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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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知识范文第1篇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治理力图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图式之外，寻求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简言之，治理是对传统政府统治和管理机制的超越，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
治理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涵义：政治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通过此制度安排重新分配资源，建构公共责任；管理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政府组织有效、高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新公共管理是“治理”的管理维度上的体现，其核心是强调政府组织的管理技术、效率和能力。治理理论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1］对治理理论的此种理解和认识是其公共行政维度的体现，也表明了政治学的管理主义走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的最大不同，在其政治学意义上，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因而，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便是对新的人类集体行动的政府组织和管理理念、方式和工具的追求。
一、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通过将市场机制和管理主义引入公共行政，引发了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行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2］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被认为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3］123如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展开竞争。最后，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而且，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而出现的，旨在为传统的官僚制注入类似于市场机制的因素，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很大，成为改造政府治理结构、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指导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立体的政治运作和决策的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的决策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虽然这场运动在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时段区别很大，但有几个共同的主题，凯特尔将其归纳为六个核心要素［5］：生产力。改革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政府以较少的资源维持甚至扩张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克服传统官僚制的弊端；服务导向。改革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提升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分权。不只是简单的决策权向底层的转移，也是使得决策者尽可能地接近受政策影响的普通公民的努力，从而使政府更贴近公民，对他们的偏好更敏感，具有回应性；政策。改革运动目的是改善政府创新、完善和执行公共之策的能力；问责制。改革要求政府更好地兑付其诺言。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6］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新公共管理”看做单一的模式，并指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含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即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按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为此，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能像私人企业一样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即强调服务提供者应对他们的顾客负责，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断进行革新，寻求减少成本和增进质量的方法，授权顾客进行选择。休斯概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六大要点：该模式意味着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注重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负个人责任；一种脱离官僚制的趋势。目的是使组织、人事、任期等更具灵活性；明确规定组织和人事目标，以便用明确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以及对项目进行系统评估；公共管理人员更具政治色彩，而不是政治中立或无党派的；政府职能更有可能受市场检验（如合同外包），或奥斯本说的“将掌舵和划桨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指政府非通过官僚制方式不可；通过民营化或市场检验以及合同外包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7］Fer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8］总体而论，相比传统的官僚制，分权化、服务外包、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和更彻底的绩效考核等新公共管理秉承的管理主义理念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潮流。
二、作为制度安排的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来源于同样的词根。统治指的是民族国家创造和维持公共秩序、实现集体性行动的正式制度化的过程，它的主体是政府。治理也是指一种过程，但与统治相比，这一过程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治理是指“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9］从治理实践上看，“‘治理’的概念最初源于城市环境背景，是用来更有效地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的”。［10］概言之，“治理”和“统治”虽然都是指公共管理过程，但“治理”更强调技术性的权力或权威的运作绩效。有学者认为，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已逐渐获得了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3］81治理是一个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嬗变的背景下，治理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包括正式的组织、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规则等。治理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有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可能，那么能否有新的制度安排？面对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的变化，治理理论成为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及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有力工具和思想体系。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各个层次的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1］海登也将治理定义为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规则的管理：“治理指的是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运用权力的规则制定和解决规则之间的冲突。”