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发展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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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实体经济范文第1篇

“泛珠三角”经济区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横跨东中西部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泛珠”区域经济合作概念提出后，经过不到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从理念到实践的飞跃，进入正式运作，这个成果的取得绝非偶然。原因不仅在于广东省委、省府的积极推动，更源于这个理念体现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泛珠”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迅速获得区域内各地的热烈响应和认同。

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至少包括市场一体化、生产一体化、发展一体化三个内容。其中：市场一体化是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没有市场一体化，经济一体化就无从谈起。同时，也只有市场的力量才能最好地推动生产的一体化和发展的一体化。因此，区域市场能否一体化也就成为了区域经济能否真正实现一体化的关键。

根据经济学家们的测算，目前我国市场化指数值约为70%左右，“泛珠”区域的总体情况也大抵如此。但不容否认的是，目前我国的市场化仍然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市场化进程相当不平衡，行政性市场壁垒仍然屡见不鲜，统一的市场体系远未形成，恶性市场竞争事件时有发生，高能位经济体的位能提升和辐射带动作用遭遇障碍，低能位经济体的位能提升和潜在优势发挥受到瓶颈制约，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制约各地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产生的直接外部压力和国内经济竞争的日益加剧，使得以区域协调互动模式加快解决上述市场化障碍问题，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争取经济发展的共荣共赢，必然地成了包括“泛珠”在内的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共识。

实际上，对“泛珠”市场一体化的要求也源于区域内各地共同的发展需求。譬如，港澳强大的资本、发达的金融和服务业、广东珠江三角洲日益增大的资本积累、高水平的制造业等，必然要求经济扩张和拓展更为广泛的市场腹地，对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需求也相当迫切。同样，桂、黔、滇、川等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正急待寻找经济合作伙伴和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从而将这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所以，实现市场一体化实际上是反映了“泛珠”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需要。

二、市场一体化必将有力促进“泛珠”经济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区域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明，要“逐步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加快“泛珠”市场一体化正好完全符合这个发展思路。

实现“泛珠”市场一体化，能提升该区域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寻求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是经济活动的核心目标，经济科学的研究表明，资源的配置效率与其配置的市场空间大小具有相关性，市场空间范围越广，一体化程度越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因为一体化的广阔市场空间，更有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产业成长，形成经济聚集，从而达到规模经济效益、实现优势互补的目的，促进该地域各成员体经济的高效率增长。

建立统一的区域性市场，有助于“泛珠”区域经济的统筹发展。泛珠江三角洲涵盖了东、中、西部地区，完整地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存在极大差距，发达的港澳和珠三角，与区内欠发达的西部一些省区相比较，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在十年、乃至数十年。倘若这种状况任其继续，影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问题将会不断出现，而社会的不稳定和不和谐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世界银行对此也提出了警告，并在2003年9月9日的《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中提出了推进市场一体化、实现公平增长目标的建议，这对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实现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推动“泛珠”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为区域的所有成员提供发展机遇。譬如，在市场一体化态势下，构筑产业链的空间更大、效果更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更容易以双赢和多赢的结果促进所有成员体的经济发展。同时，市场一体化有利于低成本的资本扩张，提高资本形成与集聚能力，促进产业和经济做大做强，并将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激发区内潜在消费需求，增加市场机遇。市场一体化还有助于恰当、有效的区域分工，为各成员带来发展机会，因为分工带来专业化的高效率生产，从而使区域成员能发挥出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形成各具特色、各得其所的经济发展模式。

通过市场一体化拆除各种行政壁垒，将促使“泛珠”经济形成更为稳定、协调和均衡的态势。拆除各种壁垒后，阻碍经济资源高效率配置和限制竞争的因素会大大减少，有序的市场竞争会推动技术创新、提升经济效率，加快产业升级的速度，形成一个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从长远看，则有利于加强各区域成员经济的造血功能，从而避免经济发展大起大落，降低外部不良因素和环境对该区域经济的影响和制约，提高“泛珠”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三、加快“泛珠”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对策

设立权威性协作机构稳步推进。组建在“泛珠”区域合作协调机构下的具有权威性的市场一体化推动协作领导机构，建立高层协调和协作机制，以前瞻、互利、务实原则，对区域市场网络的布局和市场一体化进程进行规划，并以规划为依据务实、稳步地推动市场一体化。

