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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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对外贸易经济现状问题解决

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与世界的联系也日益加强，其中一个很显著的转折点就是我国在2004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有了非常显著的提升，但是对外贸易的经济效益却和预期不符，这就导致最终结果与对外贸易的目的即效益最大化相违背，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本文首先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发现了其中出现的问题，再进行了对应问题的解决。

一、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经济的状态

从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对外贸易的程度也越来愈大，这就保证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水平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这能够从方方面面得到体现，例如对外贸易规模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对外贸易结构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都能够体现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除此以外，也能够从近几年的对外经济贸易的数据得以体现，如2006年的时候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达到了一万七千亿美元，其增长的幅度相当大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三，这说明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真的处于一个发展的状态。

但是，虽然我国目前对外贸易经济处于如此发展迅速的状态，但实际上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比如说低收益、高成本等等。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欧洲发展国家之间的金融竞争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也越来越强烈，这也就让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我国的经济发展越迅速，对外经济贸易中突显的问题也将越来越多。如何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这成了目前我国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

二、针对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出现的问题解决方案

要想保证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取得持续发展，且其中的对外经济贸易效益也能够和对外贸易经济水平一起增长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经济手段和措施。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及其措施保证我国在对外经济贸易的过程中能够避免一些没必要的损失，提高整体对外经济贸易，真正意义上达到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发展。

（一）扩大我国内需

我国居民的国内消费水平普遍较低，这是因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总体上消费水平还是不高，这是我国目前国情所决定的。消费率低下的状况就导致了我国对外需的需求非常的大，这就导致外部发展优于内部发展，而内部发展无法支撑外部发展，这也是我国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始终得不到大的提升的原因。因此，我国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来对我国内需进行扩大，保证我国的居民内部消费水平能够得到显著的提升，从而使我国的内部发展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最后再利用内需带动外需，让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能够得到支撑。从而保证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机制能够有效的进行，最终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整体发展。

（二）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经济的产业结构

我国在对外经济贸易的产业结构最主要的部分为制造业，但事实上，要想让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贸易产业结构最优，在其对外贸易过程中具有独立性其最终的部分应该是服务业。对于我国来说，服务业仍然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服务业的起步比较晚，其发展度还不够成熟，因此，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中不能够将服务业作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但是我国的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国家应该加大对我国服务业的重视程度，对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努力将服务业的比重进行提升，从而达到对外贸易经济的产业结构最优化。

（三）提高对外贸易经济劳动者的专业素质

具有专业素质的优秀的劳动者团队对于对外贸易经济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在对外贸易经济的过程中，人才能够让最终效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另外，我国目前的对外贸易经济劳动者专业素质不够高，对于对外贸易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不能够及时的去解决，这就导致对外贸易经济得到损失，因此我国应该加大力度对对外贸易经济相关的人才进行培养，例如外贸型人才等等，通过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对对外贸易经济进行专业的操作与掌控，能够很大程度上增加对外贸易经济的效益。

结语：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对外贸易经济中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第一就是扩大内需，第二就是优化对外产业结构，第三就是培养对外贸易相关人才，通过这三条对策，可以让对外贸易经济现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本文争对中国对外贸易经济还只是做了简单的分析，但是我相信，只要对对外贸易经济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且提出相应的方案对策来解决，最终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就能够真正意义上实现增长。

作者：汪欣等

参考文献： 

[1]李雨缪.中国对外贸易经济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中国商业贸易出版社2009（21）. 

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9-0051-04

块状经济（Massive economic）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形成的一种产业集中、专业化极强的，同时又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区域性产业群体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强化专业化分工协作、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吸纳劳动力就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块状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些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产业层次低下、创新能力不强、规划引导缺失、平台支撑不力等问题也逐渐显现。推动传统块状经济的转型提升，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区域竞争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般理论认为，块状经济具有地域的集中性、要素的根植性、企业的关联性、生产的专业性等特征，其转型升级可归结为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在全球价值链上获取附加值能力的提升。就此问题，国内外学者分别从全球价值链理论（Global Value Chain）、技术创新理论（Technical Innovation）、产品生命周期理论（Theory of Product Life Cycle）等多种视角进行了研究。结合已有的理论成果，本文着重从实证角度，考察国内典型区域推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做法（见表1），分析和归纳其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一、转移一般生产环节，发展特色总部经济

