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中医学基本思维原理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1明确教学目的 着重培养学生利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诊疗疾病
一般非中医类专业的《中医学》教材几乎囊括了中医基础理论知识、诊断、中药、方剂等知识技能,而教学学时相对较少,在较短的时间内,要从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讲到中药方剂、针灸推拿,确实很困难,只有死记硬背下来以应付考试。根本谈不上理解和运用了。因此,有必要明确教学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教学要达到什么目标水平?结合教学大纲要求,在教学中着重讲解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医基础理论,始终贯穿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两个基本特点,教会学生利用中医学的思维方法,认识中医、理解中医、思考中医、运用中医,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中医自学能力。教材中其他内容可通过开选修课的形式讲授或开通精品课程网站供学生浏览自学。
2突出中医学教学特色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特色,而中医学作为我国传统的一门医学科学,经过历史的沉淀不断传承下来既有其特别的地方,也有其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在非中医类专业的中医学教学中,也应该不断地挖掘中医学的教学特色,让学生通过对这些特色的感知而不断地增强对中医学学习的兴趣,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在具体的教学中老师先可以将中医学的重要性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给学生,可以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也可以通过一些病例的方式来展现;其次,在向学生传授中医学的理论以及概念的时候,老师可以用整体观念以及一些跟中国人相通的辨证等方面的优势来对学生进行中医学知识的讲解,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中医的特别疗效等对学生进行展示,从而调动了学生对中医学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3兼容并蓄 融合中西医思维优势
中医特有“黑箱原理”思维方式,要求我们用不同于西医的思维方式去观察病人。要使西医学生思维方式由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变为中医宏观上的望、闻、问、切;由精确的数字,变为人体的表象;由缜密的逻辑推理,变为经验;由抽象变为形象;由内部结构变为外部现象。要使学生领悟到,在千百年的医疗实践中,中医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中医药的优势和特点已逐渐被现代医学所接纳,成为生命科学的巨大财富之一。未来生命科学的发展,会逐渐模糊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界限,会逐渐融合所有医学体系,摈弃各种医学体系固有的缺陷,形成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新医学模式。要培养学生用多元化的文化思想和海纳百川的思路,科学地看待两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医学模式。
4启发诱导 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
教师的职责好比领路人,不但要指出方向,而且要指出怎么走。既要教给学生知识,而且要教学生怎样去学。法国教育家斯多说:“对学生来说,知道论证的方法,比知道论证本身更为重要。”例如我们在讲授辨证中每个证型的舌苔、脉象时,首先回顾舌、脉诊中有关寒、热、气、血、阴、阳虚的特征,然后在具体的脏腑辨证中前部分由老师讲解,后半部分则请学生自己推断,这样,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由学生推出的结论,比死记硬背的内容更容易记忆。我们认为,课堂上所讲的内容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内容还要靠学生自己去阅读有关资料,把方法教给学生后,再把参考书的名称、文献资料的出处交代清楚,使他们少走弯路,尽快掌握知识,不断开拓视野。
5不断改进中医学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
有效教学方法的运用对于中医学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巨大的作用,所以在西医院校中对于中医学的教学应该要改进教学方法,运用多种教学手段使教学质量得到 提高。首先,对于教师来说应该改掉满堂灌的被动式的教学方式,而应该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互动,通过实践教学的引用以及一些病例教学的进行来让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有趣,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手段,通过视频的播放等增强教学中的直观性以及形象性,以此来让教学的效果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关键词:实验中医学;教学方法;探索;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1-0229-03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中医药人才知识结构以及综合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为适应这一要求,我院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教学实验的改革。在中医学各专业本科生和中医学专业科研方向七年制班中开设了实验中医学这门课程,为了适应改革的要求,我院将在全国开展教学实验的改革。在中医学各专业本科生和中医学专业科研方向七年制班中开设实验中医学课程,其目的是通过应用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技术手段研究中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和实验能力,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医现代化,发扬中医药优势,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和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贡献。
实验中医学,是一门基础学科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实验方法对中医理论、方法、处方、药物作用机制的研究。它是一种来自中医结合现代实验科学的发展的产物。现将笔者在实验中医学教学过程中的几点思考总结如下。
一、明确学习目的,强化科研意识
对于高年级的本科生和七年制学生而言,经过前两年的学习,已经掌握了比较坚实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但是对于如何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进行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尚存在疑虑。有些学生甚至认为现代的科学方法根本不适合研究传统的中医学,加之社会上“中医越古老越好”思潮的影响以及当前“中医废存”的争论,这些无疑都会动摇学生的专业思想,使很多学生对中医药学丧失了信息和兴趣。因此,在我们讲述这门课程之初,首先要明确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课堂学习、课程的讲座、主题思想、实验设计、实验技能和操作该系统,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知识和规则。中医药实验研究,使学生建立了正确的科学思想和观点,熟悉和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程序、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在中医现代化的认识成果和进展中,要加深学生对中医药学理论内涵的理解和体会,从而启发学生的科研思维,提高学生的科研意识、科研水平和动手能力。
