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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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精神范文第1篇
1、答案：形容的是加班的场景。
2、诗句出自先秦·佚名《小星》。小小星辰光朦胧，三个五个闪天东。天还未亮就出征，从早到晚都为公。彼此命运真不同。小小星辰光朦胧，原来那是参和柳。天还未亮就出征，抛撇香衾与暖裯。命不如人莫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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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精神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精神病人； 攻击行为； 临床特征； 护理
[中图分类号] R47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03-007-01
Clinical features and nursing of Psychopath's attack behavior
Zhang Genfang, Huang ping
(Henan Kaifeng fifth people's hospital, Henan Kaifeng, 475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Psychopath's attack behavior and nursing of it. Method 86 hospitalized patients of our hospital during 2010.01.01-2010.09.30 were taken in random to be retrospective analyzed,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patients' attack behavior were summarized and effective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nursing and prevention of attack behavior. Result 86 patients who are mentally ill, 42 patients of them have attack behavior (48.83%), in these 42 patients, 28 of them are p aranoi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66.67%), 10 of them are affective psychosis patients (23.81%), 4 are mentally disorder in epilepsy (9.52%).Conclusion Attack behavior of paranoid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re most common, the analysis in Psychopath attack and development of nursing measures can decrease the patient hurt themselves and other ones, is helpful for their recover.
[Keywords]Psychopath； Attack behavior； Clinical features; Nursing
冲动攻击行为是精神病患者一种常见的病理，精神病人由于受到诱发因素或者精神症状的影响，突然发生伤害他人或物体的攻击，严重威胁着住院病人以及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1］，其危害程度严重，难以预料，给医护人员及患者在心理上造成不安全因素。现就我院86例住院精神病人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精神病人攻击行为的临床特征，提出有效地护理及预防措施，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科自2010年1月1日～2010年9月30日住院治疗的精神病人86例，其中男32例，女54例，年龄19-46岁，平均年龄32.5±1.3岁，偏执型精神分裂症34例，神经症20例，情感性精神病10例，癫痫性精神障碍12例，酒精中毒性精神障碍2例，人格障碍4例，精神发育迟滞4例，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相关诊断标准。
1.2 攻击行为倾向的患者临床特征 患者攻击行为最易出现的精神症状是幻觉妄想，其发生与精神症状高度相关，占所有精神主导症状的39.5%,部分患者常常周密计划，有明确目标，并且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妄想内容，具有高度危险性，其次易激惹、思维障碍、敌对猜疑、情绪不稳定是攻击行为产生的另一高危因素，被强制入院、拒绝治疗及检查等而攻击行为发生时，约97%的患者缺乏自知力，入院时表现烦躁、兴奋、拒绝住院、易激怒、不合作、敌意、治疗依从性差、不承认自己有病及情绪不稳的病人易发生攻击行为。
1.3 攻击行为的临床特征 精神病人的攻击行为受病理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攻击行为发生前常表现一些征兆，如常常表现情绪不稳，坐立不安，为怀疑一切，不信任他人，目光中露出敌意，挑剔，骂人，无理要求多，活动量较平时增加，拒绝住院和治疗，存在精神症状如妄想、幻觉、意识障碍等。由于精神科病房对危险物品管理较严格，病人很难得到施暴工具，所以病人攻击行为的方式主要有拳打脚踢，撕咬、卡勒颈部、啐口水 、企图及言语性攻击，病人攻击行为的对象多为与其有密切接触史的病友、家属或陪护、病房工勤人员以及医护人员等，尤其以医护人员受攻击的频率最高，居攻击者首位。
1.4 护理干预措施
1.4.1 评估病人的病情 全面地了解掌握入院病人的病情，包括病人的诊断、病情、治疗、护理及心理状况，并全面准确评估病史及症状变化情况，认真做好入院评估，全面掌握其治疗及存在的护理问题，根据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切实落实护理措施是防范攻击行为的基础，发现病人的攻击倾向，及时告知医生，以便及时有效进行医疗处理。
1.4.2 建立有利于疾病康复的休养环境 创建一个安静、舒适、美观、安全、整洁的休养环境，将患者安置于安静、宽敞的隔离室内，遵医嘱及时给予保护性约束，避免竞争性的工娱活动，患者的活动不脱离工作人员的视线范围，对具有攻击行为史或现有暴力行为征兆的病人给予加强攻击行为的防范措施。 1.4.3 完善的健康教育 根据患者病情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的向病人进行健康教育，入院初期，向患者做好入院宣教，介绍病房的环境，安全制度以及有关检查内容及检查的注意事项；病情稳定期，向病人讲解有关患病的原因、疾病症状、有关治疗以及预后及预防知识，使其正确认识疾病，主动配合治疗安心住院，提高治疗效果。
1.4.4 加强病房的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由于住院精神病人攻击行为的突发性、危害性和不可预测性， 良好的组织管理工作不但是一项积极的预防措施，同时也是预防攻击行为的重要手段。值班人员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及认真落实岗位职责，建立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技术操作规程、应急预案和完善安全管理，杜绝危险物品进入病房，是防范病人攻击行为的保证。
2 结果
精神病人86例，存在攻击行为42例，发生率为48.83%，其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分裂症发生28例，占66.67%，其次情感性精神病10例，占23.81%，癫痫性精神障碍4例，占9.52%，经药物和心理治疗及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患者均达临床康复出院。
3 讨论
