展。

一、古代“民本”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也不管是管理朝代还是管理企业，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是人，管理的核心在于人力资源管理，本质是“治人”即对人的管理。从管理的意义看，“治人”通过专注于人的积极修为、管理实现对事对物的管理，这种管理思想和方式与现代的“人本管理，人为为人”的人性化管理理念相一直，只有管好人才能管好物、管好事。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文化，认为在一切事物中人居于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都是并列的。从管理学的角度考查，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管理主体的重视，特别强调管理者要“修己、正身”，要遵循“为君之道”“为将之道”“爱民之道”，提出了仁、勇、信等各种德才标准；其次是对管理客体的重视，处理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相对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民本”“民心”“民意”，把“民本”“民心”“民意”看做管理行为成败得失的根本，例如古代君主的“奉天承命”就是要尊重民意。当然，或许有人说这是迷信，应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中肯定会出乱子，这点笔者不否认，但是要强调的是对于古代的丰富遗产，我们应该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来面对。同样，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理念与现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把人即人力资源视为企业一切资源中最重要和最有潜力的战略资源，着力提高人的素质；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价值观培育，努力做到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挖掘企业员工的潜力，这样才能进一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因此现代企业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民本观念，以企业的人力资源为中心，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首位，充分调动企业中所有人的工作热情和智慧，企业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在企业运营中的重要作用，把尊重员工、关心员工放在首位，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不断为企业员工提供学习、培训和进修的机会，提高企业员工自身能力素质，增强企业员工责任感、使命感。此外，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员工的自身发展，也是符合传统文化的义利观的。作为儒家五常之一的“义”一般是指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和人们行为的价值标准，“利”是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物质利益和功利。“见利思义”和“以义制利”的儒家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的民主精神，引导和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激励和推动了中华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在企业管理中，如果做到“见利思义”、“以义制利”，把面向企业员工、尊重企业员工、关心企业员工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完全以企业利润为出发点，可以增强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企业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总之，不管是古代儒家思想，还是现代国家政策，我们都应该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灵活运用人本思想，让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馨和对自身的关怀，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才能够让员工有归属感，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营。

二、古代和谐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提倡“以柔克刚”“刚柔并济”，强调为人处世要随和谦让，这其实是一种心胸豁达的思想境界。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个人与个人之间如此，团队与团队之间也应该如此。儒家认为，柔是自然之道、养身之道和治世之道，天地万物按照均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因此人必须关注自己并注重自身的修为，使人道合乎天道，顺应天道。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说人与自然要协调统一，主体与客体之间要相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理。《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要从天开始，过渡到人，即管理者要以企业文化来熏陶员工，用文化的潜移默化功能促使员工的目标、行为与企业的发展方向保持和谐，培育员工和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实现个人与企业协调发展。古代和谐思想也与今天我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管理的角度出发，古代和谐思想可以帮助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因此企业管理者的实践活动应建立在企业的可持续能力和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保障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促使员工的个人得到充分发展。作为中国通讯的巨头——中兴的“森林原理”和“低成本尝试”管理方式体现企业中和谐思想的活用，这种东方的价值观向中兴企业的组织结构、研发领域、市场末端、文化氛围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渗透，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企业之首——松下作为也非常推崇中国的和谐思想，认为提倡和谐就是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信但又不搞折中和放弃原则，强调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所以说，古代的和谐思想运用于现代的企业管理中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发展，甚至为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其它方面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外诸多著名企业家产生过重要影响。作为现代企业管理者的职业经理人在借鉴西方现代管理理念的同时，还应从中国的实情出发，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笔者认为有两个思想精髓必须被我们掌握，一个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个是“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前者是对我们职业经理人个人素质的综合要求和提高方法，而后者更侧重于职业经理人的战略思维。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体现。自强不息最核心的内容在于不停留不满足于当前的自我，不断地向“更新”的自我迈进。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自立、积极进取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语，则反映的是自强不息精神的全民化、普遍化和社会化。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就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就找不到前进的动力源泉。这就要求职业经理人必须有活到老学到老的决心和毅力，以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和行动追求个人素质日臻完善。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与历代先民不懈努力浓缩而成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以及与中华民族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到“古为今用”，对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琦．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影响[J]．北京市计划劳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2]赵东升．东西方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6）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民本思想 官德修养 判词 说理

