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资源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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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医疗保险付费方式；错配

“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既是我国公立医院体制机制的主要形态[1]，也是我国公立医院弊病丛生的根源。所谓管制型市场化（regulatedmarketization），是指基本医疗服务行政化和市场化的混合体制，根本问题在于内在制度的错配。管制型市场化以收入结构市场化和管理体制行政化为主要特征。从收入结构角度看，公立医院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业务收费，包括医疗收入和药物收入，而政府投入不到10%，所以依据收入结构判断，我国公立医院已实行市场化机制。但是，从管理体制角度看，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包括价格管制、收支管制和人事管制在内的全面行政管制，所以我国公立医院仍处在政府的行政管制之中。因此，公立医院的管制型市场化本质上是行政管制和市场机制的制度组合。从制度设计的初衷看，行政管制以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为目标，市场机制以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为目标，所以行政管制与市场机制的组合，以公立医院公益性与医务人员积极性均衡为目标。然而，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2]，行政管制和市场机制难以兼容，两者硬性“撮合”的结果是相互扭曲：市场机制导致行政管制的“失责”（例如财政投入不足），行政管制又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例如医疗价格扭曲）。管制失责的结果是公立医院“公益性不足”，市场失灵的结果是医务人员“积极性有余”，行政管制和市场机制均失效的结果是“公益性不足和积极性有余”。实际上，我国既存在医疗服务供给体制内的制度错配，也存在医疗服务筹资体制内的制度错配，还存在两者之间的制度错配。多重制度错配合力造成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乱象和困局。

一、医疗服务供给体制内的制度错配

医疗服务供给体制内的制度错配，主要是指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机制下行政管制和市场机制的多重冲突。从目标上看，行政管制以解决“看病贵”为中心，市场机制以解决“看病难”为中心，两者目标不同。从价值上看，行政管制以维护医疗公平为取向，市场机制以提升医疗效率为取向，两者的价值取向不同。从体制上看，行政管制要求政府对公立医院加强管制，市场机制要求政府对公立医院放松管制，两者的体制要求不同。从机制上看，行政管制要求民办医院与公立医院错位经营，市场机制要求民办医院与公立医院同台竞争，两者的体制定位不同。从角色上看，行政管制要求公立医院成为独立法人，市场机制要求公立医院成为行政附属，两者的角色定位不同。由于行政管制与市场机制在目标、价值、体制、机制和角色均不同，如果组合在一起，必然产生价值冲突、制度矛盾和功能抵消的不良后果（见附表）。

二、医疗服务筹资体制内的制度错配

医疗服务筹资体制内的制度错配，主要是指社会医疗保险行政化经办机制和市场化购买职能之间的矛盾。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本质上是参保人的“经纪人”①，承担着为参保人购买医疗服务的责任。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往往缺乏控制医疗费用的动力；由于“看的不是自己的病”[3，4]，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往往缺乏监控医疗质量的动力。因此，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机制必须是法人化、竞争性的。然而，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经办机制主要是行政化、垄断性的，这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扮演经纪人的角色及承担购买者的职能。

三、医疗服务供给体制和筹资体制的制度错配

医疗服务供给体制与筹资体制的制度错配，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与医疗保险后付费方式的制度错配，二是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与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的制度错配。

（一）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与医疗保险后付费方式完全错配

1.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医疗保险后付费方式的优势医疗保险后付费方式的优势在于分担医疗费用，缺陷在于推高医疗费用。所以与其组合的公立医院体制机制必须既能发挥其优势，又能弥补其缺陷。然而，市场机制不仅不能控制医疗费用，反而推高医疗费用，这是因为后付费方式与市场机制对公立医院的激励机制完全一致，均会调动公立医院的趋利动机，让医疗机构形成以收入为中心的经营模式。2.医疗保险后付费方式不能发挥行政管制的优势公立医院在管制型市场化体制下的行政管制是残缺的，例如，政府对药品的加成管制、对医疗的单价管制，既有控制医疗费用的正面功能，又有抬高医疗费用的负面功能。所以，与其组合的医疗保险付费方式必须既能发挥其正面功能，又能抑制其负面功能。显然，后付费方式不但不具有这种功能，反而会抬高医疗费用。例如，在按项目支付药品费用的激励机制下，开药越贵、服务越多，则收入越高；所以产生诱导需求和过度医疗，从而推动医疗费用上涨。因此，医疗保险后付费方式与管制型市场化机制的错配不仅将医疗保险对医疗费用的分担功能异化为推涨功能，而且导致了公立医院行政管制的医疗费用控制功能异化为推涨功能。

