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技术调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施工技术调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施工技术调查范文第1篇
关键词：18号道岔 整体就位 起道小车 施工技术
新建太原南站石太场于2013年8月20日开通，开通之前太原铁路局多次组织相关部门对施工方案进行了研究和优化，其中包括长风街线路所插入两组18号道岔，该种道岔为P60、可动心轨、混凝土枕道岔，全长69m，单组重量51.2t。根据以往施工经验，需要大量的点前上线施工准备，如提前限速45km/h，对道岔前后的长短岔枕进行抽换、对线间及枕盒内道床进行挖除装袋回填等，充分减少点内工作量，确保正点开通。但是在准备工作中，由于是既有线有行车线上作业，施工人员多，现场质量、安全控制难度很大，安全隐患很多，多年来，铁路局、施工单位一直未能解决这一难题和矛盾。本次开通是太原铁路局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一级封锁施工，施工点多线长，专业交叉多，安全尤为重要，路局领导确定了“封锁点前不许上道，不动一钉一砟，确保正点开通”的高标准施工开通目标，为此施工技术及管理人员开展了技术攻关活动，从施工方法、施工工序、施工机具、劳力组织等多方面进行施工组织优化。
1 工程概况
新建太原南站含石太、大西两场，共计18个站台、22股道，自2008年12月开工以来，施工历时4年之多，经太原铁路局报请铁路总公司同意，确定2013年8月20日开通太原南站石太场，开通之日需封锁线路4.5小时，其中工务施工时间为3小时，其余为电务和供电施工和调试时间。封锁点内工务主要工作量包括5处拨道连接、1处拆除道岔、1处插入道岔，其中插入道岔为长风街线路所112#、110#道岔，既有石太线为60kg/m线路，插入60kg/m 1/18道岔2组，110#-112#间新铺胶结绝缘轨25m1对、长岔枕16根、短岔枕18根、III型枕8根，112#后新铺胶结绝缘轨31.67m1对、岔枕28根、III型枕15根，小机捣固，次日点内大机捣固。
2 施工方案
18号道岔采用正线外侧整体预铺并焊接、横向正对位插入就位，横移采用滑轨及小滑车，道岔起落采用道岔液压起道机，道岔后长短岔枕采用人工铺设，点内采用小型机械捣固，次日封锁点采用大型机械捣固。点前不给慢行，不得上线做任何施工准备工作，所有工作必须在3小时封锁施工点内完成。线路开通后第一列35km/h，后45km/h至次日大机捣固封锁点。
3 施工工序流程
点前准备封锁点开始打回流线锯轨拆除既有线路清碴、回填底碴安装、连接滑轨横移道岔撤滑轨落岔、就位连接接头拨道岔精确就位回填道碴起道整平小机捣固精细整修线路检查开通线路。
4 封锁点内工序时间分解控制计划
打回流线、锯轨10分钟拆除线路20分钟挖道砟、回填底砟30分钟安装滑轨10分钟横移道岔就位40分钟上道砟、连接、小机捣固40分钟整修、检查、开通30分钟，合计180分钟。
5 主要技术措施
5.1 采用道岔液压起道机代替传统的齿条式起道机，优点如下：确保道岔快速起落；增加道岔小量横移功能；道岔起落稳定安全可靠。
5.2 道碴提前全部装袋，加快上砟工序施工速度。
5.3 提前量测配轨并打眼，减少点内锯轨打眼时间。
5.4 现场技术卡控到位。挖碴深度、底砟高度、轨面标高、道岔就位等技术控制点都有醒目标记，并安排有技术员现场盯控，保证道岔不偏不斜、不高不低。
5.5 细化分工，精心组织。制定了道岔施工组织机构，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层层交底。针对每一工序都明确责任人，现场作业人员分工到每一根轨枕、每一个扣件。出料位置、机具位置明确标志。
6 主要施工方法及施工工艺
6.1 点前施工准备
6.1.1 技术准备：在石太下行线上标记钢轨锯口位置，利用临线设置方向控制点和标高控制点，点位间距10m。复合道岔前后配轨。
6.1.2 人员准备：对全体参战人员进行营业线施工培
训，根据批复的施工方案进行技术交底，使全体参战人员明白施工内容、施工工序及注意事项，明确分工及各自岗位职责。
6.1.3 现场准备：封锁施工前，道碴装袋堆码，每组道岔备道砟120m3；道岔前后配轨锯好打眼后抬到线路就近。插入道岔所需的工具、材料、防护用品运至现场；对施工机械逐一进行试运转；对通讯工具现场调试。
6.1.4 将道岔液压起道机安装到道岔上，每组道岔安装10台。
6.1.5 夜间施工，提前安装镝灯照明，并调试方向角度。
6.2 封锁点内施工控制要点
6.2.1 封锁给点后，对拆除线路两端进行“两横一纵”回流线连接。
6.2.2 拆除线路。给点后锯轨的同时，安排人员卸扣件，锯轨完成后，将钢轨分别抬到石太上行线、112#、110#道岔预铺位置两侧道心内，将轨枕就近抬到石太上行线112#、110#道岔预铺位置两侧及安全线西侧。
6.2.3 清底及换碴。本次施工道岔范围和换枕段清到设计要求的深度及宽度后更换回填新硬质道碴，并随回填随摊平，回填标高比轨枕底低5cm，现场用轨枕控制标高。
6.2.4 道岔横移。给点拆除道岔前后引轨后，将既有道岔用液压起道机整体打起，每组道岔使用2组液压起道机，并沿道岔纵向穿滑轨，每隔10根枕木设置一道滑轨，每组道岔设置13道滑轨，每道滑轨由3根5m长50kg/m钢轨组成，滑轨间用鱼尾板联结牢固，两端用枕木头支撑，前端伸出道岔新位置端头1.0m左右，在滑轨及道岔间设置两台滑车。滑轨方向必须顺直、支撑牢固，给道岔横移提供可靠的轨道，为防止轨道挠度过大，影响道岔横移。
6.2.5 落岔就位。道岔纵移对位后，使用液压起道机打起道岔，支垫短枕木头，将滑车及导轨拉出，然后分层拆除短枕木头，缓缓将道岔落下。
调整道岔位置、方向，采用人工将道岔拨正，线路连接。
6.2.6 起道、整道。首先对道岔转辙机部分采用压液压起道机起道、整平，为电务调试转辙机创造条件，然后依次将其它地段道岔起到标高，找平，人工上碴，小机进行捣固。
6.2.7 开通前检查。道岔详细整修后、开通前需要进行详细检查，对道岔的方向、水平、轨距、支距等主要尺寸进行量测检查，对道床的几何尺寸进行检查，对道岔及线路周围的材料机具进行限界检查，检查合格具备开通条件后，方可报开通。
6.3 其他施工技术措施
6.3.1 对封锁地段的停车标、作业标、慢行标，安排专人设置看守，及时插撤。
6.3.2 对不开通的道岔方向安排专人及时钉固。
6.3.3 技术人员提前进行测试轨温，根据封锁时间段轨温调整配轨伸缩值。
6.3.4 对封锁施工机具考虑备用数量。
6.3.5 提前预想可能发生的事故和问题，编制应急方案，准备应急机具和人员。
7 主要劳力、材料
劳力安排：
横移道岔施工每组各250人，计500人，新铺岔间线路每处各60人，计120人，共计620人。
