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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业;外资经济;比较分析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的外资企业为10.3万个,其中第二产业占56.26%,服务业占43.74%;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3 029.48万人,其中第二产业占84.59%,服务业占15.41%;资产总量为324 080.44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占58.70%,服务业占41.30%;主营业务收入为326 795.26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占74.77%,服务业占25.23%。从以上企业经营数据可以看出,与第一、二次经济普查相比,外资经济逐步从第二产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中的外资经济占比越来越大。
一、 服务业外资经济的基本情况
和第一、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相比,服务业外资经济的占比在不断提高,服务业规模以上外资企业法人单位数是4.50万个,资产总量为133 838.82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为82 436.11亿元、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466.80万人,分别占第二、三产业外资企业的43.74%、41.30%、25.23%和15.41%。从法人单位数、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从业人员人数看,服务业外资企业占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总量的2.08%、9.63%、12.78%和9.28%。虽然企业法人单位数占比很少,但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和从业人员人数的占比却不容忽视。
1. 行业分布。服务业外资企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些行业的企业法人单位数为32 977个,资产总量为125 683.3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为78 564.8亿元、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336.2万人,分别占服务业外资总量的73.08%、93.91%、95.30%和72.01%。
2. 投资主体。服务业外资的投资主体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法人单位数为24 436个,资产总量为65 717.19亿元,主营业务收入为52 074.76亿元,从业人员平均人数为257.80万人,分别占服务业外资企业总量的54.15%、49.10%、63.17%和55.23%,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是服务业外资经济的主要来源。从行业来看,房地产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比分别达到66.95%、65.53%、68.34%和62.7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来源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比分别达到54.37%、53.13%、50.13%和69.23%。
3. 单体规模。从单体规模看,服务业外资企业的平均单体规模为2.97亿元。其中单体规模较大的行业有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单体规模分别为10.16亿元、4.10亿元和2.85亿元。单体规模较小的行业有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分别为0.22亿元、0.39亿元和0.48亿元。这与各行业的外资准入要求相关。从不同来源来看,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单体规模相比于外商投资企业略胜一筹。
二、 服务业主要行业外资经济的发展状况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出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对服务业而言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资产总计位居服务业前三位,其不断的发展也对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乃至我国经济的整体繁荣起着至关总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针对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进行详细的分析,进一步帮助我们把握我国服务业外资经济的整体发展趋势。
1. 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产业之一。由于房地产业和其他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在外资经济中始终保持着比较活跃的趋势。2013年限额以上房地产企业个数达到91 444个,其中外资企业5 065个,占5.5%,并且在其澳台商企业占据所有外资企业的66.9%,占据着投资的主体。资产总量为425 243.89亿元,其中外资企业共计51 447.73亿元,所占比重为12.1%。
从劳动收益率来看,外资经济的收益率高于内资经济。在房地产业限额以上企业中,2013年每就业人员平均创造的营业收入达到272.81万元,在其中,外资经济达到425.73万元,而内资经济仅为123.19万元,外资经济相较于内资经济高出2.46倍。就外资经济内部来看,港澳台商企业每个就业人员平均创造的营业收入达到463.54万元,其也远远高于外商投资企业361.99万元的水平。可见在房地产行业中,港澳台商企业的劳动收益率遥遥领先。
外资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与内资企业相当。从资金周转率来看,2013年服务业限额以上房地产企业平均资金周转率为16.62%,其中外资企业平均资金周转率为16.05%,内资企业为16.71%,两者水平相当。进一步看港澳台商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周转率,其数值分别为16.74%和14.74%,两者相差两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资金周转水平大致相当,且外资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周转率相对较低。
从劳动报酬和从业人员数来看,外资法人单位的房地产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高于内资法人单位,分别为71 760元和46 515元。外资法人单位在该行业的单位数有5 529家,内资法人单位有93 489家。外资法人单位的从业平均人员数少于内资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分别为41万人和435万人。
2. 批发零售业。从经营效率上来看,外资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略低于内资企业。就资金周转率而言,2013年批发零售业限额以上外资企业的水平略逊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分别为201.73%和223.56%。而就劳动收益率来看,2013年批发零售业限额以上内资企业劳动收益率为396.34万元/人,而外资企业的劳动收益率为345.87万元/人,内资企业的劳动收益率依然保持领先。与此同时,批发零售业限额以上企业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为5.58%,其中外资企业为7.47%,内资企业为5.3%,在这方面内资企业的效率并未优于外资企业。
从出口倾向来看,外资企业的出口倾向不如内资企业。由经济普查数据可知,2013年批发零售业限额以上企业实现出口额22 453亿元,其中仅内资企业贡献就达到19 104.6亿元,比重高达85.1%,这反映了内资企业在批发零售业的整体出口势头强劲,也体现出了我国批发零售业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的特征。
内资企业创造营业利润的能力显著。2013年批发零售业限额以上企业营业利润为11 324.29亿元,营业收入达443 886.56亿元,其中,内资企业占据份额均超过80%。进一步分析单个企业的平均利润,外商投资企业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获利能力均远远高于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营业利润达到3 385.68万元,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营业利润达到2 051.84万元,分别比内资企业高出2 810.63万元及1 476.79万元。
从劳动报酬和从业人员数来看,外资法人单位的批发零售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高于内资法人单位,分别为80 617元和41 949元。外资法人单位在该行业的单位数有6 408家,内资法人单位有16万家。外资法人单位的从业平均人员数少于内资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分别为151万人和976万人。
3.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劳动收益率来看,外资经济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内资经济。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限额以上企业中,2013年每个就业人员平均创造的营业收入达到42.79万元,其中外资经济达到143.41万元,而内资经济仅为38.10万元,外资经济相较于内资经济高出2.76倍。进一步研究外资经济澳台商企业与外商企业的差距,外商企业的劳动收益率达到176.09万元/人,与此同时港澳台商企业的劳动收益率为96.66万元/人,也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水平,是内资企业劳动收益率的1.82倍。由此可见外资经济整体的劳动收益率相较于内资经济都遥遥领先。
外资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同样高于内资企业。从资金周转率来看,2013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限额以上企业平均资金周转率为9.64%,其中外资企业平均资金周转率为31.38%,而内资企业仅为8.6%,两者差距较大,外资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远高于内资企业。进一步在外资企业内部来看,港澳台商企业的资金周转率为19.98%,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周转率达到40.18%,两者同样差距显著。由此可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中外商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最高,其相对港澳台商企业以及内资企业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内资企业需要进一步学习外资企业进而提高其资金使用效率。
