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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环境;收入分配;“两难”问题;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069-02
一、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爱德华—B·巴比尔把可持续发展①定义为“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1989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UNEP)专门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一走向国家和国际平等;二是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三是维护、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资源基础;四是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总之,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发展,其宗旨是既能相对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能对后代人的发展构成危害。
二、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存在三个“两难”问题
(一)GDP总量比较大,但人均GDP很小
由上述表格可知,就中国本身来讲,GDP总量很大,尤其是2010年以后已经超过日本成为GDP第二大国,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结果人均GDP远远低于日本。先进与落后并存的这个矛盾体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第一、第二产业的支撑力强,但资源有限,阻碍了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
从人民生活和生产来讲,我们无法离开第一、第二产业而生存发展。此外,汽车、钢铁、建材以及一些污染小低能耗、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共同构成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由此可以得出,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发展。至今,我国第一、第二产业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所占比重较大,充分发挥了其支撑力。下图是我国近年来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
从上述表格中不难看出,第一、第二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支撑。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着占世界21%的人口,2009年,中国人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08公顷/人,中国的森林面积仅为2,068,610.0万公里,而作为第二产业赖以生存的能源石油2009年的产量为2,084,939.7千吨,而其中8%完全依靠进口,远远满足不了第二产业的发展。
此外,一、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亦会引起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日前,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控制的促进中国环境文化协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0%以上的受访者指出,“非常担心环境问题”。80%以上的中国认为,受到污染的食品,同水和空气受到污染一样“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环境的恶化,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工矿企业野蛮发展造成的。我们不能忽视消失的罗布泊、缩了几十倍的滇池。最近南方多地出现严重阴霾情况,①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由于焚烧秸秆造成近几日南方多地持续阴霾天气。
(三)经济快速高效发展,但是收入分配不公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我国自2007年至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4.2%、9.6%、9.2%、10.4%。虽然经济的飞速发展会带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由于生产要素等分配不公带来的一系列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却日益严重。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7,2000年继续上升为0.458。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按此标准来判断,我国早就进入绝对不平等区间。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贫富悬殊差距已越来越严重,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3倍。
巴西经济学家赛尔豪·福塔多从需求结构角度详细论述了收入分配不公会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经济前景的命题。②平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任何国家都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总量,在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于将有效需求集中于国内产业部门而非国外产业部门。从而令有限的消费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拉动国内产业部门发展的作用。
三、对于三大“两难问题”的解决建议
看似矛盾但实则不能忽视的三大“两难”问题并存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中,并时刻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笔者针对三个问题提出了三大解决建议。
第一,目前,我国面临着快速发展经济、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重任,同时又面临着庞大的人口压力。要根据中国经济、资源和人口现状,坚持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有规划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第二,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根据科斯定理,要加强环保立法工作,明确产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而明确产权亦是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的合理手段。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环境污染的减少是保持第一、第二产业更好发挥支撑力的不竭动力。