轻视实验研究是导致传统中医学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实验研究的缺乏,导致传统中医学成为经验医学。中医药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要想成为国际化的医疗手段,就必须要与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相结合。只有被证明是科学的,才能是永恒的,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因此,我们的教学要引入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和方法来研究中医学,以端正学生的思想,强化其科研意识,培养学生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和技术阐释传统中医理论的思维。
二、突出教学难点,启迪科研思路
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的一些医学知识与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理念相混杂,中医药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概念、原理、规律具有抽象性、思辨性、模糊性和宏观整体性等特征。因此,一味地套用西医西药评价体系来对待中医中药的科学研究、临床疗效和研究成果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对于中医药研究也是不公正的。
现在的大学生一般是1990年以后出生的,他们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大,主要受西方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培养,习惯于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因此,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方法去阐释中医药学的理论可以说是我们教学的重点。课堂上老师应该结合中医本身的特色启发学生在不脱离中医特色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去设计和研究中医药学理论。如果脱离了中医特色,只会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某一味药物或者某种成分,或者针对某种疾病,测定几个相关的指标,那不是实验中医学所要研究的内容。这种研究方法又与现代医学对于药物和疾病的研究有何区别?我们实验中医学所要教授给学生的是如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释中医传统理论的思维和能力,而不是中医的全面西化,这也是教学的难点所在。
这里所讲的中医特色,笔者认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是以精气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为理论方法,以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学说、天人相应理论为依据;在临床研究方面,则是以辩证论治为核心的理、法、方、药体系为依据,进行多学科的实验研究。确实做到在坚持中医特色的基础上进行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如果脱离了中医特色,失去了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只凭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研究中医中药的方法是大错特错的。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医特色,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验设计,并运用中医基础理论解释和阐发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发展中医基础理论,深入揭示中医病证的本质,丰富中医药理论,促进中医药学的长足发展。
三、改革教学模式,培养创新思维
中医药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中医中药的理论都是基于临床实践的基础之上,从《黄帝内经》到《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问世,无一不体现出“中医药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源于丰富的临床实践活动”这样一个观点。因此,实践是中医药学源生之本,也是其得以发展和创新的坚实基础,离开了实践,中医药学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在中医药的教学工作中长期被忽视。在课程设计上,表现为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同理论课相比,实践课处于从属地位,甚至部分选修课由于课时有限,只讲理论部分,而取消了实践部分,同时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老师注重知识的传授,轻视能力的培养。尽管当前引入了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合作性学习等教学方法,但以课堂、课本、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理论学习与实践运用脱节,忽视科研思维和实际能力结合培养的方式下,毕业生高分低能,实践能力差,创新思维和能力弱,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阐释传统中医理论的能力低,社会适应能力差等问题严重。
为了适应社会对中医药人才需求模式的转变,我们对学生的培养模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高层次中医药人才(七年制硕士班),更要求中医特色科研思维和能力的培养。我们的课程改变了以往老师讲、学生按部就班做的教学方式,建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学的一切活动都以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出发点,引导学生积极探索,深入思索,自主实践,促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角和教学实践的主人。学生完成从选题、实验方案设计、实验准备直至实验结果获取的全过程,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得到从实验思路、实验技术、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的全面训练。鼓励学生成为教学活动和教学实践的主人公。学生独立完成选择、整个过程的实验设计、实验制备直到获得实验结果,以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获得实验的思路,分析能力的实验技术,得到综合训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生自主选择实验研究课题,独立设计实验研究方案。本课程一改教学内容由教师确定的做法,要求学生在大量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自行提出实验研究课题,自行设计实验研究方案,在选题和课题设计之后通过课堂交流和答辩,对课题的可行性以及将来的前景进行自我评述,再由学生们自己评选出一项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案作为本课的实验研究内容(上述工作进行之前,全体学生自愿组合成4~6个小组,每组3~4个人,教学活动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第二,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实验的准备工作。实验研究的准备工作对保证实验正常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学生在以往的实验课上都是按照实验指导的要求,在实验人员提前准备好一切物品的前提下,重现实验的内容,往往能够取得预期的结果,而对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却知之甚少。