块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人力成本上升、土地紧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引导块状经济中的企业将一般性成产环节转移到人力和土地成本相对较低、基础设施相对较好、产业配套相对完备的其他地区，使作为块状经济“头脑”的企业总部和作为“身体”的生产基地在物理空间上分开，这样既能以较低的成本价格取得信息、人才等战略资源，又能获得转入地的土地、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常规资源，实现两个不同区域的资源在块状经济中的优化配置，依托区域块状经济培育特色总部经济的趋势逐步呈现。

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台湾信息产业集聚地新竹，受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和环境承载等因素的影响，将大量的信息产业生产环节转移至大陆长三角和珠三角，成功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使新竹逐步成为中国台湾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和“龙头”，成为世界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又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珠宝企业开始发迹于深圳罗湖区水贝，目前已经有超过3 000家珠宝企业及珠宝配套企业集聚于此，形成了“世界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水贝”的局面。但近年来，随着地租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生产加工制造企业陆续搬迁出去，水贝珠宝产业链逐步向研发设计、展示交易、品牌经营等产业链高端延伸，目前已有超过80%的“深圳珠宝”区域品牌成员企业入驻，并拥有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金丽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水贝玉器批发市场等众多高水准、专业化的大型珠宝展示交易平台，奠定了深圳作为中国珠宝之都的地位。

某种意义上来说，块状经济是没有“围墙的园区”。要推动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必须始终注重塑造自身高端化的特色优势。加快发展特色总部经济，推进主导产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延伸，并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推进块状经济相关资源的整合，是形成块状经济发展新优势的基本原则。

二、针对性地嫁接外资，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块状经济完全依靠内生增长和自我更新，已经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少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把土生土长的块状经济放到国际化的背景下，通过“嫁接”外资来做强和提升自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而实现产业的突围和升级。由于不同块状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属性以及产业发展程度的不同，在嫁接外资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

一种是拉长型嫁接。例如，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嘉善第一大块状经济——以胶合板为主、占全县产值达30%的木业发展速度开始趋缓。为保持木业块状经济的先发优势，嘉善通过多方努力，引入了国际家具业的龙头企业——台升家具。该项目的引进，带动了家具、化工、五金、包装、玻璃等10多家配套外资企业的进入，意味着嘉善木业块状经济的产业链得以拉长，从而促使嘉善木业向国际家具制造中心发展。另一种是补缺型嫁接。从1997年开始，海宁大量引进国外各类先进经编设备，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经编产业生产基地和市场集散地，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40%。但在原材料提供、经编产品后整理等关键环节上，海宁本地企业显得力不从心，这严重削弱了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此，海宁将弥补产业链弱项作为引资的重中之重，并成功引进专门生产经编布原材料的项目，从而大大改善了经编产业链中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问题。

总而言之，无论有多少种版本，块状经济“嫁接”外资的关键在于，利用块状经济极强的技术吸收和低成本生产组织能力，实现外资的本地化。这个过程也是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实现产业融合的过程，两者分别居于产业链中的不同位置，互为配套，外资对提升当地产业链竞争力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三、改造提升专业市场，引导块状经济发展

专业市场是块状经济起步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想实现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的转变，最终必须依靠市场，通过大量企业的衍生与扎堆而形成。当前，生产能力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产能过剩必然带来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减少和亏损增加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此时，通过完善商品交易的专业市场建设，缓解产品的销路问题，无疑是很有效的途径。

在此方面，义乌是一个典型。义乌的块状经济多数是在商品交易市场的带动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即是“以商促工”的结果，并无先发优势可言。而随着产业规模的壮大，义乌又不失时机地推动传统市场的改造提升。一方面，积极运用电子商务、连锁配送、信用交易等方式扩大经营，努力推进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的结合；另一方面，加速发展公证、咨询、会计、法律等中介服务业，逐步实现专业市场从交易平台到服务平台的质变。正是通过商品交易市场的这种先导作用，为义乌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拥有40万余种交易商品的全球规模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而专业镇经济发展的广东，也大力推进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获取市场和技术信息。比如，佛山市乐从镇建成首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试点镇”，中国塑料网、家家易、中国国际家具网、中国家具之都网等迅速发展起来，近八成企业都加入行业电子商务平台，引发了乐从钢铁、塑料、家具三大专业市场经营模式的重大变革。2011年，乐从实现了70多亿元的电子商务交易额，带动了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