前言

中国法律传统自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学说也成为法的指导思想，自此中国法开始了法律道德化和对司法官员的民本关怀和官德情怀教化的进程，并逐渐形成中华法系的特征，即法律与道德一体。自春秋决狱，引礼入法之后，儒家伦理渗入到中国传统法制中，中国法以“一准乎礼”的法律原则和“德才兼备”的司法官僚体系为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在清末科举制废除以前，科举考试是各阶层人群进入到统治阶层的通道，统治者借由科举制度为政权选拔符合正统理念的人才来治理社会，即他们不仅要帮助皇帝统治天下还要肩负着帮助皇帝教化民众的责任，于是就为此设置了统一的选拔标准。这个标准的第一要义是做官要有官德，所谓“身、言、书、判”样样俱佳，熟悉并掌握儒家的正统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只有熟读四书五经，通晓儒家义的读书人方能践行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传统中国的行政司法不分，治理社会的决策者兼理行政与司法职能，最终那些饱读儒家诗书并进入统治阶层的读书人，就需要不断的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儒家知识兼律令，并以此为裁断争议、定纷止争的知识，践行自己心中正统儒家理念中所倡导的以尊卑、位差关系为基础的正义与秩序的理念，并将之不断的运用到具体案件中去，进而借由司法权力的导向作用强化这一理念。

孟子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终还是借助人的因素——主要是司法官员——来实现立法思想和统治理念的，在科举制和行政官员行使司法权的境况下，司法官员自觉地将儒家的民本关怀观念复制强化的过程，也是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儒家伦理法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而言，观察传统司法中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和结果便成为管窥中国传统司法中司法官员民本关怀官德的一个窗口。①

案例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具体展示方式，判决书则是具体案件公示在人们面前的主要载体，其中的判词及说理，则充分体现了司法官员的学养水平、道德品质和法律技术的高低。在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案例表现形式的判词最直观地展现了国家的司法官在处理具体纠纷时所采用的治理理念和体现出的道德素养。

汪世荣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指出：“判例在中国古代的特定时期是独立的法律形式，具有规范作用。中国古代实行因案生例的判例法制度，司法官吏在其司法活动中针对具体案件的裁判，认为应该通过该案总结、创制出特定法律规范时，便在判词中附请定例。封建最高统治者以上谕的形式，在对该案作出批结的同时，可以概括出具体的法律规范，遵照实施。由例优于律的法律原则决定，判例法具有优先适用的特点。判词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古代判词的形成来看，司法活动推动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司法状况与水平。中国古代判词反映了特定的社会与国情，反映了治人与治法的相互关系规律。”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古代判词可以管窥传统司法中的民本关怀和官德修养。清代判词代表了中国古代判词的最高成就，本文通过对清代名吏施世纶的一道判词评析说明以上观点。

一、判词

“案犯宿介：重蹈盆成括杀身之覆辙，获得登徒子好色的名声。……祸自天降，终于受酷刑，差点丧命；孽由自作，几乎砍掉脑袋，不得复生。翻墙钻洞的行，固然玷辱书生名声；李代桃僵的误会，也真难消心头冤气。责打可以稍为宽缓，抵他已受的苦刑；秀才姑且降为童生，给他自新的出路。”

“至于毛大这人：刁滑无赖，市井凶徒。……风流道上竟然出这种恶魔，温柔乡中怎会有如此鬼蜮！即将该犯暂首示众，以快人心。”

“至于胭脂：尚未许嫁，已达婚龄。以月里嫦娥之貌，自应有郎如美玉；似《霓裳羽衣》之姿，何愁藏娇无金屋。……父亲死在刀下，可爱的美人成了祸水。幸而尚能自守，终于白璧无瑕；虽然陷入牢狱之灾，还可重归闺房。拒绝非礼的行为，其情可嘉，还是清白的情人；掷果潘郎的心意，其愿可遂，也是风流的雅事。仗仰县官，担任媒人。”③

二、基本案情

以上判词说的是清代山东东昌一个卞姓牛医老年得女，十分疼爱，取名胭脂，十五岁仍待字闺中。有一风流寡妇王氏住其对面，王氏欲把胭脂许配给街坊鄂秀才并怂恿胭脂私下约会鄂秀才。

王氏与书生宿介有，便把替胭脂做媒的事告诉宿介还让其带话给鄂秀才。宿介也是色鬼一个，早就垂涎胭脂的美貌便打算冒充鄂秀才幽会一下胭脂，于是借故了解清楚胭脂家中的格局方位。一天，宿介翻墙进入卞家，冒充鄂秀才央求摸一下胭脂的玉手作为定情约定，胭脂以为是鄂秀才就打开门，宿介进屋后便要非礼遭到胭脂反抗。宿介怕嘈醒他人便要求另定日子见面并讨要一件定情物。胭脂不给，他顺手拿走一只绣花鞋。回到王氏处宿介发现那只绣花鞋丢了，便告诉了王氏。

