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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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新媒体;公共关系学;生态学范式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本论文是在新媒体背景下对公共关系学本体论的一种创新思考。在社会科学中,本体论在很大程度上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在传播学领域,本体论聚焦的是人类社会交往中的本质问题(Littlejohn,S.W.2004),在公共关系学中,本体论探讨的是关于世界观、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等一般性的本质问题。本文选择此研究视角是基于对新媒体的互动性、关系性特征的本体论思考。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每一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激发了人们对传播学研究的乐观想象。从早期的印刷术、无线电、电视、录影机、到现在的无联网和移动通讯,关于新媒体带来的对传播学术研究的种种挑战和颠覆,似乎成为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叙事。而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传播学研究的挑战和颠覆首先是发生在本体论层次的,这种本体论的转换可能发生在信息传播和关系传播之间,一直以来,传播作为“信息传导”的主流想象,导致传播学对嵌入传播之中的“关系讯息”的忽视。而多年之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在对新媒介的研究上。比如,主导人们对新媒介社会作用想象的,仍然是一些“传导”和“运输”的比喻,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电子通道等,这些比喻虽然为人们理解新兴的互联网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形象的进路,但是具象的比喻局限了新媒介研究的视野,使得关系传播又一次在新媒体的研究中被边缘化。
随着web2.0技术的实现,使得新媒体的关系特征更加明确,与麦克鲁汉的“媒介即信息”相比,另一个科技哲学家伊德从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出发,将科技视为人类存在的延伸,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体现”的关系,这种关系延伸了、转换了人身体的与知觉的意向性(Don Idhe,1991)。以此科技的“体现观点”观之,新媒体是一种关系媒体,新媒介作为‘关系的居间者[1],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而全面的影响”。从关系传播的观点来看待新媒介系统对于人与人之间沟通行为、关系方式的影响,可以把新媒介的研究层面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把以网站为中心的“信息传播学”,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关系传播学”(陈先红,2006)。正如莫伊所说的,新媒体传播所提供的技术沃土已经为我们培育出各式各样新颖的叙事方式,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转移和创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80年代的新媒体时期,是公共关系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一时期,一个新的词汇“Public Relationships”取代“Public Relations”进入公共关系学者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发出这样的追问:“个体从哪里结束,关系从哪里开始?”、“把关系还给公共关系”、“关系应该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的焦点领域”。在此之前,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如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都忽视“关系”的核心概念作用,始终是以传播为中心,将研究重点放在public,即对公众的传播策略的制定,传播效果的评估上。在此之后,研究重点开始从“传播”转向“关系-relationships”,即开始研究如何建立、维持和提高组织-公众关系的质量,关系观点的倡导者玛丽.佛格森指出,“以关系为研究单位的组织-公众关系为范式的集中提供最多的机会,它将会加速公共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Ferguson Mary,1984), 关系管理观点的出现标志着公共关系开始从对民意的操纵转向关系的建立,这是公共关系根本使命的重大变化,也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巨大创新 。
但是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西方的关系管理范式多是以人际传播理论为基础,重点研究组织-公众关系的维度要素、发展过程、功能作用等,基本上局限在比较微观的关系研究层面,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致认为,虽然公共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正在向关系范式转移,但是仍然没有出现权威范式(Lynne M, etc, 2001).本文认为,这种权威范式的缺失正是公共关系学理论框架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生态学范式在公共关系学理论建构中的缺失。
当代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模型都是以公关在组织-环境关系中的意义和角色为基础的,都具有生态学的特征(James L. Everett, 1993)。从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调整与适应模型,到格鲁尼格1984年提出,1992年又修改的公共关系实践的对称模型,都是属于生态观点。另外,在公共关系领域先后出现的系统论管理学派、语艺修辞学派、整合营销学派和关系管理学派,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公共关系研究的生态学意蕴,毫无疑问,借鉴生态学思想和方法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
但事实上,公共关系领域的生态研究成果是比较分散零乱,不成体系的,或者说是比较微观的,这些研究都是从研究单个组织出发,利用个体生态分析方法,研究微观公共关系活动中各有关利益主体的决定及其变化,试图解释组织公关行为与利益相关者行为的互动规律。尽管上述公关研究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生态学思想,但是很少研究是以整个公共关系活动为考察对象,采用生态系统分析法,研究公共关系活动中各利益主体的相互调整与适应,解释一般公共关系原理、概念、范畴、方法等问题,公共关系学一直缺乏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理论或典范,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Hallahan,1993;Sallot et al.2003)。
因此,本文提出“运用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这一命题,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范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建构公共关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概念框架,形成该学科的理论传统,并规定其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公共关系学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公共关系学科成熟的标志,这对理清时下混乱不清的公共关系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主要从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研究对象和基本范畴展开论述。
二、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
在公共关系学研究领域,对生态思想的运用非常普遍,生态学由于其所主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生态思想,理所当然成为我们建构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已经被广泛证明和认可,但是运用不同的生态学范式,来建构不同的公共关系学理论体系,似乎尚未被人们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公共关系理论建设最有影响的学者皮尔森(Pearson R,1990)曾经提出:“生态思想为公共关系理论建构提供了两种方法:伦理方法和策略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系统思维方法,他们能够引导公共关系学进入两个不同的方向,究竟哪一个方向更适合公共关系学?这是公共关系所面对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影响公共关系理论的自我理解力及其未来的命运” 。遗憾的是,这一重大的研究命题因为皮尔森的英年早逝而中断。在此基础上,格鲁尼格进一步把公共关系世界观可分为对称和不对称两种,不对称世界观是以劝说操纵为目的,对称世界观则是以解决冲突和促进理解为目的。
