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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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第1篇

[关键词]现代化;科学文化;传统文化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第二次现代化的新目标以及中国的特殊国情,规定了中国科学文化第二次进入的新模式。作为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与我们所讨论的科学文化第二次进入直接相关。这里包含着两个侧面:一是在我国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精神缺失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完成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转型,因此有一个在思维方式上的“补课”问题;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当西方发达国家针对现代思维方式的缺陷转向古代(特别是中国)辩证思维时,这种补课如何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从主流文化角度,人们正在努力对之进行匡正。就我国当前科学文化的建设来说,必须做好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接。由此应该处理好以下双重关系:

一、实证性和领悟性的统一

西欧文艺复兴以来,以建立“永恒的理性王国”为目标的理性主义诉求,和自然科学建立实验基础相适应,特别发展了实证性的思维方式。同时,近代西方哲学文化的另一个导向则是唯理论,所谓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唯有人的理性才是判别是非的标准,主张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法庭上衡量。莱布尼茨则明确地提出,只有理性才能建立可靠的规律,在西方虽然不断出现各种批判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但理性在人们的观念中,仍是不可替代的主旋律。

然而,在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中,这样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却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我们强调的是自己的直观觉察力,单凭直觉就悟出许多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正在大力普及,但非实证性传统,在公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成为伪科学和孳生泛滥的土壤。“神医”、“开天目”、“意念转移”等等离奇现象时有出现。这些都说明,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还没有完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负面导向就是盲目崇拜权威(“唯上”)和过分相信感性直观(“眼见为实”),这些都与忽视人的理性力量有关,理性没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很容易陷入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容易被主观经验所蒙蔽。因此,补上这一课是十分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现代主文化中,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被推向极致,其片面性早已引起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注意,出现了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弹和匡正。这种新的思潮动向有两个支脉。一个是知识论支脉,强调非理性因素,如直觉、体认、领悟、感性、灵感等等在认识中的积极意义。许多科学家把这些非理性因素视为科学发现的必要的,甚至是有绝对意义的环节。另一个是文化学支脉,主要是批判传统理性主义抛弃人文关怀,倡导唯逻辑主义,主张将理性认识与价值选择集合起来,这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方向。

我国传统文化中,恰恰蕴涵了这两个支脉的文化因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别注重直觉领悟。道家哲学中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可道,非常道”;易学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周易传略・明象》),这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观点。中国思维方式的这一传统已经引起了当代学者的极大兴趣,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专门写了一部题为《创造力和直觉》的著作,著名物理学家韦斯科夫(V.F.Weisskopf)在评论作者时说:“他受到日本――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了解逻辑严密性和直觉及幻想在科学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中的作用之间的差别。逻辑推理与直觉思维的关系,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中国式的思维强调直觉的成分――灵感在科学思维中的重要性。”

二、分析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近现代欧洲理性主义思潮的方法论是分析主义。对整体进行要素分析,把整体性质还原为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对宏观客体的属性用微观组成要素进行解释,这是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基本方法论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西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一百多年来的哲学走上了一个主流方向――分析的方向。怀特(Morton White)在解释他那部脍炙人口的名著《分析的时代》的书名时说:“我认为有用的是抓住本世纪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而不必试图去捕捉这一世纪的本质。” 的确,感觉经验分析、逻辑语言分析、知识结构分析始终是当代西方科学的主流方向。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缺乏分析的传统。中国古代盛行的是唯象的、整合的、总体的思维方式,而不去进行结构要素的分析,因而难以把握事物内在的深层本质,以致不能形成概念建构,没有公理――定律体系的抽象系统,停留在描述性结论性的非逻辑的现象学层面,这是中国未形成现代科学的重要认识论原因。在科学文化第一次进入时,国内虽有人触及这一问题,但并未引起普遍重视,因而分析的思维方式没有在中国文化中确立起来。所以,当科学文化第二次进入的时期,我们有必要补上这一课。

但是,分析主义的急速发展也走向了极端,对整体的辩证思考应当主导对部分的认识,而西方思维方式中的还原主义倾向却模糊了对整体突现(emergence)的把握。这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系统论、突现论、协同论等新兴学科的出现,更加暴露了传统分析主义的不足,一些学者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I.Prigogine)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的研究协调与协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

这样看来,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所需要的思维方式转型必须解决“补课”和继承的关系问题,既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接受现代科学成功的认知框架,重构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思维方式,是一项艰巨的历史课题。

参考文献:

[1] 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M].河北科学

技术出版社,2002:2-3.

