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病因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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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戾气； 六； 六气； 审因论治
自吴又可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之后，备受推崇，被誉为“温病病因的伟大创见”［1］ “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2］“诚瘟疫门中字字金针，无可訾议”(《温疫论类编·自序》)。于是在中医疫病学说中就形成了一种理论与临床相悖的情况，即在理论上认为戾气是六之外的一种特殊邪气，在临床上却按照“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即使在现代微生物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在临床上治疗疫病仍离不开“六学说”，如张立山等［3］认为SARS的病机特点为热毒犯肺，酿生湿毒。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与临床脱节的现象不利于中医疫病学说的发展，因此提出戾气为六之极的观点，以就正于同道。
1 《内经》的五疫属六气变化范畴
《素问·刺法论》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这里的五疫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疫病，这些疫病的病因到底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的戾气，还是由六气变化所致？从《内经》的本意来看，应该是由六气变化所致，在《素问·刺法论》中将疫病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五运六气之司天在泉的异动所致，“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也就是说甲子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未能迁正，在泉便孤立而空虚，四时次序不按节令的寒温，气候像音律一样不能相应，三年左右就可能发生大疫。《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也认为疫病的产生与运气变化相关，“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以上说明《内经》认为导致五疫发生的病因是五运六气运气变化，而运气变化的核心内容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内经》对五疫病因认识属六气变化范畴。
2 古今治疫，均按“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说其宗族死于伤寒的有十分之七，可见当时伤寒是指疫病。《伤寒论》一书是对东汉末年频发流行的寒性疫病的病程规律及其常见证候的临床记录和理论升华，其论治不离风、寒、暑、湿，其用药不离寒、热、温、凉；吴又可的《温疫论》虽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也曾设想不需辨证求因的特效治疗，“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但其未能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治疗疠气的特效药物，“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因此其对疫病治疗初期用化湿清热的达原饮，中期用辛寒清热的白虎汤等，仍然离不开六病因治疗的体系。清代余师愚著《疫疹一得》，详论疫疹，对疫病的辨证论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医疫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余氏论治疫病仍未离开六病因治疗的体系，认为疫证的发生应责之于火毒。如《疫疹一得》中说：“瘟既日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日君日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蠼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其对疫病治疗主要用清热解毒的清瘟败毒饮和清心凉膈散为主方；清代疫病大师杨栗山在理论上继承了吴又可的学说，“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早涝、疵疠烟瘴之毒气也”，在临床上将戾气改头换面，复归于六病因之中，认为疫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故不恶寒而作渴，此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兼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又多发在春夏，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近代中医治疗疫病莫不以“六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如商让成等［4］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梅琰等［5］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张立山等［3］治疗 SARS等。可见，在临床上，辨别疫病病因的六性质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历代医家对疫病病因性质的认识，主要是根据疫病发病后的临床表现，再根据六性质进行分析而得来的。