（二）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与医疗保险预

付费方式基本错配2011年5月31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的意见》（社部发〔2011〕63号），标志着我国医疗保险由后付费方式向预付费方式转型的全面启动。但是同时，我国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的体制机制仍未破除，目前的公立医院改革也只是对管制型市场化体制的修补，这样便形成了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与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的制度组合。普遍观点认为，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具有推动医疗费用上涨的负面功能，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具有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正面功能，所以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的“水”可以浇灭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的“火”。然而，从功能协同和互补角度看，两者仍然是一对基本错配的制度组合。1.从医疗保险与公立医院的关系看，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兼备提升医疗效率的优势和抬高医疗费用的缺陷首先，预付费方式可以发挥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提升医疗效率的优势，因为预付费方式必需配套科学的预付费标准，这种预付费标准以成本测算和谈判机制为基础，能弥补公立医院的医疗成本，保证公立医院的合理盈利。其次，预付费方式可以弥补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抬高医疗费用的缺陷，因为市场化机制和预付费方式对公立医院的激励功能相反。市场化激励机制是医疗服务价格越高越好、数量越多越好，预付费方式激励机制是医疗服务价格越低越好、服务越精越好，因此，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与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既协同又互补。2.从公立医院与医疗保险的关系看，管制型市场化体制难以发挥预付费方式控制医疗费用的优势，也难以弥补预付费方式降低医疗质量的缺陷首先，在行政化制度下，医疗资源的配置管制必然削弱公立医院控制医疗费用的能力，收支结余的分配管制必然稀释公立医院控制医疗费用的动力。其次，在市场化机制下，公立医院逐利倾向明显，在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下，公立医院通常采取大病小治的途径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质量降低，所以市场机制难以弥补预付费方式降低医疗质量的缺陷，反而放大了这个缺陷。综上所述，一方面，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可以发挥管制型市场化体制提高医疗效率的优势，也可以弥补其抬高医疗费用的缺陷；另一方面，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难以发挥预付费方式控制医疗费用的优势，也难以弥补其降低医疗质量的缺陷。可见，这种制度组合有利有弊，但弊大于利。这是因为，前者会产生固化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体制的负面作用，而管制型市场体制是我国公立医院弊病丛生的根源。因此，公立医院管制型市场化体制与医疗保险预付费方式基本错配。

四、对策探讨

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医疗改革；现状；分析；

作者：卢传坚等

总体上看，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应该看到，制约卫生事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财政卫生投入不足、卫生保障覆盖率低、资源分布不均、初级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完善，药品流通环节过多、医疗服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购买者使患者等等。

1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问题原因分析

1.1市场化中的政府责任缺失是医疗改革失败的根源所在

医疗行业作为服务行业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将市场机制引入医疗行业是目前世界各国医疗改革的总趋势，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实践表明，竞争有助于医疗服务效率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成本、提高效率之效，这在我国也颇见成效，但是市场有其失效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每一种成功的经济，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平衡之上的”。可以说，市场失灵使政府的参与成为必需。而我国政府在医疗行业引入市场化后的做法却与此理论背道而驰，在市场发挥作用的竞争区域出现垄断行为，而在市场失效区却严重责任缺失，这是我国医疗改革失败的根源所在。

1.1.1市场机制的引入：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1]。面对这种现实，我国被动地对原有体制进行修补，引入市场化。

1.1.2市场机制的引入为医疗行业注入活力：市场化使我国医疗单位由政府完全控制甚至直接管理、运营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按照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发展与运行，由过去完全附属于政府机构、没有自主发展权力与能力、变成某种程度上具有自主发展机制与能力、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经济实体。各医疗机构转变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灵活的微观调节与转变，转变为必须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和满意度去行动，市场化通过提高效率和加强竞争使医疗服务水平提升和医疗价格降低。消费者对医疗行业的约束，由过去抽象的、难以操作的政治约束，转变为看得见的、可操作的经济、舆论约束[2]。