[2] M・怀特.分析的时代[M].商务出版社,

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第2篇

[论文摘 要]在新世纪到来之际,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在解决科学文化第二次进入的历史课题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缺乏近代科学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关键在于理性地对待近代西方主流科学文化和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第二次现代化的新目标以及中国的特殊国情,规定了中国科学文化第二次进入的新模式。作为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与我们所讨论的科学文化第二次进入直接相关。这里包含着两个侧面:一是在我国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精神缺失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没有完成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转型,因此有一个在思维方式上的“补课”问题;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当西方发达国家针对现代思维方式的缺陷转向古代(特别是中国)辩证思维时,这种补课如何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从主流文化角度,人们正在努力对之进行匡正。就我国当前科学文化的建设来说,必须做好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接。由此应该处理好以下双重关系:

一、实证性和领悟性的统一

西欧文艺复兴以来,以建立“永恒的理性王国”为目标的理性主义诉求,和自然科学建立实验基础相适应,特别发展了实证性的思维方式。同时,近代西方哲学文化的另一个导向则是唯理论,所谓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笛卡尔认为,唯有人的理性才是判别是非的标准,主张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法庭上衡量。莱布尼茨则明确地提出,只有理性才能建立可靠的规律,在西方虽然不断出现各种批判理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但理性在人们的观念中,仍是不可替代的主旋律。

然而,在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中,这样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却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我们强调的是自己的直观觉察力,单凭直觉就悟出许多堂而皇之的大道理。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正在大力普及,但非实证性传统,在公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成为伪科学和孳生泛滥的土壤。“神医”、“开天目”、“意念转移”等等离奇现象时有出现。这些都说明,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还没有完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负面导向就是盲目崇拜权威(“唯上”)和过分相信感性直观(“眼见为实”),这些都与忽视人的理性力量有关,理性没能充分的发挥出来,就很容易陷入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容易被主观经验所蒙蔽。因此,补上这一课是十分必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现代主文化中,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被推向极致,其片面性早已引起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注意,出现了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反弹和匡正。这种新的思潮动向有两个支脉。一个是知识论支脉,强调非理性因素,如直觉、体认、领悟、感性、灵感等等在认识中的积极意义。许多科学家把这些非理性因素视为科学发现的必要的,甚至是有绝对意义的环节。另一个是文化学支脉,主要是批判传统理性主义抛弃人文关怀,倡导唯逻辑主义,主张将理性认识与价值选择集合起来,这是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方向。

我国传统文化中,恰恰蕴涵了这两个支脉的文化因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别注重直觉领悟。道家哲学中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可道,非常道”;易学所谓“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周易传略·明象》),这是魏晋玄学的重要观点。中国思维方式的这一传统已经引起了当代学者的极大兴趣,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专门写了一部题为《创造力和直觉》的著作,著名物理学家韦斯科夫(V.F.Weisskopf)在评论作者时说:“他受到日本——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了解逻辑严密性和直觉及幻想在科学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中的作用之间的差别。逻辑推理与直觉思维的关系,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中国式的思维强调直觉的成分——灵感在科学思维中的重要性。”

