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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投资项目的决策是通过比较不同建设方案,并进行投资经济性分析,做出正确、合理的选择,由此可见投资估算的重要性。项目决策中投资估算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工程造价的高低和项目建设的成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选取正确合理的投资估算方法不但是项目决策过程的重要任务,更是整个投资项目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
1投资估算中的不确定因素
决策阶段主要是投资者对拟建项目的类型、规模、建设地点、时间、地质条件等工程特征提出轮廓性建议和设想,对拟建项目的必要性、技术经济和生产力布局上的可行性进行框式论证与优化。但是,这一阶段工程造价控制的难点是:
(1)项目模型还没有,工程量尚不明确,投资估算难以准确;
(2)为了项目尽快上马,人为地高估效益,低估投资,搞“钓鱼战术”;
(3)由于缺少针对性,投资估算所选用的数据资料难以真实的反映工程实际情况;
(4)可行性研究周期短,无法进行多种投资方案比较。
基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给投资估算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
2提高投资估算准确性的策略
有效提高项目投资估算的准确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2.1认真收集基础资料
要做好基础资料的收集工作。依据时间、物价、现场条件和装备水平等因素做出详细的调查,如工程所在地的地质、气候、水电供应、主要设备价格、大宗材料采购地以及现有已建类似工程资料等等。随着项目的推进,更多相关的信息可以得到利用,其所起到的作用也会越来越重要。
2.2做好市场研究
市场研究是按照科学理论、尊重实际情况的方法,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拟建项目的市场供求情况,包括国内外市场对类似项目的建设情况、国家对该产业的政策引导及今后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的搜集和解析。要根据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技术信息,进行认真的比较与综合分析,进行深入研究详细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并对项目的发展前景做出具有建设性的最科学的判断。
2.3精心比选投资方案
投资方案的比较与选择,是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评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项目决策的重要环节。它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既包括工程技术条件、建设条件、生产条件、投资时间和生产规模等,同时也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比选。在项目决策阶段和经济评价过程中,对拟建项目计算期内投入产出等诸多因素进行调查、预测、研究、计算和论证,利用现代化的经济分析方法,选出最佳投资方案,保证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
3投资估算的编制方法
投资决策过程大致分为:项目规划阶段、项目建议书阶段、预可行性研究阶段、可行性研究阶段四个阶段。其常用的估算方法有:生产能力指数法、比例估算法、设备及厂房估算法和指标估算法等。在决策的不同阶段,为提高投资估算的准确性,应按项目的性质、技术要求和数据资料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计算方法。下面介绍几种应用较多的静态投资估算方法。
3.1生产能力指数法
计算公式:
Y2=Y1(X2/X1)”×CF (1)
其中,Y1为已建类似项目投资额;Y2为新建项目投资额;X1为已建类似项目生产能力;X2为新建项目生产能力;n为生产能力指数,通常0≤n≤1;CF为综合调整系数。这个方法是由威廉斯(Wiliams)和纳尔逊(Nelson)两人首先发表。由于投资与设备费用和生产规模的0.6次方成正比,所以这种方法也叫“0.6指数法”。后来人们把这个方法的使用范围推广到计算整个工厂的投资。
如:已建年产20万t规模的某项目投资额为3亿元,现有年产50万t规模的相同项目,工程条件与上述类似,调整系数为1.2,根据式(1)计算,则该项目投资总额为6.24亿元。这种方法是根据已建成的类似项目生产能力和投资额,来粗略估算新建项目静态投资额的方法,计算简单、速度快。生产能力指数法多用于项目建议书阶段,不需要详细的工程设计资料,只需要知道工艺流程及规模。
3.2比例估算法
这种方法是根据同类型已建项目的有关资料,计算出拟建项目的各专业工程费占工艺设备(包括运杂费和安装费)投资的百分比,然后把各专业工程的投资(包括工艺设备费)相加求和,再加上其他有关费用,即为该项目的总投资。计算公式为:
C=E(1+f1P1+f2P2+f3P3+…)+I (2)
其中,C为拟建项目投资额;I为拟建项目的其他有关费用;E为拟建项目设备费(含运杂费);P1,P2,P3分别为已建项目中建筑、安装及其他工程费等占设备费的百分比;f1,f2,f3均为综合调整系数。该方法常用于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
如:某工厂工艺设备投资为3000万元,据相关资料分析,各专业工程费占工艺设备费的比例为:土建25.9%,化工17.53%,收尘2.18%,电力9.78%,仪表5.31%,给排水2.46%,采暖1.26%,通风3.84%,照明0.46%,通信0.81%,总图1.16%,其他费用暂估为1000万元。根据式(2)计算,调整系数:f=1,该项目总投资额为6120.7万元。