8 结束语
太原南站石太场开通封锁施工中，严格执行施工方案，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施工组织、技术、安全、质量等各项控制措施到位，在封锁点前不上道准备的条件下，正线插入两组18号道岔计划时间180分钟，提前20分钟全部达到开通条件，做到了一点不晚、一人不伤、一事不出，为太原南站的顺利开通提供了工务保证，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同时为今后封锁点前不上道施工提供了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1]方波，崔越超.高速铁路轨枕埋入式道岔施工技术[J].铁道建筑技术，2011（01）.
施工技术调查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全子宫切除; 心理调查; 性知识指导
子宫全切术是妇科常见手术,应用于功能性子宫出血、子宫肌瘤、子宫脱垂、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疼痛、癌前期病变和早期子宫恶性肿瘤等的治疗。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 ,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进步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性生活在家庭生活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它关系着患者婚姻及家庭的稳定性 。我科对80例行全子宫切除患者进行术前性心理调查,了解患者心理状态,为性知识指导提供理论依据,进行有效的性知识指导促进患者康复,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80例在我科行子宫全切的妇女,丈夫健在且夫妻关系良好。年龄29～58岁,平均年龄42.5岁;其中子宫肌瘤49例,子宫脱垂16例,子宫内膜异位症15例。腹式全切24例,阴式全切31例, 腹腔镜下全切25例;卵巢均保留。
1.2 方 法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法 ,由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指导被调查对象在手术前进行自评,并在调查中向其承诺严格保密,以保证资料的真实性。
2 结果
全子宫切除患者术前心理调查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子宫切除术前患者普遍存在焦虑症状;对提前衰老和影响性生活的担心较普遍;希望得到医护人员的科学指导。
3 性知识指导
3.1性知识宣教子宫全切患者对性问题很敏感 ,她们带着种种焦虑来迎接手术,她们渴望懂得自己的身体及疾病,希望对性有所了解,愿意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祛除疾病,提高生活质量,这其中也包括性生活的质量。据统计[1],96%患者的配偶对子宫切除缺乏正确的认识,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护士应积极主动向病人及配偶介绍疾病相关知识,明确告之子宫切除会有暂时的不适,会引起绝经和丧失生育能力,但不会影响性生活和女性形态,与女性形态维持、性生活密切相关的阴道和卵巢功能还是正常的,卵巢分泌的雌激素有维持女性形态和产生的功能,同时指导配偶给予病人更多的关爱和体贴,使病人感受家庭的温暖。这些宣教对防止子宫全切术后的身心障碍有着积极的意义,曾有研究认为,子宫切除术前能清楚了解将要施行的术式及可能造成的影响,对妇女有益[2]。
3.2性生活指导护士有必要给予病人性方面问题的正确引导及科学解释,以消除她们术后性生活的困扰。要耐心而细致地向她们说明:正常的性生活不会受手术影响。手术后3个月阴道残端伤口完全愈合,瘢痕逐渐软化,可逐渐恢复性生活。第1次性生活可应用阴道剂,对术后第1次性生活的紧张心理可起到自然放松的效果[3]。指导病人将注意力转移到自身仍然保留的女性特征,包括面孔、及体形等,以清除病人的自卑感和不完整感。让病人及配偶建立正确的观,即使不能正常,拥抱接触、抚摸、相互亲吻也是表达情爱的重要方式。在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尽早恢复性生活,选择适当的时间及方式,避免疲劳和动作粗暴。
3.3性心理教育耐心倾听患者陈述,针对患者不同心理状况给予心理干预。 明确告之患者对性生活不能长期处于恐慌状态,这样对身心康复不利,久之还要影响夫妻感情导致家庭不和。性生活质量的高低除生理因素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因素[4],只要夫妻恩爱,即使子宫切除,通过生理和心理的调节仍可有满意的性生活。首先要消除心理障碍,丈夫的关爱对解除患者的心理障碍有重要作用,鼓励夫妻之间加强沟通,以排除夫妻间存在的问题。
3.4功能锻炼为了提高性生活质量,1个月后可逐渐进行盆底肌肉功能锻炼,以增强盆底肌肉支托能力及阴道紧缩度。讲解盆底肌肉锻炼方法并教会患者应用,具体方法有腹部操练疗法、会阴操练疗法、腹部会阴操练疗法等, 鼓励患者选择条件好的医院使用盆底肌肉康复治疗仪及阴道康复治疗仪,通过增加阴道紧缩度来提高性生活质量。
4 讨论
4.1子宫是女性的生殖器官,它可以孕育生命,产生周期性的月经,因此有些人对它持有敬畏态度 ,认为切除子宫就要失去女性的特征,影响正常的性生活,故对子宫切除持抵触态度。其实女性的第二性征关键在于卵巢 ,卵巢提供的雌激素可维持女性的第二性征、保护心血管、减少骨质流失,并可提高时阴道的度,保持妇女的青春活力。
4.2性知识指导可解除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时护理干预对患者性知识缺乏导致紧张的改善效果显著。通过给患者以精神上的安慰、支持、疏导等,帮助患者抑制混乱的思想感情,重建心理平衡,激发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动力,使患者重塑良好的心理状态,并对医院和医护人员产生信任感,建立和谐护患关系。总之,以科学的态度灵活运用干预措施,使全子宫切除患者的身心教育全面和完善,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燕君.对患者和家属的心理沟通[J].国外医学护理分册,2001,20(10):453-454.