二、分析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近现代欧洲理性主义思潮的方法论是分析主义。对整体进行要素分析,把整体性质还原为各个组成要素的性质,对宏观客体的属性用微观组成要素进行解释,这是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基本方法论模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使西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一百多年来的哲学走上了一个主流方向——分析的方向。怀特(Morton White)在解释他那部脍炙人口的名著《分析的时代》的书名时说:“我认为有用的是抓住本世纪一个最强有力的趋向来标志这个世纪,而不必试图去捕捉这一世纪的本质。” 的确,感觉经验分析、逻辑语言分析、知识结构分析始终是当代西方科学的主流方向。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却缺乏分析的传统。中国古代盛行的是唯象的、整合的、总体的思维方式,而不去进行结构要素的分析,因而难以把握事物内在的深层本质,以致不能形成概念建构,没有公理——定律体系的抽象系统,停留在描述性结论性的非逻辑的现象学层面,这是中国未形成现代科学的重要认识论原因。在科学文化第一次进入时,国内虽有人触及这一问题,但并未引起普遍重视,因而分析的思维方式没有在中国文化中确立起来。所以,当科学文化第二次进入的时期,我们有必要补上这一课。

但是,分析主义的急速发展也走向了极端,对整体的辩证思考应当主导对部分的认识,而西方思维方式中的还原主义倾向却模糊了对整体突现(emergence)的把握。这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警觉,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系统论、突现论、协同论等新兴学科的出现,更加暴露了传统分析主义的不足,一些学者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I.Prigogine)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的研究协调与协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整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

这样看来,要想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中国第二次现代化,所需要的思维方式转型必须解决“补课”和继承的关系问题,既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接受现代科学成功的认知框架,重构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思维方式,是一项艰巨的历史课题。

参考文献:

[1] 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M].河北科学

技术出版社,2002:2-3.

[2] M·怀特.分析的时代[M].商务出版社,

1964:5.

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第3篇

身为教育工作者，探讨中国人自己的教育传统，既关乎情感，更关乎理性。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病也妄。的确如此。从整体去探讨并描述中国的教育传统并不容易，故而我们聚焦教师这一职业，思考在中国文化传统下教师这一角色的特点与内涵，或许会让我们对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宏观命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

提及教师，我们很容易想起韩愈的《师说》，于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成了对教师的定位。应该说，这个定位也是准确的，但是，当我们把“传道”的“道”字简单地理解为“道理”的时候，教师的角色就庸俗化为讲解知识的人了。韩愈在文中写道：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韩愈提倡文以载道，做教师的关键在于其不是简单地讲解表面文字，而是要传授人生的根本大道。当时，所谓的“大道”就是儒家之道，指修齐治平、安身立命之道。教师这一职业的背后是一种斯文在兹的自信与薪火相传的担当。

故而，教师不能只做单纯的经师，要做人师。教师面对的是学生鲜活的生命，而不是被扁平化为仅仅指知识层面的人。

更重要的是，学生眼中的教师也必然是鲜活的，教师展现在学生面前的任何细节都会带给学生影响。许多时候，即使教师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教育依然在那里。《论语・颜渊》有云：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句话中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并不是道德水平的高低，而是指管理和被管理地位的不同。这句话的意思是，管理者的品质就如同风，被管理者的品质就如同草，风怎么吹，草就怎么倒。一个团队的价值判断出现了偏差，问题很有可能出在管理者的身上，因为他们掌握着评价标准。具体到学校的环境，教师就是风，学生就是草，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学生模仿的对象。当一个教师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姿态其实已经决定了他的学生的生命姿态。至于传递的手段和技巧，那已经是第二位的事情了。

所以，与学生们朝夕相处的教师，在学生们的成长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需要注意，教师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当前社会对教师的一般评价。那是因为，教师的工作是隐性的，教师是一种隐性的重要。一个人的成就抑或是一个人的罪过，很难被认定与教师有极大的关联。与之形成对比的，就是医生。医生的工作是显性的，医生的重要性就十分外显。一个人病得很重，奄奄一息，得一良医，就能起死回生。在一个社会还不够高度文明的时候，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肉体，而非灵魂。