尽快消除行政性市场壁垒。各地政府应加快清理各地有关市场管理的政策法规，破除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消除区域内的行政性市场壁垒，打破资金、人才、技术、产权、产品、信息等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实现区域内的市场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内及区外之间的交流合作，建立起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促进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市场中介组织是市场能够顺畅、健康运作的必要基础，其发育水平，也是衡量市场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因此，要大力扶持各种民间性行业协会、会计师事物、律师事物、审计师事物、资产评估、产权交易、市场信息等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促进已有骨干市场中介组织，通过竞争做大做强，做出品牌。

构筑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打造以法制为基础的一体化制度环境，对于构筑规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尤为重要。必须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梳理区域内各地现有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规，减少各地在土地、税收等特殊政策优惠方面的差异，对各种经济主体实行国民待遇，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逐步实现经济法律政策环境的统一。同时建立有效监督机制，让经济主体在统一、规范、公平、公正的良好法制化环境中互动和发展。

渐进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市场一体化是一个逐步扩展与深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逐步推进。从现实需要来看，可以首先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商品自由流动做起。因为基础设施不足是阻碍货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中最易先遇到、并且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而商品自由流动则只要实现各地商品检验、检疫、认证和商品贸易仲裁机制的互认，取消行政性壁垒，就能够很快为区域内经济主体带来效益。

加快发展实体经济范文第2篇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

我国多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数量扩张惯性难以扭转，关键是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配置方面。生产要素市场化还不完善，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突出的问题是，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缺乏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一些地区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惜人为地压低土地出让价，导致土地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资源性产品价格既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又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损害成本，在客观上使主要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扩张有利可图，高能耗、高排放、资源型产业发展得不到有效控制。

从社会资源配置来看，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完善，目前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信贷资金的配置往往受到行政的干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无论货币政策是松是紧，都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信贷成本低，对于众多中小民营企业而言，融资的门槛高，借贷比较困难。由于资金链紧张，用工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广大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生存困境。

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最灵敏的信号，价格扭曲不仅无法使有限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且会向市场传达一种错误的信号和引导。只有健全价格形成机制，才能使行业利润平均化的规律产生作用，引导社会资源有条不紊地进行高效配置。

2.市场主体方面。从市场主体的活动看，政府对经济起着主导的作用，并且经常直接干预经济活动。投资实际上由政府主导。在当前的考核体制下，政府追求政绩，忙于招商引资。甚至不惜引入对当地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项目，而真正需要政府关注的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却投资不足。这就导致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结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对于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企业而言，还缺乏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尚未到位，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规模仍然偏大，一些垄断行业改革仍然滞后。国有企业无论在市场准入还是在信贷支持方面，都比民营企业有着天然的优势。在缺乏有效竞争的环境下，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变得非常缓慢。

3.机制转换方面。传统的那种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我国仍有较大的市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较强的惯性阻力。为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仍习惯以加大投资等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不但最终消费难以有效提升，产业结构也难以有效提升。所以，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断推进，但总的来讲距离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有相当的差距。

体制机制的转换之所以受阻，究其根源是利益因素的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对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配，必然会影响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集团对目前的发展方式，特别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持续不断的寻租空间的部门，必然坚决拥护和支持。此外，地方利益集团的很多目标和中央目标并不一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仅是中央提出的一个口号，更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是我们看到，不少地方政府调子很高、步子很慢、手段很虚，甚至说一套做一套。这些问题不解决，发展方式转变仍有可能是一句空话。

二、深化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

十报告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列提出，表明了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重要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需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制度保障。十报告还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在经济领域必须着力推进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1.深化资源产品价格改革，转换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是一项基础性改革，是抑制经济粗放扩张和节约资源的有效手段，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重要的条件。目前的资源型产品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定价，价格只反映了劳动力开发的成本，而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要抑制对要素的过度需求引发的扩张性的增长，有效的办法是改变资源的定价机制，加快建立资本、土地自然资源的生产要素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要按照市场取向、政府调控、有序推进的原则，逐步理顺水、电、油、气、煤和其它矿产类资源产品的价格。

资源产品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推进资源价格改革，要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充分考虑低收入群体的承受能力，确保困难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不因改革而受到影响。根据十会议精神，下一步将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救助力度，这些将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

2.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促使财政体制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一直以来，各级政府热衷于搞投资、搞建设、追求GDP的最大化，而在医疗、教育、保险、养老、失业、救济等领域，长期处于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状态。财政体制的转变，一方面是要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总量投入，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调整结构，实行三个倾斜：即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要向农村倾斜、向落后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

