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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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增长范文第1篇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适度高速(年均8%左右),增长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决定因素能够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长时期内(10年以上)保持这种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

    从经济学角度讲,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主要表现:(1)资源;(2)环境;(3)人力资本;(4)经济增长方式;(5)自主创新能力;(6)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等。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对策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最为突出的。

    发展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与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这些制约的良策。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循环经济应该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要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要延长产品的寿命;尽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产品。第二,减少废物的排放。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首先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进步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第三,把废物最大限度的转化为资源。对不得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尽量提炼、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对实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该做无害化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证。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大力发展新经济。例如,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开发,包括物资回收、租赁业务、修补行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高国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是关于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方针和要求,表明中央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

    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配套建设。

    首先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经不起物价上涨冲击的。另外,政府还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未来的产业大军的受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配套支持条件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政府应该加大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现存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从而达到反制约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策之一。

    目前席卷全球、特别是严重影响西方经济列强的金融危机既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应该利用昔日优越感浓厚的美欧有求于中国的难逢良机,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注入信心与力量的同时,争取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领导作用,谋求与中国经济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中国在有效整合新兴经济体的力量与诉求的基础上,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出并实现自己的改革主张,同时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塑。中国还应在充分了解西方底线的基础上,提出他们可接受的关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体系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进而拿出细化议题的实施方案。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以真正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06-03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2)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1988)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1990)中,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1986)、卢卡斯(1988)认为,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1990)、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一)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而是逐渐扩散的,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微电子工业基地,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比如,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 71.08%。这说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尽量提高积累水平,保持高积累率,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应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政府应对过时的投融资法规加以修改,进一步改善私人投融资环境和条件,在投融资过程中,应给予国有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同的国民待遇,减少行政干预,降低投融资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为各类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宽松的投融资体制与环境,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资本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体现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从根本上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资本的运用应充分遵循资本规律,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第3篇

1、引言

金融部门在经济发展和增长中的作用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系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W.Bagehot（1873）和J.Hicks（1969）指出，资本市场在为“巨型工程”动员资金从而引发英国工业革命上发挥了关键作用。J.Schumpeter（1912）主张，银行通过识别出那些最有可能成功的企业家并向他们提供资金，促进了技术创新。R.Merton（2004）指出，“金融系统提供了将创新转化为实施的手段。要是没有金融系统，技术进步将不会对经济发展和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是，也有经济学家对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持怀疑的态度。Robinson（1952）宣称，“企业走到哪里，金融跟到哪里”。Lucas（1988）认为，经济学家过分强调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展经济学家们也常常通过忽视金融系统而表达其怀疑态度。

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样的争论一直没有止歇过。辩论的结果使得这一领域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理论与经验文献。尽管这些先导性工作改变了理论思维的方向，但因果性问在此后的理论争论中依然悬而未决。

本文回顾有关国内金融自由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大量文献，它们包括金融与增长的先驱性文献、McKinnon-Shaw学派的基本观点及其推广、McKinnon-Shaw学派所遭受的批评。

2、金融与增长的理论先驱

在有关金融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上，金融抑制观点多年以来统治了理论界。在1960年代以前，理论界压倒性地支持金融发展追随经济增长的假说。Gerschenkron（1962）将银行部门的作用置于被他称之为“经济退步”的背景之下。根据其假说，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其银行部门的作用。Patrick（1966）甚至比Gerschenkron更具体地聚焦于金融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识别出“需求追随”和“供给拉动”等两种模式，并将两种模式分别赋予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Patrick的观点，供给引导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居支配地位，并且随后逐渐转化为需求追随模式。Patrick通过这个框架提供了一个经验上可验证的清晰的假说。