街坊有个叫毛大的，游手好闲，早先勾引过王氏，毛大知道宿介跟王氏相好总想。那天夜里，毛大摸到王氏家门外正偷听宿介跟王氏讲卞家的事，感觉踩到一个东西，拾起来发现是一只绣花鞋，心中很高兴，心想这回拿着定情物就可以去卞家约会了。一天夜里，毛大翻墙进入卞家，卞牛医以为是贼就拿把刀追出来，胭脂听到搏斗声也爬起来跟母亲一起帮父亲时，发现卞牛医的脑袋已经被砍掉，又在墙角找到一只绣花鞋。母亲认出那是女儿的东西，就逼问实情。胭脂不忍心牵连到王氏，边哭边告诉母亲是鄂秀才干的。

案子告到县衙，县官派人将鄂秀才捉拿归案，人证物证俱在，鄂秀才经过几次大刑折磨，屈打成招，有口难辨，被判了死刑。案子上诉到府衙门审理后转到济南府复审。每次审理都要经过刑讯，鄂秀才满腔怨气要和胭脂公堂对质，胭脂见了他总是将他痛骂一通，鄂秀才百口难辨。案子最后转到施世纶手中复查，施学使对案子仔细分析和判断后，经过讯问鄂秀才发现有冤情，决定重新审理。经过艰难的审理，几经周折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于是施世纶作出了如上被后世传诵的著名判词。

三、评析

本案判词作者施世纶，字文贤，号浔江，晋江县衙口乡人，官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等。他居官时，政绩显著，清名远播。《清史稿》赞之：“聪强果决，准抑豪猾，禁胥吏，所至有惠政”。④

（一） 本案所涉法律问题

本案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加重情节是翻墙越户，在《大清律》是死刑中的斩立决，本案的焦点是如何查证谁是真正的凶犯。在当时的刑事侦查技术条件下，如果不能拿捕现行犯，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因素下查找到真凶。封建时代的官员集侦查、控诉、审判于一身，实行口供定案，罪从供定，刑讯逼供普遍化而且合法化。案件发生后，通常的手段是把所有嫌疑的人全部缉捕到案，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口供，以口供定罪，或者众证定罪。

（二）不枉不纵的民本思想早在千百年前，中华文明就有了民本思想。在《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强调“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齐国政治家管仲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孔子也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西汉时期的刘安，在《淮南子·泰族训》中提到，“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上固，基美则上宁。”唐朝李世民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毖。”纵观中国古人对民本思想的阐述，尽管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心思想是强调“民本”，即老百姓对维护国家安定，巩固政权的作用巨大，宽民是对官员们民本思想和官德情怀的要求。

施世纶能够剥丝抽茧，去伪存真地发现案件事实，进而通过一通优美而朗朗上口的判词，使案情大白于天下，还无辜人以公道，使作恶人得到惩罚，令民众信服，一定是心有宽民爱民司法公正的民本主义情怀，值得今人学习。自古中国就有所谓“清官”、“青天”的称谓，说明老百姓渴望政治清明，司法官员不偏不倚，都希望官员有民本情怀的良好愿望。

（三）与当代刑事判决书的比较

施世纶所治判牍，“以仲由折狱之长，杂以曼倩诙谐之笔，妙解人颐，争相传诵”。施氏之治狱风格及所治判牍，影响广泛的缘由一定是把判决所依据的理由细说殆尽，使人们信服。

判决理由是判决文书的灵魂。目前我国大部分刑事判决书的说理都缺乏合理性，说服力不强。例如，龙宗智教授认为，刑事判决书最突出的问题是阐述判决理由不够，一是缺乏对证据的分析论证；二是缺乏对控辩双方在事实问题上不同看法的分析辩驳；三是缺乏法官形成心证推理过程；四是在总结性说理裁决部分，重视认定，忽视说理，因而造成分析不透，说理不足，削弱了判决的公信力与说服力。可以说，对于判决书为何作出此种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的判定，多数情况下未能分别作出解释和说明。判决的主文通常表现为没有过程的结果，没有论证的结论，概言之，只有“判决”而没有“判决理由”。

