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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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1篇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取自1981—2013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用从业人员（L／万人）、资本形成（K总额／亿元）来反映生产要素的投入；使用宏观经济总量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亿元）反映经济增长。我国GDP、从业人员、出口总额（EX）与资本形成如表1所示。从回归结果可知残差项是平稳的。因此，可得出lnGDP与lnK、lnL存在协整关系。基于上述协整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对两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若两种变量（Xt和Yt）是协整的并且每个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那么，要么Xt一定是Yt格兰杰原因，要么Yt一定是Xt的格兰杰原因。在本文中，至少能说明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表2－表8回归结果也表明，本期从业人员每增长1％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43％；资本形成总额每增长1％时，国内生产总值将平均增长0．598％。（6）接下来分析短期两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EViews软件建立lnGDP关于lnK、lnL的误差修正模型ECM。以滞后一期残差项作为误差修正项，可建立如表10所示的误差修正模型。模拟拟合优度较高，方程通过F检验、DW检验，各回归系数符合经济意义，其中，d（lnK）、d（lnGDP（－1））在1％水平上显著，d（lnL）、RESID（－1）不显著，其中变量的符号与长期均衡关系的符号一致。结果表明，本期lnK、lnL和上一期lnGDP在短期内每增长1％，GDP将依次增长0．0493％、0．3716％和0．4986％。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它表明lnGDP与长期均衡值得偏差中的27．21％被修正。此ECM模型反映了lnGDP受lnK、lnL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根据估计结果可知，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对产出的长期弹性分别为0．598和0．543，短期弹性分别为0．372和0．050。

2结论

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就业人数两生产要素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协整的，即两生产要素与国内生产总值是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这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下的资本要素弹性和劳动力要素弹性保持了一致的协调性，几乎相差无几，并且各自都以较近似的贡献率反馈到经济增长机制中，成为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的要素，也就是说，这两种生产要素在长时间范围内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与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相协调发展，保持固定的投入－产出比率，避免资本生产过剩与劳动力供给过剩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同时，充分发挥两种生产要素弹性的最大化。目前我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应该实现从就业带动增长到就业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转变；而从误差修正模型（ECM）来看，在短期，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要大于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反映了经济增长受资本形成总额增长、从业人数增长影响的短期波动规律。

并且此模型上的从业人数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相反，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解释能力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这使得两生产要素弹性差别很大，显然，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起最主要的作用。这对中国目前制定宏观经济增长政策具有指导性的意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处于资本非良性循环的状态，造成资本利用效率低下，此外，中国的短期结构性失业矛盾还是十分普遍的，这便使企业不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游离的那部分资产也减少了，抑制了企业的下一轮资本最大化供给和消费者的最大化消费需求，社会福利不能得到健全，从而经济增长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鉴于此，我国企业应该保证资本在一、三阶段快速周转的同时，保证第二阶段的生产资本的技术创新，如固定资本的技术革新，存货资本的零库存管理，从整体上保持资本效率；政府也要充分了解劳动力供给缺口，做到人力资源效用最大化，充分刺激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常态；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

一、新常态下农业旅游经济增长效益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农业旅游经济迎来了高速发展，并有效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以及返乡创业农民到农村发展旅游业，展现出多元化的业态。同时，国家政策对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也给予大力支持，各项政策与规划陆续出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查报告表明，当前我国已步入全民休闲度假时代，从数据上来看，目前我国每年旅游人次达到36亿，而超过半数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为农村以及古镇村落，未来5-10年，农村旅游接待人次将超出20亿。《中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报告（2016年度）》数据表明，我国休闲农业与农业旅游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非常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2016年我国农村旅游以及休闲农业从业人员达到840万人，农业旅游与休闲农业从业户年均收入达到6万元。［1］农业旅游产业得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旅游融合程度日渐深入，农业旅游拥有生态农业的内涵，与传统农业产业相比，更为注重生态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全面结合。从农业旅游经济增长效益来看，发展农业旅游经济，可进一步推动农业产业转型，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同时，农业旅游经济发展需要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完善以及专业人才培养上做更多的工作；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着力点，通过农业旅游开发，可进一步发挥农业服务功能、生态功能以及民俗文化功能，因此，促进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对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以山西省朔州市为例，当前朔州市共有农业旅游特色乡村30余个，农业旅游经营业主超过100家，从业人员1400余人，全市2016年旅游收入超过1亿元。其农业旅游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地方农业经济的增长，推动农村基础建设，也促进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二、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山西是黄河流域农耕文化重要发源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旅游资源，其农村古建筑、自然生态风景、古民居村落、革命遗址等数量众多，历史、人文以及生态资源丰富。山西省农业旅游自2007年步入正常化发展轨道，近年来，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以及旅游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山西省农业旅游呈现出类型不断丰富、规模日渐增长、内涵逐步提升的良好发展趋势，农业旅游近年来也得到了高速发展，特色小镇、自驾营地等新农业旅游业态陆续出现，例如晋中市百草坡森林植物园房车露营地、寿阳田益生态庄园、祁县红海玻璃文化艺术园等，都是其农业旅游发展中的新亮点。山西省农业旅游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增长点，推动农村经济的升级转型。经济稳速增长，农业旅游产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山西省完全有条件与基础进一步发挥农业旅游优势，获取旅游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山西省不断加大对农业旅游的扶持与引导，加大资金投入、提供政策支持，农业旅游得到了快速发展，如今其已成为山西全省旅游产业中的重要部分，更是大众就业与创业的新路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山西省已有农业旅游示范县22个，其中国家级休闲农业与旅游示范县8个，国家级休闲农业与旅游示范点17个；全省农业旅游从业人员超过24万人，农业旅游全年接待游客数量27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90亿元；农业旅游收入占据全省旅游总收入超过6%。农业旅游成为了山西省旅游业发展的有效力量，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了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媒介。

