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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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1篇
摘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已成为应用型高校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方面。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各类人才的培养规律，创新应
>> 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探讨 基于“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高职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研究 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 基于校企合作的工学结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 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学模式下的德育问题浅析 浅议基于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建设 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研究 中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践与探索 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高职汽车类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研究 基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高职学生素质教育探析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研究与实践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教材建设的实践 应用型本科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困境及对策研究 浅谈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①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办学模式探索 校企合作促发展，工学结合重管理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2]陈海明，陈芳，张颖，等.高职教育酒店管理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研究[J]考试周刊，2008，（9）：180-181.
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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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 公平 公共权力
公平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核心价值范畴。在学术界，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对公平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主要包括边沁功利主义的公平观、亚当斯管理学角度的公平观、罗尔斯社会学角度的公平观以及平均主义的公平观。公共管理是一个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等学科构成的综合性学科，对公共管理中公平的理解也就由于人们学术背景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重新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是十分必要的。
一、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是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进行的社会价值分配，这决定了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应该是社会学意义的群体公平。即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实现的公平
虽然学术界基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公平观为我们解读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提供了基本的学科视角，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套用上述公平观来理解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理解任何一项社会活动的核心价值理念，都必须从这项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出发，使这一核心理念符合这项社会活动的本质属性。那么，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呢?
