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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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的礼仪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日两国文化；文化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逐渐凝结而出的精华，文化的沉淀的而促使为地方形成一定的文化精神。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近距离地域也使得两国之间相交甚为频繁，这也是两国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追溯两国文化交往历史，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与日本交往已有两千的历史，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以日本的茶道精神与文字等为例，从中皆可看到中国文化的身影。但毕竟中国与日本之间为两个国家，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发展方向以及历史不同，因此也导致两者之间的文化具有异性的差异。实际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不断创新、艰苦探索之手所创造出的，因此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历史下，中国更应坚持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坚定奋斗信念，自强不息，并将中华文化不断地推向世界，在继承中华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弘扬优秀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两国文化

（一）历史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历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见证，谈及历史发展人们将会想到日期以及相关发生的事件，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社会以及当今都将造成重大的影响，1972年中日建交公报的签订就是其中一重大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受到众多关注其重要原因在于首先，两国之间的交往中渗透出了一种文化的特性，另外，两国交往通过文化相互渗透来将这种精神传递给后代，这也是历史视域下文化交流多特有的特性。人类历史发展不能忘却历史，在历史长河发展下也使得民族文化形成以多元文化为代表的艺术形式[1]。实际上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中华历史的上下五千年造就了今天中国人自求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下形成的、实践下形成的发展观念。中国的独特的发展观念则来源于中国地理环境的重大影响，东邻海洋，四处环山，西北边陲临近沙漠，这种环境也是养成了中华民族发展下的坚韧性格[2-3]。追溯中国的文化发展历史，不论良好的影响方面还是坏的影响方面，这些促使中国文化更加绚丽多彩。

（二）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化

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日本富有特色的文化，日本从地理上进行划分为岛国，因此历史文化也具有强大的鼓励性。古代中国历代朝代变迁，日本也曾见证了的中国各朝代的繁华，因此日本也在一段时间内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深受地质环境的影响，因此在文化交往中也多呈现出不安等现状，时刻担心自身与他国之间的差异[4-6]。在日本发展上，“明治维新”事件影响深远，削番置县集中重要的权利，并以引进西方发展技术，这一历史事件则直接推动了日本进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之中，也正是这一变革，使得日本未能卷入半殖民地的发展之中。探究日本的历史文化，不难发现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日本的茶道精神，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并颇具东方韵味，最早曾被称之为“茶汤”是一种以茶为饮品的待客方式。茶道多有讲究，如主人的穿着，动作，茶具等这些都有着一定的讲究，而这种文化艺术形式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方式流传至今。

二、历史差异化发展下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

（一）社会交际中的中日文化差异分析

当前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体不可能脱离整体社会环境而独活，因此日常的社会交际不可避免，个体如此那么国家也亦是如此。社会交际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方式。日本的社会交际中多重视礼仪，因此也导致其语言中出现了众多的问候语，部分地区人们也将这种问候语语法形式称之为公式化的问候。例如，双方在交流中，必须进行正式的应答，如回到家中需讲到“我回来了”，而对让也需说“你回来了”，在吃饭之前需说“承蒙招待，我开动了”等，各种问候语也是日本人际交往中所不能或缺的方式[7]。

相比于日本的人际交往问候方式，中国就显得较为随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客套话语通常运用与陌生人打交道之中，而关系较近人之间则不需要过多的客套，但这并不意味着亲近之人之间不需要礼貌，而是讲关系亲近的人之间不必过多的客气。此种方式尤其体现在家人之间，家人之间若过于客气，则将会容易引发误会，误认为双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公式化的问候方式中国人际交往中也有，如“打扰一下”，这一词汇多用于两个双方生疏的人之间，在麻烦对方或者打断对方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词汇[8]。

总之，中国的问候语多用于交际会话之中，且多数是没有格式要求的，并且中国的交际问候可进行随意的调节，结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交际地点都可进行调节，而相对于日本的交际用语多是较为正式性的。但实际上不论是交际用语其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形式的表达，更是一种文化的展示形式。

