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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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的风险范文第1篇

    1.1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55±14)岁,最大88岁,最小21岁。女性98人(57.6%),男性72人(42.4%)。矿区村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小学及未上过学120人(70.6%);少数民族72人(42.4%)。调查对象民族间文化程度经秩和检验,Z值为-5.554,P>0.05,差异无显着性,可认为不同民族的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无差异。性别与文化程度之间经秩和检验,Z值为-4.402,P<0.05,有显着性差异,可认为男女性别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见表1。

    1.2调查对象对铅锌矿区环境污染的自我感知调查的矿区居民对尾矿堆积、水质、耕地面积减少等直观感性的问题有明显的认识,但是对空气质量、农作物质量、植被破坏等不可直观的方面认识不足见表2。由表3可知,65.3%的调查对象认为开矿对当地的环境污染造成了较大影响。34.7%认为矿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了较大影响,55.9%认为开矿对农作物产量造成的影响较小,39.4%认为对农作物的质量影响较小。矿区的河水贯穿村庄,直观可见,因此37.1%认为开矿对村里的河水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45.8%认为影响较大。当地的饮用水采自山里的井水与泉水,45.3%认为开矿对饮用水有一些影响,原因是开矿使他们的井变干了,泉水减少了。矿区居民认为开矿对房屋安全的影响与开矿点距离自家的距离有关,距离远的居民认为没有影响,占21.1%。噪音对整个矿区影响较大,仅有5.3%认为没有影响。在治理环境污染问题上,62.4%的矿区居民自感自己和家人不能避免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仅有17.1%认为自己村能治理好环境污染,见表4。

    1.3调查对象认为矿业开采对健康影响的自我感知调查发现,58.8%的调查对象自感开矿活动对村民的健康有影响,48.2%认为开矿对家人健康有影响,21.2%认为开矿对下一代的智力产生了影响,见表5。调查对象自我报告了最近十年来的患病种类,患病例数集中在关节骨骼类疾病、肠胃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见表6。将性别做卡方检验获知P>0.05,差异无显着性,可认为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患病种类之间无差异。

    1.4对矿业开采引起的环境污染与健康危害之间关联情况的认知调查发现,77.1%的矿区居民有家庭成员参与过采矿,自我报告的患病率为66.5%。对被调查对象家人是否参与过采矿同患病情况进行卡方检验,P>0.05,差异无显着性,可认为是否参与采矿与患病之间无差异,见表7。自我报告的高患病率与调查对象自我报告的准确度以及认知能力有关,是否与矿区居民长期居住于该矿区,长期处于矿区污染环境有关,有待进一步调查。分析矿区居民自认为的患病原因可知,仅有17.6%的居民认为自身患病的原因与矿区的环境有关。但据前期在当地的研究可知,该矿区内的居民生活环境存在一定的Hg、Pb、Cd、As等重金属污染,当地存在着较高环境重金属暴露的非致癌和致癌风险,见表8。

    2结论

    2.1矿区居民对矿业开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认知不足湘西凤凰铅锌矿有70多年开采历史,在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废气、粉尘、废水、裸露的岩矿、废石及尾矿围绕着农田村落随处排放或堆放。65.3%的调查对象认为开矿对当地的环境污染造成了较大影响,但是对矿业开采引起的不同环境污染问题的影响程度认知不足。据调查显示,矿区居民对于河水水质、噪声、地质灾害等直观感性的问题有明显的认识,但是对土壤污染、粮食产量、农作物质量、空气质量等方面感官不能感知的问题认识不足。但姬艳芳等既往对该地区的调查发现,由于原铅锌矿选矿厂和矿井里排除的废水已不同程度地污染了矿区附近大部分农田,致使当地种植的稻谷、蔬菜中镉、铅、锌、汞等超过卫生部《食品卫生标准》的相关限制,其中以Cd污染最为突出,其次为Zn、Hg、As和Pb,分别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值的9.0、2.7、2.6、1.6和1.1倍。可见,矿区的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不全面具体,对于感官能感受到的污染认识较高,而对于感官不能感知的污染缺乏认识。从而增加了当地矿区居民通过饮食、呼吸等途径的重金属暴露致癌风险与非致癌风险。