我们把实验准备当作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对学生科研思维培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为其以后的科研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学生独立完成实验操作。对现代科学的缺乏(包括现代医学)的认识和研究的基本技能训练的基本研究方法,动手能力差是中国大学生普遍的问题,要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操作训练方法,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多渠道地学习和掌握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在实验设计完成时,依据具体的实验内容,确定基本指标,广泛开展相关实验参数的检测方法,并进行分析和比较,结合实验室的条件和教学的预算,选定实验指标的测定方法。让学生了解实验测量的方法,可以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其次,认真做好预实验。预实验是在正式实验之前安排的一个步骤,用少量的实验动物来对学生的操作技能进行训练。教师引导学生从实验动物抓住,称重,编号,动物模型的制作,给药(腹腔注射、尾静脉注射和灌胃),实验动物处死,解剖,取血,取材,还有熟悉实验仪器的工作原理,以及正确的操作。各种实验试剂的配置以及存储等反复操练,督促学生熟练掌握,以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最后,注重对预实验结果的分析,强调中医特色。我们的课程中,尤其是实验课后,非常重视学生对预实验结果的分析,尤其是对那些不能出现理想结果的实验更是要求大家分析其中的原因,并在各个小组之间讨论交流,使得大家能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以后的正式实验提供有益的指导,促进正式实验的顺利进行。
四、优化考核手段,提高综合能力
考核手段是教师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主要方法。通过考核不仅能够对学生学习起到督促作用,同时也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本课程的成绩考核与其他大部分课程的考核不同,我们结合学生的理论考试、实验设计、实验技能、课堂表现,研究态度和贡献程度,实验报告的完成质量等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具体标准是:理论测试的成绩占总成绩的30%,实验技能为20%,实验设计为20%,课堂表现为10%,研究态度占10%,贡献程度占10%。其中研究态度和贡献程度是指在课程实施中的表现,包括学生实验准备的齐全程度,查阅相关文献的关联程度,选题的新颖性,实验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行性,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能力,处理实验中问题的能力等。量化考核标准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医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保持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建立现代中医学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中医药医疗卫生保健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现代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更好地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医学在科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层面有着一定的优势,而在技术层面的弱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几十年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医现代研究过程中,没有充分按照中医学理论观念去发展中医现代技术,使得目前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存在着要么几乎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要么脱离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等,没能有效地促进中医学术进步和中医诊疗的能力及水平的发展,导致中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这也是制约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1 技术在中医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发展上看,所有关于发展的理论都承认技术变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何评价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个十分复杂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技术是社会过程之一;它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或过程。社会由技术变革定形,反过来,技术变革又受社会影响。有人设想……(技术)只是在人不想控制它时才失去人的控制。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既由那些它决意优先应用和发展的技术来决定,也由那些它所创造的技术来确定”(萨洛蒙,1981年)。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与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事业;而技术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由此,技术包含了手段、方法、工具和应用规则几个方面。有人也将技术划分为软技术和硬技术。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在判断科学和技术进步时,往往以所运用的生产技术的物质手段为依据,即以硬技术为依据。换言之,就是以物质手段为依托的技术往往是判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对于具体学科而言,有的学科长期没有进展,其根本原因是技术上的创新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门学科、一个领域,抑或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大趋势下,注重在中医科学原理下,融合现代适用技术,发展中医现代技术,是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更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学技术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赖以实现社会职能的物质手段。医学技术具有常规技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它的研究、发明、应用与推广是医学科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标志。医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对医学发展和医疗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人们一般将医学技术硬件看成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医疗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在医学技术的价值导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现代医学也因此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层次上,从客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规律,寻求更为精确、便捷、有效的诊疗手段。从中医学历史发展上看,中医学的产生并不是从理论开始的,而是从原始的、朴素的、简单的治疗手段开始逐渐积累、总结、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通过不断实践和创造,历经数千年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医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与方法。从砭石到九针,从神农尝百草到丸散膏丹汤饮酒露的制剂技术,从推拿正骨手法到小夹板的应用,从三部九候到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都是时代的创造,都是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医学领域的领先技术。几千年来,直至18世纪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就是依靠这些技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医诊疗技术与方法,中医的理论观念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体现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中医学的优势是通过中医技术来体现,也将通过中医技术发扬光大。