精神病人由于遭受精神症状或者诱发因素的影响，常发生突然攻击伤害他人或物体的行为，能够造成患者、周围环境以及他人各种损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具有攻击行为的患者进行精心护理干预，对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2-4]。本组资料显示，患者的攻击行为常存在一定的诱发因素，如病人对医院环境陌生，作息制度不适应，过分拥挤，进出不自由，饮食不习惯，有被监禁的感觉，产生紧张恐惧被害情绪都会增加患者攻击行为。本组资料显示精神病人86例，存在攻击行为42例，发生率为48.83%，其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居首位，为28例，占66.67%。据资料显示[5，6]精神病人攻击行为的对象医护人员占41.66%-68.3%、家属、病人及其他人员占8.34%-31.7%，可见医护人员成为精神病人的主要攻击对象，与本组资料基本一致。医务人员对患者的强制治疗手段例如保护性约束，也与病人的攻击行为有密切相关[7，8]。因此分析精神病患者的攻击行为临床特征，采取正确的护理干预及防范措施，采用恰当的沟通方式，减少病人攻击行为的诱发因素，精神科医务人员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以减少对自身、他人造成的伤害，减少医疗纠纷，维护良好的住院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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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精神范文第3篇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攻击；人格特征
由于精神症状的支配，精神分裂症患者常伴有不同形式的攻击行为，包括自杀、自伤、伤人、毁物，即体力攻击行为，也包括言语性攻击，给患者本人及社会都带来危险和痛苦[1，2]。因此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风险的预测、预防和治疗，一直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既往多数研究结果倾向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行为是由多因素决定的复杂的社会行为，其中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都是攻击行为产生的极为重要的素质基础[3]。本研究以首发男性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风险与其人格特征的相关性，进一步认识精神分裂症患者攻击行为的成因和规律。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来自于2012年0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在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的首发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①年龄18～60岁；②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第十版中精神分裂症（F20）诊断标准；③病程≤1年，入组前至少4周未使用抗精神病药及其他镇静类药物；④初中或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排除标准：①脑器质性疾病、躯体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者；②不能配合完成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e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评定的患者。共入组80例患者，均为汉族、右利手。全体参加者（或患者亲属）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经过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由主治或以上职称的精神科医师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后，使用一般资料问卷采集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使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 PANSS）的兴奋敌对因子评估其攻击风险。取≤16分为低度风险组，>16分为高度风险组，将所有患者区分为两组。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测评研究对象的人格特征。对所得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假设：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攻击风险和其人格特征存在关联。
1.2.2 量表评定方法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4]。共30个基本条目，每个条目均为7级评分，从1到7，按精神病理水平递增排列。组成3个分量表：阳性、阴性和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包括阴性症状因子、阳性症状因子、兴奋敌对因子、焦虑抑郁因子、认知缺损因子。其中兴奋敌对因子是临床和科研工作中常用的攻击行为风险评估工具。包括兴奋、敌对性、不合作、冲动行为控制障碍等四个条目，总分4～28分，本研究中取其均数16分作为区分患者攻击风险高低的标准。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5]。该问卷包括88个条目，分别评估外向性（E）、神经质（N）和精神质（P）三个人格特质以及一个附加的效度量表（L），因子分越大表示该项倾向越明显。目前该问卷在实践中广泛用于心理健康相关问题的研究。
1.3 统计分析：所有资料采用SPSS软件包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应用均数和标准差等指标进行一般描述统计。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采用Person相关检验进行相关分析。以α=0.05作为检验水准。
2 结果
公共行政的精神范文第4篇
综上所述,积极综合训练结合了积极情绪想象、深呼吸训练和以HRV为指标的生物反馈训练,对患者自主神经调节功能和情绪调节能力有较好的训练作用,成功地应用于妇科肿瘤患者,改善了她们的身心状况和生活质量,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
致谢:感谢北京肿瘤医院妇科主任高雨农主任医师及全体医护人员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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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精神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后工业化；公共行政；公共性；伦理精神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6－019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资本研究”（10BSH049）
〔作者简介〕张雅勤，武汉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2。
20世纪，公共行政更多的是在技术路径中得以建构的。但是，公共性的问题也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是它的价值灵魂，失去了对公共性问题的观照，我们就很难判断一个行政体系或一个行政过程的性质与归属，因而，对公共行政的技术与操作层面的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对于公共性这一问题，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论伦理精神》中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张康之教授在社会治理总体性解释框架中对公共性的产生、发展和衰微的轨迹进行了反思和探讨，提出通过一次启蒙运动去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的设想。而且他认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是伦理精神的实现。《论伦理精神》这部著作，作者所描绘的是一条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之路，它激发起了人们对后工业社会社会治理模式重建的热情，特别是在技术主义主宰了当代话语权的条件下，这部著作所给予我们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