本人认为,我们可以运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的深层生态学观点,来解释和建构公共关系。他认为,生态学范式可以分为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和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两种范式,他们提倡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观 。浅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不削弱人类利益的前提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把人类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保护资源和环境本质上是为了人类更好地生存;而深层生态学的思想基础则是“生态中心主义”,它是从整体论立场出发,把整个生物圈乃至宇宙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认为生态系统中一切事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类只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人既不在自然之上,也不在自然之外,而是在自然之中。它主张走中间道路,对自然过程做出谦卑的默认,更倾向于人性化的、对环境有利的技术,它把生态危机归结于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而不是技术危机,因此深层生态学的危机处理主张是集中在个体意识的转变上,要求每一个个体改变态度、价值和生活方式,尊重自然,与自然和平相处。举例来说,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者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二者同为生态学范式,并且都是以“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生态思想为基本假设,但是他们的生态学世界观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果运用格鲁尼格的对称和不对称世界观来分析的话,不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下的浅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功利型伦理观,遵循功利主义,强调策略方法,侧重对公众的说服,民意的操纵,偏向于微观层面的公共关系;而对称假设对应的是形而上的深层生态学范式,它强调义务型伦理观,强调伦理方法,强调对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强调关系的质量,社会整体的和谐,偏向于宏观层面的公共关系。不同的偏向对公共关系学具有不同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其理论差异表现如下图:
本文认为,宏观而言,公共关系学强调“社会组织”这一研究对象的关系论、系统整体论和有机论,组织存在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无缝之网”,组织和公众、环境都是“生物圈网上或内在关系场中的结”,他们都是一个系统整体,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之分,所有的整体都是由他们的关系所组成的;公共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关系居间者” ,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一种“主体间性”,公共关系坚持第三方立场的中间道路,通过伦理方法,通过文化影响和制度改造,追求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统一,最终建立信任和谐的关系生态。总之,公共关系的目的是要组织“拥抱世界而非征服世界”,是让组织不断扩大自我认同的范围,从个体自我,逐渐转化为社会自我,最终成为“生态自我[2]” ,从而“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达成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的真善美。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是“公共性”,通俗地说,就是“第三方立场”。简单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组织-公众-环境”关系,一种组织与相关公众的沟通对话关系,一种组织与所处环境的研究监测关系,在这种复合性的关系中,公共关系是一只脚站在组织里,一只脚站在公众关系和社会环境中, 既要对组织负责,又要对公众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属于典型的“一仆三主”,“吃里爬外”型的“关系居间者”。
三、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组织―公众―环境关系
公共关系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规定了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了这门学科的特有角度,规定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区别与联系,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开展公共关系实践的方向和主要途径,从而也规定了这门学科存在的必要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
透过目前的公共关系理论,公共关系学研究对象主要存在以下误区:1、模糊性,笼而统之地将“公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实际上与社会学发生较大程度的重合,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而难以获得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合理依据。2、片面性,将公共关系研究范围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比如国际上对“关系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众关系(OPRS)的研究上,缺乏或者忽视对组织-环境关系(OERS)的研究,这导致了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的缺失。3、单一性,孤立地从主体层面、客体层面或者目的层面揭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比如仅仅是把“单一的组织”、“孤立的公众”或者“有效的传播”作为其研究对象,而没有把“关系”,没有把“组织、公众、环境”作为一个关系整体进行研究。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传统公共关系理论只是研究组织与顾客、竞争者、消费者等生命系统的公众变量,而忽视了对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非生命系统的环境变量的研究,环境只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的,这样就使得公共关系理论限于一种战术层面的微观研究,而无法涵盖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
最近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变量”和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很难测量,但是其作为一种战略公众的观点已经被广泛认可,比如,格鲁尼格等人认为,环境对于公共关系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变量的研究上,对其他环境变量的研究关注较少;而Culbertson 和Jeffers(1992)提出SPE(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三个环境变量对公共关系实践极其重要;Dejan Vercic则进一步提出了五个影响公共关系实践的环境变量: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指民主化程度)、经济体系(经济体制和发达程度)、激进性水平(组织面对压力集团活动的程度)、文化属性和 媒体系统(媒介体制和舆论环境)。 他认为,“环境变量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公共关系知识体系的非常重要的开端,只有当研究超越了对一个国家中公共关系如何实践的描述,把公共关系和其他变量如文化、政治体制、媒介环境等联系起来,真正的理论建构才能够实现”( Dejan Vercic & James E. Grunig,2000)。