实现财政体制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关键要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够合理，地方政府缺乏独立的正常收入来源，导致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因此，必须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逐步健全以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为基础，重点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划清各级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的体制机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财力保障。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3.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经济的功能。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需求，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机构总体上并不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要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和资源高效配置，并体现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如加大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碳经济和高科技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优先扶持先进工业做大做强，大力扶持现代服务业发展，严格控制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还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的作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要通过多种途径降低中小企业融资的门槛，积极发展各类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的拉动逐渐减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着力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扩大消费，扩大消费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被称为低成本的发展模式，这个低成本主要体现在我国使用劳动力的成本低。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资本、管理、技术的收益越来越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相比之下，劳动报酬占比却持续下降。尽管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分配的天平向劳动倾斜，劳动报酬占比有所提升，但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和国家经济增长。所以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要通过多种途径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也使社会发展更为稳定、更为和谐。

5.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十报告中提出了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城镇化，既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和战略重点，也是拓展内需空间的重要举措。

推进城乡一体化要进一步完善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重心的体制机制。我国目前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仍然是土地资源，要在确保农民土地权益不受到侵犯的前提下建立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要还农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土地流转增值收益主体的地位，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除此之外，要以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就业服务等为重点，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统一和水平的基本均衡。认真总结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经验，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途径。

加快发展实体经济范文第3篇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成为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共识，对改善基层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供需两个角度分析了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的必要性，并就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提出明确政府定位、加强政策引导、有效实施监管和推进利率市场化等建议。

【关键词】

民营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监管；利率

民营金融机构是指为了适应民营经济需要，为民营企业的设立与发展进行融资的民间金融机构，具有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灵活经营等特点。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应该说，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经成为我国金融领域改革的共识。

1 为什么要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对改善基层金融服务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服务本质上属于竞争性行业，竞争是改善供给、合理定价的根本途径。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我国大中企业、大中城市的融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部分基层和农村地区仍然存在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大量从事制造、服务等实体经济的小微企业无法及时、足额获得银行贷款，不得不求助于影子银行、民间借贷，利息远高于正常银行贷款。以山东省三线城市菏泽为例，贷款给民间借贷组织月利率基本都在2%以上，同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一般不超过6%。可见通过非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成本非常高，既制约了小微企业的发展，也限制了人民群众创业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大量的民间资本得不到有效使用，由于银行利息长期低于CPI增长、股市表现低迷，民间资本或是用于购置房产，或是进入民间借贷，刺激了虚拟经济的同时，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此外，基层社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不强，一些老人、农民为使用方便大量留存现金，除增加资金保管风险外，无疑也是资本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如果民营金融机构能够尽快发展成长起来，由于其具有灵活、高效、信息成本低等优势，更能感知市场需求，与传统金融机构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能够更加有效地吸纳和使用基层和农村地区资金，服务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近年来，一些民营快递公司的快速兴起就是典型案例，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便利。但是民营医院、民办学校等方面的实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由此可见，在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已成改革共识的前提下，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才是问题的关键。

2 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关于如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给出具体实现路径，即“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2014年1月，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会议，在扩大银行业对内开放方面，提出将两路并进：一是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二是试办由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两条进入通道中，“参与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放在前面，且态度为“引导”，表明监管层希望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重组改制”，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形式，为金融机构增添活力。对“纯民资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监管层的态度则是“试点先行”，“首批试点3至5家”，并强调要“切实做好试点制度设计，强调发起人资质条件，实行有限牌照，坚持审慎监管标准，订立风险处置安排”。有观点认为，银监会对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过于谨慎，没有体现出“加快发展”这一要求，个人认为银监会的态度和措施是恰当理智的，银行业有其行业特殊性，在试点样本不足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必须先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宁可慢一点不能乱起来，其实也是对这一改革举措重视和负责任的表现。

如何做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的任务是制定公平的竞争规则、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给予经济主体以充分的、自由的选择权利，而不是亲自去组织或者直接干预民营金融机构的组建、运营和发展。

其次，要通过制定规则使得民营金融机构的天然优势得以发挥甚至放大。民营金融机构的特点是灵活、高效，一些行业约束措施可对其适当放开，减少对其束缚，充分发挥其活力和创造性，提升服务质量，强化私人定制，让客户有更好的服务体验；民营金融机构的服务对象定位主要是小微企业、社区农村，要允许其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降低信息成本、压缩管理链条，发挥其收集、处理弱势金融群体信息能力强、决策迅速高效等方面的优势；要鼓励民资投资并购传统金融机构，整合盘活现有资源，引导非正规金融活动如民间借贷、民间集资、私人钱庄等向正规金融转变，使原本处于地下、在监管之外的金融活动转变成为正规、合法的民营金融机构。