［1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治理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政府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其行动具有权威性，并产生正式的约束关系。而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等都参与到治理之中，这些组织常常与政府携手创造治理机制，有时甚至没有政府机构的参与。［13］林恩认为，治理是指“法律、规则、司法裁决和行政实践的机制，这些机制约束、规定和履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治理由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包括组织的、财政的和项目的结构；惯例和法律；政策许可；可获得的资源；机制规则和规范。这个定义也意味着治理是政治性的，涉及到不同利益的行为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妥协。［14］安妮·麦蒂·K考察了各个学科中的治理涵义，认为治理是比政府统治更宽泛的概念，治理过程包括结合在一个多元网络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治理理论有一个深厚的制度主义背景。治理是规则设定、规则应用和规则强化的统称，是一种改变了的制度安排。随着国家作用的衰落，治理是新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合法性、有效性、民主和责任。［15］在全球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合作网络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网络中，各行为者通力合作，使公共管理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也是网络管理。”［16］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的关联与区别
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回答的是这样几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要实现这些目的，政府需要什么能力？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如果说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么NPM代表了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深层次转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治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指的是一种能够推动政府、社团、企业和公民个人相互合作、共同实施对公共领域的管理的制度安排和一套与此相关的操作技术。［17］由此可以推出，治理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或者说，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治理和NPM都意味着权力从官员和民选代表向政策网络中的其他行为者的转移，这两种模式都降低了选举官员的传统的角色和责任，他们不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者；治理和NPM都主张运用竞争手段去弥补传统官僚制内在的低效率，使公共服务对于其服务的公民更具有回应性。这二者也都是结果导向的。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他们注重的是输出而不是输入，强调的是效率和满意度；治理和NPM都接受“掌舵”的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最早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在这里，“掌舵”是指把握方向，确定宏观政策目标，“划桨”指具体采取行动实现目标。但同时，治理和NPM的区别也是本质性的。首先，治理研究的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探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而NPM着眼于这一关系的具体建构。
NPM试图将企业精神引入公共部门，它认为公私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区别只在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相反，治理理论承认公共部门对于民主政治维持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独特作用，认可公私部门之间的不同，认为两者的合作对于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其次，治理和NPM的实质性的关注焦点不同。治理强调的是过程，NPM关注的是结果。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管理过程连在一起，其目的是确定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者及其角色，说明他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NPM的目的是有效性和消费者满意度，也就是说，它阐述的是被消费者认可的公共产品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来。再次，治理和NPM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
NPM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学说，建立在制度主义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其解释角度和结论聚焦在组织结构。相反，治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其最终目的，力图解释为什么政府这样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些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最后，治理没有如NPM一样的意识形态标签。NPM的理论渊源是公共选择理论，而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治理不一样，它提出了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并不是单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治理希望给与公共部门更多权力，迫使其与私营部门进行更多的合作安排，创造一个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性市场。
四、社会管理新模式：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的汇合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在问题意识、聚焦点和哲学基础上差别很大，两者核心的分歧体现在：治理是政治学意义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而公共管理运动则更多强调的是政府组织的管理理念、方式、工具的改变。然而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管理体制或模式创新，可以吸纳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于传统科层制政府的改造功能，同时借鉴治理理论的多元协作理念，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转变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以实现“善政”和“善治”。
公共管理的知识范文第2篇
把公共管理理论运用到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里，就是要建立以顾客为导向的服务观念。所谓顾客，是指公共部门运作时所需回应的对象。公共部门在市场运作下必须随时保持竞争姿态，对顾客需求的回应成为必要的工作。教育的顾客即学生。但是，教育市场毕竟不是一般的市场，这里的顾客也不是一般的顾客。只有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育观念，才能切实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由于有完整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坚强支撑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产生的强大力量，“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成为近年来西方教育界关注的焦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学生为中心”学习模式的有益尝试，既符合构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需要，也满足了信息时代学习化社会人们对知识的需求。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应主要发挥学生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教师的责任减少了，负担变轻了。相反，学校和教师的责任更大了。从对社会负责、对学校声誉负责、对学生负责的角度出发，从学校管理者到每一位教师都不应该产生“以学生为中心”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与学校、教师无关，甚至放松管理的错误观念。“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师必须从传统的只注重教材、教法向注重学习者的需要转变。