1.1.3市场机制的有效边界使其在医疗卫生领域部分失效：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市场机制利弊兼有，在肯定“市场化”作用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在事关全体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医疗卫生领域，市场的逐利性又必然使其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而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

市场不是万能，市场机制有其有效性边界，即使在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美国在医疗行业也需要政府政策引导。从逻辑上说，市场机制有效性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例如供求双方经济利益相对独立、地位平等、信息透明、诚实理智等。但在医疗卫生市场上，供给方即医务人员担负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以医生以利益人的身份向病人推荐治疗方案，另一方面又以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身份从病人身上取得自己的经济利益。医务人员担负的这种双重冲突角色，加之信息在医务人员和病人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性，医疗消费的数量和质量不是供求双方竞争的结果，而是主要取决于供方，病人和消费者处于一种劣势地位。正是由于有别于其他产业的一系列独特性质，从而使得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行业的许多领域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需要政府的政策干预以保证公共卫生体系的公益功能、卫生资源的平衡、卫生公平性及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率。

1.2我国医疗改革失败根源在于市场有效区的政府过度干预及市场失效区的政府责任缺失

从目前医疗改革的状况分析，我国医疗改革的市场化表现为两方面，从医疗资源的配置或投入来说，市场又没有充分放开，甚至存在垄断，但是从医疗服务方面来说，有过度市场化的倾向。所以该开放的医疗市场未开放，而需要政府制定必要制度加以监管的部分又表现为缺失或是错位，是当前中国医疗改革的问题所在。

1.2.1过度垄断方面

我国目前对医疗保健机构以营利性及非营利性划分，公立非营利单位享受着政府的政策支持、优惠政策而集中了大部分优质资源，从而形成垄断性经营地位。同时政府没有充分开放医疗投资市场，社会资本无法正常进入这个领域，个体诊所或民营医院的开业得不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1.2.2政府责任不到位方面：一方面财政投入缺乏有效的分配机制，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以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这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另一方面，作为主要靠医疗服务支撑的医院，其服务定价并未充分考虑医疗行业高风险、高技术难度等因素，在整体上低估了医疗服务的价格水平，目前反映医生的诊治费和挂号费一般只有几元，顶级专家至多也就是一百来元。在这样的医疗体制下，给医院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医疗保障体系缺乏普遍覆盖的制度安排，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2]。医疗资源分布缺乏合理布局的机制，缺乏完整的初级医疗服务体系以及“守门人”制度，市场的逐利性无法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及公平性，必然使资源分布趋向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则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初级医疗体系布局极不平衡，社区医疗发展严重滞后，这需要政府政策的整体调控。医药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1]。医疗服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购买者，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政府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又不知道如何运用其强大的服务购买力以引导服务提供者承担社会责任，必然损害到社会和患者的利益，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第三方购买者——医疗保险机构对服务方加以约束。

1.2.3初级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及初级与二级医疗服务间转诊制度的缺乏导致看病难、看病贵：中国初级医疗服务体系的不健全及医疗服务递送体系中缺乏初级与二级医疗服务的制度化分工，是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原因之一。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医疗服务常常被分为初级、二级和三级三类。初级服务主要是针对一些非急性的疾病提供一般的门诊，在许多国家由“全科医生”执业；二级服务则由医院提供，主要针对急诊、需要专科医生治疗的疾病以及需要住院治疗的重病；三级医疗服务则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疾病，提供非常专业化的特殊护理。全科医生往往是病人接触医疗体系的第一站，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他们扮演了所谓“守门人”的角色，即如果不经过全科医生的转诊，非急诊病人一般无法接触二级和三级医疗服务[3]。但是我国大量普通病人都涌向专科医生，大多数非急诊病人直接到医院需求初级医疗服务，不必经由全科医生转诊，非急诊病人可以直接到本来应该提供二级医疗服务的医院去寻求初级医疗服务，使二级医疗服务机构超负荷而初级服务机构资源闲置。