2 影响中医技术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50年来,中医行业和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中医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特别是在脉象诊断技术、舌象诊断、经络诊疗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甚至有些技术的研发被列为国家的科技计划项目。经过近50年的努力,取得了20余项中医技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已注册专利的中医技术与仪器共100余项。但目前在中医临床所应用的诊疗技术几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研究开发的现代中医诊疗技术没有被行业认可并得到推广,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单纯成果或专利的状态而束之高阁;没有攻克一批对中医现代化发展带动性大、覆盖面广、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及其配套集成技术,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影响了中医优势和特色的发挥,影响中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影响了中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分析其历史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2.1 尊古尚古的传统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法古、崇古、尊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素养。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中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言必称岐黄,法必尊仲景;加之传统的“师承授受”教育模式,导致中医从业者在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基础上,更加崇拜和维护“恩师”的技艺水平,并以能达到恩师的境界水平为追求的目标。这种尚古思想和习惯本无可厚非,但正是这种极端尊重传统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创新和发展欲望的萌生,影响了技术的发展。
2.2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视技术的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技术的观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①中国古代“学”与“术”没有明确的分工是十分明显的。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②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是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理论或原理而发明的技术。而且,无论是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都是靠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换言之,技术(手艺)源于经验的积累,传授也靠口授和弟子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再积累。③自古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是轻视技术的,是“奇技巧”。因此,便使其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而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在这种环境下,中医的诊疗技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2.3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较强的实用性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特点看,虽然理论性不强,但偏重实用,而且大多技术具有以不变应万变、一专多能的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能够应对实际中的任何问题,不需要有新的替代技术产品。如起源于周代,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象征的筷子(箸),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但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可这种虽然简单、原始的筷子,直至今日仍然是能够胜任国人饮食所需的主要工具。
中医的诊疗技术也是这样,无论舌诊还是脉诊,无论针灸还是推拿,几乎亘古未变,仍然是中医医疗实践中的主要而且是有效手段。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这种较强的实用性和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医疗实践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2.4 软技术的特性限制了中医诊疗技术向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方向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技术区分为“获得术”和“制造术”两大类。获得术包括学习术、知识获得术、利润获得术以及斗争术和狩猎术;制造术包括农耕术、医疗术、建筑术以及生产工具和艺术品的制作术。近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到柏拉图的技术原点”来认识和发展技术,并依此将柏拉图的两类技术归结为硬技术和软技术。对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操作被归结为硬技术,而对于人类之行为和心理的操作被归结为软技术。软、硬技术如同计算机的软硬件:一方面,硬件配置相同的计算机由于软件配置不同而具有截然不同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效能的软件在硬件配置低的计算机上运行会受到很大限制的。
一般说来,硬技术是以“物质”为载体,而软技术是以“人的心理和人的行为”为载体。软技术作为技术属性,首先必须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工具、程序和规则体系,是以实践为目的,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其次,软技术的操作知识根植于人的内在的操作意识活动;其操作领域包括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及被心理活动(感性、情感、价值观等)所支配而体现出来的行为,因而“技术参数”是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参数;软技术提供服务的方式,除产品外,更多的是以服务、过程、规则、制度等无形的形式;各种软技术的内容、功能和特征,根据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根据内在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得以表现、塑造或改变。因此,软技术是围绕人的思维、思想、情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和组织的行为、人类社会进行创造和创新的智力技术。