然而真正的情况应该是怎样的呢？著名佛学家李炳南先生讲过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江湖郎中，他医治的病人都死了，他死后被阎王判堕十八层地狱。他天天喊冤枉，又哭又闹又跳。突然有一天，他听到下面有人说：“老兄，你不要跳了，灰尘都落到我身上了。”他十分惊讶：“难道底下还有十九层吗？”底下的人回答：“是！我在十九层。”郎中好奇地问：“你是干嘛的？犯了什么错呀？”下面的人说：“我是教书的。教书误人子弟，比庸医杀人的罪还重。”

为人师者不可不惧，不可不慎。

再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教师这个职业是崇高的。孟子有云：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认为人生有三大快乐，连称王天下都不能与这三件事相提并论，而教育天下英才就在这三大快乐之中。问题是，我们需要追问：快乐在何处？

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回答，比如说成就了许多学生，但是成就了学生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当教师把精力都放在知识的传递上时，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速度就会减慢。这对于教师个人而言，其实是一种消耗。陈景润先生曾经在北京四中教书，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不过关，无法胜任教师工作，于是回到中科院数学所，继续自己的研究，也就有了后来的成就。设想一下，如果陈景润的普通话不错，一直在教书，历史很可能由此改写，因为站在讲台上尤其是中学讲台上的陈景润，很可能会陷入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督促学生改错等事务性工作之中，探索更深入的数学领域可能只是奢望。从这个例子，或许可以看出教师这个职业的残酷性。那么，教师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尊重天、地、君、亲、师。对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中国人来说，“天地”的重要地位已不必多言，而对于“君”的尊重亦是和农耕社会相匹配的重要价值理念。“亲”的重要性在于，亲子关系背后的血缘延续是中国人宗法伦理存在的基础。敬天法祖是中国人传统的信仰，血脉的延续是中国人对抗生命有限性的重要凭借。而“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崇拜和信仰的对象，则是因为教师是我们精神血脉的来源。换个角度讲，学生是延续教师精神血脉的人。

如此说来，师生关系最美好的境界就是彼此成全，不辜负：教师并不是单纯传递知识的匠人，他们是在学生心尖上跳舞的人，他们在传递知识的过程中参与了学生灵魂的构建，以爱的名义，用贴近灵魂的方式。同时，学生就成了教师的信仰，有了学生，教师的精神血脉被无限延续。学生因为教师而温暖，而成长；教师因为学生而温暖，而永恒。

一言以蔽之，于中国传统而言，教师的职业特点可这样表述：

隐性的重要和晦涩的高贵。

教师很重要，但是教师的重要性具有隐性的特点；教师是一个高贵的职业，但是其高贵又不容易被真正体会。

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学徒制；文化传承；校企文化

作者简介吕林博（1985—），男，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原理。

（江西南昌 330013）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中校企文化对接的缺失或者是不到位，导致高职院校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很难迅速融入企业，或者与企业文化格格不入，导致跳槽事件频发。对于高职毕业生们而言，如何在进入岗位后适应企业规章制度，融入企业文化，是校企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学徒制不仅保证了文化的有效传承，而且造就了很多优秀的老字号企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现代校企文化的对接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传统学徒制及文化传承

（一）传统学徒制

传统学徒制是师傅指导徒弟在操作中通过言传身教习得技能的一种技艺传授模式。学徒制是技艺传承的的原始形态，强调在操作中学习。学徒制在我国由来已久，夏商时期的民间小作坊多为学徒制生产模式，当然早期的学徒制并非今天的学徒制关系，早期的学徒制是父传子、子承父业的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作坊规模的扩大，开始招收少量学徒1。早期的师傅带徒弟边生产边传授技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尊师重道传承的很好，一般来说师徒关系比较密切，徒弟被视为养子或接班人，师傅会在生产中言传身教，其中包括技艺的精髓和德行的教育。

（二）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某种文化共同体的成员中从一代人纵向传递到下一代人的延续继承过程。文化传承保证了文化共同体中成员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具有以下特点：

1.稳定性。文化在纵向的传递过程中保证了文化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文化传承的机制与方式保证了文化在向下一代的传递的过程中无形中要受到特有规则的约束与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文化传承的稳定性。