由此可见，专业市场对块状经济的带动效应非常大，可以使市场信息、产品制造、销售渠道、服务产业等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传统领域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加快完善与块状经济相配套的专业市场建设，有利于进一步集聚信息、物流、金融、营销等各种生产资源，是促进块状经济转型提升的重要基础。

四、龙头企业带头引领，推动技术创新升级

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低水平重复竞争突出是块状经济的通病。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升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提高块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由于块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区域内一批龙头骨干企业的带动和发展。因此，引导和扶持块状经济龙头骨干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之成为创新型企业，对引领和带动块状经济内企业、产业的技术创新，加快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例如，面对国内外纺织品服装市场激烈竞争，上海纺织提出了“科技与时尚”的发展理念，实施科技先导，确定了走高端纺织之路。在这一思路引导下，由龙头企业上海联吉合纤公司成功地研制开发出葆莱绒保暖纤维新品，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随后，该纤维品牌先后与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上海东纺科技进出口公司、上海三枪（集团）公司、上海幸福纺织印染公司等企业进行相关产品开发，以市场化方式把纺织产业链连接起来，形成以葆莱绒为核心的新专利集群，从而推动上海纺织产业的提升。又如，在认识到代工的局限性以后，深圳电子信息行业的民营企业开始持续自主创新。华为、中兴通讯等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际主流标准的制定，在国际市场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华为在全球123个行业标准组织中担任148个领导职位，中兴通讯已加入了70多个国际标准化组织，获得NGN、光传输、信息安全、网关及3G终端等领域的国际标准起草权席位。这些技术创新直接服务于企业，同时又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使技术创新成果影响到周边的中小企业，深圳信息产业集群的全球竞争力也由此得到提升。

由此可见，在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浪潮中，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导龙头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力度的同时，还应加快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建设，组织实施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形成龙头+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创新发展模式，以点带面，提升集聚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

五、政府优惠政策安排，助推高端产业聚集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政府设立产业功能区，并采取制度性安排予以强力推动，是部分高端产业园区形成集聚效应的主要动力。这种制度安排涉及的政策是系列性的、系统集成化的，政府对这些产业功能区块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项目的支持领域、布局规划安排、资金的支持方式、财政政策的倾斜、海关优惠政策及人才的激励政策等，发挥了较强的支持引导作用。

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就是政府组织型产业集聚的一个成功范例。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的合作项目，多年来园区开发建设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幅达30%左右，利用外资连续多年名列中国开发区第一，2013年在全国90家国家级开发区评价中位列第二，也是我国吸引国外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搞得最好的开发区之一。依托这一优势，苏州工业园区诸如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光电、纳米技术等产业也得到快速集聚式发展。此外，无锡物联网产业的集聚发展也具有典型意义。当物联网技术在国内刚刚兴起之时，无锡市政府果断引进中科院等相关科研力量，充分运用“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的政策支持，迅速实现了物联网产业从无到有的集聚过程。当前，无锡物联网企业已经增至608家，包括传感制造、共性平台、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和运营服务等各门类的物联网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区域配套能力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突破10万人。初步估计，2012年无锡物联网企业总营业收入突破600亿元，物联网及相关产业产值超过千亿元。

实践表明，虽然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政府在推进块状经济的转型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包括为块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通过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解决块状经济发展中的各类难题等。总而言之，其目的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及公共服务，为提升块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 魏后凯，等.中国产业集聚与集群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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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群飞.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提升的路径[J].中国国情国力，2012（5）：59-60.

[5] 朱李鸣，陈文杰.依托区域块状经济培育特色总部经济——对永康实践探索的思考[J].浙江经济，2009（3）：49-50.

[6] 刘军.加快推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研究——基于宁波的个案分析[J].宁波经济（三江论坛），2009（1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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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春香.宁波特色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对策研究[R].宁波市工业经济研究课题，2012.

