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公共生活的具体特征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公共生活 主体交互 民族团结
众所周知,随着后现代主义在新世纪的滥觞和物化、世俗化思潮的流行,一个以“精致利己主义”①和个人主义为价值理念的文化思潮也显山露水,注重自我私人领域,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爱与责任感缺失,无限放大个人名利,成为新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整体注脚。不难看出,“非理性”是贯穿新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态势的主线,或者说,正是由于价值理性的缺场、公共场域、公共生活、公共话语和公共自组织的缺失,公民教育的缺乏,才导致了中国社会在新世纪的整体困境。在当代,作为一种维护民族团结和维持社会公序的手段,民族团结教育已超越“少数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和“通过少数民族成员获得他们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的控制,推动民族认同,并试图从主体群体控制下的社会中创立独立的社会”②的传统阐释,而与公共生活的构建密不可分。高等院校作为公共生活场域,师生主体间的理性、交互和参与推动着公共生活的构建,民族团结教育只有贯串于师生的公共生活中,才能拓展新路径并取得实效。武陵地区高等院校公共生活极为稀有,公共场域、话语和公民参与尚处于萌芽阶段。只有培育师生公民意识,构建公共生活,民族团结教育才得以可能。
一、公共领域:价值理性的在场
社会团结不仅包含“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那种直接的、面对面的交往互动,建立友谊、婚姻等固定关系,或是在交往过程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心理状态的和行为模式,而是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可以包容更广泛的现象。”③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这一言说指明了社会团结的质素,为我们理解民族团结提供了视角。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将社会团结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团结的产生、社会团结的类型、将征和功能、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团结存在与变化的动力因素、社会团结得以维持的力量和社会团结被破坏的原因。涂尔干把“集体意识”和“集体良心”视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具体是指“把个体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纽带,是一种建立在共同情感、道德、信仰或者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结合或吸引为将征的联系状态”④其中蕴含着社会公共生活的诸多要素。阿伦特把人的活动分为劳动、工作(或称制作)和行动。“之所以说这三种活动是基本的,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境况。”阿伦特视劳动和工作为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采取的活动模式,而视行动为人在人们相互之间的活动模式,劳动属于私人领域,工作属于社会领域,而行动属于公共领域。“行动不管其特定的内容是什么,总是在确立各种关系,因此它具有这样一种内在倾向:迫使取消所有限制,穿越所有界线。”⑤阿伦特的这句话表明“行动”是社会成员和世界公共部分的最大公约数,它衍生政治领域,共享言行,并构建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阿伦特观点基础上,重点阐释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他不仅把公共领域视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视角,更理解为一种历史范畴。古希腊的公共领域、封建时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公共领域三种类型是历史上出现的公共领域形态。在中国当代社会,随着市民社会、世俗社会的深化发展,公共领域的构建成为公民实践和社会治理的整体趋向。公共领域是一定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发展,是人与人的“共同存在”和同时“在场”。有论者⒐共领域的特征描述为客观性、普遍性、非联合性和共享性,认为公共领域是处于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以确立、追求和共享公共价值为本旨、所有成员平等地享受公共利益的空间场域。⑥它既不同于“国家”,亦与“私人领域”有别,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内生形态。
价值理性在场无疑是公共领域得以构建的基本前提。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混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漠视公共生活甚至将公共生活领域私人化。人们“对政治领域的更加冷漠和消极以及对诸如家庭、职业和个人事业等私人领域的更加关注。”⑦这种现象的存在并非前者公共化个人私生活,而是后者更为丰富和确定。人们惯常推卸公共责任、减少分内职责,认为公共领域没有独特价值,并应该为私人领域服务。种种现象表明,在当下中国缺失公共价值立场的前提下,建构公共生活是有一定难度的。尽管如此,面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强劲潮流,构建公共生活确是不二选择,但前提是通过制度、舆论、道德、伦理和审美逐步建构共有的公共价值,它必然超越私人领域和个体价值。将民族团结教育纳入公共生活视野中加以思考、表达和实施,不仅需要实施者超越传统的民族团结教育模式、只针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偏执和个体群体、社团、党派利益的中心主义倾向,对社会成员实施平等、正义、权利、义务和共同体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才有可靠的实践和价值理性基础。
二、公共话语:自由主体间的交互
“这些社团、组织和运动关注社会问题在私域生活中的反响,将这些反响放大并集中和传达到公共领域之中。公民社会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社团的网络,对公共领域中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形成一种解决问题的话语机制。”⑧哈贝马斯的这句话向我们表明公共话语机制对构建公共生活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话和言说正是人类特有的共性,“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 许多年前,查尔斯・泰勒指明了人类生活的对话本质。而阿伦特更是将言说和对话与行动联系起来,“言说和行动是同时发生和同等重要的,二者紧密联系。无言的行动不再是行动。行动者,只有在他同时也是话语的言说者时才是可能的”在她看来,言说和行动具有某种一致性。言说不仅与行动相伴,而且一定是行动中的言说,真正的行动必须以言说方式进行。公共话语是公共生活中的言说。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都是公共生活的,而且是公共、开放、理性和负责任的。⑨