在国外社区服务中心是作为医疗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共同协作，双方之间有完善的转诊制度，以引导患者在医疗服务中进行有序、合理流动。但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双向转诊制度极不完善，合作松散，往往是上转(即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向上级医院转诊)为主，而下转(由上级医院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的病人较少，同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往上级医院的病人也很少再回到社区。一方面是社区医疗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扶持，缺乏有效制度加以规范化，难以聚集优秀的医务人员，社区资质不过关，缺乏全科医生，技术质量难以保证，医疗条件和设备较为简陋，缺乏必要的医疗条件保障。同时，社区医疗仍未完全纳入医疗保险，患者到非定点医疗机构费用无法报销，所以，患者从治疗的保险性、有效性、经济性方面考虑，就宁可麻烦一点儿，宁可多花点钱，也要舍社区医院而求大医院，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和医疗费用的上涨。另一方面，部分大医院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尚未建立转诊专门机构，未明确专职人员负责双向转诊工作，相关的制度及考核标准均未完善，使下转途径中断，导致大医院的病人不能及时往下转。双向转诊制度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实施。

1.2.4药品流通环节过多，流通费用增高是药价虚高的主要原因

有人将药价过高归罪于医院，认为是医院抬高了药价，其实药品流通环节过多，流通费用增高才是药价虚高的真正原因，大部分医院用药是由物价部门所定。由于物价部门的定价、核价机制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因素，物价部门难以掌握和控制药品生产过程，对药品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部分药品的实际出厂价并不高，药厂获取利润属于正常，但公布的药品零售价是出厂价的数十倍，使药品在流通和销售渠道中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药品生产企业在流通过程中大做文章，层层加价，给自己和批发商留出较大的“让利空间”，有调查表明，药品从医药代表手里至少要经过入院买路费、医生处方费、销售维持费、招标公关费等四道“涨价”门槛，才能到达患者的手里[4]。最后以相当于成本数十倍的价格向医院售药，导致相当一部分药品的中标价和零售价居高不下。

1.2.5医疗服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购买者使患者处于被动地位

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本身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分散风险，实现医疗费用的公平负担，但其另一重大目的是建立医疗服务的第三方购买者，以集体性的力量取代势单力薄的个人消费者来约束提供者的行为。如果没有医疗保障制度，那么医疗服务市场上只有两方。一方是病人，是医疗服务的购买者；另一方是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障制度引入后，医保机构就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第三方。第三方购买者是指医保机构成为医疗服务的主要购买者，他们可以运用集体的力量通过各种手段制约医疗服务提供者。可以说，在自费主导的体制下，65%的中国居民作为医疗服务的实际和潜在消费者，乃是以个人的身份不得不经常面对并且无力约束“供方诱导的过度需求”，即使是参加医保的居民，由于我国的报销制是大家先去看病，交全款，再到医保机构去报销，这个过程完全由医师决定病人该接受何种治疗、治疗程度以及谁该提供医疗服务。医疗费用通常由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单方面决定，医保机构没有发挥第三方购买者的职能，只单纯支付医疗账单。这是导致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又一重要原因。

2改革方向探讨

2.1明确政府职责

医疗制度改革仍要走市场化的方向，这是被各国验证了的，但市场化必须走有管理的市场化之路，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化之路。各级政府要把医疗卫生工作作为关心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的大事，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不断加强和改善领导。政府要强化在规划、筹资、服务、监管等方面的职责，确定各有关部门的职能，建立责任制，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增加对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加大财政投入，确保医疗的公益性。优化卫生投入结构，确定保障重点，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落实预防保健、卫生监督、社区卫生、农村卫生和医疗保障补助经费。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合理分配卫生资源，加强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防止资源向高端服务、高购买力地区集中，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差距。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卫生保健中的作用，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2.2完善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及转诊制度

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调整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这是医疗服务改革的突破口。完善转诊制度，实现社区医院同大医院的转诊制度，形成以社区卫生服务为中心，社区和医院密切联系、分级医疗、双向转诊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建立社区医生固定培养渠道，提高社区医生资质。大医院和社区建立联系，大医院的医生定期到基层进行技术指导、业务培训和服务。将社区医疗纳入医疗保险解决社区医院“活水”不足的问题。

