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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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现代管理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 未来管理模式

§1 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标。”⑴具体而言，管理目标和计划的实施，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运作，人力、物力资源的调配和安置，以及对管理全过程的控制和调整，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现代管理既然以人为中心，在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人类传统文化的反思。

最早研究企业价值观和社会文化传统等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的，是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切斯特.巴纳德（C.L.Barnard）和菲尼普.塞尔茨尼克（P.Selznik）。1970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组织行为学教授戴维斯（S.M.Davis）在《比较管理—组织文化的展望》中，明确而系统地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等角度研究管理理论。1971年，德鲁克把管理与文化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⑵遗憾的是，当时这一论断未能引起美国企业界和管理学界应有的重视。直至7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表现出惊人的应变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才迫使美国管理学界认真研究和分析日本的企业管理，发现两国企业在制度、结构、战略等“硬件”方面并无不同，差别只在人员、技能、作风和最高目标等文化的“软件”方面，从而证实了文化和价值观比管理理论方法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此后，有关管理差异的文化背景和根源问题，日益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企业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面向全球性文化空间的中国管理理论作指导。本文通过审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探究现代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之处，以期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

§2 现代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保留了那些以生命一体的观念来了解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以及对于奥秘的宇宙万物本原所体悟出极高明、精微和深广的古老智慧结晶。⑶在这一方面，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国际中国管理研究学院院长成中英先生把中国古代无行说同西方管理理论相结合，通过整合，提出了极具独创性的理论——C理论，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⑷。

以下，我们就以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框架为基本线索，对其中所契合的中国传统管理理念作概要性的分析和探讨。

2.1 战略管理与中国古代战略设计理念

有效的管理从制定战略开始。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对企业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国思想和以《孙子兵法》为主的治军理论，就包含了许多可用于研究企业战略性决策分析的一般原理方法。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其中，“修己”与“安人”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个人管理逐步实现从自律到自觉的飞跃，通过推己及人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现代企业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企业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五事”、“七计”是决定战略决策成败的基本因素(5)。 “五事”乃“道、天、地、将、法”。按现代意义来理解，“道”是一种宏观的、全面的、客观的政治、经济环境；“天”，即天时，指机遇，或一种客观的情势；“地”，是地利，即企业的微观环境，包括企业所初的地理位置、所拥有的资金、技术设备、信息、生产能力、产品销路及交通运输情况等；将，指的是管理者的素质，包括才智、诚信、仁慈、勇敢和威严等方面；法，就是法制、组织的结构、层级关系及相应的规范、准则等。以上“五事”，可作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进行企业环境分析的总纲。“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现代企业而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将自己与竞争对手在这七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比较，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总之，五事主要分析外部环境存在的威胁与机会、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与不足，“七计”更注重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当然，企业在决策时，不仅要了解“五事”、“七技”，更重要的是研究它们作为战略要素的主次关系及其相互联系、作用的时间、方式和程度，从整体上观察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以便作出综合评价。

2.2 现代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传统“分”、“合”说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设计一决策和沟通网络，使组织内成员明确谁去做什么，谁要对什么结果负责，并消除由于分工含混不清造成的执行中的障碍。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6)。这是现代管理理论关于组织工作的基本观点。

在我国，《荀子》一书集中了对组织问题的探讨。荀子认为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按现代意义来解释，“分”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1)：

1. 明确为完成管理目标、政策和计划所必需的活动并加以分门别类。

2. 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并根据环境来使用人力和物力的最佳方法，把上述活动分成各个组。

“群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所以，荀子认为“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也，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而“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5)。

在分的基础上，组织工作的核心应是培养组织成员的团结和协作精神，以提高整个组织实现其目标的效率。相应地，《周易》中有“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的论断，意指实现组织目标要通过管理者和组织成员的上下沟通。《孙子兵法》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之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入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6)即对组织的要求，更在于其功用，特别是要求组织本身能产生出战斗力，这就是“势”，一旦形成这种组织，又能“择人而任势”，按组织的功能需要用人之长，组织就会具有一种“不动则已，动必雷霆万钧，一击成功，无可阻挡之势。”(6)

2.3 领导理论与中国传统激励方法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工作是指“影响人们为组织和集体目标作出贡献的过程。”(1)领导的实质是通过建立一种追随关系来实现组织的目标。由于人们往往追随那些他们认为可提供实现其愿望、要求和需要手段的人，因此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以沙因、波特、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登的人性假设最具有经典意义。他们大致都认为人经历了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演变。(1)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的性恶论和孟子的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以及法家的“人性好利说”。