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张康之教授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他诸多著述中都曾对公共性的起源、内涵与外延、表现形式等方面作出过深入的探讨。鉴于学者们大都从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出发去界定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概念，张康之教授提出了需要在与某些实体性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中去把握公共性的想法，即从公共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去考察公共性的起源与增强的状况，这无疑开拓了公共性问题研究的视界。
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张康之教授进一步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社会治理中的伦理关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认为，公共领域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开放性，是广泛地向私人领域和一切社会成员开放的领域，只有当公共领域拥有充分的开放性，公共性才不仅是一个理论追求，而且也是体现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现实。通过历史考察，他认为现实中的公共领域存在着开放性不足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则是伦理关系的缺位，一旦社会治理模式中拥有了健全的伦理关系，也就会获得实质上的开放性。(1)张康之教授是在他所提出的一个社会治理历史解释框架中探讨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历史发展的。也就是说，张康之教授认为，人类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从“统治型”到“管理型”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过程，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而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正在成长起来的将是一种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正是由于人类追求公共性的不懈努力所推动的，因为，“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探索改进公共性实现方式的历史”(2)。尽管张康之教授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没有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作为主线来加以探讨，但是，在他对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的总体性把握和描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公共性”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从潜在的存在形态到显性化、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演变过程，而这正是人类社会治理的文明化和治理关系日益开放的体现。
尽管在农业社会很早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就已经开始谈论“公”“私”的问题了，但是，这个时期的人们所谈及的“公”是与现代人理解的“公共性”不同的。在农业社会，显然没有出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分化，君主及其统治型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就是一种覆盖了全社会的权力，并由于这种权力的作用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体化的状况。在这里，公与私所意味着的只是人群集合规模的大小。所以，虽然统治型政府也有行政的问题，但是，却不是公共行政，更不拥有公共性。因此，张康之教授不主张在农业社会国家、政府以及社会的一体化条件下去谈论公共性的问题，也不认为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具有公共性。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以及地域界限被打破的同时也出现了领域分离的历史运动，从而造就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应地，也出现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分化。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这一社会分化的历史运动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型社会治理的基础，使纯粹基于权力关系的社会治理失去了合理性，特别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性质不再是统治，而是朝着管理的方向演变。管理型政府必须在所有具体的利益要求之中去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利益，它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实现虽然不是每一位社会成员利益要求的满足，却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利益最大化状态。可是，什么因素可以保证管理型政府做到这一点呢，显然，那就是公共性。只有管理型政府及其行政拥有了公共性，才能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才能在差异万千的社会构成要素之间主持正义和提供公平、公正。
近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正是公共性的增进推动了统治行政向管理行政的转型，而管理行政在发展到其典型形态的时候，也正是以公共行政的形式出现的。大致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政府逐渐开始用社会管理职能取代了政治统治职能。这就是公共行政生成的秘密，因为，出于阶级统治需要的政府只是统治阶级的政府，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而对其统治对象的压制和压迫。但是，从事社会管理的政府则必须考虑到全社会共有的要求，必须根据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中的那些普遍性的因素去开展行政活动。这样一来，政府的行政也就具有了公共性的内涵，从而成为公共行政。