3.3设备及厂房估算法
在工业项目中,工艺设备投资与土建投资之和占了整个项目投资的绝大部分。当设计方案初步选定了工艺设备时,工艺设备投资与厂房土建投资就可以根据设备的重量及厂房的高度和面积分别估算出来。其他专业的工程投资:与设备关系较大的按设备投资系数计算;与厂房关系较大的按厂房土建投资系数计算,两类投资加起来就得出整个项目的投资。这种方法在预可行性研究阶段使用比较合适。
如:某小型发电工程工艺设备及安装费用为1.42亿元,厂房土建费用为1.26亿元,其他各专业工程投资系数为:工艺设备1,汽机设备0.04,余热锅炉0.14,化水0.01,烟气净化0.09,动力0.06,仪表0.08,给排水0.08,系数合计为1.5;厂房土建1,暖通0.02,照明0.01,工业管道0.01,总图0.03,系数合计为1.07。则该项目总投资为3.48亿元。
3.4指标估算法
投资估算指标这种方法多用于估算房屋、厂房的造价,常用于可行性研究阶段。以厂房造价为例,应注意两点:
(1)厂房结构(如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
(2)各项技术参数(如不同高度、跨度,吊车重量及台数,工作制度等)。
如果能根据上述两个重要因素,分析出本地区各种厂房造价指标,再乘以总面积,即可得出该厂房土建部分的投资。该方法在土建工程中被广泛应用。这种方法准确程度虽然较高,但需要大量的计算,工作量较大,而且要求设计必须达到一定的深度才能使用。
4结语
综上所述,投资估算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对投资项目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且对项目总造价及实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编制人员务必根据项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投资估算方法,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将决策阶段的投资控制工作做得更加完善,在熟悉各项法规及相关执行标准的前提下,从源头上有效的控制项目的投资,为工程项目的顺利建设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关键词:永续盘存法;资本存量;价格指数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很多实证研究都会用到资本存量K这个指标, 尤其是在估计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分析和经济增长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但我国的统计年鉴及统计资料中并没有给出K的实际数值,因此对资本存量K的测算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也正是因为对资本存量采取估算的方法,就使得学者们会根据他们的研究目的采取不尽相同的测算方法,因此他们所得出的数据间就会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对K的测算的不准确也必定会影响后续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所以,如何准确测算资本存量就成为经济研究能否得到与经济现象一致的关键。
二、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
由戈德史密斯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是测算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1]。
Kit=Iit+(1-ait)Ki(t-1)(i=1,2,……,20)(1)
其中,Kit表示第t年末第i个行业的资本存量,Iit表示第t年内第i个企业的投资量,αit 表示第t年第i个行业的折旧率,现有研究基本上都采用永续盘存法, 不同点在于处理细节上存差异性。代表性方法如下:
邹至庄采用的计算方法为[2]:
Kit=Ki(t-1)+Iit(2)
而贺菊煌的计算公式为:
Kit=Ki(t-1)+Zit(3)
其中,Zit表示第t年的积累;
王小鲁和樊纲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Kit=Ki(t-1)+(本年固定资本形成-折旧)/Pk(4)
其中,Pk表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而宋海岩等的公式为:
Kit=Iit+(1-ait-gt)Ki(t-1)(5)
其中,gt表示经济增长率,由于样本是各省数据, 所以gt就代表各省的GDP增长率。
从以上具有代表性的测算方法不难看出,对于资本存量K的测算主要集中于确定以下几个重要的指标;基期资本存量K的确定、当年实际投资额的确定、折旧的确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t的确定以及行业合并与分解的标准的确定。
(一)基期资本存量K的确定
由于数据的缺失,在估计物质资本存量时大多数研究的基期都为1952年。邹至庄利用1952-1980年的年度数据,把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农村集体企业这三种企业构成的两类资产的积累资料分成5个部门估算出5个部门的资本存量,推算出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1030亿。而贺菊煌通过资本在1964-1971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等于其在1971-197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的假设,计算的资本存量为679亿元。王小鲁、樊纲在其近期的研究中根据推算得出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1600亿元(1952年不变价)。而宋海岩对1952年资本存量的推算为235.2 亿元,且推算的基期不确定。我们认为, 1952 年中国的K 可能在800亿元左右。可以看出,由于测算的方法不同,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但到底哪种测算方法最接近现实经济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3]。