从劳动报酬和从业人员数来看,外资法人单位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远高于内资法人单位,分别为18.5万和5万元。外资法人单位在该行业的单位数有2 309家,内资法人单位有2.4万家。外资法人单位的从业平均人员数少于内资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分别为39万人和381万人。
三、 中国服务业外资经济和内资经济的比较分析
为了了解服务业整体发展状况,我们将服务业的外资经济与内资经济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服务业外资经济的影响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
1. 行业分布。从资产总量来看,服务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排名前5名的行业都覆盖了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由此可见内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表现出趋同性,主要集中在现代服务业,这也是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势所趋。这5个行业的占比分别达到服务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96.25%和94.14%,只是两者的顺序稍有不同,在外资企业中排名第一位的是房地产业,在内资企业排名在首位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法人单位数来看,这五个行业在外资和内资企业法人单位数的占比分别为87.55%和75.58%,并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法人单位数在外资和内资企业都处于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 经营状况。从我国的服务业整体上来看,内资企业依然处于主体地位,外资企业的占有率相对较低。从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可知,2013年服务业限额以上内资企业在企业数、资产总数、主营业务收入以及从业人员数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分别达到97.92%、90.37%、87.22%及90.72%。
外资经济的劳动收益率高于内资经济。与第二产业情况相同,外资企业在经营管理效率以及盈利能力上相对与内资企业来说具有较大的绝对优势。在服务业限额以上企业中,2013年外资经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营业收入达到176.60万元,而内资经济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营业收入为123.19万元,外资经济相较于内资经济高出43.36%。进一步就服务业的所有行业来看,在11个具体行业中,外资经济劳动收益率高于内资经济的数目达9个,仅在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批发零售业上低于内资经济。并且在绝对差距来看,外资经济和内资经济劳动收益率差距最大的是房地产业,其绝对差距达到165.3万元/人。从相对差距上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外资的劳动收益率是内资的3.76倍,是相对差距最高的行业。由此可见外资经济的劳动收益无论在绝对值还是行业分布上都有着明显的优势。
从资金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资产总额)来看,外资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也同样高于内资企业。2013年服务业限额以上企业的平均资金周转率为46.4%,其中外资企业为61.59%,内资企业为44.78%,其差距为16.81个百分点。通过行业整体的比较可知,在11个行业大类中外资企业资金周转率高于内资企业的行业有6个,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差距最多,达到24.33%,其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达到22.79%。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内资经济还是外资经济,批发零售业的资金周转率均为最高,分别达到223.56%和201.73%,并且在该行业中内资经济的资金周转率高于外资经济。总体来讲,外资企业的资金周转率始终保持高于内资经济的水平。
3. 劳动报酬。服务业外资法人单位平均工资高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最高为19万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而内资企业最高仅为12万元(航空运输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排名前十的行业中,外资单位排名第十位的批发业平均工资(121 528元)高于内资单位排名第一位的航空运输业平均工资(116 699元)。从差异情况看,内、外资排名前十位的平均工资的变异系数均为0.14。就具体行业而言,航空运输业、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五个行业都跻居内、外资平均工资排名前十位。
四、 发展服务业外资经济的政策建议
1. 修订完善外国投资的法律制度,营造稳定、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是市场公平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公司所得税法》实施以后,不断减少内资和外资的税收待遇差异,经过五年的过渡期,外资的税收超国民待遇彻底结束,内资和外资的税收政策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从而营造了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继续推动《外国投资法》的实施进程,放宽外资准入标准,推行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把事前审批向核准和备案形式转变,并且加大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
2.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要形成科技研发良性互动和合作的机制,不断提高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研发中心通过整合和配置人才、技术和资本等科技创新资源,为推动产业升级优化,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起到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本土企业和科研院所要与外资企业保持科技研发的良性互动,加强交流,并积极探索与外资企业进行联合建立科研中心、共同承担科研课题的合作机制。学习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科研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进行消化和内化,不断提高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3. 不断优化外资的产业投资结构,重点向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转移。外资在产业的投向出现失衡,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2013年修订实施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和2015年修订实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积极鼓励外资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并鼓励外资投向研发环节。政府不断转变外资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节能、环保、技术和安全等措施能够实现内资外资一致监管的条目不列入限制类。
4. 积极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加强外资并购行为的监管。外资企业主要还是以独资方式进行落地经营,这样不利于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以及容易造成对某些行业的垄断经营,甚至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积极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合资的方式投资国内企业,部分区域和产业可以出_一些合资经营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此外,要加大对外资企业并购行为的监管力度,避免造成行业垄断经营。对于竞争力相对较弱但对国家经济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产业,国家对于外资的参股比例要进行限制,避免外资垄断,有效防范外国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5. 利用外资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即从稳定规模到提高质量。国家对外开放的战略要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进行转变,吸引外资也需要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提高质量。根据2014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流入国,外资的规模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现在更看重的是外资的质量。吸引外资从注重投资硬环境向依靠投资软环境的转变。外资从服务于国际市场的出口战略转向服务于国内需求的内销战略。外资从过去主要对制造业开放向对现代服务业开放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高敏雪,等.中国外资经济发展现状报告――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的截面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2] 高敏雪,等,追寻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对外经济统计数据估算与计量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 许晓娟,中国外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影响的统计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关键词:纺织业;指标体系;后配额时代;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832.6;F426.81
衣食住行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温饱二字又将基本需求中的衣食提升到一个更为重要的层次。由此可见,为人们提供保暖物的纺织业在国计民生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现代纺织工业,或称现代纤维加工产业,关乎人们的穿衣和美化生活问题,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之一。从世界范围看,纺织行业往往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主导产业之一,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扩张后,又可能成为重点调整的产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纺织业在中国既是传统产业,也是优势产业,为国民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成为世界纺织品贸易中最大的输出国之后,这个产业又被注入了崭新的活力。因此,了解纺织业,除了从其自身作为传统产业的发展状况入手之外,以其新特色新风貌,即大量外资经济的进入作为新视角来切入讨论也是意义很大的,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重点。
