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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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内涵范文第1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出现了“传统文化热”的现象，我国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各界人士都致力于研究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量的著作、论文来立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甚为热门。不过我认为要想研究好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该明确究竟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通过对一些专家学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探究我是收益匪浅，富有启发性。在此，我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概念中的“中国”这两个字眼来看，“中国”指的是我们民族文化形成的摇篮。在古代，中国与“中华”、“中夏”、“中土”、“中州”含义相同，最开始是指天下之中央，后逐渐延伸为统治所及的区域。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是在华夏这片土地上以各个民族为主体所创造的文化的总和，这其中包括两点：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指中国汉族的文化，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汉族文化是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尽管在当时看来不论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还是中国汉族文化都分别视彼此为异质文化，但他们在冲撞中不断的交融与同化，共同成为了今天中国的传统文化。如战国时赵武陵王效法“胡服骑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汉族文化自始至终都居于主流文化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受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仍然保留并继承着本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味的吸收、同化。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忽略它。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指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还包括像佛教文化这样的异质文化等，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有涉及。
其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这两个字眼来看，所谓“传统”，如果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诠释，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制度规范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是那些在中国世代相传，至今仍有影响的文化，必须是因其有价值，具有生命力而得以保存下来的文化，并不是在历史上出现过所有的文化都称之为传统文化。春秋时期，文化、思想发展的是虎气腾腾，出现了诸子百家学说，可流传下来的，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又剩下哪几家了呢？可见那些在古籍中记载，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意义的文化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历史学的角度诠释，“传统”是指在历史的基础上稳定起来，又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但他并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毫无改变的保存着并传给子孙后代，而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东西。传统是需要在稳定中延续的，不过没有发展与变迁就谈不上传统了。不论在哪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都能够吸收当时文化之精华，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就如袁行霈老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潭死水，它宛若滚滚不尽的江河，不断吸纳支流，或直或曲，或急或缓，或涨或落，变动不居，只有不断以新的形态代替旧的形态，才能永葆青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典型的例证。在两汉之际，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时期的排斥、磨合、同化，最后在中国扎下根，为广大中国人所普遍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传统”与“现代”是相对应的。不过有一些人还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化衔接起来，总认为现代化与传统是不相干的，互不干涉甚好。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极为不正确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的骄傲，砍掉了一个民族的根，还如何枝繁叶茂？中国传统文化就像牛顿所说的“巨人的肩膀”，我们要想看的更远，做的更好就必须站在这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肆意的践踏巨人的肩膀。虽然我们的传统文化存在着一些糟粕，比如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家长制，不重视时间和效率问题等；但同时传统文化中也有精华，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整理，使之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益资源。就如《甲申文化宣言》中提到：“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是放射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所以我们决不能做到像民间流传的那句话“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况且任何文化的发展都不是一个消灭一个，一个取代一个的关系，必须是新的文化注入，过时的文化淘汰，有一个扬弃的过程，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其关键所在就是要自觉的主动的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我们要继续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不断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调整和摒弃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使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新动力，从而建设起适合社会发展的新文化。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体现在广大人民的言、行、思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观赏名胜古迹，朗诵诗词歌赋，欣赏琴棋书画……关于这一点不论我们喜不喜欢，承不承认都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始终以自己的言语，行动和思维直接或间接的显示出这个传统或优或劣的特色，包括人民的衣食住行，人际关系，价值观等。