学校生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师生员工共同参与学校公共生活的构建,各主体之间是在平等、对话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高等院校要适应教育观念、理念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必须改变传统师生之间传受关系、主客关系、主动与被动关系观念,在人类公共知识面前都是学习、研讨、阐释的主体,学习就是主体间的某种对话。民族团结教育必须在对话和交互的机制下方能进行。“民族团结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中的和睦、友好和协调、联合”⑩金炳镐教授指出不同民族主体只有通过交往联系、协调合作才能达成团结,而不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主宰、殖民和同化。民族团结“是同一民族内部和不同民族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平等尊重、联合协作、和平共处、相互融合的认知与行为”刘子云对民族团结的定义无疑切中肯綮。 武陵地区高等院校师生民族成份多,各民族有各自的习惯、风俗和文化,通过师生公共构建公共生活,超越每一民族个体的独有特性,达成更为广泛的合作、协商和对话,使得民族之间的信任、理解和联合得以达成。公共话语的构建是和公民教育紧密相关的,比如展开爱、幸福、审美、责任、自由、平等、正义、真理等的教育,在学校建立某种公共价值,使师生精神饱满和充实,内心更为丰富。这样,各民族间就有了联合、团结的基础。也与公共话语中尊重个体话语权、个人权利等密切相关,公共生活必然是个独立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合作和妥协。那些仅以舆论和宣传为唯一路径的各种意识形态教育,在人们思想转向的前提下,只能是事半功倍,甚至走向反面。
三、公共自组织:公民参与自治
所周知,随着信息社会中人们对信息共享普遍意识的达成,公民自组织也从长期的权力和社会文化的隐性背后逐步走向前台,“现代社会组织是社会领域中基于志愿者并且能够发挥人的精神力量的组织,同时提供了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服务和政治体制所需要的领导力量的开发。” 彼得・德鲁克的这句话是我们理解自组织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公民自组织在历史发展中,也积极推动着公民文化塑造、社会管理、公共权力强化与监督等功能的发挥, 可以说,它是一个健全社会形成的标志,在国家公权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有一定张弛和彼此消涨过程中起到了相互制约、监督、纠错、作用。公民自组织是公共生活保有独立性、权利、监督和规范等功能发挥的“躯体”,它的形成有利于形成国家―市场―社会生态关系的形成。因此,有人认为,“公民自组织的适度发展是现代公共生活重构之本”。
那么,在高等院校,如何形成公民自组织呢?毋庸讳言,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院校为公民自组织建构提供公共平台。师生共有的的文化基础、公共知识与公共目标奠定了公民自组织形成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自治社团是学校公民自组织的主要形式。以民主决策、共同管理、学生自治为基本内核的公共组织形式,可以积极推动高等院校公共文化的形成,培养师生健全、理性的人生观和丰富充实的内心与精神。因此,成立社团联合会、各种公益、志愿者、社会服务性社团组织,譬如法律援助服务团、志愿中队、环境保护者协会等等社团,并参与自治,是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有效路径,面对公共危机、公共事件时,社团成员必然以公共组织名义并实施公共路径探讨、处理,从而使得学生感受公共文化感染熏陶,培育学生公民精神和公民品质。
学校成立的各种社团,与校外社区联合,积极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对整个社会公共生活构建将起到示范、引导、延伸作用,形成良好的公民教育、公共活动、公共场域氛围,推动对话、合作、协商、妥协机制和稳固公民社会的形成。民族团结教育只有在一定的社团组织中展开,依托社区和社会扩大辐射面,实效不言而喻。武陵地区高等院校均有大批学生社团,开展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公益性、服务型活动,公共意识、公共品质和公共精神在高等院校逐步形成并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如何深入推动公共自组织形成,引导师生公共生活,形成公共精神成为新的条件下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提出,指以自我为中心和个人利益得失作为思想、行为原则和价值伦理评判的标准。他们利用公权力约束边界的模糊和体制性弊端,通晓“玩人术”、“权术”、“谋术”与“伪装术”,熟谙社会关系学,处世油滑事故,善用手段,善于阿谈奉承,懂得如何利用体制、政策与权力网络达到一己之私。常常表现为自我人格、心理甚至精神的巨大分裂。
②刘子云:《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第66、89页。
③[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④贾春:《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
⑤[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1页。
⑥彭定光:《制度伦理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塑造》,《与现实》,2001年第1期,第83-84页。
⑦[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529页。
⑧吴育林:《公共生活理论范式对构建中国公民社会的启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第91页。
⑨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⑩金炳镜:《民族理论通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81页。
刘子云:《民族团结教育实践模式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第66、89页。
[美]彼得・德鲁克:《社会的管理》,徐大建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教育要针对城乡二元分治下的问题和矛盾提出解决方案,同时要适应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变革,具体可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把握社会经济水平、样貌及其对课程的要求;把握城乡文化交融的态势及其对课程的要求;把握生态环境的整体布局及其对课程的要求;把握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及其对课程的要求;把握三个集聚特征下社会变革对课程的要求。
党的十以来,中央确定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都有表述。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能部门,应予以回应并做出前瞻性思考。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一次战略性调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呈现的是一幅史诗般的现实和历史画卷,它必将深远地影响我国人民的生活。例如,长株潭一体化就是省一级内部开展的城乡一体化变革,京津冀一体化则是跨省域的城乡一体化变革,农村地区的村镇合并、城市地区的区域合并都是基于这样的大背景。城乡一体化的提出首先是针对城乡二元分治的格局。长期的城乡二元分治,不仅造成了城乡不同生活主体间的各种矛盾、不平等,而且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固化了阶层,也与世界互联的潮流相冲突。
从“教育―课程―教学―评价”的全链条看,也深受城乡二元分治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城乡教育水平的落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进一步拉大的潜在风险;课程建设主体的潜意识中存在城乡二元分治的思想,不自觉地传递了等级观念,强化了身份的自卑或自傲心理;农村地区、城市郊区以城市为标准,认为自己不具备课程建设条件,课改止步不前,课程资源供给停留在国家供给的单向度层面上,课改以来下放的课程自没有用好或根本没有用起来,校本课程建设水平低,甚至有的地区、学校根本没有开发校本课程;城镇地区发展了一些基于知识拓展的校本课程,而亲近自然、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实际的课程相对缺乏。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经济差异、资源差异、环境差异,也有思维定势、心理定势、行为定势。