3 吴又可戾气学说的缺陷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可以说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共同建构了中医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迅速发展，今天的中医学仍然离不开这两个学说。精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不是从实体上来认识事物，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把握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六病因学说也不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物质，而是根据人体患病后的反应，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出的的六类证候。中医对病因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辨证求因”，是以“证”为中心推理出来的，钱天来将中医病因学说立论基础和认识方法精辟归纳为“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可以说六病因学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知致病原因，重要的是说明其病理演变的规律，对辨证论治有着无可取代的指导价值。而吴氏的戾气学说试图寻找导致疾病的各种不同物质实体，吴氏通过对众多温疫的发病规律和临床特点观察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疫病的论述，客观地预测到了致病物质的存在，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急性传染病的发病原因及传染流行的本质，虽未明确疠气就是病原微生物，却与现代的病原微生物思想惊人的相似。由于疠气学说是通过对温疫传染流行的实践调查而推测出来的，而不是根据证候表现探求的，因此也就无法用中医理论体系内的知识明确其病因性质，与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辨证求因的病因体系存在着认识论的差异，不符合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中医学观点，加之疠气属性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使之无法与中医理论体系内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贯通，缺少与临床沟通的中间环节，疫病治疗无法以戾气为依据，不能指导临床治疗，所以未能融入中医理论体系。
4 戾气与六的区别与联系
中医对疫病的治疗未脱离“六学说”，在临床上戾气所致的疫病也表现出寒、暑、燥、湿等六特性，那么，是否能把戾气和六从理论上合二为一呢？答案是否定的。其一，戾气有着不同于一般六邪气的流行性和强烈的传染性，诚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中所言：“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其二，起病急剧，病情险恶，传变快，致死率高，与一般六邪气致病大不相同，吴又可所描述的“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就是对致病的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除此两点，戾气致病还有一些与六致病不同的特点，吴又可《温疫论》论述较为详细，兹不赘述。吴氏的戾气学说虽不能用其直接指导临床治疗，但其深刻的揭示了戾气致病的总的规律和特点，区分了戾气致病与六致病的不同特点，对临床上全面认识疫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科学预见，为中医的病因学说注入了新鲜活力，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唯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之说，完全割裂了戾气与六的联系，有矫枉过正之弊，古今治疗疫病的临床实践证明，疫病虽与六所致的一般疾病不同，但其在临床上常表现出风、寒、暑、湿等六气变化的特性，这些六气特性说明戾气与六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从六气推究，因六属六气变化所致，可以说六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变化有量变和质变，变化到了极端就会产生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不会完全割裂与旧物质的联系，必然带有一些旧物质的特性，六与戾气的关系正是如此，六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当属量变的范畴，当这种变化到了极端就产生了新的物质—戾气，戾气虽与六气、六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仍具有一些六气、六的临床特性，概括起来就是六为六气之太过，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