(二)当年实际投资数据的选取
对当年投资额的选取主要有三种:一是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这是大多数研究所采用的,如王小鲁和樊纲;二是采用所谓“积累”的概念及其相应的统计口径,如邹至庄、贺菊煌以及张军和章元。即将总积累按照相应的比例分配到各个部门从而得到各个部门的资本存量;三是采用资本形成总额或着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如何枫、陈荣和何林[4]。
由于数据统计口径差异,估算分行业资本存量具有特殊性。本文在研究中发现对不同的行业采取固定比例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结果不可信,而实际上各行业的基本建设与更新改造投资之和所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存在很大差异。
(三)折旧的确定
折旧率选取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资本存量估算的差异。现有研究对折旧的处理一般采用直线折旧法,如宋海岩等认为实际折旧率是3.16%的名义折旧率加上经济增长率[5];王小鲁等在固定定资本形成的基础上采用了5%的折旧率。黄永峰、任若恩和刘晓生估算出的设备的折旧率为17%,建筑为8%;邹至庄利用“折旧额= GDP- 国民收入+ 补贴- 间接税”计算出折旧额。
以上折旧率的确定,基本上都是较主观的选取。为了给出比较客观的数据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所获得的统计资料,对中国社会平均折旧率进行了合理的估算,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折旧率基本上呈上升的趋势,因此,选定折旧率为6%是比较合理的。
(四)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
统计年鉴1992年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此前的数据是无法得到的。因此,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确定缺失的价格指数:采用其他指数来代替或者自己测算。黄永峰等直接利用零售物价指数替代;1993年,中国统计体系还没有建立前,邹至庄估计了1952-1997年的积累隐含平减指数,后来的研究大多借用这一结果,宋海岩等直接借用了邹至庄的积累隐含平减指数处理1978年前的数据, 其后年份的数据则采用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代替;李治国和唐国兴用上海市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计算出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然后用它计算出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五)行业标准的确定
为了适应研究主题,符合数据合理性的要求,在对分行业的资本存量K进行测算时都会根据要求来合并和分解一些行业。当然,对于行业合并与分解的标准的确定也要依据研究的内容来确定,范建双在对我国建筑业分行业资本存量的测算中,将建筑业分解成8个行业,并尽量与2003年以前保持一致。薛俊波、王铮以投入产出表所列的17个部门为标准,对16个行业数据进行合并和分解。2002年之后则分为20个行业,投入产出表部门的分类也更加详细。可以看出,行业的分解和合并的难度也会随着研究年份区间的增大而增大[6]。(作者单位:兰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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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内涵和测算方法都存在一些争议。为了使科技进步贡献率真正成为度量科技进步驱动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文结合上海经济增长核算的实践,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传统测算方法做了改进。新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剔除了经济开放和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影响,更加稳定合理。
关键词 科技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创新
【作者简介】廖远甦,常熟理工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应用。
一、引言