人性假说是管理者采取管理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这与我国道家、法家的看法不谋而合。只有儒家认为人性是可变的，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他们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西方的激励理论也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见表1）

表一 西方激励理论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

阶段 激励理论 基本主张

第一阶段 “葫萝卜加大棒” 主张实行刺激性的工资报酬制度和处罚违纪者

第二阶段 满足“社会人”的需求 满足人在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社会和心理的需要，往往比经济报酬更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寻找人的自我实现” 通过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样人就会获得长足和持久的工作动力

第四阶段 多种激励方法并用 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万能激励方法，不能只采取单一的激励方法，必须根据不同的人及人的变化，采用适宜的激励方法

“士为知己者死”反映出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追随关系。《孙子兵法》中分析道：“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儒家孔子提出“施仁政”，强调国家的统治者要象爱护亲属一样对待臣民，“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爱民必须体现在满足臣民的需要上，决策时必须顺应民心，从而形成凝聚力。

“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不分人的贵贱，赏罚要严明，这样才能通过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激励作用，来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提高组织绩效。曹操违纪，自罚“割发代首”；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些历史典故都是执法严明的例证。只有做到恩威并施，才得以“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使之无敌于天下。

“任贤律己”，“身先士卒”。这是告诫领导者要知人善任，严于律己，身先士卒，以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和激励下属。在这方面，《周易》、《孙子兵法》都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对领导者的期望，认为领导者应反身修行，团结和厚待下属，以达到“上下同欲”的最佳协调状态。

2.4 控制与“礼治”、“无为”

在管理的控制职能方面，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儒家强调礼治，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则力推“法治”。“礼”，其实是一种用来规范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即建立贵贱、君臣、父子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名分等次。儒家认为对社会进行控制，必须“两手并用，先德后刑”。用孟子的话说即：“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最有效的控制，应是“无为而治”，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Peter.M.Senge)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他认为应尽最大可能地让下属面对所有的课题，包括处理企业成长与持续经营之间的两难困境。换句话说，就是给他们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正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在历史上，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均为“无为而治”的典范。

§3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日本企业的成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以儒家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可以预言，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融将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可以对现代管理的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作出基本预测：

3.1 决策方面

中国古代系统思维与现代决策的结合将日趋紧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就从《孙子兵法》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孙子13篇《兵法》可与历史名著相媲美。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7)

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作为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在形成中国未来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中，将会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孙子兵法》对组织的内外部因素和与这些因素相关联的内外部条件进行系统、动态考察的思维方法，对企业决策者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3.2 组织方面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所以管理者不可将自己与下属决然分离，而应始终把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

相应地，组织划分不能拘泥与技术的专业化、组合的便利性、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等因素，而应以“和”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分工、合作乃是达到“和”所需的手段，这样，不论部门如何划分，整体和谐所激发的向心力，就会促成真正的分工合作。

3.3 领导方面

21世纪的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5000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

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选人、用人、观人的经验和方法，相对于现代管理，中国古代更注重对人的“德”的考察，更注重候选人在其所处情境下的行为，较强调发挥人才的弹性去配合工作的需要。在人性的看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内养外化，皆可成善”等观点无疑为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3.4 控制方面

不得人心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科学的控制方法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下属的真心配合，将会变得毫无用处。这在预算编制、问卷调查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古代先哲都非常重视对心理因素的把握，深知人心的向背，才是成败的关键。管理者应“道之以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人先正己”，运用“德主刑辅”的手段，才能实现“心悦诚服”的控制，以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总而言之，在二十一世纪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未来的管理模式应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一切有效的国际经验被融合并以民主化的形式出现；二是具有独特的管理创新。这种创新是由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孕育的，是其他民族只能学习借鉴而无法创新的。(7)如何重组现代管理理论与传统文化，兼顾人性与理性、和谐与原则，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模式将是中国管理学者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⑴ 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P9、P102、P333-335、P441

⑵ 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P86；

⑶ 彼德.圣吉等著，郭进隆译，《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⑷ 徐希燕，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研究，《哲学动态》，1999年第11期，P37;

⑸ 吴坚，中华古典管理思想初探，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3期（总第50期），P9;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范文第2篇