Cameron et al.（1967）指出，金融系统可能既诱导增长，也追随增长。但是，他强调金融系统的服务质量及其提供效率的关键作用。Cameron等人主张，大部分技术创新是通过建立能获得银行融资的企业而引进的。然而，Cameron等人的研究的优点并不仅仅在于理论判断，他们还提供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在Cameron等人的分析中，有两组国家显现出来：在苏格兰、比利时、俄国、和日本，金融系统积极地促进工业化；在德国（1870年以前）和法国，金融发展受阻于错误的政策，而在英格兰，不恰当的政策未能阻止迅速的金融发展和创新。Cameron et al.（1972）提供了更多的国别案例研究，它们包括未能在1914年以前实现显著工业化的国家（塞尔维亚和西班牙）、工业化不彻底或滞后的国家（奥地利和意大利）以及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美国和日本）。第二组案例研究在表明，不当的金融部门政策阻碍了工业化进程，而且金融并不能补偿其他部门的瓶颈。

Goldsmith（1969）断言，金融中介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可能是由于它们同时提高了投资效率和数量，尽管他指派给投资数量的作用相对较小。Goldsmith最先提供了显著的证据，显示金融与增长之间在一系列国家存在相关关系。通过构造一个定义为金融资产价值与GNP之比的金融发展指标（称之为FIR或金融相关比率），Goldsmith 为该领域后来的经验研究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对于由35个国家构成的一个样本，他发现了金融发展变量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大致的相关关系。

Gerschenkron、Patrick、Cameron以及Goldsmith等人的研究引发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学术辩论，该辩论同时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他们的理论框架尚属相对简单，关于金融和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还依然粗糙。然而，他们导致对该主题感兴趣的人们大量涌现。

3、McKinnon-Shaw学派

在详细地描述McKinnon-Shaw学派的政策主张及其经验证据之前，我们首先简要地概括金融压制政策的主要特征并解释为何许多发展中国家使用了该项政策。

3.1、金融压制的特征与原因

金融压制是McKinnon-Shaw学派的主要焦点。他们宣称，这个政策减少了可以用于投资的资金数量，因而有害于长期经济增长。金融压制政策以Keynes（1936）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为基础。Keynes认为，充分就业均衡的实际利率水平往往低于由流动性偏好决定的实际利率水平，因此，为了避免收入的下降，政府必须让利率降下来。在Tobin（1965）模型中，存在小型的家庭生产者，他们将自己的财富在货币和生产性资本之间进行配置；金融压制减少了对货币的需求，从而提高了资本-劳动比并使经济增长加速。

不过，Fry（1995）声称，金融压制是一种严重而无意识的金融约束；金融约束对于征税能力低下的政府来说是一种次优政策。法定储备要求或利率上限帮助政府当局低成本或无成本地将储蓄转移到公共部门。在这个方面，银行和信贷部门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从私人股票和债券市场攫取铸币税的难度要更大。

3.2、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

1973年，R.McKinnon和E.Shaw向占主导地位的金融压制论学派发动了抨击，主张实行利率自由化并取消其它金融压制政策。他们的基本模型由金融中介、储蓄者和投资者构成。该模型是一个内源货币模型，因为发放给私人部门的贷款由私人部门的内部债务所支撑。名义利率是固定的，实际利率被保持在均衡水平之下。储蓄是实际利率的正函数，投资是实际利率的负函数。当实际利率因为通货膨胀加速或者固定的名义利率下降而降低时，储蓄趋于减少。在存贷款利率上限的情形下，必然会发生非价格的资金配给。信贷分配取决于交易费用、感觉到的违约风险、抵押品的质量、政治影响力、借款人声望、贷款规模以及给予贷款官员的隐蔽利益等诸如此类的标准，而不是投资的预期生产率。投资的平均效率下降了。此外，当贷款利率上限设置在足够低的水平上，收益率较低的投资变得有利可图了。于是，逆向选择发生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受到负面影响，信贷配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机性。所以，McKinnon和Shaw提出的政策处方是取消对名义利率的制度约束并降低通货膨胀率。

McKinnon-Shaw辩论的结果是涌现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以特定的方式推广了初始框架。Kapur（1976）、Galbis（1977）、Mathieson（1980）以及Fry（1980）发展了正式的宏观经济模型，在模型中，各国政府通过将存款（而非贷款）利率定在市场出清水平之下而实行金融压制。货币需求依赖于固定的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不断加速的通货膨胀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用真实单位衡量的银行负债从而收缩了，这就减少了用于投资的信贷供给。