因为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有助于跟踪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过程,所以它频繁出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几乎成为与GDP增速、万元GDP能耗并驾齐驱的宏观经济绩效考核指标(何锦义,2012)。学界也很重视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涌现出大量相关研究(于洁等,2009;周绍森等,2010;李兰兰等,2011;杨少华等,2011)。虽然人们都认同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的重要性,但对它的内涵和测算方法仍然存在一些争议(狄昂照,1997;周方,1997;杜希双,1998;何锦义,2006;何锦义,2012)。以广泛采用的索洛余值法为例,实践中碰到的共性问题有:①如何估计物质资本存量的基期值,设定合理的折旧率;②很多研究用从业人员数代替从业人员人力资本存量,忽略了人力资本中“质”的变化;③多数研究直接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缺乏实证依据;④将科技进步视作全要素生产率的惟一源泉,进而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等同于科技进步贡献率,导致科技进步贡献率的高估。为此,学者们探索了其他数学形式更复杂的研究方法,如数据包络分析、随机前沿模型、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这些探索丰富了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研究,但仍未能够解决所有上述问题。结合上海经济增长核算的多年实践,本文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传统测算方法做了改进,并针对测算的技术难点,给出了一个完整、系统的解决方案。
二、研究方法
在经典的索洛模型中,科技进步是一个平稳增长的外生变量,但科技进步主要来自技术创新,它应该能够被描述研发活动的变量所解释。与科技进步一样,制度创新也是上海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因此,需要构造反映上海经济制度创新的指标。本文借鉴被称为“市场化指数”的综合评价研究,该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地测度中国经济的制度创新。具体到本文,不仅想知道制度创新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想探究制度创新的某些重要方面如何影响上海的经济效率。所以,构造了反映上海经济制度创新的3个重要维度的指数。
上海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运用回归模型估计生产函数,得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不妨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定全要素生产率服从指数增长,那么有
其中, Y 表示GDP产出; K 表示物质资本存量; H 表示人力资本存量,有时为回避估计人力资本,常用劳动者数量L 代替人力资本存量; α和β 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γ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生产函数的规模不变假设下(这个假设需要实证检验),(1)式转化为
第二步,首先将估计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代入(3) 式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然后再运用以下的回归模型估计研发资本存量和制度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
其中, D 表示研发资本存量; MI 表示市场发育指数; OI 表示经济开放指数; PI 表示非公有经济发展指数。
第三步,根据前两步的模型设定,可以推导出以下的增长核算式
其中,符号g 的下标是变量名,与符号g 合起来表示该变量的增长率。最后一项表示未被模型解释的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贡献率等于研发资本存量对产出的贡献: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制度创新的贡献率与(6) 式类似,不再赘述。
三、数据处理
1.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沿用永续盘存法,本期资本存量等于上一期资本存量扣除折旧加上本期投资,公式如下
361.30亿元;物质资本折旧率为10%。物质资本存量估计结果见表1。
2.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从实物形态看,研发投入中大部分都转化成可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因此,研发资本存量的估算可以直接沿用物质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计算公式为
这里, D 表示研发资本存量; RDE 表示本期研发投入,用R&D经费内部支出指标作为本期研发投入; δ 表示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率。基期值和折旧率需要合理的设定。
如前文所述,上海1978 年物质资本存量为361.30亿元,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为31.69亿元,当期投资占物质资本存量的比例是8.77%。假设1978 年研发投入占研发资本存量的比例与此相同,当年R&D经费内部支出1.32亿元,可推算基期研发资本存量为15.05亿元。
因为知识的更新速度超过物质损耗,所以一般认为研发资本的折旧率高于物质资本存量的折旧率,Hall等(1995)、樊纲等(2011) 都取研发资本折旧率为15%,但李小平等(2006)、邓力群(2011) 则取偏低的折旧率,为5%。简化模型(4),去掉制度创新变量,然后测试从5%到30%一系列不同水平的折旧率。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折旧率的上升,研发资本存量的显著性和拟合优度都下降,5%的折旧率是最优的,所以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率设为5%。