进行高校行政管理是一种工作，更是一门艺术，要艺术性地完成好这项工作，就需要出众的智慧与良好的文化知识。当前，从西方传入的高校管理管理学对我国的管理科学影响很深，对提高高校管理效率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思想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没有在关注效率的同时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忽视反过来对管理效率产生负能量。这个矛盾从西方管理理论本身无法解决，但我们可以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寻求答案，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管理理念对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对我们的高校管理智慧的提高提供有益的借鉴。

1 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的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仅存在于专门的论述管理书籍如《战国策》、《国语》等中，在一些不是专门谈论管理的书籍的著作中，我们也往往可以发现其中的管理思想。中国古典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文章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经验。从《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的表面来看，这首诗主要的介绍了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要不在乎一时的得失，充分的意识到全局性的色彩，充分的意识到管理的过程之中，自己的优势所在，并在这个过程之中，充分的感受到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并一定要意识到自己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要注意到自己应该把握住的地方，进而才能够做到有效的完成整个的管理过程，进而有效的提升管理的水平，有效的完成整个的管理任务。

2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高校管理智慧

2.1 人本管理理念

人本管理是中国管理思想的精髓，作为古代著名极具智慧的政治家，孔子认为，作为高校管理，在从事高校管理工作时，要“赦小过，举所知。”就是讲高校管理用干部的艺术，意思是高校管理要用自己了解的干部，原谅他们的缺点，利用好他们的优点，不要求全责备。

这种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在当今仍然是充满力量，为许多有智慧的管理者所遵循。之所以说要用自己了解的干部，原因是如果用自己不了解的干部，在使用干部时就会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如果在使用干部时不了解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是很难用好干部本人的优势，回避掉其劣势。这种精神在古代人学传统的传承下，形成强大的人文主义思想，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了当代“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有机成分。

2.2 “仁”的管理理念

在进行团队管理的过程之中，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需要不断的总结自己的管理理念，并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充分的意识到包容的重要性，在管理的过程之中，以德服人。“推己及人”、“民胞物与”，这里所强调的就是一个“仁”字。用“仁”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关系，亦施及于万物。

在我国的著名的古典作品论语里面，曾经有过对于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的总结，这就是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要注意有着仁的心理，并在不断地追求的过程之中，不断地提升管理人员对于仁的认知。

与此同时，我国的古代的著名的军事家孙子在其著作之中，也有着对于相应的教学内容的深刻认知，并在认知的过程之中，充分的体现出了在管理的过程之中，要充分的注意到对于管理的协调性的保证，以便于发挥出管理的最佳效果。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如何竞赛而不对抗，以实现双赢或多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看到领导在文档签字中一般都会签上“同意”了。

3 中国传统文化对高校管理的启示

3.1 重视团队建设

从上文中介绍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可以看出，在进行现代高校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为了提升行政管理效率，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要充分的重视到建设一个具有着高度凝聚力、责权明确的高校行政管理团队。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建设过程中，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对自己的下属给予足够的关爱，并注重团队建设的和谐发展。具体的来说，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建设过程中，管理者要充分的重视到对于下属的公平管理，保证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运行。

3.2 公正的做人原则

在明朝著名清廉官员郭久龙的诸多论著之中，就深刻的展示出来相应的管理的道理。具体的来说，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一定要遵循公平性原则。与此同时，要求管理工作人员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做到言传身教，要特别注意到身教的重要性，以身作则，为管理人员做好榜样。

3.3 管理者必须具备爱心

高校管理者，要充分的意识到，在进行管理的过程之中，要对于被管理的人进行相应的富有爱心的管理。具体的来说，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在进行高校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要对高校的工作人员给予足够的关爱。通过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关爱，可以有效的提升高校行政管理团队的凝聚力，建设和谐的高校行政管理氛围，促进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提升。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管理；家族式管理；权变管理；激励制度；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影响

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都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蕴藏着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对我国管理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国现代化管理应该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促进我国管理的发展。

“贵和持中”:关于协调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当然,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在管理上它是有不足之处的。

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设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也不同于西方一些新兴发达国家,他们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次生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内容并包含许多精华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哲学并初步建立起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创立和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构建只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当然,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可抱残守缺,同时也不可连根拔起;既不可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同时也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倡导德。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