三、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制约因素

山西省自2007年便开始实施《山西省乡村旅游客栈服务规范》，并陆续出台多项经营管理制度规划农业旅游发展。但总体来看，许多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旅游环境以及经营管理水平仍然较差，其农业旅游经济发展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产业结构失衡

总体来看，山西省农业旅游资源主要以乡村景观、文化习俗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等为依托，其旅游发展模式相对较为单一，地域特色不鲜明。部分地区农业特色旅游资源开发不完善，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较低，其农业旅游产业多处于无序开发以及自然发展状态，缺乏健全产业体系，产业结构布局分散、体量小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一些具备鲜明地域民俗文化特征的乡村在旅游开发中由于系统规划意识的缺乏，无法实现旅游与农业产业的有效结合，旅游要素整合不到位，导致旅游资源开发档次较低。其次，旅游产品开发与经营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资金与资源尚未形成整体合力，部分地区农村旅游开发缺乏全面规划与系统安排，开发投资较为盲目；旅游产品重复建设的情况也较为突出，使得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也不断增大，无法形成市场规模效应；部分农业景区简单照搬、盲目复制，缺乏文化乡土味与历史厚重感，无法满足现代城乡居民多样化需求。此外，从服务上来看，服务形式与内容普遍存在盲目跟风的弊端，缺乏自身特色服务内容打造，区域旅游特色无法形成。［3］

（二）基础条件落后

当前山西省部分农村旅游景点离城市较远，许多具备自然原生态风景与原汁原味民俗风情的农村处在山区，干线公路同农村连接道路的等级较低，通信、信息等的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同时停车场不足、旅游引导指示牌缺乏、旅游厕所质量较低等问题都较为明显。“网难上、路难走、事难问”导致难以留住游客，更难形成良好的市场口碑。例如地处繁峙县与河北阜平县交界处的茨沟营，其是太行山深入兼具人文与自然风光的村落，更是我国首批传统村落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农业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但由于交通不便，旅店饭店等基础配套产业不完善，导致旅游市场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旅游资源优势无法发挥。

（三）专业人才缺乏

农业旅游从业人员素质问题是目前山西省农业旅游发展制约的重要因素。当前山西省从事农业旅游的经营业者多为本地农户，经营管理思路、投资金额以及市场预估等都受到较大程度制约；同时由于缺乏专业、规范性指导，导致农业旅游市场行业以及卫生规范等标准都亟待提升；少数农业旅游从业人员法制意识较为淡薄，导致旅游权益侵犯时间屡有发生。同时，农业旅游需要一系列专业管理人才、信息人才、技术人才以及营销人才的支撑。而由于高素质人才普遍不愿意到基层农村就业，农村景区经营业主也难以做到脱产学习，进而导致旅游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相对不足，粗放型经营与管理模式严重制约了农业旅游发展。［4］

（四）生态环境破坏

农业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农村城镇化成为大势所趋。如果对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传统风格保护两者间的处理不当，就会导致农村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的破坏。农村旅游的最大特征在于其与城市不同的生态与民俗文化风情，一旦农村生态民俗环境遭受破坏，其优势与特色便会受到影响。当前山西省许多农村兴建游乐设施与场所，使农村传统风貌以及特色旅游资源受到很大影响。部分农业旅游景点由于无序开发，导致林地与耕地面积流失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较大影响；部分乡村盲目招商引资过度开发，地方环境破坏巨大；许多农村在旅游开发中也不注重农业生态的保护，导致自然原生态的“乡村味道”被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所侵蚀，游客无法在农村旅游景点中感受朴素自然的农村情怀；一些开发商缺乏对地方自然生态区的考察分析，农村旅游资源利用开发存在很大随意性，导致当地旅游资源遭受破坏；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多所带来的垃圾、尾气、污水排放等，都对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威胁。

四、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系统构建

新常态下，结合对山西省农业旅游发展现状以及问题的分析，现基于新常态下农业旅游整体发展环境状况，从供给系统、需求系统以及支持系统几个方面构建起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动力系统，为促进山西农业旅游经济提供参考。

（一）完善供给系统，丰富产品结构

旅游经济为典型的眼球经济，要促进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加快地方农业旅游产业发展，产业创新与特色打造显得尤为重要。首先，针对山西省当前农业旅游发展同质化问题，新形势下应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思路，基于市场需求出发，推动农业旅游业态功能多元化发展。具体来讲，可构建“旅游＋文化”的发展模式，文化始终是旅游的灵魂，对于农业旅游也不例外。当前许多农村景区都注重外在形象的打造，但忽视了人文内涵的展现。旅游发展新常态下，山西省农业旅游应重视“旅游＋文化”的发展，不断丰富农业景区内涵；大力推动“农业＋文化”发挥农村各类非物质资源与物质资源的特征优势；推动“农业＋康养”发展，拓展农村养老养生以及健身运动项目建设。［7］其次，应丰富旅游产品结构。具体应结合游客需求，设计与开发一系列农业旅游配套服务，丰富农业旅游产品类型，延伸旅游系统产业链，提升农业旅游附加值，进而全面提升山西省农业旅游竞争力，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例如以新业态与新产品为基础构建农业旅游要素，更深层次发掘乡村文化民俗内涵。如从简单的“瓜果采摘”“农家乐”等初级旅游产品向康体健康、养生休闲等新模式升级；围绕古村落、民俗村镇的民俗文化特征，构建度假观光类型特色化旅游村，例如右玉县马营河村、山阴县旧广武村等都为此种开发模式，其中马营河村通过对软硬件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对民俗文化的深入开发，受到了许多自行车俱乐部、自驾游等游客的广泛推崇，其旅游发展模式值得其他农村借鉴。第三，山西省需进一步加大旅游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农业旅游对象以城镇居民为主，其不属于低端消费。因此必须要提升农业旅游的质量层次，加强基础建设。具体来讲，应改善农村旅游景点的住宿条件，完善有线电视、无线WIFI、床铺等住宿条件，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如停车场、气化、下水道等。同时应在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道路公路网的大框架下，规划通往A级景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农业旅游示范点以及传统村落的旅游公路，打通干线与农业景区间的交通。此外应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地方部门可定期举办农业旅游培训班，邀请旅游企业管理人员、大专院校教师等，对农业旅游经营管理者展开集中培训，提升其专业能力；加强服务培训，提升服务水平，使服务从业人员掌握基础服务标准与礼仪规范，给予游客更好的游玩体验；组织较大景点代表外出参观与学习，提升服务技能与管理经验；地方政府也应联合企业、协会等各方力量，加大专业人才引入力度，利用各项优待政策吸纳经营管理、营销策划等人才，为农业旅游发展带来新的推动力。［6］