为此,教育要针对城乡二元分治下的问题和矛盾提出解决方案,同时要适应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变革,围绕城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五个核心原则,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预测好未来20年、30年、50年的社会生活面貌,做好“教育-课程-教学-评价”的协调与重新布局。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把握社会经济水平、样貌及其对课程的要求
城乡一体化必然带来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包括人口、资源、信息、资本、技术等,原来差异化明显的生产要素重组,由此带来城乡经济的融合发展,实现经济一体化,这给教育带来契机和挑战。人口流动首先带来的是教育对象社会阶层的复杂性,包容性的教育和课程、教学显得尤为重要。资源流动的结果是城乡原本的资源优势实现互补,教师可以突破城乡资源壁垒,盘活本地特色资源,开发异地资源,让学生拥有更宽广的视界,城市学生参与农业生产实践、农村学生进入工厂企业的障碍更少,机会更多。信息流动使得城乡学生之间原本异质的生活面貌得以在眼前展开,取长补短以及开拓新的学习领域成为可能,课程实施的时空也双倍增加。资本流动也会包含教育资本的投入,一批新学校产生,优质校扩大教育辐射面,组建教育集团、教育联盟,带动薄弱校的发展,丰富的课程建设经验和课程输出将给课程建设水平低的学校带来改变。技术流动成为就业的风向标,学校应把握它纳入学科课程、生涯课程、职业课程的重要观察点。
城乡一体化也必然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体制、机制建设,特别是稳健的消费市场建设与基于城乡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为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增设消费教育、金融素养培育成为必要,一方面需要在学科课程中加强渗透,另一方面开发相关的地方、校本课程以填补空白,以此建立知识经济概念,增强知识转化为生产价值的意识、城乡经济统筹意识以及环境经济意识;同时,弥补我国教育传统中轻视经济教育的不足,也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相适应。
把握城乡文化交融的态势及其对课程的要求
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与之相关的文化也流动起来,再加之传媒的迅猛发展,城乡文化交融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一道别样的风景,这道风景也将在很多学校展现。城市学生接纳乡村文化、农村学生融入现代城市文化将成为城乡文化交融的主旋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不适应、文化隔阂、文化的简单粗暴植入、文化冲突等不可避免,学校除了开设文化心理辅导站、开展文化宣传与交流活动外,可以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开设与生源所属文化相适应的校本选修课程,还可以组织学生进城下乡开展文化体验和文化实践活动,加强文化理解与认同,引导学生相互吸收、弘扬异质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做好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
把握生态环境的整体布局及其对课程的要求
城乡一体化承载着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使命,政府的职责是做好生态环境的整体布局,形成城市核心功能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等不同的区域功能定位,根据生态水平确定限制发展区、适度发展区、重点发展区、优化发展区;教育的职责则是引导学生明确所处区域功能定位和限制级别,做好宣传教育。与此相适应,区域和学校要组织力量开发相关的地方和校本课程,或将相关的教育内容和教学实践渗透到相关学科课程、专题教育课程中去,引导学生热爱家乡,亲近自然,为区域资源与环境建设献计献策,甚至直接参与到资源与环境建设中,抵制破坏资源与环境的行为,以此培育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力以及整体资环观。
把握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及其对课程的要求
城乡一体化将改变人们的公共生活,原来城乡分野明显、差距比较大的公共生活将趋同化,平等的国民待遇、均等的就业机会、公平的竞争环境、公正的法治社会、合理配置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将成为主要诉求和政策调控点。教育作为公共事务,教育公平将被置于空前的高度,公平、公正、平等、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观既是教育内容,也是教育行为标准和公共生活的标准。这样,无论是显性课程还是隐性课程都要将之作为重要的价值体现出来;区域和学校可以组织开发公共教育类课程,以应对公共生活时空双变的新环境;课程实施要照顾全体,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避免唯精英教育、歧视性分层教学;学生也可以通过课程学习参与到完善公共事务管理的行为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
把握三个集聚特征下社会变革对课程的要求
关键词:乡村景观;转型;营建
Abstract:With the gradual advance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rural construction is hot in progress. However,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rural construction is gradually evolving into another form of "rapid urbanization."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ral construc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The current rural landscape i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ang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landscape to the modern landscape.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s determined by the attitu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at the land level, and should return to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xistence. Therefore, the method or strategy of rur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should conform to the inherent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andscape lif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rough the knowledge and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sites,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s, the value of the excav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coordination, from the design vision to re-discover, to transform, with new values and Methodology, and guide the rural landscape in the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y development.