环境污染的风险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 重金属污染 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职能部门存在的问题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较为特殊，涉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推广过程中，对其进行宣传至关重要。现阶段，我国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宣传力度较低，很多组织、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没有过多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

（二）保险公司存在的问题

第一，承保环境污染责任风险的能力较低。从试点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当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面较为狭窄，而且比较集中，一般都是针对化工这类的环境污染高风险行业，很多企业自身并没有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识，是通过政府的强力要求而购买的，这就非常不利于分散环境污染风险。加之保险公司自身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经验薄弱，这方面的人才与管理能力较为落后，产品功能还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的市场需求。而与普通的责任险相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更为特殊，索赔时效也更长，所以在产品的功能与管理上也就具有更高的难度。

第二，保险条款粗糙。从试点地区的实践情况来看，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还较为粗糙，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保险费率的设计也过于简单，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完整的设计思路，也不能准确的对企业环境污染风险进行等级调研、划分，造成了投保企业管理水平与风险的不平衡，难以发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社会调节功能。

（三）企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企业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了解还较为有限，不能清楚认识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重要性，所以大多都不愿意进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尝试。而且对于企业而言，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增加，这给部分中小企业造成了不小压力，很多企业不愿意在这方面再增加成本开支。还有的企业是完全抱着侥幸心理，他们知道自己所承担的环境污染风险较大，但依旧认为污染事件不会发生，或是即使发生了污染，也不一定会追究到自己头上来，所以这部分企业也不会主动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推广。

（四）法律方面存在问题

自我国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以来，通过走访投保企业，可以发现政府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支持力度较低，例如中央并没有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拨付专项资金，而部分地方财政虽然给予支持，但是适用范围非常有限。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没有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立法体系，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必然导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与推广受到阻碍。

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应对策略

（一）完善政府职责

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起步较晚，而且发展过程中阻碍重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面对当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不畅，保险公司经验、能力有限的情况，政府职能部门应当承担起引导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的重任。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部门应当积极参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

第一，制定配套政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涉及公共利益，具有非常强的公益性，所以政府必须要从政策层面给与积极的支持，否则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将举步维艰。比如，政府应当对一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给予经济补贴，减轻他们的生产经营压力，帮助他们降低运营成本，或是对购买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刺激他们购买保险；同时，政府还应当帮助保险公司建立环境风险控制和防范体系，保证保险公司自身的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辅助构建联动机制。在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无锡试点，他们建立了一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绿色信贷相联动的机制，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依附在绿色信贷上，从融资层面给予企业刺激与引导，使一部分高污染企业转型成为绿色企业。这一机制的建立牵扯面较广，从投保企业、保险公司到银行均受影响，三者的利用出现了交叉点，这可以促进三方的沟通交流，不仅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发展有益，对我国市场整体的发展来说同样具有积极作用。所以，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同样应当参考这种做法，辅助构建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的联动机制，从多角度、多层面出发，引导企业参与投保、转型，促进环境与市场整体发展。

第三，完善救济基金的顶层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分散企业生产运营风险的作用功能。环境污染风险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一旦有较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其所带来的损害往往都无法估量，所以即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帮助企业分散了风险，但保险公司却面临着如何转移风险的问题，如果赔偿金额过大，保险公司同样会受到严重的打击，甚至可能会一蹶不振。所以我国的保险公司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都在保单条款中做出了很多限制，这致使承保范围狭窄，企业适用性低，不利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救济基金顶层设计，针对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污染事件，建立若干层级的救济基金，如果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过大，就可以考虑从基金中支出费用进行补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救济基金的积累可以来自不同的社会力量，目前其他国家的救济基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拨付；二是从排污费、环境税中提取一部分作为基金；三是从各种社会组织、团体与个人的自愿捐赠中获得；四是征收环境污染责任高风险税。

（二）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如果发生了实际的环境污染事件，其损害与后果往往是非常严重、非常长远的，而且受害者众多，这会给保险公司带来较大的压力。虽然我国的部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建立了“共保体”，来共担风险，但是却又存在着分工不明确等问题，而且“共保体”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尚不完善、明确，所以在今后还需要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第一，建立多元化产品体系。首先，从市场发展的层面上来讲，完善的产品体系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投保，如果产品体系过于单一，就不能形成对企业的吸引力，所以投保企业也就会越来越少；其次，环境污染的原因、种类以及影响时间、影响范围也各不一样，每一个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有高有低，所以必须要完善产品体系，才能为不同企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否则企业就算是想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也找不到对应的产品。就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体系还较为单一，满足不了市场化的需求，也难以使企业真正的受用，承包范围狭窄、产品种类少等问题，严重制约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