2.人为性。文化的传递是依靠人为载体，通过一代人向下一代人言传身教，将被视为能够代表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按照某种标准传承下去。文化的传承可以不依靠文字，例如贵州省扁担山布依族文化，通过口传心授将民族文化代代相传。

3.继承性。文化的继承性是指用辩证的观点对行业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进行选择保留并继承传递的特性。优秀的行业文化往往是保证行业长久不衰的动力源泉，传统的企业能够展现强大的生命力，不仅是一代代人对优秀行业文化的继承，更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一步与时俱进的结果。

二、传统老字号学徒制文化传承

（一）北京同仁堂的学徒制文化传承

作为中华老字号之一的北京同仁堂，3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同仁堂师傅无不是从基层学徒做起，每一味中药的选取、炮制、入药等几十道工序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学徒跟师傅真正做到了“做中学”。同仁堂的文化发源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同仁堂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优秀文化精髓与自己的行业道德结合起来。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为工艺道德观；以“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为约束自己的自律道德观；以“同修仁德，济世养生”为生存的文化和理念，同仁堂以儒家优秀文化中的“仁爱、人本”思想作为生存的灵魂和凝聚力的源泉4。凭借这种生存的文化理念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规则和意识行为规范，才使得三百年来同仁堂形象深入人心，可见学徒制中企业文化对于品牌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

（二）瑞蚨祥的学徒制文化传承

老字号“瑞蚨祥”创办于1862年，自从孟家在济南开办第一家商号以来，很快在全国以16家分号“瑞蚨祥”连锁成为我国近代最大的以经营布匹、丝绸为主的商号，至今规模庞大，生机盎然。和其他传统店铺一样，瑞蚨祥以学徒制作为员工的来源方式，繁盛时期职工达千人左右，各分店账房会计、经理主事均从学徒的店员中提拔，这种方式不仅保证了新提拔的店员熟知业务流程，遵章守纪，更是在其他学徒之间起到了竞争上岗的积极作用6。

商业文化是商号的立号根基，瑞蚨祥以自己是孟子的后裔为据，一直以儒家文化作为自己立号的商业文化，商业上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商业活动的理论依据，对店员进行“仁义礼智信”的教化，其中包含道德品行、服务态度、生活作风、请假制度和经营规则等。这种积极吸取优秀文化并不断内化为自身文化的经营理念，对于规范商号管理、保障商号经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重要作用。

三、传统老字号学徒制文化传承的启示

（一）传统老字号的文化传承是建立在优秀文化基础上的升华

传统文化经过历史的检验足以在人们的心中内化为人生的标尺和道德的准绳，企业的发展首先要赢得人们的认可，建立在一种人们普遍认可的文化基础上无疑是企业文化最容易被接受的选择。优秀文化的感染力和道德约束力使得企业在树立被人尊重形象的同时也高标准的严格要求自己。

（二）传统老字号学徒制注重文化熏陶和基层锻炼

文化传承的时间性决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传统老字号的人才培养都是一个漫长的文化熏染过程，学徒都是从最基层做起，这就令一个毫无相干的人在一个陌生的行业里接受基础的技能训练和行业文化培养，学徒刚开始可能就是做一些杂活，《上海近代百货商业史》对学徒描述为：“一般清晨起床后，要承担打扫商场、抹账桌、揩柜台、倒痰盂等清洁工作，在中小型商店的学徒，还要服侍业师起身，倒茶送水，买点心，有点还要买菜、烧饭、抱‘小开’、倒夜壶等，商店开门和打烊时，要掮排门板”。传统学徒制中学徒的起点低是普遍现象，起点低往往入门容易，从基础学起来的学徒往往有利于品格的磨砺和基本功的扎实掌握，行业中耳濡目染的文化熏陶也是企业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