判决书没有体现说理性具体表现在：第一，判决书只是单纯的确认事实，而不指出理由。很多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是在罗列事实，判决书的大多数的内容是对事实的认定，而对当事人关注的事实认定的理由却未加说明，尤其是对当事人存在较大争议的证据和相互矛盾的证据不加以分析、论证，只简单地用“不予采信”、“没有事实依据”等简单概括。第二，判决书不展示法官进行法律推理的过程。大多数判决书在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之间缺乏法律推理，造成认定的事实与适用的法律之间相互分离。特别是对一些争议较大的疑难和热点案件，法官在陈述判决理由时只是简单的引用法律条文，不阐明法律推理的具体过程，令当事人对判决结果难以接受。判决书不能够以理服人，至少说明司法官员缺乏民本理念和法律技术，更遑论宽民恤民的官德修养了。

四、结论

从施氏的判词可以看出，首先直接运用了儒家伦理观念，完美的将涉案人员纳入到儒家伦理的观念下，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叙说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礼的要求，然后从法律角度分析他们应当受到法律惩罚，从法律的层面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否定。在法和礼的角度，对他们进行鞭挞和惩罚。施氏判词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司法官员通过伦理定案，运用律令惩罚犯罪并重教化的方式处理案件的特征，同时不枉不纵，抑强扶弱的民本主义官德。

本案判词之所以获得好评，是因为承载判例的判词有对人的教育、对社会的指引和对行为的约束之作用。借助此判词，民众更加认同儒家伦理明辨行为的是非，也正是通过分析这道判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司法官在处理个案时，通过运用判决说理来阐明并表达传统司法中官员的民本主义关怀。（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何勤华著 《法律文化史谭》，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6页。

[2] 张晋藩著《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116页。

注解

① 见孟子《离娄章句上》。

② 汪世荣著《中国古代判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07页。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本思想;以人为本;正己正心;仁政德治;以和为贵

在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宝库中，蕴涵了丰富的管理哲学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建立了爱人贵民的朴素人本主义――民本思想，与西方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系统完整的人本管理理论相比，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要早2000多年。

“以人为本”的理念最早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提出来的。当齐桓公向管仲询问成就霸业之道时，管仲就明确指出“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①霸王之业的开始，就是以人民为根本，本治国家就稳固，本乱国家就危亡。可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是成就霸业的基础。管仲提出来的“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民本”，“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将百姓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为什么“民”如此重要呢？《荀子・哀公》中的一句话道破天机，“君者舟也，庶民之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春秋战国的许多典籍都体现了民本思想，这也是诸子百家管理思想的核心。

民本思想是将人视为管理的核心，正己安人，用仁爱之心，从内在的道德感去提高人们遵守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自律性，进而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使社会达至和谐统一、天下大治将古代的民本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把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相融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一、正己正心――对管理者的要求

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可见“修身正心”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孔子十分强调管理者的“正己”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端正，即使不发号施令，百姓也会跟着行动；管理者如果自身品行不端正，即使发号施令，百姓也不会顺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④孟子也提出了“其身正而天下归之”⑤的观点，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不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⑥在儒家看来，正己做好了，自己在道德能力方面更完善了，才有治国安民的条件和本领。治理国家是一个“正己安人”的过程，管理者以“正己正心”为起点，最终达到“安人”的目标。在任何时代，管理者的素质都决定了一个企业、组织的兴衰存亡。管理者欲“安人”，首先要“正己”；欲“正人”，首先要“正心”。在现代企业中，管理者不仅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经验以及非凡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个人修养与人格魅力，修身立德，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才能起到良好的示范和带头作用，用无声的语言说服下属，用个人魅力感染下属，建立威信，赢得员工的尊重与信任，同心协力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仁政德治――对被管理者的态度

孔子主张以“仁”的精神统治“民”，孔子提出 “仁者,爱人”⑦。爱人的原则有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就不要强加于别人；同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⑨――自己要站住脚，也要使别人站住脚；自己质朴谦退通达，也要使别人质朴谦退通达。孟子进一步完善了仁政学说，在他看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不忍人之心，是为仁心；不忍人之政，是为仁政。”⑩只要有爱人的思想，施行爱人的管理政策，管理好一个国家就如小物行于掌中一样容易。这是因为施行“爱人”的仁政，与人们本性完全符合，从而能使民心归顺。孔子从“仁爱”出发,倡导用道德感化的方式来统治百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靠刑政来治理民众，民众虽然不敢做坏事却不知羞耻，只有以礼义道德教化和规范民众，民众才会懂得做坏事可耻，并知道自觉地去纠正错误。这些管理态度在告诫我们管理者要善待员工，用一颗“仁爱”之心，启发员工内在的道德感，提高他们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增强员工主人翁责任感，激发热爱企业的思想感情，培养员工与企业荣辱与共的责任感。只有在企业内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氛围，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三、以和为贵――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佳境界――和谐的状态、和平的环境、和合的气氛。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共同构成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世界。荀子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大；力量大了，就强盛；强盛了，就能战胜外物。这就是优化组合之后产生合力而形成的新质，这种新质发生的作用，超过事物单纯相加的总和，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孔子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真正有德行的人是善于与人和睦相处,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并不是盲目苟同和无原则的附和。“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平衡。