识别环境变量有助于提高公共关系研究者的预测能力,也能够帮助从业者制定正确的公共关系战略或技术。但是,如何把环境变量纳入公共关系学的知识体系呢?这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可以将两个研究对象合二为一:或者把组织-环境关系包括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概念里,或者把组织-公众关系放在组织-环境关系的框架内,我认为,无论哪一种表达都是不妥当的,因为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并不是“人与自然”、“自我-他人”、“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应该被分成“作为主体的组织”和“作为客体的公众或环境”,而应该是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构成的社会存在物,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外在的、偶然性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因为一个社会组织并非生来就是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它与较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与更为复杂的各类公众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组织身份的构成性的东西。 社会组织既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外,也不是站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之上,而是在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场景之中去完成公共关系行为的,这种行为是一种生态的评价和选择。
因此,本文提出“组织-公众-环境关系”这一概念,作为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这种提法并不是主观杜撰的,而是符合以上深层生态学基本假设的,它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了关系而不是公众是最基本的分析单元,关系是公共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第二,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是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第三,强调了组织-环境关系是最广泛的存在,是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按照“组织-公众-环境关系”来理解公共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纠正一些模糊的、不确切的、片面的说法,既能够较好地体现公共关系学的总的精神和宗旨,又能够贯串它的全部内容。总而言之,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公共关系学就是以组织-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以组织-环境之间的适应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
四、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织网、造流、占位
作为学科的公共关系学面临的一个理论难题,就是如何将一盘散沙式的研究主题和兴趣,整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框架。纵观当今国内外的公共关系教材,其内容就像一个“社会科学的大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从伦理到法律,从政治到环保,从历史到文化,从媒体到广告,从品牌到礼仪,从策划到演讲,从……到……,说的学术一点,就是“泛传播”“大文科”的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大杂烩”、“大拼盘”,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对公共关系学基本范畴的界定。
本文提出,应该在生态学范式和关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来建立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首先,生态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调整与适应,和谐与均衡,生态网,生态流和生态位等,这些概念可以直接为我们所借用。其次,就关系过程理论而言,布鲁姆和格鲁尼格提出的 “关系形成模型”和“关系策略模型”,为我们奠定了宏观公共关系学范畴的基本雏形。如表所示:
在以上两个模型中,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关系概念”和“关系后项”来描述组织-公众关系的形成。而格鲁尼格则进一步修正为“情境前项”、“保持战略”和“关系结果”,并强调了关系维持的策略 ,这两种模型的共同特点都是讨论组织-公众关系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以及关系资源的特殊结构和在网络中流动的方式。它类似于生态链中从供应原点的前向关系,通过组织活动流向消费终点的后向关系,这两个理论模型只是强调了一维的“流”的概念,缺乏一种整体关照,不能够涵盖所有的关系管理层面,正如生物学家阿伯瑞希特.梵.哈勒所说的那样:“自然以网络而不是链条方式联结万物,然而,由于人类的语言不能同时处理几件事情,所以,人类只能以链条的方式跟随。”
因此,作者对关系发展三阶段模型进行横向分解,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作为宏观公共关系学的三个基本范畴,从而使关系管理的结构体系更加全面完整: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一阶段,布鲁姆用“关系前项”定义了构成关系资源的要素,它们是社会和文化规范、集体认知和期待、资源的需要,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合法/自愿的需要。格鲁尼格则用“情境前项”强调了组织-公众关系的六种类型:组织影响公众、公众影响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组织、组织-公众联盟影响另一公众、组织影响组织-公众联盟、多样组织影响多样公众等。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网”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成员要素和关系结构问题。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资源网”。
关系资源网就是“由组织-公众-环境系统所构成的具有资源配置功能的关系网络”(陈先红,2006),具体的说,它包括两大子网络:组织-公众关系网和组织-环境关系网,其中:组织-公众关系网主要包括组织-员工关系、组织-持股者关系、组织-消费者关系、组织-社区关系、组织-媒体关系、组织-政府关系、组织-竞争者关系、组织-金融关系等等。组织-环境关系网主要指组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体技术之间的关系。按照生态关系的性质,这两大子系统又可以分为合作者关系网、联盟者关系网、威胁者关系网和制约者关系网(见图1)。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建立与管理关系网络,让各种资源畅其所流,流于其必需之处,止于其当止之地。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第二阶段,布鲁姆认为关系代表了一种信息、能量或资源的交换和转移,具有交换、交易或转移等属性,这些关系属性既描述着系统中的关系,也体现了系统中的结构。格鲁尼格则从关系维持的角度提出了对称性整合战略和不对称性分配战略。
从生态学的观点看,这一关系阶段的主要问题是“流”的问题,是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在信息传递的引导下流通变化的过程,我把它称之为“关系传播流”。
关系传播流是指传播在组织-公众-环境关系发展中是一个永不间断的过程,它在组织内外不断产生、流通和利用,就像一种有源头的“流”。任何一个组织中的关系传播都不是一维流动的,而是多维流通的,因此,作者借鉴人际传播和社会网络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个关系传播流的三维框架:目的维度,性质维度和内容维度。目的维度包括由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构成的连续统一体,性质维度包括由强关系到弱关系的连续体;内容维度包括从信息流向文化,从文化流向情感的连续统一体。目的维度和性质维度构成了四个象限,而内容维度以三个同心圆置于其中,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传播分析框架(见图1)。从目的维度来看, 关系传播流是一个从完全无意识、无计划的日常性传播到完全有意识、有计划的战略传播的变化连续体;从强弱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传播变化连续体,从内容维度来看,关系传播流包括信息流,文化流和情感流,具体地说就是由“社会层面”的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和“人际层面”的关系所构成的一个传播连续统一体;其中,社会层面的关系体现一种以社会分工信息为主的角色关系;文化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以文化信息为主的价值观关系,人际层面的关系体现了一种情感关系。 在这一范畴,公共关系主要是从信息、文化和情感三个层面来研究维持强弱关系的日常性传播策略和战略性传播策略,主要的研究议题有:各种关系类型的强弱测量和变化规律;战略性关系和日常性关系的实现和转化策略;战略性信息和日常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内向性信息和外向性信息对关系强弱的影响;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信息传播模型; 强弱关系的文化传播研究;日常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投资模型;战略性关系传播中的情感表达;情感维度与关系结果评估,等等。