Kapur和Mathieson引入了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压制：即使利率没有上限，法定准备要求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在既定的通货膨胀率下，法定准备的下降会提高银行系统借贷活动的余地。Kapur、Mathieson和Fry还建立了动态模型，这些模型能够说明利率自由化作为稳定政策的手段所具有的效应。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从金融压制状态出发，利率自由化具有双重优点：除了对长期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之外，还弱化了货币稳定项目的紧缩效应。

在所有McKinnon-Shaw类型的模型中，使得增长率最大化的存款利率是来自自由市场均衡的利率。这类模型的支持者建议取消利率上限，放弃选择性的或指导性的信贷项目，降低法定准备要求，保证金融部门的竞争条件。

4、对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批评

Mckinnon-Shaw学派在受到广泛关注和传播的同时，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这些批评或者是针对其效果不良的政策主张，或者是针对其缺乏微观基础的理论结构。

4.1、新结构主义者的观点

由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效果好坏参半，引发了新结构主义学派。该学派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批评金融去管制化。在Taylor（1983）和van Wijnbergen（1982，1983 a，b）提出的模型里，首先，受管制的或无组织的货币市场在决定金融自由化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实际存款利率上升导致资产由无组织的货币市场流向正规的信贷市场，而法定准备金的存在则引起金融中介活动的下降。其次，实际利率提高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有可能导致实际信贷量和有效需求的急剧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放缓。

然而，新结构主义模型建立在无组织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假设基础上，尽管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这些模型的另一个成问题的特征是，它们考虑的是信贷和投资总量，而不是投资效率，后者可以通过信贷成本的提高而得以增进。

4.2、信息和市场的不完善性

另一批经济学家将注意力集中于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上。Stiglitz和Weiss（1981）指出，信贷市场非均衡的原因除了政府干预之外可能还有其它因素。信贷价格可能影响交易的本质，从而可能不能使市场出清。高的或市场出清的利率可能会吸引劣质的借款者，或引致借款人从事风险较大的投资项目，其结果是借款人违约的风险就更大。这会导致银行选择不将利率提高到市场出清水平。结果是可能发生信贷配给，而且仅仅配置那些大规模的贷款。造成这些不利结果的原因是自由信贷市场的微观经济缺陷。

Mankiw（1986）在逆向选择背景下讨论了金融崩溃问题。在他的模型里，利率的微小变化可能会改变整个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性。如果贷款申请人群体的风险高到不能向银行支付其必要的收益率的水平，则可能会引起信贷市场的崩溃。与此相关，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并不仅仅是让经济沿着资本边际效率曲线移动。在极端情况下，它可能引起金融危机。

Shleifer和Vishny（1986）以及Stiglitz（1985）研究了委托人―人问题。他们认为，在一家公司拥有许多小股东的情况下，对于任何小股东来说，去监督管理层都是划不来的事情。这种搭便车问题源于个别股东为了获取信息而做的昂贵的努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然而，有关市场失灵的另一分支的文献讨论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是因为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出现的。金融中介机构只有在花费监督成本之后才能核实投资的成功与失败。信息不对称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资本的错误配置和监督成本。

道德风险是一个人们经常讨论、与存款保险安排相关的问题。存款保险制度原本是被用来纠正银行业务活动对其客户所产生的外部性的，可是，存款保险制度也有可能引起另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它可能鼓励银行经理承担风险。例如，Gennotte和Pyle（1991）指出，在有存款保险时，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要求可能会导致资产风险的上升。通过监管当局监督和控制资产风险的安排必然会抵消存款保险制度所带来的风险。

参考文献：

[1]Bagehot，W.（1873），Lombard Street，Homewood，IL：Richard D.Irwin.

[2]Gerschenkron，A.（1962），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Goldsmith，R.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4]Hicks，J.（1969），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Oxford：Clarendon Press.

[5]Lucas，R.E.（1988），“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6]Keynes，John Maynard（1936），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London：Macmillan.