2.3整顿药品生产及流通秩序，合理调高医疗服务费，促进医药分家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由国家确定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定点生产、统一价格、集中采购、统一配送。规范药品流通秩序，促进药企良性竞争，控制药价虚高，改革药品价格管理，提高药品价格的科学性、合理性。合理调高医疗服务费，让医生真正靠医技吃饭，通过对医生实行职业保险，为医生提供保障，提高医生在面对医疗纠纷时的应对能力，为医生提供保障。

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府;公共教育;公共医疗;资源配置;行为失当

Abstract: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ourcountryeconomyhasmadetheverybigprogress,butthegovernmentcausedinthepubliceducationandinthe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sbehaviororiginallyshouldimproperlyalongwiththeeconomicdevelopment,butimprovedgraduallytheeducationandthemedicalcondition''''sworsening,thiswasmainlythegovernmenttoopaysgreatatten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toeducateandinthemedicalreformmarketabilityleadership,accordingtothetradition“thecityandcountrysidedualstructure”reasonsandsoondispositionresources.

keyword:Government;Publiceducation;Publicmedicalservice;Resourcesdeployment;Thebehaviorisimproper

前言

教育和医疗是与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两大民生问题,是人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公民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有学者形象地把它们比作社会这辆高速奔跑的大车的两个轮子,一个管公众的生命安全,一个管公众精神与灵魂的健康发育。如果基本医疗和教育得不到保障,很容易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改革开放以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底子很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高,但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领域,人们少有微词。单就公共医疗而言,70年代末,中国已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个背景下,公共教育和医疗本应得到更快的发展和完善,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评估,中国是世界上公共资源配置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状况却恶化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政府在公共教育、医疗资源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状况与经济发展的脱节,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

一、政府过于强调经济发展,对教育和医疗有所忽视,导致公共教育和医疗投入不足

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这里的“发展”本应是经济社会全面的进步。但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政府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更进一步,“经济增长是硬道理”又往往被理解成,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它一切都要让步,包括生态环境、职工权益、教育和公共医疗。对于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总是希望“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认为只要经济持续增长、蛋糕越做越大,其它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公共教育和医疗的改善,只有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为全社会各阶层共享时,它们才会得到改善。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谋发展”中,尽管政府从未公开说过公共教育、医疗不重要,但从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看,它们不是政府关心的重点。

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上,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和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经费及其占GNP的比例很低。1991年至今,中国经济平均增长9.7%左右,但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只有2.6%。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有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投入一直没有达到4%这个比例。

由于片面追求对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教育和医疗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政府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不足,教育和基本医疗经费增长跟不上规模快速增长和质量提高要求的问题日益严重。以九年义务教育为例,我国并没有真正做到“免费教育”,因为投入不足,许多农村地区依然存在严重的“上学难”问题;而高等教育也同样面临经费困难,学校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导致高校“高收费”、“乱收费”现象相当普遍。医疗方面,同样因政府投入不足,催生了医疗高收费乱收费,医疗成本更多地百姓担负,远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长的医药费用让不少人无力求医、覆盖率极低的医保制度使大部分群众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使社会公平性失衡……

在公共医疗投入方面,从医疗卫生总费用这一国际指标来看,1997-1998年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其财政支出的平均比例为1.26%,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比例为2.25%,而我国1996年的比例为2.36%,2000年下降到1.71%。这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服务支出的增长速度与GDP增长比例是极不协调的,至少没有保证趋势上的一致性。这和国际上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在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个人医疗支出占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换句话说,过去这些年中国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是由居民个人负担的。

二、政府对公共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缺乏清醒认识,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上的市场化导向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完全竞争市场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的,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公共产品领域是市场失灵的一大表现。

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必须由政府提供。按照萨缪尔逊的公共产品理论,教育、医疗都属于公共产品。义务教育是纯粹公共产品,就是高等教育,虽然有一定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同时,它又有着非常巨大的正外部效应,比如可以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促进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等,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公共医疗同样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在实现社会公平、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收益是不可分割的,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在教育医疗的资源配置中起主导性作用。同时,还必须看到,医疗和教育不单是公共产品,而且涉及到公民的教育权和健康权,维系着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而,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资源配置功能就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