Typical Chinese Domestic Regions'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ssive Economy and Its Enlightenment

Song Binglin1，2

（1.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Department Economic Research，Shanghai 200235，China；

2. Ningbo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Ningbo 315000，China）

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贸易；现状；政策；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而言，对外经济贸易的作用不容忽视，只有积极融入到国际贸易当中，才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获取稀缺的资源、设备以及技术等。

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

（一）发展的机遇

随着我国加入了WTO，对外经济贸易自由化一直都是国内倡导的重点，这样有利于双边以及多变贸易体系的完善。在对外服务经济贸易上，大幅度地促进了国内商品的出口，为经济贸易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

（二）面对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深入，也使得贸易摩擦与国际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究其原因，第一，各个国家一直以来都需要贸易保护主义；第二，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政策与体制方面，国内无法保持其达到完善的地步，从而出现了一些贸易摩擦。在全球经济化的推动下，想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就需要对国外诸多因素加以考虑，同时，再针对自身问题作出调整。另外，国内当前的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还采取的粗放型增长，这样对于环境、能源方面的运用都会产生矛盾，容易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建议

（一）做好多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与完善

对于周边的国家与地区，我们都应该深入做好其市场的开发，建立自由贸易区，扩大与发展中国家质检的经济贸易来往，做好对其市场经济的研究，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拓展在拉美、非洲以及中东等区域国家的进出口市场份额。另外，从国内的发展出发，为了确保自身的建设作用能够在谈判中发挥作用，就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融入多边经济贸易的谈判

中去。

（二）做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

出口产品结构的建立完善，不断地调整进出口产品结构，才有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于产品出口当中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也需要积极推动其发展，并且将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致力于开发的关键点，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方式，推动国内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

（三）推动资源可持续发展，降低环境成本

为了推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开发绿色产品，降低环境成本也是不可缺少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资源方面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力。在对外贸易经济领域当中，为了适应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朝着效益质量型的方向发展，避免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提升的对策

（一）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需要以竞争优势导向为主

在战略方面，出口导向是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目标，但是，如此的粗放型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却无法带来利益与对外贸易数量的同比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对外经济贸易的竞争力也会产生

局限。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国，其经济结构还无法达到经济贸易强国的水平。这也就要求了国内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需要朝着平衡型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国外的优秀资源，才能够就解决国内资本、资源与技术方面的缺失；同时，随着全球化趋势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与强化，我国也逐渐地增强了对世界各国的竞争性与依赖性。因此，想要将竞争优势体现出来，就需要将自己的竞争优势作为主要的导向，能够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增加。

（二）优化升级产品结构，加快产业集聚

对于国内的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的增长，产业集聚与规模经济是主要的因素。产业集聚与规模经济不仅会影响到企业的集聚、沟通与信息的传递，同时，对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强化竞争，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都有着直接的作用。目前，由于国内产业化集聚还无法达到较高的要求，还未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使得企业的应变能力、竞争能力都无法满足发展需求。所以，在机遇与发展并存的时期，对各类产业采取联合、改组与租赁等方式加快其集聚与整合，才能够将产业与产业、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分割打破，从而形成整体化的区域优势，如此才有利于保持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生产经营当中所耗费的成本。另外，集聚优势的利用，还能够对调整与升级自身的产品结构，深化自主创新与技术改革，从而满足国际市场竞争需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占据一席之地。