在《论伦理精神》一书中，张康之教授正是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下去描述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的。张康之教授还准确地指出了工业社会管理型行政的深层次弊病：管理行政虽然具有公共性的特征，但只是一种工具性意义上的，而在实质性的意义上，公共性则是比较稀薄的。在张康之教授看来，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社会体系建构中放弃了伦理关系，而是在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去建构社会治理体系。张康之教授认为，虽然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时刻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服务期望所造成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是可以促进伦理关系的生成并要求把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的，但实际情况则是，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形式化和工具理性化追求却排斥了伦理关系，以致伦理关系如果存在的话也是处于边缘地位的。(3)丧失了伦理关系这块基石，公共行政也就仅仅具有了形式上的公共性而不具有实质性的公共性，在实践上，也就无法承载起保证和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责任。
二、后工业化对公共性的再呼唤
后工业化把整个人类置于一个崭新而陌生的发展环境之中，它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条件下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用，而是需要通过社会治理的全面转型去面对高度复杂性的现实。从社会治理关系的视角中，张康之教授发现了社会治理结构演进的必然进程：在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为基础；在工业社会，管理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二元统合为基础；到了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结构以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统一互动为基础。张教授将之称为“人类社会治理结构运动的必然规律”(4)。的确，社会治理的常识显而易见地证实了张康之教授的论述，在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治理活动主要是建立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的，治理工具或者维护权力关系的工具选择，主要是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力，这无疑将公共性排除在了行政体系之外。对于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模式而言，在权力关系之外生成了法律关系，但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命令与服从才是最为经常的行为，体现出的仍然是权力关系的主导作用。因而，管理行政只能具备形式上的公共性。在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人们在服务的原则下结成了伦理关系，或者说，行政系统在对权力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历史承袭中生成一种全新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了由这三种治理关系构成的稳定结构。伦理关系在社会治理关系结构体系中的出现，将会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风貌，一方面，它将祛除以往集体行动的虚假形式，用真实的集体行动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在赋予个体行动以充分自由的同时，消除了个体行动的分散性，从而在个体行动中整合出具有总体性的社会集体行动。(5)可见，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伦理关系提升了公共管理的社会动员能力，增进了公共领域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因而促使公共行政更加贴近公众的利益要求，更加接近“公共性”的标准。
张康之教授是运用“公共管理”这一概念来指代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他认为：“公共管理所意味着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治理方式，虽然它的初期发展阶段中是以政府这一治理主体为核心的，但是，由于产生于社会自身的新的治理主体的出现，开始向人们展示社会自治的曙光”(6)。从治理结构来看，服务型政府所面对的是一个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体系，而合作治理的顺利展开不是单纯依靠任何技术因素而能够获得合作的有机性的，唯有在公共性价值的指引下，合作才能转化成参与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每一治理主体主动的和自觉的行动，才能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现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从政府目标上看，服务型政府需要把维护社会公正放在显著位置上，这本身无疑是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彰显。政府目标决定了政府在一定时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引导和推动作用。在农业社会，统治型政府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和促进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人财富增长以及权威的巩固，社会公平自然无从谈起。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财富的积累，因而管理型政府重视的也同样是对财富积累的促进。面对这种形势，后工业社会的政府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承载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责，政府目标的基本内容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包含公平的元素。可以预见，在很大程度上，后工业社会将不再是一个全面致力于财富增长的社会，尽管财富会以比工业社会更大的速度增长，但这个社会却把关注点放置到公众需求的满足方面。在政府目标的选择上，服务型政府将在“公正”的视点上去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不是在二者非此即彼的抉择困境上纠结，在政策制定中将体现出更强的普惠性，使每一社会成员、每一社会群体的尊严和利益都得到有效的维护。
三、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路径
综观《论伦理精神》全书，就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虽然并没有明确地把主题确立为追寻公共性回归路径方面，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品读，会发现张康之教授对公共性的思考其实是蕴涵在对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之中的。当他提出在伦理的路径中去重建政府的时候，当他把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理论追求的实践目标时，其实已经赋予了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内涵了。这是因为，服务型政府这个概念已经完整地包含了公共性的内涵，是实现了形式公共性与实质公共性相统一的政府形态，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内涵是通过其公共行政去加以体现和付诸实践的。在公共行政的全部过程中，处处都会展现公共性的魅力，并通过这种公共性的张扬而造就一个公平正义不再缺失的社会。所以，服务型政府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路径，它是与人类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一致的进程。具体而言，伦理精神究竟如何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得以实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将怎样变成现实？张康之教授所给予的期许是：在政府公共服务的伦理路径中，伦理精神将会成为政府乃至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灵魂，服务型政府的设计、道德制度的建立、道德化治理方式的建构、政府合作整合机制的完善等等，都只有在伦理精神的意义上，才能够得到理解。在伦理路径中，政府不会满足于它对社会的“良好治理”，而是要把整个社会的健全与和谐作为不懈追求的目标。(7)同样地，我们在新的历史转型中追寻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也不能只在政府对社会的“良好治理”的愿望中对既有框架下的一切进行修修补补，而是应该在伦理精神的“普照之光”之下，对治理关系与治理方式进行重新审视，需要对治理制度和治理机制进行优化安排与合理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完全不同于管理型政府的服务型政府，才能保证公共行政真正拥有公共性。