5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的意义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在理论和临床上均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在中医理论未能突破精气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新的医学体系之前，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理论上可根据其寒热等属性确定其病因属性，能使戾气学说与现有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理论贯通，使其融入中医理论体系。从临床上来说，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的联系，结合疫病的临床表现，确定疫病病因的寒热等属性，为疫病审因论治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的区别，进一步探讨疫病与普通六所致疾病的不同特点，为从临床上更加准确的把握疫病的特性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甄志亚．中国医学史［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13.
［2］李 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53.
［3］张立山，武维屏，侯一军，等.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30例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2004，45（9）：675.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第2篇
【摘要】 伏邪潜伏于人体正虚之处，待时而发，有外感、内伤、先天、后天之分。禀承任继学教授“伏邪”理论，阐述了先天伏寒在冠心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的阶段性病理状态，丰富了伏邪学说的理论内容，以利于发挥中医药特色疗法在预防、控制、调节乃至康复目标的整体效应，从而指导临床实践。
【关键词】 伏邪病因 冠心病 先天伏寒
伏邪发病在临床上屡见不鲜，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都与伏邪有密切关系［1］。通过对伏邪的认识，把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针对心病中有关伏邪的致病特点和病理机制，丰富中医学病因病机理论，为防治疾病奠定基础。
1 伏邪概说
人在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保持着机体内部及内外环境的相对平衡协调，机体就呈现健康状态。疾病的发生是正邪相争的结果。若正气不足，未能及时清除邪气，或邪气潜伏于正虚之所，则致邪气留连，潜伏于人体，待机而作。
1.1 伏邪溯源 早在《内经》已有关于伏邪的记载。如《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张仲景对《内经》伏邪理论加以补充，《伤寒论·平脉法》：“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 为伏邪病因病机学说奠定基础。后世医家如王肯堂、吴又可等均有相关论述，使伏邪学说日臻完善。《羊毛瘟疫新论》曰：“夫天地之气，万物之源也，伏邪之气，疾病之源也。” 可见中医伏邪与外感疾病、内伤杂病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1.2 伏邪的内涵 伏者，匿藏也。任继学教授指出：“伏邪即隐藏于人体之虚处”［1］。狭义的伏邪指伏气温病。广义的伏邪则指一切伏而不即发的邪气，如清·王燕昌《王氏医存》言：“伏匿诸病，六、诸郁、饮食、瘀血、结痰、积气、蓄水、诸虫皆有之。”由于邪气尚未超越人体正气的自身调节范围，不立即发病，伏藏于内，受诸因素触动发作，或进一步加重，或引发他病。
1.3 伏邪的分类 伏邪不仅有外感所致伏邪，如清·刘吉人的《伏邪新书》所云：“感六而即发病者，轻者谓之伤，重者谓之中。……”还包括内伤杂病所致伏邪。如经过治疗的内伤疾病，病邪潜伏，可引发他病。或者某些内伤疾病经治疗，但未能彻底祛除发病原因，致使余邪遇诱因反复发作。或某些患者因遗有父母先天之邪毒，逾时而诱发。再者由于先天禀赋各异，后天五脏失调，自气生毒，渐而伏聚，遇因而发等［1］。
1.4 杂病伏邪的致病特点 伏邪藏匿，待机而发，具有以下特点：
1.4.1 禀赋不足 男女媾精，伏邪内遗，适逢后天失宜，伺机而发。