第三,收入分配当中,要做到两个“同步”。③一要“多予”,建立收入较快增长机制,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就业结构和收入结构,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确保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要“少取”,实行结构性减税,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变个人所得税以工薪阶层承担为主的局面等,减少居民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出行等方面的支出;三要“放活”,大力拓宽居民增收渠道,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建设,保护和促进居民取得合法的财产性收入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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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问题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4-0035-05 收稿日期:2008-01-16
一、引言
随着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以及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在互惠双赢基础上的全面经贸合作前景更加广阔。中国与东盟作为世界上开放程度较高的两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系,彼此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和跨国区域经济合作会随着双方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不断加强。2000~2005年问,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货物进出口贸易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与欧盟、东盟等经济体的增长幅度较高,东盟和欧盟等跨国经济体系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逐年增大(保健云,2008)。中国与东盟是亚太地区开放程度相对较高大规模经济体。东盟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中国和亚洲平均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全球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之一,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开放条件。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1970~2003年间,东盟商品和劳务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高于中国、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2000年达到约100.25%。1970~2003年间,中国商品和劳务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处于上升阶段,从2000年开始高于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在1970~1987年之间中国商品和劳务进出口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低于东盟、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1998~1999年间,则与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较为接近。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为学术界所关注,已经有相关研究文献发表。一些中文文献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及其经济效应(蔡鹏鸿,2005;王磊荣等,2005;侯铁珊等,2005;王丽荣,2005;江虹,2005;保建云,2008),一些英文文献则关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安排与一体化发展问题(Hiro Lee,David Roland-Holst and Dominique van der Mensbmgghe,2004;Suthiphand Chirathivat,2002;Zhaoyong Zhang et al,1996;Chen Jie,1994)。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统计数据。从实证角度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前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论述。
二、中国与东盟北部四国、南部六国对外贸易增长比较分析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都存在着贸易关系,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存在着差异。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是随着经济转型中国民经济发展而逐渐提高的。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在摆脱1966~1976年十年“”影响的基础上进行的,宏观国民经济增长迅速。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152.59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14165.93亿美元,25年间增长了6.58倍,商品与服务出口贸易额从1978年的104.54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601.88亿美元,增长了44.04倍,商品与服务的进口额从1978年的111.07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277.34亿美元,增加了38.51倍。东盟地区北部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在地理区位方面与中国较为接近,都属于转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但东盟北部四国属于东盟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东盟地区南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文莱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都较大。中国与东盟北部四国、南部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东盟北部四国中,越南的出口贸易额最大,增长速度也较快,南部六国中,新加坡的出口贸易额最大,增长速度也较快。越南和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也较为紧密。东盟10国中,北部地区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加入东盟时间较晚。与中国地理区位较为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对外开放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为转型中的发展中经济体。南部地区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为东盟的最早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但与中国的地理区位较远。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北部地区的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还是南部地区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出口贸易额都不断增长,如图2、3所示。