Key words:rural landscape ; transformation ;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7)-01-24(5)
乡村系统不同于城市系统,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乡村在对抗自然的同时表现出对自然极大的依赖性,并不断寻求与自然的平衡。在不同地域的乡村社会中,生产、生活围绕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图景,而乡村景观作为乡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展现出自我的独特价值,并在当下的社会发展中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由于观察视角的不同,乡村景观的概念尚未被统一定义。从地域范围来看,乡村景观是泛指城市景观以外的,具有人类聚居及其相关行为的景观空间。从景观特征上来看,乡村景观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复合体,人类的干扰强度较低,景观的自然属性较强,自然环境在景观中占主体。综合来看,乡村景观的内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乡村地域范围内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联系的“综合体”,二是具有美学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等“多元价值”[1]。它本质上是融自然、社会、传统文化于一体的,具有特定景观行为、形态和内涵的自然社会综合体[2]。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建立在地方自然环境、经济生产、居住生活三部分有机融合之上的有机体,乡村景观的内涵也在不断地被更新。在乡村建设中,良性、健康的乡村景观并不仅仅以外在空间与形体美感为表征,也不单是辉煌的经济指数增长,而应是指乡村“地方”或者说“本土”自然环境、经济生产、居住生活三者的有机关联、健康发展而真实呈现出的系统生命活力。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乡村建设如火如荼,然而乡村建设正逐步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快速城市化”,曾经的家园之梦、归乡之地以及“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图景正在一点点的被磨灭,“千村一面”的景象比比皆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成果主要体现在乡村景观上,乡村建设也同时成为改变和塑造乡村景观的主要动力。究其原因,乡村建设中乡村的形态、规模、尺度、关系等都在发生着改变,这些都涉及景观的认知与把握。在乡村建设热潮之下,乡村景观正处于由传统景观向现代景观转变的历史进程中。
1 传统乡村景观的特征
就全国范围来看,传统乡村景观已成碎片化,很难再找寻真正意义上的传统乡村。传统乡村景观主要指以传统农耕生产为主体的乡村景观。在传统农耕时代,人们依靠手工劳作,生活节奏缓慢,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技术水平低下,人们始终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对环境的改造力度不大,这种“敬畏自然”的观念与“低技术”“手工劳作”的因素,使此时的乡村景观整体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征[3]。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 生态与人文
传统乡村景观是在原有地貌气候等自然属性的基础上融入人类文化特征后形成的,既是生态系统能量流、物质流的载体,又是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信息源,具有生态与人文的双重特性。作为物质空间,传统乡村景观是人与自然不断寻求和谐共生的结果。村民在聚落的相地选址、规模与布局、农业生产场地及其劳作方式等方面都以顺应自然为前提,通过结合当地气候、发挥生态智慧,采用顺应地形、节约土地、保护并引导水源,并尽可能运用当地材料进行可循环的建造等方法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此外,由于较低的技术水平以及手工劳作,人类活动对乡村生态系统干扰程度相对较低,乡村中物种多样、景观丰富,这些都使乡村景观呈现出良好的生态性。如浙江楠溪江流域的耕读村落,寻山势水系而建,平坦地带种植作物,最大程度利用水资源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广西龙脊梯田的壮族村寨,村寨建于山腰,背山面水,村寨下方是梯田,梯田下方是河谷,这一布局主要是有利于水资源的利用,上部的森林接纳并涵蓄了充分的水资源,为中下部的村寨以及梯田提供源源不断的水。作为人文的载体,传统乡村景观建立在人类文明的基础上。如村落选址的风水观,村落村口公共空间生产、生活与宗教礼制、诗画意蕴相结合的诗意营建等。随着人类聚居生活的不断成熟,传统乡村景观被打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
1.2 实用与质朴
传统乡村景观具有在地的实用主义和质朴的审美内涵。它因生存的需求而被营建,这包括了生产、生活两个部分。满足生产的需求,选择可耕之地、可饮之水是乡村景观营建的最初也是最基本要求。如在山地地区人们可用耕地较少,村落主要分布于农田与山体的交界处,既不占用耕地,又可避免水涝;在用地紧张地区,村民则“向山要地”,结合山地等高线来修建梯田。而乡村聚落的选址首先靠近水源,满足农田灌溉、日常使用、消防等生产生活的需要,乡村在建设中有水则引水、理水,无水则要挖渠、打井取水,同时河溪涌渠兼顾排水防涝之用,或挖池塘蓄水。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还会根据自己生活和居住的需要来建造房屋以及改造环境,故乡村景观与生活需求有密切相关的特性,如房屋的格局布置与宗族观念、生活起居等相一对应;门前屋后的植被多为果树与蔬菜,观赏与食用功能并存;宅院布置与改造也多随日常生活的变化而顺需展开。总的来看,人们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环境与土地的改造,使乡村景观呈现出朴素、真实的实用性特征。
1.3 小规模与低技术
传统乡村景观营建呈现出小规模、低技术的特征。在手工劳动、步行交通的前提下,传统乡村景观是小规模的。它体现在民居的高度上,一般不超过两层;体现在街巷上,一般宽度较窄,高宽比较大;体现在乡村聚落的整体规模上,以步行可达为标准。所以聚落不突兀,很好的隐在山体的背景、树木的掩映当中,与环境取得一个协调的关系。同时,在技术上,传统乡村采用的是一种低技术,这是低成本和低难度的技术,因此较易被掌握和推而广之。
1.4 相似与差异
相似与差异指统一之中蕴含着的差异性。差异性指事物有差异的、不相同的状态,差异性产生多样性。从聚落生活的角度,差异性本身就是乡村景观中的重要特征。细看任何一个传统村落,民居的朝向有南北有东西,有大大小小的街巷,但是有长有短、有直有折、有些材质也不同,你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同样也很难找到完全一样的民居与院落、空间节点。也因此,乡村的景观在很大程度上会给你带来丰富的体验感,会引导人不自觉放慢脚步,细心体验。而这些,在城市小区中却很难找到。究其原因,这是由于生存需求之下景观营建的自发性与随机性带来的结果,带来城市景观的标准化生产所难以企及的魅力。当然,乡村聚落景观的差异性是很难被“设计”出来,而是生活出来的。如传统街巷空间的曲折、变化并不是事先“设计”出来,而是人们根据实际用地条件,顺应地势营造房屋而逐渐形成的。