第二，组建第三方责任认定机构和损害鉴定专家组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体系越来越完善，意味着保险公司的赔付条款会越来越宽，责任会越来越大，第三方的介入会越来越多。为此，应当组建第三方责任认定机构和损害鉴定专家组织，实行第三方责任认定机制，以确保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各方利益不受损害。

第三，注重资金的积累。作为保险公司，需要认识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特殊性与随机性，注重自身资金的积累，以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赔付与亏损。一方面，保险公司自身应当加强风险管理，前期需筹备资金用于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保险公司在与企业投保或续签合同前，目前试点地区是采取委托的方式对投保企业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并组织专家队伍对投保企业的环境风险进行管理与指导，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前期的准备工作会将一部分风险扼杀在摇篮之中；另一方面，应当每年从保费中抽取一部分资金，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赔专项准备金。例如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广东省试点，就有保险公司建立了专项准备金，每年保费收入的百分之十，将划入到专项准备金中，专项准备金独立开户建账，滚存使用。

（三）企业方面的应对策略

企业应当提升环保意识与投保意识，作为现代企业，首先要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要知道生态环境不仅与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更与整个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要提升自身的环保意识，加强生产技术革新与管理理念革新，尽快转型成为绿色型企业。同时，要认识到国家对环保问题日益重视，如果在自身的生产过程当中出现了环境污染事件，国家政府必定会追究到底，此时就会面临巨额的赔偿，甚至可能致使公司倒闭风险巨大，而通过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因此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身的运营成本，但是国家、政府都会给予帮扶和支持，因此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用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进行投保。

企业除了要认识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重要性之外，还要认识到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仍处于起步阶段，产品设计、条款体系的建立以及承保范围的划定都还需要完善，所以如果发生了较为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之后，想完全通过保险来化解风险与赔偿是不太现实的，所以企业还需要建立自己的安保基金，自己要主动承担起一部分的责任，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才能使自身的长远、健康发展更加有所保障。

环境污染的风险范文第3篇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初步实践显现的问题

我国的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缓慢，在内地，污染责任保险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保险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大连最早开展此项业务，随后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初步实践暴露出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存在许多主要问题:我国要建立一种保险制度来满足企业与政府的需要，而这种保险制度就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

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在赔付率很低的情况下，坚持高保险费率不做调整，使企业丧失了投保的积极性。如大连市l卯1一1995年的赔付率只有5.7%，沈阳市1993一1995年的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内其他险种50%左右的赔付率和国外70%一80%的赔付率。而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0%，较其他险种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相比，要高出好几倍。

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过窄，险种较少，经营的风险的减小，使其赔付率相应也就过低。目前只把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事实上，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民事赔偿的还有累积性污染事故。在我国保险市场上，保险的险种较少，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泰财险等公司的公众责任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一项中规定不负责赔偿由于大气、土地、水污染及其他污染所引起的损失或伤害责任。我国实行的自愿保险方式，不能增强企业的投保意识，致使投保企业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在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仅限于少数几个城市，这些城市中的保险规模小，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企业投保，且投保呈下降趋势。企业缺少保险意识，投保率就低，保险费就少，赔付率低，引起投保企业少，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二、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在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到67起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其别重大环境事件6起，重大环境事件13起，造成21人死亡、705人中毒(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5.5亿多元。这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充分说明我国在环境方面问题颇多，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人环境风险的高发期，迫切需要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必要性的主要方面:

维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现有环境保护及救济机制中，缺乏相应的污染损害赔偿机制与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离了环境污染侵权主体与赔偿义务主体，由企业投保，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的形式减少了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较容易及时获得足额赔偿。