其次,随着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上升,东盟各国从国际市场进口商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进口贸易额也呈现逐年递增态势。在东盟北部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四个经济转型国家中,越南的进口贸易额最高,增长也较快,从1996年的100.3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287.58亿美元。在东盟南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文莱六国中,新加坡的进口贸易额最高,除了1998年后2001年出现负增长外,从1996年的1238.99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0.967亿美元。
简言之,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增长,中国与东盟各国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加,但是东盟北部地区四国和南部地区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存在显著的差异,北部四国中的越南对外贸易增长较快。南部六国中新加坡进出口贸易增长较快。
三、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前景
中国和东盟作为亚太地区人口规模最多,覆盖国家数量最多,经济活动地域空间范围最广的大规模开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双边贸易存在着广阔的发展前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
2003~2004年间,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和泰国的贸易量最大,但中国与各国之间贸易量的变化存在着差异。在东盟各国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占较高比重,如表1所示。
(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较高。东盟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双边贸易存在不断扩大趋势
2004~2005年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地位保持相对稳定,日本的贸易地位在下降,欧盟的贸易地位在上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保持相对稳定,东盟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存在上升的潜力和空间。事实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始终保持增长势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随着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额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从2004年的105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304亿美元。
(三)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一系列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实施,与贸易投资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不仅有利于稳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还为双边贸易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和可能性
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及其相关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早期收获”计划的付诸实施。根据2002年双方签署的《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实质性的谈判首先从“早期收获”计划开始。二是中泰签署水果、蔬菜协议,2003年6月,中国与泰国在“早期收获”计划框架内签署了取消水果、蔬菜关税协议,并于同年10月1日起付诸实施;三是签署货物贸易和争端解决机制两项重要协议;“早期收获”计划付诸实施后,双方接着就有关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指需适当加以保护的产品)的降税模式(即高税率和低税率的商品如何分阶段降税)进行谈判,至2004年6月基本达成一致:四是降税计划全面启动,在中国举办中国与东盟博览会:五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经开始服务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的谈判。
总之,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与多边贸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与东盟之问的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较高,东盟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双边贸易存在不断扩大趋势。随着中国与东盟之间一系列双边与多边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实施,贸易投资相关的规则和制度安排的不断完善,不仅有利于稳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还为双边贸易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和可能性。
四、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中国与东盟之间双边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启动以来,双边和多边贸易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但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制约因素,需要妥善解决一系列问题。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中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面临着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表现出长期的不平衡性,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且贸易逆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不利于双边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增加了产生贸易摩擦的机会。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也不断扩大,且后者的增速高于前者。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贸易逆差为76.3亿美元,2003年达到了164.1亿美元,2004年已超出200亿美元。2005年1~7月,中国前10位贸易逆差来源地中,东盟国家占了3席,分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中国对这三国的贸易逆差总计达119.1亿美元。广东作为中国对东盟贸易额最大的省份,与东盟的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2003年和2004年每年逆差已连续超过110亿美元(陆建人,2005)。如何改变贸易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和东盟双边都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二)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面临农产品贸易摩擦与冲突