（二）民风民俗之间的中日文化差异

两个之间的地域不同因此造就出的文化传承方式也将有着一定的差异，与日本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较为保守，而日本文化相应与较为开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保守思想与历史上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间息息相关，受到多年文化思想的禁锢，虽然国家倡导打开思维，着眼于世界，但此种保守的心态仍然深深的根植于人们的思想之中[9]。

历史背景下中日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两国民风民俗之间的众多差异，以婚庆习俗为例，婚礼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婚礼中各种风俗习惯也皆渗透出当地传承的各种文化艺术风格[10]。在举行婚礼中不论各种布置，还是婚礼服等都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式会场布置中有着一套系统的流程，首先新郎与亲友去新娘家接亲，到新娘家后，新郎与朋友需缴纳红包方可进入新房之中，而后为了多留新人相处时间，多采用藏鞋等方式，最终新郎怀抱新娘步入婚车。会场布置，通常为新娘家为结婚当日的前一天，主会场为新郎家，新郎家结合参加婚礼人数，摆放桌椅食物，并在会场中摆放气球，燃放礼炮等。待到吉时在司仪的见证下，双方完成婚礼。

日式婚礼会场具有众多的礼节，例如婚礼中男女双方需要通过多次的交杯来完成意识，此数量多为339次，在客场上，客人给新郎倒酒，新郎必须分为三次喝下，这代表着对客人祝福的答谢，而后客人之间相互的敬酒。而在婚礼会场中还有一点重要体现那就是，在佛前宣誓，这与西方教堂式婚礼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日式婚礼中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家人把“纸垂”剪成纸条，而后将纸条绑在树枝上，此种寓意着要将亲人的魂魄召回来，以此保证此对新人的平安幸福[11]。

（三）交往方式中的中日文化差异

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众多派别的思想，而儒家思想则中国具有代表特色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是贯穿中华数千年文化发展的核心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儒家思想便影响着我国社会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因此，在交往方式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与融合亦十分明显。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涕”。而“仁是儒家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儒家学派对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及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要求[12-13]。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所有思想著作、理论都是以“仁”为前提和基础，“仁”所体现的“爱人”、“仁以处人，有序和谐”等思想。除了儒教思想的渗透，也有其他各派别，如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以及后来演变而生的“天人合一”思想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念，更是几千年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这些一度成为指导中华民族前进的重要思想，并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我国具有56个民族，各民族之间团结共处，和谐共进，这种地理发展特征也要求着中华儿女应融合相处，坚持“仁爱”，广交天下，一同建设多彩的民族文化。因此在交往方式中，中国人也更加喜欢交朋友、在汉语语言中常见的词语如“老朋友”一词，朋友之间相互交往，进而使得朋友逐渐成为一种家人，对待朋友坦诚如宾，当朋友遇到困难更会积极的深处援助之手，中国古典成语中更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等词汇来表达朋友之间的交往深情。中国人可以在任何场所中广交朋友，如饭桌之上，列车之上等。

日本交往文化中则和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文化产业异常发达，有资料显示，其文化产业占CDP总值的20%左右，而其综合竞争力位居世界前十位。实际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文化影响深远，日本在借鉴中华文化的基础上，也推动了本土文化的良好发展，在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下也形成了当前日本的多元文化[14]。而这一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快速发展的岛国，其多元文化主义中也具有主要的发展脉络如日本武士道精神等，这些文化也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向多元文化发展。多元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称呼，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中，多种文化相互交织与融合统称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形成与构成难以脱离人类社会发展，在社会变迁中，文化也将会随之所变迁，并吸收各自独特性格的精神内涵，这一变化过程也是导致地域文明出现的重要原因。文化意识形态记录着社会历史的变迁，更展示出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日本在交往中认为与不熟悉的人说话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更不会因为习惯而养成的一点小事儿成为朋友，相对于社会交往则并不会积极主动，而对于请求别人的帮忙，日本人则是很少会强求他人。