（二）优化需求系统，促进产业融合

农业旅游需求系统的优化，首先应促进产业融合，加强全省农业旅游产业发展顶层设计，坚持旅游规划引导，促进产业融合与功能配套的完善，实现农业旅游产业向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发展。例如通过“农旅一体化”实现农业旅游营销模式的创新，将旅游与农业融合，以文化为引领，以农产品等作为农业旅游宣传载体，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建立起以旅游为基础的复合农产品形态。同时强化对金融、电商、企业等外部发展资源的应用，使地方特色农业旅游产品与资源走出去，实现农民增收，享受农业旅游经济带来的红利。其次，新形势下，强化旅游市场开拓力度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山西省农业旅游宣传营销具体应结合电视台、网站等开设农业旅游专业栏目，加强推广与宣传；同时要积极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等新媒体，向游客全方位展示相关旅游信息，加强与游客的互动。通过各地传统民俗风情、民间节事等，策划具备鲜明地方特色的农业旅游节庆活动，如朔州旅游局所打造的“美丽乡村看朔州”栏目，其栏目通过走访50余个村庄，利用航拍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展示朔州乡村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特征，并充分结合移动客户端、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传播，起到了非常好的营销效果。［8］同时，宣传内容上需深层次挖掘山西省农村农业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民俗文化等，多方位、多角度进行宣传；通过诸如《又见平遥》等大型实景演出活动，将农村传统历史文化向游客展示。同时，可构建新型农业旅游以及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加强美丽休闲乡村推介、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山西美丽乡村认定等工作。

（三）健全支持系统，加强统筹规划

首先，地方政府需强化农业旅游的集群化发展，将农业旅游发展纳入大旅游产业进行统筹规划，充分发挥政府的协调与组织作用，合理规划与开发，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农业旅游项目，形成农业旅游建设发展合力。推动太行山、管涔山、关帝山等为核心的生态休闲农业产业带建设，加强以大同、长治、太原、临汾等为核心的现代城市休闲农业旅游圈建设；以乔家大院、平遥古城、关帝庙、革命老区等为核心构建起特色农业旅游景区。其次，明确农业旅游标准，具体包括接基础设施标准、接待标准、服务标准等，构建起可持续性农业旅游发展标准模式，为农村发展“造血”。进一步加强对农业旅游工作的重视程度，将农业旅游经济发展融入全省重大发展战略当中，推进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针对资源优势明显、基础较好以及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突出的村镇予以重点扶持，打造农业旅游名村，充分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8］此外也应加强农村旅游生态保护、保洁卫生等环保保障体系建设，提升管理服务水准。提升农业旅游资源以及环保强度，制定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对农业旅游景区中的环境状况展开长期监控与管理，定期认证与评估，促进景区生态化；同时加强宣传，利用社会团体力量共同完成环保目标。

五、结论

农业旅游是新型消费与产业形态，其是当前农村极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新常态下，山西省农业旅游经济增长也是农业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当前农业旅游发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山西省需从农业旅游整体规划、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产品开发、专业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入手，完善供需与支持系统，为农业旅游经济增长带来新动力，促进地方农业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晓萍，贾秋燕.山西省生态旅游农业模式初探［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9）：960-963.

［2］刘金兰.山西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问题浅谈——以山西省榆次区为例［J］.轻工科技，2016（7）：154-155.

［3］胡叶星寒，赵惠娟.河北省山地农业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野三坡百里峡为例［J］.农业经济，2013（11）：48-49.

［4］韩林平.农业生态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13（2）：29-31.

［5］于婕.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农业旅游发展战略研究［J］.农业经济，2016（5）：33-35.

［6］吴雅玲.大同市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模式研究［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3（9）：925-929.

