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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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第1篇

80年代以来，我国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由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转换到“投资拉动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进入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时期，GDP由1985年的4545.6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83956.1亿元，增长了40多倍。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业自身也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金融资产总量由1980年的4427.4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559173.3，增加了120多倍。与此同时，我国农业则由长期以来的“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第一产业GDP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农民收入减少、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弊端日益显著。于是，政府将“三农问题”提上日程，并逐步推行改革――“工业化”、“城镇化”等。而一切的关键，便是理清几者之间的关系，做到发展的协调性与速度的统一。

二、问题分析

1.变量与数据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金融深化、农业发展、农村产业化、农村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农业发展可以理解为总产出的增长、生产效率的提高。我们选择第一产业实际产值与第一产业从员人数的比例来代表农业发展水平（NF）；我们选择农村非农业从业人员与农总体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来代表农业产业化水平（CY）。根据各国城市化进程的统计数据，城市化大致是非城市人口逐渐减少，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总体呈现“s”型。农村的城镇化水平在一定层度上反映为非农人口在农村总人口中所占比例（CZ）。而对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各种理论研究存在分歧，大致分为两类：其一，主张避免重复计算，选择经济货币化程度指标（马歇尔K值）。现在广多采用M2与GDP的比率来定义经济货币化程度。麦金龙早期的研究显示金融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其二，主张完全反映整个社会金融发展规模，采用金融资产总量与社会实体财富的比率，即金融深化指标（FIR）。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取自于1980－2005年的年度数据，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等。

如图1，1985-2005年间，中国经济、金融高速发展，而农业总产出却增长不大，所占GDP比重不断减小。其中，农业产业化水平有所提高，农村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上升。同时，农村城镇化的人口指标维持在一定波动。

2.单位根检验

首先，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我们对平减过的各变量取自然对数，记为：LOGCY、LOGCZ、LOGNF与LOGFIR。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ADF检验，通过检验我们发现LOGCY为平稳变量，而LOGCZ、LOGNF与LOGFIR为非平稳变量。将LOGCZ、LOGNF与LOGFIR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分别记为DLOGCZ、DLOGNF与DLOGFIR。再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在5%显著水平下均为平稳，故三者均为I(1)过程。经过处理，各变量序列在5%显著水平下均为平稳。（具体如表1显示。）

*检验类型中的C、T、0分别表示：包含常数项、包含线性趋势项与常数项、二者均不包含

3.格朗杰因果检验

首先，对LOGCY与DLOGCZ进行格朗杰因果检验，分析农村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变动的关系。由表2可知，在滞后1期时，农村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变动互为因果。在滞后2、3期时，在90%概率下农村产业化单向引起农村城镇化变动。因此，根据格朗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在1985-2005年期间，我国农村城镇化变动短期内是农村产业化得原因，而农村产业化对农村城镇化变动具有当期和长期影响。

其次，对LOGCY与DLOGNF进行格朗杰因果检验，分析农村产业化与农业发展水平的关系。由表3可知，在滞后1-3期时，农业发展水平的变化没有引起农村产业化变化的概率值均在较大水平，即我国农业发展独立于农村产业化进程。二者之间概率值不稳定，说明了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农村产业化进程并不平稳。虽然在滞后1期时，LOGCY的变化没有引起DLOGNF变化的概率值为0.6871。但滞后2-3期时，因果检验结果比较显著，说明农村产业化对农业发展具有中、长期影响。同时，二者之间概率值不收敛，说明了农村产业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作用不断扩大。因此，根据格朗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在1985-2005年期间，我国农村产业化对农业发展在中、长期具有单向因果关系，产业化进程并不平稳。

其三，对DLOGCZ与DLOGNF进行格朗杰因果检验，分析农村城镇化与农业发展水平的关系。由表4可知，在滞后1-3期时，农村城镇化没有引起农业发展水平变化的概率值均在较大水平，即我国农村城镇化并未对农业发展产生明显影响。而在滞后1-3期时，农业发展没有对农村城镇化产生明显影响。滞后3期时，在95%概率值水平下，DLOGNF引起DLOGCZ变动，说明农业发展对农村城镇化具有长期作用。因此，根据格朗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在1985-2005年期间，我国农业发展对农村城镇化具有长期作用。