2 当下乡村景观的营建现状
当下人们对乡村景观的理解有一种被有意无意误读的现象,特别是随着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乡村景观的建设被等同于空间形体、构图、植树造园等视觉美化的对象,表现出人们对景观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象的层面。同时,在对速度、指标的过度追求之下,乡村建设中存在着过度设计等诸多建设误区与弊端,将城市景观的设计手法硬套在乡村景观营建上,使原本质朴、多元的乡村景观走向异化,直接影响到乡村景观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下乡村景观营建中的表面化和趋同性现象,反映出对于乡村景观内涵、主体的片面认知,也反映出我国乡村建设在制度管理、规划理念与营建方法上的不到位。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 将乡村景观等同于感官审美,陷入形式主义的误区
主要表现为在乡村景观营造上单纯注重视觉形式美感而展开的“化妆运动”,使村落自然景观特色以及原生态的人文景观受到破坏,地域传统文化面临湮没的危险,如江南某些村落景观,刻意追求形象上的“传统”,到处都是整齐划一的白墙黑瓦、披檐、木门窗,使村落整体风貌如“布景”般如出一辙,导致一种“伪真实”。
2.2 乡村景观营建与生态、地域文脉相分离,导致生态退化、文脉消逝
首先表现为大拆大建,超越时空的整体、快速重建模式。传统的乡村聚落沦为整齐划一的单调布局模式,乡村景观的“改头换面”,在自然与时间维度上失去了景观的本真。其次表现为乡村建设的盲目与无序,使乡村发展所依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近年来,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乡村建设量快速膨胀,许多农田耕地被占用,许多山林水系被阻断,在经济活动尤其是农家乐经营中,村民随意占用公共资源,任意排放垃圾污水,带来水质污染,空气质量逐年降低,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等生态环境问题。最后,村落建设缺乏系统的规划控制与引导,导致村落发展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致使居民点为了商业利用而不断扩张规模,违章搭建,造成对土地的无序开发,以及自然、历史脉络的破坏。
2.3 乡村景观建设与真实生活相分离,乡村缺乏吸引力
由于对景观概念的非充分理解,在建设中只强调景观的某一方面,使景观建设脱离真实的根基,长远看来将导致乡村景观逐步走向异化。比如在旅游建设中将乡村概念直接等同于休闲农场、农业观光园等乡村旅游的建设方式,在旅游活动中大多只有单一的产业观光与参与体验,将村落本身仅作为服务配套,甚至有些农业园与村落和村民并无任何关系。乡村景观更多体现了管理者或开发者的主观意志,乡村景观的营建更多的体现了直接消费者――游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景观形象追求视觉的“形式、动观、冲击”,乡村空间、设施功能上也主要为游客所服务,而乡村真正的主体――村民及其日常的公共生活受到了忽视或者干扰。以公共空间为例,一些发展旅游业的村落,公共生活开始让位于商业化活动,有限的公共空间被游客、车辆所侵占,不但成为了中心广场,而且连生活性公共交往空间如街巷、院落等均受到挤压;加之车辆的频繁往来,使村民缺乏安全的步行空间与交流环境,日常的活动与邻里交往(尤其是老年人)明显减少,公共生活萎缩,从而导致村落的归属感遗失。另一方面,旅游发展的利益驱动也带来村民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的乡村生产生活所熏陶的村民质朴与勤俭,以及富有人情味的优秀品质,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一些村民价值观转化,在经济活动中逐利思想严重,出现拉客、抢客、宰客、欺客等背离道德规范现象。
3 当下乡村景观的发展图景
乡村景观有很多子系统,建筑是景观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系统,乡村景观受主体要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主体是村民。在乡村,村民既是景观的使用者、又是创造者,这是乡村景观获得自然、朴实之美的根基。韩国的新乡村运动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乡村建设是一个政府支援下,全民参与、自发、自觉的家乡建设活动[4]。农田、山林、水系、道路、屋舍、植被等都是村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生产、生活是乡村景观的三个向度,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撑,而“道法自然”是基本法则。
随着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旅游的大力发展,中国正处于传统乡村景观向现代乡村景观转型的过渡阶段,如何实现顺利转型,实现当下乡村景观的可持续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3.1 当下乡村景观的特征
当下的乡村景观呈现如下特征:乡村产业多元转型,产业结构分化明显,土地利用上生产性空间不断增加,村落组团沿交通方向线性蔓延,布局形态单一化趋向,洋房式新农居兴起,村民生活方式向城市靠拢。从营建方法上说,当下的乡村景观主要有“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两种模式。其中,“自下而上”指的是村民自发的营建方法,能够回应村民生活的真实需求,景观也因此呈现出多样性与创造性。但在城市化进程、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自下而上”模式亦存在着营建内容单一性、营建过程随机性、山水格局破碎、公共利益的牺牲等问题;“自上而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营建方法,在资源保护、资金组织、营建进程上存在优势,但也带来内容上的片面性、过程上的快速性与封闭性、格局上的主观性、对村民利益的忽视等问题。“自上而下”模式对于受西方现代化教育至深的建筑师而言,熟悉的是与建筑相关的物质形体的层次,而产业、植被仅作为配角出现,且产业性要素很少被纳入景观要素的视野。此外,当前的设计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设计师与使用者的分离,由设计师做设计,然后施工方按图施工。
“自下而上”营建与“自上而下”的营建是当下乡村景观中主要的两条途径,然而偏重于任何一方的做法,认识偏差以及操作方法片面,均带来了许多问题,都不足以实现乡村景观的系统优化。乡村营建中整体性的缺失,使原本完整的乡村景观系统走向拆解,因此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呼唤整体性的营建方式。
3.2 当下乡村景观营建的发展趋势