中国农产品对东盟的出口面临着较大的市场竞争压力,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农业发展,甚至加重中国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压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不平衡性日益显露。“早期收获”计划所列的570个税号都为农副产品,降税已从2004年1月1日开始。中国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但农产品成本高,质量差,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低。近年来,中国农产品对东盟的出口增长率已呈下降趋势。例如,2003年广东省对东盟的农产品出口为2.2亿美元,比2002年下降了5.1%;而从东盟进口的农产品达5.5亿美元,大幅增长41.4%,逆差达3.3亿美元。2004年广东向东盟出口蔬菜、水果、水海产品等农产品为2.7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仅22.7%,自东盟进口的食用植物油、大米、水果等农产品达9.7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76.3%,逆差进一步扩大到7亿美元。“中泰水果、蔬菜零关税协议”的实施,已给中国蔬菜水果市场带来一定冲击。中泰果蔬零关税实施一年来,中方此项贸易逆差达3.5亿美元,占同期双边果蔬进出口总额的71%。泰国热带水果出口到中国口岸价格总体下降,泰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热带水果对中国出口大幅增加,已使广西等地的果农收入减少。但泰国对从中国进口的马铃薯、洋葱、大蒜等协议内产品仍实行配额管理,配额外的进口需缴纳较高关税,这制约了在这些产品上有优势的云南、广西两省区对泰国的出口。如何平衡双边农产品贸易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未来发展。
(三)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面临着敏感商品和大宗商品贸易摩擦风险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受到某些重要、大宗产品贸易增长波动的较大冲击,对中国某些产业发展造成实质性损损害,甚至对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外交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尽管敏感产品关税还没有大幅度下降,但像大米、橡胶等敏感产品不可能长期用高关税来保护。如果大幅降税,必然产生消极影响效应。以天然橡胶为例,中国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占国产总量的70%。但海南省天然橡胶生产成本较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同要贵一倍多。泰国产橡胶成本每吨仅人民币3000元~4000元,而海南产的要9000元。这主要是由于海南省产胶企业的负担重造成的。在这种体制下,海南橡胶根本没有竞争力。另外,东盟产天然橡胶质量也比海南的高,在中国市场销路很不错。一旦取消关税,其销
量必将猛增。海南10万名胶农的生计将面临生死考验。大米也存在类似问题。关税下降后,中国产品将大量进人东盟市场。这已经引起了一部分华人的忧虑。因此,如何妥善解决敏感性商品、大宗商品贸易中消极影响,是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另一问题。
(四)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面临来自区域内部与外部的非贸易和非经济因素的干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受到区域外部力量的影响和制约
中国东盟区域内部贸易额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较小,相互投资规模也不大,与NAFTA、EU等有世界影响的自由贸易区差距很大,这限制了CAFTA对本地区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和东盟双方与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更为紧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仍然较低,大部分东盟成员的经济规模较小,经济基础薄弱,区域内基础设施较薄弱,不能适应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发展的需要,从而影响了自由贸易区效益的发挥。如何协调好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关系,防止区域外部势力对双边贸易的不当干预是中国与东盟双方共同面临的任务。
总之,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过程中面临着贸易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风险、农产品贸易摩擦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敏感产品与大宗产品贸易摩擦、区域外部势力对双边贸易的不当干预等多方面的问题。
五、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经济法理论;思考
一、我国“营改增”的发展现状
我国“营改增”分为三步走,第一步:在部分行业、部分地区进行“营改增”试点;第二步: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第三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营改增”,消灭企业营业税的存在。目前我国“营改增”已发展到第二阶段。
目前“营改增”的发展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我们应该从经济法理论角度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发展改革,但是我国现今的“I改增”与经济法理论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有所欠缺,这就导致在“营改增”的实践中,理论基础不能很好地指导“营改增”的实践。其次,我国“营改增”仅仅在一部分行业试运营,大大拖慢了我国“营改增”全面化实施进程。本文针对上述发展问题,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实践与经济法理论紧密结合,以求通过正确的理论体系指导“营改增”的生产实践,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二、“营改增”的经济法理论思考
1.从经济法的调整目标看“营改增”
经济法自始至终所秉持的原则就是协调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整体上提升社会与个体的共同利益,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与个体成长。我国“营改增”的发展目标正是不断协调税收领域存在的不利冲突,从问题本身出发,合理合法解决税收矛盾,进而促进我国经济整体上呈现和谐、稳步发展。
“营改增”的实施正是为了确保税收的公平合理性,只对部分产品和服务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进而加快我国财税体制的深入发展,缓解市场主体中存在的利益矛盾,增强市场公平化竞争,增强市场发展动力来源,在“营改增”的发展机制下确保市场安全和谐发展,进而促进各种产业全面协调发展,保障国家税收的同时,减少个体税收负担,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合理发展 。所以从宏观角度上考虑,经济法的战略目标同“营改增”的战略目标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二者都是为了解决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之间存在的冲突矛盾,注重二者同时协调发展,是我国个体经济和公共利益实现双赢,推进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2.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看“营改增”