譬如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以对方的职务作为称呼，像刘局长，李处长，孙主任，用这些称呼来明确身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等级思想。还有平时我们讲“非礼勿言”、“祸从口出”，这是与中国传统的专制思想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再说近一点的2003年非典时期，2008年的抗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大地震，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共度难关，这体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然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在制约、影响着当今的中国人。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中国华夏民族的这片土地上以各个民族为主体创造的，中国人世代传承的，至今仍有影响的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形态且不断发展延续的文化；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体现在广大人民的言语、行动、思维中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叶圣陶研究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2】田广林.《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传统文化内涵范文第2篇
关键词：动漫 传统文化 民间艺术
一、从意识形态中注重汲取民族传统文化中题材
作为一门新型的综合艺术，动漫创作离不开现代数码技术、画技等这些基本技术手段的支撑，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运作也是直接影响动漫创作的外在因素。但是，作为一门以文化为本位的艺术形式，动漫课程的开设更应该注重它的思想内涵的展现，因为，一部动漫作品，要想吸引观众的眼球，要想得到受众者的认可和接受，从而达到艺术、经济双赢的目的。在充分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给动漫创作者注入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其作品具有血肉丰满，鲜活灵动，才能使观众在获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视觉审美享受的同时，又能得到心灵的净化和思想上的陶冶，也只有这样的动漫作品才能充分体现出它的社会教化功能。要体现出动漫的文化品质，提升其艺术品位，动漫教育，在创作题材方面，首先应该立足关注的是动漫的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只有融传统民族文化于其中，才能获得到有自己的观众群的经久不衰的作品。纵观国外动漫创作，凡成功者，其艺术行为无不携带它所从属的民族文化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又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艺术营养，来丰富自己的创作的。
以美国迪斯尼电影公司为例，它所推出的《阿拉丁的神灯》、《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等一部部杰作，之所以成为老少咸宜的流行文化精品，就是因为注重了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取材，将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移植到动漫中来，契合了观众的文化心理需求的。不仅如此，迪斯尼公司还十分重视吸收外民族文化艺术营养，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1998年6月，美国人把家喻户晓的可歌可泣的《木兰诗》这一传流千年的、中国古代传奇故事，蜕变为具备现代要素的流行文化，向世界展示他们意识里的古老中国文明，推出动画片《花木兰》。该动画片一经上映，便成为迪斯尼公司以往5年所制作的电影中“口碑最佳”的一部，得以风靡美国乃至世界。《花木兰》的轰动效应使更多的美国文化工作者意识到从世界文明古国的传奇故事中寻获创作的灵感、素材是大有裨益的。但是，我们的动漫教育在创作意识上，对这些传统的文化继承和弘扬还远没有注意到或很不够，面对迪斯尼公司这一动漫创作的成功，联系我们在这方面的缺失，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应该好好地进行一下清理了。
作为东方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教育理念中应深深关注，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动漫创作题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儒、道家文化所倡导的做人、处事和立国的价值观、道德观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长期以来，那种集“仁”与“信”、“智”与“直”于一身，内在涵养与外在方式和谐统一的中庸之道，以一种清醒自制、静观自身、含而不露、压抑内敛的表现方式，早已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为人立本的最高境界。由此演绎出的无数个忠义节孝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了各种地方戏舞台的主要题材，经多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这些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传说，如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就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另外，中国古代神话中也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动漫创作素材，《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故事，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中孙悟空战天斗地、降妖伏魔的故事等等。以及数不尽的缠绵悱恻、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如《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阿诗玛》等，这一个个感人肺腑、流传悠久的故事，都能借助于民族语言构思方式及丰富的艺术想象，把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与现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后，搬上动漫的银幕，从而塑造出顺势时代价值取向的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因此，动漫题材创作教育方面、要注意捕捉善于从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并凭借文化传播与精神互渗发散的规律，培养出一批具有民族内涵、渗透、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优秀动漫创作者。
二、数码技法的教学(适时)借鉴民间艺术中的创作技法