一、纺织业总体分析
纺织业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传统的产业之一,它不仅关系到13亿人口的穿衣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社会稳定的坚强柱石和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下面通过数据来展示纺织业的经济地位、总体规模以及内部结构,以便走近纺织业,走近纺织业外资经济。
(一)纺织业的地位
中国纺织业是一个彻底的 “民生”产业。2005年,中国纺织业直接就业人数近2000万,其中70%来自农村。全行业使用国产天然纤维约730万吨,直接关系到1亿农民的生计。可以说,对中国这样一个贫困人口多的发展中大国,纺织业举足轻重,涉及数以千万计的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收入和生活①。纺织业作为制造业30个行业中的一个,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就业人数都是规模较大的,为国民经济做出了较大贡献。
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纺织业企业法人单位数占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的比例是6.6%,仅低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2.5%)与通用设备制造业(8.9%)所占比例,排名第三;就业人数占制造业就业人员的比例是9.4%,仅低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0.4%)所占比例,排名第二。可见纺织业在整个制造业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就业人员所占比例比企业单位数所占比例高了近4个百分点,说明其单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较多,体现了纺织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支持。
(二)纺织业经济类型结构
在87342家纺织业企业中,内资经济有77919家,占总体的89.2%,外资经济占10.8%。应该说纺织业还是一个内资为主导的行业,毕竟这个行业还是我国传统的轻工业,各类型企业在企业法人单位数、就业人数、资产总额和全年营业收入上的结构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私营企业在企业法人单位数、就业人数、资产总额和全年营业收入这四个指标上所占比例均最大,因而使得纺织业在扩大劳动就业,以及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例也较大。总而言之,我国纺织业中非国有经济相当活跃,国有经济所占份额有限。
(三)纺织业进出口状况
我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一直是我国贸易市场上的最大优势。2004年,受全球经济回暖和配额取消的拉动,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仍然保持了快速的增长。
根据《2005年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2004年,我国纺织业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对外贸的贡献突出。纺织品服装进出口总额达到1141.89亿美元,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其中出口973.85亿美元,同比增长21.01%,增幅比上年回落约7个百分点,占全国出口总额的16.41%;进口168.04亿美元,同比增长7.81%;实现顺差805.81亿美元,同比增长24.17%,是全国同期进出口贸易顺差的2.52倍。
在出口的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出货48.80亿美元,同比减少了4.69%,而民营、集体出口382.09亿美元,同比增长16.04%,外资企业出口金额达到了335.0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0.60%。
二、纺织业内外资经济比较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纺织业属于传统制造业,历史悠久,适应性强,是很多省份的重点工业,同时也是带动农业、提高农民就业和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城镇化的最重要产业之一,随着中国国门的开放,它又成为出口创汇的优势行业。要想保持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展,纺织业需要在技术上实现转型和升级换代,在此背景之下,外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将作为一股积极的推动力量为其注入新的活力。下面依据第1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资料,就纺织业内外资经济进行对比分析。由于内资经济中私营企业占了很大的份额,因此在分析意将内资企业分为私营企业、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两部分。
(一)纺织业外资经济总体状况
伴随对外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和加入WTO的市场开放进程,中国国民经济将被快速全面地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入世后,不但外国商品可以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外国资本也可以更自由地在中国落地。这一方面为中国纺织业在新的经济大环境中求得更高层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有利于改善纺织产品的国际贸易环境,扩大出口市场调整国内纺织行业的产业结构,更好地利用资源;另一方面也会使国内纺织业受到冲击,比如,纺织品进口的增加会给国内产品市场带来压力,纺织业必须及时完善生产技术和成品标准,应对各种非关税壁垒带来的限制,扭转贸易争端处理上的不利局面,同时要面对跨国公司雄厚资本、先进技术和名牌优势等对国内企业的冲击。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外资持续进入中国的进程中,纺织业已经累积形成了具有显著规模的外资经济。根据《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到2004年末,在我国纺织业中,外资经济以10.64%的法人单位数,21.71%的从业人员数,41.12%的实收资本占有了27.98%的资产;同时在当年创造了24.93%的工业总产值,47.65%的出货值,25.05%的产品销售收入,25.83%的利润总额。将这些指标放在一起,可以看到,纺织业外资经济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大资本投入,企业单体规模较大,外资参与程度较深,生产的产品以出口为主,中国只是其加工基地。目前,外资企业纺织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1/3以上,2005年取消配额产品的出口增量中有70%是外资企业完成的。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外资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不仅为中国的GDP增长和就业做出了贡献,更为各自投资母国赚取了可观的财富。由此可见,纺织业外资经济在中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二)规模以上②企业不同经济类型间比较
对规模以上企业不同经济类型间的比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经营效率
表1提供了反映各类型企业经营效率的主要指标。从中可以看出,一是在市场占有方面,基本是三分天下的格局,其中私营企业占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份额。二是在资金周转率方面,私营企业更是优势明显,而外资企业的资金流动也比国有及其他企业要好。三是在流动资产周转速度方面,同样是私营企业占有绝对优势,而外资企业的流动性相对较弱。四是在资本利润率方面,同样可以看到以私营企业为最高,其单位资本的盈利能力最强,甚至是国有及其他企业的两倍,外资经济则夹在中间。五是关于资产负债率,一般认为在40%~60%之间为较好的比例,从这一点上看来,外资企业控制得比较好,私营企业和国有及其他企业都比较高,债务风险相对较大。六是成本费用利润率方面,其主要反映单位成本费用带来的利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样是私营企业效率较高,外资企业次之,国营企业最差。
综合起来看,在规模以上企业中,私营企业经营效率具有明显优势,外资企业各方面表现都居中,但资本负债率较低,企业的风险意识较高,但这也是流动性不足或者是对中国的投资市场没有信心的表现。
2.研发创新
从图2可以看出,无论是科技活动资金支出占企业总支出的比重、科技活动人员占全部员工的比重,还是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呈现的景象都是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最高,外资企业次之,私营企业最低。因此可以认为,私营企业的经营策略更倾向于“短平快”,不太注重科技活动或者新产品开发,但从其新产品产值不低的情况看,或许其采取的方式更倾向于引进别人的技术、产品或者模仿的方式来生产。外资企业比较注重基础性的R&D研发,比较强调企业的自主创新,而且本身的技术水平也比内资企业高,因此其新产品产值占比较高,投入产出效率较好。而国有及其他企业无论创新投入还是产出的总额及所占比例都是最高的,体现了传统纺织业想要通过技术创新走出新的发展道路的趋势,但其科技活动支出占比与其新产品产值占比之间的差距最大,说明其创新效率不高。
3.劳动生产率与能源效率
从劳动生产率来看,外资企业效率最高,达到190.89千元/人,这与外资企业资本投入水平较高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关;私营企业劳动生产率189.51千元/人,只略低于外资企业,说明私营企业迫于生存压力为提高劳动产出效率而做出的努力;而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155.82千元/人,远远低于其他两类企业。
从能源效率来看,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的单位产值能耗为0.057万吨,远远高于外资企业0.0446万吨和私营企业0.0453万吨。原因在于,国有和其他内资企业历史比较长,设备比较落后,再加上企业效率本身不高,导致单位能耗较高,造成资源的浪费,而私营和外资企业相对比较年轻,设备新,劳动生产率高,所以耗能较少。
4.出口倾向
由图3可以看到,内资企业只有20%左右的产品用于出口,而外资企业的出口倾向高达50%以上。在新产品出口方面,内资企业的出口倾向上升到30%左右,外资企业则更是将近60%的新产品用于出口。因此,可以大致总结出,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纺织业建立企业进行生产,主要目的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取得成本优势,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以出口方式回到外国市场,中国只是工厂所在地而已。
5.资本结构