经济法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实时监督保障我国个体经济、公共利益的合理合法化发展,经济法实施的途径恰恰启发了“营改增”的实施保障,就是要通过法律法规的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为“营改增”的进一步拓展起到安全可靠的保障作用,确保“营改增”可以安全运行。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发现法律法规存在的不够完善的地方,并及时合理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而确保“营改增”的全面合理化运行。
经济法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全面保障我国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符合“营改增”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公正地维护经济市场的利益,将以往以营业税的方式收税改为以增值税的方式收税,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大大地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进而确保税收的公平合理性,维护市场公平公正,全面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竞争意识与竞争力,在充分保障国家收税的同时,尽可能地保障企业乃至个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共经济与个体经济利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从经济法的功用价值看“营改增”
税法制度作为经济法制度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为国家税收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营改增”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减小了重复征税的为企业和个体经济带来的沉重负担,所谓征收增值税并非是要求企业或者个体增加纳税力度,而是只收取增值部分,不再额外收取其他税收,有效改善以往纳税过程中重复纳税等不合理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企业或者个体经济中纳税的压力,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法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与 “营改增”的宗旨相吻合,实现市场经济与企业个体经济的利益最大化,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不断减小企业和个体承受的纳税压力可以增强市场竞争活力,合理分配市场资源,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等行业的进一步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营改增”的实现可以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提高就业效率和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研究“营改增”的经济法理论的重要意义
无论是从经济法理论的出发点、运作原则还是其功能价值出发,“营改增”都与经济法理论展现出一致吻合的现象,这说明“营改增”的实施同经济法理论发展相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企业利益之间产生的碰撞和冲突矛盾。从“营改增”的实质出发,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营改增”可以缓解市场主体中存在的利益矛盾,增强市场公平化竞争,增强市场发展动力来源,为更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缓解现存的就业压力。“营改增”的实施正是为了确保税收的公平合理性,只对部分产品和服务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确保税收的公平合理性,维护市场公平公正,在“营改增”的发展机制下确保市场安全和谐发展,可以全面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竞争意识与竞争力,在充分保障国家收税的同时,保障企业乃至个体利益,促进各种产业全面协调发展,减少个体税收负担,刺激个体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合理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县域经济;平台化战略;动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1-0046-02
一、义乌平台化发展战略的主要内涵与实践成效
平台化的发展战略,是指在县域范围内,将整个县域作为一个平台,把平台主导者――政府、平台服务的提供者――各类生产厂家和商家等、平台服务的消费者――中间商、零售商以及个人消费者等置于县域平台之中,政府通过政策和制度等的引导,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生产厂家和商家的进驻,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而不断提高城市的城市化水平[1]。其中平台化发展战略,至少包含三个重要内容:县域平台服务系统,平台的盈利能力,平台商业生态系统[2]。
(一)县域平台服务系统
义乌市平台主要是由政府、生产厂家以及商家和消费者等组成。义乌市政府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一系列政策的引导,如“四个允许”、优先发展商贸业,建立小商品市场以及积极争取国际贸易综合性改革试点,积极发展“市场采购”型等政策,为义乌市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在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吸引更多新的厂家和商家的入驻,增强义乌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消费者的分布呈现这样一个规律:义乌本地―浙江以及周边省份―全国―全世界。
(二)县域平台的盈利能力模式
义乌县域平台的盈利模式主要体现在义乌经济主要是依靠商贸业的发展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义乌市政府确立了重点发展商贸业的决定,通过几代商贸市场的发展,形成规模经营,降低产品的交易成本,形成义乌的核心竞争力,使得义乌逐渐形成前店后厂的城市布局,服务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在21世纪大力发展义乌的旅游以及会展经济,不断开拓义乌经济发展的新渠道,提高整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3]。
(三)县域平台的商业生态系统
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而形成的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的成员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共担风险、共享资源促进平台的不断发展[4]。在平台中,义乌市政府作为整个平台生态系统的领导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为所有的交易以及生产活动提供尽可能多的政策等各方面的支持,合理分配政府所拥有的资源。而平台的其他参与者如消费者、各种产品的生产企业、供应商以及零售商等是整个平台当中最为关键的成员,脱离了他们则整个平台将不复存在,他们之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互为存在,而且他们与义乌政府也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为了维持义乌整个商贸经济的发展,各种物流企业、金融机构、教育机构以及中介机构不断涌现,支持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等。义乌平台当中还存在一些寄生种群,为整个义乌商贸业的发展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务的企业或者供应商,他们是依附于整个义乌经济发展的,并为义乌经济的发展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