[7]McKinnon，R.I.（1973），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DC：Brookings Institution.

[8]Merton，Robert，C.（2004），“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Foreword in Harvard China Review Vol.5.

[9]Patrick，H.（1966），“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Cultural Change.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第4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这个难题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忽视了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以及它们在质量上的变化，所以无法衡量资本的溢出效应。实际上，相同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不一定能带来同等的产出，因为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质量并不相同。产出的增长率应等于生产要素数量增长率与生产要素质量增长率之和。他们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因素实际上是内生决定的，所以新兴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拟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分出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

(一)劳动力质量要素

阿罗(allow)最早用边干边学模型(learning-ly-doing)来解释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他利用飞机制造的生产率改进的例子来分析，认为技术和知识都是在生产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传统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罗默借用了阿罗的分析框架建立模型，假设知识的创造就是投资的副产品，而技术是由知识积累决定的。所以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是由经济体内生得到的，它，与资本和劳动力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罗默认为，企业在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率地生产，而且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可以克服资本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

本文沿袭了阿罗和罗默的建模思路，并假设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质量得到了提高，而这个过程的实现需要企业的投资。在企业增加其资本存量的过程中，也同时增加了知识的存量。本文还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偿获得，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的投资会带来整个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所以，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增长率与总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比例。根据上面的两个假设，可以得到劳动力质量(lq)与资本存量(k)的函数关系，即：

lq＝kφ

(1)

式中，φ为资本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在资本存量中，投入到教育和研发等方面的资本比重越高，φ越大。

(二)资本质量要素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人们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劳动力质量上，关于资本质量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内尔森(nelson)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首先提到了资本质量的概念，他认为新资本投资促进的技术改进将增加经济增长率对于资本要素增长的弹性。内尔森在他的模型中假设不同时间投入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还提出了质量权数的概念，认为新投入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要大于以前投入的资本，其质量权数较大。资本的使用时间越长，它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的权数就越小。最后，内尔森通过推导得出结论，由于存在资本质量的提高，所以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要超过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但是，内尔森只是在理论上推导出这一结论，并没有在他的论文中通过实际的数据拟合得到确切的资本对产出的弹性系数。

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参考了内尔森的建模思路，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质量要素。模型假设新投入的资本要比以前投入的资本有更高的质量，资本的质量与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成反比。根据推导可以证明(限于篇幅，推导过程略)，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时间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反比例关系。所以，在本文的模型中用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k)来表示资本质量(kq)。

(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建立

综合上面的两个假设，本文在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所构建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y表示总产出；a表示中性技术变化；kq表示资本质量；k表示资本数量；lq表示劳动力质量。l表示劳动力数量；α表示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β表示资本质量对产出的影响系数；φ为资本存量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系数。

不同于原有的索洛模型，本文的模型把索洛模型中的技术分解为中性技术变化(a)、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等三个生产要素的乘积，而其中的资本质量(kq)和劳动力质量(lq)是由经济体自身内生出来的，所以本文建立的模型是一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二、模型的估计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选取中、美、日三国1994年第1季度-2004年第1季度的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分别估计各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参数。此外，资本存量的数据根据式(3)累积计算得到。

式中，kt表示当期资本存量；kt-1表示前一期资本存量；δ表示固定资本折旧率；it表示当期投资。本文设定三个国家的年固定资本折旧率为5%。

在进行模型估计之前，首先对总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力进行标准化，没定2000年平均值为100，以统一各变量的量纲。

(二)模型估计

首先，对式(2)的左右两边取对数，得到：

由于是已知的，所以可以将式(4)右边αlog(l)移项到等号左边，并令k／k≈log(kt)-log(kt-1)。这样我们分别用中、美、日三国的数据对{log(y)-αlog(l)}、{log[log(kt)-log(kt-1)]}和{log(k)}三个变量做回归，由于中国和日本的部分数据没有进行季节性调整，所以在回归过程中分别加入了季节性哑变量seasona11，seasona12，seasona13来加以调整。

中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403864；

拟合优度r2为：0.985833；

f统计量为：f(5，38)＝528.9[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81.9995。