“诗意的栖居”是人们一直以来的理想,而享受山水自然、承载中国传统文明的乡村更有可能成为这一理想的栖居地。在发展定位上,乡村既不能模仿城市的轨迹丧失自身特质,又不能固步自封回避发展。未来的乡村要通过自然、生产、生活的重构实现与城市的资源互补,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良性接轨[4],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如下。
3.2.1 慢生活思想下的聚居地
通过慢生活理念的推广和慢生活空间的营造与保护,乡村可以作为城市快速生活的平衡点。在快速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服务于城市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加码,兼具山水自然与城市生活的便利的“慢城”,更多地考虑生态和自然,更多的考虑系统的优化整合和资源的高效利用,更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以及更好地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是乡村景观最可能的优化方向。
3.2.2 作为城市之间的生态保障与缓冲
德国的区域公园的模式是将乡村的建设纳入到整个区域的统筹考虑之中,通过建立区域共同的污水管理机构,改善区域公园内部的交通状况、餐饮住宿等旅游服务,建设基础设施和开发市场等措施,给人民提供了一个休闲的专门场所,并且积极地拉动了整个区域经济与乡村景观的发展。在风景资源丰富的地区,将沿路、沿河、沿景区的乡村整合起来作为人们的休闲地,也作为城市之间的生态保障与缓冲,均有助于城乡的发展。
3.3 当下乡村景观营建的方法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当下乡村景观营建开始被广泛讨论。景观营建的方法应适用于社会的发展需求。21世纪以来,乡村的产业结构、村庄类型、土地利用以及物质空间、以及人们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乡村景观变迁快速而激烈。在新的社会转型背景下,综合生态、生产、生活三个方面的要素,整合多学科的知识,因地制宜制定可操作的规划方法,与当下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相适应,在景观的营建方法上一些学者也开始提出一些新的思想和概念并付诸于实践,如生态化与文化性、民主化、低碳化等,现简要说明如下。
3.3.1 生态化与文化性方向
生态与文化在乡村景观的架构中是缺一不可的,人类在与自然的相互适应中,将乡村景观打满地域文化的烙印,二者相映生辉,使乡村景观呈现出人文化的自然性。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化建设、实现生态平衡的研究在城市与乡村的营建中展开。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生态生产逐渐融入乡村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生态建筑、生态农业、生态能源也逐渐成为乡村发展和建设的重点对象。对于受到影响的乡村景观资源,采用生态化的技术手段进行生态修复,保证环境破坏程度降到最低。为了克服传统农业对乡村环境的不利影响,生态农业等一系列现在农业的诞生,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管理手段与生态学的相关理论相结合,促进了农业生态化的发展,协调了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为乡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乡村景观的生态化趋势逐渐改善着乡村景观以往日益受损的面貌,使景观向着健康、生态的方向发展。而乡土文化的复兴也如火如荼的开展开来,乡土工艺、乡土民俗得到保护和发展,进而催生了乡土性的创意产业。在当下乡村景观的营建中,乡土文化与生态景观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的乡村景观模式。
3.3.2 民主化方向
民主化方向是以利益的协调共生为目标的整体营建方法。在初期对景观的生态格局关注之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乡村归根到底还是村民的乡村,乡村景观远不是一个物质形态是美观还是生态的问题,开始重视利益格局的平衡,多从乡村社会学的角度,对乡村景观的营建提出相应的策略与方法,如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赵辰教授的团队在福建屏南北村推行的乡村复兴计划。南大团队在对北村自然、人文背景持续研究的基础上,与村民共同确定乡村复兴的基本目标,制定总体复兴计划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表,在复兴项目的运行与实施策略上提出3个基本原则,由浅入深地展开各项工作――社会学意义的“村民自主体系”、空间规划和景观学意义的“整体性规划”及建筑设计意义的“闽东北传统建造体系”。村民与建筑师密切合作,成为乡村建筑与景观营建的核心,取得了示范性成果[5]。
3.3.3 低碳化可持续发展方向
低碳有别于生态的地方是它更现代,更代表一种经济、生活的方式。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上首次提出“低碳”的概念,并迅速被国际社会倡导与发展。在我国政府大力倡导下,低碳的发展模式探索进入人们视野并成为新的热点。面对当下城市建设的高碳行为向农村的渗透,从“低碳营建”的视角,对乡村建设中的高碳误区进行纠偏,旨在以“低碳社区”为目标,为建立基于“开汇节源”目标下的低碳乡村人居环境营建提供科学支持,引导社区低碳转型,如苏州科技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丁金华教授主持的苏州黎里镇朱家湾村乡村景观更新计划。该计划在低碳化可持续发展方向上做了有益探索。其团队提出在朱家湾村乡村景观营建中,首先要从优化水网体系,完善绿地系统上织补村落破损的景观基底,再造村落的外部自然环境;其次,要重点构建村落的步行体系,倡导慢行模式;再次,完善环保型公共设施,如生态厕所、生态村民活动中心等,最好,加强村民的环保教育,使村民真正成为乡村景观营造的主体[6]。
4 结语
乡村景观的营建归根结底取决于参与者对土地、及其之上的生产、生活的态度。每一个村庄,从广袤田野到一栋民居、一棵植物,无形中都在反复诉说着彼此之间的关联,这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乡村景观就是一个生命系统,经过长久的自然演化,有其自身的合理逻辑和严密构造,从而获得了丰富的地域性特征。因此当下乡村景观的营建的整体方法并不是发明一套方法或策略,而是倡导向乡村学习,顺应乡村景观生命系统的内在规律与特征,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具体场地的认知与分析、资源的保护、价值的发掘与提升、利益的平衡与协调,以设计的眼光重新去发现、去改造,以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引导乡村景观在新的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健康、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 陆琦,李自若.时代与地域:风景园林学科视角下的乡村景观反思[J].风景园林, 2013(4):56-60.