1.4.2 失治误治，邪气未尽 后天失于将养，邪气未尽，匿伏体内，待机而发。
1.4.3 伏邪入络 伏邪有病程长的特点，久病入络，除暗耗正气外， 还易成瘀，加深伏邪的毒性［2］，使正虚无力抗邪， 加重疾病的难治性。
1.4.4 匿藏待发 与现代所言“潜伏期”比较，“伏邪”致病是客观存在的。若因某些原因导致人体的抵抗力降低，病原就可引起疾病发生。这里所说的病原，类似中医之邪气，又与伏邪概念基本一致。
1.4.5 伏邪传变 先天不足，男女媾精，阳气不足，寒邪内伏于肾，在男合八，在女合七，时值盛衰，待机而发；寒为阴邪，气机易滞，津液失布，聚而为痰，伏痰内结，日久入络，气血失和，又为伏瘀，变证生矣。
2 胸痹心病与伏邪
现代医学中的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高血压、冠心病、中风、糖尿病等均属难辨、难治的疾病。其病理表现为病情重，病位深，病程长，不易察觉，难于治愈，且具有反复发作、正气多虚、脏腑多损等特点。其病因病机的多样化与临床症状的复杂性常使医者无法辨清疾病的主次与本质。面对诸类疑难杂证，在任继学教授指导下，提出伏邪病因学在心病辨治体系中的重要应用价值，应用中医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优势，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伏邪内藏”，“毒损络脉”学说为中心的诊治思路，以及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复法方药的治疗思路。
3 从伏邪论治冠心病的理论依据
冠心病属中医“胸痹”、“真心痛”之疾。多由动脉硬化所致，此病多见于中年以上患者。轻者劳累或情绪波动而出现心绞痛，休息后症缓；重者致心肌梗塞。因邪毒伏于心脉，复受外邪、烦劳等因素诱发。
3.1 冠心病伏邪病因的客观性
3.1.1 饮食、劳逸失度，脾胃有伤，中轴升降功能失常，尤其是久食膏脂肥腻之品，腐化为脂液，久则蓄毒自生。毒邪内伏，气机壅涩，脉道瘀窄，血气不畅而成。
3.1.2 情志失调，喜怒不节，引发气机阻滞，五脏之道不畅，致五脏失和，气化功能不全，气血不利，津液循行受阻，生瘀生痰，痰瘀互阻，毒自内生，邪伏心脉。
3.1.3 先天禀赋不足，遗有父母先天之邪毒，邪毒植于脏腑经络，复因六入侵、情志过激、劳作太甚、饮酒过度，造成心之络脉发生阻滞，津血、清气循行障碍，或呈绌急状态，造成心失所养，神气内闭，清气不入，浊气不出，致胸痹心痛。重则营气不能顺行脉中，逆行于脉外，血滞痰结，阳郁毒生，心肌受害，致真心痛。
3.2 冠心病伏邪的临床特征 针对伏邪这一病理现象任继学教授提出“男女媾精，阳气不足”的假说，认为先天伏寒于肾是其病因所在，存于虚处，在后天环境和社会等因素影响下，表现出动态的发病规律。其病性属阴邪，易损阳气，阻遏气机为特征，并引发伏痰、伏瘀、气滞等后天伏邪逐渐产生，形成同一疾病共性的不同个性。此漫长的演变过程，即病人从亚健康发展到疾病的过程，但其先天伏寒之共性不变。既往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伏寒证候主症常见胸痛或憋闷，手足凉；次症常见乏力，气短，背痛，胃痛或胀，腰膝酸软。舌脉常见舌淡隐青有齿痕，苔薄白，脉沉弦细弱。病史常见女子从月经来潮(14岁左右)即有痛经，手足凉；男子从二八(16岁左右)出现手足凉，少腹疼痛或遗尿；至女35岁、男40岁前，出现胃痛或胀、纳呆、恶冷食或泛酸、嗳气；至女49岁、男64岁前出现心痛。规律符合《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二七……五七……七七；丈夫二八……五八……八八……”，亦即《灵枢·天年篇》所言：“母为基，父为螲”之理。不同于单纯的疾病后期的脾肾阳虚。尤其是手足凉， 从女子二七、男子二八至心病发生， 始终四季如一， 是最大的特点。
4 针对冠心病伏邪病因的干预对策
从《内经》“治未病”的思想，可联想到动脉硬化等，患者早期虽毫无症状，但致病之邪已潜伏于内，俟机而动，与“未病”有着相似的一面。正是由于临床上诸多“未病”状态的存在，导致了疾病性质的转化［3］。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具有伏寒特征的病人占冠心病病人的20%-30％，占其他疑难杂病的10%-30％。抓住这一共性，针对不同个性的辨证治疗，将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在临床上针对阴寒凝滞、痰浊阻络、气滞血瘀、心肾阳虚及寒热错杂等证候，皆可针对伏寒病因治疗并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思想，以二仙汤为基本方：仙茅、仙灵脾、巴戟天、当归等药物。据气血阴阳之虚损，寒凝气滞、痰浊血瘀之邪实的不同而随证治之。以往的临床研究初步证实，针对伏寒病因学的治疗，并结合系统干预方法，可明显提高临床效果。
冠心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存在伏邪(伏寒、伏痰、伏瘀)的病理状态，而伏寒是始动因素，张仲景关于胸痹心痛“阳微阴弦”的病理机制，也可理解为伏寒病因，引发痰浊阻络，而导致心脉挛急，“不通则痛”。《证治准绳·杂病》云：“心主诸阳，又主血，是以因邪而阳气郁伏过于热者痛，阳气不及惟邪胜之亦痛，血因邪泣在络而不行者痛，血因邪胜而虚者亦痛”。在临床前期伏邪内藏，蕴结成毒，伏于血络，而正能胜邪，邪气内藏，伏而待发；临床期(急性期或发作期)正不胜邪，触动而发；缓解期(稳定期)正能胜邪，邪气内藏，伏而待发(低水平的平衡)。这是许多心系疾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糖尿病性心脏病等)的共有机制和/或通路，因此在各期病证的治疗中，把握伏邪的病理机转，有利于发挥中医药特色疗法在预防、控制、调节乃至康复目标的整体效应，指导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1］任继学.“伏邪”探微［J］.中国中医药，2003，1(1)：12-13.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第3篇