动漫只有把众多的人物、故事转化成一幅幅优美的声画影像才称上品。动漫艺术实质是文化过程的产物，有生命力的动漫应该蕴含着民族、传统的文化情感。在中国漫长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各种民间艺术争奇斗艳。这其中就有许多动漫创作可以借鉴的精华。动漫包含着绘画艺术，中国画的技艺许多精华值得我们借鉴。如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是以墨、线为基础，在“似与不似”，“形神兼备”中追逐笔墨的效果的完美。因此、绘画的线条具有一定的独立的美学价值。用笔气势、手法力度，粗、细、直变化有度，刚柔相济，笔墨的运用组合成的表面效果，从直觉感受到深奥的内在精神。达到气韵生动的完美境界。在动漫技法教学要不以物象的模仿为目的，而以创造表现为目的，用智力和文化，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来处理画面，抓住事物表象下面的真实。不拘泥传统的绘画方式，大胆采用几何学、直尺、橡皮、涂改液、网格纸等，绘出人们梦与想象，作品以一种超现实的、不受空间、时间束缚，自由自在的心境中展现。
在欣赏动漫图画时，可以引起许多有趣的故事联想。各种民族间艺术的性质不同，终究是让人们产生美感和联想。中国民间艺术在表现美的手法上，多用颜色、线纹、阴影诸成份和谐配合所现出的意象。如民间的剪纸艺术，在构图方式上：抓住物象的主要部分，舍去次要部分，采用托物寄情的寓意手法；民间的年画制作，采用夸张的人物形象、艳丽夺目的色彩基调。这些艺术注重联想产生的美。动漫是读文看画，有些内容情节可以唤起美感的联想，所以题材选得好，再装上堂皇典丽的画面，就能创造出打动观众的艺术作品。凡是艺术创造都是平常材料的不平常综合，创造的想象就是这种综合作用所必须的心灵活动。在这方面有实例，如曾经在动画美术片《人参娃娃》等中所采用的民间艺术法——皮影造型与动作技巧。给以形式上的适当的创新。首先、在形象上，采用模仿想象中所见到的动作姿态，同一事物即现出千万种形象。其次，皮影戏的影人装束用的是，什么人要着什么装。皮影人物的服装身条，除少数特定人物是专用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通用的。只要在身条上换一个相应身份的头饰，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物。发型、头饰、巾帽，是按人物的行当身份来设计的，其脸谱与服饰造型生动而形象，夸张而幽默。或纯朴而粗犷，或细腻而浪漫。画上彩后、栩栩如生、颇为传神。皮影造型古朴典雅，民族气味浓厚。集画、文、色、动感、于一体的艺术。动漫要走产业化的道路，这势必要对产品加工、人工效率进行必要的核算。我们借助于计算机数据库和数码技术把各式各样基本的人物、服装、脸谱适当地加以编辑、储存，以备在不同的创作中使用，以大幅提高产品的创作效率。
三、教育理念中观注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融合
在动画片当中，音乐揭示人物内心的奥秘、加强艺术结构的连贯性、节奏感和完整性，为塑造音画结合的艺术形象服务。一部好的动画，不但要有深刻的内涵，精湛的画面制作，其主题歌和配乐也必须切中时代脉搏，让观众在动画配乐中倾听时代感。
传统文化内涵范文第3篇
传统文化学生管理内涵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生的教育管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经验管理的模式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迫切需要夯实高校学生管理的内涵以应对复杂的形势，而传统文化是它的重要来源。大学生的管理不是冰冷地发号施令，也不是简单传达上级文件，而是在“以人为本、以礼待人、以德服人”的道德感召下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认同。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仅充实了学生管理的社会资本，丰富了管理手段，优化了管理流程，而且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关怀，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在于它的价值体系对解决社会纷争做出的贡献。曾子在《大学》中提出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体奋斗的目标，它的核心便是“修己安人”。“修己”是人生事业的出发点，“安人”是奋斗目标，它把个体作为社会中承担某一责任的要素，然后向前衍进，由个人推向社会，注重社会关系的调和，营造出和谐的社会氛围；再推向国家，把道德与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文化的衍进过程即是整个社会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民族的优秀品德得以培养的过程，以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夯实高校学生管理的内涵有多种途径。
一、“以人为本”，对学生的理解与尊重才能达到有效沟通
“以人为本”被看作是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和维系社会群体秩序的精神寄托，也是提升高校学生管理专业化水平的基本理念。儒家提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思想；老子说“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他认为社会管理的首要问题，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满足个体的需要。学生工作者要实现有效的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了解大多数学生的各种需要，同时通过协调教育资源，对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激励，才能实现高校传授知识、创造知识、社会服务的职能，也才能实现高校师生员工的个体价值。
相互理解是相互尊重的前提，在理解基础上的尊重才会发自内心，二者的融合营造了温馨的氛围。学生管理工作中应当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走访、谈话等方式引导学生尊重老师，激发学生共鸣，建立相互信任和有效沟通，构筑起学生管理内涵式发展的信息通道。
平等开放是创造轻松氛围的基础。学生工作中应该注意创造平等开放的轻松氛围，例如通过年级、专业大会，宣传国家、学校教育政策和表彰先进个人以营造积极向上、开放的气氛；同时，亲密顺畅的沟通更能对校园文化起到作用。和谐校园不是建立在规章制度之上，而是建立在信任、关心与共同努力的人文环境中。
二、遵守规律，循序渐进，“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中有“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提出了自然无为的管理思想。“自然”是说世间万物都遵循着客观规律而发展变化，人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干预它的发展和变化，不强作妄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为”是对社会政治制度、人的生产活动而言的，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刍狗。”这表明管理者行无为之政，不肆意放纵自己的意念和欲望，扰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是消除人为灾难和社会动荡的基本办法。
“无为而无不为”之道，在高校学生工作中是一门高超的管理艺术。我们在学生管理中不是事无巨细，什么事情都管，而是抓大放小、循序渐进，逐渐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任，让广大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达到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境界。
三、坚持中得人和，百事不废的“和谐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和谐统一的精神，追求有矛盾和较大差异的双方共处于一个整体中，达到和谐而又充满生机的境界。《周易》中有“孤阴不立，独阳不长”的论述；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则进一步认为“中得人和，百事不废”。他们都注重思考人、事、物相互之间的联系，认为所有事物的发展和衍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从学生工作的组织原则看，重点在于使学工部门形成一个层次有序、功能协调的系统，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吸引、相互学习的平衡。和谐精神表现为“刚柔相济”，其思想精髓对丰富学生管理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必须坚持“相济为和”。和谐精神重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济”状态。竞争优势理论认为，高校竞争的优势并不是来源于高校所拥有的优势资源，而是在于对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创造的价值，即所谓的“相济”状态，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学生工作追求和谐精神的重要性。