一、“以人为本”思想的适用性
公共管理思想在高职院校学生中的实际体现就是“以生为本”，把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作为高职院校学生管理理念。
（1）“以人为本”的内涵
以人为本，顾名思义，就是以人为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价值目标，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人的作用的重视。其丰富内涵在于：以人为本是一种执政理念。为谁掌权、为谁执政、怎样执政，是党的执政理念的基本内容。以人为本是一种衡量标准。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这是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以人为本是一种思维方式。就是在实践中，要求我们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把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结合起来，关注人的生活世界。
（2）“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涵义
首先，培养人才以学生为本，学生是主体。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学生服务的。把培养学生、促进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作为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其次，学校办学以人才为本，教师为主体。要把教师的主体精神发挥出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教师办学。最后，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在关心人、尊重人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来营造学校师生身心愉悦的、亲和的良好氛围。
（3）“以人为本”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中的具体涵义
第一，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的实质是尊重教育规律，尊重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人格。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落到实处，必须做到：以尊重学生为基础，关心学生为关键，服务学生为方式，发展学生为目的，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作为重点和关键。尊重学生，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独立人格，构筑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管理工作者放下架子、抛弃权威，将自己与学生置于“人与人”的生活关系上来，建立师生平等的人际情感关系。关心学生，即关心学生的利益和需要，实施个性化管理。这就要求学生工作者主动去研究、去理解学生，及时地在生活上、学习上、心理上等方面关心和爱护学生，尊重并维护学生的切身利益、了解并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服务学生，即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变管教为服务，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开展学生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学生工作者从学生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出发，真正为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并以服务的方式做好对学生的成才服务、就业服务、生活服务等。发展学生，即学生工作要以学生实实在在的发展为终极目的，是“以人为本”管理的最终归宿。尊重学生、关心学生、服务学生都旨在促进学生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管理最终是为了实现“全人教育”的培养目标。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作为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在一些决策机构可以邀请学生会的代表参加，保证学生在学生管理的决策中发挥作用，这是学生参与学校学生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形式，即从制度上保证学生的利益得到重视。
第二，以学生工作者为本，发挥学生工作者在管理中的核心作用。首先，明确学生工作者地位，激发工作热情，学生工作者是学生管理的核心力量，他们深入学生工作第一线，最了解学生实际，同时要积极做好学生工作者的后勤保障工作，满足他们不同层次的合理需要。
第三，实施“以人为本”的德育，必须结合高职院校实际情况。首先，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要适应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具备突出的职业性、行业性的特点，因而在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中就应该突出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其次，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要适应高职学生的特点。高职院校学生生源多样化，学生的身心发展极不均匀，总体看身心发展不成熟，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不稳定。因此，应该将学生的心理健康、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方面要作为工作的重要着力点。
二、凸显人性化管理
管理中要注重人际的和谐。首先，管理措施要科学、合理、突出服务性。学校要按照以学生为本的要求，一切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一切都要为学生着想，充分尊重学生的权利，根据学生自身实际情况，建立起与法律法规相协调、与和谐校园建设相衔接、与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相适应的健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的制度体系。组织学生参与有关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实施和有效监督，使学生管理工作尽快驶入法制化管理轨道。
其次，管理内容要更加人性化、宽泛化，突出个性发展。对高职学生来说，发挥个性，就是在学习上发扬自觉性、积极主动性，根据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对学习内容和方法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准确的选择，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当然，对学生的个性发展既不能硬管，也不能管死，更不能不管和放任自流。既要给学生更多自由的空间，又要严格要求、坚持原则。走尊重学生权利、科学管理之路，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公共管理的知识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来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调整势在必行。理念是行动的指导，实现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当前城市政府最需要确立的是管理理念，依此为基点实现从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型。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的挑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较之传统体制下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以直接控制变为间接管理。城市政府的行为特征必须符合体制变迁的要求，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然而，我国城市政府的管理模式还存在一些不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公共管理提出的要求。现有城市政府公共行政体制存在以下不足:
1.1政策的可预见性和法规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难植入