［7］王娟.省会城市周边农业旅游的发展与管理［J］.农业经济，2016（6）：136-138.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3篇

劳动、资本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据此，经济增长可以划分劳动积累型、资本积累型、技术进步型三种形式。在新古典主义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在时间上具有同质性，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资本设备生产能力的提高不再体现在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之中，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的变化计算在技术进步之中，因而，大大地扩展了技术进步概念的外延（注：新古典主义理论将技术进步当作了独立的增长因素，因此，经济增长的源泉就包含了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三因素，这是有它处理方法上的考虑的。劳动和资本都具有同质性，除了劳动和资本数量增长带来经济增长以外，其余的增长部分都看作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因此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变化都是技术进步，不与劳动或资本的数量增长本身有任何联系。这样处理方法使得生产函数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而且，是规模收益不变的生产函数，劳动或资本单个因素变化的边际效率呈现递减性。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假设。参阅索罗（Solow）模型。）。因此，就存在着广义技术进步与狭义技术进步之间的区别。狭义技术进步是指扣除劳动和资本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之后的净增长。但是，如果技术进步不是独立的因素，而具有内生机制，它仍然是由劳动和资本要素产生的，因而它的贡献率等于零。只有存在着外生的、独立的技术进步因素，譬如现成技术，才存在着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广义技术进步所采用的剩余方法计算技术进步，即经济增长除了来源于资本、劳动等要素（包括土地）数量的增长外，剩余部分全部归之于技术进步，它必然是外生的、独立的因素。

附图

图1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产出蛋糕切分

这种“三分法”中的“剩余方法”解构经济增长，存在着许多问题。它没有解释生产要素除了数量积累之外的其它积累方式，即劳动或资本时间上的非同质性（质变）带来经济增长，除此而外，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具有增长效应（即所谓残差效应），这些因素同样归结为技术进步，也是不甚合理的。如图所示。

第一，“技术进步”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经济内容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技术进步独立于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之外而存在，那么，技术进步是如何实现的、它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就很难说清楚。第二，新古典主义的“三分法”假设了资本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为既定不变的条件，而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更新部件或增添设备，都不止是对原来生产能力的复制或单倍扩大，而具有了更大的生产力。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也在变化，特别是在就业压力下，知识体系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因此，如果资本与劳动在时间上不具有同质性、是变化发展的，上述这种处理办法显然是低估了资本、劳动的贡献率，相应地放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第三，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存在着多种形式，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创造着新的生产方式。如果简单地将二者割裂开来，势必不能透析出技术进步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能展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全部内容。

新古典主义试图利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市场机制消除资本和劳动（在时间上的）非同质性现象证明“三分法”仍然可行。但是，这种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对于物质生产资料来讲，由于科技进步、特别是计算机和软件更新速度与日俱增，加速了机器设备折旧率，其精神损耗（时间损耗）比物质损耗（有形损耗）远大得多，不是说要等到一台机器磨损到不能再用才报废，即使它保存在仓库里完好无损，经过一年两年也可能意味着报废。劳动者的知识教育状况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很大的改善，使得过去年代长期积累下来的知识、教育和信息，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宽带网），从而被更多、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

在劳动积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三种类型中，由于技术进步并非独立的生产要素，因而，它只能从属于劳动积累或资本积累过程。那么，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的？

附图

图2　劳动积累和资本积累如何实现技术进步

二、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的分离

资本积累本质上也是劳动积累，是劳动积累的结果。资本积累是特殊形态的劳动积累，即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积累。从资本积累所实现的再生产的本质来看，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特别是资本积累的初始阶段，即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注：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人们议论如何在市场经济中掘取“第一桶金”，这便是讲如何实现资本的初始积累。），劳动积累表现得最为充分。只有对劳动价值的占有才能取得最初的资本（除了遗产或掠夺以外），没有别的积累方式。“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注：重农主义最早提出了这种朴素的劳动价值观。）资本的来源除了遗产和掠夺之外，只有劳动，而遗产或掠夺的最终来源也是劳动成果。

因此，资本积累与劳动积累具有相同的本质，都来源于劳动价值。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剥削劳动的经济前提和市场条件，从而实现资本积累和劳动积累对立、分离、分化，使得资本积累取代劳动积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甚至成为了唯一形式，资本家成为人格化资本的象征，形成“为生产而生产、为积累而积累”的过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为什么劳动积累会退而成为资本积累的条件与附庸、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呢？这是由特殊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决定的，在工业化过程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即由“劳动创造价值”转化为“资本创造价值”。

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机器代替体力，不仅节约了劳力，而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不但创造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同时也改造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经济。因此，不断地从传统产业、特别是从农村人口中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增加了劳动供给的数量。这些劳动力是否为新兴的工业生产所需要呢？大工业化的劳动分工，主要是借助于工人的体力劳动用来补充机械动力的不足，对劳动力的需求不需要提出任何质量上的特殊要求，因此，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进程而产生。在这里，劳动具有普遍的同质性，即马克思所讲的“简单劳动”，因而，可以直接看作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因此，劳动具有无差异性，不需要有特殊的劳动者。即使需要特殊劳动，也是生产过程中实现的。特殊要求、特殊技能的岗位，可以通过岗位培训、短期轮训加以解决。正因为是对同质的（主要是体力劳动消耗）的需求，因而劳动力普遍地出现过剩现象，劳动力的实际价格将长期维持稳定不变的水平。

刘易斯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将产生持续高增长现象，这种过程将跨越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注：W.A.Lewis，“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llen＆Unwin，1995，pp.232-233。中国非农化持续了20年，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认为，这种高增长过程还可以持续30年。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农村剩余人口进城，不但扩大了工业生产的劳动供给与市场消费，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城市化的良好预期推动了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过程：

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城市人口增长工资水平不变但总量扩大消费需求增加房地产开发基础建设投资制造业其它后向产业关联消费品生产收入水平提高，……