国家“以和为贵”，才能国泰民安，建设和谐社会；企业“以和为贵”，才能形成团结一致、和谐共处的企业精神。企业内部各个生产环节之间、企业组织机构各个部门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才能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企业为员工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致在工作中形成了动力，在交往中凝聚了合力，同心同德，共同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朱明伟.中国管理文化[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78-85.

[2]李福海.管理学新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05-115.

[3]吉青.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及其现代价值[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96-98.

[4]王平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管理经验的现代借鉴[J].江南大学学报,2005(2):56-58.

注释：

①《管子・霸言》

②《孟子・尽心下》

③④《论语・子路》

⑤⑥《孟子・离娄上》

⑦⑧《论语・颜渊》

⑨《论语・雍也》

⑩《孟子・公孙丑》

《论语・为政》

《论语・学而》

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价值观；伦理观；与时俱进

一、心怀天下、万民为先

伦理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从小的方面讲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国传统家庭思想，从大的方面讲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传统忠君爱国、报效神州的社会思想及使命精神。从总理的人生中，我们不难看出，心怀天下、万民为先的矢志精神一直贯穿其中，并散发出折服人心的光芒。

2007年2月26日，总理在署名文章《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引用《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详细阐述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师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思想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他矢志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重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尊重人的价值、关心和保障人的权益，在平等、自由的条件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003年9月10日，温总理在与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参事、馆员进行座谈时说“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真实情况，‘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犹闻饥冻声’。”阐述“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是人民政府的基本职责。”

仅选取温总理两次具有亲民情怀代表性的发言，查阅相关资料，浅析温总理眼中对于心怀天下、万民为先的伦理思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两句以凝练的语言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机器宝贵的思想之一种——民本思想。人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够安宁。民本思想在中国的萌芽是很早的，从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就开始认识到，民心向背对封建王朝的兴亡具有决定作用。春秋时齐国管仲就曾经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经说过：“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而孔子对于“民”的关注则被其后学孟子用一句话概括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王符《潜夫论》就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程颐也说：“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顺也，不可强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朱熹则进一步发展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足见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思想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民心所向，决定着各项事业工作的成功与否。温总理重视民生，时刻以民为本，充分反映了一个大国总理所应具的政治和人文素质，也正因为温总理时刻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才真正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集中全力发展社会事业，开创了国家建设发展的新局面。

二、子帅以正、独立不迁

温总理是一个温文尔雅极具学者与政者所有优点的人，在他讲话中每每所用的经典诗文、优秀名篇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大国总理独立不迁、正直无畏的勇气，以及从中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魅力。

2003年3月21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温总理引用《论语》中孔子的话“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要求新一届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从自身做起，公道正派、严于律己。所引用契合时展、兼具警醒效用。温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在实践中让国人这样感动的，用一腔正直无畏的热情，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奉献自身才智与心血，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誓言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创新精神，用匡扶正义、独立不改的人格魅力，开创了国家建设发展的新局面。

2005年12月14日，温总理在首届东亚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开放包容，实现互利共赢”的讲话，他指出：“中国有句古诗，‘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坚信，只要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以历史的眼光洞察世界大势，以战略家的眼光规划未来，以互利共赢的精神致力于发展，以务实开放的态度推动区域合作，我们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断谱写出本地区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新篇章。”古人常将浮云比喻成奸馋小人，汉代陆贾《新语》中说：“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唐朝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都集中反映了对浮云的藐视与仇恨。温总理引用王安石的这两句诗，一方面想要表达中国在推动地区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中是光明正大的，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各国能够坦诚相待，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克服艰难、互利共赢。这其中，折射出温总理那种强大的无畏精神、独立不迁的浚洁人格和对伦理观的严格操守、对人伦准第的积极向往。

2006年9月5日，温总理在回答记者问话时说：“‘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充分表达了自己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怀，以诗明志，抒发了自己深沉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并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奋斗终身。其深刻执着的价值观和美政理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展现其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艰苦奋斗的精神状态、超拔的精神境界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让我们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禁心生向往、引其为师。

三、敢立壮志、永不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