义乌市实施平台化发展战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一,政治上,义乌市政府的政治环境更为轻松,政治体制更加灵活,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政府政策,义乌市政府的行政权限不断扩大。在面对国际贸易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式下,义乌市政府积极争取国际贸易综合性改革试点,积极建立“市场采购”型的贸易方式解决对外贸易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保持义乌的市场竞争力。其二,经济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义乌经济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在2013年GDP达到850亿人民币,整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达到浙江乃至全国的前列水平,城市化水平达到77%,远超浙江和全国的50%和40%。其三,社会上: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科技迅猛发展,十多年来,已建成各类生态主题公园15个。绿化面积达到160万平方米,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进森林城市建设,切实巩固“国家森林城市”称号,实现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5]。
二、义乌平台化发展战略经历自发―自觉―自主的过程
(一)自发的发展过程(1978―1986年)
义乌经济主要是依托于个体经济的发展而繁荣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人多地少的困境使得义乌剩余的劳动力需要进行转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自发出现了大批的个体经营业者,而政府此时也意识到个体经济的发展关系着义乌人民的生存问题,因此为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政府必须在政策上给予个体经济支持,鼓励民众的创新精神。因此,政府鼓励的个体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自发地提出“四个允许”的政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兴商建市”的总体发展战略。市场创建之初,义乌把商品的消费者定位于农村的广大农民,开拓市场的重点在于中西部地区,尔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巩固已有的市场的基础之上大力拓宽城市市场,城市的工薪阶层也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义乌商品的消费对象。
(二)自觉的发展过程(1986―1992年)
这个时期由于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以及国家对个体经营的承认使得义乌个体经济从此活跃起来,义乌市政府把在体制之外的群体纳入了与社会利益分配相联系的公共政策范畴。这段时期内众多家庭工业在还没有被中央制度所开放的前提下也开始自觉地走向合伙经营和股份合作,而此时义乌市政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利益选择的影响下,将政府的自身利益与社会的普遍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民营企业与传统合作经济制度思想相结合的创新产物――股份合作制。这种合作形式为整个义乌乃至全国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三)自主的发展过程(1993年至今)
从1993年开始,义乌市场已具备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能力之时,义乌政府果断实行了“管办分离”,政府全面退出竞争领域,使市场机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他们又制定了《关于加快市场发展,促进市场持续繁荣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义乌市场建成国内外交易成本最低、信用最好、信息最灵、手段最新、效益最佳的商品交易平台,为今后义乌市场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在20世纪末做出了把义乌建成世界最大的商贸城的决定,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义乌市政府看到了电商发展的巨大潜力,着力开发义乌市的电商平台,“义乌购”也因此产生,近几年“义乌购”不断发展壮大,2008年因为全球金融海啸的发生,义乌经济的发展也遇到巨大的挑战,因此义乌市政府为解决这一难题,果断向中央政府提出进行国际综合贸易改革试点并获得批准,着力构建“市场采购”型的贸易方式,主动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而且积极寻找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试图解决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所产生的难题。
三、义乌市的平台化发展战略的借鉴意义
(一)树立平台化观念,利用平台化战略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政府作为县域平台的创建者,应该意识到平台化发展战略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对辖区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判断,选择一条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平台化战略。把政府、企业和商家以及消费者等全部纳入平台之中,将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以及支持作用,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重视消费者的需求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平台的服务能力和竞争力,维持平台的领先优势,最大程度地调动企业与商家的积极性,把其拥有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升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及时地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二)根据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财力不足的现实情况,实行平台化的发展战略将面临诸多挑战
义乌市的平台化发展战略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新精神,以商贸业为主导,围绕商贸业的发展,大力发展相关的生产企业和为促进商贸业发展提供各种各样服务的商家,不断完善义乌平台服务系统和提高平台的盈利能力;建立良性运行的平台商业生态系统,正确处理平台参与者的利益关系。商业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完善过程,是由众多成员组成,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成员加入,如何正确处理这些新进成员与原有成员之间以及老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实施平台化发展战略的关键。首先要对生态系统组成人员进行准确定位,明确它们在平台当中的职责与作用。其次要鼓励新成员的加入,对现有的成员进行挑战与补充,淘汰不符合平台发展的成员,促进平台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发展;不断丰富平台盈利模式。县域平台要创造适合于本区域特征的盈利模式,不断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提供新的有价值的服务和产品,不断完善整个产业的价值链,培养本地区的核心竞争力。