从图4可以看到,私营企业的资本结构相对简单,除了个人资本就是法人资本,很少有别的资本介入,好处就是管理起来比较容易,决策效率较高,但由此带来的最大不足就是风险大,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少数人的资本,一旦某些个人资本出现危机,就可能直接导致企业无法维持。国有和其他企业则呈现另一种景象:包含的类型较多,资本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大都采取股份制或责任制的形式,资本来源不那么单一,但这样的企业管理起来成本肯定要比私营企业高。外资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呈现多样化的特色,当然外资资本在其中占主要比例,但个人资本、法人资本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从而分散了企业风险。
6.税负压力
三种类型的企业所承担的税负压力明显不同(见表2)。 在增值税利税率方面,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有较大的税负压力,增值税额甚至超过利润总额;在主营业务利税方面,私营企业压力比较大;在应交所得税方面,仍然是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负担较重;而外资企业则享受了国家税收优惠,只负担较少的税收,从而发展的机会更多。
对以上分析进行总结,与内资企业相比,规模以上外资企业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外资企业整体经营效率居中,规模不占优,资金周转速度也不算高。
第二,外资企业尤其是研发资金以企业自有为主,也不太寻求国外资金的注入和金融机构的贷款。
第三,外资企业科技活动支出投入以R&D居多,而内资企业以新产品开发支出为主,总量上外资经济支出较少,但却有相对高的新产品产值占比。
第四,外资企业拥有发明专利数较多,但本年度申请的少,内资企业正好相反,表明外资企业研发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维持的阶段。
第五,外资企业生产率高,而且产值的单位能耗低。
第六,外资企业流动资产占比要比内资企业高,国有企业的流动资产占比较低,以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为主。
第七,外资企业出口倾向显著高于内资企业。
第八,国有及其他企业的资本结构比较多样化,其他两类企业都是一种资本占主导的结构。
第九,内资企业的税负压力明显大于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得益于国家的减免税政策。
(三)规模以下企业不同经济类型间比较
表3列出了规模以下纺织业企业的经营指标数据。总体来看,规模以下外资企业数量较少,经营效率普遍比较差,绝大部分的市场占有率都被私营企业占据,资金周转率较低,劳动生产率也最低,全然不能和其他两类企业抗衡,同时其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却远远高于其他两类企业(外资企业高达8.64千元/人,私营企业和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则为8.26千元/人和8.21千元/人),造成利润低下甚至亏损的局面。资产负债率方面,外资企业还是体现风险回避的特点,负债率较低,企业以自有资本经营为主,而规模以下国有及其他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2%,这对企业而言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了。总体而言,私营企业在纺织业规模以下市场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外资经济的发展状况很不好。
虽然规模以下外资企业在企业经营和生产率方面都不是很强,但出口倾向还是很高,有40.56%的商品出口到国外市场。可见外资企业的建立目的还是为出口服务,为世界市场提供相对廉价的纺织产品以抢占世界市场。相对而言,规模以下内资企业由于规模小,产品缺乏出口竞争力,因而出口率非常低,国有及其他企业只有8%,而私营企业还不到6%。
规模以下企业资本结构的情况和规模以上的情况类似,图5显示出,私营企业的资本结构相对单一,国有及其他企业的结构多样化而且各类资本发展均衡,外资企业则以外商资本为主。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外资经济在规模以下的企业类型中并没有显示出任何优势。
三、31省市纺织业内外资企业竞争力分析
在纺织业,不仅内外资经济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而且不同省市外资纺织企业的发展状况也大不相同,因此,下文将以全国31个省市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国有及其他企业共92个交叉类型(没有外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立指标体系,引入竞争力分析来研究外资经济在中国各省的发展状况,找出差异形成的原因并提出对策。
(一)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的竞争力,归根结底是企业持续创造生产力的能力。具体而言,包括市场竞争力、成本竞争力、投资竞争力与创新竞争力四大要素。同时,考虑到企业规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还将企业核心竞争力分为规模以上企业竞争力和规模以下企业竞争力两个方面。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及其含义见表4。指标选取主要是基于代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中既有规模指标也有比率或效率指标,充分反映了企业各方面的规模和效率情况。
(二)评价结果
将各指标标准化处理后转化为0~100得分,通过简单算术平均获得各要素竞争力得分,各要素得分降序排列结果如表5所示。
1.规模以上企业竞争力
规模以上企业中,优势企业主要集中在江浙、山东、上海、福建和广东等东部沿海开发省区,河北、内蒙古、宁夏等以大型企业为主发展传统纺织业的省份竞争力也不弱。可以看到,前10名中,外资经济的优势最大,由此可见规模以上纺织业外资经济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而弱势省份以西部省份的国有和其他内资企业居多,这些省份的纺织业起步较晚,经济环境也支持不了大规模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绩效相对较差。
2.规模以下企业竞争力
规模以下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与规模以上完全不同,私营企业霸占前10名,后面陆续跟着一些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中绩效最好的也只是排在第18位的广东外资,而多数省份的外资企业都排到最后30名的位次。这与前文比较分析结果是吻合的,规模以下的外资经济不仅没有显现出优势,还成了最具劣势的企业。这可能与外资的流入特点相关,外资资金流入一般来说就是较大规模,建立较大规模的企业,而较少的外资一般不会单独进入,可能会选择参股的方式,这样一来,小规模企业的经营管理就会相对落后而导致竞争劣势的出现。
3.市场竞争力
市场的竞争关键是产品和价格,纺织业外资经济的优势再次体现出来,大部分省份的外资企业排在前30名。当然,排名靠前的还有江浙、山东、上海和广东、福建等省份各种类型的企业。这些企业由于靠近口岸,除了产品质量本身的优势在国内市场占有较大份额之外,海外市场也是它们的领地,特别是以出口为主的外资企业,以及沿海的私营纺织企业,都从出口市场上为自己赢得较大的利润。而弱势群体几乎集中在中西部的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这里面有地域的原因,但也有国有内资企业自身发展模式和制度的原因,因为,在同一地域,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不弱。
4.成本竞争力
成本竞争力主要反映企业的单位利润或者销售收入背后有多少成本的付出,可以看到前30名是“河山一片红”,私营企业在成本方面占尽先机,这是私营企业规模较小、管理模式简单、生产率较高的体现。而外资企业,尤其是沿海发达省份的外资企业成本费用都比较高,可以说同样名称的产品,也许外资企业比内资企业包含了更多的价值量,所以其销售收入和利润才会高,但是也投入了较多的员工报酬,管理、行政费用,资本等等,导致其成本竞争处于劣势。“外企工资高”就是一个体现,从而外资企业能够吸引到更多更好的人才为之服务,所以暂时性的高成本带来的是永久的公司形象和品牌的树立,从而为之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这是以贴牌生产、廉价取胜的私营企业所不具备的隐藏优势。
5.投资竞争力
投资竞争力主要关注一个企业对资产的管理和利用能力。在此方面比较有优势的还是私营企业,私营企业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而效率高,流动性强,而缺乏竞争力的是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整体的资本流动性和回报率都不太高,外资企业分散在各个名次段,处于中间的居多,可能是外资企业资本投入量相对较大,对中国的投资环境、金融体系的信心不足,所以对风险持比较保守的态度。
6.创新竞争力
具有创新竞争力优势的是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这类企业的科研投入、研发经费都是相当高的,就是因为它们系本土的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政府对其科技创新活动比较重视,扶持力度较大,所以投入多,产品的科技含量或者创新成分相对较高。私营企业占据了中间的位置,相比之下,创新主要依靠企业法人决定,更有许多企业专注于传统纺织产品的大批量生产,不注重创新和研发。外资企业的创新竞争力最弱,其中原因或许在于:外资企业进入时间较晚,引进的技术相对比较新;外资企业不想在中国进行太多的创新活动,以免过多的技术外溢;直接引入外国母公司的研发成果。
(三)总竞争力评价结果
将上述6个竞争力要素综合起来,对全部92个交叉企业类型排序(见表6)。
从表6可以看到,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上海、福建等省份还有老牌纺织基地内蒙古、河北的各种类型企业抢占了先机,其中又以外资企业靠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配额限制,我国纺织品生产主要集中在江浙和广东一带。超过80%以上的纺织品企业集中在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希望后配额时代,中国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将得到更大发展。处于中间地带的主要是各中东部省份的外资和私营企业,总体上这两类企业不相上下,又比国有及其他企业竞争力更强一点,处于整体弱势的就是中西部省份国有和其他内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比较奇怪的是北京的纺织业私营和外资企业也比较靠后,北京的纺织业总体发展并没有太大优势。
(四)优劣势分析
各种类型企业的优劣势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以下结合表7做分类说明。
就私营企业而言,华北地区的私营企业以成本优势为主,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河北私营企业,各方面的竞争力都比较强,只是创新方面相对较弱。东北地区私营企业也具有成本优势,而规模以上企业处于相对劣势。东南沿海及与之毗邻的中部省份,其私营企业的竞争力都相当强,除了创新竞争力之外,其他方面均处于绝对优势。西部地区的私营企业虽然在规模以上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方面显现出一些劣势,但总体还是处于中等位置。总体看来,纺织业私营企业的发展状况良好,成本、投资以及规模以下企业都是其竞争优势所在。
就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而言,华北地区企业在创新竞争力上有优势,东北地区企业各方面表现都属于中低水平,东中部地区企业在创新竞争力方面较强,其他方面表现好于其他地区同类企业,但与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相比而言也只是中等水平。而西部地区的企业各个方面基本上处于劣势状态。