城市政府需要依赖行政机制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轨道来运作，这样可以进一步减少行政命令固有的不确定、难持续、不对称等特性可能导致的问题。一个严峻的事实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情况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凭经验办事、按首长的指示办事、看上级的脸色办事等情况在一些地方还屡见不鲜。内部法规大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薄弱，程序性法规匾乏。一些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管理目标所没有的内容，为谋取自身利益、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另立一套、自行其是。特别是当公共利益本身与管理者的切身利益有所冲突时，他们就会钻政策的空子，甚至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直到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管理的失败。最近十多年里，城市政府行为开始实现法制化，但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位，使各级政府和社会，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的问题。政府传统行之有效的手段，有些正在逐渐失效，而现代高度分化的社会所具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公共问题的手段，才刚刚开始发育、未能成熟起来，难以有效控制和解决公共问题。过去的行政命令机制有用，但失去了部分效用，现在的依法行政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但由于不健全，各方面法制意识又差，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1.2在全球化信息时代.政府部门如不及时向社会权威信息.谣言、传言等非权威信息就会填补“信息真空”.从而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
在一个开放和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甚至不告诉公众。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的思维，天然地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和未知的复杂，政府的能力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解决。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难责怪政府，但公众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
1.3长期以来.对社会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不足
公共卫生体系发展不健全，公共医疗体制等方面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导致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严重滞后。加上现行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医疗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离，充满了各种各样歧视性的规定，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基本上被置于现行制度安排之外。重新检查和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城市医疗卫生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居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进而逐渐形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增强和提高全民体质。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调整。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项社会公共产品，城市政府有责任也必须提供足够的财政力量去履行这项责任。同时，政府在这个领域上要帮助贫困的人。疾病预防是投人少产出大的措施。但这种投人因为很难看到显象的效果，往往容易被忽视。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提倡有偿服务，靠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导致工作重点转向创收服务。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应切实将政策向“以防为主”的方向转移。花大力气在事先防范、而不是病后医疗的盈利上。医疗“产业”产出多，医疗系统创收多，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公众的健康。医疗和卫生体系要有社会尤其是政府的组织，必须避免把医疗当成纯粹的盈利途径。
2城市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变趋向
从以上分析来看，为了适应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调整势在必行。理念是行动的指导，实现政府公共管理理念的转换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重要任务。当前政府最需要确立的是下述管理理念。
2.i从“全面控制社会”向“对社会实行公共管理”转变
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治理方式。城市政府作为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对经济、社会和私人生活领域实行高度控制，造成政府行为的严重失范，压抑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城市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对城市社会实行公共管理，制定公共政策，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政府角色定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不提供私人产品，而由市场和社会提供，不干预私人领域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不替代市场、不替代社会、不替代企业。那些除了政府以外其他组织无权管、无法管、管不了、不好管和管不好的社会公共事务，如法律与秩序、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消费者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环境保护等，才是政府应该管和必须管好的事情。
2.2从“经济建设单中心“向“经济杜会发展多中心“转变
城市发展以前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实践中，特别是在城市官员中，逐渐演变成简单的“以GDP为中心”，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则演变成了任何简单的增长都是硬道理，从而出现各种偏差，包括为吸引投资不惜手段这样的事情也就无法避免。经济和社会一定要统筹协调发展。我们常说经济建设第一，但不是惟一，还有第二、第三等等。从整个国家来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成就显着，社会环境建设落在后面，二者关系失调，城市发展必须寻求他们两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2.3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
传统的城市政府管理以权力为中心的运作方式，导致行政权力支配一切，随意性和无序性较大，削弱了人民应有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政府职能发生严重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一个人民的政府，各级官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而不是对上级的面子和喜好负责。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通过让人民参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使他们成为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主人，使城市全体成员的政治平等真正成为可能。排斥公民的参与，公共权力的运行就会偏离社会公共目标，就可能导致公共权力的异化，出现寻租等权力****现象。通过人民广泛的民主参与，就会将长期以来官管民的官本位管理模式转化为民管官的民本位管理模式，通过切实的民主监督，使城市政府及其各级官员能够树立社会主义的权力观，使政府真正关心民众疾苦。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真正来源，也是政府能够搞好公共管理的基础。城市政府应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并为其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人民满意度应成为衡量城市政府公共管理成效的主要依据。为此，政府应通过为人民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更好的贴近人民群众，更及时地了解他们的需要。
2.4从“全能政府”向“有限贵任政府”转变