公共管理是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活动。为了有效地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必须解决为谁提供公共物品以及提供什么公共物品这两个公共管理的基本问题。在可以用来提供公共物品的社会公共资源稀缺(有限)的前提下，公共管理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分配的过程。具体说来：解决为谁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就是实现社会公共资源在消费主体方向上的分配(配置)过程(如，在有限公共财政支出的制约下，政府将这一财政支出用于为偏远地区修公路还是为城市建广场)；解决提供什么公共物品的问题就是实现社会公共资源在消费形态方向上的分配(配置)过程(如，同样是在有限公共财政支出的制约下，政府利用这一公共财政支出是为贫困群体解决住房问题还是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因此，从公共管理解决的基本问题出发考察，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是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的分配。从社会公共资源具有的价值角度分析，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也就是对社会价值的分配。
与针对个体进行分配的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场管理活动不同，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的分配是针对社会不同的群体而不是个体进行的，这是因为公共管理直接提供的是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物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论述，公共物品是具有可分享性的物品，也是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可分享性是指某人对公共物品的使用并不影响他人的使用；非排他性是指不能剥夺任何公民对公共物品的使用权利。在西方经济学对公共物品上述论述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的具体体现是什么?对此，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排他性是在一定的地区内实现的，是对一定地区内社会成员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社会成员可以平等分享该地区为每一位社会成员普遍性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并不接受其他地区的社会成员分享这一公共物品。具体例证就是，在实行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西方国家，社会福利主要由各成员国政府(州、省)负责提供，各成员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是有差别的，各成员国的公民可以分享本成员国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但不可以分享其他成员国提供的社会福利。第二，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是在一定社会阶层(群体)内实现的，是对一定社会阶层成员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一定社会阶层(群体)的社会成员可以分享社会为这一阶层(群体)成员选择性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并不接受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分享这一公共物品。具体的例证就是，任何一位残疾人都可以免费享用市内公共交通、任何一位老年人都可以免费进入市内公园，但非残疾人、非老年人则不拥有这一权利。根据对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进一步表述为：针对社会不同群体进行的社会价值的分配。
既然公共管理的本质属性是针对社会不同群体进行的社会价值的分配，公共管理中的公平也就应该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公平，是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实现的群体公平。
二、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这决定了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应该是分配结果的公平。也就是使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分享公共利益
公共管理的根本目标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对于公共利益的认识，学术界存在着比较大的认识分歧，“甚至有些学者，如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肯尼斯·阿罗，根本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认为‘公共利益是一种神话”～。布坎南等人之所以否认公共利益的存在，是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根据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人们在政治决策中的动机与在市场决策中的动机是一致的，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个人的偏好是不同的，并且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决策信息与足够的决策能力。因此，人们无法形成共同的需求，也就无法形成公共利益。事实上，公共利益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其内涵也是比较清晰的。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是由公共与利益两个基本概念构成的。公共的含义是共同的、公众的，而利益则是“人们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公共利益是公众为了生存、享受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如果将公众为了生存、享受与发展的需要概括为需求，我们也可以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公共利益是满足公共需求的资源和条件。显然，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是通过满足公共需求完成的，公共需求的满足是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的结果。因此，与提供私人物品的市场管理不同，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应该是结果的公平，是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