3.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上海的人口系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户籍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户籍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外来流动人口则以农民工居多。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参照廖远甦和朱平芳(2012) 的研究,本文分别估计上海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然后根据两种劳动力的比例进行加总,1996年前的人力资本存量见表2。
至于1995 年以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利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地区从业人员教育构成数据不难估计。将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从业人员数相乘就得到上海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存量。
4.制度创新的度量。根据研究目标,本文选取了反映上海经济制度创新的三个重要方面,即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开放程度、非公有经济发展程度,相应构造了市场发育指数、经济开放指数和非公有经济发展指数。其中,市场发育指数包括3 个维度: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技术市场,分别用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所占的比例、劳动力流动性(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技术市场活跃度(技术市场成交金额与GDP之比) 等指标衡量。对外开放指数使用最常用的对外依存度衡量。非公有经济指数包含3个指标:非公有经济在就业、投资和产出三方面的比重。采取同级指标等权加总的方法,计算出3个指数,详见表3。
四、实证分析
1.生产函数的估计。首先估计模型(1),结果如下:
除了趋势项,其他系数都显著。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之和为1.19,与1 很接近,所以用Wald 统计量检验规模不变假设。Wald 统计量为1.19,P 值为0.28,不能拒绝规模不变的原假设,所以可认为上海宏观经济生产函数是规模不变的。加上规模不变假设,模型(2) 的估计结果如下:
规模不变假设提高了模型的估计性能,趋势项变得显著。物质资本产出弹性为0.58,那么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为0.42。将这两个参数代入到(3) 式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然后估计模型(4)。
2.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模型(4) 的估计结果见表4。如表4所示,采用OLS估计原模型,所有解释变量都在1%水平下显著,但市场发育指数的符号与经济学常识相悖,初步怀疑是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所致。考察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发现都大于10的临界水平,市场发育指数的方差膨胀因子最大,而且它的符号异常。删除该异常变量后,估计结果并没有改善,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下降,经济开放指数仅在10%水平下显著,非公有经济发展指数甚至变得不显著。尝试变量差分形式的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稍有改善,非公有经济发展指数在5%水平下显著,经济开放指数在10%水平下显著,但显著水平仍然低于原模型的估计结果。最后,运用岭回归估计参数,当有偏系数为0.73时,所有变量的符号都为正,符合理论预期。而且研发资本存量、经济开放指数和非公有经济发展指数都在1%水平下显著,只有市场发育指数不显著。四种估计一致表明,研发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有很强的解释能力,说明科技进步是上海经济效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3.上海经济增长核算。根据岭回归的估计结果,利用(5) 式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迄今为止,上海经济经历了从“六五”到“十一五”共6个五年发展时期。各个发展时期要素投入、科技进步、制度创新的贡献率见表5。
由于“七五”时期极低的经济增长率导致贡献率测算异常,所以,本文重点研究“七五”时期以后的贡献率。整体而言,从1978 年到2010年,物质资本是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贡献率约占6成;科技进步是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 贡献率为26.5%, 稍低于以往估算值的31.7%;制度创新的贡献率约占1成,其中经济开放的贡献率是3.2%,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7.1%;人力资本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有限,贡献率仅为2.7%。