其四，对DLOGFIR与LOGCY进行格朗杰因果检验，分析农村产业化与金融深化的关系。由表5可知，在滞后1-3期时，金融深化水平的变化不能解释农村产业化变化。在滞后1期时，LOGCY的变化没有引起DLOGFIR变化的概率值为0.4783。但滞后2-3期时，因果检验结果比较显著，说明农村产业化对金融深化具有中、长期影响，因此，根据格朗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在1985-2005年期间，我国农村产业化对金融深化在中、长期具有单向因果关系。

其五，对DLOGFIR与DLOGCZ进行格朗杰因果检验，分析农村城镇化与金融深化的具体关系。由表6可知，在滞后1期时，金融深化与农村城镇化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在滞后2、3期时，在90%概率下农村城镇化都是金融深化的原因。同时，滞后3期时，DLOGFIR与DLOGCZ的因果检验结果比较显著，说明金融深化对农村城镇化具有中、长期影响。因此，根据格朗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在1985-2005年期间，我国农村城镇化变动在中、长期是金融深化的原因，而金融深化化对农村城镇化具有长期影响。

最后，对DLOGNF与DLOGFIR进行格朗杰因果检验，分析金融深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由表7可知，在滞后1期时，金融深化与农业发展的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在滞后2-3期时，农业发展水平变化引起金融深化的概率值均在较大水平，即我国农业发展对金融深化产生长期影响。而在滞后1、2期时，金融深化水平变动不能很好解释农业发展水平变动。滞后3期时，在90%概率值水平下，金融深化引起农业发展。因此，根据格朗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在1985-2005年期间，我国农业发展对金融深化具有中、长期作用。在长期条件下，金融深化与农业发展互为原因。

3.VAR模型分析

经过单位根检验与数据修正后，格朗杰因果检验可以确定：在

中、长期条件下（金融深化、农业发展、农村产业化、农村城镇化）这四者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对农业产业化水平、金融深化比率、农村城镇化与农业发展水平进行VAR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2阶的情况下，VAR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性，残差服从正态分布。所以VAR(2)模型为最优模型。

由于，VAR模型是一种非理论模型，它无需对变量作出任何先验性约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时，往往不分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而是分析模型受到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首先，分析金融深化对农村城镇化与农业发展的冲击。金融深化对二者总体呈正向冲击，即随着农村金融产业的发展，农业会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农村发展资金主要由镇府提供，而政府投资的增加造成FIR在农村的扭曲。而宏观经济与金融的矛盾，政府政策的不连续性就造成了冲击的波动性。

其次，分析农业产业化对金融深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发展的冲击。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城镇化、农业发展带有正向的冲击，即农业产业化推动农业发展与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对金融深化前期的负面影响可以理解为，在政府投资主导的模式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对于金融的“内生需求”――政府投资比重下降与市场融资比重上升，资本利用效率与流动性加强，带来总体平均利润水平上升。而这些与现阶段宏观金融发展所强调政府信用（主要是投资）的现状相矛盾。

其三，分析农村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化、金融深化的冲击。农村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化带有正向的冲击，农村城镇化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农村城镇化是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过程，而诸如交通、能源、教育、卫生等条件的缺失，长期制约我国农村的工业化与服务业化。农村城镇化对金融深化总体带有的负面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主导投资与金融深化“内生需求”之间的矛盾。

最后，分析农业发展对金融深化、农村城镇化与的冲击。农业发展对农村城镇化总体带有负面的冲击――前期农业发展促使农村城镇化，后期农业的发展又制约农村城镇化进程。农业发展对金融深化前期呈现负面影响，后期带有正面影响，总体程负面影响（滞后5期内）。前期体现了产业转型的经济“阻滞”，但这种转型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逐步吸引私人资本与正常信贷，从而推动金融业在农村的发展。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引言：