随之迂回生产的链条不断延伸，迂回生产过程不断循环扩大。这个过程一旦启动，就能够产生不断增长的经济效果。此时，即使没有任何新的技术进步因素、仅依靠不断地技术复制就能够创造持续增长现象。（注：例如，房地产业是公认的技术进步最缓慢、可以看成是仅依靠资本积累实现持续扩张扩大的一个行业。“圈地现象”摊大饼式地一圈又一圈、一轮又一轮地扩大，建了二环、建三环，还要建四环、五环，甚至于六环、七环都出现了，许多市政建设的平面面积在10年间都扩大了一倍以上。开发区热和市政建设不但划进了大片的生地，更多情形下则是填埋了城郊长年精耕细作的熟地。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市的出现，使得城际间轨道交通也发展起来了。）但是，要产生这样一种最初的状态，却非轻而易举，在它的初始阶段，需要市场给出明确的需求导向，而这样的市场本身却是不存在的，因而，构成了发展的困境：落后经济（或传统产业）很难突破自身发展的起点，相反地，它落入了“恶性循环状态”（注：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贫因问题研究》，1968年。）：

收入水平低消费水平低市场需求小产出供给少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收入水平低……

如何突破发展的困境、跨越落后的门槛，产生持续增长的经济力量？因此，提出了许多发展理论。主要围绕着如何创造局部性的市场需求而展开。罗森斯坦一罗丹提出“大推进”理论，优先发展那些需求弹性大的部门、产业关联程度高的部门，特别是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能够产生局部性的市场需求与高起点的规模效益。但是，它不得不面临着资源价格扭曲的市场格局。由于劳动力相对稀缺，因而，相互关联的市场需要政府投资。还有一种能够形成局部性的市场需求的格局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由于其需求主要来自于国外，相比于前一种发展战略，可以减少资源的价格扭曲。外向型经济优先发展与出口相关的产业，然后带动相关的上游产业，最终传递到全社会的各部门。这是一种以劳动积累为主的生产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

三、劳动积累的低级形式与高级形式

劳动积累有低级和高级两种形式。劳动积累的重要性，不止是在传统形式上体力劳动这种形式、而且反映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的知识生产过程。

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乃至中期阶段，劳动都是资本的附庸，或是“资本的奴婢”（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劳动仅仅是补充机器动力的不足，停留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简单形式上，即使是复杂劳动也还是能够用倍加的简单劳动进行量化计算，主要是体力劳动的支出。如果说，工业革命使得人的体力得到了延长从而创造更高的生产力的话，那么，以电子技术为核心的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革命，则无限延伸了人的脑力活动。只有这个时候，多层次的劳动的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首先，劳动分工已经初步形成了体力劳动和智力活动的分离，虽然体力劳动仍然需要智力活动配合，而且，企业经营活动只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积累过程，但是，社会基本上划分出了蓝领和白领阶层，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跃迁，蓝领阶层的数量和比重趋于下降，白领阶层的比例进一步上升。智力活动首先表现为产业内的分工，例如，大企业设立以生产为中心的会计、设计、营销等职能部门，然后发展到产业外的分工，出现新兴产业部门，如研究与开发，大企业纷纷将产品开发设计作为外包工程对外招标，智力活动的分化独立过程，由产业内扩大到产业外，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体现，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它不断地扩大到全社会。熊彼特认为，经济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创造能力不断扩大的“创造性毁灭过程”，是智力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不仅丰富了劳动的实质，从而也提高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对于劳动者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必须要作七项扣除，除了补偿体力耗费、劳动保障和家庭抚养这些人口简单再生产的价值以外，还需要扣除精神耗费、人的发展的需要。（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其次，知识产品相对独立性，不仅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同时它也创造自身的需求市场。一开始是产业内投资研究与开发，大企业重复建设实验室、添置仪器设备和科研人员，这些大企业因而拥有了许多创造发明，但是，与企业的经营方向不适合，难于推广应用，因此，被锁保险柜里，这种情形在IBM、施乐公司中屡次发生，浪费了企业资源和精力。而且，新知识的推广、应用是许多垄断企业所无法控制的。英特尔和微软最初都是IBM外包工程的代工企业，最后都发展成为了超大型跨国公司，都是靠一种产品、一项技术不断开拓出新的产出、新的市场，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和营销策略，往往是大企业所不宜采取的冒险行动。因此，外购知识产品成为大公司的经营略，在信息经济中，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为知识产品的独立化创造了条件，知识生产往往是风险投资。

再者，“干股”的出现，在所有制关系上体现了知识积累与资本积累，产生二者的“分润”现象（注：即使在商业和金融资本关系内部，也产生过“人力股”。清朝末年出现的山西票号就对帐房小伙计配以人力股，年终取得分红。20世纪80年代实行企业体制改革，深圳等地先行试验的地区出现了“技术股”、“干股”等，作为非资本投资的一部分，作为分红或取得产权的依据。）。知识生产并不是像体力劳动那样容易监督，从而投资多少资本，可以预期产生的回报率，投资者不能“事先”或“事中”监督产品开发设计人员脑袋里的思想活动，资本家获取“剩余”的做法并不能激励员创造性劳动，提高劳动积极性，相反地，只会鼓励员工偷工减料、滥竽充数，对产权的激励机制就要赋予员工以期权、“干股”。在不完全竞争的风险市场上，体现知识价值的劳动积累再次显示了自身的优势。

第四，教育成为赢利空间大、赢利能力强的盈利性产业。人力资源的消费过程，也就是生产过程，消费本身就是生产，同样，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意味着消费。在劳动积累问题上，消费与生产是一致的。但是，体力消耗是不可储蓄的，只有转化为物质产品才是可以积累的，因此，消费与生产又出现了背离。消费是工资性支出，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而生产则转化为资本家占有的物质产品。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仅仅意味着就业、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但是，精神生产则不然，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消费，它同时是一种投资和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教育和积累，可以创造理更高的价值，体现在区别于物质产品的形式上，因而不再内生化为资本再生产过程。