第三，要切实做好对民营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必须要解决谁来承担风险的问题，所以民营金融机构准入的核心在于是否具有自我承担风险的能力。传统的监管手段很多，带来的弊端就是过度重视资金安全，甚至忽视效益，如果以相同的标准要求民营金融机构，恐怕会让民资望而却步。在加强监管方面，建议应当从金融制度体系、社会信用体系、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消费者保护等多方面入手。加快制定银行存款保险、金融机构破产、投资者保护和保险保障、信用评级及征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创造必要的金融制度环境。加快推进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重点完善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等薄弱环节的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和银行卡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支付网络覆盖率，提高农村资金结算和非现金支付工具使用的效率。通过规章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完善，使得监管更加精准有效。

最后，要以更大的决心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求利率价格由市场决定。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发》一文提到：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逐步取消存款利率上限。2013年，我国在利率市场化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相信在这方面的改革步伐会越来越大。市场越强大，民资越活跃，民营金融机构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倒逼作用也就更强，既互相竞争，又互相补充，更互相促进，共同作用的结果必将使我国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何德旭.将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落到实处[J].中国金融家，2013，（2）：128-129.

[2]阳晓霞.新提法：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增添经济建设正能量[J].中国金融家，2012，（12）：44-45.

加快发展实体经济范文第4篇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趋缓，各类风险增多。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性问题突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变化，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已成社会共识。

一、实体经济的内涵

对实体经济最为普遍的解释，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物质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指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等，精神的产品和服务主要指教育、文化、信息、艺术、体育等。概括而言，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除金融业之外的其他产业。

笔者认为，经济活动中非“以钱生钱”的活动都属实体经济的范畴。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等支撑的价格体系，也就是说，价格是围绕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上下波动。实体经济真正创造社会财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国综合国力的物质来源和国民经济的立身之本。

实体经济以制造业为核心。制造业是经济活力的源泉，在国家长期繁荣中起关键作用。制造业创造大量工作岗位，通过制造产品为人民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保障，通过技术突破为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奠定基础，通过技术扩散促进其他产业发展，通过吸引投资和出口为国家带来财富。世界发达国家重振实体经济的战略大都是以重振制造业为载体。

二、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形势

（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抢占“先行”制高点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普遍意识到，通过“再工业化”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复苏是应对金融危机和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欧美等发达国家力图促进传统工业部门转型升级、推动新兴工业部门快速成长，尤其是大力发展先进高端制造业，重新获得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一系列战略规划与政策法规，将“再工业化”付诸实践，开启了重振实体经济的历程。比如，美国出台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伙伴（AMP）计划》，并提出将“美国制造”作为美国持续发展的四大支柱之一。欧盟推出《欧盟2020战略》等。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和人才优势，研发能力强，市场机制更加完善，在有力政策的推动下，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将加快凸显，也更容易在一些新兴关键领域形成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等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并继续限制高技术出口。这些都无疑会增加我国制造业赶超发展的难度。

（二）“制造业回流”现象初现，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复杂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跨国公司在综合考量成本、供应链安全、市场空间等因素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报告，由于美国制造业成本优势的日益显现，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新趋势预计将在未来五年迅猛发展。国内专家学者对此观点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跨国公司已开始将制造业投资和生产能力从海外向美国本土转移，这其中包括通用电气、波音公司以及NCR等知名跨国公司。无论回流的速度与规模如何，基本可以预见，回流到美国的以高端制造业为主。高端制造业回流短期内对我国制造业发展不会有明显影响，但长期影响不可忽视。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面”上，是直接的外商投资的减少和跨国公司在华出口的减少，一方面表现在“里”上，是跨国公司高技术外溢的减缓，进而对我国产业升级推动性的减弱。

（三）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削弱，“增长极限”亟待预先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低成本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低成本制造的世界领先者。低成本优势既体现在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成本低，也包括由后发国家地位所决定的易于利用的技术成本低。但未来几年，随着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必将难以长期维系，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使低成本支撑的比较优势正在加速弱化，我国周边新兴市场正基于成本更低等优势吸引发达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转移的事实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趋势，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逐步削弱是我国经济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同时，我国制造业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随着劳动力成本和易于利用的技术不复存在，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增长极限”的高发风险，亟需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摆脱低加工度、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