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中国交往也有着极大的差异。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注重情感，看重朋友这些被誉为中华美德。因此，中国人在广交天下的同时，也应注重与朋友之间相处的度。而日本交往中的淡薄的观念，人与人之间相处冷漠，与此同时，独立性和自主性得到发展。各个国家相互借鉴吸取，方能更好地推动世界之间的交往[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是社会发展的见证，从历史视觉下探究中日之间的交往，可以得出两国文化有着众多的差异，而部分差异也是由历史差异演变而来的。基于此，本文从历史文化差异视角下探究了中日之间社会交际差异、民风民俗的差异、交往方式的差异，而除了这些差异之外，还包括众多差异，本文在此就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与日本之间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但在经济全球化下这些文化发展也逐渐趋同，并共同推进地球文明的前进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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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思思.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日语言差异产生冲突的问题因素[J].宜春学院学报，2016（04）：59-62.

[7]张婷婷.文化视角下的中日狐狸形象研究――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中心[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5（03）：6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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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史思雯.中日颜色词的文化含义对比――以“红、白”为例[J].赤子（上中旬），2015（23）：90-91.

[10]刘利国，何志勇.时代语境下的中日文化冲突格局及话语解读[J].日本研究，2012（03）：88-96.

[11]戴向东，刘文海，李晴，黄艳丽.中日传统家具品类的比较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1（08）：48-51.

[12]Yan Ni. Analysis of Sino Japanese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the impact of Sino Japanese trade [J].Intelligence，2014（06）：282+284.

[13]铃惠.从礼物赠答看中日文化差异[J].戏剧之家，2014（11）：297+301.

茶文化的礼仪范文第2篇

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就必须改变由传统思维所形成的习惯性地看待和理解自然科技的传统意识，把对科技的看法和理解扩展到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科技差异统一的基础上来，进而形成全面、整体和系统化的当代科技意识。其次，把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科技理解为科技整体系统的不同层次，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它们差异协同，形成了具有系统属性的统一体。以此为前提，就为正确而全面地把握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关系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开辟了宽广的思路和实践的路径。

具有当代属性的系统思维，是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一定要适合”社会进步原理的基础上，依据现代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揭示的客观规律而形成的先进思维方式。以这样的思维方式看待和理解事物，才真正实现了从事物本身的存在状态认识事物和理解事物的客观要求。因为系统思维是以系统形式、结构、功能而存在的客观事物及其与环境关系在人的意识中的再现，也就是以自然客观事物本身存在状态本质的系统属性及其变化规律为模本的思维方式，进而在差异的前提下，真正实现了人的思维与自然事物的一致性。

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科技硬实力，就是指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的正确认识(基础科学理论)与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科技发明、创新(科学技术)及其实现的物质成果的统一。关于自然的科技硬实力是以强大的自主创新和运用在精神上的强大能力为前提的，是精神与物质成果的协同体统一体(其中精神方面的自主创新的思维能力又属于文化软实力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样的科技统一体就构成一个国家整体科技系统的基础层次。    

其次，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来看，科技硬实力就是指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认识人自身、人的社会生活，和以此为前提的改善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的科技创新与发明。主要通过制度、法律、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完善和创新，以及人的不同的组织结构功能、管理系统的完善和创新体现出来。其中，思维活动的精神方面(包括对自然和社会的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成果，也是现代文化软实力不可缺少的核心部分，形成正确和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创造文明的社会生活也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    

不仅要看到自然的科技硬实力，更要有意识地看到社会的科技硬实力，以及两者的差异、协同、协调与配合所形成的全面、整体和系统性的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为没有人文社会科学因素的自然科技，就不可能拥有使社会经济生活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没有自然科技因素内含其中的人文社会科技，也不可能使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自然科技硬实力与人文社会科技硬实力在差异、相互作用、适合基础上所形成的强大合力是形成强大文化软实力的依据所在。

二、文化软实力的科技内核    

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是通过社会大分工及其社会化水平的提升而展现出来的。与此相应的是差异、丰富而不同的生活内容及其相应的文化特质。所谓文化，也就是社会生活的文明化，即立足于现实社会生活所呈现的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状态，以及由这样的状态所投射出的生活品质和社会价值的差异协同或是差异矛盾。文明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体现社会生活的差异、协同、协调与和谐，文明化程度越低就越能展现社会生活的差异矛盾、对立与冲突。因为思维方式系统化了，全面和整体了，才能由浅入深，再由深到浅地认识与把握事物，才能在横向的联系和比较中发现事物进步发展的契机，以及事物的本质和变化规律，才能真正地改变旧事物和创造新事物，才能真正建设差异、协同、协调的和谐社会，实实在在地避免和解决社会自身内部，以及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    