（三）注重在操作中对员工的文化培养

传统老字号学徒制的培养往往强调在操作中将行业道德和行业文化一起随技能传递给下一代。现代企业往往工作时讲究效益和利益最大化，加上流水线的现代管理模式，很难将文化传递和技能传承融合在一起传递给员工，现代企业的文化传承往往是单独的培训和宣传，注重外在的形象和品牌的影响。现代企业一定要从传统老字号企业的文化传承中吸取经验，加强员工的企业文化素养，强化员工在工作中的责任感，要以对企业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投入到工作中，高标准要求自己。

四、校企文化对接的启示

（一）开展优秀文化教育，校企文化共建

传统学徒制的文化大多建立在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传统经典文化的熏陶和约束，使行业文化有了共同的价值观体系，在生产实践中这种价值观通过生产实践体现出来。所以高职校园文化中要尽可能多的提高学生的经典文化素养，将优秀的文化根植于学生的价值观体系中，用这种价值观来教学生怎样做人，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企业要对学生宣传企业优秀文化事迹，定期到学生中举办讲座，在学生中开展企业文化征文活动，举行企业品牌展板活动，要让企业优秀文化在学生当中潜移默化得到认可，并起到教育作用。

（二）重视师资文化，校企资源共享

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教师分不开的，一个高职院校师资的质量情况影响着学校学生整体素质的高低。因为教师是与学生接触最亲密的人，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针对校企合作的师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避免“散养”式大班教学，建立师徒互选机制。传统的学徒制可以比喻成小班教学或者一对一教学，虽然效率不高，但靠着言传身教、实践中教学，师徒基本可以当面请教，答疑释惑。现代学徒制可以借鉴高校导师互选机制，理论课集体教学，实习课分别由不同师傅带领实训，等师徒相互了解后再确定固定的师徒关系，有利于学生针对自己选择不同风格的师傅，即传统学徒制中的师徒“对脾气”、“看着顺眼”，有利于教学合作。企业的技师和经理可以走进校园将一线的经验和企业的品牌文化普及到学生当中去。寒暑假期间，学校的老师也要走进企业补充专业知识，感受企业文化。

（三）校企文化对接要选好双方的利益中间点

校企文化对接是一个整合两种文化的过程，短期效果不明显，因此双方对此可能热情不高，往往高职院校看到了其在学生今后就业和成长中的重大作用而重视的时候，企业往往不是太热情，表现出不积极的样子，最终会导致像“新余现象”中的学校积极，企业不积极的问题，关键在于没有调动双方的利益积极性，也就是没有选择好双方的利益点。对于此问题，我们要从双方的各自利益出发，对于企业中的技术骨干，多是从生产一线成长起来的普通工人，大多有技术无文凭，缺乏技术理论，而这些恰恰是高校的强项，为企业培训员工，提高员工文化水平也是企业需求的。

（四）重视校园社团作用，加强企业的形象宣传

高职院校的校园社团利用自身优势获取资源以及拓展空间，在校企合作中可以为企业反馈服务，可以与企业合作宣传企业形象，在校企文化对接中高职校园社团起着推动中介，过滤等作用。特殊对口社团凭借其自身优势推动校企文化的深入和发展。高职院校的自身文化包含在校园的各个环节之中，校园社团这种非正式的学生团体在信息的传递方面，精神激励方面，个人发展发面的能力都是值得重视的。同时社团还是文化育人的鲜活载体。企业可以将自己的文化宣传委托给社团。定期举办与校企文化有关的活动，组织社团参观企业内部展厅，将企业文化中优秀的文化通过社团进行宣传，这样既增添了校园文化内容又推动了校企文化对接。

参考文献

1李亚平，谢良才，张维佳，郑晶.当代手工艺的学徒制传承及其对职业教育的启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2）.

2孙晓娴.浅谈中国的用工荒问题J.现代商业，2012，（5）.

3李菁莹.现代学徒制“新余试点”看上去很美N.中国青年报，2011，（8）.

4卫华诚.北京同仁堂文化的长寿基因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4，（4）.