遗憾的是,教育和医疗事业的特殊性,这些年并未得到我们的政府的重视,这导致我们这些年来教育改革、医疗服务体系改革基本走的是市场化道路。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带来诸多社会矛盾。以医疗改革为例,20年来医疗体制改革的市场化策略,导致医疗卫生事业丧失了其公共品的本质,甚至沦为赢利的工具,一再暴涨的医药费用让普通百姓承担了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和医疗市场化方式改革失败一样广受诟病的,还有市场化征兆明显、追逐经济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的教育事业。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的结果是过高的教育成本几乎完全由民众自掏腰包,收费节节攀升,上学难的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社会。把公共产品和准公共品的运作完全托付给市场机制,必然导致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败。

教育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失败,证明了以市场化方式配置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行不通。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和医疗的特殊性,真正并有效发挥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医疗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制度性的措施,强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对教育和医疗资源进行公正合理的配置,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三、政府摆脱不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定势的局限,按城乡分割的“双轨”制配置资源,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极不合理

在义务教育方面,本来,义务教育作为纯粹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免费提供,不应因地域或个人政治经济地位的高低而有所不同。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只负担城市义务教育经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农村、农民自己负担。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后,把原来由乡镇负担的农村义务教育投资责任收归为“县统筹”,但由于我国县级财政不平衡,60%左右的县级财政无力保证义务教育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进本还是农民自己负担。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在制度和管理上把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形成社会经济“城乡二元结构”分治格局。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忽视地区和城乡差别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公共政策优先满足甚至只体现城市人的利益。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格局虽然发生了明显变化,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已经有较大改善,但在现实社会决策中,“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思维定势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其关键性体制因素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导致城乡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上存在极大的差距。

在医疗资源配置上,据调查,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80%的卫生资源配置,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有20%的卫生资源配置,医疗卫生领域的高新技术、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5亿城市人口享受到的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投入是8亿农村人口的6倍,显示出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的投入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从医疗卫生投入来看,1998年政府投入的医疗卫生费用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基本解体,绝大多数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群体,在没有医保、医药费用迅猛增长、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为1:6的状况下,看病就医大大超过了农民承受能力。据卫生部基层卫生组织的有关资料显示,农村36%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65%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去住院,有不少农民一旦有病只能听天由命、自生自灭。

当然,政府在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配置中行为失当导致的种种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政府也正在着手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虽然这样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政府走出指导思想的误区,充分认识到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进行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加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在教育和医疗事业上再造辉煌,使人民群众的教育权和健康权切实得到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教育部财务司编.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4]范柏乃,来雄祥.“中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5,(4).

[5]杨东平.教育产业化争议辨析.南方周末.2004.10.13.

[6]徐印州.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财政支出问题的思考.财政研究.2004,(5).

[7]中国医改20年.南方周末.2005.08.04.

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医疗保险改革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情况

我国的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两部分。这项制度实施几十年来，对于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减轻职工的个人和家庭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①医疗费用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负担沉重、管理不善、缺乏有效的费用控制机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②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窄，服务的社会化程度低，部分职工的基本医疗需求得到满足与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并存，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不统一。由于原有的这套医疗保险制度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阻碍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国务院于1998年12月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8）44号〕（以下称《决定》），部署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工作，要求在1999年内全国基本建立新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决定》颁布以来，全国各省市以“低水平、广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为原则，加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省市基本上都根据实际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成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社保基办），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并由社保基金办负责审核并选定了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和定点药店，拟定出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及相应的管理办法等。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各地还普遍建立了大额医疗费用互助制度，以解决社会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之上的医疗费用。

二、确保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医改是一面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政府的责任，向中低收入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通过市场化推动外资和民营医院向高端发展，为有支付能力的高收入阶层提供高档服务。只有不断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才可充分体现其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政府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卫生服务市场的参与者，通过发挥宏观调控职能，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监督和调控有竞争的卫生服务市场，规划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约束医疗费的上涨，引导医疗市场走向有管理的市场化。

2.1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保险风险

基本医疗保险是整个医疗保险的基础，是职工应普遍享受的医疗保障，也是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制度，体现社会公平性的宗旨。只有全民参保才可使医疗费用在全民中分担，降低医疗保险风险。同时降低医保道德风险，提高医保抗风险的能力，使医保能够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2.2建立第三方购买制度，约束医疗费用的上涨