降低企业因环境侵权而破产的风险大多数企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属于“弱势个体”，其风险承受能力差。环境侵权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使企业承担了极高的风险，因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废弃物不可能“零排放”。环境责任保险使损害赔偿社会化，有利于分散企业的损害赔偿风险。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中，投保人通过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再将其赔偿责任分摊给成千上万的投保人，使得投保人的经济责任得以减轻，避免了作为投保人的企业因意外的污染事故而遭受有可能导致破产的巨额赔偿，保证了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为我国保险业带来发展的契机及新的增长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适用严格责任的最显著后果之一就是大大增加了行为人行为的风险。而行为人为了减小其行为的风险，必然想将风险责任转嫁出去，这正好与保险业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目的相适应，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契机。在美国，责任保险保费收人占非寿险保费收人的50%左右，在欧洲发达国家占35%左右，而在我国，其份额还不足5%。我国已经进人环境风险的高发期，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必然趋势，这有利于保险公司开拓保险服务领域，促进保险产品的创新，开发出一块新的保险业务增长点。

三、我国在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保险方式我国普遍实行的自愿保险使环境污染的受害人依然得不到或得到很少的赔偿金。强制保险可以在污染事故发生后最大程度地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同时也还可以减轻污染企业的负担。我国应建立强制责任保险方式。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在我国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意识还很薄弱、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市场各方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要在各行各业全部实行强制保险还不具备条件，建立以强制保险为主，自愿保险为辅的保险方式更为适宜。

我们可以将强制保险的重点地区选择在太湖、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下游等流域，重点行业选择在危险品、有毒有害化学品生产、运输、储存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等行业以及危险废物处置企业等领域。对污染较轻的地区及其他行业，政府给予积极引导，促使企业自愿认购。

承保范围现阶段我国保险业的承保范围仅限于突发性环境责任风险，并且不包括与水、气或者固体废物相关的突发性污染。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可以仅限于突发性污染事故，但应将与水、气或者固体废物相关的突发性污染中的一种或几种列人承保范围，可以采取限额赔偿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制发展成熟的时候，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不应再限于偶然性、突发性的环境损害事故，对于因单独、反复性或继续性事故所引起的环境损害也予以承保。例如，德国从1965年起，保险责任范围逐渐扩大，保险人开始保险水体逐渐污染损失赔偿责任;1978年后，保险人又同意对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财产损失赔偿责任承保。

索赔时效由于环境污染侵害行为具有间接性、潜伏性、累积性、不确定性等特点，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可能是持续性的，对环境的损害可能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后才显现出来。如果索赔时效太短，部分受害人的权利保护就难以实现，如果建立终身制索赔，则不利于我国刚刚起步的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发展。西方国家的保险人为限制其责任，经常在保险单中使用‘旧落条款”。所谓日落条款(SunsetClause)，是指约定自保险单失效之日起最长多少年为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通知索赔的最长期限的条款。我国也可以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单中使用“日落条款”，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索赔时效规定为30年。

承保机构各国保险业对于环境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主要有3种模式:(l)美国式的专门保险机构;(2)意大利式的联保集团;(3)英国式的非特殊承保机构。1988年，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对付污染风险承包危险的新的保险集团—环境保护保险公司，承保被保险人渐发、突发和意外的污染事故及第三者责任。1989年，法国保险业组建了高风险污染保险集团，将污染风险列为单独承保险，并使大量工矿企业将这类风险集中到ASSSURPOL高风险污染集团，使这个由50个保险人和巧个再保险人组成的、承保能力高达3270万美元的保险“航母”在抑制污染、保护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0年，意大利保险界由76家保险公司组成联合承保集团，开始承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机构可以借鉴意大利的经验，选择联保集团的形式。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在我国还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有单独承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实力。我国可以选择实力雄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为承保公司组成保险人集团联合承保，这既有助于保护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有利于增强保险人承担责任的能力。

环境污染的风险范文第4篇

关键词：环境保险；风险社会；校正正义。

2010年12月底，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有100多名儿童被检查出血铅超标。这些血铅异常的儿童的家附近有两家电源厂，经怀宁县政府2011年1月6日通报，初步认定博瑞电源有限公司未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超时违规试生产，是造成此次血铅超标的主要原因。论者查知，血铅是指铅中毒，主要影响儿童的智能行为和体格生长，而且铅毒性作用待发现时已经难以逆转，其隐匿渐进的病理特点使其对儿童健康的危害性更大。一镇之中如此多的儿童被检查出血铅超标，将对孩子的身体及其家庭造成极大的痛苦和损失，这引起了论者对环境污染造成的危害后果的弥补或预防的法律措施的思考，危害既已发生，社会对受害人能做的就只有想办法救济，使损害降到可能的最低，论者拟就建构我国环境保险制度再做思考。