以全面、整体和系统的现代思维方式思考和认识事物，上升到科学研究的领域，就既能够看到不同学科的差异性，又能够看到不同学科在特定条件下差异协同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不是传统思维所理解的绝对斗争的对立统一性。   

再分别从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科技的角度分析，首先看到彼此的差异性，进而把自然科技和人文社会科技与具体的人的社会生活现实联系起来，不仅能够看到由差异引起的相互作用，也能够看到彼此的同一性即共性，也就是都具有服务人类和发展社会的属于人类的社会属性。自然科技主要从社会物质生活的层面促进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化，人文社会科技主要从社会精神生活的层面促进和发展社会的文明化。这就要求自然科技的研究及其物质产品的实现过程都应尽可能参考和借鉴人文社会科技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充分吸纳适合的社会人文因素，让自然科技的物质产品越来越具有道德的内涵和高贵人格的魅力，把产出、回收再利用及环保技术进行系统化创新和运用，不再随意破坏自然生态平衡规律所容许的底线，最终彻底摆脱“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束缚，并成为社会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纽带。    

而在现代系统思维方式支撑下的人文社会科技研究，必须自觉地与自然科技的研究联系起来，参考和借鉴自然科技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适合的、相通的研究成果，以及已经实现了的物质成果，使人文社会科技的研究更加具有现实的客观性，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有机构成部分，不可能完全超越自然规律尤其是自然生态平衡规律及其系统属性的支配。有了这样的参考、借鉴和吸收，不论是思维层面的，还是物质层面的，都会对人文社会科技的研究，也就是对人的社会生活及人本身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影视艺术、绘画艺术、演唱艺术、戏剧艺术和动漫艺术的研究、创作和产出，就更离不开自然科技研究及其物质成果所形成的物质手段。而自然科技中的系统科学和人文社会科技中的系统哲学，以及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关于“一定要适合”的科学原理差异协同所形成的现代系统思维方式，更为这些艺术形式和内容的研究、创新和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也为理解和把握不同艺术之间的关系开辟了开放、协调、合作的多维思路。以现代系统思维方式来从事不同形式的艺术研究和创作，就更能够深刻、全面、整体和系统地展示社会生活的真善美，把对真善美的理解提高到更高的境界，进而让假恶丑无处藏身，让低劣、虚假和伪善的文化产品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自然地消失，使人的社会精神生活得到普遍提升，让社会自身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变成现实。所以说，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科技必然成为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这样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三、科技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协同互动    

科技硬实力必须是在参考、借鉴和吸取已有科技成果的前提下，以自主创新和研发与运用的思维成果为依据，并通过具体的物化过程和实际满足社会生活不同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展示出来。在自然科技方面，就是以从生产到生活的各种不同的有着过硬科技含量和质量、过硬的可操作实用性能，承载着科技研发者聪明和智慧的物质产品所展现的内含精神能量的物质力量。人文社会科技的研究、创新和运用，较为充分地体现着科技硬实力的柔性方面，即对人自身的认识、把握、改变和成长。但是，柔中有刚，这个“刚”就体现在强有力地促进人与人之间良性互动，社会有序的和谐发展，以及与自然的友好相处，即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上。    

科技硬实力并非单一的硬，而是硬性和柔性的差异协同。也就是自然科技越来越多地具有人文因素的参与(人性化物质产品的设计和产出)，人文社会科技越来越多地参考、借鉴、吸收和使用自然科技的成果，使人文社会科技更具有客观实在性。有了这样的前提，形成强大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可靠的基础，进而也为文学、影视、绘画、演唱、戏剧和动漫艺术的研究、创作和产出以及民俗民风的完善和良好习惯的形成提供了可靠的精神和物质条件。    