在组织-公众关系的最后阶段,布鲁姆的“关系后项”包括目标达成、依赖和丧失自主性以及日常的制度化行为四个结果,格鲁尼格的“关系结果”主要是指所建立的符号关系(如品牌的形成)和行动关系 (如相互控制,信任,满意,承诺等)。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都是关于“生态位”的问题,即关系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及其机能,作者把它称之为“关系生态位”。
关系生态位是指一个组织的关系要素及其性质的集合,它是组织-公众-环境之间关系的某种定性或定量的表述,它不仅包括空间概念,而且包括时间概念,它反映了一个组织对关系管理的适宜程度和对公众的吸引力程度(陈先红,2006)。它包括两层含意:一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价值,这是一种抽象的性状描述。比如关系管理是一种花费还是一种投资?关系管理的结果是建立了信任还是促进了合作?关系管理是否增强了组织魅力,增加了社会资本?关系管理在形成、维持和改变社会资本方面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二是反映组织-公众-环境关系管理的结果,即组织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每一种组织在多维生态空间中都有其理想生态位,而每一种环境因素都给组织提供了现实生态位,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差就产生了生态位势。关系管理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帮助组织去寻求、占领和竞争良好的生态位,建立声誉,塑造品牌,能动地去改造环境,另一方面也迫使组织不断地适应环境,调节自己的理想生态位,通过议题管理,危机处理,实现组织和环境关系的和谐发展,使现实生态位与理想生态位之差最小。所以,从公共关系角度看,可以把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看作是某种生态位的具体体现。从功能性质角度看,品牌体现了组织所处的市场生态位,声誉反映了组织的社会生态位;从时空角度看,危机体现了组织在某一时间点的特殊生态位,议题反映了组织在某一时间段进入的空间生态位。可以说,对关系生态位的管理就是对声誉、品牌、议题、危机的管理(见图1)。
因此,本文提出,关系资源网、关系传播流和关系生态位共同构成了公共关系学的基本范畴,公共关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结网”,“造流”和“占位”。
五、公共关系学的理论建构模型
根据社会科学的性质, 公共关系理论模型共分为四层:最高层是世界观层,第二层是方法层,第三层是核心概念层,第四层是理论观点层。世界观体现了理论建构的基本假设,生态思维所提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世界观是公共关系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在这一世界观指导下,公共关系学者可以采取策略方法和道德方法这两种生态方法建构公共关系理论。迄今为止,围绕“传播”和“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主要理论成果有劝服操纵模型、双向对称模型、调节-适应模型、社区模型和文化调节模型等,如下图:
在此模型中,在图的最左侧,是纯粹以传播为中心的劝服操纵型公共关系,即理性主义的策略型公共关系,其特征就是以传播为中心,以劝服为手段,最终达成利己单赢关系状态,关系只是一种被利用的工具,其代表观点为米勒的“劝服说[3]”。
在图的最右侧,是纯粹以关系为中心的社区型公共关系,即社群主义的伦理型公共关系,其特征是以“建立社区感”为己任,通过积极主动承担社区责任,来减少社会冲突,提升社会关系,它强调关系质量和承诺;强调社会认同感,强调核心价值和信仰的重要性;强调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市民知情权。其代表观点为克鲁克伯格和斯达克的“社区感假设[4]”。
在该图中间的上方,是以传播为核心的双向对称公共关系,即理想主义的对称型公关,在双向对称模型中,组织-环境关系主要是一种研究背景,作为传播的外部变量或者干扰变量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传播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既是伦理的也是策略的。该模型奠定了公共关系的世界观基础。同时也受到广泛争议和攻击,其代表观点是格鲁尼格的“传播管理说”和“卓越公共关系”。
在该图中间的中部,是调整-适应模型,此模型强调了传播与关系的相关性 ,在组织-环境关系的适应与协调中,传播的协调作用改善了组织对关系变化的适应性。该模型仍然是以传播策略为重点,组织-环境关系为调节变量的。其代表观点是卡特利普,布鲁姆的“关系管理说”。
在该图中间的底部,或者说整个区域的底部,是文化调节模型。该模型以关系为中心,把原来处于背景地位的组织-环境关系纳入到一个由组织-公众-环境构成的复合关系生态中,从组织的社会文化角色出发,通过对话和研究,达到伦理和谐的关系生态,其代表观点是陈先红提出的“关系生态说[5]”。
从以上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公共关系学将公共关系理论的建构从策略方法导向伦理方法,从强调外在的公共关系技术、手段和策略,到强调内在的公共关系理念、文化和哲学,其目的就是要重新建构公共关系理论体系,还原公共关系建立社会信任,追求真善美这一本来价值。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科学发展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科学共同体,它表示了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而没有一门学科是完全不变的,正如皮亚杰所说的:“所有学科,包括高度发展了的学科,都是以不断发展为其特征的……任何一门学科都还总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Jean Piaget,1996)。”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学科公共关系学来说,新媒体时代正好是公共关系理论范式转换的良好开端,而不是终结,所以,本人提出“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主要是为了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期待更深刻的讨论和更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仅以此文抛砖引玉,欢迎批评指正!
注释:
[1]“关系居间者”的概念来自马丁布帛的关系哲学,他认为人是关系的居间者。
[2]“生态自我”的概念来自奈斯,他用生态自我来表达形而上的大写的我,来表明这种自我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的。当我们达到“生态自我”时,便能“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
[3]米勒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竭尽全力用符号控制某些环境的过程”. 见Miller, (1989).Persuasion and Public Relations: Two “Ps”in a Pod Gerald R. Miller. In (eds.) Carl Botan and Vincent Hazelton, Jr.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NJ.
[4]克鲁克博格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社区感的努力。见Kruckberg,D.,& Starck,K.(1988).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ity: A reconstructucted theory.New York: Praeger.
[5]陈先红把公共关系定义为“组织―公众―环境系统的关系生态管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组织运用调查研究和对话传播等手段,营造具有公众性、公开性、公益性和公共舆论性的关系生态,以确保组织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和谐”。参见《公共关系生态论》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参考文献:
[1]陈先红.论新媒介即关系,北京:现代传播,2006,3,p49
[2]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邱志勇.数位媒体与科技文化,台湾达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9,P15
[4]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27.
[5]陈先红.新媒介推动下公共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 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4: 72
[6]陈先红.公共关系生态论.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138-140.