因此，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再到劳动积累，是个循序渐时的历史过程，它意味着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的极大改变，本身就需要物质和技术积累，是在更高形式上实现的生产方式。子曰：庶之、富之，然后教之。首先是人口数量增长，实现劳动积累，教育是最终目的，属于消费范畴，但是，如果经济循环来看，教育也未尝不是手段，它可以在更高程度上实现富裕。这就是劳动积累的高级形式。因此，劳动积累除了体力劳动之外，还有更高形式上的知识生产。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④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1953年。

⑤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贫困问题研究》，1968年。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亚;投资拉动;旅游消费;经济增长;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2-0035-04

一､引言

2001至2005年三亚市经济年均增长11.96%，比前五年的年均增长率7.64%高出4.32个百分点，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效应及旅游消费的增长(见图1)。

图1 1996年至2005年三亚市GDP､固定资产投资､旅游收入增长比较

从图1中看出，2001年以来，三亚市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消费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2001至2005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9.30%和21.48%，分别比前五年的增长率高出34个百分点和6.57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都很高。三亚市近几年获得如此高的资本积累和消费收入靠的是什么?这与政府的推动作用有很大关系。为了树立三亚市“健康､时尚､美丽”的城市品牌，政府不断开展各种营销､推介活动，从国际婚礼节､南海海上观音开光典礼到三届世界小姐总决赛乃至目前举办的城市名片征集活动等，都极力把三亚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政府的成功推动与经济增长有必然联系，但基础是城市的开发价值。三亚市优越的自然资源给政府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两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

二､投资拉动与经济增长

(一)投资的乘数作用及相关效应

有人说：三亚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这话有一定道理，一是符合三亚市目前的经济增长状况。三亚市人均经济总量小､城市化率低，属初级发展阶段。城市的初期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投资满足了积累要求，且初期投资的都是城市的重点项目，拉动性强，属于投资收益递增期。2005年三亚市的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58.6%，拉动经济增长7.68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的58.6%)。二是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Y=C+I+G+NX是个恒等式，Y指社会总产出(GDP)，C指消费，I指投资，G指政府购买，NX指出口净值。在C､I､G､NX中，哪项增加都使Y增大。因此，在三亚市建设发展相当长的阶段里，企业､个人投资或政府购买，对三亚市的经济增长都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1]三亚市的投资90%以上是地方项目投资，地方项目投资对社会产出的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投资过程的拉动作用，即通过投资乘数作用加大社会总需求;二是生产新的资本品，增加城市资本存量，为将来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做准备。

1.投资的乘数效应是指一元钱的投资会引起大于一元钱的总需求。这一经济学逻辑，不但存在大的经济体中，小的经济体同样存在;不但存在项目投资中，旅游消费同样存在。以三亚市2005年的地方项目投资为例：假设三亚的MPC(边际消费倾向――家庭额外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为1/2，则三亚市的投资乘数为2，即：[1/(1-MPC)]。那么，三亚市2005年的地方项目投资为498591万元，它带来的社会总需求是投资额的2倍，为997182万元。

即：498591×1/(1-1/2)=997182(万元)

从图2中能更直观地看到，项目投资如何转化为消费､政府购买和储蓄，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增长。

图2三亚市地方项目投资的支出构成

2.从投资结构看投资的拉动效应。三亚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基本建设投资占大头，1996-2005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69.4%，基本建设投资周期长，对GDP拉动效应有限。而从三大产业的投资状况来看，三亚市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多偏向第三产业，1996-2005年平均占投资总额的66.4%(见表1)。总之，三亚资本积累，相当大一部分用在旅游产业建设及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三亚不断扩大旅游消费､增加就业､培育税源，夯实了基础。

表1 三亚市1996-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投向基本建设和三产的占比

(二)投资的可持续性分析

一个城市投资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城市的开发价值。这是由资本的特性决定的。城市的开发价值体现在城市的使用功能与市场需求中。如果某城市的使用功能在市场中有旺盛的需求，该城市就会引来源源不断的投资。三亚市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和人居环境较佳的地方，其使用功能已初步被市场所接受。但市场因素复杂，存在着竞争和消费偏好等问题，这就要求准确地把握市场。虽然三亚市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但是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民间资本投资的气氛愈来愈强列。从图3中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在三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企业自筹资金占比不断增大，2001-2005年均达65%以上，说明三亚的城市开发价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一般是企业自筹资金比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更具自发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图3三亚市1996-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几项资金来源对比

三､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

(一)旅游消费及相关效应

在恒等式Y=C+I+G+NX中，消费C是第一大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一般是投资拉动的四至五倍。在成熟的经济体中，消费占比较大，如美国2001年的GDP构成是：100=69+16+18+(-3)，消费占GDP的2/3左右。而平时所说的扩大内需也就是刺激国内消费。在三亚市这个特殊的经济体中，消费特别是旅游消费对经济的产出更具拉动作用，它直接给三亚市创造收入和就业机会。

三亚市的旅游消费有以下特点：

1.度假型消费。三亚市滨海的度假酒店，足可让旅游者敞开腰包。特别是冬季，成倍的住房开支，给三亚市的旅游企业带来大笔收入。这类消费较多来自高端客源，包括境外客源，消费的特点带有单一性，但人均消费水平较高。

2.观光型消费。指主要来自中低端的国内客源消费，它给三亚的各景点带来大笔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普通宾馆的需求。这一消费特点是一次性强，人均消费水平低，但量大。

3.饮食型消费。主要指旅游消费结构而言，它包括在每个旅游者的消费支出中。除三亚市海边的特色饮食对中低端客源更具吸引力外，高级宾馆的饮食也有来自高端客源的大笔支出，他们直接刺激了三亚市农副产品生产。