如何考量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呢?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满足公共利益，考量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公共利益是满足公共需求的资源和条件，公共需求的主体是民众，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也应该由民众评定。在现代民主制度的背景下，民众对公共利益的评定是通过民主机制、依据民主决策规则进行的。尽管不同政治体制下的民主机制是不同的，但是民主决策的规则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全体一致规则与绝对多数规则。在采取全体一致规则的情况下，实现了全体民众所需求的利益即民众的整体利益也就是实现了公共利益；在采取绝对多数规则的情况下，实现了大多数(含全体)民众所需求的利益即民众普遍需求的个体利益也就是实现了公共利益。所谓实现公共利益，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提供的利益为民众(全体或大多数)所需求，这是由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决定的；二是提供的利益为民众(全体或大多数)所分享，这是由公共利益的可分享性决定的。我国学者陈庆云等人认为，公共利益应该具有分享性，而且“实际上分享人数的多寡并不是决定公共利益的惟一因素，决定是否真正构成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征是“是否具有社会分享性”。由此可知，考量公共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实现程度，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是否提供了为全体民众所需求或大多数民众所需求的利益以及这一利益是否为民众所分享。因此，考量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考量公共管理是否使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了公共利益。
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分享公共利益，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的平衡过程。由于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与民众利益需求的多元性及差异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一项公共管理很难同时满足所有民众的利益需求。一般说来，一项公共管理总是在满足一部分民众利益需求的同时抑制另外一部分民众的利益需求或者是在满足民众某一方面利益需求的同时抑制民众另一方面的利益需求(这正是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这一本质属性的体现)。因此，公共管理要不断地对利益需求受抑制的群体(如弱势群体)或利益需求受抑制的方面予以补偿，用动态的、整体的利益平衡过程来渐进地实现社会价值分配结果的公平，使公共管理尽可能地逼近使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公共利益这一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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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平与效率分属公共管理的不同理性层面。公平是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核心。效率是公共管理工具理性的核心。效率是为实现公平服务的
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学术界已经多有论述，这些论述大都是抽象的，缺乏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放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的具体分析。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不同的社会活动中，公平与效率的含义是不同的，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那么，公共管理中的公平与效率的含义及其关系如何呢?
对于公共管理中公平的含义，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定的讨论：公共管理中的公平是在社会不同群体间实现的分配结果的公平，是使全体社会成员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平等分享公共利益。我们再来讨论公共管理中效率的含义。公共管理中使用的效率概念来源于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关于效率有两个含义：一是资源利用效率，是指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程度；二是资源配置效率，是指利用有限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程度。经济学中效率的概念涉及了微观与宏观经济两个方面：资源利用效率是微观经济问题，属于企业管理范畴；资源配置效率是宏观经济问题，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公共管理中，效率一词的含义仍然是经济学中的含义。惟一的问题是：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以赢利为目的，有些公共物品也不存在经济收益。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将收益理解为社会收益与经济收益的统一。这样，在公共管理中使用效率这一概念时，既与经济学的效率概念保持了一致，又符合了公共管理的特点。