市场经济一旦走出其初始阶段,那种以物质刺激为手段的经济人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经济时代进入到知识、技术和文化经济时代,社会总需求和个人总需求已不能再完全用物质范畴来涵盖。换言之,物质的概念已成为过去时,人的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物质消费也越来越变成文化的物质。日本是二战以后最早复兴并迅速跨入经济强国之门的国家。日本的成功恰好在于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它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有机结合的产物。由此,可以认为,中华文明遭受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大多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而在于我们缺少市场竞争的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人观念正暗合了当代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理念。

传统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1. 重形式轻效率。传统行政文化中注重形式，导致在行政管理中爱做官样文章，办事拖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决策迟缓，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目标的实现。2. 重人治轻法治。传统文化中重人轻法，人情风盛行，在行政活动中表现为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行政决策和执行缺乏法律约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成为常事。3. 重权威而轻民主。传统社会的皇权、官权使权威观念影响极深，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表现为独断专行、专制、集权，家长制，行政民主难以实现。4. 重共性轻个性。传统文化中以办事稳健、不出风头为为政的要诀，以致于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思想僵化、保守、不敢开拓、创新，行政活动缺乏应有的弹性和活力。5. 追求等级不尚平等。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官本位思想严重，在行政活动中常常表现出极强的等级性和依附性，严重影响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民主进程。6. 注重大一统集权缺乏必要的分权意识。7. 注重治国经验忽视制度研究和机构设计。

在行政思想、行政心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和意识、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当中要革除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保留和发扬优秀的传统，在行政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快建设廉洁、高效、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照搬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会因国人心理抵触，其效果将大打折扣。但要完全用中国传统式家庭管理方式管理企业，可能在创业时期有积极的作用，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它肯定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慢（国企）、寿命短（私企）的原因。因此，中国企业面对入世后国外大企业的竞争，若不能迅速成长和有机整合，就会面临生存乃至淘汰的危机。对家族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跳出“家族主义”的框架，吸收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化管理的科学思想，对我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是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朱俊红,陈福集,梁祥君;人本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01期

[2] 杨晓玲;;关于企业文化与国情的思考[J];商业研究;2005年21期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管理文化 现代管理 融合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物质和精神因素的沉淀，它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国古代管理艺术曾在历史上留下灿烂辉煌的篇章，但是我们不应仅仅让其成为过去。在经济现代化的21世纪，只有做好对于传统管理思想精华成分的吸收，才能使我们更为透彻地理解、引进和吸收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并结合它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管理思想，以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崛起。

1、儒家思想与和合管理

儒家管理思想是汇通所有东方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的价值论基础，是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中最为正统的部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推行以来，儒家的管理思想一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并渗透到社会、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和合管理”是“和”与“合”的统一。古之先有“和”，意为和谐、和善、协调；后有“合”，意为聚合、联合、合作。“和合管理”的思想与现今风靡西方世界的“蓝海战略”管理理念有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蓝海战略”管理思想是一种东西方管理理念融合，并认可类似于“和”、“合”管理理念的全新主张。在深层次的意义上，和合管理所认为的“和气生财”与“合作制胜”，并不是完全排斥和否认对手之间合理而必要的竞争，它只是更加强调和突出了“和”与“合”在经营中的重要性，其最核心的内容是突出双方的“共赢”。同样，“蓝海战略”也在承认合理而必要竞争的同时，认为“必须超越竞争这一境界”，并提出通过重视“整合”和“统合”进行“价值创新”，在“红海”之外开创“蓝海”这样一个“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以彻底甩脱竞争。如果说竞争和合作是企业必须运用的手段，那么和谐则应是企业追求的理想境界，因为和谐有助于企业根基的加深和生命力的长存。

对于今天的西方管理学来说可以有“蓝海战略”，对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环境下的中国管理科学来讲，我们主张“和合管理”。以儒家的传统思想为主题的“和合管理”理念应为当代管理所提倡，它是一种具有全新的战略思维和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和艺术。

2、道家管理思想的无为之道

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它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影响深远，在今天看来对于我们进行企业管理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它的启示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管理工作应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从“道”的立场上来看，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生生不息、充满生机，是因为万事万物都在“无为”之中顺应了规律，这不是“争”的缘故，而是共同自觉遵守自然规律、和谐相处的结果。

2.2、管理工作的主体和对象都是人，在管理工作中应该遵循“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和理念