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城镇化的本质来看，城镇化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无论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城镇化的主体是农民，因此，城镇化是农民的城镇化。农民可以通过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而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城镇化的本质与农村的发展

根据我国对经济的调查，我国近一半的地区已接近城镇化，预计几年后大概五分之三的地区实现城镇化。这说明了我国的城镇人口在逐步增加而农村人口在减少，农村人口愈来愈向着城镇迁移，标志着我国的人口由最先的以农村人口为主转变为了以城镇人口为主，分布格局和发展速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城镇化就是一个整体性、综合性、全面发展的一个城乡转型问题，其中包括经济、文化、人口、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经济转型。对于我国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研究最早是在发展经济学里面提出来的，国外学者提出来的发展模式与国内的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有区别，我国农村城镇化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城乡转型的问题，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农村，例如农民工进城打工农村人口大面积的向城镇迁移，这样可以使农村的经济不断的流向城镇与此同时农民的经济也得到了提高。然而新农村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城镇化，例如城镇交通道路延伸、城镇的工厂扩大等都可以给农村的经济带来收益。

二、城镇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一）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经济的正面影响

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协调而统一的，他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必然会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农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1.城镇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就业率。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土地减少，导致城镇建设用地不断在增加。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入城就业，农村特色产业的加工行业形成，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2.城镇化促进了城镇内需，会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扩大了城市衣食住行、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先进的生产力，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城镇化优化了农业结构。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注意到小城镇的人文和自然优势，很多投资者投资小城镇的原材料产业，农村私营企业不断崛起。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提高了农村产业竞争力。

（二）城镇化发展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

1.农村耕地面积在日益减少。城镇化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由于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政府不断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使得农村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土地利用率低。

2.农村资源不断流失，导致环境不断恶化。城镇化的发展促使资源需求量不断增加，使得农村资源大量流失，导致了农村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导致农田弃耕抛耕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

3.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后继乏人。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严重缺乏，种田者多为老人和妇女，科学文化素养较低，不能利用先进的现代生产技术来耕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城镇化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一）认识上有差距，小城镇发展目标不够明确

个别乡镇没有把小城镇建设摆到应有的战略位置，对小城镇建设在促进农村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缺少相应的配套政策；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进行必要的指挥与协调，许多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个别乡镇因缺资金，对搞好小城镇建设存有畏难情绪。缺少发展新思路，造成工作被动；有的乡镇关起门来搞建设，难以形成大开放、大发展的格局，甚至存在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缺少长远眼光，制约了小城镇建设上档次、上水平。

（二）用地结构不合理，土地利用率低

一个地区的用地结构直接反映了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而据调查显示，在我国大多数小城镇的用地现状中，居住用地比例偏大，居住建筑层数普遍偏低，容积率小，绿化用地、公共设施用地等比重较小，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够完善，导致这样的用地结构无法将小城镇的功能和定位承担下来。此外，小城镇内部各项用地功能分区混乱、相互穿插、土地利用无序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对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也会造成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偏低、生态环境变差、土地利用率低下等后果。

四、促进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一）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农民这一生产主体的支撑与保证，其中农民所具有的科学文化素质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故而，也就要求充分重视农民在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保持和贯彻好“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诸如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农民综合文化素质的提升是多方面，其中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就业和创业能力以及管理能力都是关键部分。

（二）对小城镇合理规划

科学合理规划城镇布局，构建个性化城镇。各地政府在小城镇的数量、规模和功能定位上，要认真把握，进行调控，促进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聚集人口，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优化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加快城镇化进程，必须以规划为龙头，完善规划体系，强化规划的法律地位和权威。与此同时，还要有经营城市的理念，强化规划和经营，城乡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农村城镇的规划，不能只着眼于单个城镇的发展，而是要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的高度来设计规划，只有将局部的、个体的城镇放到区域经济的整体中建设发展，才能形成区域内合理有序的城镇群体结构。否则，即使单个城镇规划得再好，也会限制区域优势的形成和发挥。在城镇发展的同时，搞好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三）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需要农民这一生产主体的支撑与保证，其中农民所具有的科学文化素质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故而，也就要求充分重视农民在城镇化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保持和贯彻好“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为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诸如更加强大的发展动力。农民综合文化素质的提升是多方面，其中文化素质、科技素质、就业和创业能力以及管理能力都是关键部分。