在很大程度上,中医的技术是属于软技术范畴。首先,中医通过四诊获取人的健康状态的信息后进行辨证、立法、处方的过程,是通过感知和理性思辨认识疾病、确立治疗方案的过程。其次,从操作对象和思维方式看,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其基本的思维形式是区别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具象思维,即通过感官获得对事物的具体感知,是医生的主观感知病人的客观。数千年来,中医注重的是内在的、个体化的洞察力、感应技术和思辨技术。第三,从技术参数上看,基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将人看作是自然、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人的因素、社会因素、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等都是中医技术的重要参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自然也就成为中医诊疗实践中的重要原则了。
鉴于此,在几千年中医发展的历史中,历代医家更注重卓越的思辨能力和体验技术,并且这些能力和技术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中医临床实践的需要,因而就影响了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的发展。
3 结语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等教育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幕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如何使高等中医教育传承优秀的中医药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是中医教育学界长期以来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时现行中医药教育进行思考,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高等中医药教育50余年来进行了很多适应社会变革的改革,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学科群体和课程体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中医药院校在校生人数为80,637人,至2005年达到303,075人(《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办学规模翻了两番;多数中医药院校的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由原来的6一7个增加到20个左右。但是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高等中医药教育仅仅依赖单一的院校教育模式,并且根据临床实际要求,中医院校学生中西医两套理论都要学。基于中医和西医各自独立的理论和临床教学内容,培养的中医院校毕业生中医思维和中医实践能力不尽如人意,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术上也显得不足,部分学生甚至面临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尴尬局面。
1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
院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不完整、没有依据完整的中医学知识结构来完成教学任务,相关经典医学文献学习不够,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高等中医教育一直沿用基础课程、临床课程、毕业实习三段式培养模式。中医学人才成长缓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使得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中医技能不足,更缺乏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从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弱化,纯正中医后继乏人。作为中医院校,临床实践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扩招、培养目标不明,带教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临床实习基地西医化等因素,临床实践中中医比例过少,缺乏纯正的中医治疗,教师和学生都偏于西医知识的深化学习,或者西医诊疗操作的锻炼,忽视中医知识的讲解和运用,忽视锻炼学生的中医诊疗思维,长此以往,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渐渐弱化,中医临床基本功逐渐减弱,中医思维慢慢被西医的思维模式所取代,不能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使中医实习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临床中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中医科研创新能力的不足。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从目前高校的学生培养过程来看,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比较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度却显得不足。
中医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科研。目前的中医教育既要有中医的创新性,又要凸现出中医的理论与思维,从科研中领会中医理论的奥妙。然而,部分高等中医院校不注重锻炼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科研技能,许多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实验室技能十分差,中医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科研思维和方法,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不具备科研优势。
2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思考
如何使身处21世纪的高等中医教育和中医人才培养与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相得益彰,既传承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又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中医院校必须进行办学目标、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思考,还必须在培养模式,尤其是在临床教学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克服套用西医办学模式的负面影响,从中西医学发展规律的差异进行反思。
2.1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定位
高等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照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去办学。中医药不同于西医学的学科体系和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院校应该努力探索办学道路,开展试点,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当务之急是要深刻思索中医教育的主要任务,继承中医药传统思维和方式,以培养具有中医传统文化基础和具有在中医领域进一步深造和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为目标,跳出固有的中医教育体制,顺应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拓展思路,敢于开展并确立新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