四、结语

只有在了解国内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之后，才能从政策与对策方面找到对外经济贸易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措施，才能够推动国内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范文第4篇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遗孀根据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讲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的讲稿整理汇编而成，这说明韦伯在1920年之前已经产生了社会经济史的理念。该书于1936年由郑太朴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重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家计、氏族、村落、及庄园制度———农业状态”;第二章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前之工业及矿业”;第三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财货及货币之流通”;第四章为“近代资本主义之起源”。书中重点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诞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独特社会条件。另一位在这一学科领域具有开创作用的学者是俄籍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响广泛。他采用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铭、钱币、建筑遗址、器皿、苇纸卷等文物为依据，并利用古代罗马作家著述中的相关内容，阐述了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会经济状况，对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该书由马雍、厉以宁译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斯托夫采夫还著有《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等社会经济史的著作。第三位对社会经济史学科领域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是美国的汤普逊(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连出版《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此二书的主要内容为欧洲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后者较多着力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行会、银行、商业、外贸，以及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该二书的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吕西安·费佛尔和马克·布洛哈合作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这意味着他们开始提倡经济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们的这一提法是针对以往历史研究限于少数帝王将相的历史，只是研究政治、军事、外交的历史，其用意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要把经济史和社会史特别是经济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一倡议，日益引起欧洲和日本历史学家的重视，到1930年代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会经济史学科及其研究开始在欧洲和日本兴起。由中国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国学者的相关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原版1935年，中译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贯串着商业发展农业和农村阶级变化城市和市民阶级变化发展工业产生和发展国家新经济政策的研究路径。同时，又有日本学者的一些相关著作传入中国。如森谷克乇《中国社会经济史》、猪谷善《美国社会经济史》、崛经夫《英国社会经济史》、加田哲二《德国社会经济史》、伍纯武《法国社会经济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会经济史》、内田繁隆《日本社会经济史》、小林良正《俄国社会经济史》以及佛尼威尔《缅甸社会经济史》等。统观这一阶段欧日学者这些著作的内容结构，从中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属于经济和社会，或经济+社会的历史，即韦伯所谓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学者所谓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机械相加，且大多内容结构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内容更显单薄，大多只有100页左右。二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或称社会经济史，或称经济社会史。欧洲学者对这两种称谓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称社会经济史，法国年鉴学派之后主要称经济社会史;日本学者则几乎都称为社会经济史。这可能与翻译上的不同习惯有关，或将经济放在前面，或将社会放在前面。这两种称谓虽名称各异，但内涵类同，即均是经济+社会的历史。至今，国外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在延续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属于专题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体性的研究尚属少见，而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则显得更为广泛而多样。就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其广泛性和多样性显而可见。如美国学者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重点论述了20世纪前60年代中国农村集市、乡镇和中心城市三级市场的发展、变迁和现代化的过程;分析了市场与社会结构、市场与社会习俗、市场与交通、市场与地理状况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二书，在论述小农经济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产技术和规模的问题，也涉及了社会因素的问题;美国学者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在分析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和竞争时，涉及了企业家精神、组织技巧、国际环境等问题;美国学者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对比英国产业革命时期与同期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原因时，着重论述了技术因素和资源因素;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涉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周边环境、商业网络、传统社会因素等问题。由上可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学科在西方国家已经产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许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维逻辑、内容结构、研究方法无疑是社会经济史学科内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们去提炼、总结和整合。

二、中国学者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状况

在中国，就笔者所见，社会经济史这一名称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韦伯《社会经济史》采用这一名称晚十四年。是年，王亚南署名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王亚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学，阅读了大量马克思著作及欧洲古典经济学，该书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讨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据作者自述，自第二编以下大体根据日本学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国社会经济史》编译而成。继王亚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国经济社会概论》一书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势概说、国人的观念与习性、国人的生活动态与劳动效率、历代货币、交通问题、商业组织、商业清算与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国晚期较为著名的经济学家，1930年前后留学日本，1937年曾出版《国民经济建设概要》一书。傅衣凌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公认的社会经济史专家。他从1940年代开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参考资料》，此后又相继出版《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1944年)、《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1957年)、《明清农村社会经济》(1961年)、《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年)。他主要从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经济变动等方面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以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阶级斗争为研究路径。他还于1960年在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首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社会经济史研究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即已出现，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对其学科概念的认识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内容也主要限于生产关系、商帮、行会、阶级之类。汪洪法著作虽涉及面稍宽一点，但仍显单薄。198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史开始受到重视，认同面逐渐扩大，有日益增多的学者开始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来，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著作陆续增加。除了傅衣凌这样承前启后的专家继续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学者的著作相继出版。如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1991年)，显恩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1993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1997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2000年)，张晓辉《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2005年)，以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2006年)等。这些著作显示了两个研究状态:一是以区域的明清时期的研究为多。即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大多是区域性的，涉及全国性范围的唯有《民国社会经济史》一种;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多是明清时期，明确以近代为界的只有三种。二是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仍以经济状况、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为主体，但有的亦兼及商帮、行会，还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这与此前的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显然拥有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经济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朝着社会经济史的方向迈进。如汪敬虞主编、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三册)，与以前严中平、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相比，社会经济史的内容已有明显的增加和加强，其中能够体现这一特色的内容主要有:农业经济中租佃关系、雇佣状况、生产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税收、财政、公债、工商政策和法规等，这反映了普通经济史学科内容体系向社会经济史扩展的新动向。此外，在专题研究中，具有社会经济史特色的内容和领域已有众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经济政策和法规;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生产技术;商会、农会、经济协会、同业公会等经济团体;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及其现代化改造等方面;还有一些论著着力于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或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社会，或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经济，等等。