城市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办是过去的通病，城市政府以全能政府的身份出现。人民排除在决策圈外，即使决策失误，城市政府也不负责任，责任追究制度缺损。
城市公共管理执行主体都是承担一定行政角色的国家公务员。经法定程序进人行政体系中的公务人员，一经确立行政职务关系，必须履行职务，不失职;必须遵循权限，不越权;必须符合法定目标，不滥用职权;必须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因此，必须建立与职位、职务、职权相一致的公共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现行的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缺乏责任追究制度。首先，管理过程缺乏正常的监督;其次，管理的效果缺乏明确的考核;其三，考核的结果缺乏必要的奖惩措施。这样，公共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政策歪曲、政策截留甚至政策抗拒等现象。导致公共管理过程中的种种偏差行为难以得到制止和及时纠正。因此，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管理过程及时地跟踪评估，强化监督控制;对由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者，要追究其责任。
现代城市政府应该是有限责任政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是负有责任的行政主体。将政府管理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的显着特征，也是保证政府有效地实行公共管理的重要法宝。因此，必须对政府行为立法，明确规定政府施政行为的一般原则。使政府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使各级政府官员以法自律，避免和减少权力的不正当使用，他必须承担:第一、政治责任，要对人民负责;第二、行政责任;第三、法律责任;第四、道义责任。在对政府行为立法的同时，建立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并保证监督机制的相对独立性，只有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使城市政府真正成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
2.5从“内部操作”向“透明管理”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政府喜欢和习惯于一切靠红头文件办事，但红头文件不是一般产生于广泛的民主讨论中，其结果主观随意性较大，往往脱离实际，造成决策失误。公共管理必然对城市政府行政提出遵循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当前，许多城市政府在不断加快网上政府建设，通过互联网公布职能部门的联系方式和办事程序，开设了“政府公报”、“政府信息”、“政府法规”等窗口栏目。但城市政府还应当继续增强信息的公开化程度。这样做:①政府能够及时通过各种媒体为公众所知，广泛听取公众意见;②确保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的信息获取权，使他们能够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政策内容，增加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机会和政策认同感，使更多的人能够理解、接受、支持和执行该项政策，进而为政策的有效执行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施政。③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增强管理的透明度，使不透明地行使公共权力的机会最小化，与社会公众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通过从群众中获得智惹，提高自身行政能力，保证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使公共权力不仅仅在权力制约机制内得到监督，而且也能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监督和制约，从源头上杜绝黑箱操作和幕后交易等权力****现象。
2.6从’.政府管理不计成本”向“精心计算成本”转变
低效率，高成本，是长期以来城市政府管理中的一大通病。政府的开支取之于民，在公共管理中存在着成本核算问题，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较小的投入获取较大的收益，达到政府公共管理行为效益的最大化。高效的政府即廉价的政府。廉价的政府就是减轻人民负担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必定会得到人民拥护。在危机时期，我们承认政府的重要作用，但不能忘记政府始终是社会的工具。我们考核这个政府是否称职，不仅要看它是否带领人民渡过危机，还要看它是否以更低的代价。要达到公共管理的高效率，一方面，政府应该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办事效率，降低办事成本。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自身形象的塑造，廉洁从政，树立起自己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公共权威，防止权威的流失，使得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提高政府权力运行的效能。
2.7从“只重视对公共部门投入”向“注重目标绩效管理”转变 政府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往往注重投入而忽视结果，造成严重的浪费。许多公共部门年复一年的投人，结果成效甚微。而政府对那些投人越多，收效越差的部门，反而加大了进一步的投人，形成了更大的浪费。现在，政府必须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要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既要注重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问题，又要考虑利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资源配置不当，就无法实现公共管理要解决社会问题的目的。政府要用市场上相对最低的成本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最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8从“常规管理”向‘.创新管理”转变
长期以来，城市政府按照常规办事，例行公事，陷人消极被动地应付日常事务的圈子里。在公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必须实行创新式的公共管理。创新是政府公共管理的灵魂。今天，网络政府、电子政府、学习型政府等提法，就是创新的结果和对政府创新的要求。公共管理创新与重塑政府的实际成效与管理者的知识创新水平密切相关。公共管理创新的实质和关键是培养和发挥管理主体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发展，对人们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新管理是系统工程，主要有:(1)政府组织创新，要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等手段的广泛应用，促使政府组织机构朝着扁平化方向发展。所谓扁平化政府组织结构，是按照公共管理事务流程划分部门并调整组织结构，减少因中间管理层级太多而导致的上下信息沟通失真和信息反馈迟缓等弊端。(2)政府体制创新，要完善和实施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管理制度、考核制度、监督制度、职位工资制度等。(3)政府预算制度的创新，政府的预算不再以惯例和权力为标准，而以公众的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为导向。(4)政府文化的创新，要形成廉洁奉公、高效实干、绩效导向、勇于竞争的文化氛围，以良好的政府文化激励人和塑造人。
3结论
公共管理的知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三制”教改；公共管理类人才；人才培养模式；南京大学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应用型人才培养已成为高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当前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创新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是必然选择。
一、南京大学“三三制”教改及对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的推动
1. 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
2009年秋季学期，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面向全校所有本科生推出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全方位本科教学改革。改革主要是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权，为学生自主构建课程模块和知识体系搭建平台，拓宽学生成才途径，进而激发学生学习能动性，促使其变被动教育为主动学习。