2.2对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几点思考
(1)系统学习中医课程,早期建立中医知识架构
多年来,各界对于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争论一直未有定论,普遍认同的是要遵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学习中国传统文史哲和自然知识以形成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学习中医药的经典医著以确立中医药学的概念和体系;学习中医药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食疗等疗法。
对于西医知识的学习,各界也持有不同观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教授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中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可以再脱产学习。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培养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才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医院校普遍学习西医基础课程的现状下,培养中医药学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中医药知识结构,加强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考核,加大中医经典的学习深化,扩大中医传统文化必修课程的比例。当学生在学习初期接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熏陶,牢固地掌握了中医药理论基础的辨证论治体系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知识。中西思维的碰撞建立在基本理解中医内涵和确立中医整体观的基础上,那么,中医药学生也会更加客观深人地看待中西医诊断思维和治疗方法的区别。
(2)重视中医临床技能的早期培养
中医经典是中医药学独特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基石,但其内容比较抽象,主要依赖于人的理性思维去学习和体会。因此中医专业思想的根植,是一个临床实践与理论学习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医的院校教育应以中医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内容为重点,使学生能透彻地理解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医的临床技能的学习运用能力。
因此,应该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的同时,进行临床跟诊、见习,也就是在贯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见习的同步性。可采取多种形式,如通过临床典型病例中医讨论、临床见习、中医门诊跟诊,或者经典与临床的讲座等多种形式,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课程的同时,接触实际病例,在临床上培养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学习经典并及时深化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中,以医学知识基础为根基,加强医学生医学基础知识训练。为了巩固中医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学生人学的第二个学期起,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诊断学基础》五门课为主的“中医基础知识竞赛”,历年的考试成绩将作为进人临床实习的先决条件,极大地强化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并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提高实践课的比例,规定实践教学应占整门课程的30 %。实践学习时间的增加能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抽象深奥的基础理论知识。70%的理论学习时间基本保证了理论教学的学时数,也为提炼实践知识留下了足够时间。
(3)继承师承教育,发展院校教育
现今的中医药教育主要采用院校教育的形式,具有传播知识的信息量大,传授的知识标准、统一、规范,受教育的普及率高等特点。相对于院校教育,师承教育注重传统文化学习,中医基础知识较扎实,有利于继承教师独特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因此将中医药教育的师承教育和现代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更加有效地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在现有的中医教育体制中适当的方式是在学生的临床课和临床实习中实行导师制。这样,可以使医有专长的教师培养学有专长的学生。同时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师承教育,如普及性的师带徒和高层次的师承教育,既有利于继承老一辈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又有利于从业个体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内涵,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临床经验,增强人才队伍对中医的信心。
针对近年来中医院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师承教育的模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代带二代”、“跨学院、跨医院、跨地区”的模式进行师承,甚至可以试行优秀的中医药博、硕士研究生辅导本、专科中医药学生的方式,在实践中检验成果,不断的修正培养方法。
根据邓铁涛等巧位全国名老中医的倡议,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为试点,创新传统“师带徒”模式,发挥“集体带集体”的优势,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中青年骨干,由中青年骨干带徒学生,师生定时见面,进行生动的授业解惑,并且实行定期的不同的名老中医跟诊制度。该举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毕业后均受到了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中医药知识,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而且拥有开阔的思维,在掌握自己导师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其他老中医的医学思想。
(4)中医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中医药的基础是继承,但是创新才能促进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中医院校也应担负起培养中医药科研人才的重任。中医药学生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了解统计学、系统论等理论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学,以便于能够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中医,同时要避免一律以西医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方法进行中医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