三、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

经济史概念和研究体系的讨论迄今为止，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对于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概念，尚处于混沌状态，有关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内容超出纯经济的范围，故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因此社会经济史的学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进一步深入探讨。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展，有的学者亦在探讨这一学科的概念含义和研究体系等问题。对此较早进行探讨的是西方学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经济社会史”的命题，并认为经济社会史有三大特点:一是经济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即通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理解历史过程在长时段如何发生变化;二是整体的历史，即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说是由下至上的历史。在中国，有原本从事普通经济史研究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个人见解。最早对社会经济史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进行设计的是陆仰渊，他在《民国社会经济史·绪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两者之间适合或不适合，以及两者之间关系，就是社会经济史的全部内容。”所研究的内容，则“必须兼顾重视”影响经济变化的“各种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决策、政策，民族资本与官僚、商人和买办的关系。2001年，著名经济史研究学者吴承明在谈论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也涉及了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含义和研究体系问题。他在《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以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重视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并明确表示“赞成社会经济史的提法”。吴承明所说的第一学派也可以与第三学派归纳在一起，统称为社会经济史。关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言下之意，经济史研究不仅要考察经济发展的现象，更要考察现象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及考察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而应该说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史学家之外，社会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行龙《经济史与社会史》(《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即专门探讨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经济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是20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大趋势。经济与社会本不可分离，只有将经济因素置放于社会整体历史的变迁中进行考察，才能使经济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时隔四年，行龙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中谈及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他指出，各行各业的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生态等因素本身就是难舍难分的统一体”;并强调“首先从区域史的角度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此外，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社会经济史学科有所采用。例如，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1992年)一书，虽为专题性研究，但视角颇为新颖。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编制的“明清社会经济史专题”课程，虽未成著作，但亦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经济史构成体系的一种理解，不乏值得借鉴之处。其课程的内容构成包括:人口与耕地、田赋与徭役、政府的经济管制、农业生产力与土地经营制度、资本主义萌芽与传统工商业、市场扩展与商业制度、都市化的发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与乡绅社会、民间社会的发展、政府政策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等。体会和总结上述相关学者对社会经济史研究范畴的阐释，以及众多学者的各种专题研究，笔者觉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体系包含六个层面:一是思想观念层面，以能够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思想观念为主体，包括经济方针决策者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的集体性经济主张;二是经济决策层面，以政府为主体，包括决策者的经济诉求、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定;三是环境层面，以国外和国内的政治及经济影响为主体，包括国际关系与经济、外贸和投资状况，国内的制度变革和时局状况;四是经济活动承载层面，以资产阶级为主体，包括他们的参与国家商政活动、组织状况、经济外交活动以及与政府的互动渠道;五是技术层面，以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为主体，包括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及创造、新产品的发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六是经济运行层面，即各部门经济的发展和变迁状态。

四、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未来之路

国内外经济发展现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均衡管理

[中图分类号] F83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09-0066-02

[作者简介] 黄术生,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干部,研究方向为外汇管理｡(江西 南昌 330008)

一､开放型经济环境下的均衡管理观

市场经济不仅包括产品市场,还包括货币市场｡货币的价格是利率,当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相等时,市场利率达到均衡水平,此时,整个市场的经济福利最大,这就是货币市场的均衡｡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均衡,就是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社会经济福利最大的状态｡再来看对外开放的情况,产品市场的总供给还要包括进口,总需求还要包括出口;货币市场的货币供给还要包括资本输入,总需求还要包括资本输出｡这时,产品市场的均衡和货币市场的均衡,就不仅要考虑国内市场的供给与需求,还要考虑进出口､资本输入输出对国内市场的影响｡进口､资本输出,意味着向国外支付货币资金,即外汇需求;出口､资本输入,意味着从国外收进货币资金,即外汇供给｡在自由贸易和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当外汇需求大于外汇供给时,国际市场价格和汇率上涨,出口和资本输入将增加,进口和资本输出将减少,国际市场价格和汇率将随之下跌,反之亦然,直至外汇供给与外汇需求相等,国际市场价格和汇率达到均衡水平｡一般地说,外汇供给与外汇需求相等,是净进口(进口减出口的差额)与净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减资本输入的差额)相等｡我们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从国外收进的全部货币资金和向国外支付的全部货币资金的对比关系,称为(狭义的)国际收支;把净出口与净资本输出相等,称为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均衡,还应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因此,宏观经济的均衡管理,首先就是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国内经济均衡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实现国民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二､均衡管理的目的