其次，“以和为贵”也体现了和谐精神的要义。春秋末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以“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谐精神的内涵。他特别强调管理者在处理工作时“以和为贵”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动态平衡，使统治者内部以及与人民大众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关系。孔子也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强调以礼为标准，“贵和息争”的处事方法。
第三，将“和而不同”作为“以和为贵”的动态补充。如果“以和为贵”讲的是学生工作中的统一性，“和而不同”则是指师生之间差异性。孔子的论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明了“和”是异质而同构，多元之间的统一。具体到学生工作中，即每个学生都是有区别的，又是互补的，学生之间相互促进，构筑为一个积极的学习型组织。同时，学生工作者要有很强的事业心与敬业精神，关心学生，为各要素之间的沟通创造条件，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对集体精神的强化，从而增强学生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但有利于修身养性，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有利于维护校园文化的繁荣。以现代管理的思维审视优秀的传统文化，可见其提倡的“以人为本”、“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其实是一种连接传统的价值规范、根植于现实的制度和规则的办学理念。它强调夯实学生管理的内涵以促进优秀校园文化的建立，从而巩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我们要尊重传统文化，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倡导传统文化的优秀理念，将新时期高校学生工作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礼记·大学.
［2］尚书·五子之歌.
［3］孟子·尽心下.
［4］《老子》第三十六章.
传统文化内涵范文第4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传统音乐;审美;内涵
［中图分类号］G125［文章编号］1002－3054(2016)02－0001－07［文献标识码］A［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60201
一、中国传统音乐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误区
探讨中国传统音乐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仅就汉民族的传统音乐而论，一般包括民族器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民歌、民间舞蹈音乐五大类。本文主要研究民族器乐。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中国传统音乐在孔子学院、汉语课堂和各种文化活动中颇受青睐。这是由于传统音乐作为文化传播载体，既能体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语言障碍，获得更直接的传播效果，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不至于因价值观问题遭到排斥。笔者在十多年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实践以及对音乐工作者、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调研中发现，虽然音乐无国界，但要让文化背景迥异的西方听众深刻理解中国传统音乐之美及其内涵却也并非易事。笔者在国外曾多次举办关于中国音乐文化的展演活动及讲座，如在澳大利亚为各国驻澳使团介绍中国音乐，组建国乐团进行演出，组织中国音乐学院紫禁城乐团在澳大利亚各大学的演出、交流活动，在“国际音乐节”“多元文化节”等多项文化活动中介绍、演奏中国音乐等。回国后，笔者也曾用中英文给来自世界各国的五十多个代表团做过关于中国音乐的讲座和表演，积累了大量的中国传统音乐跨文化传播经验。笔者发现，大多数听众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价值评价很高，但也有一些西方听众认为，中国音乐具有“节奏、旋律不明，规则不定”“旋律单一缺少变化”“声音低微、震撼力不足”“乐器物理性差，合奏时嘈杂不共振”等特点，觉得其成就不如西方音乐。至于中国音乐蕴含的文化内涵，更少有听众能心领神会。出现这样的理解误区，是由于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传统音乐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体系，二者之间在哲学内涵、审美观念、表现形式、主题内容、表演方式、乐器特点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跨文化传播本身是一个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国传统音乐的编码系统并不为一般西方听众所熟悉。西方受众在对中国音乐作品进行解读时，总是带着本我文化视角和美学积淀去感知、理解、评论、解码“他者”音乐作品，由此极易产生误解。若想将中国音乐独特的审美意蕴和精神内涵传播出去，传播者在选择曲目进行讲解、演奏(或播放)时，必须注意两种文化编码体系的沟通，在了解中国音乐的同时，深入研究受众的美学思想、音乐理念及对中国音乐的理解误区，在比较两种音乐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传播。
二、传统音乐节奏、旋律之美感及其内涵的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解误区是由于听觉上的强烈落差、审美上的不同标准以及对异质文化内涵的不理解造成的。第一次听中国传统音乐时，有些西方听众觉得“节奏、旋律不明显，过于自由，缺少规则”，还有些西方听众觉得“旋律过于平稳，缺少起伏变化”，对中国音乐节奏、旋律方面的美感提出质疑，认为不如西方音乐听起来那么悦耳。针对这些理解误区，传播者在介绍旋律不太明显或过于平稳的乐曲时，必须说清楚中国传统音乐所具有的特点。1．“心理”和谐彰显终极追求不同于西方音乐强调的听觉“形式”和谐，中国音乐所要表达的美感是一种更加注重精神内容的“心理”和谐。这是由两种音乐蕴涵的不同哲学理念所决定的。西方传统音乐受西方哲学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影响，重视几何、数理、逻辑，认为音乐之美来自于音乐“数”的和谐(例如复调、记谱、曲式等)，音乐表现呈现出一种数列化、几何化的趋势。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就通过对审美听觉上的音乐谐和感与数量关系的研究，提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使杂乱变成有序，使不协调变成协调。［1］(P14)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通过声学、物理、实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西方传统音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乐音数理逻辑体系，该体系重视数列化，节奏明晰(如二分、四分、八分、十六分音符的划分，强弱拍等)。例如巴赫创作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和莫扎特创作的《土耳其进行曲》，即使是第一次听的人，也可以立即记住它们的节奏。西方传统音乐几乎完全不用散板，强弱拍的交替极有规则，并且不断重复更替，从而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也是西方思维重视规则的体现。