在公共管理中，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从公平原则出发并注重效率。这一基本准则有三个含义：(1)公共管理必须以公平为基本出发点。第一，公共物品的可分享性与非排他性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从公平原则出发，不能以不公平的方式剥夺任一民众的消费权力。第二，公共管理的国民经济再分配性质，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从公平原则出发，将公平放在公共管理的首位。公共管理是国民经济的再分配过程，尽管各国的分配原则有所不同，但在国民经济再分配过程中，都要贯彻公平原则。从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角度出发，可将世界各国的收入分配原则分为两类：效率优先与公平优先(尽管公平优先的国家是少数)。在公平优先的国家，再分配过程必然要贯彻公平优先的分配原则，以进一步实现公平。在效率优先的国家，国民经济的一次分配必然要形成社会收入的差异，甚至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为缓和由一次分配形成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并在公共选择中获取大多数人的支持，政府在国民经济再分配中，也必然要贯彻公平原则。(2)公共管理也要充分注重效率。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公共资源是有限(稀缺)的，在有限资源的制约下，公共管理必须注重利用有限资源提供更多与效用更大的公共物品，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3)公共管理中的效率是在公平统领下的效率。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作为国民经济再分配过程的公共管理也必须解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问题。与其他经济活动不同的是，公共管理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的顺序是：先解决为谁生产，再解决生产什么与怎样生产。这是因为：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分配的本质属性，要求公共管理首先要解决将社会价值分配给谁，即为谁生产公共物品的问题，在解决了为谁生产公共物品这一根本问题之后，公共管理才能考虑为这些人生产什么样的公共物品以及怎样生产这些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解决上述基本问题的顺序并以公平为基本出发点，决定了公共管理必须将公平放在首位，用公平来统领效率。具体说来就是：公共管理在决定为谁生产公共物品时从公平出发，在决定生产什么公共物品与怎样生产这些公共物品时注重效率。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公共管理中，公平作为公共管理价值理性的核心，始终是第一位的；效率作为公共管理工具理性的核心，是为价值理的，也就是为公平服务的。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是在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介绍西方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基础上展开的。诚然，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与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率先开展的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是以提高公共管理效率为中心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与运动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公共管理中比较好地实现了公平的前提下进行的。认识到这一点，会使我们在努力提高我国公共管理效率的同时，始终坚持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并将其放在首位，避免再次出现前一时期我国社会某些公共管理领域(如医疗、教育等领域)存在的为了追求效率而显失公平的社会现象。
四、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展开的，只有实现公共管理中公共权力的合理分配，才能从根本意义上实现公共管理的公平
作为提供公共物品活动的公共管理，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展开的。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人们在提供公共物品过程中的动机与在提供私人物品中的动机是相同的，或者说，人们在非市场(政治)决策中的动机与市场决策中的动机是相同的，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从集体行动的逻辑角度分析，与市场决策不同的是，在非市场决策中，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个体的理性选择必然导致集体的非理性选择。这一非理性选择在提供公共物品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从公共物品的生产角度分析，由于存在“搭便车”或“逃票乘车”的现象，人们不可能有效支付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公共物品就无法生产出来；从公共物品的消费角度分析，由于存在“囚徒困境博弈”或“牧人博弈”，人们无法合理消费公共物品。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除非共同体成员极少，否则，共同体成员必须向来自心灵之外的强制力(利维坦)心眼，这一强制力电就是公共权力。只有公共权力的介入，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才可能在公共权力的作用下通过个体的理性选择形成集体的理性选择，个体间的理性博弈才能在集体理性的制约下达成最优均衡。公共权力的介入，虽然增加了公共管理的成本，但是作为“必要的恶”，它可以使公共物品得到合理生产与消费，使公共利益得到较好的满足。换言之，没有公共权力也就没有公共管理，公共权力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公共管理以公共权力为核心，使公共管理对社会价值的分配具有了公共权力所决定的权威性。