就外资企业而言,华北地区的市场和规模以上企业竞争力较强,而规模以下企业和成本竞争力较弱。东北地区外资企业基本处于中等水平。东部地区除了成本竞争力之外,其他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中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在规模以上企业方面劣势比较明显。西部地区发展比较不均衡。个别省份在市场和投资竞争力方面还有点优势,但其他省份基本上处于中低水平。
(五)结构均衡度分析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各省市三种类型企业的优势和劣势的发展很不均衡。表8反映 了各省市各类型企业以变异系数衡量的竞争力结构均衡度。
由表8可知,变异系数在0.3以下的企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它们在各方面竞争力水平差异较小,但却是普遍水平较低,实力较弱。变异系数在0.3~0.5之间的企业,各方面竞争力的均衡度相对较高,发展比较平均,也是集中在中部、华北东北等区域的各类企业,竞争力实力中等。变异系数在0.5~0.7之间的企业,结构均衡度有所降低,各个方面的差异性开始显现,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各个地区的部分国有及其他内资企业,还有中东部的私营和外资企业。应该说这里面的某些企业群竞争力还是比较雄厚的,但发展开始出现“长短腿”,有特别具有优势的方面,但也存在明显的劣势方面。变异系数在0.7~1.0之间的企业,各方面发展非常不均衡,可能有些方面排在相当靠前的位次,有些方面却处于底层的劣势,这样的企业要么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私营和外资企业,要么是西部和西南的企业,都是总竞争力相对靠前的企业。最后是变异系数在1以上的企业,这些企业恰恰都是竞争力比较强的江浙华中地区的私营和外资企业。由此可见,目前中国纺织业的基本状况:企业发展得越好,总竞争力越强,各方面发展越容易不均衡,总会有一两方面的发展跟不上其他方面的速度;而发展均衡的企业又游离在低端水平。因此,未来如何使纺织企业得以全面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四、总结与建议
对照以上分析,总结出纺织业外资经济的优劣势,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并对我国纺织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一)纺织业外资经济优势与劣势
总结以上分析,纺织业外资经济的优劣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优势
第一,资本实力雄厚,规模以上外资经济更具竞争力优势。
第二,市场份额及利润都相对较高。
第三,科技活动中心由新产品转移到R&D,自主创新能力及效率较高。
第四,生产效率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第五,出口倾向高,发展模式灵活。
第六,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化。
第七,东部沿海省份的外资经济发展竞争力较强,值得借鉴。
关键词:房地产中介;宏观环境;服务质量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6.07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6-16-03
房地产交易与一般商品交易有很大的不同,其交易的对象是作为特殊商品的房地产,交易的形式包括房地产的转让、抵押和房屋租赁。这一特征决定了房地产中介在房地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房地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房地产中介企业迅速发展。然而,我国房地产中介的发展在观念、制度建设和经营管理上都存在问题,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中介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产生根源,已成为进一步发展房地产中介所必须解决的首要任务。行业发展的生命周期特点、产业环境的制度设计及服务质量和经营模式应该是房地产中介经营发展态势研究的重点。
一、我国房地产中介行业尚处于成长早期
中介是包括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价格评估、经纪等活动的中间介绍行为。中介行业则是由各种经纪人及其中介活动集合而成的系统,其载体组织包括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协会等全国性或地区性统一的中介业协会或学会。因此,可以认为房地产中介是联结房地产与消费者,房地产与社会各经济部门之间,专门为房地产市场交易主体服务的活动。广义的房地产中介,就是在房地产经济中从生产到消费一切为房地产运行服务的活动。狭义的房地产中介,就是专门为房地产市场交易主体服务的活动。依据我国《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规定》 ,房地产中介是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纪等活动的总称。
梅森海尔最早使用生物学中的“生命周期”观点描述产业发展状态。市场增长率、需求增长率、产品品种、竞争者数量、进入壁垒及退出壁垒、技术变革、用户购买行为等指标是识别行业生命周期所处阶段的主要指标[1]。通常,行业处于幼稚期时,市场增长率较高,需求增长较快,技术变动较大,行业中的用户主要致力于开辟新用户、占领市场,但此时技术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产品、市场、服务等策略上有很大的余地,对行业特点、行业竞争状况、用户特点等方面的信息掌握不多,企业进入壁垒较低。行业处于成长期时市场增长率很高,需求高速增长,技术渐趋定型,行业特点、行业竞争状况及用户特点已比较明朗,企业进入壁垒提高,产品品种及竞争者数量增多。
我国房地产中介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下列问题:
第一,产业的划分范围、经营范围的界定是变动的和欠稳妥的。产业发展的阶段性不同,产业中企业的经营范围也不同。在产业发展的早期,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因企业规模的大小、人员状态以及需求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有较多的内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广义的房地产中介的定义更加有利于产业范围的发展界定。如果我们认为“房地产中介是房地产市场运作的介质体系,是由专业中介人在国家法律、政府规章以及行业自律组织规则框架下所从事的一系列中间介质活动的集合和系统[2]。”那么,可以从三个层面界定房地产中介的内涵与外延,第一个层次对应微观层次的房地产市场,它是房地产市场中介活动的核心部分;第二个层次是我国有关法律和法规界定的“房地产中介服务”,对应宏观层次上的房地产市场,是房地产市场一级和二级市场活动以及绝大部分三级市场活动的咨询、评估、经纪等服务活动的集合;第三层次的房地产中介服务不仅包括房地产咨询、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而且还包括房地产物质要素市场、房地产金融市场(包括消费信用市场)、房地产人力资源市场等调节和规范房地产经济关系的中介服务活动[2]。
我国房地产中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业务范围变动频繁和欠稳态的现象。小规模的房地产企业的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通常会限定在不同的领域,缺少一定的稳定性,其业务范围在最大程度上受到消费需求的影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规定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是拥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固定的服务场所、必要的财产和经费、足够数量的专业人员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基本组织。可采用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制两种组成方式。但是现有的房地产中介服务由于业务范围的不同,通常分化为房地产销售公司,房地产评估公司,房地产经济公司等多种类型,有专业化的特点,随着公司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的变化,不同的公司会在发展战略上做出业务范围的调整,从而演变为服务较为多样化的公司。
第二,市场增长率较快,竞争者数量激增,且未形成规模效益。房地产中介的业态具有明显的规模上的差异:小中介一般是单店注册,“一间房子加一张桌子加一部电话”,一张小黑板可以作为信息的平台,抗风险能力很差。部分大中介通过连锁形式获得规模效应,但是发展过程中忽视品牌形象等问题时有发生。盲目扩张会导致资金及人才的缺乏使企业承担更大的风险。北京信一天、长河地产、中大恒基等企业在遭遇市场疲软后瞬间瓦解[3]。我国上海地区的房地产企业发展相对较快,也拥有数量较为庞大的房地产经纪企业,但绝大多数企业服务同质性强,规模效应不明显;尽管有一些特色企业,但总体仍处于相对初级的发展阶段;市场集中度低,规模优势不明显[4]。
第三,企业规模小,从业人员素质低,企业进入壁垒较低。这一点与行业发展状况受到需求多样化和行业发展阶段的影响有关。以北京为例,截止到2006年底,房地产经纪机构共有2675家,其中963家注册资金不足50万人民币,占总数的36%,余下的企业中,30家注册资金不足10万人民币,占总数的1.1%左右, 493家注册资金在10万人民币至30万人民币之间,占总数的18%,剩下的450家注册资金在30万人民币至50万人民币之间,占总数的17%。而每年中介行业至少经手上千万元的资金,如果出现问题,就可能出现中介公司卷款出逃的不法现象。而且,无照经营、超越经营范围和非法异地经营的现象也极为普遍。2001年上海市工商管理部门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开展了专项检查,查出企业86户无照经营, 109户异地经营、擅自设立分支机构, 5户越级经营, 45户有营业执照而未办理资质认证或从业人员未具备经纪人资格证书[3]。
二、宏观环境对房地产中介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产业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仅包含产业内部企业的规模结构,产业发展中潜在进入者的行为方式,替代产品的影响力,供应商和消费者不断提高的议价能力,也包括,产业发展过程中外部环境带来的重要影响力。这种外部环境既包括制度法规层面的因素,也包括经济、社会和技术层面的因素。我国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发展相对来说存在制度建设落后、经济需求强劲、社会认知度低、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
第一,制度建设的落后是导致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迟缓的重要因素。房地产中介发展不完善的原因在于无监管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形成的中介行业不良行为[5]。我国房地产中介方面的法律法规正处于建立框架的过程中,较高级别的法律政策文件只有《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法》,并且规定过于原则化,不易于执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房地产经济人的诚信状况令人担忧、难于依法管理、无监督机制、行业协会监管不力等问题。行业乱象是影响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6]。我国房地产经纪人掌握着买卖双方的交易信息,处于双重的现象十分普遍,由此带来了导致交易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Gene A .Marsh等,1988)。因此,房地产中介自律制度的建设,如企业承诺,法人责任制和业务失误赔偿制,完善财务制度及建立业务记录几个方面都是亟待解决的[7]。