[2] 傅伯杰,陈利顶,马杰明,等. 景观生态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 孙炜玮. 传统乡村景观的特征与营建方法解析[J]. 建筑与文化, 2016(6):92-93.
[4] 孙炜玮, 贺勇. 国外乡村景观营建的整体模式解析与启示[J]. 建筑与文化, 2016(2):150-151.
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都是指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活动,尽管这三种称谓有着大致相同的指涉对象,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彼此理念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的角度去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它们依次铺就了管理模式由统治、到治理的演进之路。在公私没有区分、国家体系内部缺乏合理分工的专制社会时代,行政就是政治的落实,其功能是依靠暴力和强制负责国家政务的推行,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公共行政出现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分离、行政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社会,其功能是按照代议制民主体制、非人格的法律体系、官僚制组织原则以及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统揽社会公共事务,以实现统治者的统治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管理则出现在公民社会自治能力与要求不断扩展、市场机制不断成熟与市场力量不断壮大、政府独揽公共事务的“不可治理性”危机日益加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方法的多样性,适应了当今时代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及其管理民主化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公共事务管理的“公共性”与“管理性”的有机统一,无论在合法性还是在社会资源方面,都为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开辟了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壮大等原因,治理理论出现并发展起来。公共治理逐渐成为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的理念也逐渐成为了公共管理的新内涵,同时,它也使公共管理进入了区别于行政管理、公共行政的新时代。
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的双重身份与多重角色
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管理主体的多元性,它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是公共权力向社会的一种回归。现时代的公共管理有赖于公民社会的自愿合作和其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又以其各自的特征优势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公民社会与政府一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公民社会以它那种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性正好弥补了政府的种种不足和有限性,从而可以大大提升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公民社会在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到政府的权力运行,从而可以起到对政府更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健康有益的社会组织可以得到政府和社会更好的认可,这些组织以共同目标和信念把人们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增强了彼此的信任、提升了公益精神,从而有利于社会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作为公共管理的对象,公民社会在参与管理的同时可以切身的感受到公共管理的效果,从而可以以公共管理接受者的身份对公共管理的效果做出判定以利于公共管理渐至最优。其次,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公民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同时又以普通社会成员的身份为政府增强了合法性。公共管理的过程也是公民社会完善的过程,公民社会的完善又可以促进更好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最终是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公共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以其特有的双重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着多重的重要角色,以其特有的价值诉求与功能表达影响着公共管理的成效。
第一,公民社会是政治民主的扞卫者。公民社会的自主发展能有效的分割和制衡国家的权力,从而能有效的遏制公共权力的专断倾向;公民社会可以为公民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的表达形式和途径,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通畅,从而提升民主政治的代表性与生命力;此外,公民社会对培育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具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民主的社会基础从而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
第二,公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公民社会是一个以契约、法制、自由、平等、竞争为价值准则的社会,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此外,公民社会中的工会、行业协会等团体组织可以起到规范行业行为、稳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三,公民社会是公共服务的提升者。由于公共需要的多样性和政府的有限性,政府并不能为社会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而以第三部门为核心的公民社会因其具有来自基层、灵活多样的特征和其“去私存公、取私为公”的“非营利”特性以及其服务社会、自助自主的公共精神,使之恰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良好渠道,并能有效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限和不足,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委托承包、志愿服务、自助服务等方式和途径,去做那些政府未做、不想做或不宜做但却符合大众需求的公共服务,从而使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大大提升。
第四,公民社会是公共价值的维护者。与其他领域一样,公共生活领域同样存在着对善的追求。公共生活领域的善就是公共价值,它包括公民对公共生活的态度、责任与义务,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对社会正义的维护以及公民的公益思想与修养。公共管理的核心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公共利益和福祉,这实际上就包含了对公共价值的追求:公民社会是公共管理的对象,它同时又是公共管理的主体构成之一,公民社会的精神与价值必然会影响到公共管理的目标和价值。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诸如参与、友爱、信任、互惠、宽容、合作、平等、公正、开放、多元等价值理念,对于维拼良好的公共价值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公民社会是社会稳定的支持者。公民社会能够在个人和社会之间提供一种有益的中介结构。通过这一中介结构,它可以为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诉求提供表达途径,同时又可以对他们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通过这一结构,它还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宽松的活动空间,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愿望要求,同时这一中介结构还起到了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可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缓冲器”和“调节器”。