2 [美]琼•瑞妮丝,露丝•毕思理著.王瑞琪,等译.金赛性学报告[M]. 济南 :明天出版社,1993.
3 沈素珍,齐琳萍.海岛妇女子宫全切术前后性生活状况调查及健康指导[J].中华护理杂志,2002,37(4):311.
施工技术调查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民工 城市化 定居意愿 社会支持
中国正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城镇人口比率1978年为17.92％，1999年提高到30.89％，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是36.09％，2008年底更是上升到45.68％。但是，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发达国家平均75％以上的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高速城市化过程伴随着人口的高速市民化，其中，涉及到数量巨大的在城市居住和工作的农民工。
有研究指出，“城市化”侧重于国家、区域、社会结构、物质层面的变化，而“市民化”主要是指社会成员角色的转型，非农化、城市化和市民化之间应该是三位一体的关系，在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中，市民化才是最终的落脚点(文军，2004)。但是这种市民角色的转型，对于农民工来说似乎还很遥远。从农民工的客观经济条件和居住情况来看，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是不稳定的；从主观认同看，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在身份归属上将自己界定为城市居民；与此对应的是，城市性在农民工的实际生活中表现也不明显。因此，尽管常住城市的农民工纳入到国家城镇人口的统计中，但是他们面临着市民化迟滞的社会现实。
在曾经受到热议的“民工荒”现象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又引起了新一轮“农民工返乡”的潮流，这些都是与农民进城务工逆向的大规模流动。此外，正常性的回流也始终贯穿于农民工的流动过程之中，当很多年老者回乡之后不再外出，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主要力量后，他们的未来是否也会遵循其前辈的轨迹呢?本文将围绕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从农民工的主体性角度分析他们的未来走向。
一、主要概念和研究假设
(一)主要概念
农民工是指那些户籍在农村，但在城市中就业的农村进城务工或经商人员。农民工是中国现实社会中农民的身份与其实际的职业活动相背离的一种矛盾现象，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特殊现象。事实上，“农民工”的称谓并不恰当，在社会语境中它更多地带有矛盾甚至是贬义的色彩，它体现了特定时期职业流动与身份制并存下农村社会分化的特点，类似的称谓还有“民工”、“打工妹”、“打工仔”等。需要强调的是，“农民工”这一概念不完全等同于“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因为后两种提法同时包含了城市之间迁移的人口。
与这一概念相关的是“第二代农民工”。本文中的“二代”概念是指改革开放前后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有的学者将“第二代农民32"指称农民工的子女，或将新近外出的青年一代农民工称为“新生代”。笔者认为这样的指称是不准确的，“代”的概念有批次、年代的意思，并不是专指当前农民工的后代，寻求这种字面含义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此外，作为农民工的子女，将他们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是很不妥当的，他们出生在农民工的家庭，但他们未必一定会成为未来的农民工。
本文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城市定居意愿”。本文的“城市定居”意思是指在城市永久性居住愿望和准备，不论其是否具有城市户籍。强调这一界定，一方面是为了使本文的定居问题区别于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长期居住状态。有些研究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长期居住(如10年以上)视作永久性的居住，实际上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办法确定他们最终是否会回到农村。另一方面，上述界定也是为了区别于以城市户籍身份作为衡量标准的做法。本文后续部分将会讨论到，户籍身份对于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只有很小的影响，判断定居意愿主要依据农民工是否能够在城市购置住房等市场因素。
此外，笔者认为，必须明确区分“定居意愿”与“实际的长久居住状况”。到目前为止，农民工最长流动时间几乎达到三十年，但是真正实现在城市永久定居(已购置住房等)的农民工仍然是少数，尤其是在大中型城市中。因此，相对于长久居住行为的研究而言，讨论城市化尤其是市民化的问题，把握定居意愿才是比较现实和有效的途径。
(二)研究假设
在既有的关于农民工流动迁移的研究中，对定居意愿的研究仍然不多，并且很多研究往往分析的是单一因素，过于注重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因素和国家政策条件，对于农民工的代际变化、家庭因素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影响重视不足。本研究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以结构性因素为中心，从多个理论视角出发，提出关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基本假设。
假设1：社会支持因素假设，即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社会支持越强，他们在城市定居的意愿就越强。
这是本研究最核心的假设。由于定居意愿具有社会嵌入的特征，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社会支持体系是联系个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键纽带，这种联结作用巩固了吉登斯所提出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本体性安全”，是吉登斯所谈论的个体行动者对社会抱有信任感的基础，“这种信任感的基础，在于这些行动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程里进行活动的社会情境之间，存在着某些可以明确指出的关联。”(吉登斯，1998：133)因此本文假设，社会支持因素(包括微观层次的社会交往网络和制度性层次的国家福利保障体系)为农民工提供了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支撑，它有利于强化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并促进他们作出倾向于城市的定居决策。
假设2：人力资本假设，即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拥有的优势，与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