第二,经济环境的发展与变革是促进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住房需求的迅速增加,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迅速发展,受到火爆的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二手房市场在各地的交易量也大幅上涨。房地产中介市场得益于此,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在出现买方市场的态势下,房地产中介行业不仅符合现代大生产的客观要求,而且满足了扩大房地产市场需求的紧迫需要,从而实现供求平衡。但我国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依然薄弱,整体上与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有关,也与房地产业本身“重开发、轻经营”密切相关[8]。
第三,社会满意度低是影响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的社会因素。在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中,中介服务尚没有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房地产投资因金额大,回收期长,其发展过程中影响因素很复杂。而发育不充分的房地产市场夹杂着大量非市场因素,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不完善的市场配置制度使房地产市场主体不善于利用中介服务,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发展[9]。实际上,房地产产销分离可以提高销售效率,节省销售成本,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这种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业态发展模式会使市场进入一个有序的状态。因此,大力发展房地产中介机构的服务体系不仅有社会的需求,也有现实的意义。规模小、分散性大的房地产中介服务效率和效益都很低,这种弱势的发展不利于行业本身的成长性。
第四,信息化程度差是影响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的技术因素。我国房地产中介服务的信息化程度滞后,难以实现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10],信息化建设设施落后、技术水平低的问题在一些初级市场中亦普遍存在。
三、产业发展应注重以提高服务质量为目的的技术创新
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的应该依托于技术的先进性、人员素质的提升和以提高服务质量为目的的技术创新。
第一,网络技术是提高服务质量的技术依托。房地产中介行业的发展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网络和商业工具的引进和改造,进行以提高服务质量为目的的技术创新,使房地产中介行业在房地产市场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信息时代的消费者对网络的利用率不断提高,建立房地产中介网络,通过房地产开发商公布的楼盘的地理位置、户型面积、周边配套、工程进度、当前价格、优惠信息等,让购房者获取楼盘的信息。通过网络广告,和公布楼市政策项目信息扩大宣传提高楼盘形象;通过业主论坛,使开发商及时了解购房者的需求[11]。这些成为大多数房地产中介企业需要建立的技术平台和手段,也是他们获取竞争优势和形成差异化的主要渠道。部分企业还引入MLS多重上市系统,建立覆盖整个区域的房地产市场中介信息的网络平台,通过信息公示、交易流程、客户管理、服务支持、行业监督和内部管理等系统,构建“在线楼市”,达到信息共享,资源优化配置,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8]。部分较大规模房地产中介企业建立了基于GIS的房地产中介系统的技术战略。增强了数据管理和分析能力,可以对房地产周边的空间信息、客户的管理信息、房屋的具体交易信息进行储存,通过地图管理、视图管理、客户和房产注册信息的编辑机房屋信息空间的查询几大模块来实现系统功能的运作[12]。
第二,人力资源是提高服务质量的人才保证。房地产中介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极强的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水平直接影响到行业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效率。而人才缺乏是制约房地产中介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重要因素[10];通常意义上,消费者不仅要求经纪人能够提供房源和客源的信息,而且还需要提供房地产政策、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建筑、房地产价格、房地产手续办理等相关的专业咨询,因此,房地产中介的从业人员要有较强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很高的专业化操作水平,而我国现阶段房地产从业人员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在制度设立上也没有建立包括资格审查、业务考试、登记注册、发放执照等一系列严格程序化的管理措施规范的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的认证制度,仅有的房地产估价师认证制度, 也分为土地估价师与房地产估价师,两个体系间相互独立,违背了房、地产统一原则,存在成本高、实际操作不便、市场垄断等问题(李恒光,2003)。部分研究表明,经纪人入职门槛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房地产中介的服务质量(Shilling&Sirmans,1988)。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网上的认证体系改善现有人员素质低的问题。
第三,诚信建设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制度(文化)保障。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是十分必要的,清晰界定房地产产权关系,建立市场交换的基础;建立结构合理覆盖面广的法律条款,保障房地产市场的有序发展;保持法律系统的统一性、协调性、针对性,易于执行。
发展大型、专业房地产中介机构,走集约化、规模化道路,用良好的信誉、较强的实力及规范的服务使开发商放心,使消费者满意;树立专业的优良形象;强化交易规范化管理,实现交易清晰化,让客户明明白白购房;利用网络技术,结合品牌创新、广告营销,低成本直销;建立专业的营销队伍,不断为员工提供专业培训,确立自身优势;坚持“绿色”经营原则和科学管理理念;为顾客提供切合客户自身状况的一站式服务[13]。这些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将是房地产中介行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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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背景与现状
(一)广东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背景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进行支付结算,并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种国际商业活动。跨境电子商务不仅冲破了国家间的障碍,使国际贸易走向无国界贸易,同时它也正在引起世界经济贸易的巨大变革。
1.政策层面的扶持与推动。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外贸企业超过20万家,拥有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达5000家。据2015年4月8日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4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为4.2万亿元,同比增长33.3%。有专家预测,2017年跨境电商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渗透率将达到20%左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前景被业界看好。
2.特区试点作为起步。广东的跨境电子商务起于2013年11月海关总署批准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零售出口试点。作为试点城市,深圳成为广东跨境电商的先行者,试点工作于2014年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了进出口双向试点资格,了全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的地方标准,建立了全国首家跨境电子商务可信交易保障系统,在前海保税港区正式启动试点运行并诞生全国首单海关9610监管代码下操作的跨境电子商务出口退税。
(二)广东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发展情况及特点
1.总体发展较快,广州深圳为主要城市。从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了解到,广东省作为全国第一外贸大省,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占全国交易总额的七成,相关从业人员多达几百万人;从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了解到,从销售额上看,2014年广东的跨境电商企业中,深圳占了50%~60%,广州占了30%~40%,广东的其余城市仅占10%~20%,主要也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粤东西北地区还处在刚起步阶段。
深圳方面,跨境电子商务出现了爆发式增长,据深圳市经信委数据,2013年深圳进出口总额5373.6亿美元,同比增长15.1%,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在此基础上,2013年深圳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33.9亿美元,同比增长151.7%,占深圳市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5%。2014年总体交易额达到170.4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27.3%,占深圳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5%。
从25家提供财务报表的样本企业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1-6月份实现营业收入15.31亿元,户均6123.00万元,同比增长37.3%,期末从业人数3544人,户均142人,同比增长21.8%。
2.企业跨境电商业务处于创业或发展阶段。据调查问卷资料显示,29家样本企业中,9家企业处于“创业阶段”,占31.1%,19家企业处于“发展阶段”,占65.5%,只有2007年成立的深圳一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达到了“成熟阶段”,其他28家企业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的开展基本是在2011年之后,因此尚处于创业或发展阶段。