三、公共管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管理
公共管理是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社会生活的一种合作管理,在这种管理模式中,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应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关系,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对公共事务实施管理。具体来讲,这种政府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认识。
第一,公共管理是由多元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政府并非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除此之外,私营部门、第三部门等公民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在介于市场经济与公共部门之间的“社会经济”领域内积极活动并依靠自身资源参与管理共同关切的社会事务,在某些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甚至比政府拥有更大的优势。公共管理主体可以是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营部门,可以是第三部门,还可以是三者多种形式的合作。这正如着名的治理理论研究者斯托克指出的那样;“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
第二,公共管理的责任边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公共管理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表现为许多民营部门向传统公共领域的进军,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区分已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在市场和公共部门之间被称之为“社会经济”的领域中,涌现了所谓非营利组织、志愿团体、社区企业、合作社、社区互助组织等大量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伴随着这些公民社会组织能够满足多方需要,解决社会问题而无需运用政府资源和权威的优势日益显现以及传统上由政府执掌的部分公共管理权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转移,传统上法律和制度规定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责任便呈现出交由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来承担的趋势。
第三,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关系,因为这些公共管理主体“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拥有解决综合、动态、多样性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与信息,也没有一个个体行动者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用所有有效的工具”,电们必须相互依赖,进行谈判和交易,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实现各自的目的。正是由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存在着这种权力依赖的关系,所以公共管理的过程便呈现为一种互动的过程。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各个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关系。
[关键词]现代公民建设;文化立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22-01
如今现实社会的转型,在媒体时代和信息更加开放的年代,使得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关注更加的密切,并且保持着一种始终的热情。在公民与公共事件之间“信息鸿沟”也会愈加缩小。这既是新媒体时代的特点也是建设公民社会的良好氛围,而公民自身无论是在公共情怀还是对公共事件的认知上,都将会实现“民主的超越”。
“公民”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恩斯林给公民下了一个更加综合的定义:一个民主政体的公民身份;……学术界对于公民概念类似的总结还有很多。虽然定义角度各不相同,但是大家都不是单单从一个方面给公民下定义,而是试图完整地描述公民的独特性质。此外,大家都认为公民与一种身份有关,要求把这一身份无差别地分配给符合条件的所有人。”而对于公民建设,必须要理清的是,公民本身必须要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权利和所应该履行的义务。权利和义务的相对性,就是公民能够明确看清自己在这个时代对于自身选择和关注时的点,往往是那些涉及到最基础的人权,人性与道德,法律与道德相冲突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更容易引起公民对此的关注。那么,公民建设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公民不断认清自我,不断明确自身的权利和义务的过程。
现代公民建设是一个相对性的命题,因为现代公民,在我看来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对于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深厚底蕴有自己见解的公民,即使是在如潮的文化景观中也不会忘记自身的文化归属的人。诚然,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身文化性格的缺陷,但这并不能成为人们对其摒弃的缘由。相反,如宗白华先生所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自有的宇宙观和文化情绪”,在如今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似乎很多人都在返回民族文化的源流点。这样,我想公民在一个良性的民族文化生态中成长,才能够成长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选择一个坚定的文化立场,拥有底层的文化视角,在现代公民建设的过程中必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对于公民建设,我想应该有这样几个重要的途径来加以强化,对于达到的效果,我想只要在这样的思考中能够对具体的实施过程重视和监督的话,那么自然最后的效果将会呈现出来,纵然我们不能预测,但是也不会太过离题万里。
第一,首先明确,公民建设是一个加强公民教育的过程。公民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对公民进行现代教育的过程。“公民教育”应是是建筑在对于“人”自身的认可上的,而并非是对于“权威”或“名利”的认可上的。只有我们在具体的“公民教育”课程中不断的去“启发”学生的公民意识,不断让他们懂得人生而为人的价值,不断提升自身对于世界的认识,不断提升自身对于国家、民族的情怀,这样才能够在未来接受完整的知识体系时,对于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样的公民教育才是对“人”的教育。
第二,公民建设应该提倡对国家公共事件的关注,对民生情怀的寄托,对自我意识和权利的觉醒与捍卫,不再是闭门造车,不再是“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们对于公共言论空间的议论是一个自我表达的过程,当人们在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时,对于信息的交流事实上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而我们也在这样的信息交流中必然地实现了对事件本身的认知。因此,言论空间对于公共事件的认识是一个可塑性极强的话语结构。我们在公民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地需要加强公民对于国家公共生活的关注,对于能够影响自我生活的国家政策、突发事件,都保有一份敏感,我想这对于公民本身的“主人翁”心态也是有益的,而并非是只有将这样的一个观念强加给我们,然后不闻不问。我想我们不能被绑架在宏观的“国家概念”中,而是在我们每一个公民自身的生活中有着最为真实、可触可感的人情冷暖,那样这才是对于公民建设的内涵最为贴切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