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来看，文化软实力不只是局限于文学作品、戏剧作品、绘画书法作品、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创作和产出的能力的强大，而是要看到支撑这种强大的先进的思维方式，以及由这样的思维方式研究自然科技和人文社会科技所造成的实际成果的科学性、规律性与合理性。没有这样的依托，没有这样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以上文化作品的产出就只能有量的优势，而不拥有质的优势。因为数量的多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文化软实力，而只能说明文字垃圾的泛滥。

茶文化的礼仪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旅游翻译;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策略

    一、引言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其它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这是一个良机,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增进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中国真正地走向世界。那么,如何既让外国游客更好地对我国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明有所了解,又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接受中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诗词典故,景点传说等,就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下的旅游英语翻译。旅游宣传资料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文化差异给汉英旅游翻译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要以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一“目的论”为指导,来探讨汉英旅游翻译的原则,提出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从而准确、生动、形象地译介旅游资料,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文本翻译的内容包罗万象,跨文化交际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旅游翻译中进行跨文化译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实际意义。优秀的旅游译本能让祖国大好河山由静态变为动态,使悠远流长的历史故事沁入外国读者的心田,唤醒外国游客对中国名胜古迹的深切向往,从而激发他们不辞万里的旅游行为。然而,目前在汉英旅游文本翻译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文军和高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外国游客理解英译旅游文本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汉语旅游文本英译出现的错误有拼写、遗漏、语法、中式英语、用词不当、累赘、文化误解等若干类型。因此,汉语旅游文本的英译亟待有效的研究和探索。根据美国着名翻译家尤金,奈达的理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翻译是一项高层次的综合思维活动,译者不仅应使两种语言对接成功,更要使两种文化的内涵对接成功。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中华民族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强调客观融人主观,喜欢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的道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讲究声律对仗、音韵和美的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极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这一修辞格,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在这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使西方哲学保持物我分离,二元对立,在主观和客观的物象关系上,更多注重模仿和再现,体现了“天人各一”的思想,直面物体本质特点,再现事物原貌。这种趋势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因此,中文旅游资料中极为主观,有关感受的描写,在英译时可以倾向于选择细节。

    三、文化差异对旅游翻译的影响

    (一)由文化空缺和文化冲突造成的汉英翻译的不对应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的现象,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产生的词汇空缺以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这些词汇我们称之为“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or culture-bound words)。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语言的特殊性,象“阴阳”、“五行”、“气功”、“八卦”等词汇,严格来说,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象“饺子”、“粽子”、“元宵”等食品也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勉强将“饺子”翻译成“dumpling”,此词指英美人常食用的一种水果馅或肉馅的食品,与中国的饺子并不相同,意思要宽泛得多。再如文化上的缺失,“粽子”可以解释成“s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eaten during the DragonBoat Festival)”,但是,外国朋友如果不知道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不知道龙舟节的来历,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天吃粽子,粽子的内涵意义仍然没有传递过去。又如“秦始皇”仅仅译成“Qin Shihuang”,可能外国游客就无法理解,如果适当补充历史背景,增译为“Qin Shihuang,thefirst emperor in the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theyear B.C. 221”,就更容易被外国游客所理解。因此,许多专家主张以音译加注的方式来保留这类词汇的特殊文化联想意义。译者在翻译时要克服的不仅有语言障碍,而且有文化障碍,正如王佐良(1989)先生所说的“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字,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

    ;(二)译者对旅游文本中的背景知识理解欠缺造成的误解

    例如,杭州的导游翻译在向国外游客介绍风景名胜时,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翻译风景地名的问题。杭州有名的风景都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翻译时稍一不慎,便会产生错误。如人们往往将虎跑泉的“跑”字念成“pao”,结果虎跑泉的英译成了“Tiger Running Spring”。其实,“跑”是多音字:一个念pao(即跑步的“跑”),另一个念pao(意为兽用爪扒土)。虎跑泉的“跑”应念作“paO”。相传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有位法名性空的高僧云游至今日的虎跑寺,想栖禅于此,但一直苦于无水,准备迁走。夜里忽然梦见神仙相告:“南岳有童子泉,当遣二虎移来。”次日清晨,性空果见有二虎“跑地作泉”,泉水涌出。于是,他就建寺居住,并把此泉起名为“虎跑泉”。因此,虎跑泉可直译为“Tiger-clawed Spring”。