环境保险制度对于目前环境法学界的人士来说并非新鲜的概念，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的全国各界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讨论后，虽有一些单行法规、地方性法规及政策对环境污染损害补偿进行规定，并部分地区也开始环境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但是，历经数年我国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环境污染保险制度，基于此种情形，论者试图从该制度的法理理论根据出发阐述该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并就环境保险制度建构的若干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拙见。

1 环境保险制度的概念。

首先应该明确什么是“环境保险”。关于环境保险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环境责任保险（environmental liabilityinsurance）是指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当承担的环境赔偿或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它由公众责任保险（comprehensive general liability，CGL）发展而来[1]。环境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在各国的名称不一，但总的说来，是指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对象的保险。其实，具体的定义对于制度的建构来说并非决定性的因素，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到制度建构的深层次原因。既然是保险，那环境保险也要符合投保的一般条件，需要具有可保性、保险利益且是因意外污染事故造成的赔偿责任，因为非意外的事故责任将被视为除外责任，而不具有可保性。

了解了环境保险的概念，环境保险制度的概念就不难理解了。有学者认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实质上是一种赔偿污染损害的财务保障机制。通过众多排污单位分别缴纳的污染责任保险费，积少成多，用以补偿个别企业因为污染事故给少数人造成的损害，既可以使环境污染责任分散化，还可以使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有所减轻，从而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2]。依论者浅见，环境保险制度是一套关于环境保险的设置、运作和落实的整体机制，它以环境保险这一险种的设置为前提，目的是要很好地使环境保险充分发挥其设计初衷，有效地激励或敦促被保险人预防或减少环境污染事故，在污染发生之后为受害人提供适当及时的救济，将环境污染事故的危害降到最低。

2 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

对环境保险制度的伦理基础、经济基础的论述已经很多，论者尝试从法律理论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这或许能对我国环境保险制度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启发。

2.1 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理论或许能为我们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和态度的转变有所启示。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是一种现代化的风险，“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3]。贝克认为的“环境风险”是在工业社会系统地伴随着财富的社会生产而必然产生的，它在本质上与财富不同，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与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引致系统地、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4]。可见，现代社会的风险是一种人类自负的结果，环境污染问题就是人类开始受到来自环境的无声但激烈的反抗，此时人类才开始思考自己对环境的破坏或过度影响。

在现代社会，环境风险还具有“飞去来器效应”，它以一种整体的、平等的方式损害着每一个人。我们所关注的往往是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事故，诚然，这些事故把环境的恶化或者其隐患以鲜活的生命作为代价展现在我们面前，是值得关注和解决的，但是，我们还应该有忧患意识并发现其中深层的危机。一个个事故的点状的发生，就可能是环境问题成面、成片发生的前奏，别国的危机同时也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在环境风险面前，没有贫富，没有老幼，没有先进或落后，从全球的视野看，所有国家和地区，所有的人最终都将感知环境风险，都将成为受害者，无一例外。所以，环境风险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没有任何人能被“豁免”，每一个地球人都应该有环境保护的意识，更应该有应对环境风险的意识。他人深受环境污染所害之时，也应有危机意识和同理之心，共同为人为的环境灾难的损害的减小而努力。这一点可以成为环境保险制度的社会理论基础，因为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目的就是集众家之力，解一家之危，这正是现代社会环境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所要求的。

另外，从个人的角度考虑环境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我们还可以得出个人的环境义务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环境风险的制造者，同时又将会是环境风险的承受者，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环境、预防环境风险的发生，在环境风险发生后有所作为。也就是要有“责任感”，这也可以成为环境保险制度的伦理基础。

2.2 校正正义。

实现正义是立法和制度设计中所要考虑的最根本的问题，也是评判一项立法或一个制度的合理与否的根本标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两种。其中分配正义所强调的是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相同情况相同对待，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而校正正义则是一种基于平等的正义，在处理环境风险的问题上，造成污染的一方与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一方之间虽然在经济或政治地位上有所差异，但是，在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中应该将双方视为是平等的，因而适用校正正义的原理。在污然损害的补偿上，谁造成了污染的损害就应对受害一方支付相应的补偿，承担投保的义务，这才是正义的。