[7]孟建.中国公共关系发展报告(2005-2006).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271
[8]Ferguson M. A.. Building theory in Public Relation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Gainesville, FL. 1984, August.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范文第2篇
一、市场经济中竞争行为分析
市场竞争是指市场经济体系中各利益主体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而通过各种途径展开争夺，进而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一般而言，实现竞争的形成应包含几个基本元素。其一，市场体制中至少拥有两个利益主体，主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其二，利益主体各自利益目标的存在，是竞争存在的基础(需要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利益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二是这种利益是主体必须追求的)；其三，市场竞争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策略不断调整；其四,竞争必然必然导致优胜劣汰的结果。依据博弈的竞争原理，市场竞争的最终结果有三个:即零和博弈、负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1.市场竞争的正面效益。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之一，对于竞争机制的绩效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待，其中对于维护市场体系的运转的正面效果是其最主要的方面。1.1市场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在商品经济时代，商品的价格由产生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如果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生产者将会获得超额的价值量。由于之一市场激烈机制的存在，商品的生产者总会千方百计的改进生产，提高技术水平，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市场竞争中居于一个有利得地位。当这一激励机制对所有的生产者都发挥作用时，整个社会生产力会向前推进。
1.2市场竞争推动制度变迁。在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中，市场经济具有开放性，公平性，法制性，竞争性四大基本属性，竞争性是其最核心的本质属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经常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因此需要各种制度体系来加以保障。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在于营造一个公平交易，全面开放的市场体系，而制度本身有各种规章制度和法律体系构成，以对各种市场行为形成约束力，最终保障市场机制的竞争性。由于社会经济基础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维护市场竞争的各种制度也在不断的变革中。
1.3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不同经济活动主体的生产效率是不同的，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由于竞争机制的作用，稀缺的经济资源会向生产效率高的生产部门集中，而得不到资源的供给的的低效率部门的生产将会难以为继，从而逐步退出市场交易活动。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将会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有效的发挥。
2.市场竞争的负面效益。市场竞争机制在发挥市场经济功能方面挥发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会一定的负面效应。
2.1市场竞争形成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在市场竞争中失利的一方，很容易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大量社会弱势群里的存在机会威胁社会的稳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弱势群体必须从福利主义的理论出发，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调和社会矛盾。
2.2市场竞争带来道德滑坡问题。市场经济的原理论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包括中国的伦理人文主义都存在着内在的文化、价值冲突。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使人格逐渐物化和货币化，倾向于人与人之间裸的金钱关系和交换关系；市场竞争排斥人文情感和道德的、宗教的人文情怀，把人类群生的一切美好的感人悲歌统统关进只能是灵魂生存的超现实的世界里面。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迫使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或生存得更有尊严、价值，像着了魔一样追逐财富、权力、名誉等世俗价值。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物化和货币化的社会，是形式上的自由掩盖人的自由本质被异化的社会。
2.3竞争机制作用具有有限性。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转的核心机制，当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也会很多因素的限制，比如市场系统的不完善、市场势力的存在、政府的干预，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等等，都会使竞争机制的效能失灵，而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制度保障，制度框架体系过多，又会增加社会成本。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由形成倒现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简单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国际市场经济。在简单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结构形态相对简单，市场机制能够充分的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市场结构复杂化，同时各类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也复杂化，市场经济在表现出竞争性的一面的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
二、市场经济中妥协行为分析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与市场竞争行为密切相关的就是市场妥协。有竞争才有妥协,二者形成相辅相成。妥协按照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与某人或几个方面之间商谈条件或求得互让。与竞争一样,妥协行为的形成也具备几个要素:第一,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具备相同性,彼此形成竞争关系,比如说生产剃须刀的和生产刀架的就不具备市场竞争关系；第二,各利益主体间的实力相差不大,假如实力差距较大,则妥协的机会较小；第三,市场主体间需要发生实际冲突,如果双方实力相当,市场经济行为也具备同质性,即使其中一市场利益主体处于非开放状态时,即没有直接发生实际冲突,也不会导致竞争;第四,竞争的最终结果是各市场主体作出让步,形成妥协行为,也就是经济学上的均衡状态。
1.从市场结构的视角分析妥协行为。按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经济主体的妥协行为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就价格、产量、技术、信息等各方面达成一致协议的行为。按照市场经济主体的不同，在封闭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经济条件不讨论）市场行为主要发生在如下几对市场主体中：厂商—厂商、政府—厂商、消费者厂商、消费者-政府。相对于市场竞争关系而言，竞争主要指厂商之间的竞争，相应的妥协在这里主要讨论生产厂商之间的妥协行为。生产者之间的妥协行为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常见的，也是对市场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妥协行为，生产者之间的妥协行为称之为“勾结”，稳定的妥协行为会形成卡特尔和辛迪加等市场组织。该类组织的形成依赖于特殊的市场结构。在如表格所示的市场结构中，完全竞争产商相互间完全了解市场信息，同时产品又没有任何差异化，因此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厂商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相互间妥协不能带来收益的增加，妥协缺乏激励机制。垄断只有一家厂商没有妥协行为的基础条件。寡头垄断市场是处于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之间的一种市场结构。相互依存是寡头垄断市场的基本特征。由于厂商数目少而且占据市场份额大，不管怎样，一个厂商的行为都会影响对手的行为，影响整个市场。所以，每个寡头在决定自己的策略和政策时，都非常重视对手对自己这一策略和政策的态度和反应。作为厂商的寡头垄断者是独立自主的经营单位，具有独立的特点，但是他们的行为又互相影响、互相依存。这样，寡头厂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达成共谋或协作，形式多种多样，可以签订协议，可以暗中默契。当寡头企业为攫取超额利润就产量、价格、技术而相互妥协达成成熟协定的时候，卡特尔组织就形成了。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妥协行为主要成生于寡头这一特殊的市场结构中。寡头企业间的妥协行为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价格、产量的协议，也可以技术、人才的协议。