3.保税区双向试点加快了广东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步伐。中国最早的十五个保税区中广东占六个,占40%。其中跨境电子商务双向试点于2014年7月在深圳进行,试点首期为网购保税进口模式,跨境电商按照“保税跨境电子商务”这一新型海关贸易方式,相比传统的报关模式,保税区内效率更高,以速度促发展,加快了深圳跨境电商发展步伐。
4.跨境电商带动物流业同步发展。以深圳和惠州为例,深圳方面,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深圳市物流业增加值较2013年增长9.7%,提前超额完成“十二五”末期1500亿元的预期目标。2014年深圳港全年完成集装箱2403.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3%,继续位居全球前三;深圳快递业务收入完成168.67亿元,同比增长33.3%,占全国业务收入的8.3%。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数据还显示,深圳现有物流公司超过1.48万家,供应链公司300多家,集中了全国80%以上的供应链公司总部。
二、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存在的问题
广东跨境电子商务在“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和“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下发展迅猛,然而在高速扩张的同时,仍有不少问题限制着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企业成本高,税负偏重
问卷调查显示,问及企业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时候,29家样本企业中有22家表示“用工成本上升快”,占75.9%,成为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之首,“税收负担较重”排第三位。
用工成本上升有以下三方面原因:1.地方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调、新合同法和国家社保相关政策的落实,增加了企业的薪酬负担;2.现在90后和80后逐步取代70后和60后成为务工主力,其对工作环境,休假制度以及生活质量的要求明显提高,这必然使企业增加其用人成本;3.随着劳动力输出大省经济的发展,外来劳动力在广东工资优势差距缩小的情况下,更多地选择了留在家乡务工,广东的企业为了能够留住工人必须提高薪酬;另外,除了人工和原材料等成本增加外,现在跨境电子商务运营的中间环节增多也使得其成本增加。
税收负担方面,29家样本企业负责人反映,企业的税收负担仍然很重。29家样本企业中,23家表示没有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占79.3%,只有6家企业表示享受到相关税收优惠,占20.7%。
(二)企业资产轻,融资困难
问及企业2015年1-6月份流动资金情况,29家样本企业中,认为“一般”的有15家,占51.8%,认为“紧张”和“充足”的各7家,分别占24.1%;问及企业2015年1-6月份融资情况时,有13家表示没有参加融资,占44.8%,剩下有融资的16家企业中,没有一家表示“容易”的,其中有9家表示“困难”,7家表示“一般”。跨境电子商务行业是新兴的轻资产行业,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普遍现象。尤其对于跨境电商行业中的平台企业而言,供应商为中小企业,供应商本身资金链脆弱、紧张,由此导致账期缩短,流动资金紧张,运营出现困难。
(三)市场欠规范,竞争激烈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许多配套政策措施也相继出台,对市场的规范力度也不断加大。原因之一是市场不规范的状态导致了竞争激烈,样本企业反映“同行竞争激烈”的问题排在第二位,在29家样本企业中,有23家表示没有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扶持政策或者是享受优惠政策的门槛高,要求较高,占比79.3%。
(四)税收细则不明,退税周期长
跨境电子商务分为进口跨境电商和出口跨境电商两大类,其中出口跨境电子商务又分为综合类和专业类的两种类型,运营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创新的模式,暂未有配套的税收政策措施加以明确,企业报税时难以一一对应。另外,退税流程方面周期长的因素制约了企业发展,相对于传统外贸,跨境电商多数具有小批量、小品种、多批次的特点,待审退税单量会增加很多,因此企业普遍反映目前的退税周期变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周转。
(五)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匮乏,专业人员招聘难
问卷调查显示,2015年1-6月份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方面,29家样本企业中有12家表示比上期“增加”,占比41.4%,11家表示“持平”,占37.9%,6家表示“减少”,占20.7%,说明企业用工需求比较旺。然而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专业人才紧缺,难以招到合适人才。从对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知识的综合要求方面看,学校培养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与市场需求脱节,市场上找不到专业人才,而聘用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则需要培训一段时间才能上手,又无形中提高了企业成本。
三、促进广东电子商务发展的建议
在“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下,广东政企应上下同心做好“互联网+”这篇大文章,尽快推进各行各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电子商务交易结构协调发展、全面提高电子商务质量,为发展新兴业态、打造新增长点、助推产业升级、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促进经济提质增效提供新引擎。
(一)建立“互联网+”政府,完善顶层设计,升级打造亚太地区重要的跨境电子商务中心
对广东电子商务发展做了顶层设计,确定了主要工作目标、具体任务和分工,推动电子商务加速发展。下一阶段,相关部门应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互联网+”行动计划,完善顶层设计,着力打造全球性生产资料和生活消费品的重要交易平台和分拨中心、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中心城市、亚太地区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的“升级版”。
1.“招大、引强、选优”提升跨境电子商务产业聚集区的“入住率”。一是电子商务与移动互联网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形成总部引领、集聚发展、比学赶超、错位发展、良性竞争和协同发展的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二是通过政府引导、专业招商等方式,以“招大、引强、选优”的机制,实行梯度培育,不断提升聚集区的企业“入住率”。
2.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1)总结广东在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的经验,查找存在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等,(2)加快实现跨境电子商务与广东已有的保税区对接。建立广东外贸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鼓励集报关、退税、国际物流、海外仓储、汇兑服务于一体的跨境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发展。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的仓储物流体系。提升跨境电子商务的第三方服务。3.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环境。(1)加强组织保障。加强相关行业协会、联盟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水平,加大跨境电子商务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构建人才引进激励机制;加紧落实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与奖励措施。
(二)“互联网+”企业,从源头上提高广东电子商务发展水平
“互联网+”给企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企业应积极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深化电子商务的应用。重点推进大中型企业电子商务发展,通过其示范作用带动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普及。
提高大中型企业跨境电子商务水平,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龙头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普及跨境电子商务。中小企业实力较弱,一般对跨境电子商务基础投入少,整体预算不高,开发平台技能较低。为解决中小企业在跨境电子商务投资、人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应积极借助“第三方平台”,开展在线销售、采购等活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经营和流通效率;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专业营销”企业和大型第三方平台。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专业营销企业,帮助传统企业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减少企业对跨境电子商务的软硬件投入,让企业在短期内产生效益。
(三)“互联网+”各行业协助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健康全面发展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创业民主是以创业组织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民主,是民主原则向经济领域创业组织之延伸和扩张。本文以杭州市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创业组织为例,对组织内部治理层面、作为组织互动层面以及作为组织与政府部门互动层面的创业民主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把握创业民主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创业民主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 :创业民主;经济民主
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43-02