    外国游客在中国除了游览和娱乐之外,还少不了吃。中华民族的“食文化”博大精深,仅就菜式的取名而言就颇为多姿多彩。例如,有一道菜式叫“金华玉树鸡”。古语“华”和“花”相通,如果照字面翻译,那便是“Chicken cooked with golden flower and jade tree”。可是,菜中既无花,更无树,这样的翻译肯定会令人听后摸不着头脑。原来,浙江金华以产火腿而着名。青菜形似玉树,这道典型的菜肴不过是“火腿青菜鸡”罢了,向外宾介绍,可译为“Sliced chicken and ham with greens”。

    四、旅游文本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

    旅游文本翻译的日的是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传递相关信息。从目的论理论出发,译者在翻译中可以根据译文预期的交际功能,结合译文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译文的期待和感应力以及交际需要等,来决定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手法,不必因拘泥于与原文对等而影响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因此,在翻译旅游资料时应该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尽量保留中国文化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要从游客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适当调整。可采用的策略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增添

    增添是指为了使外国游客更好地理解某些字、词、名而增加一些相关资料,对旅游资料中的一些人名、地名、朝代、历史事件以及典故等做出背景资料的增加和说明。

    例如“林边有一个洞,叫白龙洞。传说《白蛇传》的白娘子曾经在这里修炼。”译为“Near the forest is the WhiteDragon Cave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very place where LadyWhite, the legendary heroine of The Story of the WhiteSnake, cultivated herself according to Buddhist doctrine.”白娘子是何许人也?她为何在此修炼?若不加以说明,游客实难理解。

茶文化的礼仪范文第4篇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翻译的目的在于促进不同文化间人民的沟通与交流。由于文学样式的多样性，文学翻译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也更为多样和复杂。而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文化差异便成了文学翻译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意在通过分析和对比《老残游记》第二回《明湖居听书》的两个英译本-分别由HaroldShadick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以下简称Harold译和杨译）-来讨论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

1数字的处理

就中西方数字而言，英语中的数字往往是实数，这与他们逻辑分析型的思维模式有关，而汉语中数字的虚实则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这跟汉英语的构成方式有关。“西方语言是形合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徐行言：158）而且，从语法上讲，英语的词语有人称、数、格、时态的区别和变化，而汉语则很少。比如“我”，汉语就说“我”，而英语相应的则有I,me,myself。

因此也就造就了汉语的模糊性，相比之下，英语的精准度要高一些。汉语的数字往往虚实两用，因此具有比较英语多的修辞和文化含义。在翻译的过程中，尤其是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对数字的处理一定要根据不同的语境和意义，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明湖居听书》中采用了大量的数词，Harold和杨做了不同的翻译。原文第二段在谈到观众对王小玉唱曲的反应中有这么一句话：“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这句话是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把本来诉诸于听觉的王小玉的唱曲声用肤觉、味觉、意觉等贯穿起来，来表现王小玉曲声的优美。这里的五，六和三万六千都不是实数，而是指全身上下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Harold将其分别译为“thestomachandbowels”和“thethirty-sixthousandporesoftheskin”，而杨则将其译为“alltheorgansofthebody”和“thewholebody”。

可见，杨是在理解了意思以后进行的意译，而Harold则是直译。类似的例子在文章中出现的还有很多。例如：三四叠，Harold译为“threeorfourhighestflourishes”，杨译为“thehighestpitch”；千回百折，Harold译为“withathousandtwistsandturns”，杨译为“windingskillfullywithallitsart”；削壁千仞的“千仞”，Harold译为“thethousand-fathomcleftwall”，杨译为“theprecipice”；三十六峰，Harold译为“thirty-sixpeaks”，而杨没有译。