2.从公共关系的视角分析妥协行为。公共关系其含义指某社会组织为加强和改善与其它利益相关主体的关系，强化社会公众对组织的认识和理解，争取得到其它社会利益主体的支持，进而构建良好组织形象、促进组织利益目标能更好实现的一系列公共活动。公共关系主旨在于促使社会组织必须与其利益相关的组织内部、外部公众之间构建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依据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妥协行为往往表现为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状态。通过构建优良的公共关系，来促成市场主体间的合作，进而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
2.1公共关系的视角下市场主体间相互妥协的动因。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企业之间的在经济活动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情况不断得到加强，相辅相成、共生互补的特点得到明显的强化。企业间的这种互补关系就其形成机制而言，体现为市场竞争行为破除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各地区的经济活动相互渗透，各经济活动主体日益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体。资本、商品、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优化配置，各个地区经济活动不断被纳入到扩大的、开放的、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企业的发现呈现集团化、国际化化特点，跨地区、跨国家的企业不断涌现，企业间的关系也逐步传统的单一由竞争关系逐步过渡到竞争与妥协并存的新关系，为实现双赢合作或多赢合作模式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大潮流中，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机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企业经营模式向核心化转变和企业组织结构向扁平化转变的趋势日趋强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间、区域闻的合作变为更为现实，“虚拟生产”、“虚拟企业”现代生产组织形式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因此，在新时期，由于信息技术的支撑市场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统一性，大市场、大循环、大经济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态，企业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更好的处理竞争与妥协的关系，以求适用经济形势的变化。
2.2公共关系的视角下妥协行为的绩效。
2.2.1厂商的妥协将有利于厂商之间开展技术合作。对于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也可以从正方两方面来分析。从正面效果来看，现代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搞风险，高投入的特点，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可能很难独立完成，不得不借助于企业的横向合作，这种联合既可以是国内企业间的，也可以是跨国界的各企业间的，通过组建技术创新核心团队，共同完成关键领域的技术开发。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借助于国际技术交流，节约发展成本，通过引进国际产业的成熟技术，实现本国的跨越式发展。从负面效果来看，市场活动的主体可以通过技术交流获取最新的产品生产技术，获取最先进的管理模式，进而大为节约企业的创新成本，提高产出率。但在COPY技术引进模式的过程中，企业创新机构的设立，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经验的积累都会受到制约，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会大为削弱，企业可能会形成对外部的技术依赖性，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严重的约束。如果在一个开放性的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况会进一步恶化，甚至会威胁到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
2.2.2市场经济中的妥协行为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企业实现竞争与合作的融合可以很好地将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企业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加深分工,强化技术进步,使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本、技术、人力、信息资源得以有效灵活组合,最大限度地降低产品成本,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2.2.3市场经济中的妥协行为有利于建立协调发展新秩序，增加市场竞争透明度，使整个行业的经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通过合作的融合，纵向合作，在相关联的企业间规定统一的技术和质量标准，共享先进的技术设备；横向合作：在行业内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企业间进行市场分工，共享当地资源，提高整个行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三、市场经济中竞争与妥协关系的辨析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 工作过程 课程改革
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正在大力推进专业课程改革，以实现社会大教育赋予职业教育的功能要求。通过理论学习和课改实践,我对工科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我认为专业课程改革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专业教师能否准确把握职业学习的根本规律和时代特征，取决于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是否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我们要形成学生的职业能力、岗位适应能力和更高层次的能力，必须在现代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推进课程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学科体系的课程模式和知识传授、实习训练的教学模式，则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非常困难。在骨干教师培训班的课程学习过程中，职教专家介绍了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导向教学改革模式，我觉得受益匪浅，很多新观念值得我们学习和推广。
所谓工作过程是 “在企业里为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工作过程具有相对固定的“资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价”的完整结构。
“基于工作过程的行动导向” 教学是“根据完成某一职业工作活动所需要的行动、行动产生和维持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以及从业者的内在调节机制来设计、实施和评价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即“有目的地、系统化地组织学习者在实际或模拟实际的专业性情境中，参与设计、实施、检查和评价职业活动的经历，发现、探讨和解决职业活动中出现的问题，体验并反思学习行动的过程，获得完成相关职业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以能力为本位：一切活动都是以提高能力为目标。以学生自主活动为中心：学生为主体，脑、身、心结合，主动地参与职业活动，教师是行为活动的指导者和咨询者
第一，基于工学结合行动导向的教学要求对职业能力的培养不能只关注专业能力，而应当关注综合职业能力，且更应从职业成长的角度注重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
专业能力是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有目的的、符合专业要求的、按照一定方法独立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和评价结果的热情和能力。如计算能力、编程能力、实际的技能和知识。
社会能力是处理社会关系、理解奉献与矛盾、与他人负责任地最佳相处和相互理解的能力。它包括人际交流、公共关系处理、劳动组织能力、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心等。