假设一位高端客人在亚龙湾的五星级酒店消费了一天，在他上千块钱的消费中，70%支付了房费，15%支付了饮食，15%其他支出(包括交通､娱乐等)。而在70%的房费中，20%支付了劳务，15%购买了水电及食品等，15%支付了税费，50%归业主(包括折旧及投资成本的待摊等)。一般中低端客人在三亚市的旅游消费如图4，其支出涉及面更广，受益面更大。

图4 三亚市一般旅客的单位开支构成

从图4中看出，所有的旅游服务链都得到一定比例的收入，而且它拉动的产出90%以上在本地，直接促使当地的经济增长，并较之投资更能使群众在经济增长中得到实惠。

(二)旅游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分析

旅游消费增长取决于旅游环境建设､旅游产品开发和旅游市场拓展等因素。旅游环境建设主要指旅游资源的合理规划和利用以及旅游配套设施的建设。三亚市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软硬件设施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标准，接待能力和水平也不断提高，为旅游经济的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随着三亚市基础设施和旅游消费项目的继续开发建设，将为旅游消费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条件，也进一步夯实经济潜在增长的基础。旅游产品开发主要指旅游的项目和内容而言。目前三亚市除亚龙湾休闲度假､天涯海角和南山寺三个大的景点外，吸引旅客的项目还不多，海上游乐的内容也不丰富。旅游项目的欠缺和内容的缺乏，将成为旅游消费增长的瓶颈。因此，必须加大旅游项目的建设，丰富旅游内容，才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市场的拓展指市场的开发程度。这方面近年来三亚市政府和企业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效果。特别是近年来政府提出的旅游转型增效策略，初步开辟了高端客源市场。但三亚市旅游业的发展潜力还很大，可开发的旅游市场也很大，除国内不断壮大的旅游市场外，国外的旅游市场也有待大力开发。目前三亚市作为新兴的滨海旅游目的地，不仅与地中海度假区､加勒比海度假区有差距，而且与南亚旅游度假区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一流的自然环境，还必须有完善的城市设施､丰富多样的旅游项目和高质量的服务水准。这就需要政府､企业和广大市民的不断努力。

四､三亚市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一)政府的推动作用

三亚市政府的推动作用在于创造环境，打造品牌，主要体现在城市的认知度方面。旅游城市的认知度就犹如产品广告，有过硬的质量还必须广而告之､开辟市场。新兴的旅游城市是需要营销和推介的，在这点上政府责无旁贷。三亚市近年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市政府成功举办几次大的推介活动，向国内外宣传了三亚，使三亚的城市热度升温，带来了大量投资和旅游消费收入，充分体现“政府创造环境，企业创造财富”的市场分工。为进一步完善政府在培育环境方面的作用，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不断的有创意､有创新。同时，推介活动一定要事先做好规划和评估，讲究成本效益和投入产出，确保每个推介活动都取得显著的效果。

(二)调整产业结构，夯实经济基础

当前制约三亚市发展的最大问题是产业基础薄弱､结构不合理､对外依赖性强。三亚市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基础非常薄弱，在第一产业中主要靠农业和渔业，但都是个体作业，不成规模;工业主要是食品加工等传统小工业。2005年三大产业的比例为28：26：46，而一般现代旅游城市的第一产业占比要求在20%以下，第三产业在60%以上。此外，三亚市近年发展突出的旅游业和房地产业，都具有较强的对外依赖性，如遇某种因素突发事件(如非典)影响，投资和客源就会严重不足，使经济遭受重创。从图1可以看出，1996-2005年三亚市旅游收入平均增长18.19%，而2003年由于非典事件只增长3.1%。2005年三亚市财政收入构成中，来自旅游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分别占地方财政收入30.6%和30%，如果这两个产业受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将大幅减少。因此，结合三亚市资源和环境优势，发展多种优势产业非常重要。政府必须在重点发展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同时，在政策上努力支持适合当地资源和环境要求的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创意产业，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培育城市的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厚实产业基础，提高抗风险能力。

(三)坚持硬件和软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在一个具有山､河､海，方圆19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人口，且有较高财政收入的旅游城市搞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既重要又不是十分艰难的事。现代旅游城市需要经济社会的软､硬件都得配套，这也是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三亚市发展初期由于财力有限，不可能对经济社会的软､硬件进行全面建设，现在应该说具备了条件。2005年三亚市财政总收入突破了10亿元，人均近2千元，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有了钱是好事，但要用好钱却不容易。为了使三亚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中国人民的后花园､海南南部中心城市，必须把钱用在许多“看不到政绩”的地方，即社会最基础的卫生､污水､治安､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上。要制定有力政策措施，把最基础的软硬件项目，逐个规划､评估和预算，组织得力的人手，逐个完成。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要有明确的政策措施，才能引导资金到位､人手到位，高标准地筑起一座现代滨海旅游城市的软､硬构架。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的动力范文第5篇

（1.文化部公共文化司，北京 100020；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都有了显著提高，人均收入、财政收入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大幅提升。然而因为我国独特的制度和环境，经济增长模式也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即何种因素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梳理，并做了简要评析。

关键词 ：经济增长；动力；制度；生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2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241-02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一，财政收入迈过10万亿大关，经济年均增长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和影响力都大幅提升。因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制度，中国经济模式自然不是完全按照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式来运行，而现有经济增长理论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探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隐含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与现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是否不同的争论。