根据以往的研究，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对进城务工的收入预期要高过其他农民，因此他们更愿意放弃土地进城定居(侯红娅等，2004)，稳定的收入和好的保障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做出永久迁移的原因(朱宇，2004a)。人力资本的优势直接表现在农民工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以及劳动收入，与此相关的是他们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种教育水平、职业声望和经济收入上的优势，会直接提高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幸福感，并使他们拥有能够在城市定居的物质条件。
假设3：家庭因素假设，即夫妻共同外出，将家庭安置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意愿更强。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中，家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农民工进入城市后，他们与家庭之间通常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家庭往往是他们遇到失业和疾病等问题时的坚实后盾。例如，在2003年“非典”突发时期，众多的农民工迅速地回到农村中的家，家就是一条退路。家庭一旦迁入到城市中，将有可能削弱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联系，促使他们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城市。赵艳枝(2006)的研究即发现，在迁入地工作时间
长、工作稳定、家庭式流动、在迁入地已购买和自建住房、原来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更愿意在迁入地定居。
假设4：代际因素假设，即第二代农民工更希望定居城市。
这一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力资本的假设相关。第二代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农村的精英群体。他们年轻，有文化，具有相对的人力资本优势。同时他们更具时尚感且比上一代具有更多的梦想，有不断尝试和冒险的精神，因而对城市生活怀有更为强烈的渴望。
二、调研和数据
(一)样本
本研究的调查工作在2007年6月至12月间进行。当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受香港恒基集团委托，对“温暖工程李兆基基金百万农民培训”进行效果评估，培训对象包括当地参加培训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农民工，培训地点分布在18个省或自治区。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在涉及培训的省份中按照立意抽样方法选择10个省(本文农民工样本为7个省)，然后在7个省开设的培训班中以班为单位进行随机整群抽样。本研究所调查的7个省份是：(1)中部地区劳动力输出大省或直辖市：湖南、河南、重庆；(2)沿海地区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东莞市)；(3)南部不发达省区：云南、福建、广西。
本次职业培训调查最终获得有效农民工问卷2 017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本科生直接发放和回收问卷。
样本地区分布如表1所示。其中，中部劳动力流出大省(或直辖市)的样本最大；农民工流入比较集中的广东省(东莞市)以及劳动力流动不太活跃的不发达省区的样本相对较少。
本次问卷调查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访问对象基本是从参加各地政府组织实施的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中选取的，调查样本总体存在一些误差。第二，由于受各地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和进度的影响，导致在抽样过程中未能遵循严格的抽样程序，使整个调查出现一定程度的抽样误差。
(二)变量
本研究将定居意愿作为因变量，在“是否愿意定居城市”的问题下，设有三个选项，即愿意、不愿意、说不准。在统计中，它们分别被赋值为1、2、3。本研究将人力资本因素、婚姻和家庭因素、代际因素、社会交往因素、社会保障因素等五大类(共19小项)的内容作为自变量。相关变量的界定及具体描述参见表2。
其中，社会交往因素中的工具性、互和情感性三个交往因子，是根据农民工与当地城市居民的交往行为进行因子分析，经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结果(参见表3)。用这三个因子来代表10种交往行为的主要特征，其方差贡献率达到75.12％，KMO值为0.952。工具性因子包括的交往行为有：遇到麻烦时帮忙解决问题、工作生意上的帮助、生病时给予问候关照、过节时候的问候或送礼、需要作出决定的时候帮忙拿主意、排忧解愁。除了排忧解愁、生病问候之外，这些行为多是一种与工作有联系的工具性取向的因子，因此将其定义为“工具性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38.56％。互助交往因子包括两个交往类型：平常一起聊天和日常生活中帮点小忙。这两个行为属于一般的日常交往和互动，因此将其定义为一般性的“互助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21.55％。情感因子由一个交往行为单独构成，即帮忙解决婚姻家庭等问题，这一行为的特征是情感投入比较深，因此定义为“情感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14.92％。本文将使用这些因子得分作为解释城市定居意愿的自变量。
三、回乡还是进城
既有的一些研究表明，不少农民工对城市产生一定程度的地域归属感，同时也有部分民工希望回到家乡生活。国家统计局2006年8月的调查数据显示，有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和定居，有28.55％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一项有关成都市农民工的调查也显示，当问及“可以自由地留在城市并作为城市居民，也可自由地回到农村，您更愿意作哪种选择”时，56.3％的回答者表示愿意留在城市，34.4％的人表示愿意回到农村，9.3％的人拿不定主意(杰等，2001)。有关第二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指出，青年农民工群体由于其素质和生命活力，虽然暂时没有回到农村的打算，但是他们对难以融入城市的现状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对定居于城市、成为市民不抱奢望，对于未来归宿仍然没有清楚、一致的想法和选择(李强等，2009：295)。
这些研究结论与笔者的个人经验和田野调查的发现存在一定差距，期望在城市定居的农民工并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比率。农民工步入城市，首要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收入，其次是希望见识农村之外的世界。有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除第一位的经济动因之外，农民工外出的心理因素变得重要起来，将“外出见世面”作为进城原因的比率在两次调查中都超过了50％(李强，2003)。因此，不少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非常简单明了，并没有清晰的定居城市的意愿和准备。