民主具有多面向的特征,它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宏大的政治蓝图,而且是具体的生活方式。正如萨托利所言,“通过建立不同的民主单位,可以从非政治或准政治的意义上来谈论民主,例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民主和反映财富平等的经济民主等。”[1]可见,作为微观领域的生活民主、经济民主同样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部分,可以起到提升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行动能力、共同体意识以及认同感。而在经济民主中,创业组织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单位,其组织内部民主程度、作为组织互动平台的行业协会的民主程度,以及组织借助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的民主程度都将对整个社会领域的民主发展和社会治理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努力把握创业民主在当前的发展状况,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无疑对促进基层民主建设与城市治理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创业民主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创业民主的研究源自于经济民主研究。早在巴黎公社结束后,马克思就认为“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他主张通过劳动者的经济解放,即“劳动者主权”来建立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当代西方政治学者达尔指出:“如果民主有正当理由统治一个国家,那么,它一定也有正当理由统治经济社会”,“在经济企业中,为了满足民主的标准,公司的公民必须拥有平等的投票权,而且民主治理企业的原则将排除和确保实践中大量减少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敌对和对立关系。”[3]科恩则对经济民主给出了精确的定义,他称“经济民主就是经济领域的民主,当社会成员有权选择他们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时,就算有了经济民主”[4]。萨托利则主张“经济民主的政策目标是重新支配财富并使经济机会与条件平等化。”[5]可见,西方学者更多地是从微观层面来研究经济民主,即选择企业组织这一微观经济单位为研究单元,主张把政治民主原则运用于企业组织的决策、管理、监督以及分配等一系列治理过程中来。我国学者则主张经济民主的“微观—宏观”研究,例如,蒋一苇认为“从经济组织的角度看,它的实质是实现经济民主,即把经济行为的主题由个体转化为群体。宏观经济依靠人民民主决策,使其符合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微观经济更是依靠劳动者的自由联合、自由经营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6]。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也指出,“宏观上讲,经济民主是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统治原则——‘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微观上讲,经济民主旨在促进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观测‘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协商,依赖管理者的创造性提高经济效率”[7]。基于以上中西方学者对经济民主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所谓创业民主就是以创业组织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民主,是民主原则向经济领域的创业组织之延伸和扩张,是在创业组织内部治理和外部互动两个层面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分配活动。创业民主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组织内部治理层面的创业民主,它是创业组织成员运用民主原则来实施决策、管理、监督和分配等组织治理。二是作为组织互动层面的创业民主,它是创业组织通过行业协会来进行的,依据民主原则开展的互动。三是作为组织与政府部门互动层面的创业民主,它是借助行业协会这一中介组织,运用民主原则而进行的互动。
二、创业民主发展状况与困境
为了解我国当前创民民主发展状况,我们选择杭州市主要城区的科技创新或文化创意产业园中的创业企业为调研对象。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发出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96份,回收率99%,其中,有效问卷233份,占比79%,问卷容量为233。
(一)创业组织的基本发展状况
创业组织,是指在一位或多位创始人的领导下,以创业为目的而组建的经济组织。随着我国对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入到创业中来,创业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经济领域出现。创业组织逐渐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微观经济单位,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社会就业率以及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调查发现杭州创业组织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规模较小,76%多一点的创业组织都在10人左右;第二,年均收益较低,78.4%的创业组织年均收益在400万以下;第三,成立年限时间不长,76.4%的创业组织的成立年限在8年以下;第四,从事的行业领域相对集中,84.6%的创业组织从事第三产业中的科技创新或文化创意行业。
(二)创业民主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从创业组织内部民主发展状况来看,我们发现,组织创始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问卷题目“您所在的创业组织决定扩大经营规模、启动新项目等重大事务的方式是?”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创始人在创业组织中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虽然很多创始人引进了民主的制度,但权力并没有被分散,而是形成以创始人为中心的决策模式。而从组织规模、成立年限、和年均收益三个重要因素来分析其对创业组织内部的影响来看,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年均收益的增长或成立年限的增加,创始人在创业组织内部民主的作用逐渐被弱化,协商讨论等民主原则和民主方式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
其次,作为行业协会层面的创业民主实践呈现出“精英化”倾向和代表制取向发展趋向。在回答问题“如果行业协会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如财政支出、场地安排等)发生分歧时,更倾向于采取哪种方式解决?”时,67.3%的协会是由理事会来解决分歧问题、24.5%的协会是由全体成员来解决分歧问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行业协会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实施民主决策时,更多的是把决策的权限,即民主的范围扩展到理事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商或讨论等形式。只有小部分的行业协会民主是涉及到了协会中的所有成员,大部分仍是止于理事会。行业协会民主发展的“精英化”倾向和代表制取向是由那些因素造成,创业组织的组织规模、年均收益和成立年限是否对行业协会民主发展有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或年均收益的增长或成立年限的增加,这种趋势得到一定的遏制,“协商讨论”的民主方式受到愈加重视,但是行业协会内部的直接民主发展持续停留在较低水平。
再次,在作为创业组织与政府民主互动层面的创业民主实践中,因为需要借助社会中介组织而进行民主互动,行业协会会长或理事会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一般成员的影响。在回答问题“当有关政府部门就行业发展政策或行业规范的制定向行业协会征求意见时,行业协会采取哪种方式向相关部门提议”时,接近60%的行业协会选择由协会理事会成员商讨提议,其次为协会会长向相关部门提议,其余的方式比例均不足10%。就其影响因素来看,虽然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年均收益的增长或成立年限的增加,二者的作用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是,二者对创业民主实践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此外,创业民主的“商讨色彩”逐渐浓烈,“商讨”作为一种民主方式备受青睐。
三、推动和改善创业民主的对策分析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针对目前创业民主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四条相应的对策:
第一,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促进和鼓励创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针对创业组织的发展现状,地方政府应依据国家政策细化具体运行的规范与措施,从而不断地促进创业组织的发展壮大,更好地促进创业民主的发展。
第二,地方政府鼓励和推动创业组织进行企业民主制度和文化建设,一方面要铸造创业组织的“灵魂人物”,使其来凝聚团队成员,发挥团队合力。另一方面,伴随着创业组织的不断壮大,逐渐弱化创始人对创业组织的垄断性干预,充分发动创业组织成员广泛参与组织内部的民主活动,活跃组织内部民主氛围,做到集思广益,提高组织内部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水平。
第三,加强行业协会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建设,强化行业协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的中介桥梁作用。一方面,要防止行业协会的“民主失败”,即要遏制行业协会民主中的“精英化”“自利化”倾向和代表制取向;另一方面,要扩大行业协会普通成员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的权限和范围,通过鼓励行业协会普通成员的协商讨论来促进创业民主之发展。
第四,地方政府在充分借助于行业协会与创业组织进行互动沟通的同时,还应该采取多种渠道与方式,如政企创业创新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等,对拟出台的有关创业的重要政策和改革举措开门纳谏,广泛征求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同时倾听来自创业组织的需求与建议,进而不断完善与创业组织的互动协商机制,增进双方的理解与沟通,实现和谐创业与民主创业,促进创业活力竞相迸发。
注释:
[1]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
[3] Robert A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U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00.
[4] [美]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14-118。
[5]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0.
[6] 蒋一苇.从企业本位到经济民主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