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4篇
一、创新性教学体系建设
1.梳理理论教学体系，重点着墨于“实际应用”环节。《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方法》理论教学中容易出现重“数理推导”，轻“实际应用”的倾向，学生通常认为“很难”“、不易掌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方法》的理论学习和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为了弥补这一差距，课程通过对取材于实际公共管理领域的例题的解答，总结学习该课程的基本技术与方法。理论教学部分包括：测量与调查方法，定量分析基本方法，统计分析初步，统计推断方法，假设检验方法，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定量决策分析方法等模块。理论教学内容将巧妙地避开各种方法的数理推导，介绍基本理论后，通过70多个例题，逐渐展开《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方法》这门看似深奥的课程，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直接将理论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
2.构建启发创新思维的实验教学体系。近年来，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社会却普遍存在人才缺乏的问题，尤其是行政管理人才状况令人担忧。面对行政管理人才供需矛盾的现状，我们意识到：必须高度重视实验教学质量，彻底改变传统的“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模式。为了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使学生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从2009年开始，笔者在《公共管理的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体系中增加了占学时一半以上的实验教学内容。以往的课程教学中没有设置实验环节，学生很难做到“知行合一”。2010年，人文学院公共管理实验室的建立为实验课程的开设提供了软硬件条件。在设计专项实验的过程中，课程组发现，大多数学校的专项实验主要是借助宏观统计数据开展统计表和统计图的制作、集中趋势分析、离散趋势分析、相关和回归分析、假设检验和时间序列分析等实验模块。
这种实验教学体系存在三个突出的“短板”，一是公共管理技术与方法的独立模拟和训练；二是实验数据由教师定制，学生缺乏数据收集能力；三是忽视培养学生根据特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方案及操作步骤，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的能力。创新性实验教学体系建设希望通过在验证性实验的基础上，整合设计性实验以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具体来说，一是增加综合模块以增强学生对研究方法的灵活应用能力。二是增加社会调查模块以增强数据收集能力。配合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的内容，把学生分成不同的调查小组，就同学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问卷调查，最后整理调查数据以备实验之用。三是增加研究设计模块，使学生能够通过社会现象发现一个“好的问题”，制定探索特定问题的研究方案及详细的操作步骤，选择恰当的研究方法以及选定时间框架等一系列训练。实验教学体系包括十个实验项目：统计图表的制作；数据的描述统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综合应用；研究设计与评价。最后三个实验项目是针对克服实验教学中的三个短板设计的。
二、创新性教学体系建设框架和主要措施
1.建设框架。《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方法》创新性教学体系建设框架（如图1所示）：
2.主要措施。首先，不断提高理论精讲水平。通过大量社会调查案例分析和例题分析，促进学生对于理论问题的消化吸收，增强学生的形象理解。在教学中适时开展课堂及课后讨论，建立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机制。其次，不断改革教学内容结构，注重理论与实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与实验相结合方面，授课时数与实验时数比为1∶1，也就是说，课程总时数的一半是安排学生在实验室，由老师辅导、学生实验完成的，提高学生对调查资料的处理能力。
在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方面，除了在课上融入大量的调查案例和例题以外，在讲授完公共管理的技术与方法后，让学生自选课题，设计总方案；让学生对已选课题自己设计问卷；让学生深入社会中，亲自调查和收集资料；让学生自己整理、分析资料；由学生自己完成研究报告。老师在每个环节就共同存在的问题在课上指出、分析和纠正。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社会调研，增强学生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
公共管理基本概念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府会计变革；新公共管理；制度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9)01-0008-05
20世纪末，各国政府转变了各种管理控制方法，包括组织结构、财务和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的其它方面、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例如，很多政府进行分权、私有化活动等，并引入产出和结果导向的计划与控制、顾客导向、引入竞争、质量模型和多维度绩效评价等。所有这些改革即所谓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本文关注其中与政府会计有关的一些改革。