方法能力是个人对在家庭、职业和公共生活中的发展机遇、要求和限制做出解释、思考和评判并开发自己的智力、设计发展道路的能力和愿望。它特别指独立学习、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培养关键能力的具体指标如下：①专业关键能力：跨专业的知识和外语；新技术的知识和能力；工作程序和过程方法的知识；系统思维能力；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②方法关键能力：综合和系统思维；抽象能力；创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学习能力；获取信息能力；决策和创造能力；掌握学习技术；分析能力；认识能力；学习方法；系统工作方法。③社会关键能力：追求目标；学习决心和成就感；自我掌握；认真细心；集中专心；忍耐；诚实、负责、开朗；愿意交往；体谅他人；坦率；乐于助人；约束、共同负责、真诚；团结；合作能力；社会责任感；表达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工作责任心；纪律性；职业道德；自我批评能力。
第二，基于工学结合行动导向的教学，不再是传统指导教学为主的模式，是以学生自主建构为主、传统的指导教学为辅，两者有机融合的教学原则。
应避免的问题：教师对传统指导教学和学生自主建构融合度的把握没有足够的认知，学生也还不适应这种需要主动学习的姿态，不是很能配合，反馈回应较少，给教学评价带来了难度，容易回归到传统指导的教学模式上。
第三，行动导向教学是通过职业活动情境将传统学科中多门课程与之相关的内容重新整合在一起学习，以提高学习效率，加速知识内化为能力的过程，旨在经多个情境活动自我将零散知识系统化。
教师“化整为零”：将多个传统教材归纳后的知识内容按“做中学、所学即为所需”的原则，结合活动载体解构到各个情境中实施教学。
学生“零存整取”：将各个情境中学习到的零散知识归并后提升到系统化认知的高度。
应避免的问题：学生基于传统的依赖意识，不习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自主学习方法；教师对学生自我知识建构的能力缺乏信心，在个体情境教学时，担心理论深度不够会制约学生的发展，因而潜意识的追求知识系统的完整性而容易回归到以内容导向的传统教育范式。
第四，行动导向的职业活动涉及到传统学科中多门课程与之相关的内容，需要教师具有相对全面的知识结构，能够及时解决综合性的问题。目前教师知识结构的相对单一对教改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因此，需要工学结合的教学团队合作教学。
工学结合教学团队的合作教学不是各司原职的简单组合形式，需要互相交流、共同提高。应加强职教师资的培养、强化教学团队的协作意识以适应行动导向职业活动中互动性教学的动态发展。
第五，基于工学结合行动导向的教学需要改革考核评价方法，考核中不仅仅注重结果，更应注重过程。
1.改革考核手段和方法，制定基于工作过程课程学习各个环节的考核量化标准，按量化指标对过程和结果实施考核。
2.课程总体上以理论考试成绩占30%，学习活动过程占70%组成。学习活动过程的每个学习情境按照工作学习过程50%、交流展示25%、工作小结25%进行综合成绩评定,各个学习情境按照技术含量分配相应的权重比例。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教师培养；教育硕士；社会服务；学术创新；职业外延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i3）04-081-02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相对于学术型学位而言的另一种学位类型。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它的定义，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人才。世界很多发达国家也有着类似的培养模式，例如日本在2003年正式颁布了《职业型研究生院设置基准》，建立了培养高级专门职业人才的“专门职业研究生院”，更于2006年3月30日，出台了《研究生教育振兴施策要纲》，再次对日本产、学合作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进行了细化。因此，我国需要集结各方经验，根据中国特色，使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社会的协调发展中，沿着更加实用、高效的方向前进。
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在2005年设立了教师教育学院，专门为各学科培养本、硕、博不同层次的教师人才，在国家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背景下，本文以我校对专业教育硕士的培养为例，探究我国目前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的重点方向。
一、开展以学术创新为重的职业教育，造就研究生的可持续发展
专业学位研究生是针对特定的职业进行的定制培养，这里“专业”对应的英文为profession，职业化是其首要特征，同时作为“研究生”的培养，科研创新是其本质属性，表明这种职业应该有深厚的理论知识为支撑。因此，专业硕士的培养应是“以学术为依托，内涵学术性的职业教育”。
首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术培养，应该使其具备专业化的知识结构，厚基础，重学科。以我校物理专业教育硕士为例，除了基本的物理学及教育学课程，我们开设了大学物理专题选论系列课程，邀请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师向学生介绍最新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并与实际相联系，充分展示理论、技术对生活和教育的改变。
对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实现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课程知识，更需要加强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同样以物理教育硕士为例，我们开设了物理思维方法论这一课程，引导学生了解、思考、分析，并尝试应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解决学科发展的前沿性问题，促进学科和行业的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技术革新，有利于学生今后个人职业生涯中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二、超越技能型培训，注重职业的外延和内涵培养
我校对教育硕士的培养特别注重学科教育与师范教育外延拓展的融合，强调教师其个人素质和作为社会公共关系人员的培养。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6年《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就曾经指出“应把教育工作视为专门的职业，这种职业要求教师经过严格地、持续地学习获得并保持专门的知识和特别的技术，它是一种公共的业务”。因此，教师除了必备的课堂管理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其个人的言谈与气质、知识面和兴趣爱好的广泛性、人际交往的能力、参与公共事物及活动的能力，都是教师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广博的知识和技能对教学质量的优劣和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起着无可估计的作用。
因此，我校对教育硕士除了各学科上的创新性培养和师范性的技能训练，还开设了形体学、艺术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生命化”选修课程，为学生梳理职业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认知的规律，为他们提供丰富和有效的知识储备，提升他们的专业境界、职业伦理精神和职业尊严感，让他们学会以积极向上的情绪涵养在今后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开展创造性的活动，让个体和职业在不断的发展中可以永葆青春。
三、以实践体现社会服务，履行高等教育职责。带动行业、社会进步
教育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事务之一，关系到社会的结构与运行，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各种力量实现其利益的交汇点。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学习和实践是高校服务于社会的方式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对实践的理解更加广泛。教育硕士的实践不是简单的上课，更要了解整个教育活动的规范和章法，对教育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学校体验教育生活，并积极参与高校、社会、相关行业、企业全方位的合作。目前，建构大学、产业、政府三位一体的新模式已成为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有效促进大学发展的高等教育新理念。
同样以我校的教育硕士为例，他们的教育责任感在课堂上的获得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当他们一接触到学生时，教师的责任感便会油然而生，催生其献身教育的信念和不断进取的动力。学生们年轻而富有活力的教学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成为各实践学校的教学亮点，有利于高校和各中、小学开展多层面、多领域的教育前沿问题的研究。这种教育实践不是经验重复的教育实践。它根据教育理论不断改变自身，又不断创生和丰富着教育理论。
我国《高等教育法》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视为大学的三大职能，在三者关系中，服务社会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而培养人才和科研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手段，也是大学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目前，我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在数量及质量上已经在全省各个中学占据绝对优势，是江苏省教育行业的中坚力量。同时，我校积极发挥着高等教育对社会就业的调节作用，招收农村教育硕士，先录取学生，在他们实地工作三年后再返校学习，有针对性地开展落后地区紧缺人才的强化培养，成为地方高校增强服务地方经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四、充分利用资源。建立有效评价机制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是研究生质量评估框架设计的主体思想。专业硕士的培养目标有着明确的职业性和应用性，因此，对他们的考核评判标准应从职业角度出发，兼顾学科特色。同时，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对专业硕士的培养能力及其相应的行业在当地社会中的需求和发展显然也是不一致的，因此，对教育硕士的评价还应考虑地域特点。