(三)平台化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要树立发展的理念
首先从平台的参与对象来说,对于政府而言,政府在平台的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要不断提高,在政策指导、法律法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做到与平台的发展相互适应,甚至应该要提前预测到平台发展趋势并做好准备。对于平台的生产厂家以及商家等而言,就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服务能力等,在平台的不同发展时期可以满足消费者多种多样的需求,不断扩大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受众范围,适应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其次从平台内容来说,平台的服务系统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平台的参与者不断增加,各个参与对象的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平台的盈利模式不断创新,创造越来越多的平台的收入来源,促进整个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还有就是平台的生态系统,平台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大熔炉”,适应平台发展的被吸引进来并不断提升,落后的、不适应平台发展的被淘汰出去,逐渐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不断促进整个县域平台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冯笑笑.基于电子商务融合的浙江专业市场平台化发展战略研究[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2] 周利华.网络平台演化机制研究[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 李先锋,白庆华.电子商务盈利模式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4,(7):15-16.
共享经济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共享经济产权层面的特点是所有者暂时让渡使用权以获取收入的租赁经济,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以前没有形成气候。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大降低了租赁交易的信息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使原本不可能达成的租赁交易成为可能。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文以“云大物移”技术作为互联网技术的统称)等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共享经济从理想成为可能。通过互联网平台,个体之间进行这种直接的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以及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使资源的需求方和供给方能够快速进行匹配。同时,互联网平台上的支付手段、评价体系日趋成熟,交易双方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了解、信任和合约关系,加速了共享经济的发展。
共享经济会从哪些方面影响传统的商业模式,在哪些行业最容易发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作为共享经济基础的互联网技术,大大减少了微观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大幅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搜寻、谈判、监督等方面的交易成本。伴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在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激励下,劳动者、企业家、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自发博弈互动,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重构相互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新的、低交易成本要求的新商业模式,也即完成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颠覆或者说是“破坏式创新”。从供应方来看,个体经济借助互联网强势回归,从消费方来看,则从以买为主变为以租为主。这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
供应方:个体经济强势回归
我们知道,传统企业的形成跟交易成本紧密相关。在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看来,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企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市场上,资源配置由价格机制自动调节;在企业里,资源配置由权威的组织来完成。但无论用市场机制还是企业组织来协调生产,都有成本。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有些交易在企业内部进行比通过市场进行所花费的成本要低,但是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也随规模扩大而增长,而且企业越大,管理成本可能越大。当在企业内组织交易的成本增加到等于市场组织交易的成本时,企业与市场的界线也就划定,即企业的边界所在。
而共享经济的一个颠覆性影响,体现在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减少了交易成本,从而导致传统企业边界收缩。互联网提升了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的效率,提高了匹配需求与供给的效率。同时,大数据有助于完善信用记录,增强市场自身的信用约束。而社交网络的快速扩展可以实现规模效应。在市场交易成本降低、企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科斯的理论,传统的企业边界存在被市场挤压的倾向。随着传统企业边界收缩,“劳动者-企业-消费者”的传统商业模式逐渐被“劳动者-共享平台-消费者”的共享模式所取代,完成了共享经济对传统商业模式的破坏式创新。
一个具体表现是个体经济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强势“回归”。以出租车市场为例,在出租车公司尚未形成、私家车开始普及的阶段,居民对出租车服务的需求只能通过非正规的出租车个体户来满足。然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使得这种由出租车个体户构成的市场一直难以扩大。出租车公司的出现带来了标准化、正规化的服务,降低了交易成本,激活了市场的需求,出租车公司取代出租车个体户占据市场主流地位。然而,滴滴、Uber等共享平台填平了阻碍原始个体经济发展的“信息鸿沟”,信息成本下降、信息不对称减少使得市场型交易成本开始低于企业型交易成本,最终的结果就是,相比于传统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服务而言,机会成本具有天然优势的专车、顺风车等出租车个体户能够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的更高效响应、更优质服务,最终促进出租车个体户强势回归出租车市场。简而言之,在共享经济的颠覆性作用下,个体经济借助于云大物移技术强势回归。