中医学的建立主要以辩证唯物观为基础,是一门自然哲学性质的医学。阴阳概念、五行学说、经络学说、藏象学说等,以此为主体形成的理论体系,反映着健康与疾病的一系列基本规律,与哲学密切相关。这些理论是中医学特有的,但其存在与西医学同样的物质基础。让我们一起来看中西医对糖尿病认识的差异和共同点吧。
差异性:发病机制和疾病分类原理不同
1.对发病机制的认识
以发病率较高的2型糖尿病(中医称为消渴)为例说明。
西医:糖尿病是一组常见的以血浆葡萄糖水平增高为特征的代谢内分泌疾病,其中2型糖尿病以胰岛素抵抗为疾病的主要特征,其理化特点为高血糖、糖尿、葡萄糖耐量减低及胰岛素释放试验的异常。西医以一系列检查结果为诊疗基础。
中医:中医认为消渴的发病主要与肺、脾胃和肾的功能失调有关,饮食不节和过食油腻是外在因素。各种原因引发的营养物质堆积,直接导致了消渴的产生。这一过程可以用下图简单示意。
2.疾病分类
西医:西医按病因学分类将糖尿病分为1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其治疗包括控制血糖演、保护β细胞、控制高危因素、减少并发症等几方面。近年来随着基因诊断学的发展,糖尿病基因分型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使得个体化治疗有实现的可能。
中医:中医对糖尿病按病位可分为上消、中消和下消。上消对应肺脏,中消对应胃,下消对应肾。中医还可按辨证将消渴症分为“肺胃燥热、脾胃虚弱、肾阴亏虚、阴阳两虚”4种常见类型,当糖尿病出现各种临床并发症时,中医则称为“变病百出”,以上各种辩证分型均对应疾病的不同阶段,相应的中医治疗策略有“清热润燥、养阴生津、活血化瘀、解毒散肿、补血益精”等。由于中医辨证分型相比西医更细致,使得个体化治疗在中医中更容易实现。
共同点:都认识到氧化应激的危害
2004年,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年会最高奖获得者提出了“共同土壤”学说,认为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都有共同的发生机制,即氧化应激是上述疾病发生的共同土壤。西医对糖尿病的治疗观念,已从单纯强调控制血糖演变为保护β细胞、控制高危因素、减少并发症等多角度来控制糖尿病,这个策略的核心是减少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和胰岛素抵抗。
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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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伦和于春华编绘的《漫画中医(基础篇)》采用漫画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全书分为六部分，在简要介绍中医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成就之后，着重介绍了中医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等重要理论的内容和具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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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病因学说范文第5篇
《中医内科学》教学任务主要是建立和培养学生中医内科临床的思维能力。鉴于《中医内科学》教材部分内容陈旧，加上长期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缺乏主动性，也影响了学习的兴趣。因此，改革《中医内科学》课堂教学，焕发课堂的生命活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临床综合素质，是目前《中医内科学》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究式教学法是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以素质教育思想为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为前提，自主学习为途径，合作讨论为形式，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临床思维能力为重点的一整套教学方法。笔者将探究式教学法运用到本校2005级和2006级中西医结合班《中医内科学》的教学，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就教学中的一些体会与同行探讨。
1 激趣引题，深入探究