新公共管理被认为是一种功能主义方法，其主要目标是增加政府的经济效率和效果。为了理解政府会计变革，不能从单一的视角去理解(Hopwood andMiller，1994)。本文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会计变革，包括引入的各种原因、变革的过程和效果。在分析组织和变革过程时，制度框架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维度(Greenwood and Hinings，1996)。
一、新公共管理与政府会计变革
新公共管理(NPM)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而使它更有效率和效益，并且在传递商品和服务时更具有经济性(Hughes，1998)。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概括为：向职业化管理转；明确的绩效标准与衡量指标；更加注重产出控制；实行部门分权；引入市场机制，强化政府内部竞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方法；强调资源运用上的克制和节约(朱仁崎、彭黎明，2003)。经合组织(OECD)1995年度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把新公共管理的特征归纳为8个方面：转移权威，提供灵活性；保证绩效、控制和责任制；发展竞争和选择；提供灵活性；改善人力资源管理；优化信息技术；改善管制质量；加强中央政府指导职能(赵景来，2001)。德国学者GemodGnming指出，新公共管理的确凿无疑的特征至少包括20种(朱仁崎、彭黎明，2003)：削减预算、VOUCHERS、绩效责任、绩效稽核、民营化、顾客观念、分权化、战略规划，管理、生产和供应的分离、竞争、绩效测评、管理风格变革、签约外包、自主管理(弹性)、审计的改善、人事信息管理(诱因)、使用者付费、政治和行政的分离、财政管理的改善、技术的更多利用。
新公共管理的范围非常广，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和政府的内部管理。从与政府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来说，宏观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公共财政管理等和微观层面的公共部门管理、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将对政府会计信息产生更多的需求。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其信息来源不仅包括政府会计提供的信息，还包括政府的相关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也间接的来源于会计信息)。公共财政管理更依赖于政府会计信息，公共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财政收支管理和公共预算管理、成本管理、投资管理、绩效管理等，这要求政府会计能够提供有关预算、成本、绩效等信息。新公共管理强调结果和管理者的责任，故政府会计的新公共管理需求观是站在政府管理者的立场上，他们需要政府会计信息为其公共管理决策提供支持，从而更加有效地配置和使用公共资源，履行政府对社会公众的受托责任。因此，他们需要管理取向的政府会计模式。
20世纪80年代前，各国政府的财务管理，主要强调投入和过程，政府通过财务预算和管理程序来控制。采用产出导向的计划和控制是在20世纪末的政府革新。这是由于各国面临预算赤字，在社会任务和政府功能上出现危机。随着新公共管理的推进以及应计制在政府会计的逐步推行，各国引入产出导向的计划和控制，如预算和中期与年度财务报告。
二、制度理论与政府会计变革
(一)制度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改变控制是为了提高绩效，增加经济效率和效益，但组织变革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效率和效益，组织内外环境和制度也对管理变革起到重要作用。而制度理论强调社会结果和组织环境的社会和文化方面(如规则、知识、权力、利益、标准、特定群体和社会的习惯)对组织的影响，组织也反过来影响它。相对于功能理论，制度理论拓宽了组织的范围，考虑了组织环境。
旧制度经济学关注组织形式和它们的特征，尤其是效率，也关注制度的影响和其它社会和文化方面。通常，旧制度经济学表明“制度，经济”和“社会，文化”是组织变革的重要因素。制度理论不仅关注组织，也关注组织内的个体，即制度理论关注经济角色、社会文化问题、个人和组织、环境和它们的相互影响。总之，制度理论的范围很广。
社会制度经济学没有关注改革的原因和经济效率与效果。社会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模仿(为什么一些组织跟随趋势、模仿其它组织、为什么存在变革的固定模式与同构组织)。该领域的学者认为变革有时仅仅是为了满足外部的规则与预期，例如为了满足外部法律的规定。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绩效衡量的影响、竞争逻辑、进行变革的理性原因等。这表明组织及其个体关注社会理性和社会效率，也表明制度经济学关注理性和效率概念，包括社会和其它问题。
(二)制度理论与政府会计变革
Houwarrt(1995)认为，当新公共管理被引入时，新公共管理被作为各国政府应对环境变化的一个工具，如预算压力(经济因素)等内部因素、预期和正式规则(如外部制度)的外部改变。内部管理者不满足于传统、阶层制、投入导向工作方法等，也是一个因素。
如前所述，制度观也认为财务困境、正式规则、预期组织环境的改变，可能导致管理变革。这些变革不仅使组织更加企业化和增加经济效率和效益，而且在面对新的内外需求时显示出敏感度(做好准备或漠不关心)，或者正式完成新的需求和预期。另外，制度理论关注各种要素的相互关系，例如，一旦引入新的会计系统，它不仅影响组织的效率，而且影响内外预期、组织和个体的利益与习惯。
Bum和Scapens(2000)基于旧制度经济学提出了个政府会计变革框架(scapens，2006)。他们定义规则(roles)、惯例(routines)和制度(institutions)作为解释会计变革的基本概念。在他们的框架中，规则(rules)是正式陈述程序，而惯例(routines)是实际使用(Bums and Scapens，2000)。Burns和Scapens认为，会计背景下的规则作为正式会计系统的一部分被写入操作手册，而惯例是实际使用中的习惯和会计实践。规则通常不会经常改变，只在某些时候改变。但是，惯例作为日常工作方法的改变可能逐步改变。惯例的改变可能来自于现行工作方法的经验、规则的改