二、关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几种代表性观点

从一国经济增长来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劳动力投入、物质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而制度决定论却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制度学派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持续发展。诺斯甚至认为即使没有技术进步，通过制度创新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正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期，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自然与制度创新有着重要的关系。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通过渐进式改革，而非激进改革之路。对于渐进改革的实质，樊纲[1]概括为“双轨过渡”和“增量改革”。樊纲认为改革不是简单的政府决策，而是一个社会内生的、整个社会共同选择的过程，中国之所以选择渐进式改革，是由于改革旧体制阻力较大，即无法进行存量改革时，只好先通过增量改革来发展新体制，随着增量改革的积累，逐步改革整个经济的体制结构，为“存量”的最终改革创造条件。先是农村改革，而后城市进行改革，价格改革由“双轨制”逐渐过渡到统一。正是这种改革方式，保持了经济避免出现剧烈的波动、社会陷入动荡，经济得以持续迅速发展。

与上述类观点类似，钱颖一[2]等也强调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转型中有着重要作用。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了中国已存独特的M型体制结构对中国完成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作用。中国在M型组织中，层级的基层政府（农村地区的乡、村政府、城镇的区、街道政府）与其上级政府之间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权利，但它们却有很大的自主权得以在国有部门以外建立市场取向的企业使地方政府得到发展。而且，地区之间争先致富的竞争也迫使地方政府容忍甚至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极为有限的讨价还价能力与极大的自主权结合在一起，削弱了行政控制，强化了M型层级制内的市场活动，导致非国有部门得到迅速发展，市场力量逐渐增强，经济实力自然得到提升。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杨瑞龙[3]则着重强调了渐进式改革中体制内力量的主动改革，而其中扮演主角的就是地方政府。该理论认为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性和需求诱致型三个阶段。改革初期，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权利中心（中央权利部门）组织和领导下，通过行政命令和法律法规的强制下自上而下推进的，这就是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而这种制度变迁方式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各既得利益集团的结构力量对比，特别是“诺斯悖论”的出现，导致市场取向的改革难以进行。而地方政府可以成为沟通权利中心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终结，从而化解“诺斯悖论”，这即是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地方政府是中间阶段中的“第一集团”，而在地方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市场微观主体的力量不断壮大，当建立在排他性产权基础上的微观主体取代地方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时，我国就真正完成了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如果说改革初非国有经济力量的壮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话，那毫无疑问中后期政府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集团”，特别是财税分权后，直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地方政府的竞争所推动。

上述理论都关注中国改革中各方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博弈过程，主要分析了国内的制度创新是如何导致经济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期，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充分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有效配置国内资源，参与世界产品竞争和贸易。

林毅夫等[4]提出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正是分析了中国是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同时利用海外资金和技术谋求本国发展，也即通过利用“后发优势”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和全球市场竞争力。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因此可以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这个过程因海外先进技术的进入，企业又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模仿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即中国的发展是选择了一条代价小、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渐进式发展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东亚四小龙得以崛起的原因。

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经济学解释，无一都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正是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各因素的有效配置，各要素的效率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但制度涉及一系列的安排，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安排必然有很大的不同，这必然导致发展特殊论，使理论失去共通性。另外从实证角度来看，也难以把制度内生化来衡量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的作用。而现有成熟的衡量经济增长源泉的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于是也有很多学者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出发，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源泉多样，包括内生增长理论所描述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模仿、劳动分工的扩大、政府支付的外溢效应等等，但都不外乎强调经济增长包括资本积累、劳动的质和量的提高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994年，克鲁格曼[5]通过计算东亚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了这些国家都是投资驱动型经济，而并没有任何的奇迹。这种观点和方法后来在中国流行，很多人试图通过计算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判断经济增长的实质。

舒元[6]通过生产函数估算中国1952-199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产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对产出的贡献率为0.3%；王小鲁[7]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认为1953-197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为-0.17%，1979-1999年间的全要素增长率为1.46%，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4.9%；郭庆旺等[8]分别利用了索洛参差法、隐形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估算中国1979-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果分别是-0.54%、0.954%和0.891%，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46%，同时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的贡献率则高达90.54%。以上实证结果都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增长率较低，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投入型增长方式。

试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来寻找中国经济的源泉也遭致诸多批判。一种观点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中不但包括了所有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而且也还包括了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全部误差，因此用于衡量经济增长有很大局限性。[9]另一观点则认为常见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法没有考虑到新兴经济国家和地区（比如中国）应有所区别，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投资方向有所不同，而这两者的技术进步机理不同。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的经济增长效率事实是在提高的。[10]

以上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观点都从一个方面来论述，要么突出制度创新的作用，要么就是从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生产要素角度来分析。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关注制度、生产要素、技术进步等综合作用，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共同的结果。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同时受经济转轨、新古典式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三方面影响。[11]有的则把制度因素增长模型，同时实证检验生产要素和制度等对经济的影响，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都有效力，而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于产权制度。[12]这些方法都试图以一种多因素的视角来剖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理论自洽性和研究方法上尚未统一，仍存在诸多缺陷。

三、结束语

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了30多年，这是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对于这种增长的动力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形成统一观点。有的人会同意中国是通过一条特殊的道路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有的则认为中国的增长就是生产要素大量投入而发生的，并无任何特别，并且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有助于预测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快速发展，但上述诸多理论仍然表明由于分析方法、关注视角的不一，尚难有统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种奇迹。或者正是因为中国国情的复杂性，经济增长也是在各方面力量博弈的动态进行，所以根本难以从一个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参考文献：

[1] 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 钱颖一，许成刚.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J].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比较，1993，（10）.

[3] 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8，（01）.

[4]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Krugman Paul：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Vol.73 No.6 （1994），pp.62-78.

[6] 舒元.中国经济增长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7] 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J].经济研究，2000，（07）.

[8]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06）.

[9] 郑玉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规律[J].经济研究，1999，（05）.

[10] 易纲，樊纲.李岩.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思考[J].经济研究，2003，（08）.

[11] 吕冰洋，于永达.要素积累、效率提高还是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东西分析[J].经济科学，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