将校正正义作为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制度设计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要求。正如有学者所说：环境法律制度的有两条利益和意志主线，一是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意志；二是社会成员的个体利益和当事人意志。一个理性和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应该是这两条主线的结合[5]。在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中需要处理好社会整体与国家，社会成员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这实际上就需要运用校正正义的理论作为支撑。

3 环境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

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其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应对措施的贫乏和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是建构一套完整的环境保险制度的现实基础。

3.1 我国环境问题现状。

人类环境法的发展历史主要经历了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前的古代环境法时期，18世纪工业革命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代环境法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现代环境法时期[6]。人类对于环境风险的应对措施也由把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分离转变为将两者结合综合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据我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 11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05%；2006年和2007年，全国总共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69起，平均每两天一起；2007年、2008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分别达到462起和474起，平均每天1.3起[7]。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对化石燃料等能源的使用进一步增多，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频发，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控制环境污染，构建合理的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已经成为我国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其中，构建我国的环境保险制度是题中应有之义。

3.2 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

认识到目前我国对环境污染损害的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补足或改善。我国现有的环境纠纷主要是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的，但是，民事诉讼需要支付高额的诉讼费用等，这对于已经受到环境污染损害的受害者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加之受害者多为普通民众财力精力有限，所以民事诉讼的救济途径往往无法落实。据权威部门估算，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以数以千亿计，而赔偿数额却少得可怜[1]。进一步考虑，受害者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救济，就会引发社会矛盾，非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加重危害后果。论者将从造成污染的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角度和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角度分别探讨我国现行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的缺陷，以论证构建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1）环境污染制造者的补偿动力不足。

首先，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环保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尤其缺少污染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规定，再加上执法不严，对排污者客观上形不成压力。在执法过程中污染赔偿的责任绝大部分往往由国家和社会承担，企业压力不够大，缺乏参加环境责任保险的动力。我国《保险法》第42条第2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49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第51条还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从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来看，责任保险的责任风险最终会通过保险制度由各个投保的企业所投的保险费经保险公司以保险金的名义对受害者进行补偿。这种将风险分化的方式是符合风险社会理论的。

其次，从企业的逐利本质考察，企业现在不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法律规定的缺漏，很多环境责任没有被纳入强制保险范围之内；保险费率高，加上存在侥幸心理，于是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目前保险费率的厘定是否合理，也对企业投保的积极性存在影响；除投保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责任承担形式？那些责任较投保更严厉，也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与企业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比的结果，同样是道德风险问题。所以，没有建构出健全的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对企业的利益进行科学合理的考量之前，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将会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而举步维艰。

最后，从保险人的利益考量看，承前文，我国目前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以千亿计，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虽然较一般的责任保险已经很高，即按行业划分，最低的费率为2.2%，最高的为8%，但是相对于巨额的保险金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另外，企业投保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保险人承保环境污染保险需要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因而，在构建完善的保险机制之前，保险人的积极性必然不高。如何协调企业、保险公司、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实现对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及时有效的补偿，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这也正是环境保险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

（2）环境污染受害者的追偿实力欠缺。

面对现代化的副产品——环境污染问题，人类全体都有责任和义务，但是，对环境污染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企业或政府部门应该为受害者提供足够的救济。因为就社会经济、政治地位和双方占有的社会资源来说，受害者往往处于劣势。我国现有的救济途径主要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调解，而这两种途径都是需要高额的费用支出的，受害者本已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重创，往往无力支付相应的费用而失去追偿能力。另外，我国现行的环境责任保险以自愿性的保险为主，大多数企业因抱着侥幸心理没有参加该保险，使无辜受害人得不到公平赔偿的现象普遍存在。基于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实行政府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制度。