变或社会压力要求改变(来自于组织内外不满足于某种实践和绩效，社会价值的新发展，某群体增加相对权力，或其它组织内外制度的改变)(Oliver，1992；Greenwood and Hinings，1996)。虽然惯例可能受规则影响，但惯例在某些方面通常不同于正式规则。一个正式规则的改变并不必然意味着管理者、其他员工的实际思考和工作方式将马上按照规则进行。在可以观察到的实际思想和行动改变之前需要一段时间。
Burns和Scapens认为，制度规范了个体的日常行为和工作程序。反之，制度也是日常行动和工作方法的结果(Bums and Scapens，2000)。制度使组织趋于稳定，或者趋同于某一组织，但它们不是不变的。广义的社会制度构造了组织的外部制度环境，而特定的内部制度规定了内部制度环境(它与外部环境因素紧密相连)。内部制度环境包括各种实践，如各种被长期认为是习以为常的惯例(Scapens，2006)。组织文化是内部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强烈影响参与者的信念、价值观和实践。
惯例植根于组织的历史，被相对稳定的制度定型，可以预期，惯例通常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改变。但是，当一个组织或其环境经历了一个巨变时，如政府进行私有化改革，某些惯例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主要转变，这可能是因为员工知道组织的生存面临危机(Scapens，2006)。
制度理论和Bums和Scapens的框架可以作为分析和理解引入新公共惯例后会计的变革过程。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理解组织的会计改变过程，包括引入的原因和效果，制度理论提供了一个广泛的框架来分析政府会计变革。制度分析也可以显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的效果与新公共管理思想所倡导的相一致。
迄今为止，有少量的实证研究用制度理论解释政府会计的渐进式变革(Nor-Aziah and Scapens，2007；Ter Bogt,2008)。制度理论(如社会制度理论和Burns and Scapens的框架)能提供一个基础来理解和分析政府引入新公共管理导向会计变革的原因、变革的过程及其效果。它主要通过关注3个方面的问题：(1)政府会计变革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经济因素和其它制度影响在引入会计变革中是否起重要作用。(2)如果起作用的话，哪些作用来自于执行正式会计系统的主要变革。(3)从长期看，这些变革是导致了组织功能的更加企业化，还是它们引入只是为了遵守外部环境中的法律规定，因此其效果主要是象征性的。
三、政府会计变革的原因
旧制度理论认为经济的和其它制度原因可能导致组织改变。社会制度主义者认为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模范、外部法律等。Btog(2008)详细讨论了会计变革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很难严格区分组织会计系统的改变与其它新公共管理变革，如引入新组织结构、质量管理、关注人力资源管理等。他们认为大多数变革实际上相互作用，也是政府长期变革过程的一部分。
很多学者认为会计变革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组织的经济效率和效益(Bogt，2005)。20世纪末的各国预算削减，导致了各国引入增加效率和效益的各种技术。除了经济合理性，社会，政治合理性要素也对引入变革起重要作用，例如，为了将来拉选票和获得政治支持。引入变革也是社会、政治和政府部门绩效的结果。由于很多投票人对政治和政府丧失信心，或不满足于政府绩效，导致了20世纪末很多西方国家投票率的急剧下降。这将加速变革，尤其是引入分权和产出预算以及相关的计划和控制文件。当然，还有其它一些社会原因导致变革，但它们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例如，在某种程度上，引入某些变革是受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一种时尚或趋势去跟随新思想，担心被其它组织的同事认为是一个落后者，或来至于外部咨询者的建议，或来至于经验教训。
四、新公共管理下政府会计变革的影响
会计变革的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这些影响只是逐步可见，需要一个过程。本部分讨论引入一些主要会计变革的影响，如应计会计、产出预算、绩效预算和基准。
(一)应计会计
20世纪70～80年代引入应计制意味着政府会计人员需要一些额外的培训来适应这个新系统。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各国逐步从传统的现金制转向修正的现金制或修正的应计制会计系统，使得编制资产负债表成为可能。而且，要求年底报告应付和应收数额也使计算应计支出和应计收入成为可能(Bac，2002)。
严格地说，引入应计会计到现存系统基本上不冲突，也很难引起严重问题，尤其是因为通常引入应计会计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变革。组织继续关注财务信息而不是产出和结果，这意味着受托责任过程没有根本改变(Bog and Helden,2005；Mol，2006)。
由于应计会计的引入是一个渐进过程，很难在短期内看出其效果。但总体而言，应计制有利于经济决策制定和组织功能的实现。应计制是一种更企业化的方法，首先它具有财务意义，但逐步地它将渗入组织的一般管理和他们的思考方式。有些政府会计人员认为，没有应计制的引入，就不可能编制产出预算并提供信息给活动和产出的单位成本。在应计制下，能获得预算和作业成本的及时记录。
(二)产出预算
在新公共管理导向下，很多国家在20世纪末引入产出预算。以前的研究认为产出预算及其绩效信息，以及相关的中期和年度报告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一些政府会计人员认为，最初，新公共管理思想看起来很吸引人，但细想起来很难执行。新公共管理很可能是一种好的思想、一种实用主义和企业化的方法，但在政府中实行并不容易。绩效衡量，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很难执行。但总体而言，新公共管理有利于计划和控制，尽管它只是提倡产出导向。新公共管理导向有利于部门和活动的成本结构的透明度，也有利于提高财务预算和报告的质量。在产出导向下，很少有组织超过他们的预算和支出不足；即使他们超支，中期报告也会提醒他们。这表明新公共管理导向有助于改进组织的财务管理。产出预算能使政府会计人员更多地关注产出和绩效，有助于定义任务和明确责任结构，变得更加专业化和企业化。新公共管理和产出预算也影响会计实践，尤其是组织文化(从投入和过程导向变成产出导向)。另外，产出预算的引入通常与分权相结合，分权后组织层级更少，灵活性增加。分权组织的任务、产出和结果导向和透明度也将逐渐增加。通过这种方式，组织文化将逐步改变，组织制度也跟着改变。