在现有医疗保障制度下，参保者在寻求医疗服务时，比如：大额门诊、门特等还必须缴纳全额医疗费，然后再向医保机构报销。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相当严重的后果，即这些参保者在就医时还相当于自费者。若有拒付，则由患者自己承担，医保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在于控制病人，而不是控制医院的行为。本来，民众缴纳保费给医保管理者，是希望他们成为自己的经纪人，代表自己同医院讨价还价。但是，现在的医保管理者成为民众的“婆婆”。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市场体制中，政府要想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完全有新的招数。就是让医疗保障管理者扮演好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的角色。把医疗服务中传统的医生-病患的双方关系，转变成为医生-病患-付费者的三角关系。当人们把医疗费用预付给医疗保障机构之后，医疗保障机构就可以以集体的力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上的具有强大谈判能力的购买者，从而有能力运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医疗服务机构的行为，约束医疗费用飞速上涨，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相匹配。

2.3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统筹规划医疗资源的配置，建立健全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医疗卫生费用主要来源于百姓个人，因而个人医疗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较大。百姓个人在医疗服务机构的选择上享有比较充分的自由，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医疗服务市场力量(也就是病人的流向)所主导，俗称“钱随着病人走”。市场力量主导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资源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集中、向城市集中，而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机构和城市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市场份额必定偏低，相应地其能力建设也必定遭遇困难。这对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的公平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驱使大多数病人涌向医院，尤其是级别高的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医疗体系运行的效率。

从政府投入的流向来看，政府卫生投入也越来越倾斜于大医院，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无看病。虽然政府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主要还是用于补助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的医院，尤其是高级医院。以社区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无论是乡镇卫生院还是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很少。这一点并不奇怪。在市场化力量主导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人满为患的医院有充分的理由向政府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助，以资助其改善设施，提高能力。行政级别高的医院，在行政体制内更具影响力。随着医院能力建设水平的提高，它们也就越具有竞争力，越能吸引更多的病人，也就越来越拥挤，从而也就越有理由要求政府进一步追加补助或投资。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建立健全社区医疗卫生体系，直接向社区居民提供基本的、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

2.4建全医疗保险的监督体系，抑制医疗市场中的违规行为

医疗资源市场化范文第5篇

近年来，不同资本在医疗行业中的出现，为医改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可是，不同资本加入医疗行业后，卫生事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仍相当突出，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依旧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国的医疗体制改革一时陷入困境。

资深人士指出，不管我国的医疗改革将来走向何方，“看病贵，看病难”、药价虚高、以药养医依然是行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国医疗系统存在的“痼疾”。

当前，造成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我国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居民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三重负担。二是医药费用上涨过快。近八年来，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沉重。三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在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56%靠患者自费，27%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7%。

既然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病因”找到了，那么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改革如何去进行？

社会上有人主张医疗改革市场化。他们认为，医疗行业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因此只要公平地向社会开放投资，就会吸引有实力的社会资本来参与竞争，这样就会使医疗资源更丰富，进一步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时，竞争也会削减原来的垄断利润，使医疗服务、医药价格下降。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当前医疗服务市场上出现的“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市场化，是与国情和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的。除了病人被宰、盘剥之外，另一个后果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会垮掉。因为医药费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根本负担不起。

还有人认为，医疗改革要向产权多元化方向发展，要把医院分为政府办医院、民办的非营利性医院与营利性医院。这样就能建立投资多元化、服务多样化、资源配置合理化、管理规范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和管理体制。

也有人认为，医疗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指产权，这是一种错觉。目前老百姓抱怨的焦点就是“看病难，看病贵”，如果体制从产权上改了，医院的收费就能控制住吗？事实证明，国内的非营利性医院和营利性医院的经营业绩差别不大，也就是说，所有权并不是一个关键问题。

那么，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体制改革，路在何方？医改虽已破题，但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仍让人困惑。

笔者认为，我国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在“十一五”期间应着力解决。医疗体制改革应避免陷入三大“困局”：第一是要避免医疗体制改革的过度市场化。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容易引发很多社会不和谐问题。第二是要避免医疗体制改革的简单民营化。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保障公平的机制，单是推进医院的民营化改革必然造成医患关系对立。第三是要避免医疗体制改革产权一刀切问题。产权多元化为主要诉求的医院体制改革并不能解决当前医疗领域的问题。在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