《中医内科学》的历史沿革部分，主要阐述对疾病认识的发展过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指导性材料，因而在教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沿革内容枯燥，部分学生认为可学可不学，因此，给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针对这种情况，采用激趣引题，激发学生的兴趣，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对病证认识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结合已经掌握的知识，让学生讨论并提出各自的观点。如在“中风”一节中，笔者提出“历代医家对中风的病因、病机、病证及治疗方面是如何认识的？你们认为最具影响的认识在哪方面？今天看来还有哪些局限性？需要做哪些补充？”等问题。学生积极阅读教材，讨论热烈，大部分学生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最后笔者进行归纳总结，指出历代医家对中风病认识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随着认识的提高，各时期对中风病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入和完善，如唐宋以前以“外风”学说为多，多以“内虚邪中”立论，治以疏风散邪、扶助正气为主；唐宋以后，中风主要以“内风”立论，成为中风病因学说的一大转折，对现代治疗中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后，学生讨论热烈，提出了“内风和外风能否兼夹导致中风病？风为六之一，除了大家熟知的中风、中暑之外，是否还有中寒、中湿、中燥和中火？现代医学对中风是如何认识和研究的？”等问题，激起了学生的积极思考和大胆创新的探索热情，为进一步学习、研究中风病打下了基础。
2 师生合作，共同探究
病因病机部分内容比较抽象，牵涉到中医基础理论，特别是脏腑的生理和病理等相关内容，掌握好这些知识，才有利于从根本上理解病因病机，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打下基础。笔者将探究式教学法运用到该部分的教学中，从整体上把握各类疾病的病因病机特点，充分挖掘学生的潜力，发挥其自主性。在探究中把学、思、疑、问结合起来，做到在学习中探究，在探究中促进学习。对于普遍性问题，在课堂上师生共同探究解决；对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安排学生课后合作探究，留到下一节
课解决。如在讲解“咳嗽”一节时，部分学生对咳嗽与肝、脾及肾有关不好理解。笔者提醒学生，“能否找出四脏相关的共同物质基础？肺与肝、脾及肾是否存在有一个共同的病理基础？”经过师生之间的互动，大部分学生很快就联系到“气”，气使得四脏在生理上相互依赖，病理上互相影响，气的病理变化是四脏与咳嗽相联系的共同物质基础，咳嗽是四脏气病理变化的一个方面。通过讲述气的生理及病理特点，结合脏腑与气的关系，学生从总体上把握了咳嗽的病机要领，对病因病机的分析能力提高了。
3 辨识比较，强化探究
证治分类部分是教学的重点难点，尤其是对证型的辨识及方药的选择方面，由于症状交叉、重叠较多，要抓住要点，辨识清楚，并不容易。笔者首先对某病证相关脏腑的生理和病理特点作简要归纳、概括。以病为纲、病证相为目，理清疾病证候主次，使学生从总体上把握要点。既避免了主次不分，又不至于遗漏主证。然后，组织学生讨论探究，学会举一反三，分析较复杂的兼夹证型或变证。例如，在讲授“腹痛”的证治分类时，笔者提出：“如何辨识‘寒邪内阻证’和‘中虚脏寒证’引起的腹痛？选方用药上有什么区别？”大部分学生从腹痛的病史、疼痛性质、持续的时间、缓解的方式以及疼痛时伴随的症状等方面加以区分，掌握了这两个证型的辨识要点和处方用药的异同。有同学进一步提出“寒邪内阻和中虚脏寒证能否转化？若既有中虚脏寒又兼有寒邪内阻，可能出现什么症状？又如何治疗？”等问题。通过探究式课堂教学，证治分类的教学内容得到了深化，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简化了教学难点，学生从探究中也获得了乐趣。
4 实践评价，探究反思
《中医内科学》的病案教学是学生去医院实习之前的“模拟”课，也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大量病案分析与研究，能更好地运用中医基础理论，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式教学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拓展了学生独立思维空间，巩固和扩大了知识面，吸收、内化知识的能力也增强了。笔者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手段，灵活地将探究式教学引入到医案的教学中，营造一个学生亲身临床的环境。如在感冒病案教学中，首先选用较典型的风寒、风热病案，先要求学生分析病案记录，各自写出病名、证型、治法和处方用药，同学之间相互讨论各自的治疗方案和依据，之后与名医治疗方法对照，找出自己的差距，这样学生对病案的理解加深了，也大大激发了学习热情，把“死”的医案学“活”了。用同样的方法分析气虚感冒、血虚感冒等兼证病案，使学生知常达变，了解临床疾病变化的复杂多变性。笔者体会到，病案的讨论、分析和横向比较，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还锻炼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基础知识与实际运用融会贯通，为尽早建立起正确的临床思维打下了基础。
5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