“三三制”人才培养体系以个性化、全方位、全覆盖、内生性为特点，将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使全校本科生有机会自主选择专业、课程和发展路径，进而实现多样化发展。大类培养阶段重点通过实施通识教育促进学生人文与科学素养的全面发展；专业培养阶段着力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多元培养阶段保障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实现个性化成长。
2.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目标的再定位
公共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按照南京大学创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要求，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遵循“四个融通”的人才培养新思路：学科建设与本科教学融通、通识教学与个性化培养融通、拓宽基础与强化实践融通、学会学习与学会做人融通，努力形成富有特色的本科教学体系，培养具有国际声誉和影响力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
根据南京大学总体发展思路与本科生培养目标，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定位为：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将具有良好的素质并掌握公共管理基础知识，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宽阔的国际视野，独立的科研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能适应我国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创新和领军人才。
二、公共管理类学生分流制度与课程体系改革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类学生在一年级第二学期末，需要由大类培养阶段向专业培养阶段转换，因而涉及专业分流。
1. 公共管理类学生分流制度
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分流制度如下：（1）专业分流时间。在一年级第二学期末将公共管理类学生进行分流，分流出行政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两个专业。（2）专业分流方法。第一，尊重学生自主选择，同时通过组织师生交流、安排学习导师等方式结合学生的兴趣、志向，做好学生的分流指导和咨询工作。第二，为了学院各专业平衡发展，在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志愿的基础上，学院依据学生意愿进行学生专业的调剂。（3）建立公共管理类学生最低准入专业标准。鼓励其他学院各专业类同学按最低标准准入。
2. 公共管理类准入和准出课程体系
南京大学“三三制”本科教改的课程体系主要由相互联系的三大模块组成，即通识通修课程模块、学科专业课程模块、开放选修课程模块。
在此整体课程体系设置下，由各专业按学校统一要求自行制定专业准入和准出标准。在达到“专业准出标准”的前提下，学生根据院系“多元培养分流机制”自主选择个性化课程模块，在完成所有应修学分并满足其毕业条件后准予毕业。
（1）行政管理专业
准入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准入标准：第一，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通识通修类课程31个学分。第二，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6门专业准入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13个学分。第三，外院系申请准入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6个准入课程学分（在“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选学）。
准出课程：“经济学原理”、“公共行政学”、“社会保障概论”、“宪法学”、“组织行为学”、“公务员制度”、“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行政法”、“行政伦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
准出标准：第一，完成通识通修类课程53个学分；第二，完成6门准入课程、12门专业准出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46个学分。
（2）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准入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准入标准：第一，第二学期结束时，完成通识通修类课程31个学分。第二，本院学生第二学期结束时须完成6门专业准入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13个学分。第三，外院系申请准入的学生在第二学期结束时至少取得6个准入课程学分（在“公共管理导论”、“社会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政策基础”、“国际政治学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选学）。
准出课程：“经济学原理”、“公共行政学”、“社会保障概论”、“宪法学”、“社会保障国际比较”、“职业生涯与薪酬管理”、“保险精算”、“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政策”、“统计学”、“公共经济学”、“社会调查方法与数据分析”。
准出标准：第一，完成通识通修类课程53个学分；第二，完成6门准入课程的学习，14门专业准出课程的学习，取得相应的51个学分。
三、专业学术型人才培养
1. 通过本科生创新项目提高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是本科生个人或团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完成课题的设计和实施、数据处理与分析、报告撰写、成果（学术）交流等工作。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的实施注重的是“研究过程”而非“研究成果”，旨在通过组织本科生参加训练，使其体验和了解科学研究整体过程，感知“作为科研工作者的顶峰体验”，从而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实现个性化培养目标。
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按照“公开立项、自由申报、择优资助、规范管理”的程序，重点资助思路新颖、目标明确、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可行、实施条件可靠的项目。公共管理类创新训练项目主要来源于“教师课题”和“学生自选课题”两种类型。每位同学在校期间可以主持或参与一项创新项目。学校每年组织一次大学生创新项目训练项目申报。
例如：有一位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学生，在了解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基（Muhammad Yunus）开创的小额信贷而创立的格莱珉银行等社会企业之后，对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非常感兴趣，因而以此为题申请了大学创新训练项目。综合多年的实施情况来看，经过公共管理类创新项目训练的学生，由于有前期初步的研究训练，通常毕业论得都比较有深度。从毕业去向上看，有的同学继续在国内攻读研究生，有的选择出国留学深造。从在本校继续读研的同学的情况看，创新项目训练确实有较好的专业训练效果。
2. 通过境内外交换学习提高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
在学校层面上，每学期会遴选优秀本科生赴境外签约学校交换学习，同时，C9联盟学生交换项目、长三角地区高校学生交换项目也是学生可以选择的。随着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境外高校相关学院交流合作的不断增多，每年一些优秀的公共管理类学生被遴选出来赴境外交换学习。从近年境外交换学生的跟踪调查发现，交换学习的经历拓宽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增强了他们专业学习的兴趣。从他们的毕业去向看，几乎所有有过交换生经历的学生，都选择了继续学习深造，其中有不少是去境外相关院校留学读研。而从留在本校读研的同学情况看，他们的专业学习兴趣相对比较深厚一些，有的甚至在课后自发组织兴趣小组，讨论共同感兴趣的专业学术问题。
3. 通过“以专业主流知识为导向”课程改革来提高专业学术型人才的培养
以行政管理专业为例，专业基础课程重在讲述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成果，搭建合格公民所需的制度、历史与国情背景；专业核心课程遵循公共行政专业主义的内在要求，聚焦在公共伦理、公共责任等价值系列和公共政策、公共组织行为等知识系列；专业实务课程突出政府运作以及公共议事规则训练，形成了宏观视野与专业内核双轨并重的课程结构体系。和原有的课程设置比较，删除了过去因人设置、内容陈旧的多门课程，开出了“公共财政与预算管理”、“政府与企业关系导论”、“城市与社区治理”、“数字化政务信息管理”、“民意调查与民意分析”、“地方政治与治理案例分析”等多门新课；还改造和新开了“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中国公共政策分析”、“中国公共服务模式与绩效评估”等高年级研讨课，提高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匹配程度。
四、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