这种对数列、规则的强调，使得西方音乐很早就将音乐的手段由具体表现自然界中的音响抽象上升为纯粹、完备、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正因为如此，西方传统音乐中才会出现大量单纯表现某种乐器旋律、节奏形式，强调听觉美感而无需内容的乐曲(如“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与西方认为音乐之美来自于“数”的和谐(即外在的听觉和谐)不同，中国传统音乐虽然也强调和谐，但受中国哲学影响，重感性的中国思维方式强调心灵的感悟而非科学的分析，主要从心理而非数理方面获得美感。中国人认为音乐之美来自于“心理”和谐，即儒家强调的音乐与道德、人情之和谐(美与善的统一);来自于道家提倡的心灵与自然之和谐，而非单纯的节奏、旋律上“数”的和谐。简言之，中国音乐的和谐不在“声”与“声”之间，而在“情”与“声”之间。所以中国传统音乐更重主题内容而非表现形式，不以给听众官能上的为目的，几乎没有单纯表现某种乐器形式美的乐曲，且同一乐曲可由不同乐器演奏，如《梅花三弄》有笛曲、琴曲、筝曲、箫曲等。音乐的美不是靠旋律，而是靠音乐创造的意境、表达的情怀来表现，核心内容是“自然”和“情感”，即道儒之“心理”和谐。以古琴音乐为例，就文化内涵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乐器能在体现中国文化内涵上与古琴相比。唐代司马承祯曾说“琴之为器也，德在其中”(《素琴传》)。［2］(P5687)古琴音乐不追求华丽的声音效果，而追求“止于邪”“正人心”的道德责任，听之最容易让人体会“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中正平和、温柔敦厚、无过无不及的儒家思想。古琴含蓄、内敛、迂回、曲折的演奏方式，其中寄寓的文人隐士恬淡清高、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也是儒道思想的体现。琴曲中的典故，《高山流水》的知音情谊，《渔樵问答》的淡泊出世，《潇湘水云》的家国情怀，《鸥鹭忘机》的天人合一，更是儒道文化的集中反映。关于道家和儒家所强调的“自然”和“情感”，在跨文化传播时，只需将流传较广的传统曲目名字列出，几乎所有国家的听众都能立刻体会到中国传统乐曲多以自然为主题，表现天人、物我合一(如《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梅花三弄》《寒鸦戏水》等);或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主题，强调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如《高山流水》《渔樵问答》《阳关三叠》《忆故人》等)。这与西方音乐有很大差异:西方音乐作品中不乏宏大叙事的英雄主题(如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不乏二元对立的冲突主题(如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不乏表现单纯形式美的乐曲，而中国音乐就如同中国的诗歌和绘画作品一样，总是与自然和情感相关。2．“弹性”节奏体现儒道精神对于西方听众认为中国传统音乐“节奏、旋律过于自由，缺少规则”，跨文化传播者必须阐明这恰恰是儒道精神的体现。西方传统音乐除强调上文所说的“形式”和谐外，还倾向于一种向外的、对上帝力量的体验以及由宗教性带来的庄严肃穆的神圣感，因而注重演奏时的规范、整齐，自由度比较小。中国文人音乐却有很强的自娱性，演奏时倾向于一种向内的自我修习，即儒家的修身养性，同时强调道家“主体与天地自然自由合一”的体验:“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3］(P15－16)所以中国传统音乐在演奏时享有更大的自由度，一首乐曲虽有一定的音阶、节奏形式，有强弱拍安排，但这一形式不是固定死板的，常常会加入其他的变化性节奏;在节拍方面也不像西方音乐那样结构匀称平衡、严格规范，重视强弱循环、时值长短，而是拥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很多乐曲都有自由节拍、散板部分，可以随着音乐表现的需要由演奏者自主决定。这样的自由性对器乐表演技法的影响很大，演奏者可以灵活自由地进行变音、加装饰音、变节奏等丰富的艺术处理，也使每位演奏家甚至每一次演奏都充满了偶然性与创造性。所以同一首曲子，有时会有几十甚至上百种演绎版本。比如琴曲《平沙落雁》就有管平湖、张子谦等不同演奏家的几十种版本。相较于西方音乐尊重原作者、突出作曲家的专曲专用方式，中国音乐更加突出表演艺术家，听众欣赏的是不同的演绎，即一曲多用。西方听众听惯了西方音乐“刚性”节奏的耳朵，第一次听中国音乐时，难免产生节奏过于“弹性”的印象。所以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对于不太了解中国文化且音乐素养不够好的听众，《酒狂》这种旋律和节奏较为明显、有规则的曲目更易被接受。还有许多国际汉语教师喜欢选择颇受欢迎的中国民歌《茉莉花》作为中国音乐的代表。《茉莉花》自18世纪末起在欧洲广泛传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流畅的旋律和有规律的重复再现结构使欧洲人感到亲切悦耳。但是传播者也有责任让听众认识到，大多数中国音乐演奏过程中的自由、“弹性”、即兴性，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也是中国哲学重直觉、灵感、灵活、变易的反映，即演奏者情绪与场地、听众在此时此地的交融。［4］3．线性旋律折射“平和”内涵对于西方听众认为中国传统音乐“旋律过于平稳，缺少起伏变化”，传播者需阐明两点。一是中国音乐的声部结构(又称“织体”)与西方音乐不同。［5］西方传统音乐的声部结构以主调音乐体系为主，其他声部通过衬托、突出、强化、渲染来丰满主旋律的音响效果，即“和声”。西方主要音乐形式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歌剧序曲等，都注重主调旋律与其他声部的和声关系，其音乐织体因多声部重叠而表现为纵横交错的立体状织体思维和复调、和声的曲式结构。在音乐进行中，各个声部的旋律既在横向的维度上推进，也在纵向维度上以多种形式组合、堆砌，从而使西方音乐表现出一种立体感。与之相比，中国绝大部分传统乐曲是单声部曲，很少有主调、副调、和声分部的问题，其音乐织体与旋律是重合的，是一种单纯的横线性织体，音乐的进行便是单一旋律横向地延伸展开、回环重叠。在音调和旋律上，一般没有太大的高低、强弱、快慢的对比和反差，乐曲始终保持一种调式，是一种平稳、清新的吟诵式风格，如《平湖秋月》《阳关三叠》。传播者在介绍中国传统乐曲时，需引导西方听众从单纯的音色、线性的旋律中体会那种清晰的线条感。二是这种平稳的旋律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特征，即稳重、平和、谐调、统一，与强调冲突、对比的西方文化特征迥异。反映在音律构成方面，则是无半音的五声体系(宫、商、角、徵、羽)组成的平和曲调。相较于欧洲七声体系(1234567)的复杂、丰富，五声体系旋律比较简洁;相较于日本五声体系(13467)的凄婉哀怨，中国的五声体系(12356)由于不常用“4”和“7”而显得较为明朗、愉悦、雅正、平和。每当笔者弹奏完乐曲后询问各国听众对中国音乐的感受时，他们的回答大多是“relaxing”“peaceful”“gentle”。“平和”的确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最显著特征。深受传统文化精神约束和规范的中国传统音乐，不可能像西方音乐那样受酒神精神影响，追求沉醉其中的听觉，而是强调“乐而不，哀而不伤”，具有内敛含蓄的特质。儒家音乐的艺术境界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这里的“和”有两层涵义:一是和谐、谐调，二是平和。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春秋吴国季札认为音乐应该“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之“季札观乐”);齐国晏婴主张乐曲“清浊、大小、短长、急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晏子春秋•外篇上》);嵇康认为可以移风易俗的雅乐(正声)与声的关键区别在于雅乐中存在着一种“平和”的精神，声音应“平和而无哀乐”(嵇康《声无哀乐论》)。［6］(P196)古曲中流传较广的《高山流水》《平沙落雁》《鸥鹭忘机》等，都具有平和、恬淡的特点。中国传统音乐这种“平和”的特点是由儒家礼乐文化“礼”与“乐”统一、“仁”与“乐”合一决定的。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就是首先通过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乐曲来陶冶、调和国民的性情。“乐者，乐也”，音乐使人血气平和，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从而进一步达到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安定。