老子的“我无为，而民自化”的用人思想，不仅体现了其“权力下移”的主张，而且还蕴涵了合理分权、不越权管理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这种思想依然蕴含了尊重员工价值和激发员工成就感的内涵，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当然，现代企业中“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比传统上的人本主义内涵更加深刻和全面，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从不同角度汲取其优秀思想成分，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是非常有益的。

2.3、在管理实践中，应倡导道家管理中的“无为”思想，实施“无为”的管理方法，努力提升管理水平

对现代企业而言，提倡“无为”首先就要求摆正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社会造福，为人类造福。“无为”思想的核心是尊重和顺应客观规律，这当然也包括市场经济的规律。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无为”。因此，现代企业的外部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更应像是在“竞赛”。

对企业而言，最明智的市场谋略应当是“以无事取天下”。在市场领域，明智的企业应当在“不争”上下功夫，去了解存在于市场中新的、未被发现的利益需求点，在公众的“利益需求点”上做文章，设法去满足这些尚未被市场认识到的潜在需求。

3、兵家思想与权变管理

兵家管理思想以其丰富多变的智谋理念和强烈的实践主义色彩，受到历代世人的推崇。现代国际管理学界之所以对兵家管理艺术格外青睐和重视，其重要原因也是由于兵家管理艺术是直接在长期的战争实践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种针对冲突管理的艺术。因此在所有的东方管理思想和结构中，兵家的管理艺术最为透彻和好懂，最易为现代人所领会和运用。

兵家管理，是一种权谋管理艺术，其管理艺术中的“权”与“谋”相结合的基本性质，是由它的务实性所决定的。这里所说的“权”，有两层含义：第一，“权变”，即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制宜，即“兵形象水”；第二，“用权”，即“造势”，也就是“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这里所说的“谋”，也有两层含义：第一，“谋算”，即“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第二，“计谋”，即根据既定方案对行为方式进行灵活机变的实施。军事管理中，管理的成功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实际过程中的“权变”和“谋算”，也就是说，“权”、“谋”的运用对整个战争的胜负起决定作用。

兵家的这种权谋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权变管理理论有不少相通之处。权变管理理念也认为根本没有适合所有情境的管理方法，它还在此观念的指导下进一步分离出了影响组织行为和组织绩效的情景变量，在实际管理的操作中要依据情景变量的不同而适时地调整管理方法。

兵家管理理念所包含的许多古老的军事思想有很多精华成分仍适用于现代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和“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大家所熟知的兵家名言，然而怎样才能真正的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胜出，这是企业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问题。系统的研究和继承兵家思想中的优秀管理理念对于我们管理好企业，还有其进一步的长期发展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陈峰.论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5（2）.

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范文第5篇

要讨论线装本的《本草纲目》是否能与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兼容，背后的本质无非是东方传统文化特有的哲学与价值观，以及围绕着这套体系搭建起来的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习惯，是否能顶得住西风东渐的冲击。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著作《万历十五年》里，认为中国古代管理的问题在于无法数字化，这个命题的真伪早已经被无数学术青年激辩到情绪激愤。

其实事实胜于雄辩，即便是曾经激进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菊与刀的性格仍未湮灭，料理与西餐通吃，相扑与足球、棒球并行不悖，老百姓生活中很多传统的繁文缛节丝毫未减。在我国台湾，上至政客下至村民，遇到难解之事，先想着去村里的庙堂掷筊问神，寻求指引，但这丝毫不影响台湾一度近乎垄断全球IT产业代工。

商业化可以托起一个产业，资本也能让一个行业急功近利。基本医疗保障在现代公共管理学里，早已经被划为由政府开支承担的社会安全的三道保障底线之一，世界各国医保体制不一，道理各异，但疾病预防机制必是其中之一。我们曾经将医疗负担抛给市场，至今医改方案接二连三，还无法厘清各种医疗乱象，在这种焦头烂额的背景下讨论中医在医保体制里适用的范围，以及产业的未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现行医疗体制建筑于割裂传统文化的体制之上，加之学贯中西的“大家”与专业人士的稀缺，让一直与时代欠缺兼容感的中医，成为一个急需梳理的事物：作为一种疾病预防体系，它可以进入政府的医保体制，与西医互补；作为一种相对稀缺的专业服务，它也可以成为市场上的高价商品，为少数精英私享。没有什么传统不能与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兼容，在中国目前这个集体缺乏安全感的社会，事关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这样“刚性需求”的行业，随时可以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体制的束缚终究可以通过改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