（四）加强环境治理与保护

目前，乡镇工业的污染排放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的极大的破坏，直接威胁到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存环境和资源基础，如此方式的乡镇工业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为了实现我国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采取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和依靠科技进步相结合的举措。加大环境保护制度，促进环境监测模式的两个转变，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开征可再生资源利用补偿费，提高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型技术的竞争力。

（五）改革小城镇建设投资

当前，我国小城镇建设的投资主体主要为政府，投资方式多为行政性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无偿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这种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城镇建设。因而，应当将市场机制引入小城镇建设中，改革现有小城镇建设投资模式，并建立开放性、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各类基础设施应由企业进行商业性投资，企业筹资建设后，通过经营管理或其他合法手段收回投资。由于纯公共设施项目无法实施商业化投资和经营，则由小城镇政府集资建设。

五、结束语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口的就业率：扩大了城市内需，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优化了农村的农业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但也为农村发展带来很多弊端：耕地面积日益减少、资源流失、环境恶化、劳动力缺失等等。因此，在加快城镇化快速发展时应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劲松.农村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和出路[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02：12-14+18. 

[2]杨志英.对农村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分析[J].天津电大学报，2004，03：42-45. 

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第3篇

梁鸿的家乡在河南穰县的梁庄，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村。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从没听说过，甚至无知到连穰县也不知道。从这个极为普通的村子，我们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的变化与现实。小小的梁庄反映出大大中国的农村现状，这正是作者把书命名为《中国在梁庄》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梁庄一样的无数农村也发生了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化。

改革开放迅速改变了传统农村的面貌，好的变化起码有两点：一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去许多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如今起码吃饱了，而且有了更多的新房，更多的汽车，更多的家电。二是农民自由了，过去农民出去要饭都要持公社一级的介绍信，如今可以自由地进入城市打工了。可以说农村被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我想，为这种进步歌功颂德，意义并不大。重要的是看到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仍存在的问题，并寻找出解决之办法。《中国在梁庄》正是通过对一个村庄的社会调查，揭示农村的尖锐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的。

中国现代化的难点不在城市，而在农村。作者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乡村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她的这种结论不是在书斋中凭空得出的，而是社会调查中的深切感受。

作者回到家乡，感到自己“迷失”了，这种“迷失”不是惊喜，像华侨回到阔别的家乡那样，而是困惑。

村子里的许多人外出打工，成了农民工，这些人都是男性青壮年，他们的离去使村子荒废。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变为城市人。他们失去了农村的“根”，也没有在城市中扎下“根”，而且，绝大多数并没有富起来。他们成为漂流的一代。

梁庄也有过种种发展的努力，如建砖厂等。但除了少数人发财外，贫穷面貌并没改变，绝大多数人没有受益，相反引起了土地被破坏、河水污染等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农民工进城造成大量的“留守儿童”，他们失去父母的爱，也失去正常的教育，轻者不爱读书，重者犯罪，甚至杀人。无怪乎作者又发出鲁迅当年的呐喊“救救孩子”。作者深切感受到“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于那些内部的废墟，而是这些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到了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与此相关，年轻人失去了理想与希望，留下来的人在无奈中度日。而干群关系的恶化，使得政府的各种努力，作用极为有限。

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农村；金融；一体化

一、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现状

（一）基础金融机构服务实现全覆盖

我国农村的金融建设时刻都没有停止，目前我国的农村都在加快自身的金融

服体系，目前，如表1所示我国农村的金融机构主要有信用社、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以及互助基金。并且这些金融读物机构的作用也都以得到了良好的发挥，为农民提供了方便快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在以往出现的村镇之中无银行的境况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同时，农村的结算制度也在发生着显著地转变，农村以往过程之中崇尚一手钱一手货，即现金交易，虽然这是安全的，但是这对于资金的利用以及安全都造成了一定影响，而近些年来，农村的非现金易也大幅度提高，信用卡的使用等信用行为也大幅度增加，这使得农村的金融呈现多样化的增长趋势。因此，可以认为农村的这些金融转变是得益于农村中基础金融机构服务大范围铺设的结果。