此次调查中，明确表示想定居于城市的农民工比率为41.7％(见表4)，要比以往的最高统计值大致低15个百分点左右。结合实地调查，笔者得出的基本判断是，相当数量的农民工期望定居于城市，但大部分农民工仍然没有明确其意愿，初步统计显示，尽管明确表示不想在城市定居的被访者仅有20％多一点，但还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访者回答“说不准”。这种模糊性可能源自他们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心理感受。一方面农民工会倾向于城市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掣肘于各种约束条件。考虑到目前并不十分满意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以及无法把握未来城市发展和政策走向等，农民工的这种模糊的、矛盾的选择，也许恰好折射出他们目前拥有的那种模糊的、矛盾的市民梦想。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出定居意愿在性别和代际上的区别：
(1)定居意愿在性别上的区分度不大。尽管女性农民工中希望定居于城市的比率要略高于男性，但总体上差异不大，并且两者之间的独立性通过了卡方检验(卡方值为3.44显著性水平为0.179)，在下文的回归分析中，性别的影响也不显著。
(2)表5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比较明确，并且希望定居于城市的比率要高于第二代农民工；而第二代农民工中有更多的人对于将来的定居倾向难以把握，想定居和不想定居的比率都低于第一代农民工。二者的相关性与卡方检验的结果一致(卡方值为22.76，显著性水平为0.000)，从而否定了本文提出的假设4，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期望与其生活现实之间形成了更大的落差，而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外出时间长，他们可能已经较为适应当前的生存境遇，并且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在第二代农民工身上所出现的这种巨大心理落差，根源或许在于目前我国社会形成的特定阶层结构，也就是农民工阶层整体上处于底层的社会地位。这在回归分析的讨论中亦有涉及。回归分析中，代际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如前所述，在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他们主观意愿的模糊性。有些农民工虽然表达了“想定居城市”的意愿，但也体现
出某种矛盾性，表现在他们表达定居意愿时，还会附加许多限定条件。在他们看来，这种期望对应了一个可能无法实现的事实。因此主观意愿方面的模糊性或许正是这种对现实选择的犹豫和彷徨的反映。
通过访谈和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定居意愿的三种倾向非常清晰地体现在农民工的意识中。某些案例是年轻农民工中期望定居城市的典型，即年轻一代农民工对于农村的劳动已经不再熟悉，不满意农村社会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有的案例则体现出农民工期望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但是这种想法在当事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或者这种意愿还需要根据以后的经济状况再作考虑。也有案例是那些将来要回乡的农民工类型，他们将农村视为其“本身生活”。
四、回归分析
在西方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中，迁移和定居通常被认为是同一种行为。而对于中国的农民工来说，迁移与定居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至少目前，迁移还只是一个初始性的流动问题，讨论农民工最终将在何处定居显然还为时过早。虽然没有具体统计，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中，农民工最终能够成为城市中的真正市民，数量不会太多。因此本文的讨论也只能局限于定居意愿的层面。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农民工未来的定居决策与这种意愿在态度上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
本部分以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为因变量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首先将5类自变量(参见表2)以及地区变量(参见表1)纳入模型，考察它们对于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
在建立模型时，笔者首先按照本文的假设，将所有自变量纳入模型，但结果并不理想，性别、年龄等多种自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基于这一结果，笔者改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先通过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将一些非常不显著的变量剔除出模型。比如性别、年龄、居住时间、月平均收入、是否参加工会组织、职业资格证书、代际因素的影响作用，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已经对本文的部分假设提出了质疑，后文将做简要讨论。余下的主要自变量即包含在模型的分析当中(参见表6)，其中文化程度因素、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显著性不明显，但因为显著水平不高，笔者选择了将其包括在模型中。
表6是农民工定居意愿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根据这一结果，同时结合被剔除的因素，笔者得出了以下基本结论。
(一)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基本没有影响
从既有关于迁移的人力资本理论来看，迁移者的定居决策深受人力资本条件的影响。一些关于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理论。钱文荣、黄祖辉(2007：215―217)在对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研究中，得出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都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存在相关关系的结论。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却明显地对假设1提出质疑，将人力资本的所有因素都排除出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之外。这是因为农民工群体是一个在总体上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高同质性群体，对于他们来说，人力资本的多少几乎是差不多的。