值得注意的是,物质资本贡献率一直居高不下,“九五”时期甚至高达76.5%,体现了主要依赖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但从“八五”时期开始,人力资本贡献率开始上升,最近的“十一五”时期已经接近2成。“七五”时期以后,上海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大约每经历一个五年时期,就提高3 到5 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上海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22.9%,这主要得益于上海逐渐增加的研发投入强度。“六五”时期研发投入强度不超过1个百分点。2003年,上海的研发投入强度首次超过2%,接近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2011年研发投入强度高达3.1%,已经超过了美国同期的研发投入水平。
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开放是上海经济效率提升的两个主要引擎。民营经济的发展激发了上海经济的强劲活力,但是非公有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十一五”时期的贡献率只有0.6 个百分点,值得警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民营经济的“制度红利”已经释放殆尽,相反它说明民营企业在融资、垄断行业的进入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隐性制度壁垒亟待突破。惟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增强民营经济的活力,提高上海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经济开放的贡献率整体也是上升的,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导致上海“十一五”时期的进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开放的贡献率变成负值。可以相信,只要上海坚持以开放促改革,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经济开放的贡献率会逐渐回升。
比较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两个测算结果,可以发现本文的测算方法优于常用的索洛余值法。
五、主要结论
1.固定资产投资和科技进步是上海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是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贡献率约占6成;科技进步是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 贡献率为26.5%,稍低于以往31.7%的估算值。虽然科技进步的贡献不足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但贡献率呈现上升趋势。可以预见,随着上海经济的转型升级,上海经济增长方式将逐步转变。科技进步有望接替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上海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提升上海经济效率的两大引擎。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分析表明:研发资本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13 个百分点;经济开放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1 个百分点;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0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上海应该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以上海自贸区试点为契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民营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
3.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新测算方法显著优于传统测算方法。以索洛余值法为代表的传统测算方法,名为测算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际估算的是全要素的贡献率,应用中容易出现望文生义的误解。本文测算的科技贡献率来源于研发资本存量的贡献,更加符合“科技进步”一词的含义。新算法的实证结果表明,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被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很好地解释,比传统测算方法揭示了更多的信息。传统方法的测算结果还因为残差的波动而不规则,甚至出现难以解释的负值。新方法克服了这个缺点,测算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测算结果更加合理,也更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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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品市场上的商品交易不同,企业并购是在资本市场上或私下交割企业和资产。商品一般具有标准化和可分割性的属性,而企业及其资产则是一个动态、复杂的实体,其在交易之前、交易的过程中和交易之后,受外在条件的交互影响和内在因素的交互作用,会发生可控和不可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导致并购企业对目标企业进行并购的价值评估发生变化。