（二）农业贷款良性增加

我国农村的农用贷款数额快速增长，这得益于中央制定的惠农政策以及农民自身的思想观念的转变。

图为农村信用社在2012年的涉农贷款的数据，因此可以得出我国的涉农贷款之中，个体农户与相关的二级农产品加工乡镇企业的贷款总额的额度最大，说明了我国农村的信用贷款良性的比率增加，这对于我国的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格局的调整有着深刻的作用。对于农村来说，由于长期以来投资的资金都向着资源非常集中地城市流动，这使得村镇很难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乡镇缺乏人才、城市基础与行政的优势性，另一方面来说，这也跟农村长期无法或不进行信贷的因素有关，当农村的农业生产、经济发展与农业生活方面都有信贷资金参与之时，我国农村的整体经济总量将会显著增加，而随着我国整体的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农村的人口优势会越发凸显，进而使农村的经济格局进一步改变。当农村的人口逐渐增多之时，这回改变现有的城市化进程，当前的城市化进行只是单纯的由政府或者是开发商对农村进行强行的改造或是资本输出，并没有引起农村自发性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我国农村良性贷款的增加不仅会给予农村极大的金融经济支撑，同时也会从各个方面惠及农民，改变目前的农村格局。

二、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农村金融发展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历程，但因为多种因素影响，农村金融目前仍是金融改革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

（一）农村需要人性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在以往的观念之中，农村代表着死板，代表着陈旧与落后，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农村经济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农村金融服务很难与城市相提并论，农村的金融服务缺乏在城市之中的人性化、现代化与多样化。由于实际条件限制，农村的金融服务单位的投入较小，这使得这些金融服务单位的规模、现代化程度与人员的配备都不能达到城市的水平，这样的结果就是对农的服务质量差，态度差、效率低下，而单一的服务项目则会严重制约农民多余多样化金融服务的需求。现状是，大部分的农村金融服务单位只注重国家或政策性的指导性规定，即发展农村的耕种贷款、养殖贷款等等。这种单一化的金融服务项目会严重制约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进而影响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发展。

（二）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成本过高

我国农村的金融服务单位的成本普遍过高，这种高并不是因为农村金融单位的实际成本，因为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无论在人力、物力的成本都要远远的不如，这种成本是相对过高，是收入对于成本支出的想对数据。由于农村的金融服务单位必须服从于国家政策的指导，而这些政策本就是惠农，因此其利润较低。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不签农村的金融市场尚不成熟，农民对于金融服务的认知度不足，这更加加重了金融服务在农村的阻碍。

三、助推城乡统筹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服务

（一）创新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完善农村金融组织

在农村必须加大金融创新的力度，并且在加强的同时，还必须保证服务的质量。农村的金融单位应当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金融创新，向农村真正需求靠拢，完善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匹配。

（二）提高涉农贷款投放效率，真正满足“三农”需求

在涉农贷款投放中，应注重细分市场，结合云南省农业发展规划和现状，充分利用区域差别化信贷政策，针对不同行业和地区“三农”发展的不同特点和需求，以加快农业产业化为核心，重点支持农村企业、高原特色农业、农用物资生产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发展。积极支持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优质企业到农村地区落户；积极支持云南农业、林业、畜牧业、农林牧渔服务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烟草制品业、橡胶制品业、肥料制造及化肥批发等重点行业；继续保持对化肥生产、烟草制造、制糖等行业的国内知名企业的信贷支持，有效保障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云南省传统优势产业的发展的同时，加大对国家级和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拓展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现代农庄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金融服务。利用好小企业信贷产品对涉农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的信贷绿色通道。扩大林权抵押和林业贷款规模，支持“三农”服务产品创新。（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周立. 农村金融供求失衡与政策调整——广东东莞、惠州、梅州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07）

农村的变化与发展范文第5篇

[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