近些年来，农民工群体也出现了一定的内部分层特征，一部分人实现了初步的社会流动，获得了“准白领”性质的职业，比如企业中的文员、专业技术人员等，他们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有所显现。但是，笔者认为，农民工的这种分层或分化现象是一种限制范围内的分层，没有在较高的层次上获得本质性的突破。比如在劳动收入上，本次调查中，超过1 500元的农民工只有10％左右，平均工资水平只在1 000元左右。若将工资超过1 500元的农民工作为其内部的高收入阶层，一旦放置到整个城市社会中，仍然是属于低收入群体的范畴。在代际分化上，两代农民工也并未出现社会经济地位上的较大差别。第二代农民工在职业上相对稳定，并且从事“准白领”职业的比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回到收入上，数据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工资为1 112元，反而高于第二代农民工的1 020元。因此，从整体上看，农民工群体的同质性依然很高，在城市中的生活世界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农民工对于自身定居意愿的考虑，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基于对目前农民工所处底层社会经济地位的阐述，年龄、收入等人力资本因素在分析模型中未通过检验就容易得到理解。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与“不想定居城市”相对照，文化程度对定居意愿上的模糊选择(即“说不准”)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初中”的农民工，选择“说不准”定居意愿的发生比，分别是文化程度为“大学及以上”农民工的2.852倍和2.854倍(通过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工，总体上对于将来的定居选择问题认识比较清楚。
(二)打工地区类型与定居城市意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与南部不发达的省区相比，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工作的农民工反而不会选择城市作为定居场所，其城市定居意愿更弱。以“不想定居城市”为参照，沿海地区的农民工选择“想定居城市”的发生比只是南部省区农民工的0.449倍。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生活消费水平很高，定居成本远远超出了农民工的承受能力，从而影响到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中部劳动力流出地区的农民工定居意愿与南部省区的农民工并无不同。
(三)婚姻和家庭因素对于定居意愿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未婚对于“选择定居城市”、“说不准”的定居意愿都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已婚对于这两种定居意愿都有正向的关系。已婚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定居，也更倾向于“说不准”的模糊态度。本文的假设3在此得到了支持。以“不想定居城市”为参照，未婚农民工选择“想定居城市”和“说不准”的发生比相对于已婚农民工分别是0.585倍和0.643倍。
夫妻共同外出(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具有积极的影响，选择“想定居城市”的发生比，是夫妻未共同外出农民工的1.482倍。笔者认为，婚姻和家庭为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这种作用主要是情感性的，同时也在经济上具有共担风险的效果。农民工以家庭为单位进入城市，不管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境遇如何，至少能够缓解对家乡其他亲人的思念，社会的依恋，甚至减少与家乡的联系。因此，当农民工把生活的关注点放在已经在城市生活的家庭，以及家庭所在的城市，并且期望城市能给自己家庭和子女更好的生活和教育时，他们更愿意在城市定居也是一个理性选择或决策。
(四)社会交往因素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往行为越频繁、越深入，其定居于城市的意愿就越明显、越强烈。三种交往因子都至少在0.0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影响是一致的。
与拥有较多市民朋友的农民工相比，没有市民朋友的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相对较弱(同时在不清楚自己的定居意愿方面也表现较弱)。相反农民工结识的市民越多，相处得越融洽，他们就越会倾向于选择城市作为最终居住地。
社会交往因素的显著作用，部分地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社会支持
假设，反映了农民工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直接性的互动。虽然，目前农民工与市民的互动尚处于较浅的层次，甚至可能一开始双方都不会倾注太多的兴趣、信任和情感因素，但互动双方在彼此接触甚至碰撞的过程中，会逐步加深对对方的熟悉和了解。如果交往过程能够不断延续下去，那么二者之间的“弱关系”就有向“强关系”发展的可能。而目前大多数农民工与市民的关系只能说停留在弱关系的层次，其对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尚不强烈(从发生比上看差别不是很大)。
(五)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这一结论部分否定了农民工定居意愿上的社会支持假设，与社会交往因素的影响作用形成了对比，即本文对于社会支持体系所划分出来的两个层次，在农民工的定居意愿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制度性社会保障因素作用不明显的原因还有待深入分析。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目前农民工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关，即目前农民工不仅在劳动合同、社会保险方面享受的权益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同时在福利待遇、社会救助等方面，其能享受到的权益基本上是空白的。也就是说，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能为农民工织就一张安全网。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民工参加情况最好的是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但参加比率也不到五分之一，分别为18.9％和17.2％，尤其是对农民工来说至关重要的失业保险，在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所占比率还不到4％。
五、制度还是市场
为什么会有超过1／5的农民工不想在城市定居?为什么有超过1／3的农民工在是否定居城市的问题上很难明确选择?曾有很多研究都采用推拉理论来解释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有学者认为吸引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是“收入高”、“发展机会多”、“就业机会多”、“向往城市生活”等，排斥农民工的推力因素有“生活费用高”、“工作难找”、“居住条件差”等(吴兴陆，2005)；一些研究认为，制度因素特别是户籍制度是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刚性因素；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即使没有户籍制度的障碍，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还是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与其在流入地的生存能力、家庭策略、市场需求波动及企业用工策略等一系列非户籍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宇，2004a)。
然而，目前，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还是农民工群体的内部构成及其生活状况，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那么，在新的条件下，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因素是否也会有所不同呢?