所谓“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最终达到人与大自然和谐的最高境界，也即“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这是儒家文化对艺术的基本要求:美与善统一，通过“乐”的形式使人们受到感化，维持秩序(“乐教”)。音乐之所以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是因为儒家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儒家文化以音乐为精神安息之地，将“乐”视为人格完成的境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强调人格向音乐的沉浸、融合———“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礼记•乐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白虎通•礼乐》)。有人认为这种包含了政教态度的礼乐是对音乐的制约，因其强调“禁”字，禁情、禁声、禁欲、禁变，以德制情，以度限声，以道制欲，重德轻艺。［7］(P61)但是在道德滑坡、物欲横流、社会浮躁、戾气遍地的今天，这样一种可以提升人格素养的“美善”音乐更具有传播价值。德国伯乐高级文理中学高级教师维安雅女士在听完笔者的讲座和现场古筝、古琴演奏后说，希望能把中国传统音乐引入德国中学课堂，因为她听到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如此平和，看到演奏者面部表情如此柔和、安宁，由此推断中国传统艺术可以熏陶和锤炼人的性情，而这种柔和、宁静正是德国人应该学习的。英国著名汉学家闵福德先生也认为中国当代生活节奏太快，人心过于浮躁，让他感受不到中华文化之美及其价值，所以像中国古典音乐这般恬淡、平和的艺术更值得传播，因为它能让心灵安宁、沉静，更接近中华文化“和”的精神。
三、传统音乐乐器特点及表演方式的跨文化传播
初次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时，有些西方听众觉得中国乐器声音过于低微，震撼力不足。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的某些古典音乐是非常优美的，可是他们的古典音乐，弹奏的声音是这样的微弱，以至只有一个人才能欣赏它”(《THEPROBLEMOFCHINA》)。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古琴音乐中。相对而言，喜欢古筝、琵琶、二胡音乐的听众更多。传播者在介绍中国乐器尤其是声音低柔的古琴、洞箫等乐器时，必须让外国听众了解到，这种低微、轻柔的音色，恰恰是道家所追求的“至虚极，守静笃”“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境界:“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庄子•天地》)。这种对“无声之乐”的强调也和儒家美学思想一致:“乐由中出，故静”，“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礼记•乐记》)。因此在欣赏中国传统音乐时，传播者需引导听众了解中国乐器演奏出来的乐曲在深度、力度、音效、虚实、韵味等方面都有别于西方音乐:从触及灵魂、直指人心的深邃而非主题的深刻来欣赏其深度;体会清、微、淡、远而非激昂、厚实、立体、震撼的音效力度;体会低微的音声，甚至无声之处的留白，并从“计白当黑”中体会虚实结合的美，而非实实在在的音符带来的;重视“韵外之致、弦外之音”而非演奏技巧的高超、旋律的动听。如介绍琴曲《忆故人》《鸥鹭忘机》时，重视乐曲首尾部分泛音带来的想象空间及其所创造的“虚”“远”、空灵、飘逸，在中间部分的“吟”“猱”“绰”“注”的虚音中体会对“无声之乐”空白的强调，体会柔静、淡雅的中国式“幽美”，而非阳刚、崇高的西方式“壮美”。在这一点上，许多了解中国音乐的西方听众都有深切体会。瑞典著名汉学家林西莉女士着迷于古琴深邃、低沉的音色，认为它发出来的音能让人类与大自然沟通，触及人的灵魂深处。她在琴曲低缓悠扬而又沉静旷远的音声之中，常常会沉醉其中，物我两忘，体会到一种超凡脱俗、荡心涤虑的境界。［8］(P38、43－56)法国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也认为，东方音乐之美能够触及人的灵魂。在澳大利亚，当笔者在不同场合介绍完中国音乐特点并选择恰当曲目演奏后，许多听众也能体会到中国乐器特有的清和淡雅、安静悠远、低回婉转，并进入一种超乎音响之上的“无声之乐”的意境，体验到“希声”的境界。“澳中友好协会”的一位长者在听笔者弹奏古琴曲《忆故人》时潸然泪下，说自己虽然不懂汉语，也是第一次听古琴音乐，但明显感受到了那种思念之情。由于中国乐器具有这种内敛含蓄、超越感官、直达心灵、节奏自由的特性，单人单乐器独奏遂成为传统演奏形式，这也恰是中国音乐个性的体现，演奏者不必顾虑与乐队合拍。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的是群体性与社会和谐，那么传统乐器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琴人自我安顿、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能使演奏者的心灵与宇宙融为一体，超凡脱俗，荡涤杂虑，去除躁动，回归祥和，达到心灵的平衡。从传播时的表演形式来说，中国乐器一般更适合独奏或两三件乐器合奏(如“琴箫合奏”)，场面不大，烘托出意境，让欣赏者细细品味。当然中国民间乐曲也有许多合奏形式，如江南丝竹、西安鼓乐、潮州音乐等，但最能体现中国音乐之美及其内涵的，仍是独奏。中国音乐适合独奏还由它的乐器材料所决定。西方乐器以金属、塑料等工业制品为主，结构精细复杂，高中低音较为平衡，适合演奏和声，并且音色丰富，音域宽广，表现力强。西方对音乐声学振动的研究使得声乐与器乐音响形成标准化体系，表现为近“器声”，追求一种共通性。“器”即一种非自然的人造物具。“器”的特点是不同于任何一种物具，但又能与任何物具的音色相融和。西方乐器绝大部分都有很好的融合功能，都能与其他乐器很和谐地合奏，形成绵密严实的音响织体，从而完美地为抽象的音乐逻辑服务。［9］因此西方音乐多以合奏为主，讲究和声、气势、立体音效，演出时外放、张扬、震撼力强。与西方乐器追求共性的特征不同，中国乐器以金、石、丝、木等自然材质为主，结构简单，高音强，低音弱，各种乐器的音色不能融为一体，多不能演奏和声。对于有一定音乐素养的人来说，很容易发现中国音乐合奏中的缺陷，即物理性差，合奏时嘈杂不共振，达不到和声学要求的震动频率上的数理和谐。利玛窦第一次听中国音乐合奏时就说，“声音毫不和谐，乱作一团”，“中国人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声拍，因此，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们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10］(P253－254)由于利玛窦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使后世西方人对中国传统音乐产生了长期的负面认识。俄罗斯作曲家夏里柯(HarryOne，1885－1972)如此评价《旱天雷》:“中国民族乐队的演奏情况，包括尖叫的笛子，调音不准的胡琴、扬琴、锣、钹……”［11］(P23)面对这种评价，传播者需指出这并非由于中国乐器制造技术不高造成的物理性差异，而与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儒、道文化重视现实生活中感性的生命体验，反映在音乐上，便自然会重视能够表达内心感受的人的嗓音，因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此乐器的发音以模拟人声为基础，如二胡与小提琴相比较，虽然音色接近，但前者更富人声韵味。中国音乐相比西方音乐而言更重情感表达，彰显个性。这种表达往往不是通过数列逻辑的和谐创造的，而是通过声部结构形式上的自由创造的，是靠接近人声的乐器音色渲染的。基于此，中国乐器没有形成标准化和统一化的体系，即没有进入“器”声。［9］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自然的贴近，对人体感官的尊重，也是对自然界事物独特性的尊重。所以中国乐器中如编钟、编磬、琴、筝、琵琶、二胡、箫等，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它们之间也因其各自的独特性而很难完满地融合为一个绵密的织体。即使是同一种乐器，制作者也力求做出的每一件乐器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音色，如斫琴师王鹏、李明忠、倪诗韵、马维衡等所制之琴的音色就大相径庭、各有千秋。这是中国传统音乐最具个性特质的地方，所以不适宜作大规模的合奏，也不要求各样乐器之间的紧密配合。即使偶有合奏，也总是几件乐器的小范围合奏，且合奏时尽量让有特色的乐器独奏或轮奏，以充分发挥其独特音色。因此传播者不能以为西方听众听惯了合奏，或合奏音响效果更震撼而盲目选择合奏曲目，也不要在拢音效果不好的大空间面对众多听众演出，这样听众是无法体会中国音乐细腻的情感表达的，扩音器里传出的也常常是变味儿的琴声。