从这个层面来说,企业并购也蕴藏着巨大的财务风险。企业并购活动离不开巨额的金融支持,而且企业的扩张必须冒信息不对称、经营管理人才缺乏和文化整合失败的巨大风险,不但可能导致并购失败,甚至还可能拖累企业陷入困境。因此,采用有效的并购价值评估方法,对整个并购活动和过程进行公正的价值评估,是非常关键的。
评估方法
并购价值评估理论包括对并购价值的评估方法、评估框架及其理论基础。目前普遍被采用和研究的方法包括基本财务指标测算方法、实物期权测算方法、资本市场指标测算方法。
基本财务指标测算方法的理论依据是财务原则,可以看做在没有外部影响因素下,基于两个企业之间的交易的价值评估方法。可以广泛使用于将破产或清算的企业产权无活跃交易市场的企业。
实物期权测算方法主要基于企业并购的目的是并购后主并企业能够拥有可使企业获益的选择机会或权利,这些权利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行使,而不在并购时就立刻行使。
资本市场指标测算方法主要基于企业的价值是资本市场确定的,可以广泛使用于上市公司和交易频繁的企业产权市场的并购行为。
贴现现金流量法。该方法是用未来一段时期内目标企业的一系列预期现金流量以某一贴现率(折现率)的现值作为并购价值。当选择的贴现率恰好使净现值等于0,这个贴现率就是内部收益率。内部收益率反映的是并购方未来能得到的最高的收益水平,如果并购方对这一收益水平满意,该项并购在经济上就是可行的,否则,就是不可行的。贴现率和测算公式都会对并购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需要慎重选择。
账面价值法。即利用财务会计方式确定净资产以决定并购价格的方法。其优点是企业价值是按通用会计原则计算出并由独立的第三方提供的。弱点是账面价值往往与实际价格相差很大。特别是由于企业的历史、品牌等因素使得其账面价值大大低于其市场价格,另一种情况是,企业的账面价值因为维持过时的大量固定投资和贬值的存货将大大高于真实价值。
财产清算价值法。这一估算的基础是对企业的不动产价值进行估算,估算所得到的是目标企业可能的变现价格。由于是对目标企业最少价值的估价,未考虑目标公司持续经营的价值,所以主要运用于企业破产清算时的资产评估,一般不在普通的企业并购时使用。
并购增长期权法。该理论认为企业在并购后拥有目标企业未来投资增值或其他潜在增长的看涨期权。在并购早期,并购方要作是否进行兼并收购的决策,这一决策将让并购方拥有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巩固市场地位以及进入新的业务领域的权利。其持有者可以通过并购投资行使期权,并购方如要对此并购作出决策时,就拥有这一并购的买权,它使并购方可以得到在将来进行并购行动产生的相应收益,其价值就是买入看涨期权的价值。
综合期权法。它实际上是增长期权法的进一步拓展,主要计算方法有四种。即将目标企业的价值划分为资产价值(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和期权价值两部分;将目标企业价值看做企业已拥有的各种业务价值(项目价值)的总和,加上放弃旧业务、转换和拓展新业务机会的期权价值; 将目标企业的价值分为股票价值和债券价值两部分;将目标企业的资产分为有形资产、无形资产、研发活动等。
市盈率法。它反映的是公司按贴现率计算的赢利能力的现值。在资本市场上,市盈率是用风险因素调整后得到的预期增长率的一个替代值。企业并购中的市盈率一般采用某时期内(如3-5年)市盈率的平均值(对新建企业可以用新建企业当前的或者预期的收益计算)。该方法适合于那些经营状况稳定的企业,这时平均市盈率的说服力较强。
市场价格法。该方法采用上市公司当前的市值作为并购定价的核心因素,在此基础上以适当的升水(可以为20%-100%或更高)来确定并购价格。这种方法计算的企业价值对收购流动性较强的上市公司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价格。
同业市值比较法。该方法是指通过对同行业企业价值的比较,通过与并购对象相似的企业的并购价格的资料来决定并购目标企业的价值。在比较中考虑企业的行业性质、产业组织结构、目标企业规模、目标企业的财务结构、并购的时间等因素进行合理权重的组合,然后用这些可比较部分的并购价格来获得目标企业的相对价值。
Q值法。它用来衡量和反映企业并购发生的可能性。这里q为企业股票市场价值与企业重置成本之比。当q>1时,形成并购的可能性比较小;反之亦然。
方法比较
并购价值评估包括对目标企业独立价值的评估和对并购整体价值评估两部分。对目标企业独立价值评估,就是要测算目标企业的合理价值,通过并购支付价格与目标企业的合理价值对比,作出初步决策。对并购整体价值评估,就是通过并购双方企业对并购的相互反应来判断并购是否可创造出新的价值,再结合前面对比的情况作出最后的并购决策。
在对目标企业进行独立价值评估方面,可以使用财务指标测算法和资本市场价值测算法。具体可以采用多个测算法综合加权平均得到结果。虽然使用的比较普遍的是贴现现金流量法,但是这种方法要求决策者只能采取要么投资要么放弃的刚性做法,不能正确地评价企业所具有的经营灵活性的价值。所以对于根据外界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未来不确定性的清晰而相机抉择经营战略的企业来说,仅仅使用贴现现金流量法方法就不合适,因为仅仅采用贴现现金流量法会失去良好的投资机会。但是,对目标企业进行独立价值评估方面,以贴现现金流量法为代表的方法能够提供基本的价值估计。
在此基础上,使用实物期权测算法是非常必要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传统的贴现现金流量法容易忽略企业的实物期权价值,从而会大大低估了目标企业的潜在投资项目的实际价值。实物期权测算法不仅可以改善对目标企业的独立价值评估,而且可以相对精确地提供并购整体价值评估价值。在实物期权定价方法给出之前,企业并购是无法获得如此精确的价值评估的。
如何取舍?