传统文化的解释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本土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各种物质、精神、制度的事物的表征和总称，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涵盖了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民族特质、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从时间纬度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化，即1840年以前的文化 ①。

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是指针对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产生，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和理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其概念肇始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提倡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后期，高等教育开始面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及唯市场取向的挑战，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校内系科、专业之间的壁垒也愈凸显。以自由学科为基础的自由教育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演变为“一般教育”理念，并逐渐影响到包括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著名综合性大学的课程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学课程改革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困境

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至20世纪末，我国本科教育仍主要以专业教育为主，系科分类严格，专业壁垒明显，通识教育的概念尚未引入。1995年，为纠正以往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忽视人文基础教育产生的弊端，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始在高等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加强。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力图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综合教育，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及人文科学素质。在这一趋势之下，我国许多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开始纷纷提出类似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殊途同归，国内学者也多有共识。如李曼丽博士认为“中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识教育” ②，是对传统的专业教育理念和模式进行的反思。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大学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仿效哈佛通识课程的外在分类方式上，很少认真考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具体要求。美国大学通识课程是本科生前两年的“核心课程”，即国内的“必修课”，对教师和学生都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学术训练要求，这些课程也成为这些大学的精华和风格所在。而中国的素质教育通选课是在地位上不属于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仅仅作为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大多将有限的通选课切割成五类六类或七类八类，追求门类齐全、无所不包，门类之间并行排列，不分主次。

从历史沿革来看，中国大学的课程体系是在本土建立起来的“西方模式”，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以阅读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以注重品德修养为中心的指向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美国大学课程的内在核心价值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课程中断”。因此，一味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模式的通识教育，违背了通识教育“沟通现代与传统、人文与科技，保持大学之道，而不致使文明断裂 ③”的实质。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结合的必然性

中国的通识教育迫切地需要走一条本土化发展路径。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蕴含了培养全人的通识教育理念。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总纲领的《大学》开篇就予以明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以彰明个人完美的德性的“明明德”为起点，通过 “新民”，即通过教与学，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以需要毕生的精力去追求的“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做大学问者，其最终目的不是就学问而学问，而是全方位地求善，以磨练自我修养的和造福社会为目标。孔子本人编六经， 通六艺， 知行合一， 是全面发展的践行者；以六艺而言， 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教涵盖了礼法节度、典籍文化、逻辑思维、音乐素养、体育运动等诸方面， 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样本。《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器”， 《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的学问主张等，都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理念。因此， 传统道德文化可以作为繁衍和发展通识教育的土壤， 提供富含人文性、关怀性的文化资源和教育素材。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 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和重新重视已经成为国人寻根之路上的严肃命题。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大学作为传承和创造优秀文化的主要场所，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阵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主要引领者，其首要任务是培养了解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并自觉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人。

因此，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既是在人才培养上对中国坚持文化自觉，以文化强国，建特色问文化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同时，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资源开掘， 汲取“人文通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精华，是从大学之道出发对中国通识教育困境的回应。

四、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实施建议

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从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上进行探索。

在课程内容选择上可以采取模块方式选编经典片章作为教材。用来选编经典作品的概念范畴，可以归纳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超自然，人与历史、思维方式等。为了教学方便，可在上述范围之下，再依照不同的时代，如先秦，两汉到宋明等时代有所不同的加以划分，一学期授课16或18个星期。也可以用永恒的命题，例如以真、善、美、正义、生命的意义等作为中心以编选经典教材。同时，也应当重视当代文化语境，回应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任何问题的讨论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所以，当代中国文化通识教育首先要重视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回应当代有关中国文化的真问题。

在教学方法上，应提倡师生对话，来代替文史知识的记忆填鸭教育法。以平等自由的师生对话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同时，中国文化通识教育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在课后，应该重视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加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需要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旨趣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的调查和研究，从而因材施教。

注释：

①朱耀廷.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5

②李曼丽， 汪永铨. 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99（ 1） ：96

③熊思东等.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M].北京：科学曲版社， 2010：126～129

【参考文献】

[1]朱耀廷. 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5.

[2]李曼丽， 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 ：96.

[3]熊思东等. 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26-129.

[4]四川大学2010年本科教学评估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