美国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0447219；

拟合优度r2为：0.996404；

f统计量为：f(2，41)＝5680[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77.155。

日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

估计方程的标准误差为：0.0138921；

拟合优度r2为：0.849841；

f统计量为：f(3，40)＝75.46[0.000]

对数似然估计统计量为：127.827。

上面的结果显示，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代入中、美、日三国的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后，都得到了较好的拟合，估计出来的各参数都处在模型所规定的范围内。

三、比较分析中美日三国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方程估计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把产出按要素性质的不同进行分解，以观测各生产；要素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资本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上图所示，中国在2000年以前资本质量持续降低，而与此同时，美国的资本质量在持续提高。但从2001年开始，这个趋势呈完全反向变化，中国的资本质量在不断提高，而美国的资本质量却有所下降，直到2003年下半年美国的资本质量才有小幅的改善。但从总体来说，在观察期的11年里，美国的资本质量小幅提高，中国则略有下降。而在这11年期间，日本的资本质量却是持续地下降。

从资本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上图所示，中国的资本数量要素在观察期有显著的增幅，而美国和日本的资本数量要素变化则相对平缓。

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左下图所示，中国的增幅仍然是最明显的，但其增长幅度明显落后于资本数量要素。而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提高要略大于资本数量的提高。这一结论从式(5)、式(6)、式(7)式的系数上可以得到证明，三个国家劳动力质量的指数αφ，只有中国小于资本数量的指数，而美日两国则明显要高于本国资本数量的指数。

从劳动力数量要素的变化看，如图1右下图所示，三个国家的波动都很平稳，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略有厂降。

如表1所示，1994-2004年，中、美、日三国的年平均同比增长率分别为10.03%，3.12%和1.23%。在各国的产出份额中劳动力数量要素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为52.40%，74.02%和79.17%，但是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远远低于它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美国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27.65%，中国为6.18%。尽管日本的劳动力数量要素在产出中的份额是三个国家中最高的，但它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为-0.26%。从这组数据显示，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在1994-2004年成为抑制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三个国家中，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最好的，所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是最高的；中国也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很小并呈下降趋势，如表2所示，1994-1999年的平均贡献率为7.33%，2000-2004年的平均贡献率就已经下降到5.18%。

从表1可以看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是资本数量要素，它的平均贡献率为64.58%，远远高于美国的29.77%和日本的38.07%。但是，如表2所示，我国在1994-1999年资本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9.05%，而进入21世纪以后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下降到52.02%。

与中国不同，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要素的贡献。如表1所示，美国的劳动力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5%，日本高达67.95%，中国为27.66%。但中国劳动力质量要素的实际增长率为2.77%，要高于日本的0.84%和美国的1.04%，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也是促进我国现今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贡献率仅次于资本数量要素。

从表1还可以看出，资本质量要素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其贡献率分别为-2.28%和7.72%；但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很显著，在观察期内资本质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63%，这是造成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萧条的最主要原因。

如果把资本质量要素、资本数量要素、劳动力质量要素和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总起来，中国达到了96.13%，美国达到了98.64%，日本达到了83.2%。可见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中、美、日三国大部分的经济增长，只有日本还有大约16.8%的经济增长没有在模型中得到反映，这需要在今后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在1994-2004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受我国人口逐渐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相对减弱，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我国持续通货紧缩的影响，资本存量的增速出现递减，从而造成我国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的提高和资本质量的小幅下滑，这种局面在2000年后已得到改善，但可以预见，资本质量因素在短期内仍不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依据本文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结合美日两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要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从日本的模型可以观察到，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此期间国内产业投资空洞化，新增资本在资本存量中的比例逐年递减，造成其资本存量的平均使用年限提高，国内的资本质量下降。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应该合理分配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创造新的投资增长点。

其次，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在当前，我国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占的比重远远小于美日两国，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但是，随着我国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资本数量要素的边际报酬逐渐递减，这种局面将逐渐被打破。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劳动力将不再成为相对丰富的资源。可以预测，在未来，我国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a)将会不断提高。可以预见，在未来，资本数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减弱，劳动力质量要素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就要增加资本在改善劳动力质量方面的投入，不断提高中等、高等教育人数在我国人口中的比重，有效转变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推进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转型。