公共关系的本质属性范文第5篇
一、设计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1.学习能力。勘察设计单位是以服务为主要活动的团体，面临复杂、竞争、多变的外部环境，经营管理人员要有敏锐的嗅觉，保持与时俱进地适应外部环境的理念，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因此设计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2.攻关能力。公关能力是指有目的、有计划地为改善或维持某种公共关系状态而进行实践活动的能力。公关能力表现为一个人在社交场合的介入能力、适应能力、控制能力以及协调性等等。设计单位对外承接大量的设计任务，而任务的承接和实施需要与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试验检测单位、质量监督单位、管理部门等发生关系，良好的公关能力是现代企业制度下经营管理人员的重要素质之一。3.协调能力。协调能力是指决策过程中的协调指挥才能，是化解矛盾的能力，是聚分力为合力的能力，是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能力，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能力。设计单位一般受到项目业主时间上的限制而加班加点赶设计工期，经营管理人员需要协调单位领导、生产人员、总工办等内部人员按时完成任务，同时还需与外部各方面人员打交道，保证单位的效益和声誉。4.组织能力。组织能力是指开展组织工作的能力。设计单位在与竞争对手投入相同的情况下，要具有以更高的生产效率或更高质量，将其各种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品或服务的能力。经营管理人员在单位争取市场份额、项目投标、设计生产过程中，都需要进行相关组织工作，确保单位的良好运营和对外优良形象。5.预防风险能力。通过认识风险、分析风险，采取正确的决策，从而控制和驾驭风险，减少风险损失进而获得收益的能力。设计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在项目投标报价和项目洽谈设计费过程中，需要对项目的现场有一个深入的踏勘，掌握工程所在地自然及社会状况、交通、地形等情况，才能对未来的设计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对项目的投资、盈利、风险等状况进行充分的估计，以采取有效措施将所承担项目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6.分析能力。分析能力是指把一件事情、一种现象、一个概念分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属性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单独进行剖析、分辨、观察和研究的一种能力。设计单位获得项目设计任务的基本手段是通过投标中标而来的，经营管理人员要充分分析潜在的投标竞争对手，掌握其基本情况、投标方法、报价思路、商务标和技术标编制特点等情况，以便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设计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经营管理人员知识结构不全面，一些应知应会的基本经营管理知识掌握不到位；二是经营管理人员工作能力满足不了中国加入WTO后带给勘察设计市场的冲击，尚未完全适应竞争的市场主流、趋势，对外的公关能力、沟通、协调、组织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一些勘察设计单位在投标过程中违反职场职业道德规则，采取串标、围标、买卖标书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中标；四是经营管理人员对引导本单位科学发展加快发展的意识薄弱，认为这是单位领导的事，全局观念差，发展理念不够健全；五是经营管理人员工作创新意识不强，工作方式方法陈旧，老套路居多，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方法需进一步提升。提高设计单位经营管理人员素质的几条途径：开展职业道德教育，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是企业的生命线。勘察设计单位是靠竞争取胜市场，靠工程设计质量、信誉赢得市场。因此在工程设计业务取得的途径上要讲求职业道德，杜绝无序竞争和不正当的价格竞争，不得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排挤、损害和打击其他设计单位，要防止有意、无意损害他人名誉和事业的行为，不得直接或间接抢取其他设计单位已经受托的设计业务。为此，单位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时常加强经营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突出自我学习培养，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工作理论涵养。设计单位是一个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单位，大部分人员都是科班毕业人员，技术专业知识较强，但很多人在从事工作后忽视了学习，特别是经营管理人员，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备企业管理、市场经济、工程方面法律法规等方面综合知识。因此设计单位经营管理人员要突出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要静下心来多学习、多思考，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不断丰富自身的工作经验，从而提高工作理论涵养。注重工作经验总结，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实践操作能力。总结工作中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为下一步工作提供借鉴，对于提高员工的实际工作或实践操作能力帮助巨大。比如交通勘察设计单位，不仅要进行年度的工作经验总结，还必须进行单个项目的经营管理经验总结。一个项目从参加投标、中标、谈判、签订合同、开展勘察设计工作、设计评审、工程施工、工程竣工验收、投入运营是一个跨越时间长、经营内容多、项目管理杂的过程，从工程实施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的管理理念进行总结，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能提高经营管理人员将来工作的实践操作能力。加强同行交流合作，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先进管理理念。参加设计单位同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能提高工程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而且对单位经营管理理念提高也受益匪浅。可以单位与单位间的经营管理人员进行交流合作，也可以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交流活动，特别是与一些知名度大、影响力强、信誉度好、技术水平高的单位进行交流，能极大地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先进管理理念。组织参加相关培训，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培训可以丰富知识结构，进而提高相关工作能力。设计单位要组织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相关培训，增加管理人员的各方面基本知识，比如企业管理知识、工程技术前沿知识、工程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等等，为提升管理人员能力作好储备，为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结构奠定基础。适时聘请专家讲座，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科学发展观念。聘请相关专家到单位进行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讲座，对员工素质的提升和单位经营管理的提高，以及单位科学发展观念的增强大有帮助。比如交通勘察设计单位聘请交通规划方面的专家进行“十二五”交通综合发展规划的讲座，则有助于员工了解本区域交通路网规划，帮助经营管理人员掌握潜在的勘察设计项目和实施时间计划，为经营管理人员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再如聘请企业管理方面专家进行知识讲座，则有助于单位领导与经营管理人员达成经营管理的共识，经营管理人员提出的相关措施得到单位认可，单位发展的观念得到统一，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科学发展加快发展观念。不断接受各种挑战，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创新经营水平。经营管理人员在项目的经营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必然要面临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工程投标及投标报价的挑战、设计项目前沿技术的挑战、业主对设计特殊要求的挑战、设计工期限制对经营管理能力的挑战、工程实施中变更的挑战等等，经营管理人员面对这些新鲜问题，要开拓创新、勇敢面对，从思想上强化认识、应对理念上不断更新、应对措施上日趋完善，直至接受挑战后带给单位更多的进步，更深层次地提高经营管理人员的创新经营水平，更高水平地为设计单位科学发展加快发展作贡献。
本文作者：郑燕清工作单位：宁德市交通工程勘察设计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