治理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反映，对于社会治理模式的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制度设计者往往是基于对治理关系特性的认识而去对社会治理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在运行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三类基本的治理关系：权力关系、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公共管理之所以从根本上区别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之所以能获得实质公共性，是因为其服务导向的理念成为政府建构的指导思想，是因为公共管理活动基于伦理关系而展开，能够实现伦理关系对权力关系、法律关系的统合，并形成了由这三种关系而构成的稳定结构。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认识到伦理关系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无疑是公共行政重拾其公共性的起点。
对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认识还只是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第一步，还需要把这种认识落实到现实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中才具有实际意义。在这一问题上，张康之教授基于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治理特征而对公共管理制度的建构作出了“德制”畅想。根据张康之教授提出的社会治理的总体性解释框架来考察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可以发现，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制度形态是“权制”，与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相对应的是“法制”，后工业社会将是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要建立的是一种“德制”。所以，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通过权力来进行治理的（权治），德治和法治仅仅作为辅助手段而存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表现为依靠法律的治理（法治）。但是，在法制规范之下，也包含着权治的内容，而德治则受到了排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将会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真正统一。一旦法治和德治实现了统一，“德治”的内涵就将变得更加丰富，从而实现对权治和法治的全面整合，即使在需要权力和法律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将实现道德化，让权力和法律都从属于道德并以道德的实现为目的。
显然，在张康之教授看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德制建设的落脚点是公共管理者德性的完善。其实早在《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公共管理伦理学》等著作中，他就提出了“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来建构起一种新型的制度模式，即德制”的设想，在《论伦理精神》中，他再一次通过对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解析，确认了“德制的实现要求从人的道德存在出发去寻找建构的方案”的观点。也就是说，对于公共管理主体而言，公共管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活动，而“公共性”也就需要在这一职业活动中去加以体现了。因此，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职业领域，必然要求公共管理者的理念与精神必须建立在“公共”的道德基础之上。可见，只有当公共行政精神被深深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才能保证既与组织目标之间保持协调，又能与后工业社会中的公众需求之间保持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正是依赖于这样的行政人员而得以实现的。
《论伦理精神》是一本在笔墨间处处洋溢着启蒙情愫的著作。张康之教授在关于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判断的前提下去思考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问题，无疑是对人类命运有着深度关切的理论探索。确如张康之教授所说，人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出现过两次伟大的启蒙：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有过一场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在西方的18世纪出现过一场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当前，一场启蒙后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正热切地期待我们投身于其中。张康之教授对人类的三次启蒙运动的特征也作了定位，他认为，农业社会的启蒙运动属于一场“哲学的启蒙”，工业社会的启蒙属于一场“法学的启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启蒙将是一场呼唤伦理精神的启蒙，也就是一场“伦理的启蒙”，必将在伦理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虽然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判断，但是，对于我们将要投身于其中的启蒙后工业社会的运动而言，无疑是一个指明方向的重大理论判断。科学研究的境界往往存在于对具体问题的高度理论提升之中，“行政改革”和“政府重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持续研究热点，但是，就这一问题本身而进行的探讨都可以说达到了无所遗漏的地步了，而在付诸于实践的时候，不仅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却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同样是从思考行政改革和政府重塑出发，张康之教授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幅宏观的社会建构图景，给予了我们启迪，放飞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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