战略并购价值评估决策只是战略并购决策行为中的一个部分。这里主要给出并购前期的评估决策方法和涉及的一些必要环节。
目标公司的财务分析。企业根据战略目标,考虑自身财务状况和实力,确定并购的目标和标准,然后搜寻目标企业。在经过大量的行业和目标企业调查后,对目标企业财务报告和相关的信息资料进行财务分析,判断目标企业财务状况、赢利能力或一些特殊资源等是否符合企业并购目标和标准,从而选择目标企业。通常对目标企业的财务分析包括:赢利能力分析;偿债能力分析;应运能力分析;企业发展能力分析;现金流量分析。
摘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我们不仅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测量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最为流行的指标,在测算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足。本文在借鉴相应学者关于全要生产率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改进方法。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测算方法
时至今日,我们关于经济发展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过去单纯依托经济发展的规模与数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成果的标准的状况,而逐渐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率、质量等。我们不仅希望经济能够在数量上增长,更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民众的福利,改善民众的生活。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几十年的飞速增长,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问题的产生。为此,我们不禁反思,经济增长真的只是从GDP增长总量数据就可以判断经济增长的效率与质量吗?对于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迫切需要,客观上也促进了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即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衡量与评价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的发展,如今,利用TFP衡量经济增长已成为国内最为流行的一种测算方法之一。
1. TFP内涵
自索洛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增长方程,通过将产出增长率中超出资本与劳动力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扣除(索洛余值)形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将全要素生产率来源定义为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由索洛余值的求解可以看出,全要素生产率除了包括技术进步引起的产出增长,还包括没有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差。
它的一般含义是指一定时间内生产活动的开发利用的效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各种生产要素与总产量之间的比值,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也是关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但是因为TFP还包括未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以及测量误差,因此,TFP对技术进步的衡量只是一种近似测量。TFP的来源除了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效率提升与规模效应,比如组织创新、专业化以及生产创新等。但是,在索洛模型中,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并没有考虑知识进步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外部性情况下,因为边际产量递减规律,最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效应会为零。这显然与现实生活中,通过改进技术水平,从而带来边际产量递增的现象不符,这也使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能力与借鉴意义大打折扣,即全要素成产率成为“黑箱”。[1]
2. TFP测算方法的缺陷
TFP的测算方法虽然简单可行,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TF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指标的有效性与代表性。
2.1 用于测算TFP的要素投入数据为存量数据
在对TFP进行测算时,必须考虑要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而根据新古典生产理论,一定时期的投入带来一定时期的产出,换言之,我们所要考虑的要素投入只是某段时期的投入量,即该段时期的流量数据,而不是某一时点上的存量数据。但是,从目前关于资本的指标统计口径来看,我们将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用固定资本的存量数据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其中隐含了固定资本某一时点上的存量与其在此段时期内的资本流量成正比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假设显然是不一定成立的。综上所述,因为,用于衡量相应变量的指标,尤其是资本,在统计口径以上存在局限,造成计算结果投入与产出的不一致,从而使TFP的测量值偏离真实结果。
2.2 TFP自身的“黑箱”使其内涵含混,需要进一步分解
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那么如果求接触TFP,如何看出其中到底是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还是资本生产率的作用比较显著呢?显然,并不能一概而论,并且TFP自身的“黑箱”特点还使其包括不能识别的经济增长因素与由此带来的误差,所以对TFP进一步分解,将其分解为其中影响较大的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可以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外部性的如何作用。技术进步自身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中性技术进步、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以及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例如,管理方式的改进,可以促进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属于中性技术进步;而机器设备的投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属于资本扩张型技术进步;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促进投资利用率的提升,属于劳动扩张型技术进步。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TFP作为衡量技术进步的最佳指标,也有必要进一步分解,从而判断技术进步的类型。
2.3 TFP测算弱化一国阶段性经济增长方式特点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然会经历一个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再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对于资源的利用率不高,投入一单位的资源,带来的边际产出较大,因此,必然会带来要素累积,例如资本累积,当要素累积到一定阶段,就可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而随着要素投入的逐渐增长,要素投入的技术系数即各种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会接近一个最佳技术系数。当资源配合比例达到最佳系数,如果继续增加要素投入量,就会带来边际产出递减的结果,这个时候开始从粗放型经济增长逐渐步入集约型经济增长,边际产出会逐渐递减为零,此时达到总产出的最大值。为了发挥生产的规模效应,在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我们可以通过改良生产技术,提升人力资本,遏制边际产出递减的趋势,甚至到达边际产出递增的结果。因此,如果一国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那么用于要素累积的部分必然较大,而TFP是扣除要素投入对产出影响的这一部分,所以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的TFP较集约型经济增长阶段TFP低。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如果盲目将发展中国家的TFP与发达国家的TFP进行对比,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欠妥。[4]
另外,上文中提到TFP既包括劳动生产率,又包括资本生产率,且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的变化是不一致,除此之外,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一般也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主导地位。例如,在一开始的工业经济阶段,通过增加物质的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是递增的,但是随着物质投资的增大,最终,物质投资带来的边际产出会趋于零。因此,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将会成为主导力量,且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没有上限的。而TFP的测算,显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类型,以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特点,这也使得TFP的计算结果过于模糊。(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易纲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8):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