4 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的若干建议。

前文中论者就我国构建环境保险机制的理论和现实基础进行了论述，并且提出我国现有的环境污染损害补偿机制存在的若干缺陷，在这一部分中，论者将结合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在提出建议之前，首先来分析我国环境污染损害补偿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以便为环境保险制度设计、运行和落实提供必要的前提。承前文，我国环境保险制度的设计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企业、个人、部门等的利益）；污染责任主体的利益与污染受害者的利益；污染责任主体的利益与保险人的利益。这三对利益的冲突与矛盾正是我国环境保险制度试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它们涉及到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等问题。其中，对于环境保险制度的运行和落实有决定意义的是污染责任主体与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均衡，这主要涉及到的一点便是在任何保险制度的设计中都需要着重考虑的道德风险问题，论者将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将对道德风险问题进行分析。

4.1 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

我国环境保险的性质问题正是解决环境保险制度设计中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相互矛盾的问题。美国的环境责任保险是由公共保险发展而来的，环境保险并非一般的商业保险，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具有社会性、不特定性、潜在性等特点，这决定了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作为商业保险而存在。论者认为，中国的环境责任保险应该区别于一般的商业保险，而具有政策保险的性质。国家应该建立或者规定由特定的机构专司环境污染责任的判定、赔偿数额的确定以及保险费率的厘定等事务，其中要正确处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诚然，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运作可以交给商业保险公司，但是由于环境保险涉及的利益重大，所以，政府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是正当的。“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实行政府强制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制度。在产生环境污染和危害严重的行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而在其他污染相对较轻非行业，政府则给予积极引导，仿效日本提出一些有益的‘行政建议’利用政府的威信使企业自愿购买环境责任保险。”[1]

4.2 我国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

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要根据对可保风险的划分界定。根据“可保风险以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为其根本特征”的定义，我们一般将污染划分为突发性环境污染和渐进性环境污染两类，突发性环境污染当然具有可保风险的三个特征，无疑属于环境保险的承保范围。至于渐进性污染，由于其污染的发生及其危害性是逐渐被发觉的，所以，其可保性曾受到一定的质疑。但是，论者认为，虽然渐进性环境污染的危害是逐渐被发现的，但是其危害一旦发生也和突发性污染一样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应该被纳入承保范围。

4.3 我国环境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规避问题。

在环境保险中，道德风险可以说是环境污染责任主体功利的利益考量之后可能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是企业的逐利本质所决定的。有学者认为，“最理想的道德危险控制模型是给予被保险人的生态环境危害行为以与其未获得保险时相当的激励和威慑。但这种最理想的状态是很难达到的，只能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以尽可能趋近这一目标。从理论上分析，大致有两条途径：其一，运用保险费率制度有效地激励被保险人的行为；其二，使被保险人部分地暴露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中，保留责任制度的一定威慑力。”[8]因而，我们在环境保险制度设计过程中对道德风险的估算和预测，以厘定合理的得以规避道德风险的保险费率自然成为重头戏。另外，根据风险社会理论，让环境污染责任主体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伦理和社会责任，认识到自己可能会给社会及他人带来的深重灾难最终会波及自身的生存，使他们具有环境危机感和社会责任感，以主动承担起缴纳环境保险的义务。

5 结论。

论者从环境污染责任者的社会和伦理责任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建构环境保险制度的理论基础，并就其现实基础加以阐述，目的在于唤起社会整体对于环境风险的充分认识，环境保险制度只是一个补偿机制，最根本的是要预防环境污染的惨剧频繁发生，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对地球每一处的环境灾难，全人类的每一个人最终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参考文献：

[1]陈冬梅。 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若干思考[J]. 环境保护，2006（1）：22～25.

[2]熊英，别涛，王彬。 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构想[J]. 现代法学，2007（1）：90～101.

[3][德]乌尔里希 贝克。 关于风险社会的对话[A]//薛晓源，周战超。 全球化与风险社会[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德]乌尔里希 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0.

[5]王彬辉。 论环境法的逻辑嬗变——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150.

[6]张梓太，李传轩，陶蕾。 环境法法典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3～27.