由此可见，在翻译的时候，Harold往往将其直译，而杨时在理解源语意思后进行的意译。这也反映了中西方思维模式的不同，即：西方注重逻辑分析，而中国讲究整体意义。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西方学者在翻译上的差别恰恰体现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异。正如上个世纪前半期，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共创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们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可见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是与各自的语言分不开的。

由于数字广泛地应用于成语、俗语、谚语和文学作品中，作为夸张或者比喻的修辞手段，所以在文学翻译中经常出现。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在中国是一首几乎家喻户晓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之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里的“三千”不是个实数，而是描写瀑布奔流而下的壮观。“九天”也不等于英语的ninedays，而是一个富含中国文化内涵的词。古代传说天有九重，九重天为最高一层。对于“九天”，许渊冲的译法是“azuresky”，王守仁和美国诗人约翰·诺弗尔将其译为“theheavens”，而文殊的译法则是“theninthheightofHeaven”。笔者认为这里文殊的译法比较好，因为他在翻译的过程中保留了“九天”一词的中国文化内涵。

在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中有很多后来广为流传的俗语，例如：古话说的好：“一龙生九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是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其相对应的译文是Asproverbsoaptlysays,“Adragonbegetsnineoffspring,eachonedifferent.”Andinevitablyamongsomanyboystherewerelowtypestoo,snakesmixedupwithdragons.

这里的九当然也不是实数，而是形容贾府的人多。但在翻译的时候，采取这种直译的方法，中外读者都能理解，同时也能了解中国的俗语和传统中国文化。还有一句“女大十八变”，译文是“Agirlchangeseighteentimesbeforereachingwomanhood.”（金惠康：95）他采用的是以源语文化为认同的直译，较好的保持了源语的特色，但笔者认为这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困惑或者错误的理解，因为他们往往把汉语中的虚数等同于英语中的实数。那么，原本的十八变就成变了十八次，意义完全不同了。

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谚语、歇后语里，也经常包含着数字，而这时候对数字的翻译就应该做到通俗易懂，不见得要与本来的数字对等。如“接二连三”，中西方都能认可和接受的译法是oneafteranother；乱七八糟：atsixesandsevens；九死一生：anarrowescapefromdeath；五光十色：multicolored；颠三倒四：incoherent；万无一失：noriskatall；三思而后行：Lookbeforeyouleap;吃一堑长一智：Afallintothepit,againinyourwit；七上八下：inaturmoil；不管三七二十一：regardlessoftheconsequences；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Twoheadsarebetterthanone；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Mancannotbealwaysfortunatejustasflowersdonotlastforever；此地无银三百两：Aguiltypersongiveshimselfawaybyconspicuouslyprotestinghisinnocenc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Oncebitten,twiceshy；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Thegiftitselfmaybeaslightasafeature,butsentfromafar,itconveysdeepfeelings；半斤八两：sixofoneandhalfadozenoftheother，等等。可见，在包含数字的习语、成语、短语等的翻译中，并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而是以习惯为准则，将他们译成了中西方读者都可以接受的形式，这其中对数字式有取有舍的。