根据笔者的分类(见表7)，农民工对定居意愿选择，主要是受三大因素影响的，即市场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能力相关，包括收入水平、职业稳定性和生活环境。之所以将生活环境归在此类，是因为笔者认为生活环境的改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譬如，目前大部分农民工之所以居住于环境很差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地区，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这种恶劣的居住条件对应的是较低的租金价格。当然，市场因素的考虑主要还是看的前两项。
第二，制度因素。本文在此项目的测量中只是笼统地列出“政策限制(比如户籍)”这一选项，其内涵自然会随着农民工个体的感觉而有所
第三，文化心理因素。主要是与农民工的主观感受和文化心理相关，包括城市生活的压力感、对农村生活方式的偏好和亲缘联系等。
从表7的统计结果来看，大部分表达“不想定居城市”或“说不清”的农民工选择了受市场因素影响的原因。农民工选择市场因素的比例超过了一半。与此相应，制度因素明显被绝大多数农民工所忽视，选择的被访者比率只占6.4％。位列市场因素之后的第二大因素是文化心理因素，占40.5％。
笔者认为，户籍制度制约作用在被访者中受重视的程度很低，并不能说户籍对于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已经不成为障碍。以往与户籍制度联系较紧密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问题虽然在最近几年都有所改善，但户籍却从身份上把农民工隔离在城市之外，虽然其中的长住人口已经“被统计”为城市人口了。同时，户籍制度因素影响趋于弱化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一些市场因素已经凸显为农民工继续在城市居留的首要障碍，在户籍制度之前它已经将农民工屏蔽于城市生活之外。
农民工是处于社会经济地位底层的社会阶层，很难获得长期稳定的工作，其工资收入水平通常只是徘徊在最低收入标准附近。即便如此，农民工仍然停留在城市，从事着高强度的劳动，生活于艰苦的环境之中，其目的，往往不是为了定居，而是为了赚钱。在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摆脱其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前，户籍制度对他们自然便显得无关紧要了。
笔者从访谈的一些案例中，也看到农民工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表述。很多农民工提到自己的年龄、文化程度和技能等因素影响到就业，但已经将户口因素与其城市生活和工作剥离开来。在考虑自身定居城市的意愿时，他们大多都强调经济状况这一市场性的因素。
施工技术调查范文第4篇
关键词：铁路站场道岔区段；架空技术；概况；施工工艺；质量控制
本项目通过采用普通3×I56工字钢作为纵向托梁与I100工字钢作为吊轨纵梁配合220型H型钢作为横梁解决两组平行道岔转辙机处间距小侵线的问题。研究设计了2×N100×5mm型钢解决道岔岔尖尖端受力薄弱的问题，研究解决了流沙层处架轨支撑体系存在的问题，保证了行车安全。
1 铁路站场道岔区段架空施工技术的概况
1.1 技术特点
（1）使用常规设备材料，安装操作简单，持续时间短，极大地降低了对行车的干扰。
（2）通过简单有效的技术手段解决流沙层支撑体系施工难题，解决道岔转辙机处尖轨尖端难以加固的问题。
（3）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工作量，节约成本，缩短工期。
1.2 适用范围
该技术适用于矿区铁路站场下穿桥涵顶至轨地底高度不小于80cm的道岔区段转辙机处的架轨加固，主要用于解决下穿铁路桥涵改造时两条平行线路上相同位置道岔岔尖部位的架轨及加固。
1.3 工艺原理
在流沙层处以钢筋砼人工挖孔灌注桩作为支撑桩，通过主副支撑桩之间设置连系梁，支撑桩底部的流沙层中打入钢管，形成稳定的桩锚结构。架轨纵梁置于承台的凹状设计处与地基混凝土换填层形成稳定刚性节点。在支撑系统基础上，以普通3×I56工字钢作为纵向托梁（3×I40作为副梁）与I100工字钢作为吊轨纵梁配合220型H型钢通过U型螺栓连接形成稳定的架轨体系。通过采用2×N100mm×5mm等边角钢（型钢）的拼接组合，以上托岔尖枕木的方式解决道岔电转机长度范围内空间狭小，造成道岔岔尖枕木无法有效加固、受力薄弱的问题。
2 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2.1 工艺流程
该项目安装工艺有着严格的施工顺序，必须严格执行，施工流程图如下：
方案制定――施工准备――桩孔定位及施工――承台、连系梁施工――吊轨纵横梁就位――托轨纵横梁就位――道岔转辙机加固。
2.2 操作要点
（1）方案制定。铁路架轨架空施工主要是由两大部分组成：支撑体系施工和架轨体系施工。
1）支撑体系是所有工作的基础，本项目支撑桩施工面临条件复杂，施工困难。①地质条件较差，存在4.5m厚流沙层，含水量很大。流沙层塌孔十分严重，无法进行人工挖孔施工；②施工地点股道多，不能封锁运营线路，站场范围无法进行机械成孔；③施工区域降水不理想。
按照端承桩进行受力计算，在受力计算合格的基础上考虑主副支撑桩间增加连系梁，支撑桩底部的流沙层中打入钢管，加深锚固长度，形成稳定的桩锚结构；增强关键节点刚度，减少变形和失稳现象的发生。
2）通过对比分析，综合采用“上托”法与“吊轨”法时能够满足规范要求，且施工成本低，施工目的容易实现。
以普通3×I56工字钢作为纵向托梁与I100工字钢作为吊轨纵梁联合作业解决侵线问题，如下图1所示。
（2）施工准备。根据施工桥涵的孔径，主纵梁架空跨度、电转机尺寸及工作幅度、考虑地质条件的复杂性，设计支撑桩桩径和支撑桩的布置；同时需要考虑机车行驶界限要求。1）各种施工材料按照计划准备就位，核对种类、型号及数量；2）吊装前放线，核对承台位置及尺寸；3）向铁路运输主管部门申请施工要点计划；4）横抬梁提前按照“隔六穿一”的原则穿放完毕；使用汽车吊将纵梁就位，人工辅助精确调整位置。
（3）承台、连系梁施工。1）在主架空桩承台及副架空承台之间设置一道300mm×400mm连系梁，使得主架空桩由单一的悬臂结构 变成与副架空连接的统一结构，极大的增加主架空桩的稳定性，（见图2）；2）道岔架空区域不可避免的存在机车制动和启动的现象，对架空体系稳定性危害较大。通过将两侧承台设计成台阶状，将工字钢纵梁放入凹槽中，在承台与梁头缝隙中垫入钢板和橡胶垫填实，极大的降低了钢梁爬行，增强稳定性，（见图3）。
（4）吊轨纵横梁安装。采用“吊轨”方式进行架轨的道岔电转机，先下穿4.96m加长型横抬梁，在进行I1OO工字钢纵梁吊装；I100工字钢采用“偏心吊轨”作业方式将转辙器全部涵括入架轨体系内，保证电转机的伸缩不受影响。
（5）托轨纵横梁安装。完成“吊轨”作业后，线路之间距离无法采取“偏心吊轨”作业方式将电转机全部涵括入架轨体系内，采取工钢梁“下穿”电转机作业方式来避开电转机的影响。施工先进行纵梁就位在进行横梁安装。
（6）道岔转辙机加固。道岔的转折部分是道岔组件中要求精度最高、最重要也是最薄弱的地方，直接影响到行车的安全。
道岔转折部位受电转机组件的控制，岔枕空间狭小，普通架轨器材无法穿放；岔尖部位悬空区段过长，受压变形较大，极容易损坏岔尖，破坏工作性能而导致机车掉道。
对于该种情况采取拼接组合处理，利用10cm×5mm等边角钢焊接成槽由下向上包住岔尖滑床板处岔枕，两端置于工钢纵梁上用U型环拧紧固定。设计构造如下图：
纵梁架空设备：主梁采用3×I56C×12.0m型工字钢梁，辅梁3×I40×6.0m工字钢组成纵梁；成品24m加长型工字钢梁。
横向架空：普通刚横梁4.46m，加长型钢横梁长4.96m。
纵横梁联结：采用螺栓U型环联结。轨道与横梁联结：轨道专用扣板扣件联结。
3 质量保证措施
（1）支撑桩承载力符合设计，以同条件混凝土留置试块强度报告为准；（2）纵梁支墩承台支座垫板必须稳固；（3）纵横梁连接螺栓必须垂直，密切吻合。所有螺栓必须复拧，用测力扳手抽检；（4）纵梁轴线定位偏差10mm，纵梁竖直度
4 安全保证措施
4.1 线路养护、施工监护人员职责及要求