四、受众特点与传播效果
在进行中国传统音乐的跨文化传播时，若想获得良好的效果，除需注意节奏、旋律、乐器特点、表演方式及其蕴含的文化内涵的介绍外，还要注意听众的特点。很多传播者不区分“西方”概念，认为欧、美等国家听众都一样，其实不然:对于重视思辨、哲学且音乐素养较高的听众(如德国听众)，可以多引入儒道哲学、美学概念;对于重视历史文化、情感表达的听众(如俄罗斯听众)，可以选择古琴音乐;对于第一次欣赏中国音乐且文化历史较短暂的丹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听众，最好直接选择旋律较为规则、或能明显表达出主题内容的乐曲，如《高山流水》《夕阳箫鼓》《二泉映月》;而对于熟悉中国音乐中正平和特点的听众，则可以选择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些“另类”乐曲，如《广陵散》《十面埋伏》，让听众体会除了清微淡远的特色，中国音乐也有壮怀激烈的一面。即使是面对同一国家听众，也要区分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城市文化氛围的差异。以澳大利亚为例，对以年轻人为主、保留传统文化较少的城市(如布里斯班、悉尼)听众来说，活泼、欢快、热烈一些的音乐更受欢迎;但对以中产阶层为主、保留传统文化更多的城市(如堪培拉、墨尔本)听众而言，平和、悠扬、宁静的音乐则更易引起共鸣。笔者2010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中国音乐的推广活动时，曾邀请由中国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教师组成的紫禁城民乐团到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演出、讲学。乐团原本希望演奏国内近些年流行的较为热闹、激烈的曲目，因为在国内演出时，激烈、热闹的曲目才有市场，安静的传统音乐已经被边缘化，而且乐团在布里斯班演奏这些热烈曲目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笔者和堪培拉主办方根据当地听众的审美取向，最终决定将中国古典文学与安静的古典音乐结合起来、以一种全新而特别的音乐形式呈现给听众，结果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成功。许多听众评价说，看过多场中国艺术演出，但从未像此次这样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艺术之美，原来中国也有如此严肃高雅、震撼心灵的音乐。演出结束后，中国驻澳使馆文化处的官员也提及，此前邀请过很多国内文艺团体到当地演出，从来没有能以这种形式获得成功。由此可见，关注并重视受众特点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跨文化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文化背景、审美观念迥异的听众，跨文化传播者需阐明中国传统音乐在节奏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度，注重“心理”而非“形式”和谐，强调自然与情感的主题，旋律雅正平和，美善统一，礼乐合一，乐器则音色清微淡远，超越感官，触及灵魂，演奏时注重虚实结合，创造出疏阔、空灵之美，且更适合独奏。传播者也要深入阐释音乐中所蕴涵的儒道文化精髓，寻找合适的曲目及表演方式，让听众避免种种理解误区，真正体会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美感及内涵。
注释:
［1］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清)董诰等编，孙映达等点校．全唐文•卷九二四［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3］引自嵇康《赠秀才入军•息徒兰圃》诗。(魏)嵇康著，鲁迅编．嵇康集［M］．香港:新艺出版社，1973．
［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音乐表现形式的灵活自由，并不等同于手型、指法的自由。弹奏时的手型和指法是有严格规范的，并不鼓励我行我素。
［5］“声部结构”是指在乐曲中不同声部的旋律得以组织搭配的方法和规律。［6］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卷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安娜．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音乐［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8］［瑞典］林西莉著，许岚、熊彪译．古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9］刘承华．中西乐器的音色特征及其文化内涵［J］．乐器，1996(2)．
［10］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传统文化内涵范文第5篇
摘 要：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中华名族拥有极为丰富的民俗文化，而民俗体育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本文用体育学史的角度，用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对我过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特点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性 传承性 健身性 娱乐性
所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指的是各个民族历史中产生并一直流传，利用各种身体练习来提高人的身体和精神潜力的范畴规律制度和物质设施的总和。传统体育有三个层次，分别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其中，精神文化主要是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观念层面;行为制度文化主要指的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行为要素,也就是体育文化的行为方式,制度规范的层面;物质文化主要指的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物质要素,也就是文化的物质实体层面,包括凝结民族体育文化特质的各种物质产品。
强健体魄和娱乐身心是所有民族体育运动的为主要目的。这些民族体育娱乐项目使运动者和观赏者都得以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调节情绪，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体育项目，使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都已成为相当规范化的体育顶目，并已渗透到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族劳动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经过不断的发展与提炼形成的，它是各民族悠久历史发展的产物。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体育文化价值观主要是依托“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道德所体现的与自然、与人和社会和谐共处的思想以及重人格的观念，这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的文化价值观。
一、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