编制产出预算也将影响非财务人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员需要预算和控制信息，也参与到生产这种信息。这主要是因为预算和控制信息在本质上并非严格的财务信息，而是内容导向。这意味着生产和解释预算及控制信息不再是财务人员的专利，内容导向的雇员也开始关注财务信息。
总之，引入产出预算意味着市民服务和政治家的活动(如定义和讨论政治领域的内容)已经逐步变得更加关注。比以前更频繁的是，特定政策领域正考虑更广的政策项目内容。在有些领域，更多的政府人员开始参与产出预算。
(三)绩效预算和基准
绩效衡量、新公共管理、引入产出预算和基准密切相关。事实上，绩效衡量是一个基本概念，它在引入所有这些会计技术变革中起重要作用。它与会计和会计变革的技术方面紧密相连，将改变组织管理的其它方面(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文化)，也评估和控制管理者的活动。
有些政府管理者反对绩效衡量。但大多数管理者认为绩效衡量很重要。基准提供了一个相对绩效标准。而且，如今绩效信息的收集采用平衡计分卡或者质量模型(如INK模型和EFQM模型)。很多政府管理者担心政府绩效衡量的恰当性，这确实不是新技术能完全解决的。虽然存在这些问题，但基准能逐步提供更有效的可比性绩效信息。基准能提供计划和控制信息，并提供一个相对绩效。从这个角度说，它有助于提高组织活动和绩效的透明度。
政治家更需要关注绩效信息，因为他们要直接面对公众和媒介的评论。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很多政府越来越关注绩效和绩效基础人力资源管理。
基准使绩效信息逐步在控制政府组织和提供更透明的信息给外部利益相关者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入产出预算也有助于政府实行绩效导向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将影响内部制度，也影响外部制度。很多政府开始关注信息的透明度、绩效和绩效信息，开始将工资水平与绩效评估相连。这不仅出现在组织的高层，也出现在组织基层。
新的和现存的绩效信息将逐渐变得更加重要。改进和正视这些信息将增加它们的使用，这将促进更加绩效导向的组织文化的发展。而更绩效导向的组织文化，通过增强人力资源管理，也促进绩效信息的使用。
五、基于制度理论分析新公共管理下的政府会计变革
旧制度理论及其代表如Greenwood和Hinings(1996)认为经济和其它制度因素将导致变革。经济问题如预算压力，在引入各种会计变革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很多改变被引入是因为它在其它地方获得了成功，看起来更加现代化，这是某些利益相关者所预期的或者被强制要求的。很多因素，如在社会制度经济学中提到的模仿和外部法律，也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制度理论和Burns和Scapem(2000)框架，各种会计变革可能被认为是规则的改变。这些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变，如预算削减和有义务引入应计会计和产出预算，也可以被认为是规则的改变。这些外部改变影响引入各种管理改变到组织革新，包括引入新的会计系统。当执行新的会计系统时，可能出现某些技术难题，这说明宣布一个规则的改变和只是纸上谈兵时相对容易。
组织的参与者是否能完全理解和遵守规则的改变，如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将改变惯例，很多政府会计人员认为新的会计系统和信息在刚开始或很长一段时间很难使用。根据制度理论，惯例持续的表现为日常经验和发展的结果的轻微改变，但它们植根于组织的价值和传统。
经过一段时间，惯例能够制度化，因为它们变成了制度的一部分，例如，制定了组织内外的思考方式(Hopwood，1990)。各种因素可能影响制度和作为制度一部分的惯例。各种政府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由于政府及其绩效可能显著的影响外部制度，价值和预期将会改变。由于政府的低效和不灵活导致了内部的不满足，内部制度将改变。制度的改变将刺激规则和惯例的改变。而内外价值的改变通常是逐步发生的，而不是惯例的剧烈的大改变的结果。
惯例的稳定性、改变的渐进性和组织历史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新规则，如新会计系统，已经引入但没有很好的理解，或者生产的信息被认为是无用的(例如，由于系统的不完全，不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或者由于人们没有学会如何使用)。新会计系统的信息可能很难用于控制组织，参与者继续使用现有惯例。这并不一定是他们抵制改变。很多政府管理者和会计人员的决策和控制继续基于传统的投入和过程导向信息(Scapens，2007)。这些传统的工作方法来至于文化和以前的关注投入和过程的培训。另一个导致继续使用旧系统的原因是新会计系统的规则还没有与其他规则和系统(如绩效评价系统)保持一致。但是，惯例在多年后将逐步改变。这将增加实际绩效信息的使用、服务导向、根据产品和效果思考(Modell，2004)。这些发展可以认为是与新公共管理思想保持一致的变革。
除了绩效信息，还有很多规则逐步改变的例子，如质量和人力资源管理、内部制度(如组织文化)(Busco et al，2002)。也就是说，从组织内部看，高质量绩效、保持一致、顾客导向等比以前更加强调和重视。这也是年轻的政府会计人员，在他们的专业培训时接受了新公共管理思想的熏陶，所提倡的。变革不仅由于预算削减和新规则所致，外部社会和政治压力也会导致变革，如生产率的下降、更多的市民批评等(Abrahamson，1996)。由于社会和政治因素，政府不仅需要引入新规则(如产出和结果预算)，而且要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惯例(如在控制组织时更加关注绩效)。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决定放弃过时的和不成功的工具和工作方法是对各种压力的合理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