环境污染的风险范文第5篇

【关键词】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难点 奖惩系统 定位

一、引言

对一个事物的分析，往往可以从它的基本概念入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是指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它是一种特殊的责任保险，是在二战以后经济迅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诞生的。具体来说，排污单位作为投保人，依据保险合同按一定的费率向保险公司预先交纳保险费，就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在保险公司投保，一旦发生污染事故，由保险公司负责对污染受害者进行一定金额的赔偿。这就涉及两个重要的主体：一是投保方，即企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面临污染赔偿责任，在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下，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会想设法少赔偿甚至不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权衡利弊后，高污染企业会由于高费率而不选择投保责任险，致使受害人的损失赔偿风险暴露出来；二是保险人，即保险公司。因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比一般的财产保险风险大，在技术管理上对保险公司的要求较高，而且环境责任保险在我国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 相关体制并未规范地建立起来， 所以，开展此项保险的成本很高， 长期从事传统财产保险的保险公司缺乏开办此类保险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还涉及到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绩，不顾环境代价，袒护企业污染行为；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完善也打击了企业的投保积极性。

由此可见，探索以强制责任保险的形式推行环境污染责任制度有一定的必要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具有自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实行强制形式的必要性，如承保条件严格，承保责任范围受到限制；个别确定保险费率，具有特定性；经营风险较大，需要政府支持等。

二、国外的相关实践情况

美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称污染法律责任保险，包括两类：一是环境损害责任保险，以约定的限额承担被保险人因其污染环境，造成邻近土地上的任何第三人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而发生的赔偿责任；二是自有场地治理责任保险，以约定的限额为基础，承担被保险人因其污染自有或者使用的场地而依法支出的治理费用。美国的保险人一般只对非故意的、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承担保险责任，对企业正常、累积的排污行为所致的污染损害也可予以特别承保。美国针对有毒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所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实行强制保险制度。

德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采取强制责任保险与财务保证或担保相结合的制度。德国《环境责任法》规定，存在重大环境责任风险的“特定设施”的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预先保障义务履行的措施，包括与保险公司签订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合同，或由州、联邦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财务保证或担保。该法直接以附件方式列举了“特定设施”名录。名录覆盖了关系国计民生的所有行业，对于高环境风险的“特定设施”，不管规模和容量如何，都要求其所有者投保环境责任保险。

法国和英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自愿保险为主、强制保险为辅。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责任投保，但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则强制投保。

可见，国外对环境污染责任处理的共同点是对风险进行了分类，对于高污染的风险，必须进行保险，而一般风险企业则可以自愿选择投保责任险。

三、我国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推行的难点

哲学上讲，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地，企业的环境污染等级也有高低之分，高污染的企业由于高费率更加缺乏投保的积极性，同时侥幸心理的存在促使他们选择不投保，而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终因赔偿不了巨额赔款而破产，受害人的损失也面临得不到赔偿的风险。因此，首先要在某些特殊行业实行强制保险制。我国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在实践的开始阶段还面临着其他一些难题。

（1）对环境污染强制保险制度的范围界定，即应对高度危险行业、易发生环境侵权的行业和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故频发企业的具体含义进行解释或通过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采用列举式及概括式的方式明示那些行业属于该范围。这样，增强了环境污染强制性保险的可操作性，也是与我国成文法制度相统一的。这就涉及到环境污染方面的法律以及专业的机构设置问题，用以明确责任主体和相应的处罚措施，确保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补偿。

（2）损失厘定的高技术要求使保险公司经营不顺利。环境污染保险具有损失巨大且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再加上我国历史数据的缺乏，使得保费厘定工作困难，保费过高会对企业造成负担，保费过低又会使保险公司可能出现偿付能力危机。环境污染又具有长尾性的特点，界定企业的责任又是一个难题，即追偿责任的认定。

（3）企业的投保意识不强。有些企业本身已经负债累累，额外的保费负担会打消它生产的积极性，甚至它会选择以次充好，运用不合理的手段降低成本，或提高产品价格，有失社会公平。

（4）保险是一种事后补偿措施，不会减少风险，因此，为了保护环境，可以参考车险引入奖惩系统，鼓励企业增强环保责任，采取环保措施，而不是仅仅采取对受害人进行补偿的措施，被动接受污染的后果。

四、结论

环境问题的愈发凸显使得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行尤为必要，强制的实行方式可以保证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挥出它最大限度地分散企业风险，保护受害者利益的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数据缺乏，技术不足的难题也是客观存在的，这需要保险公司和政府的合力，结合国外实践，探索中国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推行之路。

参考文献：

[1]任东.浅析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实施面临的困境[J].时代金融，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