1.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国民经济均衡,就是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社会经济福利最优的状态｡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有利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然而,国民经济均衡,是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经济的理想状态｡事实上,由于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总是客观存在的,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往往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常常难以自动平衡,国民经济均衡不能自动实现｡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投资过热,需求不足,就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难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均衡管理观,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促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尽可能接近一致,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在外汇管理领域,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体现在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对于现代开放经济的国家至关重要,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不仅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对外经济交往情况,还反映出该国经济的稳定程度｡当一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失衡状态时,无论是逆差还是顺差,都必然对该国国内经济形成冲击,影响其就业水平､价格水平及经济增长｡虽然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国内经济失衡的外在反映,但国际收支不平衡反过来会加剧国内经济失衡｡所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外汇管理工作的首要目标｡

我们追求的国际收支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平衡,而不是静止的､简单的､形式上的平衡｡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外汇资源相对于经济发展需要十分短缺,保持国际收支适当顺差就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同样是在自由贸易和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条件下,通过国际市场价格和汇率的调节而实现的理想状态｡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出于保护本国政治经济安全等目的,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不可能完全消除,世界上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也并不多｡并且,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其国内经济状况的反映,由于国内经济本身也难以达到均衡状态,一国的国际收支不可能自动实现平衡｡所以,我们必须树立均衡管理观,采取适当的政策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尽可能地接衡状态｡

2.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社会利益均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利益均衡,不是社会利益的巨大悬殊,但也不是社会利益的绝对均等,而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尽可能趋向均衡,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在外汇管理领域,社会利益均衡体现在各个经济主体参与对外经济活动所获的利益均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的行业､规模､性质的企业､不同的个人,由于资源条件､经济基础等差异,以及政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所获的利益差距越来越大｡以2004年为例,东部11省市进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约占全国的9成,中西部20个省市区仅约占全国的1成,就是对外经济活动中利益不均衡的突出表现｡对外经济利益差距的扩大,加剧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的重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以均衡管理观为指导,在制定和执行外汇管理政策时充分重视促进各个经济主体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利益均衡｡

三､以均衡管理观指导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改革

1.经常项目均衡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均衡管理观的基本要求,体现在外汇管理领域,就是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我们追求的国际收支平衡,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均衡｡现在我国的外汇储备较多,出口和进口替代能力较强,外汇资源相对丰富,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外汇短缺,而是国际收支长期顺差与储备相对过剩｡因此,现阶段首先应将“基本平衡,略有节余”作为国际收支目标,树立“平衡管理”的新思路,通过加强贸易､非贸易收结汇管理,进一步放宽贸易､非贸易购付汇管理,适当地控制外汇资金流入,有序地引导外汇资金流出｡

2.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要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仅仅在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上树立均衡管理观还是不够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也必须以均衡管理观为指导｡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在政策制定上应相互协调,清除政策上的盲区和重叠区,加强政策之间的配合;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在管理过程中也应相互协调,互通管理信息,加强管理上的配合｡经常项目要加强对出口收汇的管理,适当放宽经常项目外汇支出限制,资本项目加强对外资流入的管理,适当引导对外投资,共同实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3.本外币监管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作为央行,要将均衡管理观贯穿于人民币管理和外汇管理当中,并将本外币监管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

4.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外汇管理政策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经济均衡发展

国际收支失衡是国内经济失衡的外部反映｡所以,宏观经济均衡,从根本上讲,还是要实现国内经济均衡｡我们必须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也体现均衡管理观,促进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目前,国内经济存在投资过热､消费不足的倾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选择应注重抑制投资,刺激消费,促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选择还应注重与外汇管理政策相互协调,只有国内经济的均衡,才能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