2中国文化特有事物的翻译

《明湖居听书》第一段在王小玉出场时，提到她“把梨花筒丁当了几声”。这里的梨花筒在英语中没有对等的词，所以只能根据意义来翻译，因为它是中国特有的事物。根据中国曙光教育网的介绍，“梨花大鼓起源于山东农村，也称山东大鼓，因其早期用梨铧片为伴奏乐器，又有梨铧大鼓之名。梨花大鼓最早在农村流行，清刘鹗《老残游记》里说道：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筒，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故事。”可见这里的梨花筒类似于唱板，所以Harold和杨都将其译为castanets。五脏六腑也是中国特有的成语。Harold将其译为thestomachandbowels，很显然他的翻译是异化过度，因为这里的肝和腑是代指全身，而不是他理解的肝和腑。这里杨译的比较好，他将其译为alltheorgansofthebody。人参果，Harold将其译为ambrosia，这个译法西方读者比较容易接受，因为ambrosia的意思就是仙果，神的食物，但因为它出自希腊语，所以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误解，认为西方文化涵盖了中国文化。杨将其译为nectar，是根据意思进行的意译，因为nectar来源于希腊神话，意思是众神饮得酒。可见，在没有对等词的情况下，应该根据意义再结合源语的民族特色和语言风格进行翻译。而人参，作为中国特有的事物，应该音译为Ginseng。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些动物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翻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比如“龙”，我们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父母都“望子成龙”，可见在中国文化里弄是威严荣耀的象征。但在西方文化里，弄却是一头怪兽，而且中西方文化中龙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里对应中国的“龙”的是“虎”。以前我们说的“亚洲四小龙”，翻译成英文就是fourAsiantigers，而不是fourAsiandragons。狗仔西方国家是人们的朋友，是忠实的象征，因为关于狗的一般都是褒义，比如Youarealuckydog.（你真是个幸运儿）Everydoghasitsday.（人人皆有得意日）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狗，往往取其凶狠残暴的一面，和狗有关的词语一般都是贬义，比如“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狗血喷头”等等。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些中国特有的事物越来越多的被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和接受，而这些词也就被直接音译。比如“馒头”，以前被译为steamedbread。其实这个译法倒是容易让西方读者产生误解：烤好的面包为什么还要蒸呢？现在将其直接音译为mantou。还有豆腐，以前译为beancurd，现在译为tofu；饺子，以前译为dumplings，现在译为jiaozi；旗袍，以前译为mandaringown或者cheongsam，现在译为qipao。近年来，随着中国影视作品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功夫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所接受和喜欢，而功夫也就被音译为kungfu，但为了便于外国人理解，需要加上注释，“aChinesemartialartbasedontheuseoffluidmovementsofthearmsandlegs”。这样既保持了功夫的中国特色，又让外国读者有了明确的了解。

茶文化的礼仪范文第5篇

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市场对机床产品的需求标准正在从“廉价”和“易用”转向“优质”，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更需要能够生产出优质产品的机床。由此，中国的制造业也在经历一个整体升级过程。有能力生产高端机器和部件的本土公司欢迎这样的变革，而对于国家来说，在高端生产领域，由此也能不再依赖昂贵的进口机床产品。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忽视了机床部件行业的投资，现在正在饱尝苦果——由于机床行业整体基础和理论研究不足，无法支持未来的研发和创新。此外，机床行业的发展非常有赖于技术、知识、劳动力和客服工程师的技能，如果这些方面储备不足，行业就无法实现高端生产能力。过去中国的机床企业虽然已在竭尽全力培训员工，但其总体资质提高的效果却很不明显。

大量来自行业内的信息显示，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是导致中西方公司存在差别的主要因素。从质量管理角度讲，工人和工程师的偏好是影响产品质量的最根本因素。由于中国的技师缺乏由工作成果引发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导致他们缺乏精益求精和创造完美产品的精神。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拥有了最先进的机械设备和工具，中国工厂仍很难生产出与欧洲公司媲美的产品。而糟糕的流程管理更是雪上加霜，因为监督程序的缺失让产品的质量更加难以确保。在从业者缺乏良好的工作价值观和态度的情况下，投资和政府补贴再多也无助于改善中国产品的质量。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找到了解释这种现实的切入点。人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他的精神世界观和在现实中的实践活动。而这些价值观也决定着组织的文化，并蕴藏在组织内的质量管理实践中。个人的价值偏好会直接影响质量管理原则的实施效果——员工的文化取向会促使其判断质量管理是否符合其自身利益，然后再决定是否付诸实施。大量研究表明，很多亚洲国家的社会更崇尚集体主义，也就是强调社会成员的相互依存，但同时其社会文化又具有高度的独断特征，也就是倾向于对他人采取对抗，并强调个性化的需求和收益。这些特征传统上被认为与合作和客户至上等核心质量管理价值相抵触，从而会对质量管理产生负面影响。具有强烈独断专行特征的文化对理性的重视高于感性，认为外在实践可以由人控制。充满高度自信的组织可能将失败归结于个人而不是认定为系统性问题，从而使最佳质量管理难以实施。自信很可能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取得阶段性成功所带来的文化产物，但这也成为中国制造业继续向高端转型的重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