1. 通过交叉课程学习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
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途径是多方面的。对一部分学生而言，通过交叉复合性课程的学习是其中一条重要途径。比如学校和学院每年都会组织教师给学生开设交叉复合型课程，让全校学生或本院学生可以学习与本专业相关的复合型课程。另外，学校还通过开放学生选课的所有权限，让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广泛选课，拓宽自己的学科视野、专业视角，增强知识底蕴，避免过分局限于本学科、专业知识领域而缺乏交叉融合等综合性创新能力的缺陷。
在公共管理类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上，形成了“注重方法训练、体察实践环节”的教学改革理念。改革以前的教学过程理论灌输多、方法训练少、实践环节弱，人才培养的能力取向没有受到重视。改革以后，通过课堂方法论训练和课外实习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以行政管理专业为例，将方法类课程从原先的两门扩充为四门，并且鼓励教师将课堂变为师生共同研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载体；在保留原有教学实践基地的同时，按照新的人才培养目标，顺应公共管理改革的趋势，继续完善省、市、街道等各层级的教学研究和实务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课外拓展机会。与此同时，有计划地安排实际部门人员参与授课，打通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壁垒，扩大教学信息源。教学改革强化了学生对专业角色和职业情境的认同。
2. 通过跨专业的系统学习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
跨专业的系统学习，是走第二专业证书、双学位证书、主辅修证书等学习发展路径，也是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第二条路径就是要面对那些积极上进的学生，系统学习另一专业知识的机会。随着对大学环境中的逐渐适应和广泛了解，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现在的专业未必是自己的最大兴趣，也有可能发现掌握另一个专业的知识可以增强自己未来的竞争力，还有可能觉得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多学一个专业的课程等等。
比如有的学生，在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同时，通过系统学习，取得了法学专业的本科学位，这会使得他与单纯学习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在法律基础等方面有着很大不同；有的学生，在学习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同时，选修了商学院的会计学专业，这不仅拓宽了其知识面，让其了解企业的运作与基础状况，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其更好地从事劳动人事与工资薪酬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当然，还有的学生，在学习公共管理类专业课程的同时，还系统学习了工商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这样有助于知识的融会贯通，更好地理解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未来还可能会有自己的集成创新。
五、就业创业型人才培养
1. 就业创业课及其对就业创业型人才培养
就业创业型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相关课程的学习与实习训练。学校一方面在课程体系建设的时候，有意识地开设相关课程，另一方面则是多部门联动，组织丰富的就业创业教育第二课堂活动，目前已经发展为创业课程、创业竞赛、创业训练、创业讲座与创业实践“五位一体”的创业教育模式。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类的就业创业课程体系还在探索建设之中。目前主要还是在学校组织建设的就业创业课程体系延伸出来，其中包括创业融资、一些行业性创业课程。公共管理类创业教育课程，主要还是仿真模拟性的，有的通过设计软件程序来模拟行政管理体系，有的模拟企业的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工作程序，等等。通过这些课程学习与仿真模拟训练，为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一个近似的工作环境。
公共管理的知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企业公民 治理 战略管理
不可否认，企业是社会中的经济组织，企业和社会的关系是个非常复杂和微妙的问题。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同时其社会表现也成为利益相关者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践和众多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在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度，企业完全可以将企业公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
一、公民行为与战略管理的相关内涵界定
1.公民行为策略的内涵与特征
企业的基本责任是在遵守社会契约的前提下行使权利。因为这种契约是不断变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同样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的。在此，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个过程。近年来，企业公民的理念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文献中的主流观点。有人认为现今企业公民主要用于以下两个层面。在狭义层面上企业公民是指那些由当地社区内的公司所承担的慈善性或志愿性的活动；而在广义层面上是将企业公民等同与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公民企业寻求使其经济活动的正面效用最大化和负面效用最小化。
2.非市场战略对企业公民的理论支撑
为什么要谈论非市场战略呢？非市场战略的伦理维度为企业公民提供了理论支撑。非市场战略来源于公司政治战略，然而当代的非市场战略不得不考虑其与公众与社会的关系，加入更多的社会伦理观点。Baron将非市场战略界定为：企业在政治社会环境中通过改善整体行为以增加价值所采取的一致性行动，可见，当前对政治社会环境与非市场战略概念定义，基本沿用了战略管理中界定战略环境和战略的思路，将环境作为战略制定的基础，将战略作为一种促使企业整体上追求竞争优势和价值创造的主动，且非市场战略的制定与对企业政治社会环境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二、公民策略的治理机制分析
不考虑企业实施公民策略的动机和意图，管理科学主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当企业确定了其社会目标和优先权时，接下来即是考虑通过何种机制来达到上述目标。这包括选择一种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使企业在充分利用已有资源的同时获得社会效益。特别的，对于那些社会活动经验不足或有当地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Huster总结了三种企业用于达成其社会目标的活动管理模式，很大程度上与Walliam在1985年提出的市场、层级和上述两种混合的模式这三种治理模式相对应。这些模式为定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这三种模式的优缺点,以及后面要提出的第四种模式。
慈善捐助模式代表了公司管理其社会责任活动的一种主流模式，它也是企业慈善活动的原型。它主要是指企业对第三方组织进行捐助，后者负责完成企业想要达到的特定的社会目标。企业与被捐助组织之间的关系是有限的，企业并不能积极参与到社会效益的产出活动中。对公司来说，这种方式有许多优点。特别是，如果受捐助的组织不能完成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或企业发现有别的组织能够更有效的或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其要达到的目标的话，这种模式使企业能够方便的转移出其要捐出的资金。这种模式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与企业的绩效相连，使企业能够随时调整其在这方面的支出。因此从公司角度来说，慈善捐款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来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公司对受捐助的组织拥有很大的控制权利但对如何获得社会效益产出的控制权则较弱。
慈善捐助办法的局限性使许多企业考虑替代的管理机制来开展自己的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一些公司已经开始采用一种内部项目结构。这涉及到在公司内部建立一个部门或单位，负责开发CSR项目。这一做法的一个重要的含义是，它允许公司控制CSR活动的开展，以及资源的支出。它也使企业能够开展与公司战略目标和组织能力相一致的一套完整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因为公司与地方利益相关者可以直接联络，从而有利于社会团体的参与。然而，企业的内部社会责任项目需要大量的投资，意味着他们仍然是相对少见：沉淀成本与此做法相关联的成本，使企业内部的项目小组难以承担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并调整他们的CSR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以响应不断变化的业务条件或社会情况及优先事项。