国内经济增长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研究综述;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与展望

1 主要学者的研究成果

关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前人的研究大都只停留在定性分析的阶段，缺乏定量研究，且由于各学者所选取的指标和样本空间不同。

1.1 认为两者之间为双向因果关系的研究

龚宁（2007）通过对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和gdp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两者之间为双向作用。此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在证明两者因果关系方面缺少理论支撑。商碧元、田涛（2008）运用计量及经济学方法模型和应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深圳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证实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且两者之间的影响存在一年的时滞。此研究比吴淑莲和龚宁的研究更进了一步，具有更实际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其所选取的样本空间只是深圳市，因此，其结论的应用具有局限性。

1.2 认为两者之间为单向因果关系的研究

现有的文献表明，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之间为某种单向显著的因果关系，但对于何为因，何为果意见不一。

（1）认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的研究。

费晨（2008）利用城市gdp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两个指标，搜集了武汉市1995-2006年间的数据，对武汉市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单整性检验、协整性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的增长之间为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带动了gdp的增长，而根据gdp的波动不能有效的预测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变动。邹朝福（2009）以昆明市为例，对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进了详细的分析，得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显著，政府应该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控制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规模，使之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相协调。候正望（2010）研究了浙江省房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协整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证实了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且为正相关，并得出房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单向因果关系，即房地产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显著。文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因其选取的数据范围分别为武汉市、昆明市和浙江省，因此其结论的应用范围同样具有局限性。

（2）认为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影响显著的研究。

刘洪玉、张红（2006）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均方差分析表明，gdp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影响要远大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对gdp的影响，且相互影响的作用存在2年的时滞。宁琰、许鹏（2008）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房地产开发投资于gdp之间是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gdp的增长会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对gdp的变化没有决定性的影响。鉴于房地产开发投资本身就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没有意义。

张力军、金晓斌（2008）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两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gdp的增长对房地产投资增长的影响显著。董昊（2010）采用西安市的数据，利用协整理论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并建立了vec模型，进行了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呈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房地产开发投资受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并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短期的。文献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分析都不够完整，所选样本空间分别是南京市和西安市，因此其结论的应用同样具有局限性。

徐明（2010）选用城市化率和地区生产总值两个指标分别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分析，通过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地区gdp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gdp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格兰杰原因。

1.3 认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研究

刘瑞（2009）运用协整关系检验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上海市经济增长与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此研究结论的应用虽具有局限性，但为进一步思考房地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高了更广阔的空间。

1.4 认为两者之间关系不确定的研究

邬文康（2005）利用相关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区域gdp和房地产增加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因区域、发展水平、样本量选取和指标选取的差异而异，且在各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也不同。他的研究提出了两者之间确定存在关系，房地产业的发展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且城市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房地产业的有效发展，但是没有得出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何为因，何为果，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实质性的应用价值。

岳朝龙、孙翠平（2006）对国内生产总值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置信水平的提高，由单向因果关系变为双向因果关系，但长期来看，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研究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不同有所变化，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没有考虑因地区差异可能会导致两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朱爱勇（2009）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与gdp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是gdp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在经济发展比较低的地区不是。此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为以后的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2 结论和展望

综述上述，以前学者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定量研究。由于各学者所选取的指标和样本空间不同，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本人认为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试图选取更具代表性的指标和更全面的样本空间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定量研究，为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金融机构等相关部门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提供更科学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龚宇.我国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1）.

［2］商碧元，田涛.深圳市房地产投资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投资分析,2008.

［3］费晨.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关系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5）.

［4］邹朝福.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分析［d］.云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10）.

［5］侯正望.浙江省房地产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5）.

［6］刘洪玉,张红.房地产业与社会经济发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91-113.

［7］宁琰，许鹏.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关系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12）.

［8］张力军，金晓斌等.南京市房地产投资与gdp关系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