人类创造文化，文化陶冶和塑造人类本身。在各种因素的影响、制约下，人类难以创造同一模式的文化。“人类创造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文化又将自己塑造成了各具不同文化特征的群体，即民族。”[1]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和方式的不同，其文化特点有具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充分体现在文化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上，而这两个层面又反过来影响了了各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社会组织、语言和思维方式、艺术形式、体育活动，以及价值观念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是建立在以小农经营为主体的单一农业经济基础、宗法血缘社会基础和生命哲学基础上的，其特有的民族历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表现形式、内涵和特征。
谈到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首先让人想到的一定就是武术，谈到美国的传统体育就会想到美式足球和篮球，各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体育运动，再如日本的相扑、韩国的跆拳道、巴西的足球、英格兰的橄榄球等。这些运动都带有浓厚的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气息在其中，这些项目都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深深地刻上了其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烙印，象征着、代表着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华民族占的主导位置，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也被赋予了儒家礼仪道德教育的意义。宗法关系，从而泛化为民间风俗。以最让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国武术来讲，武术首先提倡的是“武德”，“武德”就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中“礼”的部分。武术对伦理的重视与强调，主要是通过以武家为师者授徒的提醒与规定，教者对习武者的提示与告诫作为一种“尚德”教育手段而沿袭至今。到最后，武术文献中出现了各种戒律、戒约，以契约的形式来保证武德的贯彻与执行，最终实现了武术伦理意识之约律化。[2]
二、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性
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在时间上传衍的连续性；同时也是指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传递方式。这种传承是由它的功能决定的。这种功能系统体现着教化的职能，传承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和手段。在古代和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包括民族传统体育在内的民俗文化的教化和熏陶。从少年到成人，人们从民俗文化和民间体育活动中学到一系列各方面的知识、技能和道德，以及祖先留下来的成见。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潜在能力，一切教化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使人在不知不觉地在这种传承过程中获得知识和技能。同时，这种传承有时又是积极、主动的和有益的，这又使民间体育的传承有一定的目的性在进行着。
锡伯族每年在“杜因拜专扎坤”节上都会进行射箭等体育竞技的比赛，是为了纪念历史上锡伯族的迁居活动。苗族在“龙船节”上进行的龙船赛，就是继承了祖先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举办美好愿望。傣族泼水节是庆祝傣历新年、节日的第一天称“桑刊日”。这一天，在西双版纳州的沧江畔，万人云集观看龙舟比赛是节日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壮族的春节，在节日期间要举行抛绣球、踢毽子、耍龙、打谷榔等传统体育活动。此外，还有节令性的庆贺节日，如四川马尔康地区的苦恼族有“赏花节”，每年七月的花开季节，人们带着青梨酒来到山花烂漫、禾苗青青的野外欢度“赏花节”，除赏花品酒、唱歌跳舞外，还要进行摔跤、赛马、射箭等活动。这些传统体育，都是各民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继承和发展。
三、民族传统体育的健身性
自古以来，传统体育就是中华民族祖先健身养性的重要手段，并在开展过程中使其更加的丰富多彩和健全。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以模仿熊攀树、鸟伸翅的象形动作的养生健身术。到了汉代则出现了《引导图》；三国时期名医华佗根据虎、鹿、熊、猿、鸟五种禽兽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动作,按照锻炼身体的要求编排起来,形成互相衔接的五套运动健身术《五禽戏》；到了宋代又创编了“八段锦”等健身益寿的锻炼手段。而如今被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熟悉的太极拳，则是源于宋代的《太极图说》，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技击和健身并举的拳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养生学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人们愈来愈重视太极拳的健身价值,于是就略去了技击功能,从而使太极拳成为强身健体的拳术。
我国的传统体育的之所以能长期以来在民间广泛的流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具有很强的健身养心功能，它讲究的是动静结合既重视身体的锻炼，同时也注重心理的修炼，简单而易行，容易开展。
四、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
与现代体育相比，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更为注重自身娱乐性和随意性。娱乐是人类在基本的生存和生产活动之外获取快乐的非功利性活动，包括生理上获得，更主要的是指心理上得到愉悦。娱乐最早并不是为了娱乐别人而出现的，而更多的是为了发泄自我内心的情感，也就是说人们在欢娱心情达到时才会表演起来。[3]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娱乐性在人类的早期活动中就已逐渐形成。作为祭祀形式、健身手段和男女社交方式的体育活动没有很强的竞技性。如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每逢农历七月中旬举行。由未婚男女青年骑马在规定的路程内并髻而行，途中男方可向女方说俏皮话或求爱，女方不生气，但在回程的赛跑中，女方若追上男方，则可用鞭子对其抽打，男方不准还手。如女方对男方有情，则为掩人耳目，仅将鞭子虚晃，或打在马身上，促使男方马匹快跑。[4]再如我国南方的秧歌舞、采茶舞以及佤族的“春臼”、台湾高山族的“柞舞”，都是人民对自己熟悉的农耕生产劳动的模拟，是透着主题审美体验的、富有象征性的娱乐活动。注重“自娱”与“娱人”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多与休闲文化联姻，从侧重于强身健体、武力保家、原始祈福、娱性怡情的作用转变为侧重“自娱”与“娱人”的作用，成为人们节日之余、喜庆之余、休闲之中的生活点缀。
五、结束语
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先辈们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代西方经济体育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的存在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其蕴藏的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特有的体育方式仍为广大的中国人民喜爱和采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内外兼修的和谐自然观，是对奥林匹克竞技文化做出的生动的补充，与自然和谐，与人类自身和谐相处，成为现代和谐的思维基点，传统体育文化价值的开发也体现了人性的回归和社会化进程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2]徐才.武术学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