架轨线路的养护由架轨施工单位负责。（1）线路养护人员，必须由有一定线路专业知识、现场施工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线路工担任；（2）在线路架空期间，线路应24小时处于监控状态；（3）对所有线路养护人员要进行岗前培训，掌握线路养护要点，施工监护人员熟悉线路架空结构，做到人人明白，心中有数，忙而不乱；（4）现场的施工人员、要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处处有人管，环环有人盯；（5）过往一列车，对工字钢架轨检查一次，对有螺栓、木板松动部位及时加固处理。
4.2 线路观测
线路观测主要包括支撑桩沉降观测，线路几何尺寸观测。
（1）在每股架轨的主支撑桩或承台上固定一个观测点，用于观测桩身的沉降；（2）在每股架轨线路的跨中设置一个线路沉降观测点，对两股钢轨同时观测，用于观测线路的变形。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铁路站场道岔区段施工难点就在于如何保证施工中既有线路的运营安全、基坑及周围建筑物的安全，尤其是线路及地形条件复杂困难地段。本工程通过架空施工技术的应用，可以优化施工方案，克服了诸多不利条件的限制，制定了合理的施工方案和技术措施，确保了安全、质量、工期，为类似工程提供了施工经验。
参考文献：
施工技术调查范文第5篇
不论建筑规模的大小，都需要科学合理的施工技术来施工进行建设，才能完成建筑的建筑及保障施工质量。随着温室效应及大气污染的日益严重，绿色施工技术概念被提出，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科学性被验证。随着建筑规模的不断的扩张，建筑能耗问题开始被人们提出，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成为了建筑行业热议的焦点。施工技术不仅关系着整个建筑的使用寿命，更关系着能源消耗。传统施工技术已经无法完全满足现代建筑施技术工要求，现代人们普遍接受建筑工程节能环保施工概念。新时代中建筑企业想要适应时代需求，生存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改革施工技术加强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现代建筑中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在建筑施工工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明显，现代建筑工程施工中，已经离不开对新型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更符合现代人的节能环保意识。加强新型绿色技能施工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是增强施工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是获得消费者认同的有利工具。随着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推广和广泛应用，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已经成为了建筑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建筑工程应用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重要性。但通过对一些建筑施工企业的调查发现，一些建筑企业对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并没有理解和认识，实际施工操作中不仅没有达成节能环保的作用，还严重影响了工程质量，工程质量的下降关系着施工企业的存亡，一旦工程质量出现问题，那对施工企业就是灭顶之灾，很有可能会导致企业的破产。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一些工程应用了不成熟的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另一方面，也和企业自身为了追求利益，简化施工技术、粗制滥造有关系，规范新型绿色节能技术势在必行。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加强了对新材料的开发和利用，实现了低碳施工，起到提高施工水平，降低施工成本，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的作用。但目前我国建筑工程施工过程缺乏监督管理，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规范性难以保障，如何改革施工技术，加强对新型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成了众多施工企业研究的主要课题。目前我国施工节奏较快，一处工程未完，下一处就已开始建设，造成的能源浪费比较严重。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从多方面考虑了施工中的环保和节能额外难题。其中建筑施工材料能源消耗及建筑垃圾的是建筑施工中的主要能耗和污染源。相关改革建筑施工技术，首先必须从建筑材料抓起，据数据显示，建筑施工材料能源消耗占整个建筑施工工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目前在建筑施工中，建筑材料能源消耗比较严重的有:水泥、玻璃、钢材。其中水泥是建筑施工工程中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建筑工程几乎离不开水泥，所以水泥的消耗量也是在建筑施工消耗中最严重的，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必须改变建筑材料的消耗现状。
2建筑工程中应用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意义
我国是能源短缺国，并且我国也是世界第一的建筑垃圾制造国。随着时代的发展，节能环保施工被众多学者研究，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更符合现代建筑建设需求。通过对我国建筑施工工程的调查分析，我国建筑施工能源消耗问题比较突出，高消耗提高了建筑施工成本，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保障建筑施工的经济性，更起到到了节约能源和环保的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提高了我国建筑施工水平，推进了我国建筑施工行业发展。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应用，对建筑行业及企业意义重大。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目前很多的新筑绿色节能施工技术中使用了太阳能和天然材料及其他可循环材料。这些技术的应用切实有效的降低了建筑施工能源材料消耗，降低了建筑成本，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
3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的应用
3．1循环水采暖技术采暖工程是东北建筑施工中必不可少的，目前采暖施工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主要应用在热水采暖工程中。因为通过对我国多种采暖施工的调查发现，我国采暖系统几乎多为热水采暖，实际上热水采暖会造成大量的水资源浪费。新型绿色节能施工技术，处于节约水资源的考虑，设计了循环用水系统，通过套管进行循环管道连接，不仅使供暖更持久，更实现了采暖工程的新型绿色节能采暖施工。
3．2醇基液体燃料醇基液体燃料是近些年才被应用到建筑中的新型绿色节能建筑材料。这种新型建筑材料，以价格低廉、来源广泛的生物质原料甲醇为主要原料。它也是一种生物质能，和核能、太阳能、风力能、水力能一样，是各国政府目前大力推广的环保洁净能源。面对石化能源的枯竭，醇基燃料是最有潜力的新型替代能源。这种新型建筑材料可以被应用在酒店、食堂或普通居民的厨房施工中。
4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