尽管有这些优势，伙伴关系虽然看起来不够直接和积极。事实上，慈善捐款的做法受到很多的批评。解决问题的核心是，第三方组织仍然十分倚重公司持续转移的资金。这种形式的资产转让对其所造成的对这种关系的依赖性质，和第三方组织进行创业和创新行为的能力，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在慈善捐助的办法中，受赠人不可能被视为平等的一方，让知识和技能在共同参与的组织中分享。这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第三方组织制定长远发展路线，都有明显影响。假如公司收回资源，受赠人的组织可能无法继续经营，除非可以找到其他收入来源。这种CSR的方法并不足以让社区有建设能力，事实上它是充当社区障碍的依赖性的症状，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也不是解决上面所讨论的社会参与和责任的问题，因为当地利益相关者和公司（甚至是第三方组织）之间的壁垒仍然存在。
因此，这是我们的争论，慈善捐款、公司内部项目和协作的办法，都有许多弱点，使它们是否适合用于大型的CSR活动的管理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我们相信，因为一种更有效的企业公民责任的出现，公司必须超越这样的慈善捐赠迈向一个与第三方组织即我们所在的社区更平等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标，受赠者的性质和形式需要从其财政的独立性和持续性及与其所服务的选民的关系这两方面来考虑。在下一节，我们略述了社区企业作为一个独特的组织形式的出现，认为它有可能创造一个第四种（也更有效的）的管理模式，通过这种形式，公司可以达到它们的社会责任目标。
图 基于公司治理的企业公民策略四模式
资料来源：改编于Tracey Paul, Phillips Nelson, Haugh Helen. Beyond Philanthropy: CommunityEnterprise as a Basis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Springer 2005, (58): 327-324.
三、将企业公民策略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1.企业公民策略的变革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构建
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企业面临的需求越来越复杂，单独作业的企业已经很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获胜，企业管理的范围已经涉及到企业内部的资源，企业管理的体系也随之变的越来越复杂且呈现结构化特征，企业管理已经成为了一项系统工程。结合实际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注意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公共事务管理应引入市场机制并倡导企业参与。未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引入市场经营机制，通过市场是力量改善公共管理部门的职能。以前主要是公共管理部门利用政府资金处理公共事务，既用政府资助行政计划的方式完成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程序，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企业组织参与的机会。
2.战略的视角：社会问题管理意识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期，政企不分的旧体制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从目前情况看，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不明，政企合一，经济运行完全借助于行政体系和政府体制来完成，企业仍没有成为市场竞争主体。
企业与社会关系不清是政企不分的必然结果。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是政府和企业职责分不清的必然结果。在计划体制下，政府的财力有限，同时又要发展经济。企业就以“低工资、高福利、高就业”形成了办社会的现状，一方面可以分散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负担，承担一部分社会体系的包袱，使政府可以把有限的财力集中应用到国民经济的基础建设中去；另一方面，企业办社会是在计划体制下商品匮乏、国家财力紧张造成社会服务体系萎缩的必然结果。企业办社会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职工的生活水平，增加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企业办社会的存在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分担了政府的压力，又保证了生产，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企业管理体系亟待创新。熊彼特非常强调和重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把“企业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灵魂”，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钱德勒则主张“看得见的手”更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钱德勒认为，凡是进行大批量分配相结合并在产品流程中可以协调的那些工业，必然产生现代这种工商企业，因为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比亚当斯密所谓市场协调”的看得见的手”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更能真强资本家的竞争力。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体制取代了市场机智而协调货物从原料供应，经过生产和分配，直至最终消费的整个流程。管理的变革对生产发展起促进作用，随着生产的扩大，客观上有要求管理进行变革。为了适应企业参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中首先处理好有关社会问题的应对，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
《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明确提出将社会问题管理作为企业战略管理内容的观点，即企业制定有关结局社会问题的政策并执行这些政策，内容包括社会危机管理、企业慈善事业管理、对教育事业的帮助等。在面临需要自己承担的社会则热时，企业应该主动承担项目以达到公众的期望，满足相应的社会需求。为此，企业要在行动上有所表示，满足顾客/股东/员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需求。企业社会问题管理模型反映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从问题生命周期的发展开始，到解决问题的行动被决定出来为止。
3.企业公民策略的制度化与标准化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具体理论框架应该包括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和标准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管理是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到实处的保证。根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设企业组织，企业组织的形式主要是采取以股份制、合作制、合伙制等为主，这种规范的企业组织形式有助于在管理活动中履行社会管理职责。从管理影响力的客观效果分析，企业经营管理主要在于追求人才、物资、金钱、信息的最佳配合，以期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双赢。尤其是人的因素在管理过程中最重要。
参考文献：
[1]Baron David P.The Nonmarket Strategy System[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5, 37(1): 73-85
[2]Baron David P. Integrated strategy: Market and nonmarket component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5:47-66
[3]Tracey Paul, Phillips Nelson, Haugh Helen. Beyond Philanthropy: CommunityEnterprise as a Basis for Corporate Citizen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Springer 2005, (58): 327-324
[4][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M]. 8 ed.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