相应地,共享经济的颠覆性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在技术条件上能够以个体户的形式存在,但由于交易成本过高,不得不以企业的方式提出的产业中。共享经济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企业模式,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资本分割性较强,存在单个劳动者用一小部分、甚至无需资本就可以单独提出的可能性,也就是具备“个体经济”的技术可能性。例如,有一辆车就可以成为Uber或者滴滴司机,有一栋房子就可以成为Airbnb或者小猪房东,甚至没有什么实物资本也一样可以成为共享平台上的兼职厨师或者理发师,只要你的手艺过关。在目前的状态下,难以想象在炼钢这种资本分割性较差或者说不可分割的产业,一个劳动者单独用某个熔炉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钢铁产出。由于第二产业中企业的资本通常存在技术的不可分割性,而服务业或者说第三产业的资本可分割性较强,因此,共享经济的颠覆性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服务业。
即便是在资本分割性较强的服务业内部,共享经济对不同企业模式的颠覆程度也不尽相同。这部分取决于现存的企业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是政府在判断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交易费用孰高孰低之后形成的?还是市场在比较这两类交易费用后形成的?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企业模式刚性较强,难以及时顺应新形势的变化,难以及时消化吸收相关冲击。而通过后者形成的企业模式灵活性很强,能够及时消化吸收共享经济造成的冲击,扬弃旧模式,演化成适应共享经济的新模式。比方说,特许经营制度形成的出租车公司,实际上长期依靠行政垄断生存,制度刚性强、市场意识差,面对滴滴、Uber等共享经济的冲击,并没有及时做运营形态的调整以适应新的挑战,导致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与滴滴、Uber等平台和司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甚至演变为直接冲突。
而一个正面的例子来自于网络电商与实体卖场之间从冲突到合作。与共享经济一样,网络电商也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生事物,一度是以实体卖场革命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实体卖场作为市场自发形成的企业组织,灵活性强,能够及时响应新形势的挑战,迅速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充足的线下渠道这一比较优势,从而使得网络电商非但没有革实体卖场的命,而是如马云所讲,形成了“互联网公司的机会未来30年一定在线下,而传统企业的希望一定是在线上”的共识,并出现了京东与永辉、阿里与苏宁各自联手打造成O2O的新业态。中信证券研究部行业分析师近期了系列报告,对共享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分析和展望。
需求方:从以买为主到以租为主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使用”通常是他们购买商品的主要目的。对于汽车等耐用消费品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使用,显然不一定非要拥有所有权。所有权所涵盖的权利要大于使用权,因此通常而言,为“购买所有权”(下称“购买”)所要付出的成本通常要大于为“购买使用权”(下称“租赁”)所付出的成本。以日常代步为例,购买汽车通常意味着要花十几万的购买费用、每月数千元的养护费用等,但是通常每月几千元的养护费就已经足够每个月的打车支出。
既然如此,为什么消费者依然普遍选择购买而不是租赁呢?一个原因就在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过高阻碍了租赁交易的高效实现。消费者对车辆的使用需求通常具有随机性,即便是日常上下班代步,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做到每天同一时间出门上班或者下班回家。在互联网时代以前,由于存在难以逾越的信息鸿沟,交易成本高昂,打车这种租赁模式难以做到及时匹配消费者的随机需求。一旦租赁的交易成本超过了购买的交易成本,那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即是买而不是租,在确保了使用需求及时有效得到满足的同时,还可以获取占有、收益等效用。这种消费者偏好造就了汽车市场的传统商业模式,即汽车市场以买为主而非以租为主。
共享经济正在对这种以买为主的传统商业模式造成颠覆性影响,以买为主正在向以租为主转变,同时产生了“消费者剩余”。云大物移技术大大降低了汽车租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使得共享平台能够低廉、有效、及时地实现汽车租赁供求匹配。相比于购买而言,共享经济的网络效应,使得租赁的交易成本伴随着参与人数增多而不断下降,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尤其如此。共享经济使得消费者不必再为了满足“使用”的需求而去购买商品,只需支付少量成本租赁即可。共享经济产生了“消费者剩余”是因为它的“闲置资源、闲置时间”模式,决定了它的生产要素机会成本较低,所要求的回报率也相对较低。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支付的费用要比传统模式中支付的费用低,也就是说消费者实际支付的要小于他原本愿意支付的费用,在消费者意愿支付的最高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这两者之差就形成了“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偏好的转变正在改变制造商的观念。比如,汽车生产商正在从单纯的销售汽车向出租汽车拓展。例如,作为传统的汽车制造商,德国戴姆勒(奔驰)集团已于2009年开始探索汽车租赁的共享经济模式,并成立了全资子公司戴姆勒智能交通服务集团,作为奔驰smart车型的汽车共享平台,这一平台目前已经形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共享品牌car2go。根据里夫金的研究,“汽车共享的成本只是私家车成本的20%,却可以使总体福利水平最大化。尽管这样一来汽车的产量和销量有可能减少80%,但依然非常值得推广”,而汽车制造商“之所以对从私家车向协同共享汽车的转变抱以如此大的热情和支持,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服务会使行驶在公路上的汽车数量急剧减少”。除此之外,考虑到中国大城市限号限行等造成的汽车所有权“打折”,未来中国汽车租赁对汽车购买造成的颠覆影响可能更大。
“自由人”的联合:共享经济意义深远
除了对传统企业模式造成“破坏式创新”之外,共享经济对社会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以致大家对共享经济还褒贬不一。那么,共享经济对社会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共享经济在高度机械化、纪律化、标准化的社会化大生产之外,给了供求双方更自由选择、更自由供给、更个性定制的可能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共享经济具有了“自由人”的联合意味。共享经济这种“自由人”的联合形式,有助于供求双方跨越信用缺失障碍,更自由地达成交易;共享经济使得个人更自由地进入或退出社会生产,有助于缓解人的“异化”问题;有助于推动不合理制度的优化,推动经济更自由的发展。
共享经济有利于解决信用缺失问题,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共享经济是高度依赖信用的经济模式,没有信用,难以想象一个消费者会放心地去乘坐陌生人的车或者住到陌生人的家里。从博弈的角度来看,一次性博弈难以淘汰信用缺失的玩家,只有无限重复博弈才能暴露每个参与者的信用度,进而激励整体信用水平的提升。在云大物移的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这种理想的重复博弈方式难以实现,而云大物移技术使得每一个普通消费者(供给者)可以便捷低廉地观察到潜在供给者(需求者)的信用度,从而做出理性的抉择。云大物移技术使得每一个作为互联网节点的个人时刻处于无限重复博弈的交易环境下,珍惜并提高自己的信用度成为理性抉择,最终导致一次博弈下互相不诚信的“囚徒困境”被打破。共享经济这种“提高诚信、有利自己”的正向激励特点,将会通过在个体之间重建、新建信用关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信用意识,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诚信水平,平滑因信用缺失造成的经济摩擦,最终促进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