（四）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绿色发展势在必行

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对资源能源的需求较大。“十一五”期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大幅下降，但工业能源消耗总量逐年增加，2010年达到24亿吨标煤左右，年均增长约8.1%。虽然，几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都经历过粗放式增长的阶段，但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已经完结，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工业发展显然面临更大的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加快发展绿色工业，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形成生态和经济两个系统的良性循环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统一的工业发展模式已是必然选择。

（五）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贸易环境恶化

有专家称，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5-10年。目前，世界经济复苏虽然在一些国家好于预期，但欧元区债务危机持续发酵，世界经济总体而言仍步履蹒跚。一方面，发达国家经济低迷，我国外部需求增长的压力较大，2012年1月，国内出口总量出现了自2009年12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另一方面，欧美经济复苏要靠出口带动，因此必然会对人民币升值加大施压力度，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增多，企业海外维权成本加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同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使得原材料成本上升，用工成本也在增加，出口企业经营困难，外贸整体形势依旧严峻。

三、发展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需要重视处理几个关系

发展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必须认清形势，把握方向，在此基础上，需要重视处理几个关系：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指在货币、证券、股票、衍生证券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脱离实体经济的一种经济活动。在现代经济中，主要指金融业。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往往投入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因此，在当代经济社会，很多资本倾向于流向虚拟经济。当下，要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政策，引导资本的流向。同时，要发挥虚拟经济的推动作用，并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防范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

（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

很多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制造业是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提升为生产业的发展提供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提升使得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进而提高收入水平，消费业才会随之扩大。也就是说，只有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才能催生出发达的服务业，服务业的加快发展为制造业提供和保障。简单地增加服务业投资无法持续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因此，壮大服务业的同时，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

（三）传统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被认为是当前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载体。我们必须认识到，战略性新兴产业不等于完全新生的产业，大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都依赖于传统产业所形成的技术积累、制造能力、产业组织等基础支撑。同时，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也迫切需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牵引和带动。因此，要通过促进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技术化来实现整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加快发展实体经济范文第5篇

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

近年我国结合宏观经济调控与社会发展，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如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收入“起征点”及改进税率设计，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与当前经济调控及延伸到中长期的进一步推进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客观需要相比较，结构性减税仍有加大力度、做足文章的明显必要性。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是我国在全面开放、已形成高外贸、外向依存度的情况下，今后不论是经济相对高涨期还是相对低迷期，都必须更加注重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结构性减税。

二是当下欧债危机阴云密布、世界经济演变趋势的不确定性十分明显，企业界预期不好，实体经济更有信心不足、士气不振、盈利前景看淡的困惑，很有必要运用结构性减税冲抵不良预期，支撑实体经济的基本景气水平。

三是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面临迫切的调整、优化任务，提高增长质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充分运用税收等依法、规范的经济杠杆，而结构性减税正是在运用税收杠杆时配之以提升有效供给、促进结构优化的鲜明导向，在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应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贡献。

四是随着我国企业主体和居民个人的纳税人意识、公民意识上升、税收负担的被关注度也迅速上升，虽然我国总体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作国际比较不能认为已过高，但税制结构中的间接税比重过高、由企业承担的比重过高，而由本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阶层承担的直接税比重低到几乎微不足道水平的问题，却是应当明确指出的显著缺陷，并且正在引发社会公众的“税收痛苦”感受，以及再分配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十分需要以低收入端、小微企业端、实体经济端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配之以其他优化收入分配的举措，来回应公众关切和顺应民心，降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社会群体的税收痛苦，优化分配再分配，促进社会和谐。

2012年及今后几年结构性减税可考虑的要点

1．在进口环节适当地、有选择性地降低关税。今年财政部门已布置600多项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下调，有利于降低相关企业和消费者负担，应落地做细。

2．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提高已于去年秋天明确宣布，需在各地尽快形成实施细则，把好事做实，实事做好。

3．上海今年1月1日先行先试的增值税扩围改革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可消除三产、建安、交通企业的重复征税因素鼓励专业化细分和升级换代，进而改进服务提振消费、转变方式惠及民生，应在试点取得一定经验后积极扩大覆盖面，直至最终对统一市场全覆盖。

4．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技改项目和可界定的创新活动、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项目、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等，应积极适当匹配所得税抵减、增值税和营业税降低税率、相关融资支持的税收优惠等结构性减税措施。

5．对蔬菜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的同时，清理、整顿相关的物流收费和降低其他实际负担，以利改进基本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